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藝術道德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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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宋建林工作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

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啟蒙主義大旗的引領下，貫穿在這一階段的藝術道德建設主線可概括為人道主義藝術精神和民族傳統道德的發現和反思。經濟體制的改革是道德觀念變遷的最根本原因。改革開放初期，從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城市的一系列經濟體制改革，其基本宗旨體現為從制度上突出和強化人們的個人利益，肯定個人利益的合理性，鼓勵勞動致富。經濟體制改革直接影響了人們道德觀念的變遷，新時期藝術高揚的人道主義精神就是在思想解放的基礎上，對道德與人性的關系進行深入思考后一種理所當然的選擇。在思想解放運動中，文藝界首先突破的理論禁區是在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人性論和人道主義方面的禁錮。關于這些問題的論爭，增強了人們對道德與人性關系的認識，也使許多藝術家強烈要求突破人性的禁區，張揚起“人道主義”的旗幟，通過表現豐富而完整的人性來改變藝術創作的面貌。新時期藝術的人道主義精神，充分展示在藝術作品所表現的社會、政治、經濟、家庭、婚姻、愛情等方方面面新舊倫理道德觀念的矛盾沖突和糾葛中，藝術家力求通過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思考，恢復人的尊嚴和價值的合法性，重現“大寫的人”的個體生命價值。典型的是“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如古華的《芙蓉鎮》、馮驥才的《?。　?、戴厚英的《人啊，人》、從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魯彥周的《天云山傳奇》、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等，通過揭露極左路線所帶來的人民的苦難和民族的悲劇，多側面、多角度地表現了價值的錯亂和人性的扭曲，深刻揭示了造成這種人性淪喪的恐怖社會的思想根源。王蒙的“意識流”小說，卻在對社會生活進行深層的歷史性反思中，表現出某種超前的道德理性思考?！逗芬郧f周夢蝶的寓言來比喻老干部張思遠的命運變幻和自我尋找，通過對人物在特定環境下的心理進行分析，以人物的意識流動來表現幾十年的風云變幻，從而揭示張思遠的雙重人格和內心矛盾，并謹慎地提出“魂兮歸來”、重新復出的老干部是否能成為人民的公仆、是否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問題。宗璞的小說《我是誰》，借鑒荒誕的夢魘似的藝術構思和表現手法，來揭示十年浩劫帶給知識分子的精神創傷，展示了那場社會動亂對人的尊嚴的嘲弄和人性的踐踏。新時期電影、電視劇、戲劇創作突破極左思潮設置的理論禁區，高揚人道主義精神，大膽地表現人性和人情美，為推進藝術道德啟蒙和思想解放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改革開放初期，《淚痕》、《牧馬人》、《小街》等描寫現實的影片的啟蒙意義，就在于揭示了人物主體意識的覺醒，真實地表現了人物的心靈世界和悲歡情感，在銀幕上掀起了肯定和贊頌人性、人情的浪花。戰爭題材的影片《小花》、《今夜星光燦爛》和《歸心似箭》，則從炮火硝煙的場面和英雄主義的主題，轉向對人性、人情的贊美和人道主義的呼喚。不論是《小花》描寫的感人的三兄妹手足之情，還是《歸心似箭》敘述的抗聯戰士魏得勝在養傷過程中與年輕寡婦玉貞的愛戀之情，都因擺脫宏大的歷史敘事而轉向人性的探求，獲得觀眾的普遍認同?！度松?、《喜盈門》、《野山》、《紅高粱》、《老井》等影片，運用傳統的家庭道德倫理敘事方法，突出表現以倫理為本位的道德觀念，充分展示了人的美好心靈和善的人性，同各種摧殘人性、阻礙人的全面發展的丑惡現象的搏斗過程，給人一種強烈的道德震撼力。1990年電視劇《渴望》播出后，引起轟動性社會效應。究其原因，就在于《渴望》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作品通過塑造一系列善惡分明的人物形象，熱切呼喚在十年動亂中泯滅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道德的回歸。特別是主人公劉慧芳，她的美麗善良、忍辱負重、善解人意、無私奉獻、堅毅剛強的鮮明性格，使她成為一個集民族精神與傳統美德于一身的道德典范，贏得了平民百姓的喜愛。新時期戲劇的最初探索，是突破傳統的戲劇模式，把藝術視角轉向人物的心靈世界，充分展示人物在特定環境中的心理世界，努力開掘新的表現領域。