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范文10篇

“生存”這個詞引人注目地出現于海德格爾的主要著作《存在與時間》中，在他的后期作品里也有表現。“形式指引”則主要見于海德格爾二十年代初在弗萊堡大學的講課稿，這些講稿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才被公諸于世。因此，除了美國學者克茲爾和幾位德國學者之外，海德格爾的大多數者們幾乎都沒有正面涉及過它，更沒有探討過它與海氏所講的“生存”的關系。但是，這個似乎只閃現于海德格爾自家思想起源處的形式指引，依本文作者的判斷，卻以它獨特的方式“指引”著一條深入、準確地理解海德格爾的小路，不管它是“現象學之路”，“通向語言之路”，“理解老莊之（道）路”，還是引出思與詩對話的“林中路”。所以，本文將從“生存”與“形式指引”在《存在與時間》中的耦合談起，追蹤這種關系的一個最初表達，由此而轉向對“形式指引”的確切含義的探討，并深究它在海德格爾的前后期著作中的某些表現，以期說明它與海德格爾的“生存”觀的聯系、它本身的論特點，尤其是它在海德格爾整個思想中的真實地位。

一．“生存”與“形式指引”在《存在與時間》中的關聯

“生存”的重要性在于指示出了緣在（Dasein）的基本存在及存在方式。海德格爾在我們現在所見的《存在與時間》（實為第三稿）中這樣寫道：“緣在能夠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與之相關，并總以某種方式相關了的那個存在本身，我們稱之為生存（Existenz）”。又說：“這個緣在總是從它的生存來理解自己本身，或者說，它總是從它自身的某種可能性，也就是它會是其自身或不是其自身來理解它自己本身。緣在或者自身選擇了這些可能性，或者卷入于其中，或者已經在其中成長起來。這種生存只能被‘那時各自的’（jeweiligen）緣在所決定，不管是以捉住[機會]的方式還是以錯失[良機]的方式。不管怎樣，這個生存的只能通過生存進程（dasExistieren）本身來得到澄清。”

可以說，《存在與時間》的主要工作就是通過對緣在的各種生存狀態（Existenzial）的來揭示緣在的本性，即牽掛（Sorge）與時間性（Zeitlichkeit），以便為理解存在本身的含義打開一個視域。那么，什么是這“生存”的確切含義呢？以上的引文已經給我們某種提示，而第9節對于緣在本性（Wesen）的刻劃又幾乎回答了這個問題：“這個存在者的‘本性’就處于它的去存在（Zu-sein）之中。”（《在與時》42頁）而這個本性對于海德格爾就是“生存”，因為他馬上講“如果我們選擇‘生存’（Existenz）來指示這個存在者的存在的話”，那么就不是在拉丁文的“existentia”的現成的存在（Vorhandensein）意義上使用的。于是他就將上面這句話轉寫為：“這個緣在的‘本性’就處于它的生存之中”。（42頁）可見，在海德格爾眼里，生存是緣在的“本性”，意味著非現成的“去存在”。當然，為了將這個“本性”或生存的意思講足，他又加了另一句話：“這個存在者[緣在]在其存在中與之相關的（darum）的那個存在，總是我的（istjemeines）”。（42頁）

但是，在此書第45節，對生存的提法又有了新的維度。海德格爾寫道：

對于這個[緣在的]存在[即牽掛]的分析取生存為引導，這生存以先行把握的方式被規定為是緣在的本性。生存這個詞以形式指引的方式意味著（besagtinformalerAnzeige）：這個緣在是作為理解著的能存在（alsverstehendesSeinkoennen）而存在著（ist），它在其存在中與這個[存在]本身有關。我自身就總是這個以此種方式存在著的存在者。（231頁）

《中國檔案分類法》（以下簡稱《中檔法》）第一版1987年12月出版一年多后，我院就開始按它進行檔案分類標引了。實踐證明，《中檔法》第一版所設類目太粗，遠遠不能滿足實際標引需要。1997年12月出版了《中檔法》第二版，把類目由一版的5千條擴展到10萬條，基本能滿足全國檔案分類標引需要，但我們在使用中仍發現不少問題有待解決。

我院檔案的分類標引是在著錄時與主題標引同步進行的，至1999年底，庫存3萬5千卷文書檔案和科技檔案（科研、設計、基建、設備等）已全部著錄和標引完畢，并逐步輸入了計算機。我們在分類標引時遇到的難題頗多，這里談幾點看法，以就教于同仁。

