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認證與文學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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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言

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特定的社會文化情境之中，作為一種社會動物，我們在與他人或群體的復雜交往中，很自然地會關注“我是誰”，“我身在何處”等涉及自我身份認同的問題。身份認同（identity）概念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成為跨學科研究的重要問題，并且沒有任何衰退的跡象。“認同”一詞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指“個人與他人，群體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趨同的過程”。[1]而身份認同則是指“人們在個人或集體這兩個角度，認為自己是怎樣的人，以及這種認識是如何由文化建構而成的”。[2]作為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概念，它受到新左派、女權主義、后殖民主義理論家和批評家的關注和青睞，身份認同也由單純的哲學角度進入到了當今廣闊的社會現實領域，與民族、種族、族裔散居、文化、性別和政治等概念相結合，衍生出了民族認同、種族認同、族裔散居混合身份認同、文化認同、性別認同和認同政治等概念。身份認同不但在寬泛的社會文化層面凸顯出來，同時它也深刻地影響了文學領域，為文學研究提供一個新的切入點。身份認同為什么在當今成為一個熱點問題，這個問題是古已有之，還是僅僅是當代人的困惑呢？身份認同的出現不在當代，然而它成為一個問題卻是在當代。身份認同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它處于危機之中。保羅•吉爾羅伊（PaulGilroy)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身份認同具有重要性的世界里。既作為一個理論上的觀念，又作為當代政治生活中備受爭議的事實，它顯示出重大意義。”[3]喬治•萊瑞論述道“身份要成為問題，需要有個動蕩和危機的時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脅。”

身份認同問題的不確定性與以下語境有密切相關：首先，隨著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后工業社會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改變了西方和其他文化的關系及個體的身份感，身份認同本身產生裂變，從一種固定的身份，裂變為多種不同的身份和文化認同；其次，20世紀80年代末的東歐巨變和隨后蘇聯的解體削弱了已經被認可的身份。已經認可的身份和由聯盟崩潰造成的身份困惑構成身份認同變化新的驅動力；再次，各種政治原因和社會原因造成的知識分子選擇的自我放逐和遷徙，使他們集中到環境相對自由的世界性大都市之中，如巴黎、倫敦、紐約、維也納等，形成了20世紀特有的全球“散居”現象，并由此帶來了突出的文化身份認同問題和認同危機。政治、經濟、文化等外部巨大變化使主體對世界的把握變得越來越難，個體在時空變化中迷失了方向，動搖了人們對身份認同的傳統理解，整體的、同質的自我被多樣的、異質的身份所取代，抽象、普遍的同一性被具體的、特殊的差異所更迭。可以說，身份之所以成為“問題”，恰恰是以身份的穩定性和統一性的喪失為前提。

二、身份認同概念梳理和主要問題

身份和認同這兩個概念在英文中是以identity一詞來表示的。從詞源上看，英文中的identity源自晚期拉丁語identitas和古法語identite，受到晚期拉丁詞essentitas（即essence，本質）的影響。英文中identity一詞的詞根是idem，意為“同一”。故identity的基本含義是指物質、實體在存在上的同一性質或狀態。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同一性”概念，在英文中也是用identity來表示的，用來說明思維和存在之間具有同一性，這種同一性中既包含著思維與存在的本質，也包含著差異。總的來說，identity一詞可以從兩個維度進行界定，縱向，它側重個體的差異；橫向，它側重群體的同一。在當代文化研究語境中，由于受西方哲學、人類學、心理學和文化研究的影響，對identity一詞的翻譯和使用還存在著比較混亂的局面，交替使用“認同”“身份”、“同一”或“同一性”等詞匯。顯然，在理論上對identity一詞在漢語語境中的翻譯和使用進行規范就顯得很有必要。我們應該首先要把哲學上使用的identity區分開來。在哲學上，identity的翻譯可以統一使用“同一性”，在某些語境中與sameness（“同一”）、oneness（“一”）這兩個概念相當。而在人類學、心理學和文化研究中，則應根據不同情況和語境，分別使用“身份”和“認同”兩個概念。[5]當然，我們應當明白的是，identity這個詞語所具有的“身份”和“認同”兩個概念是始終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很難截然劃出明顯界限。本文主要從強調整體概念出發，故將該詞所蘊含的兩個概念一起表述為“身份認同”。有關身份認同最具爭議性的問題是：在差異無所不在的語境中，如何看待個體的身份認同？其實質就是身份本身的規定性，即身份是固定不變的、本質論的，是意義的核心，先于并超越文化和政治，可以通過理性把握的，還是流動的、開放的、在社會歷史過程中人為地為了特定利益和目的被建構出來的。學界對此問題展開了熱烈的爭論：英國文化研究學者斯圖亞特•霍爾在《文化身份與族裔研究》中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文化身份觀。第一種是本質主義的身份觀，以“同一性”為前提，認為身份是一種共有的文化，集體的一個真正的自我，可以通過個人意志獲得，個人和群體身份都是內在的、本質的和總體性的，強調相同的歷史經驗和共有的文化符碼，如“加勒比性”和“黑人性”就是這種身份觀的產物。霍爾認為，傳統的身份認同是整體性、本源性和統一的，其核心就是一種本質主義傾向，為了反對這種傾向，他提出了第二種身份觀，主張身份認同的建構主義模式，也就是差異的身份觀。這種觀點強調差異、斷裂、非連續性，認為“文化身份就是認同的時刻，是認同或縫合的不穩定點，而這種認同或縫合是在歷史和文化的話語之內進行的。不是本質而是定位”。