僅以劉樹綱的兩部社會調查劇為例?！妒鍢峨x婚案的調查剖析》采用多視角、多側面、多層次的復合式結構，對人們的愛情婚姻心理進行深刻的剖析與審視，構成一份完整的城市離婚案的綜合報告，具有強烈的震撼力?！兑粋€死者對生者的訪問》通過在公共汽車上與扒手搏斗而犧牲的葉肖肖的靈魂對旁觀者的察訪、質問，剖析他們心靈深處隱秘的行為動機，將一個個卑劣的心靈、丑陋的面孔推向道德的法庭進行審判，引起人們對市場經濟萌動時期社會風氣和道德狀況的思考。1980年代初期，引起爭議的表現人性和人道主義主題的文學作品，如雨煤的《啊，人……》、張笑天的《離離原上草》、劉心武的《如意》、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試圖使人性超脫單一的階級屬性，使“人的解放”擺脫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二元對立關系，通過全面地展示人的本能欲望層面來建立一套“個人主體”的話語敘事結構。這些作品對人的本能欲望的肯定和歌頌，既有對封建倫理道德和極左思潮的批判，也涉及到對文藝作品如何表現人性的不同認識和理解，表達了對人性、人情、人道主義的熱切呼喚。雨煤的短篇小說《啊，人……》，以同情的態度敘述了地主的小妾肖淑蘭與地主的兒子羅順昌之間發生的超階級、悖倫理的愛情，被評論家稱為“是一篇肯定人性歌頌人性的小說，在它里面描寫了人性戰勝極左的政治和封建的倫理的勝利”[1]。張賢亮的中篇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所以引起廣泛爭議，就在于作者觸目驚心地描寫了勞改農場那種畸形環境對正常人性的摧殘，而被女人“造就”的章永在滿足了“性”的饑渴后，又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拋棄了把他“變成真正的男人”的黃香久。肯定者認為這篇小說“以中國當代文學前所未有的深度，正面地展開‘靈與肉’的搏斗及自我搏斗”[2]；批評者則認為“對于兩性關系的自然主義的描寫實在太多了一些”[3]。對這些作品的爭議，反映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道德與人性關系的審視和思考，澄清和糾正了原有道德體系與道德實踐的缺陷，提出了新時期藝術如何踐行作為倫理原則和道德規范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使人道主義精神獲得普遍的文化認同，為推進新時期藝術道德建設的發展和創新起了積極的作用。在中國新時期社會轉型的進程中，民族傳統道德文化是一種無法回避的歷史力量。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文化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倫理道德體系，體現在人們的行為方式、風俗習慣、心理特征和價值觀念上，并深深地積淀于每個中國人的心靈深處，構成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風貌。然而，從20世紀以來，在歷經了“五四”新文化對傳統道德的猛烈沖擊后，特別是十年動亂的文化浩劫，使中國社會走上了拒斥傳統文化的道路，傳統倫理道德的被忽視乃至全面否定，在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形成了明顯的文化斷層。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思想解放和道德啟蒙的深入發展，許多有識之士發現了文化的斷裂帶，于是，藝術家們將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中對社會、政治、人性的反思推向對歷史、文化和人類的反思，推向對民族傳統道德文化的發現和反思，去探尋已經斷裂的民族文化精神。這一時期，在“文化反思”背景下出現的文學藝術的“尋根”思潮，就是試圖從植根于民族文化傳統的土壤中尋求文學藝術之根，在對歷史、文化、道德的思考中，重新認識和反思民族精神，以社會道德觀念的自覺認同來傳承和延續民族傳統道德文化，重建民族的精神家園。1980年代中期興起的“文化熱”，直接促成了文化“尋根”思潮的形成。當撥亂反正的政治任務完成后，人們在總結歷史經驗時不斷地反思：中國革命為什么長期陷入左傾路線危害，最后竟導致“”這場民族大災難？于是，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關系，民族性與國民性的問題，便成為文化“尋根”思潮關注的熱點問題，文學也由政治、社會層面的反思進入了歷史和文化反思。尋根文學的代表作家提出：“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里。”[4]于是，一批作家聚集在“尋根”的旗幟下，自覺地進行尋根文學創作。一批有影響的作品，如韓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阿城的《棋王》、《樹王》、《孩子王》，王安憶的《小鮑莊》，鄭義的《老井》，李杭育的《沙灶遺風》，莫言的《紅高粱》等，其共同特點是：主張在民族的深層精神和文化物質方面，重新認識和反思民族的自我，試圖通過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挖掘，在深廣的歷史文化背景下表現社會生活，重建新型的民族文化觀。