一深入學習

八十年代末以來，我們為了跟上檔案工作標準化的步伐，學習了一些有關分類標引和主題標引的著作和分類法。經常反復學習的有1986年出版的孫鋼編著的《檔案著錄與標引手冊》，1988年出版的鄒步英等編著的《中國檔案分類法的理論與使用》，1998年出版的鄧紹興編著的《檔案分類法》，1999年出版的鄒步英等編著的《中國檔案分類法使用手冊》。我們深感，只有在反復學習中使用，又在使用中反復學習才能做好分類標引工作。

二全面返工

前面提到，我院著錄標引工作起步較早，當時只能按《中檔法》第一版做粗標引。待《中檔法》第二版出來時，絕大部分庫存檔案已著錄標引完畢，并輸入了計算機。粗標引的結果是成百上千個案卷標的是同一個分類號，很難達到分類檢索的要求。《中檔法》第二版的類目比第一版增加了二十倍，很多類別有了細目，原來的粗標引必須返工作細標引。再者，《中檔法》第二版對第一版的結構、類別也有所調整、修改，如二版把一版的“一主表二附表”改為了“一法四表”，取消了工業復分表，增加了科技檔案復分表，取消了R基建類中的綜合類，等等，就是具體類目的含意也有些變動。這意味著，按第一版標引的不少類號必須報廢，重新按修改后的類目號標引。

影響因子由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創始人Eu-geneGarfield于20世紀60年代提出，是目前國際上通用的期刊評價指標之一，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本期刊的學術影響力。影像因子是指某期刊前兩年發表的論文在該報告年份中被引用總次數除以該期刊在這兩年內發表的論文總數［1］，從其定義中可以看出決定影像因子的兩個重要因素是被引用總次數和發表的論文總數。高被引論文指在某個統計時間段內，被引頻次排在學科前列的論文。零被引論文是指后一定時間內仍未被引用的論文。高被引和零被引論文對影響因子的貢獻是截然相反的，高被引論文總數越多，期刊的影響因子也就越高，而零被引論文總數越多，期刊的影響因子也就越低。影響一篇論文被引頻次的因素有哪些，高被引和零被引論文有哪些不同的特征，又是否存在一定的共性，造成一篇論文零被引的因素有哪些，零被引論文是否有發表的價值，能否通過一定的宣傳予以改善，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研究和思考的問題。通過研究腫瘤類期刊的高被引論文的特征，可以給腫瘤類期刊之后的組稿方向提供參考，可以有針對性地打造出符合當前腫瘤領域研究熱點的系列專刊，提高期刊的學術影響力。

一、資料和方法

（一）研究對象。以腫瘤類核心期刊《中國癌癥雜志》雜志為例，以中國知網為數據來源，選取《中國癌癥雜志》于2013—2017年在中國知網上發表的論文，統計時間截至2020年5月31日。統計2013—2017年《中國癌癥雜志》所發表的論文總數、總被引頻次和篇均被引頻次。（二）高被引和零被引論文的選取。由于2016—2017年的部分時間未滿5年，因此在選取高被引論文時采用各年份獨立選取的方式。每年均選取被引頻次排名前5%的論文作為高被引組，若5%的位置有多篇被引頻次相同的論文，則這部分論文均舍棄，僅選取排名更靠前的論文，統計高被引組的總被引頻次和篇均被引頻次。選取2013—2017年被引頻次為0的論文作為零被引組。（三）論文特征提取。收集高被引組和零被引組的論文，統計兩組論文的以下數據：第一，地域分布；第二，單位類型；第三，有無基金；第四，論文類型；第五，文章來源；第六，腫瘤類型；第七，基礎/臨床。分析這些數據，整理出高被引和零被引論文各自具有的特征，分析兩組論文數據特征的相關性。分析高被引論文的特征，進而為腫瘤類期刊的選題提供參考；通過對零被引論文的特征進行分析，分析是論文選題出現了問題還是宣傳力度不夠，能否通過一定的宣傳予以改善，減少零被引論文的數量，從而提高雜志的影響因子，擴大期刊的學術影響力。

二、結果

（一）論文數和被引頻次。2013—2017年《中國癌癥雜志》共804篇，總被引頻次為10181次，篇均被引頻次為12.7次。2013、2014、2015、2016和2017年高被引論文數分別為7、6、8、7和8篇，高被引論文的被引頻次分別為1790、309、996、506和701次，5年高被引論文總數為36篇，占總論文數的4.5%，高被引論文的總被引頻次為4302次，篇均被引頻次為119.5次，遠高于2013—2017年的篇均被引頻次。2013、2014、2015、2016和2017年零被引論文數分別為6、8、11、8和3篇，5年零被引論文總數為36篇，占總論文數的4.5%。（二）論文特征。高被引組論文的數據特征詳見表1。對數據特征進行分析可知，高被引論文的共性特征包括：第一，地域分布多為直轄市和省會城市；第二，單位類型多為三甲醫院和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第三，論文類型多為專家述評、指南和共識；第四，腫瘤類型以乳腺癌和甲狀腺癌居多；第五，文章來源上專題組稿占了很高比例；第六，臨床文章占多數。零被引組的數據特征詳見表2。對數據特征進行分析可知，零被引論文的共性特征包括：第一，地域分布中地級市占了很高比例；第二，單位級別中存在較多的非三甲醫院和高校；第三，論文類型中存在較多的個案報道；第四，文章來源均為自由來稿；第五，基礎文章占多數。

