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傳承下中英電影敘事話語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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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電影作為一種視聽手段在民族文化傳承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越來越多的電影文本從民族文化中得到啟發。本文選取《至暗時刻》（2017）和《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分別作為英國電影和中國電影的代表作品，通過文本敘事的話語分析探究兩部影片如何通過人物重塑和傳統話語的改寫，使影片具有了對當下的時代性觀照。同時，在文本中建構民族意識時，兩部電影采取了相反的敘事策略，折射出兩國電影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態度差異。

關鍵詞：中國電影；英國電影；民族文化傳承

近年來，中國與英國的電影創作不約而同出現一個相似的趨勢：從民族文化中尋找電影素材。英國涌現出一批歷史改編的影片，中國則將傳統神話故事搬上大銀幕，最終兩國分別誕生了《至暗時刻》《敦刻爾克》與《大圣歸來》《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一系列現象級影片。毋庸置疑，歷史與傳統故事都是民族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電影則作為視聽手段對民族文化傳承發揮著重要作用。作為此類影片的代表作，《至暗時刻》與《哪吒之魔童降世》類型雖有不同，但卻因二者對本土民族故事的承載而落入惺惺相惜的語境。英國電影《至暗時刻》選取英國在二戰中的敦刻爾克大撤退為時間點，講述丘吉爾如何帶領國民度過這段“最黑暗的時光”的故事。影片在英國本土與國際市場大獲成功，并一度提名奧斯卡獎及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影片。中國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則對中國神話人物哪吒的故事進行了全新詮釋，一經上映便被視為民族動畫的復興之作，并一舉打破中國動畫電影票房紀錄，至今熱度不衰。本文從民族文化傳承角度分析電影《至暗時刻》與《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敘事話語，總結中英兩國在當代視聽文本的轉換中傳承本族文化的策略。

一、重塑人物：對傳統的共同顛覆

圍繞中心人物展開敘事是兩部影片創作的默契之處，對人物的成功塑造也成為了兩部影片廣受本土好評的共同原因。《至暗時刻》中的丘吉爾雖與歷史上的人物相貌有所差距，但憑借飽滿的人物敘事與GaryOldman的精湛演技，影片讓“別樣風格”的丘吉爾顛覆了公眾對他的接受認知。無獨有偶，《哪吒之魔童降世》同樣采用了重塑人物的敘事策略顛覆了傳統的哪吒形象。這既是兩國電影創作對市場的精準回饋，也反映出民族文化傳承在現代語境中面臨的全新局面。歷史上，丘吉爾因其在二戰期間對英國的杰出領導被奉為一代偉人。有別于傳統文本中對丘吉爾偉人形象的刻畫，《至暗時刻》致力于將丘吉爾塑造為更“接地氣”的普通人物。通過大量日常生活的細節呈現，如床上飲酒、沐浴、如廁等，影片有意淡化了丘吉爾貴族身份的出身，試圖打造一個更加“平民”的偉人形象①。可以說，影片中的丘吉爾走下了神壇。在呈現他果斷剛毅的領導力等偉人風范的同時，影片也花了細膩的筆墨表現他在家人面前的溫情脆弱、對平民的善意友好、在危機面前的局促不安等與偉人氣質相背離的“平民”氣質。在顛覆人物氣質的嘗試背后，是影片試圖抹去人物與受眾之間的階級差距，為廣大英國觀眾的認同投射奠定基礎。若非此，影片也不必采用丘吉爾秘書ElizabethLayton的個人視角展開敘事，當ElizabethLayton以個人的“小人物”視角觀察丘吉爾這位“大人物”時，影片試圖將她在銀幕內對丘吉爾的情感認同轉換為銀幕外的觀眾認同。與《至暗時刻》相似，《哪吒之魔童降世》也試圖通過重塑哪吒形象拉近哪吒與觀眾的心理距離。古代神話故事中，哪吒生來異象，性格桀驁，伴隨《西游記》《封神演義》等神話小說的編排，“哪吒鬧海”“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等故事成為哪吒人物傳奇的經典橋段。因此，我們也很容易察覺出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在人物塑造上的顛覆創作。邪性被削弱的哪吒雖然保有“頑劣好動”“好戰能戰”等與傳統形象一脈相承的特點，但這些特點更多的是凸顯出哪吒受家庭束縛的“叛逆”性格，而與其在神話中的“逆反”形象相去甚遠。在影片中，哪吒同樣走下了神壇，從一屆少年英雄人物成了因缺愛而敏感脆弱的青春期孩童。神話中具有悲劇意味的英雄人物敘事被轉換為了一類具有廣泛意義的“家庭人物”敘事，哪吒不再是逆天抗權的少年戰神，而被“幼稚化”為本性善良、假作頑劣姿態實則渴望關愛的尋常叛逆少年。由此，親民氣質的哪吒形象打造完成，后續電影口碑與票房的收獲、人物周邊商品的熱賣也足以證明觀眾對該哪吒形象的高認可度。可以看出，兩部電影不約而同采用了小人物的敘事策略顛覆傳統文化中的英雄式話語，而當觀眾通過“矮化”后的英雄人物完成自我的認同投射時，無形中也建構了自己對民族文化的新型解讀。這說明雖然民族文化符號在當代語境中成功闖入了人們的視野，但前提是他們需得“改頭換面”，變成一類更具有普遍意義的角色。

