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與印度經濟競爭
時間:2022-04-01 02: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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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和印度經過近些年的快速發展,已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有潛力的新興市場和消費品市場。隨著經濟的發展,兩國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提高,但雙邊貿易額很小。影響貿易的因素有很多,如自然條件、經濟發展、政治關系、文化因素等,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經濟因素。
吳建偉(1999)對中、印1984-1995年的貿易數據分析后發現,兩國還沒有出現類似發達國家間的比較活躍的產業內貿易(注:所謂產業內貿易,是“可貿易品產業”的產品在國與國間的雙向貿易,一國同時進口并出口基本上相同的產品。例如,日本向美國出口汽車,同時又從美國進口汽車。)。Anderson(1999)利用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i]和凈貿易比NTR[,i]對1993-1995年中國和印度農產品競爭能力進行對比分析后認為,中國在農產品貿易中已不具有比較優勢,而印度仍處于比較優勢地位(注:其中,X[,i]是i產品的出口額,M[,i]是i產品的進口額。)。Wadud(1998)計算了中國和印度1980-1996年紡織品與服裝制品的RCA[,i]指數。他認為,兩國在紡織品與服裝制品上都具有比較優勢,競爭能力是非常相近的。
對于中國和印度,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和要素稟賦模型更能合理地解釋兩國雙邊貿易額較小的現狀。但是,由于NTR[,i]的取值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產業標準的不同,即根據不同的產業分類標準,會得出大小不同的NTR[,i]值,甚至會得出正負相反的取值,因此,通過單個NTR[,i]的值,分析某個產業的競爭能力是有失公平的。本文將克服這一缺點,利用該理論框架下的凈貿易比這一定量分析指標,計算出它們的相關系數,以此研究兩國貿易結構的相互關系,并利用出口制品附加價值分布圖對兩國的工業制成品在美國進口品市場上呈現的貿易關系做一個案例分析。
二、中、印總體貿易結構的經驗分析
首先,根據《聯合國國際貿易統計年鑒》(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Yearbook)按照SITC三位碼分類的中、印兩國1985-2000年的進、出口數據,計算出各商品組的NTR值,每個國家各商品組的NTR值組成一個向量,分別設為向量X,Y;然后,根據公式Y[,i]=α+βX[,i]ε[,i],運用最小二乘法,對兩個向量做相關分析,求出對應向量的皮爾遜相關系數。如果相關系數是正的,說明中、印兩國在貿易結構上是近似的。如中國在某類商品組上具有比較優勢(或劣勢),印度在該類商品組上也具有相近等級的比較優勢(或劣勢),兩國具有比較優勢(或劣勢)的商品組重合程度較大,意味著兩國在對外貿易關系上表現為一種競爭關系。相關系數越大,表明兩國的貿易結構相似程度越高,在貿易上體現的競爭態勢愈明顯(注:引自《東盟五國與臺灣出口產業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分析》,sear.cier.edu.tw/journal/First7.htm.)。如果相關系數是負的,說明兩國在貿易結構上是相反的,即一國擁有比較優勢的商品組,在另一國可能不擁有比較優勢,兩國在對外貿易關系上表現為一種互補關系。