三、討論

高被引論文既是學術評價機構評定期刊質量的重要指標，又是學界捕捉理論熱點、把握研究現狀、預測研究趨勢的重要依據。國外學者對高被引論文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以后高被引論文研究受到國內學界的關注。有鑒于高被引論文在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性，本文以引用頻次為切入點和著力點，就我國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進行系統梳理和分析，以期厘清近年來此領域研究的整體樣態、理論聚焦和結構特征。

一、研究意義與文獻統計

(一)研究意義。國內綠色發展研究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熊映梧基于海南與臺灣產業政策比較視閾首次提出綠色發展的發展道路［1］。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對資源需求不斷擴大、對環境影響日益明顯，以尊重自然和利用資源、發展經濟和保護生態的價值導向的綠色發展理念受到學界、業界和政界的廣泛關注并進行深入研究，產生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思想觀點和研究成果，對新時代如何破解發展難題、增強發展動力、提升發展效率等提供了理論借鑒和實踐指導。及時回顧和總結綠色發展研究成果，是深化和拓展綠色發展研究的一個重要工作，也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理論的必然要求。本文以高被引論文為統計分析樣本，通過分析發文刊物、引用頻次、下載次數、發文年份、研究內容、研究方法、論文作者、項目資助等情況來精準把握綠色發展研究進展和理論動態，為今后進一步推進綠色發展研究提供經驗和決策依據。(二)文獻統計。分析我國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的結構特征，離不開數據資料的有效支撐。本研究的數據資料主要來源于中國知網，依托中國知網期刊文獻庫和引文數據庫獲取研究數據。檢索時間為2019年1月6日。檢索范圍:中國知網查詢篇名中含有“綠色發展”的學術論文，學科領域包括工程科技I輯、社會科學I輯、社會科學II輯、基礎科學、經濟與管理科學、哲學與人文科學6項。檢索原則:為使數據更加精準、結論更加科學，有必要對學術論文進行甄別、遴選和處理，文獻檢索中的成果介紹、會議紀要等沒有納入本研究的數據統計范圍。檢索方法:以被引次數對中國知網收錄的綠色發展研究成果進行排名，整理出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

