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共領域私有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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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從原因、范圍、進程和結果四個方面比較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公共領域私有化的差別，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私有化的局限及從中得到的啟示。

關鍵詞：私有化；發展中國家；公共領域

“私有化”是隨著1984年英國電信的出售而流行起來，并隨著全球化的進程而變得相當的“主流”，成為一種世界現象，現在被一百多個國家的政府作為一種公認合理的，甚至是核心的策略在運用。關于“私有化”，定義很多。本文指通過減少或限制政府當局在使用社會資源、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中的職責來增加私營企業在這些事務中的職責的一切行為和倡議。其形式從“弱”到“強”有：（1）在國家壟斷中引入私營或其他公共經營者；（2）公共產品或服務外包；（3）以委托管理協議來換取私人融資；（4）將公有資產轉移到私人手中。那么，國有資產轉變為私有財產屬于私有化；打破國有企業對基礎設施產業的壟斷，引入競爭機制，提高公共部門的效益，即使不涉及到資產轉移，但也屬其范圍。通常，私有化會伴隨著放松管制和自由化現象。而私有化的過程便是將服務大眾化、受益普遍化的公共領域徹底或部分地轉變為私人領域。

在當今世界上發達和發展中國家表達的是市場經濟發達與落后的程度與水平。發展中國家一般指亞非拉國家。毫無疑問，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大發展中國家。因此，探究發展中國家公共領域私有化的局限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一、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公共領域私有化的對比分析

不同國家私有化明顯不同，尤其是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傮w說來，發達國家的私有化是其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產物，而發展中國家則多是在經濟政治巨大壓力下“催生”的產物。具體表現如下：

（一）原因不同

發達國家公共領域私有化進程隨著英國撒切爾政府的組建而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此時西方市場經濟體制已建立快兩個世紀，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社會框架已構建得比較成熟。私有化的具體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出于經濟效率的考慮。西方經濟學認為私有化能夠在宏觀層面上促進產品服務和市場制度建設。福利經濟學認為私有化通過加強競爭來促進效率，私有化能促進市場條件和制度的發展。

冷戰的結束標志著意識形態斗爭、暴力戰爭歷史的終結，民主、言論自由蔓延到世界上大部分地區；新自由主義革命也隨之向全球范圍擴展，并在某些地區取得不錯的效果；跨國公司蓬勃發展，兼并與收購行為大幅上升，FDI也迅速上升。在這一背景下，發展中國家開始了公共領域私有化的進程，主要原因有：（1）20世紀80年代，經濟和債務危機使得各國政府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財政赤字，從而迫使政府僅僅為了平衡年度預算而向私營投資者開放公共領域，出售公共資產；（2）來自于國際金融機構的建議和壓力，如IMF和WorldBank通過貸款催促發展中國家迅速私有化；（3）由于蘇聯的解體和原中央計劃方式的崩潰，各國領導人將私有化作為新生掌權人物剝奪老一代特權階層經濟基礎的手段，并借此試圖建立一個新的中產階級為主的國家秩序；（4）智利和東亞私有化改革成功帶來積極的示范效應。

（二）范圍不同

盡管在不同發達國家私有化的范圍是不同的，但總的說來除英國比較的徹底外，其他國家都是選擇性的進行。公認走在自由化最前列的意大利除了電信和電力部門以外，迄今為止也只有少數的私有化。在日本，完全私有化僅限于3家主要的鐵路公司，而地方一級，包括眾多公共事業公司還沒有發生過私有化。與此相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私有化幾乎涉及所有部門。比如迄今為止，非洲的大多公用事業，包括水務、電信和電力、銀行和金融服務、醫療保險和教育都已經實現了不同程度私有化。

（三）過程不同

西方國家實施私有化，一般經過四個步驟：（1）私有化計劃與戰略的推廣。公眾必須被告知私有化并不意味著“出售政府”，私有化所要達到的目標也必須闡述清楚；（2）成立一個包括學者、資本市場專家、中央銀行的官員以及工會代表的專門委員會在不同部門開展預備研究，其最終報告要告知公眾；（3）在預備研究之后，頒布有關私有化的法律，以闡明私有化的目標、方法和實施過程；（4）漸進實施計劃，而不是過快地將計劃和盤托出，如有步驟地將股權一部分一部分地出售。而大多發展中國家往往是政府公開宣稱進行私有化計劃后，以大眾私有化（憑證式私有化）的方式或直接出售給當地或國外的投資者。這樣過于簡單，速度過快的私有化進程容易產生以下問題：（1）由于信息不對稱，速度過快使得參與的企業非常有限，限制競爭；（2）限制了廣大市民表達觀點和監控過程的機會，不利于進程的透明化；（3）體制尚未健全，發展中國家缺乏應對強大跨國公司的經驗，比較容易滋生腐?。唬?）限制了公平，多數情況下，股份在老百姓手中的會跌價，最終落入精明的實業家手中。（四）結果不同

從短期來看，各國在不同程度上都產生了正收益，減輕了內外債壓力，放松了短期現金限制

，在資源流動增大的年度財政收支更容易達到平衡；從長遠來看，它起到了向國內外提供可信的保證信號的作用，表明在相關國家進行新自由主義的結構性改革進程的嚴肅性。在吸引外資和國內外逃資本的回流方面的影響與市場經濟改革的廣度和深度有著直接的聯系。但是，私有化也伴隨著就業的減少、中低收入階層工資以及生活條件的停滯不前或者下降，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程度的增加。（下轉第14頁）

而在發展中國家，更容易導致由“私營壟斷”代替“國家壟斷”，從而出現“摘櫻桃”以及窮人邊緣化的傾向。由于公共領域的私有化更多會發生在基礎設施部門，甚至會危及到窮人的基本生存。比如非洲部分國家的水務私有化不僅沒有擴大服務的范圍，反而導致貧困地區的設施維修不及時，窮人飲水更為困難。同時，可能使政府過分依賴外資，政治獨立性減弱。此外，還存在私有化的可逆性問題，即政府是否有能力在私有化遭受重大失敗時撤銷私有化。私有化的可逆往往涉及高額的交易成本，而大多發展中國家原本就是在外債高抬，內部經濟又不景氣的環境下進行的改革，單憑自己的能力根本無法應對這一困境。

二、結論與啟示

由于發展中國家公共領域的私有化是“催生”的，在這一進程中，各國不僅要承受私有化固有的局限，還要應對其在經濟政治上處于弱勢地位而帶來的局限。正如德國著名經濟學家魏伯樂教授所言：“私有化本身不是一個終點。私有化應被看作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消減或破壞政府地位的途徑?！庇纱耍瑢τ谖覈乃接谢瘑⑹荆?/p>

1.私有化雖然不是市場經濟的全部，但是它仍將是我國市場經濟建設重要的改革政策和手段。那么應該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哪些領域可以私有化的？什么程度的私有化是合理的？如何以最佳方式進行私有化？……私有化要做到符合經濟政治規律，切忌盲從，或屈于外界壓力。

2.私有化需要一個“強勢政府”。這并不意味著政府過分的干預經濟，而是強調政府要有能力監管整個私有化進程，營造良好的體制環境，擴大公眾的參與度。特別強調政府有能力在私有化遭受重大失敗時撤銷私有化。政府還需要構建合理的制度，如有效的激勵機制、完善的保障機制、充分的教育等，營造良好、積極的市民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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