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經濟范文10篇

改革以來的經濟形勢

（一）經濟增長速度加快，但呈波動狀態

印度90年代經濟改革所帶來的成效是明顯的。從表1中可以看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在1991～1992年度曾跌至谷底，僅1.3%，然而在下一年度就迅速從危機中恢復過來，達到5.1%。1994～1995年度至1996～1997年度連續三個年度都超過或達到7.0%。但是經濟增長速度從1997～1998年度開始減慢，2000～2001年度的增長率只有4%。工業增長從1991～1992年最低值0.6%開始，經過4年的努力達到了1995～1996年度的11.6%，之后增長速度又開始下降，估計2001～2002年度的增長率只有3.3%（注：GovernmentofIndia:EconomicSurvey2001-02.）。由于受到氣候的影響，農業的增長情況并非令人滿意，在改革前的1980～1981年度至1991～1992年度的11年間，農業部門年均增長率為3.4%。與之相比，1992～1993年度至1999～2000年度的7年中年均增長率卻下降了31.03%，僅為2.2%（注：孫培鈞：《印度當前經濟形勢與第二代經濟改革》，載《南亞研究》2001年第2期。）。農業及相關部門的附加值年增長率從1993～1994年度至1996～1997年度的年均4.5%減至1997～1998年度至2001～2002年度的年均1.2%。

印度經濟自改革以來雖然出現過幾年較高的經濟增長，但增長呈現出較大的波動性。究其原因，既有外部的影響和一些周期性因素的影響，又存在著根本性的結構性因素的制約。印度儲備銀行在其2001年報告中認為，“最近的經濟活動減緩似乎反映了結構因素和周期因素的重合，兩種因素的比重不同……”（注：AjitKarnik,"SlowdownoftheEc-onomy:WhichWayout"?,EconomicandPoliticalWeekly,October20,2001,p.3970.）持續的高額財政赤字、電力運輸等基礎設施瓶頸、關鍵部門的結構調整滯后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對工農業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起到了制約的作用。

注：a為臨時數字；b為快估數字。

資料來源：GovernmentofIndia:EconomicSurvey2001-02.

一、人口負擔沉重與貧困

1.印度人口數量龐大，人口素質相對較低。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與人口數量有著重要的關系，只有具備相應的人口才能形成一定的經濟規模。但是如果人口數量過于龐大，超過本國資源與環境的承載能力，就會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因素。目前印度人口約11億，并將于2050年達到16億，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印度人口的爆炸性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經濟增長的成果，影響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人口數量相比，人口素質則更是影響一國經濟增長的因素。印度人口素質相對較低，據2001年人口普查結果，男性與女性的識字率分別為75.85%和54.16%，總識字率為65.38%，有近四成人口是文盲，適齡人口進入高校的比例為10%。這些低文化、低級技能的勞動力不但不能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源，而且將成為制約其經濟崛起的關鍵因素。

2.貧困問題嚴重。印度的經濟改革并沒有使窮人的生活水平得到多少改善，就業增長緩慢，失業人數增加。據2001年人口普查，全國10.27億人中勞動力有4.234億人，就業人數為4.164億，失業率為7%。據聯合國《2001年人文發展報告》，按購買力平價，每人每天生活費1美元為貧困線，印度貧困線以下的人口為44%。印度總理辛格在60周年獨立日演講中毫不掩飾地說：“盡管我們實現了強勁的經濟增長，但貧困和失業并沒有消除。印度的真正獨立在于消除目前的貧困。”嚴重的失業和貧困問題不僅削弱了印度的社會凝聚力，而且成為社會動亂的主要根源，進而影響到經濟的發展。

二、民族矛盾與宗教矛盾

印度民族眾多，宗教復雜。印度有13個大民族和上百個小民族，這些民族的語言、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等方面有許多不同之處，甚至相互對立。印度是極富宗教傳統的國家，也是世界上宗教和教派最多的國家，幾乎擁有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民族與宗教矛盾等因素不僅嚴重阻礙了印度經濟的發展，而且很大程度上威脅著社會的穩定。印度獨立后，民族宗教的暴力沖突造成的人員死亡人數，大大超過了三次印巴戰爭的死亡人數。印度民族問題中最嚴重的是民族分裂主義的傾向，有些民族中的激進勢力還展開了不同規模的武裝斗爭或暴力恐怖活動。