二、高被引論文特征分析

基于中國知網收錄的文獻統計，擬從發文刊物、被引頻次、下載次數、發文年份、研究內容、研究方法、論文作者、項目資助等方面對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進行計量分析和科學研判，尋繹國內綠色發展研究的大體樣貌和結構特征。(一)關于發文刊物的分析。通過對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的統計發現，這些論文主要發表在《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環境保護》《當代經濟研究》《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經濟地理》等刊物，詳見表1。表1梳理了發表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篇數排名前10位的刊物。100篇高被引論文中，《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發文最多，共計8篇;《環境保護》發文量次之，共有5篇;發表3篇的刊物包括《當代經濟研究》和《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其余如《經濟地理》《地理研究》《經濟縱橫》《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鋼鐵》等刊物均發表2篇。排名前10位刊物共發表31篇高被引論文，占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近三分之一。從發文刊物的級別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中，發表在核心期刊(主要包括“中文核心”和“CSSCI”期刊)共計89篇，可見核心期刊刊載論文的學術關注度和社會影響力更大。從刊物所屬機構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在科研機構刊物29篇，學會組織刊物28篇，高校刊物17篇，黨校刊物10篇，出版單位刊物9篇，行政機關刊物7篇。從刊物復合影響因子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中，29篇刊于復合影響因子低于1.0的刊物，45篇刊于復合影響因子介于1.0～3.0之間的刊物，26篇刊于復合影響因子高于3.0的刊物。(二)關于被引頻次的分析。高被引次數意味著較高的學術關注度和社會影響力，因此成為學術論文質量評價的重要標識之一。基于中國知網引文數據庫，筆者對國內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的被引頻次作了統計分析，詳見表2。表2列舉了我國綠色發展研究引用次數前10位的高被引論文。數據統計發現，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被引次數的平均值為44.6次，被引次數超過100次的論文有4篇，被引次數低于40次的論文有52篇。100篇高被引論文中，前10位論文與后10位的被引次數差距明顯，其中引用次數第1位論文(被引284次)是第100位論文(被引18次)的15倍多。被引次數前10位論文平均被引次數為122.9次，主要發表在《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社會主義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當代經濟研究》《企業經濟》等刊物上，刊物的核心期刊比為100%，復合影響因子超過1.0的刊物有9種;被引次數后10位論文平均被引次數為20.4次，主要發表在《曲阜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經濟問題探索》《環境保護》《地理研究》等刊物上，刊物的核心期刊比為80%，復合影響因子超過1．0的刊物有7種。(三)關于下載次數的分析。下載次數也是衡量學術論文質量的重要指標，一般來說，高下載為高被引提供了可能性。鑒于此，筆者依托中國知網數據庫對綠色發展研究高下載論文作了統計，詳見表3。表3是我國綠色發展研究下載次數前10位的學術論文。統計結果表明，綠色發展研究下載次數前10位論文中，有3篇發表在《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上，可見該刊刊發的綠色發展研究成果在學術界影響頗大。綠色發展研究下載次數超過10000次的論文僅有1篇(胡鞍鋼、周紹杰《綠色發展:功能界定、機制分析與發展戰略》［2］)。該文從綠色發展的功能、機制、能力、發展戰略四個層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綠色發展作了系統性分析，因而受到學界、業界和政界的高度關注。綠色發展研究成果下載次數介于5000～10000次的有3篇，介于2000～5000次的有35篇。基于表2和表3，筆者對綠色發展研究下載次數和引用次數前10位的論文進行多維比較發現，綠色發展研究下載次數前10位學術論文中有7篇位列引用次數前10位，可見下載次數與引用頻次密切相關，高下載往往預示著高被引。需要指出的是，胡鞍鋼、周紹杰的《綠色發展:功能界定、機制分析與發展戰略》一文在高下載和高被引中均居第1位。從刊物的級別來看，綠色發展研究下載次數前10位學術論文均發表在核心期刊上，影響因子超過1.0的刊物有8種。(四)關于發文年份的分析。隨著社會熱點的更迭和理論聚焦的轉移，學術論文不可避免地存在老化的問題，因此論文被引次數與發表年份密切相關。依托中國知網數據庫，筆者對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作了年度統計，詳見表4。表中數據表明，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占年度發文比為2.14%，總體上看占比較低。從年度發文篇數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中，2016年篇數最多，共計18篇;2013年次之，共有15篇;2014、2015年各有12篇。被引次數前10位論文中，2014年最多，共計3篇，2011年有2篇，2009、2010、2012、2013、2015年各有1篇。從年度發文占比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年度發文占比前后變化較大，其中2010、2011年占比最大，2013年以來年度發文占比呈逐年下降趨勢。應當說明的是，近年來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比重下降并非成果質量問題，主要受到成果發表年份的影響。如馮之浚、周榮的《低碳經濟:中國實現綠色發展的根本途徑》發表于2010年4月15日，被學術論文引用81次，引用時間分別為2010年10次、2011年12次、2012年6次、2013年14次、2014年9次、2015年7次、2016年10次、2017年9次、2018年4次，其被引高峰期在后的2011年和2013年。(五)關于研究內容的分析。1.篇名主題詞統計分析。從篇名主題詞梳理統計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的內容選題相當廣泛，涉及綠色發展的基礎理論、應用評價及其與生態文明建設關系等。在基礎理論方面，如王玲玲、張艷國對綠色發展的概念內涵作了深度探析［3］，黃志斌、姚燦、王新等對綠色發展理論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關系予以系統剖析等［4］。在評價機制方面，盧強、吳清華、周永章等以廣東省區域評價為例深入探討了工業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5］，蘇利陽、鄭紅霞、基于綠色生產構建了工業綠色發展績效評估體系［6］。