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階層范文10篇

一、現代社會政治參與的一般價值性規范

所謂政治參與，是指普通公民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的活動。作為民主政治的一種實現形式，它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主要是伴隨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體系的確立而首先在西方國家產生的。可是，促成現代政治參與產生的根本條件是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進而造成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現代社會的總體發展趨勢是異質化水平不斷提高，即社會不斷趨于分化與專門化，造成社會不同群體與個體在職業經歷、生活方式乃至人生觀、價值觀方面均千差萬別，異質多樣性特征日益明確，從而使社會矛盾與沖突成為現代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然而，既有的政治理論及實踐經驗表明，解決與緩和這類社會矛盾和沖突的有效方法是，社會應給予它們以一定的渠道、途徑與方法宣泄出來，即予以必要的制度性疏導，其中重要的方面正是賦予公民以廣泛參與政治的權利，在利益多元化的社會中保證各種民眾意愿得到制度化的充分表達，通過民主程序協調、整合不同利益集團的要求。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羅爾斯認為，在一個健康的現代民主社會中，參與原則要求所有的公民都應有平等的權利來參與制定公民將要服從的法律的立憲過程和決定其結果。為此，憲法必須確保一種參與、影響政治過程的公平機會[1]。韋伯同樣強調，經濟發達的民族必然是一個“政治民族”，亦即它必然也必須發展一套相對發達的政治過程和政治機制，能使社會大眾都參與在本國政治之中[2]。顯然，現代社會政治參與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同時，高度的政治參與是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

現代社會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政治發展有著顯著的價值。其經濟價值主要體現在它能適應獨立經濟主體自由競爭、發展的需要，激發人們的創造熱情，推動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因此，政治參與的擴大化也被視為經濟現代化的主要內容。政治參與的政治價值則更為現代社會所不可或缺。它不僅體現在公民積極的政治參與直接有助于擴大民主，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性，以避免“政府失靈”；更重要的還體現在，公民通過政治參與，使他們有機會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實現自己的政治愿望，從而在國家和社會之間起到穩妥地矯正政府行為和公民意愿及選擇之間的矛盾的作用，使公民的政治需求壓力得到釋放，實現公民對現有政治體制認同感的提高，鞏固公民對政治體系的認同價值，這樣就能減少社會沖突，確保政治的穩定和發展。

湯因比在其巨著《歷史研究》中曾使用了一個極為簡單明了且相當富于啟發性和闡釋力的模型，即“挑戰和應戰”的歷史思考模型。根據該模型，他認為一個國家如果缺少各種各樣必要的壓力，這個國家不可能很好地得到發展，所以國家需有必要的壓力和挑戰，而成功應戰的結局便是文明的誕生及其生長和發展[3]。公民的政治參與對于現代社會來說，其實正是這樣的“挑戰者”。一個明智的政府應積極充當其“應戰者”，允許并鼓勵公民政治參與的經?；椭贫然猿浞窒螀⑴c帶來的能量，實現體系的正常新陳代謝，保持政治體系的持續穩定。當然，一定的政治參與水平必須與一定的政治結構相適應。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公民政治參與的活躍是社會進步的體現，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政治現象。因此，盡可能地推動和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乃是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總趨勢和總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結構在較大程度上由原先以政治分層為主轉變為以經濟分層為主，利益多元化格局已初步形成，公民從而有了主動進行利益表達的愿望；與此同時，由于社會政治資源日益由高層向低層、由政府向社會流動，公民政治參與的力度和效能已有了提高，這進一步強化了公民政治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因為“政治參與的主動性與人們對參與的功效感有關”[4]，政治參與的功效越明顯，公民的參與積極性也就越高。因此，現階段我國公民的政治參與行為正日漸活躍，而且過去那種“動員性”成分開始下降，自主性成分不斷上升，逐漸構成我國政治過程的有機組成部分。當然，今天我國公民的政治參與還不夠成熟，仍歷史地、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幼稚性和盲目性，在某種程度上還處于政治參與熱情的畸型高漲與相對壓抑并存的狀況；同時由于與之相應的政治體系構架相對滯后，政治參與在一定程度上還體現出某種非程序化的特點。不過，客觀規律不可違忤，既然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發展到了需要公民的政治參與來與之相呼應的水平，而公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也確實正在快速釋放，那么，盡快完善涵蓋多元政治主體，包容公民多層次政治訴求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系就是大勢所趨。