身份認同從未是單一的、穩定的，它始終處在建構的過程之中。身份認同的未完成性、過程性、開放性和可塑性是其最大特點。當今大多數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都贊同社會身份和文化身份是處于流動之中，在歷史和現實語境之中不斷變遷的觀點。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提出“想象的共同體”概念，認為“想象的共同體”構成了我們對身份、家園之想象的必要組成部分。克里斯蒂娃研究了語言在塑造民族身份中的作用后指出，對語言之意義的意識，必定存在著一個明確的言說主體，而言說主體又受到立場的支配，因而言說活動總與相伴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及其危機有關。[7]霍爾則認為，應該把身份認同視為一種生產，永遠處于過程之中，是在話語實踐中出現的，經由話語實踐，（或具體說，是經由表意實踐）內部而不是外部構成的再現。可見，把身份看成流動的、建構的和不斷變化的觀點，強調差異、斷裂、遷移，挑戰和質疑本質主義的身份觀已經成為當代文化研究的主流。

與身份認同研究有關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我”（“自我”、“我們”）與“他”（“他者”、“他們”）的關系問題。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始終與建構者和被建構者緊密聯系在一起。在后現代的語境中，對“我”與“他”問題的關注，通常都是在一種二元對立的框架中進行，如男人與女人、主體與他者、主人與奴隸、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白人與黑人等等。因此，身份認同往往成為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理論的關注重心。后現代的文化研究者追溯“我”與“他”的關系問題，其目的是試圖通過文化研究進行社會批判、政治批判和意識形態批判，并以此去顛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陳規與偏見。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揭示了帝國主義的文化邏輯。他斷言，帝國主義在全球范圍內把文化與身份認同合為一體，其危險的結果就是“使人們相信他們只是，主要是，只能是白人、黑人后西方人、東方人”。[8]薩義德認為，身份是“集體經驗”的聚會，身份可以通過建構對立面和他者來確立。他倡導一種類似于音樂中的“對位法”來分析身份的建構問題。霍米•芭芭在研究“他者”問題時提出：“在他性的意識形態建構中，殖民話語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它對‘固定性’概念的依賴。”“為了理解殖民權力的生產力，必須建構其它的‘真理’王國，而不是使它的表現服從于一種規范化的判斷。只有這樣，才能理解殖民話語客體‘生產性’的矛盾心理，即‘他性’：既是一種欲望的客體，又是一種被貶低的客體，是在對起源和身份的幻想限度內對差異的一種表達。”[9]斯皮瓦克的屬下研究試圖尋找一種方式重現殖民地人民的經驗、體驗和思想，建立一種讓“屬下”能說話的話語策略，她同樣反對把身份認同本質化和固定化，關注受壓迫群體的身份建構，突出被殖民化的屬下主體的異質性在身份建構中的作用。由此可見，強調二元而非一元，強調建構而非本質，強調參照系的變化而非固定陳規已經成為當今身份認同研究的主導趨勢。