在個案研究方面，的綠色發展思想，綠色發展與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生態文明建設、可持續發展等受到理論界的高度關注和熱評熱議。此外，還有學者對國內外綠色發展問題進行比較分析，如石敏俊、劉艷艷運用定性和定量結合的方式對我國58個地級市和25個國際城市的綠色發展進行多維比較分析［7］，等等。2.論文關鍵詞統計分析。關鍵詞是論文主體內容的凝練和體現，使用頻率高的關鍵詞表征著某一論域研究的理論聚焦和發展趨勢。但是，有些研究成果關鍵詞存在專指度低、與題目高度重合等問題。筆者整理過程中，剔除與“篇名”高度重合的“綠色發展”“綠色發展觀”等，這些詞匯沒有納入統計范圍，關鍵詞統計情況見表5。關鍵詞統計表明，在馬克思主義生態理論和綠色發展思想的指引下，近年來理論界緊扣綠色經濟發展的指數、效率、理念等核心議題開展基礎理論和應用評價研究，并通過模型建構擬定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以綠色技術為支撐，以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為宗旨，致力于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綠色增長，確保廣大民眾共享綠色生產、綠色發展帶來的綠色福利。(六)關于研究方法的分析。研究方法是開展學術研究的工具和手段，在研究過程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方法運用得當有助于提高結論的科學性。基于中國知網期刊數據庫，筆者對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的研究方法作了統計，詳見表6。數據統計表明，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運用了多種研究方法。首先，實證研究法在研究中較為普遍，可見該論域研究具有鮮明的實踐指向性。其次，理論闡釋法在綠色發展研究中應用較廣。從被引次數前10位論文來看，運用理論闡釋法的有6篇，運用實證研究法的有4篇;從下載次數前10位論文來看，運用理論闡釋法的有7篇，運用實證研究法的有2篇，運用文獻解讀法的有1篇。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運用了多種研究方法，如《城市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研究———以廣州市為例》(黃羿、楊蕾、王小興等)一文綜合運用了案例分析法、模型建構法、實證分析法等研究方法［8］。(七)關于論文作者的分析。基于中國知網引文數據庫，筆者對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作者(第一作者，下同)進行統計分析，作者發文篇數排名情況見表7。基于中國知網數據，87位作者共發表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人均發文量為1．15篇。其中，胡鞍鋼發文最多，共有6篇;趙建軍發文次之，共有3篇;發表2篇成果的有馮之浚、方世南、秦書生、王兵、劉思華、李曉西等6位學者。從作者構成數量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平均作者數為2.39名，其中32%的高被引論文只有1個作者，35%的高被引論文有2個作者，16%的高被引論文有3個作者，8%的高被引論文有4個作者，作者數為5個及以上的高被引論文占9%。從被引次數前10位論文來看，1個作者論文有1篇，2個作者論文有6篇，3個作者論文有2篇，6個作者論文有1篇;從下載次數前10位論文來看，1個作者論文有1篇，2個作者論文有5篇，3個作者論文有3篇，8個作者論文有1篇。數據統計發現，下載次數和引用次數前10位論文中，1個作者論文都只有1篇。這充分說明，我國綠色發展研究基本形成了多作者協作的學術共同體。從作者單位屬性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作者中，62篇作者來自高等院校，22篇作者來自科研院所，11篇作者來自行政機關，5篇作者來自黨校系統。排名前10位高被引論文作者中，8位來自高等院校，1位來自行政機關，1位來自科研院所;排名前10位高下載論文作者中，7位來自高等院校，2位來自行政機關，1位來自科研院所。可見，高校作者是我國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的主要作者群。從作者單位合作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中，同一單位獨立完成的成果有60篇，兩個單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25篇，三個單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9篇，四個單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五個單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課題組共同完成的成果有4篇。被引次數前10位論文中，同一單位獨立完成的成果有6篇，兩個單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3篇，三個單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下載次數前10位論文中，同一單位獨立完成的成果有5篇，兩個單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4篇，七個單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有1篇。可見，我國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以同一單位獨立完成為主，但多單位合作完成的成果數量日漸增多。從作者分布區域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廣泛分布于全國各省市區，其中北京作者有52篇，可見北京是國內綠色發展研究的重鎮，這與北京作為全國政治文化教育中心的定位高度契合。其余48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中，湖南、廣東、遼寧作者各有6篇，江蘇、湖北、山東作者各有4篇，四川作者有3篇，江西、吉林、青海、重慶作者各有2篇，其他如安徽、天津、寧夏、云南、山西、廣西、福建等作者各有1篇。數據統計表明，我國綠色發展研究的作者主要來自于經濟發達的省市，區域分布呈不均衡性。(八)關于項目資助的分析。基金項目作為研究經費的重要來源，為研究的有序推進提供了資金支撐。依托中國知網期刊數據庫，筆者對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項目資助情況作了梳理統計(見表8)。數據統計表明，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項目資助共計85項，其中國家級項目26項，占資助項目總數的30.6%。從項目資助的篇數來看，100篇綠色發展研究高被引論文共有46篇論文獲得項目資助，可見項目資助篇數占比不大。從被引次數前10位論文來看，項目資助論文6篇，其中國家級基金項目資助論文5篇;從下載次數前10位論文來看，項目資助論文6篇，其中國家級基金項目資助論文4篇。項目資助與成果質量固然沒有直接關聯，但充裕的經費支持有助于研究者潛心問道、安心治學，繼而撰寫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結論及經驗啟示

