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學方法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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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任何理論都是以一定的世界觀、社會觀和人性觀為前提建立起來的，資源的稀缺性、社會單位的個體性和人類理性的有限性是憲法學的方法論基礎。憲法學只能接受一個沒有目的和意義的世界，以及人在其中微不足道的地位，放棄對制度完美性的苛求。

主題詞：憲法學，方法論，稀缺性，個體性，理性

無論人們能否自覺意識到及是否明確表達出來，憲法學理論是以一定的世界觀、社會觀和人性觀為前提建立起來的，這些或明或暗的前提即憲法學的理論基礎。方法論即理論對自身的自覺審視。明確闡釋指導我們研究工作的理論基礎，是憲法學方法論的重要內容。我國憲法學的方法論基礎主要包括資源的稀缺性、社會基本單位的個體性和人類理性的有限性等。

一、資源的稀缺性

憲法學的世界觀可以簡單地歸結為資源的稀缺性。

上帝已于昨夜悄然離去，把人類孤獨地遺棄在冷落、無情而空虛的宇宙之中。這是一個不幸的消息。人不過是天涯過客，他的靈魂將隨著肉體的死亡而隨風飄逝。更讓人痛心的是，宇宙可能是一個耗散結構，隨著熱能的耗散，不再有今夜星光閃爍，不再有明天的太陽升起，一切事物包括人類社會都將消失在均勻輻射的熱寂之中。“人只不過是宇宙中的一個棄兒，是被創造出他來的各種力量所拋棄的。他無父無母，全知和仁愛的權威既不援助他也不引導他，他只好自己照顧自己，并且靠自己有限的智力在一個冷漠無情的宇宙之中摸索自己的出路。”[1]憲法學必須接受沒有目的和意義的世界，以及人在其中微不足道的地位，拋棄一切關于世界意義與人類使命的說教。人不是上帝創造出來的世界主宰，物質世界也不是為了滿足人類的貪婪而存在的。茫茫宇宙，生命的形成純屬偶然，人的出現更屬難得的幸運。人類沒有理由自命不凡，以物質世界的主人自居，企圖從根本上改造這個世界，重新安排它的秩序。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基督教的千年王國到近現代的空想社會主義，種種荒謬絕倫、貽害無究的烏托邦幻想，都是對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估計過高的結果。

人的問題永遠是：無窮的欲望，有限的資源。有著無限需要的人生活在一個資源稀缺的世界上，不得不面對各種紛爭與不幸：食品短缺造成的饑荒，土地稀缺引起的殖民掠奪，伴隨著土地、能源稀缺而來的局部沖突和世界大戰，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無不受到稀缺性的制約。任何時候，物產都不可能豐富到人人自由取用的程度，不存在什么千年王國、永恒正義。這是各門科學必須共同面對的現實，也是它們能夠存在的理由。如果資源無限豐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就無需生產和交換，也不會出現利益的沖突，就沒有必要創造出憲法和法律來界分人們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研究憲法學也就成為多余的了。但這并不是值得向往的千年王國，而是人類文明的末日。勞動創造了人自身，人類文明的全部動力就在于為生存和發展而奮斗。如果資源無限豐富，人類無需勞動，無需奮斗，沒有壓力，智識將無限退化，最終導致人類文明連同人類自身的毀滅。因此，資源無限豐富性的烏托邦設想是荒謬的。

權利產生于稀缺，沒有稀缺就無所謂權利的界分。在大規模工業化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以前，從來沒人試圖取得空氣的所有權；在都市化造成極度擁擠以前，也沒人想到對陽光的權利，對隱私的權利；到目前為止，還沒人為劃分海水的產權作過認真的努力。空氣、陽光和海水通常都是富有資源，人們可自由使用富有資源而不會發生沖突，也就無需界分權利。只有稀缺資源的使用才會引起利益沖突，權利的界定就有了必要。在人口迅速增長，土地等自然資源變得相對稀缺的條件下，為了使現有資源得到有效利用，緩解資源稀缺引起的利益沖突，財產權被創造出來。在物質資源日益稀缺的條件下，經濟增長必然轉向對人力資源的依賴，以尋求資源替代。經濟的高度發展引起了人力資源的稀缺，促使勞動力價格上漲。隨著人力資源經濟價值的不斷增長，人的倫理價值最終也得到普遍提高。人生短促，沒有來世，生命、健康、自由在時間約束下顯得格外珍貴。個人要追求人生幸福，實現人生價值，就須成為自己短暫人生的主宰。這些“永恒真理”都是在經濟高度發展，人力資源變得稀缺以后，才被人們所理解和接受的。同樣，國家合法性的根基在于它的財政狀況，它通過向社會提供秩序和權利保護來換取財政收入。財政危機導致了封建國家的破產和民主制國家的出現，而現代民主制國家的任何重大制度變革，也都是在嚴酷的財政壓力下開始的。可以說整個憲政制度都是稀缺性的產物。