獨立半個多世紀以來，教派沖突持續不斷。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沖突是侵害印度社會肌體的痼疾。圣雄甘地和尼赫魯總理早就認識到教派主義的嚴重危害，多次譴責教派主義，認為教派主義是“威脅印度生存的最大危險之一”，提倡世俗主義以化解教派沖突。然而，教派沖突的毒汁已經滲透到印度社會的血液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積怨太深，一點火星即可引發熊熊大火。獨立以后，教派沖突導致無數無辜平民喪生，造成社會動亂，威脅著印度的統一和國家安定，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影響印度與巴基斯坦等伊斯蘭國家的關系，損害印度的國際形象。

1印度發展模式的歷史進程

20世紀中葉，印度擺脫了兩百多年的殖民統治，獲得了獨立。半個多世紀以來，印度的發展模式也走過了一條非同尋常的曲折道路。

獨立后的印度政府為把印度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工業強國，實行了具有本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公私并存的混合經濟體制，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宏觀管理機制，現代工業與農業結合的經濟模式，現代產業與傳統產業結合的發展戰略，利用國外資源與自力更生結合的發展方針等。經過了幾十年的實踐，印度經濟模式雖然存在著問題，但獲得了一定的成功。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印度開始以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加快，這再一次證明了具有印度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大大促進了印度了經濟實力的增長。

1947年，領導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國大黨領袖尼赫魯開始執政，他強調國家計劃，推行國家資本主義和國有化，限制私營企業，保護民族產業。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偏向于蘇聯模式的“尼赫魯模式”。此模式下，印度實行公營部門和私營部門同時并存，而以公營企業為主；實行計劃經濟并優先發展重工業；實行自力更生、進口替展模式。尼赫魯模式獲得了成功，并使印度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工業體系。但是由于過分強調發展重工業，忽視了輕工業特別是農業的發展，使得滿足不了人民對消費品的需求，以致物價飛漲，人民生活水平降低。最終由于農業衰退、財政危機等原因導致了印度經濟狀況的惡化。印度政府不得不進行調整和改革。

20世紀80年代英•甘地和拉•甘地執政期間都實行經濟自由化政策，加大出口的力度，減少貿易壁壘，看重對外貿易的發展。同時，拉•甘地還提出“用信息化把印度帶入21世紀”的口號，最后引發了印度社會的信息產業革命。經過20世紀80年代英•甘地和拉•甘地的調整，印度經濟發展迅速，年增長率超過了5%，從此擺脫了發展緩慢停滯的階段，邁入了一個新的臺階。

1991年以后，拉奧政府剛上臺就對傳統的經濟體制及運行機制進行以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為口號的改革。拉奧執政期間，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新的工業、貿易、投資、外匯和金融等領域的政策。他繼續實行自由進口政策，放松進口限制；他還在更多的領域增加公營部門，擴大公營企業的企業自主權，減少政府對公營企業的干預。拉奧政府的模式再一次取得了成功，使得印度90年代的經濟一直保持快速增長的趨勢，并由此進入了經濟發展的“快車道”。

摘要：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印度的經濟高速增長，影響了世界的經濟格局，也引起了世界各國的極大關注。印度的發展在長期停滯后又實現了經濟實力的急速增長，這為世界經濟的增長提供了動力,為世界消除貧困、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可以說，印度正在崛起，這不得不歸功于印度獨特的發展模式。分為三個部分來分析印度的發展模式：第一部分闡述印度發展模式的歷史進程。第二部分分析印度發展模式的特點。第三部分分析印度發展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

