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圖書館古籍影印自出版探析

導語：公共圖書館古籍影印自出版探析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作為古籍資源存藏豐富的公共圖書館，傳承和發揚傳統文化責無旁貸，影印古籍是其方式之一。本文通過回顧民國時期公共圖書館影印古籍自出版情況，分析這種出版模式的利與弊，以期為現代圖書館古籍影印出版提供借鑒。

【關鍵詞】古籍影印;自出版;借鑒

1民國時期圖書館古籍影印自出版概況

民國時期的公立圖書館中，有很多省級圖書館在影印古籍時存在自出版發行古籍業務。時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的陳訓慈在其1935年發表的《全國省立圖書館現狀之鳥瞰》中總結當時省級圖書館古籍影印狀況稱:“南京國學圖書館以館藏之多珍，與方針之所重，印行珍本為特多。次則山東省館兼有博物館之性質，藏金石甚多，故所出如《漢魏石經殘字》、《兩漢印帚》等，皆蔚為巨制，間亦有影印之珍本(如《穆天子傳》)。此外如浙館之印行目錄學著作，贛館之重印豫章叢書，豫館之籌刊中州叢刻，陜館之印行碑林目錄，以及皖館之編行鄉賢像傳，皆吾人所聞知，其未聞而出有佳籍者，猶不在鮮也。”［1］可見當時不少圖書館影印古籍，且各有特色。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浙江圖書館、江西圖書館等。1.1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前身為江南圖書館，辛亥革命后曾多次更名，1912年為江南圖書局，1913年7月為江蘇省立圖書館，1929年10月更名為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沿用至1952年10月1日。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視影印古籍為一項重要工作，柳詒徵在擔任館長之初就考慮印行古籍善本的問題，他在《改良省立圖書館第一計劃書》中談到古籍影印的重要性:“又有一事，亟宜舉辦，即印行是也。館中善本不啻鴻寶，任人閱覽，既易損失;什襲珍藏，則等窖幣。兵火之劫，盜易之弊，蟲蠹之患，在在堪虞。他如傳鈔孤本有關學術者，僅恃手抄，事難功尠，故欲恢張國故，便利學人，宜取善本、孤本影印發行，則如一人化身千億，恒干之外，子孫繁多，一面可以嘉惠藝林，一面可以獲取重值。”［2］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特設立印行部，并為此頒布《印行部規程》，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流通善本秘笈，服務于讀者。“從民國十七年上半年開始，銳意于館藏珍本古籍的印制，至民國二十五年圖書館新印書籍將近100種，達68384部，165720冊。而且印行的珍本古籍的發行量較大，如民國十七年度雖然只印2種書籍，但印制冊數達16514冊，發行數達11653冊。發行冊數占印制書籍總數的70%強。從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五年平均每年印行書籍的冊數為30676.7冊”［3］，從上述統計數據，可看出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在民國時期影印出版古籍數量之大。其影印古籍的種類主要為江蘇地方文獻和先賢著作、科技典籍、文學藝術方面的珍貴稿本、鈔本、大部叢書如《云自在龕叢書》、《藕香拾零叢書》等。而且“其書類皆罕傳本”［1］，“當時學者以購得盋山精舍印行書，視為珍品。”［4］1.2浙江圖書館。浙江圖書館成立之初，就將浙江官書局并入，其機構設置上兼有藏書與編刻書的功能。同時所刻各書公開在杭州的售書處售賣。1914年浙江圖書館的木刻書還參加了巴拿馬國際博覽會，可見其自出版業務已很成熟。據項弋平《浙江圖書館刻書述略》所述，“浙江圖書館的刻書業務，從1909年至1929年大致為第一階段，只有木刻業務。出版的書籍從內容上說，大都是鄉邦文獻、地方志書;從形式上說，以大部頭的叢書為主。如《蓬萊軒輿地叢書》、《臺州經籍志》、《章氏叢書》、《通鑒輯覽》等。從1929年至1937年為刻書業務的第二階段，除木刻書業務繼續擴大外，又增加鉛印業務。這一階段，木刻書板增至十余萬片，印書達四百多種。內容有浙江文獻、地方志書、金石書畫和各類叢書。”［5］1.3江西省立圖書館。“自歐陽祖經擔任館長以來，江西省立圖書館非常注意訪求、搜集江西所刻的古籍版片并將其重印行世。”［6］其中影印《豫章叢書》影響較大。1933年8月，又鑒于《豫章叢書》流傳不廣，“全國各地圖書館以及高等院校又十分需要，‘為介紹學術宣揚文化起見，特補刊殘缺，用上等連史紙，選擇良工以名墨印刷，精裝二百六十五冊，分九月、十一月兩期出書，定價百二十元。本館茲為優待各界特發行預約價只收八十元'。(《江西民國日報》1933.8.2)由館中裝訂員徐瑞堂印行100部，大多被全國各大圖書館購去。”［6］上述內容反映了江西省立圖書館影印自出版此叢書的情況，同時我們也可以從其他文獻瞥見《豫章叢書》再刊行的記載:“惜僅梓一次，傳本無多。海內藏家，尚恨向隅。最近該館館長楊氏立誠有見于此，特商承教廳長程氏同意，將該叢書修補殘簡，重予印行一百部。”［7］除此外，江西省立圖書館還鉛印《譚襄敏公年譜》等。1.4云南圖書館。云南圖書館成立后，屢易其名:昆明云南圖書館、云南省立國學圖書館、云南省立昆華圖書館。云南圖書館曾輯刻大型地方文獻《云南叢書》，“1914年專門設立了輯刻《云南叢書》處，負責編輯、印刷和出版工作。起初由唐繼堯政府撥款萬元，1916年初編印大部分完成。1923年以后由當地官僚資本開設的“興文當”撥款，1947年叢書處改為文獻委員會。《云南叢書》已編印的初編152種1148卷，二編53種254卷絕大部分是木刻，只有一少部分是石印、鉛印本。”［8］可見圖書館輯刻大型叢書會遇到經費的困擾。這也只是眾多圖書館影印古籍的一個縮影。

