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山海情》的創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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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藝作品以形象直觀、刻畫入微、感染力強等特點有效建構并傳播著地方形象，但也會因其表達方式、敘事策略、表現主題等不同而給受眾造成認知偏差乃至刻板印象。電視劇《山海情》熱播后，從政府形象、基層工作人員形象、普通百姓形象、產業形象、地理形象等多個方面積極建構和傳播了寧夏良好的地方形象，承繼了近年來寧夏文學和電影作品展現的苦難中的人性人情之美、精神豐盈之美，同時又從題材選擇、思想深度、形象塑造、情節設置等方面有了更為深廣的創新，在尋求地方形象建構和傳播新路徑方面值得未來文藝創作者們思考和借鑒。

關鍵詞：文藝作品；地方形象；基層干部；建構；傳播

地方形象是一個地區在發展過程中展現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態、歷史等多方面的特征及其帶給人們的印象。地方形象的建構需要從地理方位、氣候特點、區域優勢、經濟社會發展、歷史積淀、文化特征等不同層面，以及歷史、現實、未來等多個維度去考量，主要通過新聞報道與文藝作品的有效傳播來實現和完成，其中，文藝作品與地方形象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相互影響又相互促動。地方形象的建構離不開文學、影視、音樂、舞蹈、繪畫等文藝作品的創作，同時又影響著文藝作品的思想主題、品質高低和風格特點等。正如《詩經》誕生于北方，而《楚辭》植根于南方一樣，“不同地區的文學各具有不同的風格特點”［1］40，不同的地理風貌和人文環境會誕生不同特色的文藝作品。可以說，文藝作品在不斷修飾和塑造著地方形象，成為地方形象中文化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文藝創作也是除了新聞媒體報道之外展現和傳播地方形象的重要途徑，從多個層面影響著人們對這一地域的印象，有時會使受眾出現認知偏差乃至形成刻板印象。新時期以來，寧夏文藝作品中因為表現本土民俗風情、飲食文化、地域特色、城市印象時所具有的直觀形象、生動活潑、感染力強等特點，對寧夏地方形象的建構和傳播起到了積極的助推作用。但由于創作者不同的創作主旨、表達方式、敘事策略、題材選擇、形象塑造等，在建構和傳播地方形象方面效果并不一樣。在以往的文藝作品中，寧夏到底是經濟落后的代稱，還是多樣文化的綜合體，抑或是現代性沖突中鄉土難離的縮影，始終沒有明確的答案。2021年初，電視劇《山海情》的熱播，讓受眾很快認識并記住了寧夏，成為文藝作品建構和傳播地方形象的絕好佐證。作為一部取材和拍攝于寧夏的扶貧主題電視劇，此劇具有主題鮮明、情節緊湊、矛盾沖突激烈、人物形象飽滿、臺詞鮮活貼切、表演真實可信、造型接地氣等優點，在五大衛視、三大視頻平臺首輪播出時就刷爆全網，以豆瓣評分9.4的高分成為近年來國產電視劇中的佼佼者。電視劇《山海情》與寧夏以往的文藝作品相比較，在地方形象建構和傳播上有何共性又有怎樣的創新突破？到底建構了怎樣的地方形象？在未來的地方建設與發展中又會發揮怎樣的影響？事實上，這部劇通過對典型環境中典型人物的形象塑造，視角聚焦偏遠窮苦的西海固地區，在新時代語境下觀照大時代中小人物的命運，表現了寧夏在脫貧攻堅過程中的艱辛與所取得的巨大成績，在主旋律宏大敘事的架構下于細微處著筆，熱播后不斷刷新著人們對寧夏的認知度，在地方形象的建構和傳播方面意義深遠，可以說做到了“一是現實關系的真實情況，二是時代的脈搏和動向”［2］191的創新呈現。