關鍵詞：印度；發展模式

1印度發展模式的歷史進程

20世紀中葉，印度擺脫了兩百多年的殖民統治，獲得了獨立。半個多世紀以來，印度的發展模式也走過了一條非同尋常的曲折道路。

獨立后的印度政府為把印度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工業強國，實行了具有本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公私并存的混合經濟體制，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宏觀管理機制，現代工業與農業結合的經濟模式，現代產業與傳統產業結合的發展戰略，利用國外資源與自力更生結合的發展方針等。經過了幾十年的實踐，印度經濟模式雖然存在著問題，但獲得了一定的成功。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印度開始以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加快，這再一次證明了具有印度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大大促進了印度了經濟實力的增長。

1947年，領導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國大黨領袖尼赫魯開始執政，他強調國家計劃，推行國家資本主義和國有化，限制私營企業，保護民族產業。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偏向于蘇聯模式的“尼赫魯模式”。此模式下，印度實行公營部門和私營部門同時并存，而以公營企業為主；實行計劃經濟并優先發展重工業；實行自力更生、進口替展模式。尼赫魯模式獲得了成功，并使印度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工業體系。但是由于過分強調發展重工業，忽視了輕工業特別是農業的發展，使得滿足不了人民對消費品的需求，以致物價飛漲，人民生活水平降低。最終由于農業衰退、財政危機等原因導致了印度經濟狀況的惡化。印度政府不得不進行調整和改革。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和印度經過近些年的快速發展，已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有潛力的新興市場和消費品市場。隨著經濟的發展，兩國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提高，但雙邊貿易額很小。影響貿易的因素有很多，如自然條件、經濟發展、政治關系、文化因素等，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經濟因素。

吳建偉(1999)對中、印1984-1995年的貿易數據分析后發現，兩國還沒有出現類似發達國家間的比較活躍的產業內貿易（注：所謂產業內貿易，是“可貿易品產業”的產品在國與國間的雙向貿易，一國同時進口并出口基本上相同的產品。例如，日本向美國出口汽車，同時又從美國進口汽車。）。Anderson(1999)利用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i]和凈貿易比NTR[,i]對1993-1995年中國和印度農產品競爭能力進行對比分析后認為，中國在農產品貿易中已不具有比較優勢，而印度仍處于比較優勢地位（注：其中，X[,i]是i產品的出口額，M[,i]是i產品的進口額。）。Wadud(1998)計算了中國和印度1980-1996年紡織品與服裝制品的RCA[,i]指數。他認為，兩國在紡織品與服裝制品上都具有比較優勢，競爭能力是非常相近的。

對于中國和印度，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和要素稟賦模型更能合理地解釋兩國雙邊貿易額較小的現狀。但是，由于NTR[,i]的取值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產業標準的不同，即根據不同的產業分類標準，會得出大小不同的NTR[,i]值，甚至會得出正負相反的取值，因此，通過單個NTR[,i]的值，分析某個產業的競爭能力是有失公平的。本文將克服這一缺點，利用該理論框架下的凈貿易比這一定量分析指標，計算出它們的相關系數，以此研究兩國貿易結構的相互關系，并利用出口制品附加價值分布圖對兩國的工業制成品在美國進口品市場上呈現的貿易關系做一個案例分析。

二、中、印總體貿易結構的經驗分析

首先，根據《聯合國國際貿易統計年鑒》(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Yearbook)按照SITC三位碼分類的中、印兩國1985-2000年的進、出口數據，計算出各商品組的NTR值，每個國家各商品組的NTR值組成一個向量，分別設為向量X，Y；然后，根據公式Y[,i]=α+βX[,i]ε[,i]，運用最小二乘法，對兩個向量做相關分析，求出對應向量的皮爾遜相關系數。如果相關系數是正的，說明中、印兩國在貿易結構上是近似的。如中國在某類商品組上具有比較優勢（或劣勢），印度在該類商品組上也具有相近等級的比較優勢（或劣勢），兩國具有比較優勢（或劣勢）的商品組重合程度較大，意味著兩國在對外貿易關系上表現為一種競爭關系。相關系數越大，表明兩國的貿易結構相似程度越高，在貿易上體現的競爭態勢愈明顯（注：引自《東盟五國與臺灣出口產業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分析》，sear.cier.edu.tw/journal/First7.htm.）。如果相關系數是負的，說明兩國在貿易結構上是相反的，即一國擁有比較優勢的商品組，在另一國可能不擁有比較優勢，兩國在對外貿易關系上表現為一種互補關系。