三、身份認同與文學研究

通過對身份認同概念的梳理和主要問題的考量，我們可以得出兩個初步結論。一方面，認同是一個動態、未完成和發展的過程，具有建構性和開放性；另一方面，身份認同又是在話語實踐中進行的，文學作為一種表意實踐在其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從第一個結論出發，可知身份認同是從當下出發以指向未來為特點。從第二個結論出發，可以認為文學是一種建構性的認同話語實踐。從身份認同與文學的關系來看，有兩個問題值得思考：第一是文學如何重現或表征“我們”；第二是文學如何影響和塑造身份認同。兩個問題合在一起則成為霍爾所說的“我們會成為誰”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涉及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第二個問題是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論論爭。文學中的身份認同問題是一個歷久而彌新的話題，也是文藝理論中的基本命題。總的來說，身份認同問題在文藝理論中，存在著一個由隱到顯，從不自覺到自覺的訴求過程，存在著由淺入深，逐步擴展和深化的過程。身份認同研究學者發現，象征身份認同的渠道有很多，安德森論述了節慶儀式、紀念碑和博物館的在身份認同中的重要作用。中國傳統節日、各種儀式聚會、博物館無疑在強化國人的身份認同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與這些形式相比，文學則是更常見和持久的身份認同性話語實踐，再加上如戲劇、影視、廣播等“泛文學”形式的影響，這類話語對身份認同影響則顯得更加廣泛、深入和持久。從中小學的語文課本到各類文學作品，閱讀成為身份認同的重要形式，語言形成“我們是誰”觀念的重要途徑。那么，文學究竟是如何建構身份認同的呢？文學的身份認同建構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進行。首先是民族起源的神話。每個民族都有自己關于本民族起源的神話，這些神話在建構一個民族的根源方面意義重大。這種神話包括起源的空間、時間、始祖人物及其傳說，它們是形成一個民族一種共享的象征符合的關鍵。中國文學史不乏這種范例，從盤古開天地、女媧造人補天的神話到三皇五帝的傳說，至于蒙、藏少數民族，也都有關于本民族的長篇史詩。其次是歷史地形成的文學經典。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學史，盡管它們在內容和形式上千差萬別，但都會在歷史的長河中形成自己的經典作品。這些經典作品是長時段中重復性最高的文本，通過對這些經典文本的解讀，一代一代的人被建構成一個復雜的“想象共同體”，許多共享的觀念和體驗也在閱讀經典中形成。再次，在這些經典文本中，會形成一些典范性的人物形象，這些典型人物通常具有“人格樣板”的作用。也就是說，他們對后代子孫具有樣板性的人格塑造力量。中國文學史中這類典型人物俯拾皆是，從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到《三國演義》中的諸多文學形象，再到文天祥、包公等不計其數。這些典型人物在塑造積極的身份認同建構中作用不可低估。同樣，文學中的反面否定形象在身份認同建構中的復雜作用也值得探討，如魯迅對阿Q“精神勝利法”等國民劣根性的批判等。最后是文學中呈現的家園空間及其生活方式，尤其是具有象征性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如長江、黃河和黃土高原等。家園感是一種熟悉親近的感覺，它不斷強化著人們對家園的眷戀和熱愛，始終昭示和提醒著人們自己的文化身份。