摘要：舊范式下的民間文學研究主要關注民間文學的口頭性以及主體性，但忽視了民間文學的生活屬性。萬建中《民間文學引論》借鑒西方最新理論成果，構建民間文學的生活理論，重視情境和表演之于民間文學研究的重要性。

關鍵詞：范式；生活屬性；情境；表演；民間文學批評

一、舊范式下的民間文學書寫

中國現代民間文學研究發軔于“五四”時期北大歌謠征集活動。最初的民間文學研究以及對民間文學的界定都受到過西方民俗學研究的影響真正作為高等院校一門學科的民間文學是在新中國成立后出現的。什么是民間文學?幾十年來中國學術界一直援引俄國作家高爾基的觀點。認為民間文學“主要是勞動群眾的口頭創作”。并稱“民間文學是勞動人民從其勞動和社會經驗中抽取出來的知識總匯”。在一些辭書中，“民間文學”也被界定為“人民的口頭文學創作指以勞動人民為主體創作并在人民群眾中流傳的口頭文學作品”。這一理論判斷基本符合歷史的實際。盡管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定義。

這樣的界定注意到了民間文學的口頭性、集體性以及知識性特點。把民間文學的創作和享受的主體界定為“人民”或“勞動人民”。帶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只有“知識總匯”才與民間文學的生活屬性有關。但沒有被強化突出。所以說。這一階段有關民間文學的定義都是照搬前蘇聯模式的結果。整個理論框架沒有根本性的突破。要做的僅是把本土的內容填充進去此體系對中國民間文學書寫所產生的影響至今猶有余波。以致國內民間文學教材之問基本上差別不大：較早的教材明顯帶有階級斗爭論的觀念。較近出版的把“人民”或“勞動人民”置換為略顯中性的“民眾”。吸收了新發掘整理的民間文學材料期間雖有段寶林先生主張對民間文學要做立體研究，以及楊利慧、黃濤諸學者重視民間文學的語境等富有新范式雛形的觀點。但相關研究對這樣根深蒂固的民間文學書寫體系還是反思不夠。鮮有從學科體制本身進行批判性重構。因此。大多數民間文學教材都沒有很好地顯示出學科本身的深度。以致形成民眾的文學就應該是這樣淺顯的心理暗示。另外，隨著文字、圖畫、音響、影視、電腦等媒介的出現與運用。民間文學的傳播空間獲得空前拓展。其傳承手段也得到了進一步豐富。尤其是進入國際互聯網時代之后。伴隨著新媒介的不斷啟用。民間文學的概念也面臨著重新思考與界定的任務。

二、民間文學書寫的新范式

——對危機與蕭條的研究及預測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以往的經濟長波理論都不能對1857年以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長期性波動特征進行完整描述或給予正確解釋。本文在馬克思《資本論》的基礎上，結合大量歷史資料和國內外有關經濟長波的著作，通過對四種具有內在一致性規律的波動的解析，試圖描繪出一幅周期為50年的世界經濟波動圖卷，進而對世界經濟前景進行預測。

關鍵詞：經濟危機經濟長波經濟預測

一．經濟長波研究綜述

經濟長波通常是指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大約周期50年的波動。1925年，原蘇聯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D.Kondratieff）在其著作《經濟生活中的長期波動》中，運用英國、法國、美國和德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價格、利率、進口額、出口額、煤炭和生鐵產量等時序資料對經濟發展中存在的波動現象進行實證研究，最早系統而明確地提出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著長度為48-60年、平均約50年的周期性波動，他認為固定資本的更新是經濟長波產生的原因。在此之后，許多經濟學家都對現實經濟中是否存在長波進行證實與檢驗，并定性分析經濟長波產生的原理。在實證上，最著名的要數麻省理工學院福雷斯特（Forrester）教授所主持的美國系統動力學模型。該模型模擬結果表明經濟活動中確實存在著一種交替出現的波動，間隔時間大約是50年，包括10年蕭條期，30年技術創新和活躍的資本投資期，以及10年經濟不穩定期。福雷斯特認為這種50年左右不斷重復的上升和下降的經濟活動就是康德拉季耶夫經濟長波。在定性分析上，影響最大、居于主流的是以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格•門施（G.Mensch）和范•杜因（J.J.vanDuijn）為代表的技術創新理論。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在其1939年出版的《商業循環》一書中首次提出技術革新是資本主義經濟長期波動的主要誘因，熊彼特用技術革新解釋經濟長波的理論被后人稱為長波技術論。以此為基礎，形成了現代長波技術論學派，該學派經濟學家強調科學技術對經濟發展起關鍵性作用，代表理論有英國克•弗里曼的勞工就業長波論、美國格•門施的長波變形模式論、荷蘭范•杜因的創新壽命周期長波論，其共同點是都把基礎技術創新看作產生經濟長波的根本誘因。除了技術創新長波論以外，國外許多經濟學家也從其它角度對長波的形成進行分析。如羅斯托（Rostow）的相對價格長波論，曼德爾（Mandel）的以分析平均利潤率為核心的利潤率變動長波論。我國對經濟長波理論的研究以趙濤為代表，她的《經濟長波論—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長期波動研究》是目前國內關于經濟長波理論的權威著述，下面援引了該書的一些重要內容：