【作者】敖帶芽

【作者簡介】廣州市委黨校廣東廣州510070

【內容提要】私營企業主是一個迅速崛起并日益壯大的社會階層，其在我國社會生活當中的影響越來越大，重視并研究該階層的政治參與情況，有助于實現政治社會穩定。本文認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政治參與意識會越來越強烈，政治參與的渠道會靈活多樣，政治參與的動機會趨于穩定。對于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政治參與，要進行規范和引導，積極推動我國民主政治建設進程。

【摘要題】參政議政

【關鍵詞】私營企業主階層/政治參與/動機/渠道/規范

【正文】

【內容提要】私營企業主是一個迅速崛起并日益壯大的社會階層，其在我國社會生活當中的影響越來越大，重視并研究該階層的政治參與情況，有助于實現政治社會穩定。本文認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政治參與意識會越來越強烈，政治參與的渠道會靈活多樣，政治參與的動機會趨于穩定。對于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政治參與，要進行規范和引導，積極推動我國民主政治建設進程。

【摘要題】參政議政

【關鍵詞】私營企業主階層/政治參與/動機/渠道/規范

【正文】

[中圖分類號]D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7426[2002]05-0031-03

經過二十年的發展，私營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私營企業主隊伍已經初具規模，逐步發展成了一個穩定的私營企業主階層。他們和員工一起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在很多地方私營經濟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半壁江山”。以廣東為例，廣東省的綜合經濟實力位居全國第一，它的人口只占全國總數的5.8%，而國內生產總值占10.3%，財政收入占13.7%，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廣東的私營經濟已經發展起來了，其私營企業戶數占了全國的10.5%。截止到1999年6月底全國登記的私營企業主達281萬人，注冊資本總額8177億元，雇傭員工1503萬人，經營各類企業128萬家[1]。到2000年，全國登記的私營企業主達395.35萬人，擁有注冊資本總計13307.69億元，雇傭員工2011.15萬人，經營各類企業176.18萬家[2]，分別增長了40.5%，62.7%，33.8%，37.6%。可以預見，在未來幾年內，私營經濟和私營企業主隊伍還將以較高的速度迅速發展，在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由于有著獨特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要求，私營企業主作為一個迅速崛起的社會階層，已經廣泛地參與到政治領域中，表達他們的政治訴求，通過自己的活動影響并推動政治系統決策過程。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參與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并加以解決的問題，它關系到能否化解階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實現政治社會的穩定。本文擬對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政治參與情況作初步探討。

階層是對人群的劃分，同階級、等級一樣，不是對人群橫向的劃分（如對牧人、漁人、農人、工人的劃分，它表現為勞動者分工，即人與某種勞動職能的固定結合關系），而是對人群縱向的劃分。人群的橫向劃分決定著人們怎樣互相交換其活動，反映著人對人的依賴關系。人群的縱向劃分決定著人的高低差別，反映著人對人的壓迫關系。

在馬克思主義中既有階級概念，又有階層概念。當這兩個概念并用時，階層通常是階級的組成部分，表示階級內部次一級的劃分，隸屬于階級，有時也包括其階級歸屬尚不明朗的過渡性成份。

由陸學藝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如實地指出了當代中國不是人人平等的無階層社會，而是人與人之間存在著高低差別的社會；比較客觀地描述了當代中國人群的這種差別，為人們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有價值的調查材料；在對人群分層時，指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處于社會上層，產業工人處于社會下層，中間隔著6個社會階層，從而使讀者可以看出前者已經不像改革開放前那樣是工人階級的代表者，而后者則不是主導階層（第105頁），自然不再屬于領導階級，正在逐漸滑向弱勢地位；正確指出“私營企業主階層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育和發展的過程中產生和成長起來的?！保ǖ?6頁）此外，還對政府有關部門在教育經費使用上的兩極分化做法表示了義憤（見此書第96-97頁），等等。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稱道的。

此書在描述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現象時，旗幟鮮明地用階層論代替了階級論。自然，它就沒有也不可能對社會階層進行階級歸并，正確揭示我國當前的階級狀況。

之所以如此，是作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革命黨而是執政黨，“目標”應當“變化”為團結和動員更多的社會力量來實現社會經濟的發展（第7頁），通過廣泛妥協和“合作”實現各階層的“共贏”（第99頁，第108頁），即用階級階層合作來代替階級斗爭。認為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對社會分層狀況“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第99頁）。這里所說的“傳統政治意識形態”顯然特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作者認為它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已經“過時”，因而應當予以“掃除”（第104頁）。

