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奧斯卡獎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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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電影獎林林總總有幾百種，而美國的電影獎數最多，大約上百種，既有權威機構(如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美國電影學會)頒發的學院獎等，又有影評人協會(如全美評論委員會、全美影評人協會)頒發的各種影評獎、好萊塢外國記者協會頒發的金球獎、主流媒體(如《時代》)評選的“年度最佳影片”，還有行業公會(如美國導演公會、電影演員公會)頒發的各種公會獎，更有與學院獎唱反調、評選爛片的“金酸莓獎”等等。其中最具規模、影響和權威的當推學院獎。該獎又稱奧斯卡獎，創設70多年來，倍受全世界關注。現在，每年約有10億人收看其由電視直播的頒獎典禮。

美國電影的“晴雨表”

每一屆奧斯卡獎評選既是對上年度美國電影業績的總結，并預示來年美國電影的趨向；又頗能顯示出美國電影在社會思潮和大眾趣味影響下藝術類型、流派、技巧的演變和技術的精進。

縱觀奧斯卡獎的歷史，它不啻是美國電影的“晴雨表”。每一屆評選既是對上年度美國電影業績的總結，并預示來年美國電影的趨向；又頗能顯示出美國電影在社會思潮和大眾趣味影響下藝術類型、流派、技巧的演變和技術的精進。特別是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由于美國社會矛盾加劇，以暴露黑暗現象為主的“新好萊塢電影”不脛而走，其代表作《午夜牛郎》《法國販毒網》《教父》《騙中騙》《飛越瘋人院》等社會片、警匪片均登上了奧斯卡授獎臺。這標志著美國電影的總體風格從浪漫主義演變為現實主義。進入80年代，美國家庭危機日趨嚴重，《克雷默夫婦》《普通人》《母女情深》等片切中時弊而捧得金像。此后美國經濟持續景氣，電影業日益繁榮，影片題材、類型、風格更加多樣化，傳記片《莫扎特》、懷舊片《走出非洲》、越戰片《野戰排》、勵志片《雨人》、西部片《與狼共舞》、驚悚片《沉默的羔羊》、二戰片《辛德勒的名單》、歷史片《末代皇帝》等相繼奪魁。90年代后期適逢世紀之交，一些奧斯卡獎最佳影片都緬懷、追溯昔日黃金歲月，如《阿甘正傳》褒揚美國傳統的價值觀，《英國病人》等則把個人命運放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展開。此時美國電影技術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獲9項奧斯卡獎的《泰坦尼克號》利用電腦特技，極其逼真地再現了20世紀初那場滅頂之災。《角斗士》也借助電腦的合成和復制功能，讓現代觀眾置身于古羅馬的競技場。然而好景不長，美國國內槍殺、亂倫、吸毒等肆虐，大制作讓位于寫實的小制作。《美國佳麗》《交易》等捧走多項奧斯卡獎。“9·11”事件發生后，美國整個社會遭受到極大沖擊，民眾恐懼與逃避現實的心理在《哈利·波特》、《指環王》系列里找到了慰藉，魔幻電影大熱，《指》第一集囊括13項奧斯卡獎提名，第二集又獲得兩座金像，第三集更是贏得大滿貫，11項提名全部中鵠。去年第77屆，奧斯卡的“反羅曼蒂克”(antiromantic，《紐約時報》語)定律又應驗了：獲7項提名、呈現美國社會陰暗面的《百萬寶貝》居然擊敗了獲11項提名、呈現美國黃金時代的《飛行家》。今年第78屆正值后“9·11”時代，入圍的政治性和爭議性題材影片甚多。它們順應了當今美國民眾反思和反伊戰的心理。

隨著經濟全球化，當代世界電影也漸趨全球化，如跨國企業購并電影公司，多國集合資金、技術和人員拍國際性題材，許多名導明星紛紛出走到他國拍戲等等。奧斯卡獎從第29屆增設最佳外語片，到現在是越來越國際化了。首先，本來只是小獎的最佳外語片由于報名參賽的國家和地區越來越多，現已成為一項相當引人注目的重要獎，不亞于各大A級電影節的最佳影片。其次，最佳外語片以外的各項獎、尤其是最佳影片等一些主要獎都已向非英語國家影片和影人開放。例如2000年，《臥虎藏龍》獲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9項獎提名，最后也中了最佳藝術指導、最佳原創音樂、最佳攝影外加最佳外語片4項獎。好萊塢一直覬覦中國這個全球潛力最大的電影市場，近年來哥倫比亞等公司資助拍中國片，米拉麥克斯等公司為報名參賽的中國片造勢，奧斯卡小金人更是多次邀請中國影人如成龍、周潤發、章子怡等出任頒獎人。某種程度上說明奧斯卡獎也是電影全球化的“風向標”。