經濟學界一般把1640-1660年發生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看作是資本主義歷史期間的起點。而對于長波周期的劃分，一般的說，研究經濟長波的學者均認為經濟長波運動的起點遲于資本主義歷史期間的起點，要從英國進入產業革命算起，時間大致為1760年左右。比如，英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曲線第一次波動從1760年到1830年，第二次從1830年到1880年左右，第三次從1880年到1930年左右，第四次波動從1930年到1980年（以上端點年份為峰值點）。再如，日本一橋大學經濟學家篠原三代平認為“世界經濟當然不會是對過去歷史的簡單重演，但我們暫且假定今后的歷史進程同過去是一樣的”，他對世界經濟周期的劃分為：1870-1920，1920-1970，1970-2020，各個時間段分界點都處于世界經濟發展的頂峰。又如，美國動態系統模型對美國經濟長波的劃分是：1830年以前，1830-1880，1880-1930，1930-1973（1973年為應用模型的年份，不是該長波的端點）。

[論文關鍵詞]現代繪畫；藝術形式；服裝設計

[論文摘要]現代繪畫的各種藝術觀念融入了歐美國家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其創作精神、技法、原則對現代服裝設計的創作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和積扳推動的作用。

19世紀末是整個西方歷史上最大膽、最富冒險精神的時代。現代繪畫在這個時期初露端倪．繪畫史上出現了一個空前的裂變繁衍的階段，這種裂變對藝術史所造成的分割，大于文藝復興以來上所有風格的變遷；各種藝術思潮在這個時期萌芽、蔓延，未來主義、立體主義、表現主義以及與藝術傳統徹底決裂的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等藝術流派交相輝映，繪畫到達了一個空前的激蕩人心的高度。同時，現代服裝開始從服裝的普通含義中脫蛹，在法國巴黎——當時世界藝術家的活動中心．開始出現了高級時裝店，標志著服裝進人了一個新的紀元，這無疑是與當時的現代藝術活動有著緊密的聯系的。20世紀初，在英美出現的POP藝術等更為新潮的藝術現象，在這些藝術思想和表象里已經宣告20世紀現代美術不同方向的特征成熟起來．與此同時，現代時裝的概念也被C?F?沃斯的設計轟動初步定義。

繪畫與時裝雖不是一回事，但兩者之間的聯系已經歷了很長的時間，而現在則愈發地深人和復雜，現代繪畫的一顰一笑都影響著服裝設計師的靈感動機。藝術家們將自己全新的藝術觀念通過全新的藝術語言表達出來，推向社會，這些來源于現代繪畫的藝術觀念溶人歐美國家的各個社會階層，并在社會道德方面、生活方式乃至言行舉止都有著深刻的烙痕．服裝在此方面更是有著明顯的追隨、呼應。

服裝是人們生活狀態中不可缺少的一種基本狀態，作為人們生存的一個基本前提之一．它具有實用性、科學性和藝術性，因而服裝本身是一門造型藝術．是區別于繪畫、雕塑等造型藝術類別的一門新的藝術。同時，它與這些藝術類別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包括其他藝術的各種特征甚至美學原理．如比例、節奏、平衡、對比等．因而服裝設計本身就是一種藝術創作活動。

每年在巴黎時裝節會上的新藝術服裝樣式．就是從立體派、黑人雕刻、古埃及美術等藝術形式中汲取營養．其特征是多采用直線的、幾何紋樣的形式，新藝術樣式本是來源于巴黎的裝飾美術博覽會．脫離新美術的趣味和裝飾過多的傾向而產生的。它把藝術和產業融合在一起，深受大眾的青睞，它給服裝帶來的影響．使女性們脫掉緊身胸衣，開始穿著機能實用的筒狀服裝；追求由于身體活動而展開現服裝魅力；強調衣服的動感．這無疑是現代畫藝術對服裝所帶來的一種積極的影響。但是．繪畫畢竟是以畫面表現為目的，而服裝則是通過服裝表現人．過份注意繪畫的表現方式．往往會贊成喧賓奪主，追求形式的新奇也應有節制、分寸，如超出限度，就有可能流于怪誕，如崩克(Punk)服裝．著裝的顏色令人毛骨悚然，有給人以不快之感的攻擊性。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美的法則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如何運用美的法則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愛美是人的天性，人們愛美，也總是樂于接受美的事物或觀念、開發智力的作用、道德感化的作用、人生導向的作用、審美修養是從多方面發展人生價值的過程、環境影響人，造就人，美好的環境對人的美好心靈、美好品德有著熏陶和感染作用、培養與教育使命相適應的思想品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情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在處理學生的具體問題時，要有熱情、有策略、有分寸、有彈性、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典型的樹立要有時代感等，具體請詳見。