然而，在“掃除過時意識形態的障礙”（第104頁）的同時，此書又想表白自己所用的階層論并不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第5頁）。為此，它求助于英文詞匯。說，在“大多數”英文文獻中，并不存在“階級”與“階層”兩個概念的明顯區別，“大多數”理論家都采用同一個詞匯：“class”,它既可以被譯成“階級”，也可以被譯成“階層”（見此書第5-6頁），并就此寫了一大段說明。這段文字似乎是想讓一部分贊同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讀者感覺，此書所說的“階層”同“階級”本是同一個概念，此書所用的階層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

為認真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做好私營企業主、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和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新階層人員的入黨工作，我們最近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調研。調研對象主要是社會新階層人員、基層黨務工作者和各條戰線人士。調研以問卷調查為主，同時結合走訪、座談等多種形式。共發放問卷2000份，其中社會新階層人員和社會各界人士各1000份；走訪了109位黨務工作者和部分社會新階層人員；在社會新階層人員相對集中的外經貿系統、工商系統、科技系統、大矸鎮、新矸鎮等單位召開了20多個專題座談會，廣泛聽取了社會各界和社會新階層的看法和建議，基本掌握了轄區內社會新階層的有關情況，了解了他們的入黨意愿和對于有關入黨問題的思考，為做好發展工作奠定了基礎。

一．對社會新階層的主要特征與入黨傾向的基本分析

**區現有私營企業1474家，民營科技企業38家，外資企業30家，個體工商戶12263家。社會新階層從業人員約50661人，其中30-50歲的從業人員有44379人，占87.6%，高中以上學歷占52.3%，中共黨員529名，占1.04%，提交入黨申請書197人，占0.39%。調研表明，新的社會階層成員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的，他們之間在政治面貌、經濟地位、基本素質等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表現出不同的入黨態度和意愿。主要有以下四種：

一是社會地位的差異，對入黨的要求和態度不同。身份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共青團員的和普通群眾的入黨態度與要求有明顯差異。（1）身份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入黨要求最強，比例最高。全區社會新階層中有人大代表44人、政協委員22人，66人中除1人表示入不入黨無所謂外，其余65人均有入黨的意愿，比例高達98.5%，其中42人有很迫切的入黨愿望，占63.6%。（2）共青團員或曾經是共青團員的入黨要求比較強烈。965份回收問卷中，是共青團員或曾經是共青團員的共有565人，其中表示有入黨意愿的297人，占52.6%。（3）普通群眾中表現出入黨愿望的人員比例最低，334人中只有90人有明確的入黨意愿，占26.9%。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共青團員或曾經是共青團員的人員，政治覺悟普遍較高，政治立場較堅定，在同“”斗爭等重大事件中能夠自覺地與黨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特別是同志“七一”重要講話發表后更激發了空前的政治熱情和政治信念，被調查的362名有入黨意愿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共青團員的社會新階層人員，有274人選擇了入黨是為了追求理想信念、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和為社會作貢獻，比例為75.7%，占有入黨意愿的被調查社會新階層人員的60.6%。而普通群眾在入黨的動機和目的選擇上，或選擇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知名度，或選擇為了企業的發展求方便，90人中計55人，比例為61.1%，帶有明顯的功利性。

二是經濟地位的差異，對入黨的要求和態度不同。社會經濟地位高的新階層人員，其入黨的要求強；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其入黨的要求相對較弱。在企業主中，處于創業階段的業主有入黨要求的占23%，處于發展態勢較好或企業已發展到一定規模的業主有入黨要求的占42%。業主以外的社會新階層中，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下的社會新階層人員有入黨要求的占11%，年收入在10至30萬元的有入黨要求的占34%，年收入在30萬元以上的有入黨要求的占50%，而事業未穩的基本上沒有入黨的意愿和要求。以企業的規模為例，資產在1000萬元以上的業主有入黨要求的占78%，資產在500至1000萬元的業主有入黨要求的占49%，資產在500萬元以下的業主有入黨要求的占26%。

三是知識素養的差異，對入黨的要求和態度不同。知識素養高的社會新階層人員入黨的愿意比較強烈。被調查的531名高中及高中以上人員有入黨意愿的321人，占60.5%，434名初中及初中以下人員有入黨意愿的131人，占30.2%；而188名學歷在大專及以上的社會新階層人員，有入黨意愿的161人，占85.6%，顯示了較大的差異性。受教育的時間越長，知識素養越高，對黨的認識和了解越多，感情越深，也就越愿意向黨組織靠攏。