2000年5月11日，印度官方確認該國人口突破10億大關，政府頒布《國家人口政策2000)成為印度歷史上首次制訂的計劃生育綱要性文件（注：①李文云：“印度人口突破十億”，《人民日報》，2000年5月2日。），印度人口以及帶來的壓力問題引起本國和世界的關注。另一方面，90年代以來印度在成功地處理了國際收支危機后，實行經濟改革以來經濟取得了飛速的發展，GDP年均增長率達到了6.1%（注：《國際統計年鑒》，(2000)年。），成為世界上又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發展迅速的地區。就經濟潛力而言，印度和中國一樣，擁有令人興奮的前景。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印度的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便就很有意義。

一、評價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標準。

在論證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時，目前，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證上都還沒有一個一致的結論。正如伊斯特林(Easterlin)所言：“沒有證據證明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系統相關關系究竟是正的，還是負的。”（注：李建民、王金營：“中國生育率下降經濟后果的計量分析”，《人口與經濟》2000年第1期，第8-P16。）這樣，在評價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時便缺少一個統一的科學標準。人多一定會給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嗎？僅從人口密度上來講，根據資料（注：《國際統計年鑒》，(2000)年。），1998年的人口密度印度是每平方公里295人，而中國香港6690人，日本334人，韓國469人，英國239人，德國230人。這些國家或地區并不認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問題，有的國家還苦于生育率低和勞動力短缺。因此把人口增長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妨礙是不科學的。

在討論印度人口對經濟增長造成巨大壓力可考慮：人口與消費、人口與投資、人口與分配、人口與就業、人口與耕地、人口目標與經濟目標等。本文主要從需求角度探討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人口增長對經濟的妨礙按現代馬爾薩斯主義觀點是從積累與消費的關系通過如下途徑實現：人口增長—總體消費所占比例大—杜會積累比例少—儲蓄、投資受限制—經濟增長受限。這樣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關鍵在于按照這樣的途徑是需要一定條件的。

二、對印度1991-1998年（注：本文選取印度1992-1998年的數據，是因為1991年6月拉奧上臺后，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支持下，印度對傳統的經濟體制及運行機制進行了大膽改革，1991年7月了“經濟改革計劃”，90年代以來印度經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人口與投資的實證分析。

按人口對經濟增長妨礙的這條途徑看，人口增長壓力使經濟增長的努力集中在消費品生產方面而不是生產資料生產方而。同時人口增長會減少個人儲蓄，特別是用于投資的儲蓄更加困難。這就妨礙生產的改進和增加，限制經濟增長。這樣來看人口增長應該與儲蓄和投資增長的受阻有一種強相關關系。現將1992-1998年的人口增長與投資及儲蓄聯起來分析：

一、中印經貿合作現實意義

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和印度不僅是亞洲地區的重要經濟體，而且在全球經濟發展中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兩國之間的經貿關系對亞太地區的經貿合作，乃至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據中國海關統計，2008年中印雙邊貿易總額為518億美元，是2000年的17.8倍。據印度《金融快報》報道，2009年7月27日，印度商工部部長表示，由于對來自美國產品需求疲軟，而對中國產品需求旺盛，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印度第一大貿易伙伴。

在國際金融危機蔓延的背景下，中國和印度兩國的貿易雖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但仍保持了較為旺盛的活力。中國和印度是在此輪全球金融危機陰霾之下發展最快的兩個國家，而這兩個經濟體的發展模式卻迥然不同。印度力圖仿效中國的成功，希望在制造業領域為其日益龐大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而中國則試圖仿效印度在IT、醫藥產業等知識含量比較高的領域取得成功。中印經貿關系的迅速發展已經成為中印關系的新亮點，也有助于提升亞太地區應對金融風暴襲擊的信心。

