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我不是藥神》的困境與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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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我不是藥神》展示了多層面、多人群的生存、生活困境，既深且廣地傳遞、暗示了“存在”主義“困境”與“突圍”的美學內涵。

一.病友們的“病窮”困境與突圍

海德格爾引用荷爾德林的詩：“哪里有危險，哪里就有救”[1]。電影《我不是藥神》中處于生存困境中的患者、病友們沒藥就將赴死，諾瓦公司的天價藥，他們買不起，赴死的進程縮短，他們必須抗爭、必須自救。“知己知彼，百戰不怠”，只有清楚地了解自己和困境中的敵人、友人，才能更好地自救與抗爭。“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成了人生在世求得存在、突圍困境所必須解決的首要存在問題。病友們是慢粒性白血病患者，他們從用盡了家產，吃窮了親人朋友，再也支付不起或從來就支付不起昂貴正版藥的困境中來，他們要去找到支付得起的低價藥存活下去。天價正版藥壟斷公司諾瓦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專利藥品生產銷售商，它從市場中獨有、藥價奇高的壟斷地位中來，它要去永遠維護這種獨霸、高價、絕對優勢的壟斷地位。公安機關是依據法律法規維護合法合規的企事業單位與個人合法權益、打擊違法違規的企事業單位與個人的非法行為的國家權力機關，它從查處破獲案件，維護國家、企事業單位和個人的安全與權益中來，它要去查處、打擊、懲處那些違法違規的單位、組織、群體和個人。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這都是一個存在主義的命題。病友們的存在是這一存在之環的核心，其生存困境中對困境的突圍觸動或動搖了諾瓦公司的根基，制造了諾瓦的生存困境。諾瓦為了在生存中突圍，依仗自己的專利與合法身份，借助公安查處、打擊、懲罰假藥販子和病友。公安機關在辦案過程中，一方面遇到了病友與假藥販子聯合起來的機智保護與機敏對抗，而處于職務困境；一方面接觸、了解到病友們的生存絕境而進入情與法兩難的抉擇困境。因此，影片中的“存在”困境直接體現為公安機關的執法查處對病友和假藥販子們販賣假藥的執法/違法困境，實質卻是藥品壟斷公司的藥品奇高價格與病友們買不起高價藥的貧窮現狀之間的謀利/求生困境，其深層內核是“錢就是命，命就是錢”的有錢買藥就能活命、要活命就得有錢買藥，無錢買藥就等于死的非生/即死的終極生存困境。因此，病友們的“病窮”困境是整部影片的核心困境，由它衍生出了正版藥壟斷公司的“利損”困境以及公安機關情、法兩難之“職窘”困境。前者的突圍依賴于與后兩者的博弈。