同志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的講話中，集中全黨的智慧，系統、全面、深刻地闡述了"三個代表"思想，體現了"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質和"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由中國社科院完成的、日前正式公開出版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從專家視角，對當代中國社會階層變動狀況進行了分析，有助于我們進一步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加深對"三個代表"的理解。

12月11日，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正式公開出版，該報告對中國社會階層的分析富于時代感，引起了海內外輿論的關注。

課題組組長、社科院社會學所專家陸學藝接受了本報記者采訪。據介紹，這項研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社科院院長李鐵映直接布置的；1999年初，數十位專家就開始進行調查研究；在這個過程中，李鐵映同志多次聽取匯報，作出指示。

這位負責人稱，報告提前問世，因為同志"七一"講話發表后，社會上對當前社會階層變動狀況特別關注，有關方面要求課題組能及早提供調查數據和成果。"十大階層"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促使中國社會階層發生結構性的改變。研究報告對這種改變描述為：原來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的社會結構，變成了十大階層；各階層之間的社會、經濟、生活方式及利益認同的差異日益明晰化。

馬克思針對19世紀早期歐洲資本主義或針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提出的階級分析理論，在報告看來，已不能簡單地照搬來分析當代中國的社會階層問題。

[論文關鍵詞]私營企業主政治參與

[論文摘要]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步步深入，私營經濟獲得巨大的發展，作為私營經濟人格化代表的私營企業主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穩定的私營企業主階層。作為經濟和社會地位明顯提高的私營企業主階層，政治訴求越來越迫切。私營經濟的發展，私營企業主階層的逐步壯大在我國的經濟、政治生活中的產生種種現象，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和討論。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步步深入，私營經濟獲得巨大的發展，作為私營經濟人格化代表的私營企業主隊伍也初具規模，因從其財產占有方式和獲取方式、財產的多寡、生活條件和消費方式、社會影響和社會地位、價值觀、心態等方面有著較大的同一性，這個隊伍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穩定的私營企業主階層。[1]

一、對私營企業主政治參與原因的研究

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動物”，當私營經濟人格化代表的私營企業主財富積累道一定程度時，他們在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活動空間逐步擴大。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經濟參與通常為政治參與創造條件，[2]作為經濟和社會地位明顯提高的私營企業主階層，他們的政治參與熱情越來越高漲，政治訴求越來越迫切。

公民政治參與是現代民主政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當代中國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開始注重建設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出了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政治發展目標。亞里士多德強調以人民的意愿為政治組織的基礎“一種政體如果要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必須使全邦各部分的人民都能參加而懷抱著讓它存在和延續的意愿?！盵3]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認為“一個社會所達到的政治共同體水平，反映了構成該社會的各種社會勢力與政治制度之間的關系”。[4]“如果一種社會勢力經常游離于政治體制之外，那么政治穩定就將受到威脅”從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者開始研究政治參與問題。90年代，陶東明等人著《當代中國政治參與》一書，系統地分析了中國公民政治參與地主體、客體及方式。2000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第一次在執政黨的正式文獻中確認了“公民參與”的概念，明確提出了“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障公民的政治權利。黨的十六大將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并將“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作為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戰略之一。隨著我國私營經濟的發展，私營企業主階層政治參與的深入必將對我國原有的政治體制結構、功能及政治價值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變革時期，社會結構和社會階層還在變動之中。有些社會階層還沒有成型，有些社會階層還在分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很難做出一個比較成型的模型，不過，比較粗略一點的模型還是可以做出來的。有的學者完全按職業劃分階層，把職業的分析當作階層分析。這比較實際，但階層和職業畢竟是兩回事。也有的學者把社會階層分為五個等級：上，中上，中，中下，下。這是一種比較簡明的辦法，不過，我覺得如果舍去各階層的具體內容，抽象地分為五等級，那只是一個符號系統。這樣分出的階層看不出一個社會的特點。任何社會都可以分成這樣的五個等級。

所以，我吸收上述五等級簡明的優點，考慮各個階層的職業內容，以財富（收入）為基礎，再參照權力、聲望因素，將當前中國社會分為以下幾個階層：

1。上等階層。政府高級官員、國家銀行及其它國有大事業單位負責人，國有大型企業或大型股份公司經理、大中型私有企業主，他們的總人數在700萬左右，約占全國從業人員總數的1％，這些人構成了中國社會金字塔的頂端。他們數量很小，對社會影響很大。他們掌握著國家重大事情的決策權和大企業的決策權。他們制訂一個政策可能影響眾多人地位的升降。他們的一項投資決策可能影響成千上萬人的就業機會，他們控制的宣傳工具可以影響社會輿論。