由于在中、印兩國的進、出口貿易結構中,工業制成品占很大部分,所以在分析全部商品的基礎上,有必要對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分開進行分析(注:根據SITC的劃分標準,初級產品指SITC的0-4類,工業制成品指SITC的5-9類,由于第9類基本是未分類的其他制品,所以本文討論的工業制成品只包括5-8類。)。根據SPSS軟件的輸出結果(見圖1),全部6個分析年份的相關系數都通過顯著性水平為1%的雙尾T檢驗。因此,可以拒絕兩個變量不相關的原假設,即三類商品組在分析年份表現為一種正的相關關系,說明中、印兩國的初級產品、工業制成品和全部商品的貿易結構表現為競爭關系,兩國具有比較優勢(或劣勢)的商品具有相當的重合程度。在6個年份中,除1985年,中國有一部分商品組沒有進出口數據,對該缺省商品組的凈貿易比暫用零代替,從而導致相關系數較低,可信度不是特別強外,其他年份的可信度都很強。1990-2000年,相關系數都大于0.3,并且在1990-1997年呈逐年上升態勢,1997年達到最大值,超過0.5,到2000年,相關系數開始降低,又低于0.5。中、印兩國總體貿易結構在1985-2000年的各年份分別呈低度正相關和中度正相關(注:在一般的統計分析中,有一個根據相關系數的大小判定相關程度強弱的標準。設相關系數為r,一般地,當│r│≥0.8時,視為高度相關;0.5≤│r│<0.8時,視為中度相關;0.3≤│r│<0.5時,視為低度相關;│r│<0.3時,認為關系極弱,可以看做是不相關(李心愉,1999)。)。比較而言,工業制品的相關程度最強,大于全部商品和初級產品,其中1995-1997年相關系數都大于0.5,表現為中度相關,并在1996年達到最大值0.5622,從1997年開始下降,2000年繼續保持下降態勢。初級產品的競爭程度較小,在1985-1997年相關程度不斷提高,1997年達到最大值后開始下降,表現出與工業制品關聯度相同的走勢。
附圖
圖1中、印貿易結構的相關系數
資料來源:根據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Yearbook各年數據計算。
可以說,中、印兩國的商品在世界商品市場上表現為一種競爭關系,并且競爭的激烈程度先升(1985-1997年)后降(1997-2000年),但兩國工業制成品的競爭程度比中國與東盟后起四國的競爭程度輕微(關志雄2001)。
三、案例:中、印制品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
第二部分分析的是中、印總體貿易結構的競爭關系,根據凈貿易比計算的相關系數,反映的是兩國在虛擬的世界市場上的競爭程度和變化方向。考慮到NTR指標的局限性,中、印兩國的工業制成品在各自的商品出口份額中所占比重較大,近年已達到80%左右。因此,本部分將對兩國的對外貿易關系做一個案例分析,將無形的世界市場替換為具有代表性的美國市場,運用出口制品附加價值分布圖分析中、印工業制成品在美國進口品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及相互關系。
為使統計口徑一致,中、印出口數據統一用美國對兩國的進口數據代替。按照HS分類標準(注:HS指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theharmonizedcommod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由聯合國海關合作理事會于1973年研究并制定,1978年重新修訂,包括5019個6位數子目的商品。),美國進口歷史數據(U.S.ImportsHistoryCD-ROM)中工業制品按照十位碼分類,分別由第一位數為5-9的商品構成。按照HS十位碼分類的商品種數過多,據此計算出的附加價值描繪在一個圖中會導致分布的點過于密集,無法很好地找出各國出口商品的規律和特征。首先,將十位碼中前三位相同的商品進行匯總,歸納成按照HS三位碼分類的91組商品,分別屬于500-999組,分別對應于《國際貿易標準分類》第三次修訂本的第5-8類的各組商品;然后,求出各國
各商品組在美國市場上的份額,即一國某一類產品j在美國該類產品進口合計中所占的百分比,用該類產品各國的市場份額分別乘以本國的人均GDP,從而求出各類產品的附加價值指標(注:該指標相當于用各國的市場份額做權數求出的人均GDP的加權平均值,即各制品創造的增加值。計算每個產品的附加價值指標時,都要用到兩列數字,其中的一列數字是相同的,即各國的人均GDP。導致各指標結果不同的原因是,各國市場份額的分布不同。如果某類產品高收入國家的市場份額比較大,各市場份額與人均GDP相乘之后會造成該類產品的附加價值結果偏大,于是該產品便成為高附加價值產品。相反,如果某類產品低收入國家的市場份額比較大,會導致計算出來的指標值比較小,該產品便成為低附加價值產品。)。另外,由于人均GDP和商品的出口額相乘加總會導致數據過大,現利用既有數據,對人均GDP求取自然對數,再與各商品出口額相乘加總,對加總的和求取反對數。整個運算使用的函數都是單調遞增的,得出的各產品附加價值指標雖然與前面的介紹不盡一致,但不會改變各產品組市場份額與出口制品附加價值指標分布的單調性。