阿城的《棋王》，表層看來屬于“知青題材”，實際上通過對王一生的“吃”與“棋”的渲染，宣傳了老莊哲學“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蘊含著對不受約束的自由人格的追求。王安憶的《小鮑莊》，描寫了淮北平原一個以儒家文化為基本精神構成的小村莊，村民們世世代代以“仁義”為生活準則，他們既保持生活的秩序、安寧與和諧，也造成了思想的愚昧、落后與麻木，表達了作者對儒家道德文化的重新審視和反思。韓少功《爸爸爸》塑造的丙崽，其形象作為一個象征性的文化符號，旨在說明在一個封閉、落后的社會文化氛圍中，人的智能是不可能發展的，社會也是不可能進步的，培育的只能是丙崽這樣的白癡和畸形兒。由此可見，尋根文學的貢獻，就在于站在新的歷史高度審視民族歷史與現實，以文化替代政治作為文學的核心價值，追求文學的文化價值和審美價值，試圖使文學擺脫過于沉重的社會功能?！皩じ彼汲辈粌H反映在文學領域，還波及到其它藝術領域，如戲劇、電影、電視、音樂、美術等藝術門類中，也出現一些代表性作品。不妨以戲劇為例。1986年前后，隨著高行健的《野人》、錦云的《狗兒爺涅》、馬中駿、秦培春的《紅房間•白房間•黑房間》、陳子度等的《桑樹坪紀事》等一批探索劇目的出現，新潮話劇已從前期對話劇表現形式的探索轉向對人的生存價值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并著重從社會深層文化結構去表現當代人微妙復雜的心理世界和道德觀念。被譽為“多聲部現代史詩劇”的《野人》，以生態學家對野人的科學考察為主線，借鑒交響樂的結構形式，把生態平衡、現代文明和古代文化等幾個不同的主題交織在一起，構成多聲部的復雜結構和多義性主題。運用現代意識、從精神上挖掘中國農民的心靈史，是《狗兒爺涅》的獨到之處。在狗兒爺的心理敘述中，不但表現了他在得到土地、失去土地，以及失而復得土地這一系列過程中的心理狀態，而且把他酷愛土地、視之若命的心態揭示得活靈活現。劇作正是通過對狗兒爺，一個普通農民的人生命運和深層意識的剖析，以描述人物痛苦的心靈軌跡來達到對中國社會歷史的深刻反思和追問。

藝術道德困境和變遷階段（1992年—2000年）

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巨大變革及人們思想道德觀念的轉變，必然會引起作家藝術家對人類生存方式的關注和重新審視。如果說，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始終高揚人性和人道主義的旗幟，渴望消除現實生活中種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和建立理想的人生狀態，那么接踵而至的新潮文藝和大眾文藝則消解、摧毀了理想人生的神話，而以虛無主義、享樂人生、游戲人生的精神價值觀取代了藝術家崇高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20世紀90年代初，當中國社會大規模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在商業浪潮的沖擊下，文化藝術領域也發生著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的明顯標志，是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大眾文化潮流。以通俗文學、流行音樂、電視文藝為代表的大眾文化，借助現代傳播媒介，迅速地把具有平民化、世俗化、時尚性、娛樂性的文化信息和文化成果推向社會，在滿足人民大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時，也標示著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思想解放和道德啟蒙的漸趨消解和沉寂，從此文學藝術失去了“轟動效應”，開始步入一個世俗化的、娛樂性的、眾神狂歡的消費時代。毋庸置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然而也應看到，市場經濟在帶來中國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給人們的生存造成許多困境，使人們面臨許多新的精神困擾?，F實生活的挑戰，社會轉型期的陣痛，道德文化的劇烈變遷，極大地沖擊著傳統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使當代中國人走向深刻的精神困惑與選擇的迷茫，難以守護自由、崇高的精神家園。最突出的表現是，在商業大潮的猛烈沖擊下，作為人類審美掌握世界方式的文學藝術已不再把審美價值和精神價值當作藝術的理想來追求，而由商業價值規約了它的價值取向和生產方式。文學藝術的商業化傾向使藝術成為供大眾娛樂和消遣，甚至尋求感官刺激的一種消費品；而道德理想神話的破滅，則使藝術由崇高神圣的殿堂淪落為眾神狂歡的大眾游樂場。在眾神狂歡中，快樂原則已成為游戲的惟一目的。