一、以人為本的政府形象

電視劇《山海情》是以我國東西部對口協作、脫貧攻堅為內容的一部年代大劇，真實再現了近30年寧夏西海固地區的巨大變化，展望了閩寧鎮、西海固地區乃至寧夏的未來發展。與以往主旋律電視劇不一樣的在于，此劇有一條非常明晰的主線貫穿始終：扶貧移民搬遷。這一扶貧政策能否有效而精準地執行到位，構成了全劇最大的藝術張力，一方面考驗著剛從農校畢業的主人公馬得福能否有效開展工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又牽動著劇中很多人物的命運，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在這個意義上，扶貧移民搬遷政策是這部劇成功的主導性因素，也由此引申出兩個方面的地方形象的藝術創新：政府形象和基層工作人員形象。而這兩個方面，對地方形象的建構至關重要。地方政府作為一個地方公共行政權力的象征、承載體和實際行為體，應當是清正廉潔、誠信服務、高效負責的良好形象。良好的形象不僅能夠反映當地政通人和、宜居宜業，而且還有利于招商引資、推動地方發展。更重要的是，一個地方的發展離不開當地黨委、政府的精準施策。在面對脫貧攻堅這樣的時代巨大課題時，從中央到地方，每一項政策的出臺，都關乎著無數人的生計與幸福，而每一項符合老百姓意愿、切實利好的政策的出臺與推行就是黨和政府形象的最佳展示。如果地方政府形象僅靠口號式的宣傳和歌頌，就會因缺乏感染力而失去表達能力，在這樣一個無社交不傳播的時代里也不會得到有效的傳播，“更重要的還取決于公眾對政府施政的認知及滿意程度”［3］81。良好的地方政府形象如何在文藝作品中接地氣地表現，就需要創作團隊的精思妙構。相比音樂、繪畫、舞蹈、書法、雕塑等文藝類型，文學和影視作品以其表達過程中的形象直觀、細致入微、感染力強、傳播迅捷等特點，成為建構和傳播地方形象最重要的表達方式。《山海情》并沒有像公文或新聞報道中那樣去直接描述移民政策的好處，而是通過影像傳播把政策的好處放置在不同的情節沖突中，以劇中人物的實際行為選擇將其一一呈現。寧夏西海固地區自然條件差，百姓生活窮困，很長時間以來都存在著“等靠要”的思想。因此，政府層面要塑造良好的形象，首先必須明確百姓的需求。這里的百姓首要的需求是脫貧，然后要過上美好的生活。當地政府只有通過調查、搜集、挖掘、傾聽當地百姓的心聲，制定相應的政策，才能以此為目標去努力。“吊莊移民是寧夏人的發明，也是一屆又一屆自治區黨委和政府在中央扶貧、脫貧精神指導下開展的具有創新意義的一部已經載入史冊的史詩。”［4］在本劇中，政府建立吊莊基地，號召涌泉村的村民移民、搬遷，但得不到百姓的支持。村民們一開始對這項政策根本不理解，吊莊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搬到“口一張嘴里全是沙子”、“大風三六九，小風天天有”、“蚊子比蒼蠅大，人去了就是給蚊子改善伙食”的鳥不拉屎的戈壁灘，更讓村民們不可思議。“未來，可不就是還沒來嘛!”盡管這些村民們都日思夜想過脫貧乃至走出大山，但怎樣脫貧致富過上美好的幸福生活，一直未能形成明確的集體思路。