二、金融危機對中印經貿合作的影響

當前，世界經濟面臨金融危機和經濟發展周期的雙重打壓，在此情況下，中印兩國雖然經濟仍在增長，但增速明顯下降，外部金融動蕩加劇，經濟發展環境明顯惡化。中印經貿合作的主要行為體是企業，但是，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民眾消費信心下降，企業資金周轉出現困難，導致大量企業倒閉，許多企業收縮生產規模。一些已經上馬的工程被迫停工，一些原先簽署的協議可能作廢，中印經貿合作受到沖擊。例如中國是全球鐵礦石第一大需求國，印度是繼澳大利亞、巴西之后中國的第三大鐵礦石來源國，其鐵礦石出口的80%銷往中國，并占據其對華貿易的70%以上。經濟危機使中國鋼鐵生產大幅下滑，盡管全球鐵礦石價格已大跌，但中國企業的鐵礦石需求整體萎靡，對印度鐵礦石的需求也呈下降趨勢，從而進一步增加印度對華貿易逆差，印度則求助于對中國出口的其他商品采取反傾銷政策，沖擊兩國經貿關系。經濟危機主要帶來的不良影響是：

（一）印度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一、經濟因素

（一）中印貿易商品結構具有明顯的重疊

由于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規模經濟以及產品差異性的存在；中國和印度均存在著資源優勢和勞動力優勢，以及中印經濟技術水平差距不大；中國和印度國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相似，對產品的需求結構或需求檔次相似。中印在參與國際分工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進出口結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印2005年出口產品構成:中國農業原材料、食品、燃料、礦物和制成品分別為0.5%、3.2%、2.3%、1.9%、91.9%，印度1.5%、8.9%、11.4%、6.9%、70.3%;進口構成：中國3.6%、3.3%、9.7%、8.1%、75.1%，印度2.0%、3.3%、36.3%、5.0%、52.4%。中印2005年進口來源出口去向構成：兩國出口到發達國家的貨物分別為55.2%、45.1%，出口到發展中國家分別為44.8%、54.98%；從發達國家進口分別為38.5%、34.4%，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分別為61.5%、65.6%。從以上數據得知，除制成品的進出口額及個別外，各項基本一致，這表明中印兩國進出口和經濟結構雷同，發展水平相似。明顯這成為雙方貿易發展的一大障礙。

（二）印度高關稅與非關稅壁壘

印度的貿易保護水平之高在全球開放經濟體中位居前列，除了近30%的制成品平均關稅之外，印度還對進口維持著一系列的額外收費，各種非關稅措施紛繁復雜，貿易爭端的立法不規范，解決程序也缺乏透明性。近年來印度關稅已陸續下調，但仍居較高水平，最高關稅由400%降至50%，平均關稅由87%降到27%。高關稅阻止了外國商品的進入，中國商品同樣也難以進入，阻礙中印貿易的進一步發展。此外，印度非關稅壁壘相當普遍，行政干預多。印度進口商一般還須交納附加稅、增值稅、預期收入稅、調節稅及基礎設施建設費、進口許可費等各種進口費。

（三）投資領域重疊

一、印度經濟發展與就業問題

印度是世界上第二人口大國，2001年總人口已超過10億人，其中勞動人口超過4.05億人。印度的人口年增長率1991年為2.03%，1998年為1.68%（注：（印）塔塔服務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統計年鑒》第45頁。），這意味著每年新增勞動力700萬人（勞動力參與率1997年為41.8%）（注：（印）塔塔服務公司：《1998～1999年度印度統計年鑒》第161頁。）。因此，就業問題是印度經濟發展所面臨的一大難題，印度政府為解決這一問題作出了持續的努力，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一）印度經濟發展與就業問題