憲法學必須把憲法的制度設計與運作同資源的稀缺性聯系起來，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具有長期性和不可避免性，把資源配置的實質理解為權利配置。

二、方法論的個體主義

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包括兩個方面：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個人，個人具有自利的天性。

第一，個體是構成社會的基本單位。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個體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個人是大自然的造物，他孤獨地面對這個世界，獨自應付環境的壓力和挑戰。集體只是人類的造物，是為彌補個體力量之不足和行動之不便而創造出來的，其最終目的是滿足個體生命活動的需要。個體才是經驗中的實體，他的生命活動、喜怒哀樂，他人和集體既無從察知，也難以分享。集體并非實體，它既無生命，亦無意志與情感，集體生命、國家意志不過是人類精神的虛構。薩拜因等在總結國家人格學說時指出：“在這方面，國家也和其他團體一樣。它也是一個法人，因為它被法律所承認。而它的權能是從這個來源產生的。所以，國家不在法律之先……國家的合法權力是從法律得到的。”[2]

集體和國家不是真正的“人”，而只是法律適應集體行動的需要擬制出來的法人。集體需要行動，卻沒有生命與意志，為了解決這一矛盾，法律設置了法人代表、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并以他們的意志來指揮、控制并協調集體行動。所謂國家意志、集體意志或者法人意志，不過是國家、團體和法人的人的意志，國家利益、集體利益也只能是組成國家和集體的各個成員利益的集合。集體行動的邏輯個人行動，是組成集體的各個個人在集體人的協調下采取的共同行動。至于階級、階層、民族等等只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類群體，它們既沒有意志，也無法采取有效的行動。

集體行動以實現個人利益為歸宿，不是實現集體多數成員的個人利益就是實現集體人的個人利益。憲法和法律配置權利的目的就是要防止集體人利用集體力量謀求一己的私利，實現利益的合理分配，緩解個人間的利益沖突。以集體為利益單位是不解決問題的，因為集體人以權謀私的方便依然存在，集體成員間還會為利益再分配發生沖突。只有把個體作為基本單位，把權利、利益和責任落實到個人，才能最終緩解沖突。憲法學應從人類個體的角度觀察問題，拋棄“國家意志”、“統治階級意志”之類的精神虛構，直面人類的個體。

第二，個人具有自利的天性。關于人性的善惡，人們有各種不同的主張。中國古人認定“人之初，性本善”，人之為惡，乃是后天環境影響造成的。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既然人人都是善，環境中的惡又從何而來呢？對人性的樂觀情緒在實踐中往往表現為軟弱的道德說教和赤裸裸的暴力鎮壓兩個極端，這顯然不利于實行法治。基督教認為，由于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偷食智慧禁果，犯有原罪，因而人性是邪惡的。西方法治傳統就是在這種人性的幽黯意識基礎上孕育成長起來的，其基本經驗是“以惡制惡”，即承認在社會生活中惡的存在具有必然性，用一種惡去制約另一種惡。例如，市場上的生產、經營者為達到利潤最大化的目的，會不惜損害消費者利益，而市場機制迫使他們彼此競爭；消費者的利益就有了保障。

從市場機制和法治發揮作用的機理來看，與其把人性看成善，不如假定人性惡。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認：“對于各個個人來說，出發點總是他們自己。”[3]我們曾把消除犯罪甚至消滅一切罪惡作為自己的目標，但實踐證明，相對于人類的德行、智慧和能力來說，這是一個難以企及的目標。在人類生活中，善與惡形影相隨、不可分離，我們不可能完全消滅惡而單獨保存善。惡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只有毀滅人類、毀滅一切才能最終消除惡。因此，憲法的任務不是簡單地區分出好人和壞人、人民和敵人，再把后者消滅掉而將前者留下來。犯罪與人類歷史一樣古老，不可能真正消滅。因為什么行為是犯罪不僅取決于行為在客觀上造成損害的程度，也取決于社會在主觀上對個人各種行為的容忍程度。在重大危害行為被消除后，社會對個人行為的容忍度可能會下降，一些輕微危害行為就會被認為是嚴重的犯罪。最初“嚴打”的目標是把犯罪分子一網打盡，后來又經過多次“嚴打”，犯罪依然存在，社會治安形勢依然很嚴峻。因此，犯罪與邪惡具有長期性，只能通過法治來遏制，不能依靠搞“運動”來消除。