就財富而言，政府高級官員并不處在金字塔的頂端，但收入也比較豐厚，他們的權力和聲望都處在社會各階層之上。國家銀行和國有大型事業單位負責人和大公司經理，財富、聲望、權力三項綜合無疑處在社會各階層之上。大私有企業主財富處在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頂端，權力和聲望的地位次于他的財富地位。但這些人有的當上了某一級政協委員，有的與各級權力機構有著密切的聯系。這一個階層的成員之間除了工作交往以外，平時還有非工作交往。

上等階層有一個共同的心態，這就是保住自己的社會地位。政府高官怕失去權力，他們擔心機構改革影響自己的位置，對于“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措施他們抱著矛盾的心態，既怕因改革不積極而失去官位，又怕改革以后削弱了權力。大型私有企業主對改革以前否定私有經濟的政策心有余悸，擔心一個早晨會失去財產。他們最希望憲法中寫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

和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當今上等階層的人不一定都受過高等教育。但他們知道，今后這個階層的成員必須是名牌大學畢業或有更高的學歷。他們想把自己的地位傳給子女，所以千方百計地為子女選擇好的學校，并動用一切社會關系為子女安排好的位置。

改革開放20多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利益分割方式的多元化，傳統的社會結構被打破，新興勢力不斷誕生，社會分層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在大變革的歷史背景下，xx的情況怎么樣？

日前，xx社科院社會發展研究所陳如所長主持的“現代化進程中的xx社會階層結構變動研究”報告出爐，該研究報告將xx市主體社會結構群體劃分為管理者、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個體私營企業主和下崗失業者六個典型部分，視角遍及財產收入、教育就業、消費水平、生活態度、社會交往等方面。

收入

管理者階層腰包最鼓

在xx的所有社會階層中，管理者階層最有錢。2003年平均年收入的調查顯示，管理者階層以34231.7元高居榜首，這也是惟一一個超過30000元大關的階層，個體私營企業主和知識分子分別以28477.8元和26950.2元占據第二梯隊，排在后面的分別是工人11522.0元，農民6965.5元，失業下崗人員以6171.0元墊底。2003年最高收入群體與最低收入群體年平均收入差為28000多元。

財產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群體的分化不僅表現為職業上的多元化，而且在農民群體的階層變化中還出現了一些質的分化。當前，由于多方面的條件制約，農民群體的變化與發展仍然存在諸多困難。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群體的變化最為明顯，這一群體已經從職業群體變成一個特殊的身份群體。在不同時期，農民群體的變化過程具有不同的特點，這種變化將隨著我國現代化發展繼續下去。

一、從職業群體向身份群體轉變

農民本來是一個職業概念，是指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收入的主要來源是農業、依靠農業為生的人（我國通常所說的農民還包括從事林、牧、漁業和水利業生產的人）。但是，1958年以后，我國所有的居民被劃分為城市居民和農民兩種不同的身份，農民的流動受到限制。從此，農民既是一種職業又是一種身份，兼具兩種屬性。加之當時全國實行計劃經濟，農村“以糧為綱”，生產力水平較低，農村職業同質性強，人地矛盾沒有顯現出來。因此，絕大多數農民很少有希望轉變職業和身份。以致在改革開放以前的幾十年間，農民群體的職業分化度非常低。1949年，我國鄉村總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高達89．36%，這一比例1978年為82．08%。農業勞動者占社會勞動者總數的比例，1949年為91．5%，1978年為73．8%。30年間，農民基本沒有大的職業分化。

1979年以后，我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有了生產經營的自主權，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生產力水平大幅度提高，長期困擾我國的吃飯問題很快就基本得到解決，同時也使農村內部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在中央政策的許可下，一部分農民就開始從事非農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例如，到鄉鎮企業做工、搞長途運輸、進入集鎮做一些小生意等，農民群體的職業出現多元化。

農民職業分化引起了學術界和政府管理部門的關注。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劉洪禮、李學廣等人就提出了農民隊伍構成的問題。到80年代中后期，一些學者從職業的角度重新對農民群體進行分析研究。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陸學藝先生提出的8個階層的分析方法和觀點。這8個農民階層包括：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民工階層、雇工階層、農村知識分子階層、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鄉鎮企業管理者階層和農村管理者階層。這里的“農民”主要是指農村戶籍身份的人。各個階層之間所從事的職業差異很大，但是他們卻有著同樣的戶籍身份——農民戶口。這種分析方法和結論受到很多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機構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