日語翻譯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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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日資企業里，中國人和日本人進行交流時，會發現在各自國家被認為是常識的事情，在對方未必是常識。

這對于認為“日本”和“中國”是“同文同種”的人來講，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要填補兩者之間的鴻溝需要做相當大的努力，無論對在日資企業工作的中國員工還是常駐中國的日本員工來講，他們依然在品嘗著這種苦惱。而經過幾年日語學習的日語專業畢業生，他們進入日企工作后，擔負著幫助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溝通和協調文化沖突的任務。即使作為會講日語的中國翻譯，感到和日本員工之間的交流很困難的情況也不少。翻譯本身是一項作為跨文化交流的中介工作，要說作為一名翻譯所必須的能力，首先必須有良好的語言能力。但是，光有語言能力是不夠的，一般來說，在需要翻譯的情況下，會相應的出現相關的專業話題。為了正確的理解談話內容，并將談話內容進行整理并清楚的傳達出來，翻譯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識面。毫無疑問，具備一定程度的語言能力和知識面是作為一名翻譯所必須的最低條件。

以前的研究當中，有關于日本員工的適應方面的研究，但是卻沒有看到以日語翻譯和日本員工為中心的研究成果。本文著重考察在日資企業工作的中國翻譯和日本員工進行交流時，在非語言交際的哪些方面感覺到文化摩擦，即考察日語翻譯在哪些方面難以適應。

二、研究意義和方法

本文通過分析日語翻譯難以適應的問題點，希望能對日語教育中就如何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這一環節，應采取什么樣的指導方法有所參考。在商務日語課程上，教師一般只教授語言知識和商務禮儀，今后應注意導入這些文化方面的知識。大學應積極給學生提供一些在日資企業實踐現場翻譯的機會，有意識地開設關于日資企業工作方式方面的課程。

另外，本文將要提到的中日兩國的文化差異，或許對日本員工和中國員工加深了解彼此的文化有借鑒作用，能進一步促進日資企業內部的溝通和交流。

再者，日資企業是一個特殊的異文化環境，考察翻譯的異文化適應，也許能為跨文化交際理論注入一些新的內容。

關于日語翻譯的非語言交際的調查研究，采取訪問調查來進行。調查對象為在中國的日資企業里工作的40名日語翻譯。日語翻譯中，有的是在日本學習了日語回到中國之后成為翻譯的，有的是從中國的大學日語專業畢業后進入日資企業的。本文主要以畢業于中國大學日語專業的翻譯為調查研究對象。調查于2011年3月在武漢東風本田汽車有限公司(35名)和武漢丸順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5名)實施。

三、調查結果

按照鍋倉(1990)的定義，非語言交際是兩個以上的人進行的語言以外的信息交換(相互作用)過程。研究表明，非語言所傳遞的信息，比語言傳遞的信息更具有沖擊力。學習外語并且同時學習非語言的人并不多，所以在和有文化差異的人交流過程中，會有許多非語言代碼領會錯誤的情況出現。本文主要從臉部表情、對人說話的距離、空間的使用方法、時間觀念、說話時的音調幾個方面來分析。

1.臉部表情

和中國員工相比，日本員工不輕易在他人面前表露感情。他們時常注意不要將憤怒、懷疑、后悔之類的否定表情表露出來，同時，也慎于表達他們歡樂、愉快等表情，任何時候都盡力維持一個溫和的表情。在中國員工看來，日本員工的這種一貫溫和的表情，在很多情況下，感覺缺乏表情，不知道他們心里怎么想。

例如，有這樣一個例子。某位日本領導指出中國員工部下工作上的失誤，并且批評了他。可是，這位中國員工卻笑瞇瞇的回答說:“今后注意?！笨吹竭@種笑瞇瞇的表情，這位日本領導更加生氣了。這是由于日本領導不理解中國文化中笑的含意而引起的。在中國，有一句諺語是:“伸手不打笑臉人。”在犯了錯誤，請求對方原諒的時候常常是微笑著的。

在中國能夠看到有人在公共場合流露自己的喜怒哀樂等真情實感。但在日本，所謂的“公”和“私”的場合是被分開使用的，在公共場合感情的流露是受到限制的。能夠展現出中日這種差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自己被對方表揚的場合。日本人會用言語和表情來告訴對方自己是不值得贊賞的想法。但中國人，雖然看得出對方是假意的奉承，卻還相反微笑著感謝對方。