2自出版利弊分析

通過了解民國時期公共圖書館古籍影印自出版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出版方式有其自身的優勢，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2.1優勢。2.1.1版本可靠，排版多變。圖書館提供館藏古籍資源，能夠保證版本精良，將古籍原汁原味地呈現給讀者。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館長柳詒徵曾言:“往者商務印書館印行《四部叢刊》，雖借館書印行多種，惟書賈牟利，不善鑒別。所印者，或改易原式，或不適實用。若館中自行印布，善本則依原尺寸，鈔本則排印精校，聚之則為叢書，分之亦可單售，較之假手書賈，必有良楛之別。”［2］他指出商務印書館曾借圖書館的書，為牟利不善鑒別，而圖書館自行影印古籍排版形式可多變，或叢書或單冊，既可裨益學界，又可避免書商作偽。2.2.2專人專部負責，專業性更強。圖書館出版古籍，可以在資源保護、資料選擇、刊印等方面做得更專業。浙江圖書館“民國元年設總理副理各一人，其下職員若干人。是冬裁副理，改總理為館長。下設監理兼編輯二人，檢校兼文牘、庶務兼會計各一人。司書生四人，繕錄生一人，印行所管理員、書版匠頭各一人，司書生二人。”［9］從材料可以看到，浙江圖書館有專人負責出版業務。“1929年浙江圖書館租賃了杭州水陸寺巷的房屋，購買鉛印設備，成立鉛印部。鉛印部除印書外，還接收外來業務”［5］。由此可見，浙江圖書館還專購設備、專設機構負責印刷。2.2.3順應時代需要，發揮館藏價值。自出版能根據當時需要及時刊印古籍，發揮其作用。“當時正處日本侵占我國東北三省、意欲圖謀全面侵華之際，國學圖書館以印行館藏《鄭開陽雜著》、《經略復國要編》、《三朝遼事實錄》和《正氣堂集》等古籍珍本的方式，將這些史書里記載的著名抗倭、平倭事跡廣為刊布，以警醒國民，傳揚民族精神。”［10］處于這種特殊的歷史時期，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以此種形式踐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使命與擔當，在當時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2.2弊端。2.2.1人力有限。民國時期的公共圖書館人力資源有限，業務多樣，很多圖書館人都是身兼多職。從事古籍出版業務的圖書館工作人員并非專業出版人士，缺少專業經驗，他們懂古籍，卻不懂出版、排版等。2.2.2物力有限。民國時期的公共圖書館成立初期，各種物資緊缺，如房舍緊張，可用設備少，可維持如木印、石印等古籍影印業務的場地、專業設備等資源有限，有專門機構和專業影印古籍設備的圖書館很少。待圖書館事業發展趨于穩定，戰爭又起，以致正常事業發展受到影響。2.2.3財力有限。民國時期公共圖書館經費匱乏，主要靠撥款，各項事業發展可分配的經費有限。古籍影印自出版業務受到經費調配的影響，如云南圖書館收到不同撥款機構提供的出版經費，斷斷續續進行刊印。2.2.4缺乏穩定性、持續性因經費匱乏、人力、物力、財力、戰爭等原因的影響，民國時期公共圖書館的古籍影印自出版業務，其穩定性和持續性無法得到保證，工作的開展只能間斷性的、非常態化的。