這樣,每類產品分別對應著一個附加價值指標和一個市場份額,把這兩個一一對應的變量描繪在一個二維平面圖中,就得到各國的出口制品附加價值指標分布圖。這一分布圖實際相當于各國按附加價值大小排序的各類產品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反映了一國某一類產品在該類產品世界市場(或第三方市場)中的相對重要性,也是一個能夠較好地反映比較優勢的指標。
從工業國家的發展歷史看,一國有競爭力的產業首先是從勞動或資源密集型過渡到資本密集型,再從資本密集型過渡到技術、知識密集型。一般地,低收入國家恰好勞動要素比較充裕,勞動密集型產品相對具有比較優勢,出口市場占有率較高,附加價值指標分布圖單邊下降,呈右側拖尾;高收入國家恰好資本和技術要素比較充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相對具有比較優勢,出口市場占有率較高,附加價值指標分布圖單邊上升,呈左側拖尾;中等收入國家則居中。關志雄(2001)認為,收入相近國家的出口結構也會比較接近,在國際貿易中表現為一種競爭關系,即市場占有率比較接近的產品重合程度會比較高。
從圖2、3、4可以看出,1990、1995和2000年中、印附加價值分布圖基本是右側拖尾的,都是左高右低,呈單邊下降態勢,并且形狀很相似。這說明兩國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價值制品上,低附加價值制品在對美貿易中處于比較優勢的地位,高附加價值制品的出口在美國進口品市場上的占有率非常小;而且,中國市場份額高的商品,印度的市場份額也比較高,反之也如此。但是,中國的出口規模比較大,多數商品的市場份額高于印度,其分布圖位于印度之上,差不多覆蓋了印度的出口價值分布圖,這說明中國的工業制品更具有比較優勢。
1990-2000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市場份額超過30%的商品種類很少,主要是鞋靴、嬰兒車、玩具、游戲品、運動用品及未列的雜項制品(如一些塑料制品),基本屬于紡織原料及紡織制品,當然也都是低附加價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同期,印度對美國出口市場份額超過20%的商品種類就更少了,在90多個商品組中,最多的年份也不超過3個。這些商品也大多屬于紡織原料及紡織制品,主要是紡織紗線、其他機織物、鋪地用品等,還有一些寶石、次寶石,也都是低附加價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由于中、印兩國的出口商品結構比較一致,二者在美國進口品市場上將構成一種競爭關系,其出口會此消彼長。
附圖
圖21990年中、印出口制品的附加價值分布
資料來源:根據U.S.ImportsHistory(CD-ROM)1990年數據計算。
附圖
圖31995年中、印出口制品的附加價值分布
資料來源:根據U.S.ImportsHistory(CD-ROM)1995年數據計算。
附圖
圖42000年中、印出口制品的附加價值分布
資料來源:根據U.S.ImportsHistory(CD-ROM)2000年數據計算。
四、結論
1.兩國的總體貿易結構呈競爭關系。1985-2000年,兩國進出口商品的貿易結構呈競爭關系。1985-1996年,貿易結構呈低度正相關關系,1997年升為中度正相關關系,2000年又降為低度正相關關系。
2.兩國具有比較優勢或比較劣勢的產品組較為一致。1985-2000年,兩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多為低附加價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紡織品、服裝制品等,具有比較劣勢的商品多為高附加價值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如機械產品、精密儀器等。
3.兩國工業制品在美國進口品市場上表現為競爭關系。1990-2000年,兩國的工業制品對美國的出口結構比較接近,在美國市場上表現為競爭關系,附加價值指標分布圖呈單邊下降形態。
各商品組在美國市場上的份額,即一國某一類產品j在美國該類產品進口合計中所占的百分比,用該類產品各國的市場份額分別乘以本國的人均GDP,從而求出各類產品的附加價值指標(注:該指標相當于用各國的市場份額做權數求出的人均GDP的加權平均值,即各制品創造的增加值。計算每個產品的附加價值指標時,都要用到兩列數字,其中的一列數字是相同的,即各國的人均GDP。導致各指標結果不同的原因是,各國市場份額的分布不同。如果某類產品高收入國家的市場份額比較大,各市場份額與人均GDP相乘之后會造成該類產品的附加價值結果偏大,于是該產品便成為高附加價值產品。相反,如果某類產品低收入國家的市場份額比較大,會導致計算出來的指標值比較小,該產品便成為低附加價值產品。)。另外,由于人均GDP和商品的出口額相乘加總會導致數據過大,現利用既有數據,對人均GDP求取自然對數,再與各商品出口額相乘加總,對加總的和求取反對數。整個運算使用的函數都是單調遞增的,得出的各產品附加價值指標雖然與前面的介紹不盡一致,但不會改變各產品組市場份額與出口制品附加價值指標分布的單調性。