當文化藝術生產者遵循快樂化原則進行創作時，為了激起大眾的消費欲望，往往會放棄對終極價值的追求，而熱衷于為社會生產各式各樣的“文化快餐”。當消費者沉浸在大眾文化編造的夢幻世界的狂歡之中，盡情地游戲人生、享受生活時，他們獲得的藝術的娛樂功能和感官刺激，顯然是以藝術的審美價值和精神價值的喪失為代價來換取的。如此看來，市場經濟猶如一把雙刃劍，它固然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中國社會的變革，但同時也用商業意識來削弱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和主導文化藝術，帶來了人文精神的危機和文學藝術的世俗化、娛樂化傾向。值得注意的是，伴隨著市場經濟應運而生的市民階層，當他們的經濟實力發展壯大到一定程度時，在審美文化方面也必然會出現代言人來表達自己的聲音。引人注目的“王朔現象”，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出現的具有典型意義的文化現象。中國電影界稱1988年為“王朔年”。這一年，王朔的《頑主》、《橡皮人》、《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4部中篇小說被同時搬上銀幕。一時間，王朔由一個默默無聞的文學青年成為備受矚目的文化名人。其實，王朔現象的出現，既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學藝術商業化的原因。從新時期文學的發展來看，1980年代初的文學在人生文化態度與文學信念上追求的是理想的人生和崇高的信念，人們推崇的是理想主義者陸文婷和改革家喬光樸；1980年代中后期新寫實小說興起后，文學看重的是個體生存狀態，回避甚至消解理想、信仰、道德和崇高，在文學作品中頻頻出現的是諸如《煩惱人生》中的普通工人印家厚、《單位》中的小公務員小林等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平民百姓的生存狀態。文學藝術由崇尚理想到關注個體生存的轉變，充分顯示出市場經濟迅速崛起后，中國社會傳統的道德文化和審美理想已面臨瓦解的境地。對此，王朔說得很明白：“我以為激情這種東西含有虛偽，你沖著誰而來呀？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中國人，你怎能還抱有幻想？”[5]所以，王朔現象的意義就在于，他在消解著人們曾經視為理想人生和崇高信念的同時，以自己的作品來構筑一種新的生存方式，即以個體生存為特征的游戲人生、享樂人生的審美文化觀。正如人們所說，王朔小說的總體風格是諧謔和調侃。他反主流、反文化、反傳統，顛覆傳統道德文化，對現存的社會價值體系和嚴肅的人生意義進行肆意的嘲諷。他的“頑主”系列小說描寫的吃喝嫖賭五毒俱全的頑主，以玩世不恭的調侃方式來對待社會、對待人生。在他們看來，所謂英雄、崇高、理想，傳統美德，獻身精神，美好的感情，永恒的愛情等等，都不過是貌似莊嚴、實則虛偽透頂的道德和偽善。因此，他們活在世上的惟一目的就是“找樂兒”，就是“拼命吃拼命玩拼命樂”。無可否認，王朔小說適應了許多人對極左思潮那種虛假的神圣和偽崇高的反感心理，深刻揭露了社會的丑惡、卑鄙、腐敗，辛辣諷刺了官僚主義現象，戳穿了偽君子的卑劣心理，有不可忽視的社會意義。或許，這正是王朔小說贏得一些讀者喜愛的重要原因。但是，王朔小說調侃傳統道德和價值觀念，調侃革命理想和信念，對中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消解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王朔小說的基調是調侃一切，既調侃虛偽、丑惡和偽善，也調侃人類真正的神圣與崇高，調侃革命的傳統和理想，宣揚的是一種玩世不恭的人生哲學。毫無疑義，處在市場經濟下的中國當代文學藝術是無法逃避、也不能逃避藝術對人的生存方式的關注和道德理想的追求。不論是反思文學、改革文學提倡的理想人生，還是新寫實小說的消解理想與崇高，或是王朔小說的游戲人生和躲避崇高，都是作家從不同的視角對人的生存狀態的關注和審視。不過，這里存在著中國社會轉型期理想與現實的審美文化沖突和對立，有著特定環境下社會文化思潮的影響。在審美文化眾聲喧嘩的1990年代，隨著這種沖突和對立的加劇，終于形成了聲勢浩大的關于“人文精神”的大討論?！叭宋木瘛庇懻摰慕裹c，是如何看待當代中國出現的人文精神危機。一批堅持啟蒙理性的人文知識分子認為，當代中國的人文精神已嚴重失落，必須拯救與挽留。王曉明等人在《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一文中，列舉了當前文學和人文精神危機的種種表現，如文學雜志轉向，文人“下?！?，作家的創作或是如王朔那樣媚俗，或是如“玩文學”者張藝謀那樣自娛，文壇到處充斥著讓人膩味的“商品文學”。他們強調，不僅文學，整個人文精神的領域都呈現出一派衰勢。他們明確指出：“真正的當代文學應該敢于直面痛苦和焦慮，而不應用無聊的調侃來消解它?！盵6]王朔作品的調侃，沖淡了生存的嚴肅性和嚴酷性，因為調侃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識。