3借鑒

時至今日，古籍作為公共圖書館的重要資源，其影印工作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而民國時期公共圖書館的古籍影印自出版模式，對當今圖書館仍具有借鑒作用。3.1培養復合型人才。古籍影印工作既需要了解古籍的專業人才，知道館藏古籍的版本、損毀情況、適合出版的內容、當前的古籍政策、古籍的紙張和函套材料選擇等;又需要掌握出版業務技能，了解符合出版政策、易于出版發行的內容，了解適合排版與印刷的紙張和材料等的出版專業人才，圖書館應該培養二者兼具的復合型專業人才，為更好地開展古籍影印工作及日后自出版提供人才儲備。3.2優化資源配置。圖書館應該充分利用館藏資源整合古籍影印出版業務，充分發揮自出版優勢，注重館藏的珍稀資源，專人專業管理，提供良好的保存條件。圖書館還可以提供資源，尋求與社會相關機構如出版、印刷機構合作，采取“資源+服務”模式對珍稀古籍進行影印，解決專業出版人欠缺和經費匱乏以及物力有限等問題。3.3建立健全長效機制。圖書館出版影印古籍是古籍保護與傳承必不可少的方式，有規劃地開展這項業務，不僅是保護古籍的重要手段，也能為整理與研究古籍者提供優良資源，還能傳播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因此公共圖書館很有必要規劃籌建古籍影印出版項目和機構，穩定、持久、常態化地開展古籍影印業務，定期定量按需出版，推動古籍保護事業，為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貢獻力量。

參考文獻

［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三編第17冊［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121.

［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三編第1冊［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294.

［3］甘桂榮.艱辛與輝煌———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發展研究(1927－1937)［D］．蘇州:蘇州大學，2009.

［4］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19輯［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174.

［5］項弋平.浙江圖書館刻書述略［J］．圖書館雜志，1984(1):69.

［6］周建文，程春焱.江西省圖書館館史(1920－2010)［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78.

［7］浙江省立圖書館.江西省立圖書館重印豫章叢書訊［J］．浙江圖書館館刊，1933(4):178.

［8］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中華文史資料文庫［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593.

［9］浙江省立圖書館.本館歷來經過之情形［J］．浙江圖書館報，1927(1):2.

［10］甘桂榮.艱辛與輝煌———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發展研究(1927－1937)［D］．

作者:桑麗影 單位:蘇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