一方面是因村民們教育水平和眼界所限，另一方面由地域環境所決定。在以馬得寶為代表的新一代年輕人眼中，擺脫貧困、尋找幸福，就是要走出這十年九旱的大山，到更廣闊的天地去，但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打工的青年人，根本沒有考慮過會遇到哪些難題和險峻。劇中白麥苗到福建打工，遇到因方言問題而無法順利進入工作狀態的難題；尕娃扒車遠赴新疆卻遭受欺辱，逃回時差點死在狼口之下等。在這樣一種焦灼的心理狀態下，隨著一項項移民政策的落實，落戶到閩寧村的第一批移民，隨著通電通水、發展產業，生活逐漸得到改善，日子終于有了盼頭。村民們從最初對吊莊移民政策的不理解、質疑、排斥甚至惡語相向，到電視劇結尾時老人們為了后代們的幸福，忍痛割“根”，同意整村搬遷，證明了這項扶貧政策的正確性和可行性。事實證明，移民政策對村民而言是一條最好也是最放心的出路。《山海情》引發全國人民的“圍觀”，在于相比以往一些反映時代的宏大敘事的影視劇，本劇擺脫了教條化、口號式的說教，而是通過點點滴滴鮮活的生活場景展現了物質收獲，到美好生活的“落戶扎根”，最后形成的西海固的“生態美景”這一巨大成果印證。“干沙灘上花不開，想喊云彩落下來”，這是村民內心的期許又是力量的積蓄，飛沙走石的干沙灘最終變成了遍地商機的金沙灘。電視劇以恰到好處的串聯，推動著劇中的每個人物和情節，成為劇中政府形象的最好代言和最佳表達：人們生活面貌的改變，證明了移民搬遷就是好政策。而這一政策，“良好的政府形象是新時期社會公眾對政府的客觀要求，也是政府鞏固和提高凝聚力、組織力、公信力和影響力的必要前提［5］82”。《山海情》中通過一項項扶貧政策展現了當地以人為本、傾心服務、急百姓所急、憂百姓所憂的政府形象。電視劇結尾，那些曾經在大山里幾個兄弟穿一條褲子的村民們住上了敞亮的大房子，開上了小車，生活都有了奔頭。縣委、縣政府組織全國各地的企業家們來購買當地的雙孢菇，品鑒和推銷寧夏的紅酒等，繼續展現的是有所作為的形象，也表達了老百姓生活越來越好這一主旨。在這個意義上，《山海情》以政策需求和實施為主線，有效展開了電視劇的敘事策略和影像表達，起到了建構和傳播地方政府良好形象的作用。這在以往寧夏的文學作品或影視作品中是比較缺乏的。如作家張賢亮的小說《靈與肉》、石舒清的小說《低保》、季棟梁的小說《上莊記》等，對政策內容都有所體現，但切入點、著力點并沒有那么突出；電影《閩寧鎮》中村民二黑他們也是奔著好政策去的，但影片更側重展現的是村民們自身的能動性和苦干實干精神，政府形象相對而言比較薄弱。這一點，《山海情》更為突出。

二、公而忘私的基層工作人員形象

電視劇《山海情》塑造了一批性格真誠、干事得力的政府工作人員形象。一般而言，主旋律影視劇大多以正面宣傳教育為主，對現實生活進行引導，人物形象高大上，往往給人一種刻板印象之感，而《山海情》中，政府工作人員的形象則充滿著“煙火氣”和“土味”：辦公室雖然簡陋但收拾得十分干凈；在烈日和風沙中辛勞地奔波時給出的面部特寫令人心痛，黝黑而皸裂的面容時常因工作而焦灼。例如，一開始是普通工作人員，到后來擔任閩寧鎮鎮長的馬得福，為了讓家鄉百姓脫貧，全身心撲在工作上，不分日夜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勸解村民；他在風沙漫天的戈壁灘冒著烈日和沙塵暴迎接奔赴而來的移民；為了移民村能通上電，他多次找供電所的人求情、軟磨硬泡；為了讓涌泉村整村搬遷，他急火攻心病倒在炕上，而他和弟弟馬得寶訴說衷腸時，說當了鎮長，不僅沒有幫助弟弟，反而為了避嫌還把弟弟的很多事放在最后，為此潸然淚下。