兩極評價毀譽參半

“近20年來，奧斯卡獎越來越講排場，砸金搞宣傳。‘營銷’活動升級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但有一樣未變，亦即好萊塢一直處于‘漲潮’：攝制和營銷成本不斷上漲。而主流電影的質量持續下滑，投票人難以找出值得褒獎的影片。”

奧斯卡獎作為美國影壇的第一大獎，對于大多數電影人來說顯然是夢寐以求的最高榮譽。該獎在黃金時期譽大于毀，最極致的譽是曾4次榮獲該獎的費德里科·費里尼，他說：“在電影的神話中，奧斯卡是至高無上的獎。”但隨著各種弊端和評選內幕的暴露，對該獎則是毀大于譽。最極致的毀是馬龍·白蘭度，他稱奧斯卡是“好萊塢體制工具”，1972年還拒領因《教父》獲得的最佳男主角獎，這“標志著好萊塢的死亡”。

介紹奧斯卡獎的專著不少，有兩本堪稱對該獎評價最兩極化。一本是經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A.M.P.A.S.)授權和認可、由羅伯特·奧斯本編著的《奧斯卡七十年：學院獎正史》。另一本則是未經該學院授權和認可、由梅森·威利和達敏·波娜合著的《奧斯卡內幕：學院獎外史》。前一本是“獻給學院獎的創建者”，援引許多得獎人的贊美之辭，大量照片由A.M.P.A.S.和各大電影公司提供，十分精美。后一本雖是平裝本，但頒獎前后鮮為人知的內幕披露卻贏得了美國媒體和理論界好評；著名電影理論家安·薩里斯稱該書是“了解好萊塢過去60年你死我活爭斗的十分有用的社會學和美學指南”。這部《外史》迄今已出到第5版。2002年由波娜獨自寫了《奧斯卡內幕2：學院獎新6年——1995至2000年外史》。波娜寫道：“近20年來，奧斯卡獎越來越講排場，砸金搞宣傳。‘營銷’活動升級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但有一樣未變，亦即好萊塢一直處于‘漲潮’：攝制和營銷成本不斷上漲。而主流電影的質量持續下滑，投票人難以找出值得褒獎的影片。”這些都點到了好萊塢和奧斯卡的傷處，對那些過分迷戀好萊塢電影、過于崇拜奧斯卡金像的人來說也不失為清醒劑。

好萊塢不再一統天下

當代世界影壇不再是好萊塢一統天下，各國民族電影蓬勃興起，已出現了“亞萊塢”(東亞)、“高萊塢”(法國)、“孟萊塢”(印度孟買)、“尼萊塢”(尼日利亞)等多極。世界電影的多元化，電影節和電影獎的多元化，使得我們沒有必要對奧獎太當真。

既然奧斯卡獎是剖析美國電影發展軌跡的最佳切入點，其70多年的歷史恰也是美國電影70多年發展的縮影，那么我們不妨把它作為一門學問或一個重要課題來研究。

奧獎的研究范圍不限于奧斯卡獎作為一種藝術現象，還應涉及其所包含的社會政治、文化時尚、商業營銷等因素。每年頒獎典禮上或多或少會發生一些涉及社會政治的事件，主持人或一些頒獎人會乘機拿美國政府及其政策或國際大事開涮，會場外又有民權團體等舉行示威，抗議墮胎、種族歧視等。近幾屆會場內外都發出一片反戰之聲。小金人作為美國文化的符號，已深入全球各個角落，美國文化和美國價值觀通過電視實況直播向世界各國傳播，這是不是法國人所指出的“文化侵略”？入圍或中獎影片里人物的穿戴和星光大道上明星的穿戴，都會作為流行標志帶出一股時尚熱。像《斷背山》和《藝伎回憶錄》就將給今年春夏的國際時尚界帶來粗獷、狂野的牛仔衫褲風和花朵織錦緞加腰帶的和服風。還有，影片什么檔期發行入圍奧斯卡獎的機率更大？如何拉票才能勝出？須知，一旦獲得最佳影片或最佳外語片，票房就可以增加1200萬——2000萬美元，演員獲獎的話，片酬也可增加300萬——400萬美元。難怪好萊塢各大公司都有一批專門搞“奧斯卡競選”的高手。總之，對奧斯卡獎的研究應該是全方位的，從藝術、社會、政治、文化、時尚、市場、營銷等方面進行綜合研究。