中國人的這種態度在日本人看來是十分傲慢的。關于日本人對“笑”不可思議這一點，經常被當做話題。經常有心情悲傷卻還強顏歡笑，明明是一個很嚴重的話題，卻也還笑著討論。在日本人看來，心情悲傷是自己的事情，是一種得自己承擔并加以掩飾的義務，這對中國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行為。

對于聯系中日兩國的橋梁的翻譯來說，微笑之類的表情是最簡單的寒暄。即便只是一瞬間，表情也是一個能傳達彼此感情的信號。當然，根據時間和場合，在必要的場合得做到面無表情。能夠傳達許多情感的臉部表情，換句話來說，有可能是在語言產生之前的“語言”。

2.對人說話的距離

人們在交談中會根據雙方的關系及交際需要保持不同的距離，根據時間、場合和對象與談話方保持適當的體距是保證交際順利進行的前提。民族和文化背景不同，近體距離的感覺也不相同。每個民族都有一個自己認為合適的談話距離，太近或太遠都會直接影響雙方的交際心理?；魻?1973)將近體距離分成親密區、個人區、社交區和公共區。親密區在15cm到45cm范圍之類，是父母和孩子，夫妻之間保持的體距，關系不親密者不得進入這一范圍，否則會產生不愉快感。

個人區從45cm到120cm，是在路上遇見朋友時的談話距離。社交區從120cm到350cm，是從事商務活動和進行社交的距離。公共區超過350cm，是進行演講，演戲等活動的距離。筆者的一位朋友在給日本員工當翻譯時，日本員工有意識地保持一定的身體距離，這位朋友覺得有些疏遠就稍稍靠近一點，這時日本員工卻無意識地后退了幾步，以至于這位朋友曾經誤解為這位日本員工討厭他。日本員工有自己獨立的私人空間，并且無意識地拒絕其他人進入該空間領域，當然該空間領域即近體距離感覺因人而異，總體來說要大于中國人。

中國有句話叫“名不正，則言不順”。對于日本人來說，則可以說“身不正，則言不順”。要想有效地進行交際，首先要擺正近體距離。日本人日常會話的標準距離為1m左右，即保證自己講話時呼出的氣息不能傳到對方。而中國人與談話方保持的體距比日本人要近得多，這是因為中國人認為站得過遠顯得不友好。

中日文化中關于體距的感覺同樣也延伸到心理空間，漢語用“親密無間”來形容關系親近，而日本人崇尚“間”精神，即彼此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不喜歡跟他人過從甚密，以免喪失了自己的獨立空間。

3.空間的使用方法

盡管日本人的近體距離比中國人要大，日資企業里的辦公空間布局卻是“親密無間”的。一個或幾個部門的職員坐在一個一眼就能看到底的開放式空間，經理級領導不象中國的部門經理一樣有單獨的辦公間，普通員工大約六個人分成兩排面對面坐著，組成一個小島嶼形狀，在一個廣闊的開放式空間里，幾個“島嶼”整齊地排列，經理的座位獨立開來，正對著下屬，抬頭就能看到所有部門成員。在這樣一個敞開式的辦公空間里，有時一個部門內發生的事情，別的部門能迅速知道，相互間幾乎沒有秘密可言，這也正符合日資企業內部重視“匯報，聯系，商量”的組織形式。同事間說話的嘈雜聲和其它雜音成為日常勞動環境的一部分，如果有隔板隔開的話反倒不自然。對日本員工來說，在說話的嘈雜聲和雜音中工作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對中國員工來說卻并非如此。中國員工會認為這樣部門之間沒有了秘密，若有不想讓其他人知道的事情會很不方便，大都希望有一個獨立的辦公空間區域。

日本人所青睞的這種“大房間”式的辦公空間，使得同事們傾向于同一時間休息，同一時間抽煙，一起喝工間咖啡，更容易形成一個集體協作勞動的節奏感。

這種組織方式有利于相互之間信息的快速交換，便于復雜工作的完成，能促進集體合作和團結，明確以工作為中心的等級結構。從這點上來講，“大房間”式辦公空間布局真可謂用心良苦。