生命必然有所追求，一切生命現象都有自我實現、自我擴張、自我延續的自然趨向。人不僅具有肉體生命的追求，更有精神生命的追求。個人為了實現、擴展和延續自身的生命，不斷創造物質財富，追求新的精神境界，這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基本前提和文明發展的根本動力。正因為人人都深切關注自身利益，不斷追求和實現自身利益，法律規則才能對人的行為發生作用。追求和實現自身利益，不僅是對自己的生命負責，也是每個人對社會的延續和發展應盡的職責。一個無所追求，把自己的生存寄托在別人利他行為上的人，是不會努力創造財富和享受生活的，終將成為社會的負擔。

權利的設定，緣于利在其中。正因為人具有自利的天性，就需要憲法和法律制度確認和保障人權與公民權利，以滿足人們合理自利的需要，維護個人的正當利益不受侵犯。如果人人都舍棄自身利益，利他也就失去了意義；當每個人都沒有顧忌自身利益的“后顧之憂”的時候，人類行為將無法調控，法治和秩序將失去賴以存在的基礎。個人關注自身利益遠勝于關心他人利益。人類生性貪婪，具有無窮無盡的欲望，在沒有規則和制度約束的條件下，無論普通公民還是政府官員，無論他屬于哪個民族、國家或群體，都可能不擇手段、不惜損害他人以謀求自身利益。憲法和法律為個人設定義務，就是為了防止人的貪婪對公益和他人利益的侵犯。

“當個人由市場中的買者或賣者轉變為政治過程中的投票者、納稅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員時，他們的品性不會發生變化。”[4]不僅普通個人具有自利的天性，政府官員和國家同樣具有自利的傾向。在沒有規則制約的情況下，市場上的生產、經營者將不惜以消費者利益為代價來達到利潤最大化的目的，政府官員同樣可能以選民利益為代價來實現自身權力的最大化。因此，許多思想家都認為國家或政府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禍害。例如潘恩就曾寫道：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在其最壞的情況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禍害；因為當我們受苦的時候，當我們從一個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無政府的國家中才可能遭遇的不幸時，我們由于想到自己親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5]帕金森定理揭示，當今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機構膨脹、臃員增加，政府規模自發擴大的趨勢，其動因之一就是官員謀求自身權力的最大化。正是擴張權力的內存需要，使官員制造官員，機構設置機構，政府增長呈現荊輪效應。沒有憲法為權力設置的界限，這些官員的個人利益就會以國家、集體的名義壓倒多數公民和集體成員的個人利益。

三、方法論的有限理性主義

憲法學對人類能力的基本觀點是有限理性主義，即每個人都具有發現自身利益的認識能力和實現自身利益的行為能力，但這種認識和行動的能力是有限的。第一，個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認識和實現自身利益的能力。個人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要及其滿足程度，只有他自己才有最深切的感受，他人無法確切地認識和了解。任何先知的教誨、權威當局的計劃，都不能代替個人對幸福的主觀體驗。啟蒙運動不是由少數先知去教導多數人應當怎樣生活，而是引導“人類脫離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使人們“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6]只要能夠自由運用自己的理性，經過深思熟慮、充分討論、審慎選擇，人們不僅能夠認識自身利益的所在，而且能夠采取適當的行為實現自己的利益。市場就是個人自由運用自己獨特的知識、信息，自由選擇一定行為來實現自身利益的經濟結構。民主政治的基本信念就是，每個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凡是與決策利害相關的個人都有權參與決策的制定。人類理性既是個人作為自立、自主、自治的權利主體，享有權利并承擔義務的前提，也是國家合理預期、有效調控人們的行為，進行社會管理的基礎。如果人都失去理智，不可理喻，其行為就難以預測，無法控制，他們就既不配享有權利，也無力承擔義務，更不能追究其法律責任。這樣，國家管理將無法進行，社會秩序也不復存在。