對奧獎的研究還應該包括對奧斯卡獎“潛規則”即所謂的評選標準等研究。眾所周知，奧斯卡獎常常爆出冷門，讓權威預測者跌破眼鏡。曾兩次獲獎的捷克裔名導米洛什·福爾曼說過：“學院獎是奇妙的游戲，不過你要是認真對待它，那就麻煩了。”該獎是由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5800多名具有投票資格的會員票選出來的。他們大都是富裕的白人，中老年為主，思想傾向和審美趣味比較保守，深信美國夢和美國價值觀。經過70多年的投票已形成一系列不成文的“潛規則”。知名奧斯卡獎專家約翰·哈克尼斯在《學院獎手冊》里就例舉出以下幾條：其一，在最佳影片上厚“大”薄“小”，亦即史詩片或具有史詩規模的影片奪魁最多，迄今77部最佳影片中就有21部屬于此類型，它們都很長，平均為152——156分鐘。另外，小金人偏愛正劇片。科幻片、驚悚片、動作片等都不受青睞；而得過最佳影片的喜劇片或音樂片內中定要有較多的“戲劇份量”。其二，在最佳男女主角、男女配角上厚“重”薄“輕”，亦即凡飾身心殘廢者、精神變態者等“重型角色”的演員總是勝率大，像《雨人》的達·霍夫曼、《我的左腳》的丹·戴——劉易斯、《阿甘正傳》的湯·漢克斯等以及《沉默的羔羊》的安·霍普金斯、《危情十日》的凱·貝茜等封帝封后皆因小金人厚“重”。反之，歌舞片巨星弗·亞斯泰、喜劇泰斗鮑·霍普從未捧過金像而終生遺憾。其三，飾真實的名人角色也容易得獎，例如《甘地》的本·金斯利、《莫扎特》的墨萊·亞伯拉罕等。其四，年紀越大越容易得獎，但這是安慰性質的，例如1982年一屆4座表演獎得主都年過七十。另外，口音特別也是獲獎一個要素。知名女記者珍妮·貝金格在一篇報道中還補充了以下幾條：其一，偏見，好萊塢過去很歧視黑人而偏愛親猶太人的演員。像伊·泰勒兩次封后只因她在埃以戰爭中同情以色列。現在黑人得獎略多起來，但黃種人仍無一例，另外，“作者電影”的導演作者如希區柯克、奧·威爾斯等也遭冷落。其二，驚奇。如果轉型得叫觀眾大吃一驚，像女星反串男角或相反，笑星改演正劇角色，風流小生轉飾正義漢子等，也常常會得獎，例如《雷》的杰·福克斯、《鐵面無私》的肖·康納利等。其三，偏愛，“重型角色”范圍擴大到自殺者、兇殺者、告密者、聾啞者、雙重人格者、酒精中毒者、虐待兒童者等等，可見只有扮演性格復雜或心理憂郁的角色才有望得獎。至于最佳外語片，根據我多年的觀察，評選標準似乎是厚“小”薄“大”，不青睞大片而青睞小片，亦即規模不宏大，但拍得很精致、內心戲十足、溫馨有人情味的小品。

“金球獎是娛樂；奧斯卡獎是商業。”曾獲奧斯卡獎最佳導演的著名影星兼導演沃倫·比蒂如是說。的確，奧斯卡獎的商業味十足，且不說每屆頒獎典禮要耗資數千萬美元，電視轉播每30秒鐘廣告費高達百萬美元，就連報名參加后要獲提名，也必須投入巨資，在報上登大幅廣告，給5798名投票人寄禮品和DVD，設宴款待他們等。一些小公司的小制作因無錢公關，落選是必然的。當年《大紅燈籠高高掛》競逐最佳外語片失敗就是因為忽略了造勢與公關。

許多國家和地區把獲奧斯卡獎作為進軍全球最大電影市場——北美的跳板。要獲奧斯卡獎，首先要了解奧斯卡獎的評選標準。否則，再砸巨金拍大片，再造勢炒作，也會誤打亂撞而敗北。萬一不成，也應該像福爾曼所說的“別當真”，因為奧斯卡獎畢竟是美國的電影獎，它有美國文化的意涵，而投票人又有美國文化的背景。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指出，奧獎是美國對其他民族的一種“文化侵略”。近幾年美國銀幕上掀起的“東方熱”，其實仍然是原先的東方主義，以獵取東方奇異、神秘的東西為樂。現在這個“東方”主要是指日本。好萊塢正是在對日本文化的濃厚興趣下拍了《藝伎回憶錄》。該片以好萊塢的思維模式把三種不同的文化硬湊在一起，結果在日本也招來了批評聲，難怪只得了6項奧斯卡小獎提名。

當代世界影壇不再是好萊塢一統天下，各國民族電影蓬勃興起，已出現了“亞萊塢”(東亞)、“高萊塢”(法國)、“孟萊塢”(印度孟買)、“尼萊塢”(尼日利亞)等多極。世界電影的多元化，電影節和電影獎的多元化，使得我們沒有必要對奧獎太當真。電影雖說是一種可比的國際藝術，但只有“民族”的才能是“國際”的。而“民族”的隨時展也獲有新的涵義。當代中國民族電影應該無愧于改革開放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的偉大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