眾所周知，隨著批評視野的拓寬，文學再也不是一塊封閉的領地，美國學者艾布拉姆斯著名的結構性框架，即世界—作品—藝術家—欣賞者，在分析文學書寫和文學接受中由于沒有觸及文學書寫的文本環境、文本傳播，更沒有涉及到文本的表征作用和文化身份認同等問題，因而在對文本研究時方法顯得單一而變得乏力。因為文學文本并非是一個與歷史、社會、文化無涉的獨立凈土，文學已經溢出自己原有的邊界和社會、文化緊密結合在一起，文學作品的生產受制于歷史時段中的觀念系統和社會文化語法系統的制約。文學經典不斷地被結構和重構，文學批評也不再囿于作家作品，它囊括了文學邊界之外的許多問題，如文學與文化、文學文本與表征的意識形態機制、文學生產與權力機制，文學、作者、出版商與讀者大眾的關系，性別、種族、身份認同等等。當代西方的文學批評強調文化與制度批判，身份認同不僅沒有脫離文學批評，而且在女權主義、后殖民文學批評中凸顯出來，日益成為其批評的主要內容，它竭力從文化、意識形態、權力等外部視角對文學和相關問題進行重新闡釋。當前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從身份認同入手，重新解讀文學文本，讓文本中被壓抑和扭曲的種族經驗，各種邊緣的身份問題彰顯出來并得到足夠的關注？我國學者陶家俊認為，薩義德的對位閱讀和阿爾都塞的癥候閱讀能從兩方面給我們以啟示。薩義德的對位閱讀認為：“對位閱讀必須考慮兩個過程，即帝國主義和對帝國主義的抵制”，另外，他要求“必須將文本內容與作者排斥在外的內容統一起來”。[11]薩義德非常強調把這種對位二元關系作為研究的大框架體系，用來考察殖民與被殖民、“我”與“他”的建構和相互塑造的關系。這種對位閱讀法能使讀者發現：18世紀的英國小說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有意或無意，再現了殖民主義擴張精神和征服意志。早期的游記、傳說、日志、嚴肅文學作品中也充滿異域風情的描述，殖民者的文化優越感與歐洲中心意識能到了強化。例如，莎士比亞喜劇《威尼斯商人》中的猶太商人夏洛克、悲劇《奧賽羅》中的黑人主角奧塞羅，皆可被視為族裔散居狀態下混合身份認同的文學原型。這些文學敘事生動描寫了殖民遭遇、文化沖突和身份認同問題。癥候閱讀指的是阿爾都塞在《閱讀〈資本論〉》中所提出批評實踐。癥候閱讀分為兩個層次，其一，阿爾都塞認為，對《資本論》的創作中馬克思對大衛•李嘉圖和亞當•斯密等英國古典經濟學家采用了癥候閱讀。其二，阿爾都塞對馬克思的思想發展也使用了癥候閱讀。阿爾都塞認為，文本的清晰話語背后還潛藏著一層“沉默話語”，恰如意識之下潛藏著無意識。以此為依據，閱讀也可相應分為兩類：一是在作者精神引導下做出的淺層閱讀；二是刻意找出文本中存在的失誤、歪曲、空白與沉默，將它們與明晰文字加以對比，進行深入發掘式的癥候閱讀。[12]利用癥候閱讀方法，可以重新發掘和審讀西方文學史上被人遺忘的大量非經典或者反經典作品。英國作家勞倫斯•斯多恩作《項狄傳》，以變戲法方式地顛倒時序，打破傳統的作者、人物與讀者間的關系，后現代主義創作手法得以在斯多恩手中得到了超前實踐。歌特式小說則極力渲染恐怖、陰森、鬼怪和暴力。18、19世紀歐洲文藝對創作規則大膽逾越和反叛不啻為時代癥候的種種表征和體現。對位閱讀和癥候閱讀這兩種方法無疑為我們揭橥文本中被壓抑和掩藏的邊緣群體的種族經驗、身份認同提供了具體手段和入口。在當今的文化研究語境下，通過閱讀文學文本來研究身份認同，必須要具有跨文化和跨學科的視野，將重點聚焦于后殖民文學批評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后殖民文學批評研究領域，可以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從當代后殖民理論出發，重讀歷史上的以殖民地為題材的老作品，如英國文學中的魯德亞特•吉卜林、約瑟夫•康拉德、E•M•福斯特等，以及美國文學中的賽珍珠、湯亭亭和譚恩美等，發掘這些作品及其作者的雙重文化身份。另一方面，直接考察當代的后殖民地，如一些非洲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的文學文本，尋找宗主國文學的影響痕跡以此來窺見殖民地人民對宗主國的民族文化的抵制特征，凸顯文化的“混雜性”。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身份認同中呈現了兩大發展方向：一是“破”，這是女權主義文學批評的主攻方向，有演變成社會批評和文化批評的趨勢。從文化角度來說，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挑戰父權制文化和價值觀，質疑傳統的二元對立方式，批判以男性為中心的話語。從文藝本身來說，首先抨擊傳統文學史對女性作家的遮蔽，其次是抨擊男性作家對女性形象塑造上的偏見和歧視，再次是抨擊傳統文學批評標準對女性作家的刁難和苛責。二是“立”，這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的研究重心，其目的是建構新型的話語體系。具體而言，首先是挖掘被傳統文學史遺忘的女作家及其作品，探討女性作家之間的淵源，致力于重寫包含女性作家和作品的文學史；其次是闡發女性文學中獨特的母題、結構、意向和象征；再次是闡述女性寫作的特點，尋找女性獨有的反映對象和反映方式；最后是以女性閱讀經驗為基礎，提出新的文學批評標準。從文學文本的身份認同著手，我們可以在當代學術的跨學科性和跨文化性的視野下探討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間的論爭與對話。文化全球化的對立面是文化本土化，許多歐洲學者之所以倡導身份認同研究，其目的在于通過歐洲的本土化立場，對文化全球化進行制約。歐洲文學可以看作是整個西方文學的源頭，有著悠久燦爛的遺產和傳統，歐洲學者不希望自己的文學經典被文化研究的大潮所席卷，但面對文化研究的沖擊，他們由不得思考相應的策略。文化全球化的另一對立物出現在一些亞洲國家和華人居住區，以新儒家思想來統領21世紀世紀文化的嘗試，也在不斷出現。對跨中西文化的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而言，研究身份認同既可以擴大文學研究的領域，也可以為文學與文化的溝通和對話提供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