【內容提要】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美的教育可以起到開發智力、道德感化、人生導向等作用。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善于運用美的法則，創造美的環境、展現美的人格、追求美的方法，對于增強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具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美的法則/思想政治工作/環境美/人格美/方法美

愛美是人的天性，人們愛美，也總是樂于接受美的事物或觀念。與人的愛美特性相適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覺地引導學生提高審美情趣，對于增強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具有積極意義。

一、美的法則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1.開發智力的作用

論文關鍵詞：后現代藝術觀念中國基礎美術教育改革影響

論文摘要：西方后現代藝術觀念影響著世界美術教育的改革，無論從美術教育理念、還是從美術教育課程觀方面，它都對我國的基礎美術教育產生著巨大的影響。

一、西方后現代藝術觀念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伴隨著西方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西方后現代藝術取代了現代藝術，使走入困境的西方藝術峰回路轉。后現代藝術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回歸性、折衷性、混沌性與多重性，相應地表現在不求純粹、善待傳統、非個人化、多種標準幾個方面，如對當代藝術不局限于視覺形式，繪畫超越平面限制，雕塑與風景、建筑相結合，對于人類豐富的文化遺產要很好也地加以利用等。后現代藝術一改現代藝術的自我為中心的藝術創作理念，提倡藝術走向社會，貼近生活，強調藝術的社會功能，從而使世界藝術沒有明顯的界限，達到世界文化的多元，形成一定的全球語境。

在全球化與多元化語境下。世界各國大力提倡藝術教育，并對藝術教育進行著一系列的改革，后現代藝術觀念成為影響現代世界美術教育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后現代主義雖然思想龐雜。“但其實質還是追求一種更完美的現代性，期望人的行為更具合理性”。因此，表現在現代美術教育改革中，則強調美術與日常生活的聯系，強調通過美術教育使學生獲得終身受益的美術能力，強調美術教育讓學生運用多種手段、多種材料包括聲、光、電進行美術作品的創作，這些都與后現代主義所呈現的普及化、生活化、多元化、解構化等特征是分不開的。在此影響下。西方各國家出現了許多新的課程理念。如九十年代初美國蓋蒂藝術教育中心提出了“以多元文化學科為本的美術教育”、“多元文化藝術教育”、“視覺文化教育”等觀點。世界美術教育改革倡導以人為中心，通過美術教育挖掘個體的潛能達到全面發展，同時，強調擴展美術學習的領域，把美術與各學科聯系起來，在學習方式上強調主動探究，形成綜合全面的美術教育。從注重知識目標轉向人的目標，從單純知識型向綜合素質型轉變，向全面發展和個體潛能挖掘轉變。從被動接受向主動探究轉變，從側重理性知識向感性、理性并重轉變。

二、西方后現代藝術觀念對中國基礎美術教育改革的影響

【正文】

中圖分類號：B201文章編號：1004—1494（2000）02—0010—06

中國革命和建設發展的歷史進程決定著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邏輯進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邏輯進程反映并推動著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這種歷史與邏輯辯證統一的關系，迄今尚未有人系統而具體地闡述過。因而就產生了一種奇特的現象：一方面鄧小平哲學思想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顯示了巨大的作用和勃勃的生機，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哲學貧困”之聲又不絕于耳。這種現象說明了一個事實：我們未能將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鄧小平哲學思想的科學體系建立起來，不能用新的理論體系系統而具體地教育我們的干部和群眾。本文擬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其中國化的過程中的三個轉換，即哲學基本問題、核心范疇和邏輯結構的轉換，說明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體系。

一

任何科學體系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和研究任務，都有其貫串于整個體系的基本矛盾，即基本問題。基本矛盾或基本問題是從研究對象和研究任務中抽取出來的，揭示這個基本矛盾的運動規律，即解決基本問題，就形成了一個理論體系。因此，基本矛盾或基本問題的確認，是一個科學體系形成的必備條件和內在要求。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問題的確立，即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問題的轉換，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形成的邏輯起點。

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問題？我們認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是一切哲學的基本問題，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問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是思維與存在關系的核心內容和實質，因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問題的核心和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