可以說，馬得福代表著那些忍辱負重、勇擔重任、公而忘私、外柔內剛的基層工作人員形象，與老百姓手連手、心連心。和他在一起的福建對口支援寧夏的扶貧干部陳金山、農業專家凌一農教授、工作中有時嚴厲近乎苛刻的楊書記、干練明智的吳月娟主任，還有因車禍殉職的張書記，都是有原型、接地氣的人物。這些人物真實地展現了為寧夏脫貧攻堅作出積極貢獻的基層工作人員形象。劇中涌泉村要整村搬遷了，馬得福接下了這塊難啃的骨頭，拋下待產的妻子前去村里做工作，村上年齡最高的李老太爺說：“這人一搬走，房、莊稼撇下了，先人的墳頭也撇下了，那是啥樣子的光景嘛？”李老太爺的想法代表了村中大多數老人的心聲，讓人無言以對，對于搬遷，他甚至以死抗拒。因為祖祖輩輩世世代代維系的故土情感突然中斷，老人們覺得無顏面對祖輩，這些關乎鄉民們的鄉土情結和倫理道德問題，不能用行政命令簡單的處理，只能用情感來開導化解。面對這個難題，馬得福著急上火發燒倒在了炕上。正如他父親所說：“你是涌泉村的人，不能親手把村子拆了，再把老人逼死吧？”他深切地感受到巨大的壓力。而作為一名基層干部，馬得福只有通過自身的認知和實踐去完成工作。經過與水花的一番長談，馬得福想明白了一個道理，并通過村廣播對整村村民懇切表白：“住的時間長了，那就是根。”以情理打消了村里老人們思想上的顧慮，讓村民們移民搬遷后依然能延續他們的鄉土之情，根本性地解決了“根”的難題。這一敘事情節展現了一名基層干部做工作時應有的態度、能力和方法：并不是簡單粗暴地強迫村民去服從政策安排，而是春風化雨般地讓村民們從思想和行為上自覺跟著政策走。馬得福基層公務員形象的塑造，有效提升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也將會引發更多年輕人投身基層，實現自我的人生價值。導演孔笙說，通過《山海情》“也希望讓大家看到那些敢于擔當的好干部和吃苦耐勞的普通老百姓”［6］。劇中公而忘私的基層干部不少，像閩寧鎮張樹成書記因車禍走了后，兒子還是個臨時工，村民們感慨地說：“那個人是個好人”，“追著攆著吊莊移民的好干部”，是個“嘴上說著未來的好人”。“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劇中老百姓們發自心底的感懷，不僅證明了一個人存在的價值，同時也彰顯了新時代優秀干部的美好形象。找到矛盾沖突背后的根源后具體問題具體解決，是這部電視劇中基層工作人員的工作方法和特色。如村上幾個年輕人去扒行駛中火車上的化肥賺錢，被警察逮住后很快放了出來。這種做法被從福建趕來的扶貧干部陳金山看到后認為應該嚴格依法辦事，不能這么簡單放人，馬得福則委婉解釋說當地警察在執法過程中考慮了這些人因生活無著，實屬無奈之舉，只根據主客觀情節進行了批評教育處理。劇中這一情節傳遞了貧困落后地區最根本的解決之道還是要去發展經濟。后來掛職副縣長陳金山推動的勞務輸出計劃不僅讓年輕人賺到了錢，根本性解決了生活無著等基本問題，還增長了見識，學到了技能，開闊了眼界，引進了外界資源建設家鄉。另外，在最基層一線工作的村干部形象在劇中也意蘊悠長。主人公馬得福的父親馬喊水就是一個“啥問題都能解決”卻不乏傳統農民思想的村主任。他對村里的一切人際關系看得很透徹，在處理村里事務時有手腕有招數，每次遇到困難都能牽住幾個關鍵的“牛鼻子”：在涌泉村村民們不愿搬遷時，他并沒有費盡口舌去宣講大政策，而是去找村里幾個有威望的老人談心商量；他幫助兒子動員村民們整村搬遷，看似咋咋呼呼大大咧咧，卻在村民們同意集體搬離、做百家宴時，他進行了最后一次村廣播，關閉喇叭后黯然失神、淚流滿面，把一名村干部、老農民對家鄉的眷戀之情表現得淋漓盡致。