這樣,每類產品分別對應著一個附加價值指標和一個市場份額,把這兩個一一對應的變量描繪在一個二維平面圖中,就得到各國的出口制品附加價值指標分布圖。這一分布圖實際相當于各國按附加價值大小排序的各類產品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反映了一國某一類產品在該類產品世界市場(或第三方市場)中的相對重要性,也是一個能夠較好地反映比較優勢的指標。
從工業國家的發展歷史看,一國有競爭力的產業首先是從勞動或資源密集型過渡到資本密集型,再從資本密集型過渡到技術、知識密集型。一般地,低收入國家恰好勞動要素比較充裕,勞動密集型產品相對具有比較優勢,出口市場占有率較高,附加價值指標分布圖單邊下降,呈右側拖尾;高收入國家恰好資本和技術要素比較充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相對具有比較優勢,出口市場占有率較高,附加價值指標分布圖單邊上升,呈左側拖尾;中等收入國家則居中。關志雄(2001)認為,收入相近國家的出口結構也會比較接近,在國際貿易中表現為一種競爭關系,即市場占有率比較接近的產品重合程度會比較高。
從圖2、3、4可以看出,1990、1995和2000年中、印附加價值分布圖基本是右側拖尾的,都是左高右低,呈單邊下降態勢,并且形狀很相似。這說明兩國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價值制品上,低附加價值制品在對美貿易中處于比較優勢的地位,高附加價值制品的出口在美國進口品市場上的占有率非常小;而且,中國市場份額高的商品,印度的市場份額也比較高,反之也如此。但是,中國的出口規模比較大,多數商品的市場份額高于印度,其分布圖位于印度之上,差不多覆蓋了印度的出口價值分布圖,這說明中國的工業制品更具有比較優勢。
1990-2000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市場份額超過30%的商品種類很少,主要是鞋靴、嬰兒車、玩具、游戲品、運動用品及未列的雜項制品(如一些塑料制品),基本屬于紡織原料及紡織制品,當然也都是低附加價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同期,印度對美國出口市場份額超過20%的商品種類就更少了,在90多個商品組中,最多的年份也不超過3個。這些商品也大多屬于紡織原料及紡織制品,主要是紡織紗線、其他機織物、鋪地用品等,還有一些寶石、次寶石,也都是低附加價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由于中、印兩國的出口商品結構比較一致,二者在美國進口品市場上將構成一種競爭關系,其出口會此消彼長。
附圖
圖21990年中、印出口制品的附加價值分布
資料來源:根據U.S.ImportsHistory(CD-ROM)1990年數據計算。
附圖
圖31995年中、印出口制品的附加價值分布
資料來源:根據U.S.ImportsHistory(CD-ROM)1995年數據計算。
附圖
圖42000年中、印出口制品的附加價值分布
資料來源:根據U.S.ImportsHistory(CD-ROM)2000年數據計算。
四、結論
1.兩國的總體貿易結構呈競爭關系。1985-2000年,兩國進出口商品的貿易結構呈競爭關系。1985-1996年,貿易結構呈低度正相關關系,1997年升為中度正相關關系,2000年又降為低度正相關關系。
2.兩國具有比較優勢或比較劣勢的產品組較為一致。1985-2000年,兩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多為低附加價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紡織品、服裝制品等,具有比較劣勢的商品多為高附加價值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如機械產品、精密儀器等。
3.兩國工業制品在美國進口品市場上表現為競爭關系。1990-2000年,兩國的工業制品對美國的出口結構比較接近,在美國市場上表現為競爭關系,附加價值指標分布圖呈單邊下降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