二.程勇的“活窮”困境與突圍

程勇交不起房租，小生意不景氣，與妻子離婚，負擔兒子有困難，按年付不起父親的養老院費用，更拿不出父親血管瘤的巨額手術費。他處在一個上有老下有小處處要花錢自己又沒錢的生存困境。這種生存困境讓他與病友們的生存困境交集，他成了病友們突圍生存困境的領袖“勇哥”。為什么不用原型陸勇的病人身份，而另設了程勇這個非病人的病友領袖角色？一方面，不只有絕癥病人在“窮”的生存困境中掙扎，像程勇這種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百姓同樣面臨著生存困境。設置這個角色，擴大了影片的社會根基，有更強的感召力和啟發力。另一方面，絕癥病人們除了要在絕癥造成的“病窮”的生存困境096中突圍，他們和程勇一樣有著日常生活的“活窮”生存困境。“活窮”深化了影片“存在”困境的內涵：“病窮”具有偶然性，“活窮”則更具普遍性。所以，程勇的“活窮”困境依賴幫助病友們突圍“病窮”而突圍，病友們的“病窮”困境依靠程勇突圍“活窮”的舉措來突圍。處于“窮”境中的人們如何去獲取“富”境中才能提供給他們的資源以實現自己的突圍？各施所能，各取所需，團結合作，互相照應。病友們出錢購買，拉來更多病友購買，獲得延續生命的藥；程勇出力，承擔違法被抓的風險，賺來錢款付了父親的手術費，救了父親的命；提供給合伙人等更優價的藥，并付他們工資、利潤。程勇和他的團隊成員們“病窮”“活窮”都突圍成功。然而，程勇和他的違禁藥販賣小分隊生存困境的突圍方式畢竟違法，違法犯法是他們“病窮”“活窮”暫時突圍成功路上無法回避、隨時可能陷入的更大生存困境。緊隨他們突圍成功而來的是“行業”困境。張長林團伙是真正的正版高價藥格列寧的假藥販子。程勇和張長林兩人面對的都是違法受懲的困境，雙方都是對方的把柄。張長林抓住程勇販賣違禁藥的把柄，要挾程勇：要么程勇把印度仿制藥的渠道轉讓給他，要么張長林隨時報警查處程勇販賣假藥，讓程勇干不下去。張長林的要挾，表面上是程勇團隊在初期突圍成功之后陷入的“行業競爭”利益困境，實際上它又側面托出了病友們除了“病窮”“病死”之被貴困境之外，還有一個被假被坑被騙而拖延治療甚至致死的困境要面對。張長林的出現，對程勇個人來說，是他雙重突圍的一個絕好契機。所謂“雙重突圍”，一重是如張長林之類的“同行”假藥販子，沒有張長林，還有賈長林，只要程勇販賣違禁真藥，就會觸及威脅到那些假藥販子的利益，就會招來他們的擠壓、舉報。程勇把印度仿制藥渠道賣給張長林，他就從這些“同行”打壓、舉報、被抓的困境中突圍出來。二重則是：程勇把印度仿制藥的渠道賣給張長林，自己不賣違禁藥了，就從違法犯罪的路上走了出來，從可能被公安機關抓捕、判處牢獄之災的困境中突圍出來。擺脫了牢獄之災困境，對于程勇個人來說，更重要的是一種心靈的突圍。程勇雖然賣藥賺錢，不再窮困，但心頭壓著一塊被抓、坐牢的大石頭，心被禁錮，違禁藥渠道一轉賣，心便放松，實現了個人突圍。正因為有這次回到正道的對“牢災法難”困境的突圍，才會有程勇后來重回走私禁藥違法賣藥之路的淡定與從容、堅毅與果敢。第一次步入歧路陷入困境是被迫，中間順己本意回歸正道；第二次陷入可能犯法被拘的困境則完全出于自愿、自覺，什么后果、怎樣去做都清清楚楚，人物在一次一次的“陷困”和一次一次的“突圍”中經歷著他的成長和變化。程勇轉賣印度仿制藥進貨渠道，對他個人來說是對“行業競爭”困境和“牢災獄難”困境的突圍，對他的賣藥小團隊和其他病友來說，則是“病窮”“窮死”困境的又一次深陷，有的根本就沒能再從困境里走出來。比如呂受益，呂受益從“病窮”“窮死”的困境里消逝，他的妻兒子卻陷入了一個人財兩亡、貧弱交加的更深的“活窮”困境。他們———繼續困于無錢買藥、生命將逝的病友們，以及因他們而致窮的家人們，該怎么突圍？程勇充當他們的救護神！但形勢危機、處境艱難：張長林被通緝，代購印度仿制藥的線斷了，印度制藥公司受到指控已經不生產該仿制藥；諾瓦公司對印度仿制藥生產企業、對中國境內仿制藥買賣窮追猛查，警方對禁藥及其販賣者嚴追緊查。程勇的復出帶有一種“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英雄悲壯氣概：2000元一瓶從印度進藥，500元一瓶賣給國內病友，用自己開廠賺來的錢貼補差價。理性、大度、豪爽，的確給人以“神”一樣存在的感覺。程勇的復歸之路沒走多久就到了終點，黃毛為救他而隕命，他自己也隨即被捕。那么，病友們的困境，如何突圍？處于情、法兩難困境中的辦案警察不辦案了；程勇被捕后，法院根據他賣藥不為賺錢只為救人的目的和事實而從輕判罪；程勇三年后提前釋放，去接他出獄的警察曹斌告訴他：印度仿制藥沒人買了，因為正版藥進了醫保。病友們的“病窮”困境，靠國家的醫療保障制度來突圍。個人突破法律禁區而進行的違法自救突圍行為，可以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加速公共醫療保障制度的制定與完善。社會發展的許多實際問題，國家既定的正在執行的一些法律、政策，本身可能存在著不足與矛盾，它們的完善與改革，往往經由現實中一些突出的問題和突出問題的相關人員的對策與抗爭來推進。這些群體或個人抗爭的最初目的只是為了解決切身困難、為了實現對自我生存困境的突圍。當他們的探求、爭取、付出促進了國家公共政策的完善與改進，他們對于整個國家、民族、甚至人類的一些現實困境的突圍卻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病窮”“窮死”、“活窮”、“利損”、“職窘”等困境及突圍只是電影文本所呈現的表層結構的人的生存困境與突圍，其更大意義與價值在其深層的“存在”困境與突圍。