有的文章還具體分析了“人文精神失落”的含義，認為“它所指涉的是90年代的中國現實，是對于伴隨著市場經濟和經商大潮而興起的負面現象：拜金主義，見利忘義，理想淪喪，道德解體，用一種經典性表述，就是對于金錢的關懷遠遠大于對精神的關懷?！盵7]顯然，王曉明等人有感于“人文精神危機”，呼喚拯救人文精神，既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對社會轉型期具有普遍性的精神價值取向問題的嚴肅探討和關注。應當肯定，這對于進一步思考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倫理道德方面的一系列新變化，重建藝術與現實、藝術與道德的關系機制，促進市場經濟下藝術道德建設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1990年代中期，藝術道德取向變遷的一個重要標志，是主流意識形態強調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加強了對文化藝術的總體調控和具體規范，并在藝術創作中建構新的道德文化。1996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主要討論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設方面的問題，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提出“努力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的重要舉措。1997年在十五大報告中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著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這是我國文化建設長期而艱巨的任務。”[8]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和主導文化藝術對藝術道德建設的重視和強化，突出表現為這一時期藝術創作出現的倫理化傾向，尤其是影視藝術體現得最為明顯。例如：電視劇《咱爸咱媽》、《姊妹行》、《紅十字方隊》、《車間主任》、《牽手》等，電影《和他的兒子》、《》、《焦裕祿》、《孔繁森》、《離開雷鋒的日子》、《老娘土》、《鳳凰琴》等，這些頗有影響的作品都以家庭、社會的人際倫理關系為敘事中心，用道德尺度和倫理感情設計敘事高潮，通過塑造具有示范性的倫理化藝術形象，反映社會主流道德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的要求，積極傳播主流文化的倫理觀念，喚起觀眾強烈的心理認同和情感共鳴。

藝術道德重建和多元選擇階段（2000年至今）

20世紀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形成了當代中國多元對話的市民社會和價值觀念的變化空間，促進了消費主義思潮和大眾文化的蓬勃興起；2002年中國加入WTO世貿組織后，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國與世界文化大融合、大對話的局面和東西方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的國際環境，對當代中國道德文化的變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進入新世紀，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日趨完善，在經濟體制發生變革的同時，當代中國社會道德也經歷著一個轉型和建構過程。社會轉型期的道德觀念和文化結構發生著重大的變化，在新舊道德規范轉換中伴隨著傳統道德的解體和新道德的暫時缺位而呈現的道德失范，出現了一些社會道德敗壞和淪喪的現象。巨大而深刻變化的道德文化和價值觀形成了現階段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多元并存的狀況，因此，建構新的道德倫理規范對于當代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至關重要。在當代中國社會劇烈轉型之際，道德文化的多維交錯和價值觀的多元并存，是進入新世紀后藝術道德建設面臨的現實狀況和明顯特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形態存在著多樣的經濟基礎和所有制形式，反映到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及人們的思想觀念上，必然產生相應的多元文化和思想道德觀念。