法律是人類理性的體現，憲法正是這種理性的自覺運用。憲法學應崇尚理性，用理性之光照亮人類制度文明的前景。民主憲政是一種常識政治，并不需要高深的學問。只要經過啟蒙教育，去除政治蒙昧，普通公民都有參政決策能力。借口“民智未開，不能驟行憲政”，長期實行“訓政”，最終導致了國民黨在大陸的倒臺。胡適曾說：國民黨的失敗，“不是驟行憲政之過，乃是始終不曾實行憲政之過。[7]我們在農村實行村民自治、”海選“村干部的經驗表明，經濟、文化落后并非實行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礙，至于文明程度更高的城市就更不存在什么客觀上的障礙了。憲法學者要有平常心，不能把民眾看成阿斗，去充當先知先覺的救世主，也不能把官員都當作救世主。相信群眾，即相信群眾的理性精神，依靠群眾，即依靠群眾的自治能力。

第二，人類理性是不完全的、有限的。人自身的生理、心理、文化和社會局限性，加上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使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面收集和正確處理與決策相關的全部信息，也不可能做出完全正確的決策并正確地實施這些決策。在無限復雜的世界面前，我們的無知是無邊無際的海洋，而我們的知識不過是無知大海中小小的孤島，注定是有限的、殘缺的，我們所能得知的最準確無誤的知識就是我們的普遍無知。英國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指出：“盡管我們各人所有的各種點滴知識大不相同，在無限的無知上卻全都一樣，記住這一點對我們所有人都會是有益的。”[8]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一樣存在著自發秩序，這種秩序雖然為人類的有限理性所不及，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異己力量，而是人類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應付環境挑戰的社會文化習俗和制度。我們必須尊重這些自發秩序，不能人為地干擾、破壞或試圖取消它們。我們一度把自發的市場機制視為盲目的破壞性力量，企圖以人為的計劃取代之；徹底廢棄過去形成的法律，按照掌權者的任意創造新的法律規則，都曾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詹姆斯。麥迪遜強調：“必須進一步節制我們對人的智慧的力量的期望和信賴。”[9]我們必須尊重社會自律的秩序，自覺培養憲政傳統并學會尊重這種傳統，不能濫用制憲權和立法權，任意創造規則。任何人都沒有資格以救世主自居，掌握不受限制的權力。掌權者的理性同樣是有限的，即使政府及其官員都把公共利益作為唯一目標來追求，理性的有限性也使他們不可能全面掌握決策的相關信息、完全正確地做出決策并正確地執行其決策。在國家和社會管理的問題上，“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0]必須依靠法治，運用憲法和法律的力量來約束權力，強化對官員行為的監督和控制，以矯正政府缺陷，減少腐敗和權力濫用對人民權利的侵損。

憲法學在高揚理性旗幟、追求真知的同時，必須承認人的無知和理性的缺陷，不能過高地估計人的德性、智慧和能力。理性可以幫助我們不斷接近真理，但有限的理性永遠無法使我們企及終極的真理。那種認為在無限的世界面前，人類有著無限的認識能力，最終可以認識世界的規律，并能夠據此根本改造這個世界的觀點，乃是人類致命的自負，將把人類引向通往奴役之路。知識非真知，對無知的理性認識才是真的知識。學者要避免“知識的僭妄”，官員要避免“權力的僭妄”，保持謙遜的本色。人文社會科學的結論都是或然性的、有條件的，不必奢望自己的結論放之四海而皆準，試圖提出什么永遠顛撲不破的真理；更不應把權力當真理，用強權推行一己之偏見。

注釋：

[1][美]卡爾·貝克爾著：《18世紀哲學家的天城》，何兆武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1月版，第23頁。

[2][荷]克拉勃著：《近代國家觀念》，王檢譯，商務印書館1957年8月版，第33—34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47頁。

[4]詹姆斯·布坎南著：《憲法經濟學》，載劉軍寧等編：《市場社會與公共秩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10月版，第342頁。

[5]《潘恩選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3頁。

[6][德]康德著：《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22.24頁。

[7]《胡適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頁。

[8][英]卡爾·波普爾著：《猜想與反駁》，傅季重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頁。

[9][美]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著：《聯邦黨人文集》，程逢如等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81頁。

[1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