4.時間觀念

采訪時一位翻譯這樣說，嚴守時間是日本員工的很好的品質。而我們中國員工對于時間這個概念就顯得散漫許多。

不少日本員工抱怨說中國員工“不遵守約定的時間”，“時間上松散”。雖然時鐘顯示的時間是一樣的，但是在如何看待時間這個問題上，文化不同，對待時間的感覺也是不同的。根據霍爾的研究，時間的感覺大致分為兩種。一種稱為M時間，另一種稱為P時間。

M時是嚴格遵守時間，按照工作時間表來實行計劃。

P時則是重視人際關系，認為工作成就才是重點。那么，在日本文化中使用的是哪種時間呢?霍爾的研究表明，內部之間的交流使用的是P，和外部的人之間交流時使用的是M時間。與此相對，中國文化中使用的是P時間。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嚴格遵守時間的中國員工在逐漸增多。

中日雙方在時間和工作速度方面的意識很不相同。也就是說，中國員工尤其是非管理層工作人員，想著從早上9點到下午5點就完成了一天的義務工作。

另一方面，日本員工是一般職員也沒有5點就回家的。無論有沒有工作，沒有日本人規定5點是回家時間。日本人認為與其回家，倒不如和同事以及上司之間在工作上保持一致的步伐。比起個人的時間管理和分配，日本員工更加重視根據集體工作的進度安排調整自己的時間。

在采訪中，一位翻譯說:“我在下班鈴聲響了之后立刻起身離開座位，被日本人總經理看見后批評我不愿意主動留下加班。我當時說:當天的事情已經做完了為什么還要加班?總經理更加不高興了。”

當然這種對于加班的態度跟兩國的社會狀況有關，在日本，家庭主婦專門在家操持家務，而在中國，夫妻雙方一般都在工作，家務需要雙方下班后共同分擔。

5.說話時的音調

非語言交流中，特別是與語言的音聲表現有關聯的要素有副語言。副語言大致上分為音聲性質和發聲。音聲性質包括，音調(聲音的高低)、高低的幅度、速度、節奏等。語言和文化不同，說話時的音量音質也會各不相同。中村(2002)認為，“要說中國人屬于哪種情況呢?是一個對于氣味和聲音極少有強烈反應的民族?！敝袊酥v話時的音量和音調，在日本人聽來，會感覺為“口氣強硬”，“大大咧咧”，“充滿自信”。結果，日本員工誤以為中國員工是很激動或者很生氣的情緒。這樣一來，即使中國員工只是單純的詢問某種情況向日本員工提問時，日本員工有可能覺得好像在受到責備。一位翻譯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說:“中國員工大聲打手機，不顧及周圍的人，日本員工提意見說中國員工聲音大，中國是一個自我主張的國家，希望不要在任何地方大聲講話，在吃飯時不要大聲說話?！毕喾?，日本人說話時聲音小音量不足，因此，對于習慣了平時大聲講話的中國人來說，難以聽清楚。

四、小結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進駐中國的日資企業也逐漸增多起來，大多數日語專業的學生畢業之后，會去日資企業里從事翻譯工作。翻譯在一個日資企業中是十分重要的，同時也有值得去做的意義。但是，身為中國人的日語翻譯在日資企業這樣一個異文化中，能否順利完成和在華日本員工交流的翻譯任務受到質疑。本文以日語翻譯為對象，通過對非語言交際的幾個方面的調查了解到:中國翻譯和在華日本員工交流時會碰到各種各樣的不適應和煩惱。為了使翻譯的不適應降到最低限度，學校方面應通過定期向日資企業派遣實習生，為學生們提供實踐的場所;或者通過設置一些與日本商務相關的科目，讓學生們掌握日資企業的商務禮儀。

作為日資企業一方，既然了解了作為日語翻譯的重要性，就要重視翻譯，不能忽視對翻譯的各種能力的培養，還應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創造一個全新的經營文化。這種新的經營文化的形成只能依賴于互相交流，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另一方面，對于在華日本員工來說，不僅對中國的語言，同樣對于中國的社會、文化等的關心和了解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國員工也要對日本的經營管理和技術等持一種關心的態度，視具體情況，在翻譯之前，將要翻譯的大致內容向翻譯詳細的說明一下也是十分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