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戰略探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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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工具主義的知識產權觀為指導

制定知識產權戰略，首先應對知識產權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在知識產權問題上，有自然法權和工具主義兩種不同的哲學觀。自然法權的法哲學模式，承襲法哲學家關于一般財產權的論述，從勞動或人格的角度立論，論證知識產權倫理上的正當理據。其要旨在于確立知識產權的自然權利地位，認為知識產權合乎自然理性，具有不可剝奪的屬性。依照這種觀點，知識產權即是一種倫理上的善，其正當性具有先驗的品格，具有某種天賦人權的特征。而工具主義的知識產權觀，認為知識產權是一種國家政策工具，其價值視是否有利于國家利益或階層利益而定。如果知識產權制度能增進社會福利，實現特定的功利目標，則為善的法律制度，具有正當性；否則，就是“惡法”。換言之，制定知識產權政策，應完全以自己的國家利益或階層利益為導向。

在國際知識產權談判中，西方發達國家總是強調知識產權的勞動價值屬性或人格關聯性，有意無意地推廣自然法權的知識產權觀念。如微軟，為保障自己的知識產權利益，以“知識產權海盜”比喻一些侵權行為，在倫理上丑化發展中國家形象。這就迫使發展中國家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護其既有優勢的知識產權，維護其國家或產業集團的經濟利益。

我們在制定知識產權戰略時，應堅持工具主義的知識產權哲學觀念，把知識產權戰略作為實現民族復興、增進社會福利的一種系統化的政策手段。要對知識產權有個“去魅”的過程，注意西方國家在知識產權上的雙重標準，警惕西方國家采用外交、法律等手段把不合理的義務加諸于我。同時我們要采取“適度保護”的原則，在切實履行國際條約義務的前提下，擯棄那種知識產權保護越高越好的看法。要從我國國情出發，以有利于維護本國產業利益、消費者利益，有利于提升我國核心競爭力為依歸，制訂能平衡各關聯方權益的均衡的知識產權法律。

二、堅持企業在知識產權戰略中的主導地位

在知識產權的創造、應用、保護、人才培養等方面，最終的動力來源于企業的國際和國內競爭需求。政府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包辦一切。

筆者認為，應堅持企業在知識產權戰略中的主導地位。怎樣激發我國企業、學校、科研院所乃至個人等知識生產主體在發明創造、作品創作、品牌培育上的積極性，是國家知識產權戰略需要考慮的核心問題，也是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的主要目標。如果不能保護知識產權，防止侵權行為，必然損傷知識生產的積極性。為此應對具體的司法制度、行政執法制度進行調整，使之能更有效地保護知識產權，也避免給外國以批評的口實。

政府的作用，不是越俎代庖，替代企業去做知識產權工作，而是引導和服務。具體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制訂和修改法律，提供制度供給，為企業的知識產權創造、應用、保護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和法律保障；二是采取措施切實保證法律的實施；三是信息服務，為企業提供專利、商標、版權等方面的信息資料，努力消除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四是宣傳普及知識產權知識，提升民眾的知識產權意識，加強企業、科研院所對知識產權重要性的認識；五是通過高校培養知識產權專業人才。

知識產權戰略有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不同的層面。宏觀層面有中央政府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微觀層面各企業可以有自己的知識產權戰略；在中觀層面各地方區域，一省或者一市，可以制訂各自的區域知識產權戰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各司其職，三個層面的戰略相互補充，協調一致，才能使我國的知識產權建設得到切實推進。

三、注意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

我國是生物多樣性資源的富集地。高等植物有30000余種，脊椎動物有6347種，分別占世界總種數的10％和14％。我國生物物種不僅數量多，而且特有程度高，生物區系起源古老，成分復雜，并擁有大量的珍稀孑遺物種。我國有7000年的農業歷史，在長期的自然選擇和人工選擇作用下，為適應形形色色的耕作制度和自然條件，形成了異常豐富的農作物和馴養動物遺傳資源。這些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提供了寶貴的生化、基因資源和與遺傳資源有關的傳統知識。另外，我國歷史悠久，民族眾多，傳統文藝表達形式也十分豐富。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和傳統文藝表達正是我國比較優勢之所在。我們應該善加利用，充分發揮自己的長項。在WTO、WIPO、FAO等國際法律框架下，以印度、巴西為代表的部分發展中國家反復提出保護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和傳統文藝表達的訴求，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1992年的《生物多樣性公約》就是集中反映了發展中國家保護遺傳資源要求的國際法文件；發展中國家并力求將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和傳統文藝表達的保護問題納XWIPO和TRIPS框架內。目前，圍繞這一問題展開的爭論已經成為國際知識產權談判的焦點；發展中國家的抗爭正是為了維護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知識產權利益。我國應該以更積極的態度加入發展中國家陣營中，發揮更具建設性的作用。

在國內法層面，我們對《生物多樣性公約》的重視程度顯然不夠。現行法律法規雖然對遺傳資源的法律保護有一些零散的規定，但對基因資源、傳統知識、傳統文藝表達尚缺乏基本的法律規范；《生物多樣性公約》中的“國家主權原則”等重要內容也沒有明確的國內法宣示。這些法律漏洞給發達國家的“生物海盜”行為提供了可乘之機。我們在制訂知識產權戰略時應該高度重視、充分利用《生物多樣性公約》，盡快規劃制定統一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法，落實公約關于遺傳資源和傳統知識的內容。另外應促使民間文學藝術保護條例盡早出臺。在怎樣利用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保護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和傳統文藝表達這一世界性的難題上，我們可以大膽地進行法律制度創新，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可資借鑒的范例。

[摘要]國家知識產權戰略需以工具主義的哲學觀為指導，堅持企業在知識產權創造、應用、保護等方面的主導地位，并應注意發揮我國在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和傳統文藝表達形式方面的比較優勢。

[關鍵詞]知識產權戰略；工具主義；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傳統文藝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