當然，這樣的人物形象、情節在以往寧夏的文藝作品中也出現過，如電影《閩寧鎮》中老村主任把那些出外偷自行車被拘留的年輕人從看守所領回來后，用鞋底一頓抽打，因為明白這些沒怎么受過技能教育的小伙子們為什么要去偷，自己的心痛之情難以言表；季棟梁小說《上莊記》中，一個為了給孩子們找到一個相對長久的代課老師而四處求告的老村主任形象；石舒清小說《低保》中，也有費盡心思處理好村中事務和關系的村主任形象。這些人物形象有感情有溫度、有能力，無疑具有正面的、良好的導向作用。但不同的文藝作品在處理這樣一些人物時因為要表達的思想主旨和敘述的著力點不一樣，處理的方式大不相同，在傳播過程中給受眾留下的印象也不盡相同。

三、深蘊活力的地域文化形象

新時期以來，寧夏的文學創作一直在全國享有較高的口碑。不管是煤炭文學，還是西海固鄉土文學的興盛，不管是“兩張一戈”（張賢亮、張武、戈悟覺），還是到“三棵樹”（石舒清、陳繼明、金甌），再到后來的張學東、了一容、李進祥、馬金蓮、劉漢斌等全國相對知名的作家，寧夏文學在創作中往往以“苦難”為底色，以“苦情”為基調，以“苦痛”為動力，最終展現的是困苦之中的偉大精神。不管是人道主義的悲憫情懷，還是自我與“他者”救贖，大多作品表達的是以精神的力量去戰勝苦難帶來的悲痛，“呈現的是西北大地上的傳統與現代、歷史與現實、敏感與頑固、苦難與信念、理想與追求”［7］150。這一方面與寧夏作家身處的外在地域環境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作家們的內在認知環境所限有關，同時還受制于主流文化的“他者”想象，有時會下意識地通過表達苦難中的精神力量來獲得關注和青睞。“山里干得連根蒿子也不長，糧食種進地里，發不了芽，發了芽卻結不了籽。”［8］9再加上土坯房子、煤油燈盞、破衣爛衫等一系列審美意象，基于苦難中的人性和精神探求為出發點的寧夏文學，在地域形象的書寫和建構上，基本呈現了與鄉土有關的刻板印象：貧困、干渴、苦痛、悲傷、溫情、力量、靜默等，盡管也塑造了“我出去就是想看看山那邊到底是啥地方，路那頭是啥地方”［9］的年輕女子形象，但相對較少。另外，隨著時代的發展，寧夏文藝創作者們的自我風情化、自我詩意化、自我苦難化也比較明顯。鄉愁語境中的家園想象大多與苦難有關，也與作家對當下生活的處理能力有關。濃厚的鄉土意味與現代、時尚的新農村建設和充滿科技感的城市形象，存在著一定的悖謬性。在寧夏文學創作者們筆下，因為選擇的出發點不一樣，時間點不一樣，無論是散文、詩歌還是小說，始終充滿著回望鄉土困苦時的詩意和不可名狀的悵惘。這與同在西北的陜西作家如路遙在反復書寫苦難中尋找力量有所不同。雖然眾多的評論家從寧夏文學的優勢和特點，肯定并褒揚了寧夏作家們的創作，西部風情中的苦難表達依然是寧夏作家無法擺脫的宿命。“我們過于保守或矜持的作家和詩人，似乎缺少了宏大而深刻的當下社會本質的把握和人之存在的真實觀照。似乎多是對回望鄉關的留戀和難舍，而少了追隨時代的開放、自信和掘進。”［10］雖然苦難之中自有動人心魄的力量，但就寧夏地域文化形象的建構而言，在不少人的心理認知中，寧夏的文化在于表達苦難和贊美對抗苦難中的精神。地域寧夏依然是干旱、荒涼、貧困的“他者”，充滿著邊地的想象并報以同情。