二、改寫文化基因：時代性的觀照

正如上文分析，中英兩部電影都有意識地改變了民族文化符號的傳統話語，從而提高了電影的接受度。在重塑民族文化符號的過程中，自然也免不了對部分文化主題的改寫。作為民族文化傳承的有機組成部分，文化主體的價值判斷和選擇機制是民族文化橫向傳承的基礎，在延續民族文化的過程中體現出時代性與民族性相結合的特點②。在這個視角下，兩部電影在敘事話語中對文化基因的改寫所透射的正是創作者對民族文化的時代認知。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二戰時期英國的重要轉折點，彼時英國政黨內部求和心切，丘吉爾陷入搖擺境地。在《至暗時刻》的高潮敘事部分，無法抉擇的丘吉爾來到地鐵車廂內聽取民眾的心聲，并在民眾話語的鼓勵下最終做出了宣戰的決定，也成功通過自己的力量獲得了政黨的支持。此處完全虛構的情節不僅為影片加入了獨特的群眾史觀，也重新注入了集體主義的文化基因。一直以來，丘吉爾都因其堅毅果敢的領導力被視為英國精神的代言人，但影片卻通過賦權公眾的敘事方式削弱了丘吉爾的個人力量，彰顯了集體力量。當我們聯系英國的時代特征時，不難發現影片對集體力量的呼喚透射的正是新的民族文化訴求。銀幕之外的英國處于脫歐的緊要關頭，在領導人的更迭風波中國家主體同樣面臨著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人民集體力量的團結在此刻顯得尤為必要③。在重現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創作者通過銀幕之內的故事建構與銀幕之外的社會現實形成了一類鏡像聯結，為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內涵。與英國電影《至暗時刻》中呼喚集體力量恰恰相反的是，中國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通過改編傳統故事意圖淡化集體意識強調個人行為。傳統故事中哪吒不敵天帝等強權代表的情節被刪去，代之以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個人反抗情節。在電影的敘事中，雖然哪吒依舊托生于天，但哪吒命運的走向卻由其作為個體的自主選擇決定，其反抗的對象也從一類權力實體轉為命運等更宏大也更虛無的體系。雖然電影中命運的磨難似乎有外界的成見作為實體依據，實則還是來自哪吒內心的孤獨與脆弱，如此哪吒最后通過自我增勢獲得勝利也就顯得順理成章。在新時代的背景下，突出文化主體的個人選擇無疑是“正確”且穩妥的創作選擇。互聯網的發展推動了社群的細分與個人主義立場的普及④，“人定勝天”成為一類“絕對正確”的準則，既然復雜的權力沖突指涉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尋求個體共識因而成為創作的捷徑。兩部電影分別在各自的國度大放異彩，我們不妨認為融入時代特質、改寫民族文化基因的做法促進了民族文化的傳播。這也是兩部影片通過敘事話語傳播民族文化的共通之處，但有效的傳播是否一定意味著有效的傳承？如果說時代元素的加入促進了民族文化的橫向傳播，那么被犧牲的文化基因又削弱了民族文化的縱向傳承。根據民族文化傳承的內涵，“文化傳承的縱向傳遞與文化傳播的橫向移植是同時進行的，且二者既對立又統一。”⑤若橫向傳播與縱向傳承之間的分歧不斷擴大，二者之間的動態平衡將面臨失效風險，由此也引出了兩部影片通過敘事話語傳承民族文化方面的不同之處。