獨立50年來，印度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盡管如此，印度經濟仍然是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就業問題仍然未能較好解決。印度經濟發展的目標之一，是消除失業和向千百萬無業者提供有報酬的就業機會。然而，50年來的發展歷程表明，這一目標未能實現。如1951年印度的失業人數僅為330萬，到1990年已上升為2800萬（注：魯達爾·達特：《印度經濟》1996年英文版，第10頁。）。這意味著在這期間印度經濟發展未能吸收同期正常增長的勞動力，更不用說減少積壓的失業人數。印度未能在解決失業問題上取得重要進展。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起主導性作用的因素，一是人口及勞動力過快增長，超過了經濟發展所能提供的新增就業機會；二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本——技術密集化趨勢，導致經濟增長加速而就業機會相對減少，進一步加重了就業壓力，使印度的失業問題日益突出。失業問題的社會經濟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影響之一是加重了印度社會的貧困問題。貧困問題是印度經濟社會發展中嚴重而又長期存在的問題。雖經獨立后50年的發展，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占全印度人口的比例仍然很大，例如，1992年這一比例為41.7%，即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總數達3.548億（注：魯達爾·達特：《印度經濟》1996年英文版，第318頁。）。據有關資料分析，造成貧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失業或就業不充分。因此，解決就業問題與消除貧困問題是緊密相關的。雖然印度解決就業問題的效果并不理想，但50年來為解決這一問題而付出的持續努力卻不能說沒有作用。如果沒有長期持續的努力以解決這一問題，今天印度的失業和貧困問題會更加嚴重。

（二）印度政府在解決就業問題中的作用

印度的就業問題從本質上說是一個發展問題，它是由印度市場經濟的欠發達所造成的。因此，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只能是加快發展經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這方面僅僅依靠市場經濟運行的自發性作用是遠遠不夠的，作為市場經濟宏觀調控主體的政府可以發揮極為重要的能動作用。獨立以來，印度政府為解決就業問題進行了持續不斷的努力，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摘要：中國和印度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分別于1978年、1991年實行改革開放。此后兩國經濟發展迅速，利用外資規模不斷擴大，日益成為當今國際直接投資的兩個主要區域。中印國情相似，又是在吸引外資方面的重要競爭對手，對兩國利用外資的現狀分析，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擴大吸收外資有借鑒意義。本文從文化差異的視角對影響中印兩國FDI流入的各因素進行分析，并通過計量分析得出結論，認為中印文化差異中的傳統因素主要是儒家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差異，現代因素主要是高新技術文化的差異。

關鍵詞：文化差異FDI儒家文化宗教文化

一、文獻綜述

關于中印兩國在吸引外資方面表現的差異，學界研究較多。邱立成等（2006）通過比較中印引進外資的模式、政策及環境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中國與印度相比雖然引資規模占絕對優勢，但引資質量不如印度，中印兩國引資的優勢分別表現在“硬件”和“軟件”上。王霞等（2009）認為，中印兩國在利用外資的質量方面仍然存在著如投資質量不高、國外技術的依賴、加劇了環境污染等問題，其原因與跨國公司和投資東道國目標不一致、在國際產業轉移及國際分工格局中發展中國家的不利地位、國際上各國引資政策的激烈競爭等外部條件緊密相關。李凡等（2009）根據OECD15國1990年以來對中國、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資數據，對中印兩國吸引FDI的決定因素進行了比較研究，得出結論：中國FDI高速增長的歷史、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匯率貶值政策吸引了跨國公司的投資；印度的語言優勢克服其與東道國的地理距離而吸引更多FDI的流入。郭世華（2008）認為，印度對我國的威脅更主要的是體現在質量上，中國在FDI的資金來源和行業結構投向上明顯劣于印度，所以，中國需要將發展的重心從制造業轉移到利潤更豐厚、附加值更高的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領域。方慧（2006）通過兩國FDI數據進行比較研究，主要對兩國利用FDI的動因、外資政策、外商投資現狀以及影響外商投資的因素等方面的比較，發現兩國在利用FDI上各具優勢和特點,認為印度在利用外資方面的一些經驗值得我國借鑒。

二、中印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現狀比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年均GDP增長率超過8%。中國自1992年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格局形成以來，一直是吸引FDI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印度自1991年拉奧政府正式開始經濟改革至今，其年均GDP增長率達6.1%，最近兩年其增長率也高于7%，這一經濟增長率已非常接近中國的水平。雖然印度同樣采取了一系列積極利用外資的政策措施，明顯加快了利用FDI的步伐，但在絕對數量上，中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額接近印度的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