當然也有一批反映地方城市風貌、市場經濟的小說，比如馬知遙的《南下廣州》，張賢亮的《一億六》，查舜的《局》，張九鵬的《飛翔的子宮》，李進祥的《二手房》、《天堂一樣的家》、《換水》，石舒清的《小米媳婦》等，主旨大多是面對商業沖擊時的精神反應、現代化進程中的觀念沖突、城市中人性之惡等，但都沒有形成較大的影響力。與其他省區相比，寧夏的鄉土文學和城市文學并駕齊驅的狀態是不一樣的，“我覺得我們的城市文學是很不景氣的，可以說我們只有城市，而沒有與之相般配的城市文學”［11］133。這個意義上，在寧夏地域文化形象的建構和傳播中文藝作品存在著片面認知、過往認知和單向認知等問題。這也是文藝作品中取材和表現點不一樣所致。例如，在獲得高度贊譽的經典的紀錄片《沙與海》中，導演康健寧給外界所呈現的寧夏是困苦的、干旱的、焦渴的：劉澤元一家人在沙漠中艱難生存，盡管意志頑強、精神堅忍但充滿悲辛。根據寧夏作家石舒清的同名小說改編，獲得第二十一屆釜山電影節新浪潮大獎等重要獎項的電影《清水里的刀子》，以寫實般的影像表達再現了西海固普通民眾日常的生活，如貧窮、缺水以及人們面對生死時的篤定等。影片里有一個細節，有一天，突然下起了一場雨，馬老漢一家老小紛紛拿出鍋碗瓢盆等來接水，動作嫻熟之極，仿佛接水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這在沿海地區的受眾來看，肯定是不可思議的場景。在這部影片里，導演盡管想把西海固的大山、村莊等拍成油畫般的感覺，但藝術化的審美表現難掩其中流出的苦澀。電視劇《山海情》運用多種視聽表達手段，在建構寧夏地域文化形象上，一方面承繼了以往寧夏文學與影視作品中表達苦難中生長的精神力量這一優點，比如對小說《上莊記》、電影《馮志遠》等文藝作品中的教師奉獻精神的承繼，對紀實文學《閩寧鎮紀實》、散文《走進西海固》、電影《閩寧鎮》、版畫《遠方無血》中戈壁灘、土坯房、漫天黃沙、地窩子、荒山深溝等物象書寫的承繼，包括對挖窖塌方殘了老公、因一頭驢賣了女兒、一家三兄弟只有一條褲子換著穿等故事情節的承繼；另一方面絲毫不回避因貧困造成的現實殘酷情境，并對這些內容又作了進一步的思想推進，側重于表達這片山巒綿延、干旱少雨、上學困難的西海固地區人們之所以生生不息，根本原因在于求新思變，充滿活力。這種深蘊的精神力量推動著一個地方的人們克服各種困難，追求美好生活。《山海情》里的年輕人想沖出新的天地，老人也并不是那么迂腐不化。在干涸的環境里，年輕人們有那么多的歡樂與夢想，希望通過出外打工來改變現狀；在面對吊莊移民時“去不去”的爭論中，“沒有奔頭才是真的苦”，老支書拋出的一句話，讓多少鄉親們克服了對戈壁灘的恐懼而燃起了奮斗的意志；在閩寧鎮的建設中，不少村民們敢于嘗試并在福建專家的指導下種植蘑菇；麥苗打工回來后參與葡萄酒莊園的建設與發展；得寶嘗試著干了不同行業并成了致富帶頭人等。劇中，從西海固走出來的村民們在扶貧政策的支持下是充滿奮斗精神、生命活力和時代氣息的，他們的世界如萬花筒般的豐富多彩。劇中結尾處，當這些搬遷來的忙碌打拼的年輕人們“被逼著”跟隨自己的子女們回到故土，遙望西海固的山川時，曾經寸草不生的大山已經是郁郁蔥蔥、一派繁茂，舊貌換新顏，青山綠水令人感慨萬千，似乎滄桑巨變只是一瞬間完成，多少困苦中的艱難求索掩藏其間。在這個意義上，《山海情》用審美的影像表達，不但全方位呈現了寧夏西海固地區的今昔，隱含著時代的變遷、個體命運的變化和精神風貌的嬗變，而且還立體地呈現了當地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等各個行業的方方面面，所有這些，并沒有單一地將筆墨限定在一部分內容上而不再移動，由此也改變了以往寧夏文藝作品中相對單調的以展現貧困與苦難中精神力量為基本的刻板文化形象，凸顯了一種充滿活力、求新思變、奮斗不息的地域文化形象，意蘊深厚。