三、建構民族意識：敘事指涉的差異

作為民族意識的深層次積累，民族文化構成了民族認同感和內聚感的核心。而民族深層次意識則是通過心理傳承將個體的心理意識整合為群體的共同心理意識,最終實現對民族性格的塑造。當民族文化通過電影的形式進行傳承，在電影敘事話語之下潛藏的深刻意涵也正顯露出民族的深層次意識。對比兩部電影的敘事指涉不同之處，不難發現中英兩國影片建構民族意識的差異所在。20世紀80年代的英國，在不景氣的社會背景下，遺產電影悄然興起。彼時的遺產電影大多改編自經典文學、歷史故事等民族文化，最大的特點在于懷舊情結濃厚、為了突出視覺風格削弱歷史厚度。在歷史的輝煌再現中，遺產電影試圖建構一個想象的文化圖景和國族形象來逃避充滿危機的現實。由此，《至暗時刻》也因其故事和風格被認為是遺產電影的現代“變奏”⑥。從這個角度出發，能讓我們更好理解《至暗時刻》對民族意識的構建。一方面，來自歷史的題材選擇和對“英國偉人”丘吉爾的正面刻畫注定了《至暗時刻》同遺產電影相似，具有某種“懷舊氣息”。聯系電影對時代的觀照，不妨說是現實中的民族不滿情緒催生了電影對“懷舊”情感的宣泄，試圖從歷史出發建構起新的國族主體意識。另一方面，影片通過敘事話語的編排有意避開了任何批判性的歷史立場。在電影中，民族歷史的積極意義壓倒一切———人民用歡呼之態、政敵以倒戈之舉迎合丘吉爾飽含激情的演講，社會圖景一片生機。以美國為代表的“見死不救”的他國成了危機的根源，在本土國族內部只有戰勝他國的勝利果實才需要分享。在有意放大民族歷史積極性的敘事話語之下，是電影對建構國族信心的一次嘗試。一直以來，關于英國電影主體性是否存在的爭議不斷。相同的語言與高度的合作讓英國電影時常徘徊于英美兩國的語境之間，被質疑英國電影文化表達已經“美國化”⑦。但在《至暗時刻》中，影片清晰呈現出了通過敘事話語建構新型民族意識的脈絡，建構國族主體性、為國族增信與民族文化傳承的有機融合將幫助英國電影與好萊塢式的全球話語區分開來，從而通過電影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主體性。相比之下，中國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則在好萊塢式的全球文化話語中呈現出更為曖昧的姿態。如果說《至暗時刻》還帶有某種“懷舊情結”，對文化基因的改寫還只停留在增刪的表層，《哪吒之魔童降世》則更加大刀闊斧，甚至不惜犧牲縱向的文化基因以重建新型文化基因。正如前文所說，《哪吒之魔童降世》將具有明確對象的一類反抗改寫為無所指的叛逆，最明顯的體現是影片以溫情脈脈的父愛敘事徹底顛覆了傳統文化中哪吒的“弒父”情結。在這些敘事的顛覆之下，傳統哪吒文化的核心內涵不再，文化價值也有所動搖。一方面，影片對文化價值的“新表達”為觀眾呈上了精彩的視覺盛宴，并因其對當代價值觀的折射備受贊譽⑧；但另一方面影片在更宏觀層面建立起的新型文化價值本質卻并不“新”。影片中對回歸家庭的呼喊與個人主義的迷戀正是迪士尼動畫一直以來的經典內涵。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不得不將影片重構文化內涵的動機聯想為對好萊塢式話語的擁抱。由此折射出的是國族文化主體性迷失在全球話語體系中，從而導致遺失了縱向文化基因的民族文化傳承面臨著“失傳”風險，文化自信的回歸也更加遙遙無期。這也意味著影片看似成功建構的民族意識只是基于對文化符號的認同感，而非來自于民族文化中的價值內涵。至此可知，中英兩國電影《至暗時刻》與《哪吒之魔童降世》在傳承民族文化的過程中，國族主體性的確立與否是二者建構民族意識的最大差異之所在。在新時|RADIO＆TVJOURNAL2021.4代的變遷中，兩國國族文化同樣具有搖擺的風險，二者也不約而同采取了改寫文化基因的方式以彰顯新的文化特性，但最終兩國電影卻建構出了兩類相反的民族意識：堅守與讓位。

四、總結

與他國電影的比較最終要回歸對本國創作的觀照。《至暗時刻》作為遺產電影的復興之作，完整呈現了電影創作與民族文化傳承的一類聯系。隨著后現代話語的發展，學者們認為遺產電影已經擴展為全球性的電影類型，其核心在于通過民族文化的重現建構國族認同。從這個意義出發，我國民族動畫的復興不妨視為對遺產電影的呼應與回應，從而也使二者之間的對比有了更多的合理性。梳理完中英兩國電影《至暗時刻》與《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敘事話語異同，我們也不難發現新的時代語境賦予了視聽文本傳承民族文化的新要求。對于中國的電影創作來說，首先，高速發展的時代不斷涌現出新的文化景觀，為了提高民族文化的傳播力度，只有聯系現實的關切才不會使電影與時代脫局，扼殺電影與其所承載的民族文化進入大眾視野的可能性。其次，民族文化的傳承始終遵循著橫向傳承與縱向傳承的有機結合。對時代的關切固然是橫向傳承的體現，但縱向傳承中對文化基因的復制要求卻提醒著電影應持續深耕民族文化的價值內涵，不可在“日新月異”的文化生機中丟棄文化的本質，從而喪失民族文化的主體性。

注釋：

①楊俊蕾.當丘吉爾被好萊塢模式重新編碼[N].文匯報,2017-12-26(011).

②⑤趙世林.論民族文化傳承的本質[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03):10-16.

③⑥黃欣.重返昔日輝煌———英國電影國族認同的傳統與繼承[J].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19(02):27-32+106.

④王玉玊.從“成為英雄”到“尋回英雄”———國產動畫中英雄敘事的本土化歷程[J].藝術廣角,2019(06):27-34.

⑦Brown,Geoff,'SomethingforEveryone:BritishFilmCultureinthe1990s'inBritishCinemaofthe90s[A].London:BFIPublishing,2000:32.

⑧C.Hi,a25-year-old3Danimator,believesthat“thenewstoryisadaptedforcurrentvalues”[EB/OL].2019-08-02.

作者:陳昕燁 單位: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