在當代中國，由于存在著多種經濟成分，由于社會轉型中出現的一系列新矛盾、新問題，由于長期的封建主義道德觀的影響，同時由于和世界上各種不同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國家進行著廣泛的政治往來、經貿合作與文化交流，由此決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德文化和價值觀必然存在著多層次、多方面的矛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德文化呈現出社會主義道德文化與中國傳統道德文化、計劃經濟體制下某些保守和僵化的道德觀念、西方道德文化等多元道德文化長期并存的現實狀況，存在著諸多文化矛盾和沖突。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當代中國，多元并存的道德文化和價值觀的交織碰撞，導致了一些倫理失范、誠信缺失、道德滑坡的現象，有的已違背公眾普遍尊崇的倫理道德底線，使社會主義藝術道德建設遭受嚴重損傷。因此，正確理解道德文化領域中的主元與多元的關系，進一步發揮主流文化的道德導向作用，是當代中國藝術道德建設亟需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道德觀念的開放和多元道德文化的并存，固然極大地拓展了人們道德選擇的空間，激發了人們的道德主體性，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但承認價值觀多元化的同時并不意味著忽視或否定價值理想目標指向上的一元性。在當代中國多元并存和多元共生的道德文化結構中，應當發揮主流文化的道德導向作用，以新的思路和主流文化的理論創新來促進主流道德文化的發展。必須把社會主義道德文化確立為社會主流文化，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使社會成員普遍認同主流文化，并自覺地用主流文化去引導影響大眾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堅決抵制腐朽文化，促進全社會形成積極向上的道德理想和精神追求。在新世紀新階段，主流意識形態已意識到，加強全民思想道德建設刻不容緩。在2001年1月召開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明確提出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9]的治國方略，為新時期道德建設進一步指明了方向。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發了《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道德建設開始走上制度化、規范化的軌道。2006年3月，提出的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體現了當代中國道德建設的主旋律，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新理念，是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的重大理論創新，對促進社會主義文化藝術的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2011年11月，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強調要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應當看到，當代中國道德文化呈現的多元文化長期并存的現實狀況，存在著諸多道德生活中的矛盾和沖突。社會主義道德文化雖然依靠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的力量占據主導文化的地位，但是面對世界范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面對當前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后出現的許多新問題、新矛盾，面對長期的封建思想遺毒和資本主義思想的侵蝕，社會主義道德文化將面臨各種各樣文化思潮、文化類型的競爭和沖擊。在錯綜復雜的道德文化領域，對于各種文化矛盾和沖突不能消極地回避，對于錯誤和腐朽道德文化的影響也不能一味地退讓，主流文化應當肩負起“守土”責任。當前，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道德文化和價值觀多元并存、相互競爭的背景下，面對紛繁復雜的各種社會思潮，如何堅持、發展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主導地位，強化主流道德文化的導向作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如何正確處理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的關系，以中華文化“和而不同”精神促進和諧文化建設？如何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精華和有借鑒地吸收西方現代道德文化中有價值的東西？如何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藝術道德建設的正確思路，建構藝術道德規范體系？