四、有情有義的普通百姓形象

電視劇《山海情》之所以直抵人心，還在于刻畫了一批實干加苦干、生活得到改善、想法得到改變的村民群像。作家石舒清的散文《西海固的女人們》作為帶給人們深刻閱讀體驗的經典文本，里面描寫的西海固女人們在花季般的年齡里快速綻放后又沉重地溶于黃土地中。她們本可以有更多的人生選擇，但生活的環境決定了她們的選擇是那么窄小又那么無奈。雖然在不少的文藝作品中，作家們將這些苦難中的生活升華到哲理的層面，彰顯了人性、人情之美和精神豐盈之美，可讀完后難免還是苦澀的。正如作家李進祥所寫：“這些人活了下來，繁衍生息，在極端的艱苦中演繹著極致的人生，綻放出最艷麗的生命光華。”［12］259在寧夏很多的文藝作品中，因文體特點和主旨要求，并未給這些西海固的人們指明一條出路。當然這也不是文藝作品必須要承擔的任務。像小說《放羊的女人》、《口弦子奶奶》、《女人的河》、《碎媳婦》、《掌燈猴》、《麥黃時節》、《煙火》等中短篇小說，作家們通過獨特的藝術呈現和生活內涵的挖掘，塑造了各不相同的悲痛形象，比如馬金蓮筆下的“碎媳婦”、李進祥筆下的“口弦子奶奶”，了一容筆下日復一日推著癱瘓兒子的白發蒼蒼的老奶奶等，但都沒有表達“怎么活才會更好”這樣一個意圖。《山海情》所塑造的村民群像相比寧夏文學作品中展現的村民形象，有承繼，有創新，有側重，呈現的更多的是美好且有情有義的一面。劇中通過大量歇后語、農村土話、“金句”等，刻畫了鮮活的普通村民形象：在不乏小心眼小算盤中堅守樸實善良、勤勞能干的品質。比如村民李大有這個內心世界非常復雜的角色特別引人注目，他從當過紅軍干過村支書的父親身上繼承了一部分的威望與智慧、手段與眼界，他幽默、刻薄，也有膽量。他移民閩寧村后帶著村民們通過種種合法與非法的方式“解決”村里用水問題，又因為種的頭茬菇滯銷而與兒子產生劇烈沖突，心理崩潰到極點，但他最終能夠打量和反觀自己，理性地看待身邊發生的一切變化，響應國家政策，并通過勤勞努力追求美好的生活。這樣一系列豐滿而立體的普通百姓形象的塑造，增加了地方形象的真實性和生命活力。劇中對馬得福青梅竹馬的戀人李水花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承繼了寧夏文學作品中諸多悲苦女子的形象特點，同時又賦予她新的生命色彩。她在年少時被迫輟學，又被父親“賣”到鄰村嫁給一個她不喜歡的男人。這與石舒清筆下的《果院》、馬金蓮筆下的《碎媳婦》里的女子形象和電影《閩寧鎮》中的余妹有相似的一面。水花丈夫不幸殘疾后，她并沒有選擇逃離，而是無怨無悔地用雙臂撐起了這個家庭，“這就是咱倆拴到一起的命”。她用架子車拉著癱瘓的丈夫和女兒走了七天七夜趕到移民村，這是多么英勇的壯舉！更難能可貴的是，她對癱瘓了的丈夫始終不離不棄，努力在言語中維護丈夫的尊嚴，用自己掙來的血汗錢給丈夫買了輪椅，后來又幫助丈夫站了起來。導演在劇中并沒有刻意去強化這一人物形象，而是通過幾句話、不經意地幾個鏡頭，一兩個特寫，襯托出一個有情有義、堅強偉岸的女子形象，感染力十足。“娶妻當娶寧夏女”成為觀劇后不少網友對寧夏西海固女子的贊美之聲。劇中還刻畫了西海固女工群體這一從柔弱無助、技能不足，到后來英勇無畏、好勝能干這樣一個集體形象上，有效改變了人們對偏遠地區女民工們的認知偏差。