三.眾生“置之死地”的存在困境與突圍

在罹患重病、直面生死的絕境時，在生活無著各種困窘緊逼時，在明知前路是懸崖卻不得不往前跨步時，人在絕境時如何突圍？這才是電影《我不是藥神》所美學所探索的終極問題。呂受益進入急變期，生存無望、病痛難捱，自殺了斷、向死而死。在痛苦無望的生和未知的死之間，提前選擇了死，作為痛苦的生的困境的解脫與突圍。求警察曹斌別再追查印度藥的老婆婆明知活路不久，卻不惜一切代價地想活，在艱難的活與終極的死之間，選擇艱難地久活以突圍人面對死亡終極的困境。“黃毛”，在他二十歲的年輕生命里，死亡可能隨時到來，似乎多活一天都是賺的！死亡就在眼前，那么，每活一天都要有價值。“黃毛”活得坦蕩蕩，是向死而生的以在艱難中有意義有價值地活來向困境突圍。劉牧師，對生死問題有與常人不一樣的理解與認識，相信今生行善贖罪而來世進入天堂，所以即使身患絕癥，也堅持行善、普度眾生，是有明確目標與取向的向死而生的以有意義的活來向困境突圍。思惠，盡其所能傾其所有替女兒治病，要保住女兒的生命。呂受益的妻子在呂受益病入急變期，家里已經沒錢買藥的情況下，還堅持要給呂受益做手術治療。在思惠和呂妻眼里，活著，就是家人生命的價值；死了就是無，什么也沒有了，所以要讓他（她）們的生命盡可能延長，盡可能發揮生命的價值。拋開責任、情感、金錢利害等現實功利的思量，只要你活著，就是圓滿！這便是“存在”的本質思考：生命的價值何在？在活著。海德格爾認為：存在者的存在，由此在來呈現。此在，便是生存著的人。一切存在者的意義與價值，只有生存著的人才能領會與呈現。生存著的人的生命，其活著的存在價值與意義便成為最根本的存在意義與價值[2]。說“想活著”的老婆婆，呂受益，思惠的女兒……等每一個患者，活著，就呈現出了藥品和治療方法的有效，呈現出了藥價與醫療收費的合理程度，呈現出了醫療保障制度的完善狀況，呈現出了人們對待重癥病人的責任、情感、道德與人倫水準！……當生命死亡時，世界和其它存在者的存在都是被隱蔽的，只有活著的此在才讓它們去蔽而出場顯現出來，從而達到世界的澄明。因此，無論活著有多不易，有多大經濟負擔、情感負重、病痛折磨，活著都是人存在的最大要義。死了，便一切成為虛無，世界將沒有意義。活著才能讓一切苦難呈現，讓一切努力和可能成為可能！生存著的人除了讓其它存在者去蔽、出場而顯現其存在的價值，其活著的生命本身也因其活著而展現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人來到世界之初，是沒有本質的，人在時間中行動、活出的自己才是人的本質。存在就是去存在、去活著，活著過程中展現的自己就是個體的本質[3]。如果生命還沒展開就死了，其本質還沒來得及展開，就幾乎沒有存在過。呂受益不活著，就無法展現其因對妻兒的愛而激發的對生的渴望與由此而生的對求得廉價仿制藥藥源的努力、以及救治無望、病痛難耐時對生的了斷的個體本質；“黃毛”不活著，就無法展現他在逆境中努力工作、幫助病友、舍身救人的個體本質；劉牧師不活著，就無法展現他善良、文弱卻又頗具骨氣的個體本質；程勇不活著，就無法展現他為父為子的責任心、對思惠的尊重與憐惜、對“黃毛”的表面粗魯內在疼愛、以及最后對病友們近乎“神”一樣的施助與守護的個體本質。因此，“活著”是生命最根本的意義與價值，是人（此在）的本體性存在。在面對死亡大限的終極困境時，人的突圍方式就是選擇“活著”、單純地活著！魯迅說：“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4]只有生命存在，人才能去承擔責任、弘揚道德、完善發展、創新進步、愛這個值得愛的世界和世界上的存在者！不管生存有多艱辛，“活著”是最根本的追求，是最基本的困境突圍方式。荷爾德林說：“人，充滿勞績，但他卻在大地上詩意地棲居。”[5]生存充滿辛勞、困苦、艱難、孤獨，但存在可以滿懷詩意。超越現實苦難而抬頭仰望一下星空、注目一下大地，為窮人的善良、孩子的純真、弱者的美好而動容，為眾生的苦難而求索，為人類的進步而努力，放下為個人的所謂長遠打算而斤斤計較卻為了眾生的眼前利益而孤注一擲……超越現實關注理想、超越功利回歸審美、超越小我歸入大我，都是突圍“勞績”進入“詩意”，突圍“生存”困境實現“存在”意義與價值的最佳方法。海德格爾、薩特等把這種方法具體化為藝術和語言，“我們居住在語言的家園之中”[6]。是將人在存在中展現的本質，又在文學藝術中定格而永恒存在。電影《我不是藥神》則以電影藝術的形式，將人的本質存在展現與留存下來。

參考文獻

[1]王岳川.當代西方最新文論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1）：148

[2]朱立元.西方美學思想史（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7）：1228-1233

[3]王岳川.當代西方最新文論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1）：156-159

[4]魯迅.魯迅小說集•傷逝[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12）：249

[5]荷爾德林著.人，詩意地棲居.童慶炳，錢翰引.新編文學理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3）：344

[6]王岳川.當代西方最新文論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1）：148-149

作者:李承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