如何加強藝術家的職業道德建設，履行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職責？這些都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藝術道德建設面臨的重要問題，應當引起重視和思考。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在一主多元的文化格局下堅持社會主義道德文化統領下的文化統一戰線，實現多元道德文化的和諧共存，是正確處理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的關系，推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藝術道德建設的一個有效途徑。我國現階段思想道德文化所呈現的多元并存的結構特征，將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存在。有人對多元競爭的文化現實憂心忡忡，希望通過“罷黜百家”來突出主流文化，這是一種試圖超越現階段思想文化現實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社會經濟狀況所決定，各種道德文化和價值觀異彩紛呈，長期并存，相互競爭，這是不容回避的客觀現實。試圖把現階段道德文化定于一尊，用簡單粗暴的方法強求道德文化的一律，脫離實際地追求一種一元化的、純粹無產階級的藝術道德，顯然是脫離中國基本國情的文化急進主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受左傾路線的影響，搞“”式的急進主義，提出一些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任務和政策，已留下深刻的教訓。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推動社會主義文化藝術的大發展大繁榮，一定要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認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道德文化的性質與特征，正確處理文化領域中馬克思主義的“一元主導”與其他文化資源的“多元兼容”問題。在一主多元的文化格局下，只有堅持社會主義道德文化統領下的文化統一戰線，以寬廣的胸懷包容不同價值觀念的道德文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德文化才能既鞏固主流文化的主導地位，又保持多元道德文化競爭發展的生態平衡；才能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弘揚中華民族優秀道德傳統，加強國際文化交流，吸收各國道德文化成果，在全社會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規范。當然，文化統一戰線并非無原則的一團和氣，應當在堅持馬克思主義領導權的情況下保持多元文化的競爭與活力。在文化統一戰線中，馬克思主義是多元道德文化形態的主導和統領，社會主義道德文化是引領時代潮流的先進文化。多元并存的道德文化形態和價值觀念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積極成果，是意識形態具有包容性，尊重文化差異的表現。文化統一戰線要以中華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促進和諧文化建設，堅持多元道德文化的和諧包容，用主流文化來統領、規范多元文化，影響、引導、整合多樣化的社會道德文化朝著有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社會文明進步的方向發展。在目前社會價值觀念存在一定程度混亂的情況下，特別要下力氣增強主流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思想文化思潮，確立社會主義道德文化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當然，社會主義道德文化也有一個不斷發展、調整和完善的過程，推進主流文化的理論創新是社會主義道德發展的不竭動力。例如，新世紀以來出現的“底層文學”現象，就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進入21世紀后，中國文壇出現了一種“底層文學”現象，并從文學擴展到其他藝術領域。許多藝術家在小說、電影、電視劇、繪畫、攝影等作品中，著力反映弱勢群體的現實生活和民生要求，體現鮮明的人道主義情懷和道德色彩。當前，這種以描寫普通人的社會生活，對底層苦難表示深切同情為特征的底層敘事思潮的蓬勃發展，既與新時期社會轉型的現實變化相關，也體現出藝術家們重建藝術道德的探索和反思，已成為文藝思想界最為活躍的話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