遠赴福建打工的西海固年輕女工們，盡管剛開始遭受各種復雜的人情算計而不知所措乃至痛哭失聲，但在工廠發生火災時，不顧安危搶救傷員，她們努力學習，通過提高技能獲得了尊嚴和肯定，這是她們本性中勇敢率真的直接表現，以此展現了寧夏一方水土的育人之本：無論生存條件多么貧瘠，人們骨子里的善良、淳厚、勇敢和勤奮不會缺失。劇中的白老師，是一位想用知識喚醒這片貧困大地、尋找生活出路的理想主義踐行者，也是面對困苦的現實，打起全部精神用教育進行抗爭卻屢屢被刺痛的奮斗者。他培養了像馬得福這樣的學生，也讓輟學的李水花覺得在學校里度過的幾年是自己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用自己的熱誠和奉獻贏得了鄉親們的尊重，也因為不讓孩子們輟學打工而被家長們打碎了眼鏡；他一人頂起了一座學校，把閩商捐給學校的電腦賣掉，做成了孩子們參加合唱比賽的校服而受到了處分；為了孩子能夠接受義務教育，敢于頂撞上級領導，還對支教老師的到來表示并不歡迎。在他身上，濃縮了在西部鄉村教育中用生命全身心投入的教師群體，也讓觀眾深深體會到了教育在脫貧攻堅中所起到的基礎性、根本性作用。電視劇《山海情》真正講述白老師的故事內容并不多，但通過男女主人公的片言只語和穿針引線的鏡頭，就讓觀眾真切感受到一位鄉村教師的可貴形象。這方面，曾根據真人真事拍攝的電影《馮志遠》中有更完整的展現。毋庸贅言，《山海情》一方面宣傳了黨中央關于精準扶貧、吊莊移民搬遷、生態建設等一系列扶貧政策，同時也以其特有的表達方式記錄和呈現了良好的政府形象、基層工作人員形象、地域文化形象、普通百姓形象等，同時還展現了寧夏葡萄、馬鈴薯、灘羊肉等產業形象和百家宴、花兒等民俗形象，涌泉村李家、馬家先人之間的情義等歷史文化形象等，形成了極具地域特征的審美風格和豐富的美學意蘊，從不同層面綜合構建了新時代語境下的地方形象。地方形象在文藝作品中的建構，一方面來自于其他地區人們的“他者”想象和書寫，一方面是本地的自我想象和書寫。自我塑成的地方形象，不見得能獲得他人認可。兩者構成了一個地方的一體兩面。也可以說，一個地方的形象由注視者、言說者、書寫者等生產與再生產完成。《山海情》取材寧夏，有以往許多寧夏文學或影視作品包括版畫、音樂等文藝類型的影子，可以說聯系緊密，無論是敘事結構還是文化構型，在展現時代風貌和建構地方形象方面一脈相承卻又參照、借鑒，并做了提高和升華。宏大的時代視角、脫貧攻堅的鮮明主題、新審美風格的多元化敘事表達，電視劇從題材選擇、敘事策略、思想深度、人物形象的塑造到政策表述語境等方面都有強烈的探索意識和明顯的創新，具有巨大的超越性。同時，電視劇以情感為紐帶牽動著劇中人物命運和觀眾的熱誠，用各種話題和不同情節沖突的短視頻引發了全網的社交化傳播，“從大眾傳播主渠道進入到人際傳播與群體傳播中”［13］258，實現了文藝作品傳播方面的巨大覆蓋面，同時又強化了建構出的地方形象的感染力和影響力。盡管這樣一部劇并不是完美的，但確是扶貧題材中難得的精品上乘之作，表達了新思想，展現了鄉村振興，塑造了新人物，致敬了新時代，多聲部唱響了地方形象之歌，在尋求地方形象建構和傳播新路徑方面值得未來文藝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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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冶進海 馬慧茹 單位:北方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