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范文10篇

在中國歷史上，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政治上由分裂走向空前統一的歷史時期，同時也是民族關系十分活躍和封建社會的發展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各民族之間交往的增多，民族關系的變動成為影響這個時期歷史進程的重要因素。不論是魏晉時期的政權更迭，五胡十六國的驟興驟亡，還是隋唐時期的“天下一家”、空前統一的政治格局，都與民族關系的現實狀況密切相關。可以說，從魏晉時期起，少數民族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就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起著愈來愈重大的歷史作用。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人們的民族史觀必然反映出鮮明的時代特征。如魏晉時期華夷之辨的聲浪日高，唐代“中華與夷狄同”的開闊認識，在中國民族史觀發展史上都具有極特殊的意義。這些變化近年來引起史學界的重視，民族史、斷代史研究領域都有各種成果問世。在史學史領域，由于民族史學研究起步較晚，這方面探討尚有待進一步展開。而從史學史角度著眼，剖析魏晉到隋唐時期民族史觀的演變歷程，揭示其內容與特征，分析其歷史地位，無疑屬于民族史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試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此作一探討，以就教于學界前輩。

一魏晉——隋唐民族史觀的歷史形式

所謂民族史觀，這里指人們對歷史上各民族歷史地位、相互關系及相關問題的認識與看法，屬于民族觀的組成部分之一。它在表現形式上，可以大略地分為歷史的與史學的兩種。前者指客觀歷史中民族關系在人們認識上的反映，后者則指上述反映在史書編撰中的具體表述，就民族史觀的歷史形式來講，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隨著歷史形勢的變化而演進，表現為相應的歷史形式，并有著不同的特點與內涵。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共存的國家。存在決定意識，反映這種客觀存在的民族史觀自然也就發生、發展起來。對于民族問題，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論述。作為影響最為深遠的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對“夷狄”這一概念的運用，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⑴這里的“蠻貊”，“州里”并舉，顯系一種地理名詞；而“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的論斷，則是談不同民族之間客觀存在的差別了。由此可見，孔子對“夷狄”的態度，非但很少有歧視的傾向，甚而有些贊許的成分。在先秦其他史籍中，亦不乏對邊地民族的寬容態度。這是與先秦時期民族界限不很明確，各民族之間差異亦不明顯的歷史事實所決定的。隨著中原與邊疆地區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拉大，民族矛盾的進一步發展，人們對少數民族的態度開始轉變，對“圣人之旨”的解釋亦隨著不同時代的要求而改變。民族之間相互的歧視與敵對逐漸成為民族史觀的重要方面。這些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史觀中，得到了更為突出的體現。

對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關系，隋唐之際的史家李大師有一個很好的概括：“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⑵。這一概括雖在講史書，但同時也生動反映了當時南、北方民族之間相互對立的歷史事實。今天看來，這種對立不僅存在于南北兩大統治集團之間，還存在于北方各少數民族政權之間。它在民族史觀上的具體表現，大致可歸納為如下兩點：

第一，在統一問題上。大一統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方面，受這一觀念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割據政權都以“統一天下”為最高政治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在理論上，統治者都聲稱自己是“受天明命”的正朔所在，而其他割據勢力則是“僭偽”。由于這些政權大多帶有較為明顯的民族色彩，故而它們對正閏問題的爭論，往往與對民族關系的看法交織在一起，這一點成為當時民族史觀的主要特色。如《魏書》所載武定六年（548年）慕容紹宗長篇討伐蕭衍的檄文⑶，就突出反映了少數民族政權在爭奪正朔當中，對傳統觀念新的解釋與運用；而苻堅“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⑷的認識，更表明隨著民族關系的變動，正閏問題已超出華夏族內部的爭論范圍，成為各民族共有的思想武器了。這一思想領域的對立，一方面是民族斗爭程度的折射，另一方面則揭示出這樣一個事實：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各民族的觀念與價值取向都逐漸地趨向一個中心，即對中原統治權的向往與爭奪。

【摘要】商業交通的發達和宗教傳播的興盛，使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邊疆域外地理知識得到較大的發展。在東亞方面，正史中第一篇記敘日本列島地理的文獻——《三國志·魏志·東夷傳·倭傳》問世；在南部邊疆和域外方面，多部記載南海地區的地理書完成，南海的地理情況首次見于記載，《梁書·諸夷列傳·海南諸國傳》已比較系統地概述了南海中國家的史地情況，記載扶南國和師子國的地理篇章先后問世；在西域與中亞方面，以法顯為代表的僧侶在赴西域各地求法的過程中，考察和記錄這一地區尤其是西域沙漠和帕米爾高原的地理情況。此外，北魏時已出現明確的西域地理分區的概念。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域外地理/邊疆地理

【正文】

中國古代邊疆域外地理知識，萌發于先秦，奠基于西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又有了長足的進步。中外交通并未因長期處于割劇局面而中斷，相反的卻由于通商貿易的發達和佛教傳播的興盛，使某些地區中外交往至為活躍，從而促進了這些地區邊疆域外地理知識的發展。這一時期，在域外地理范圍的認識與西漢相比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對于這一區域的地理認識在某些方面有了較大的進步，不少國家和地區的地理狀況首次見于記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地理情況也首次有了較詳細地記錄。

一、東亞地理知識的進步

中國本土東面的疆域，《史記》和《漢書》都只有《朝鮮列傳》。至晉陳壽（公元233—297年）編《三國志·魏志·東夷傳》首次設置《倭傳》，即日本列傳。雖然，日本在中國正史中記載始自《漢書·地理志·燕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余國，以歲時來獻見云。”但是，《三國志·魏志·東夷傳·倭傳》卻是中國正史中第一篇記敘日本列島地理的文獻。文中云：

【摘要題】魏晉南北朝時期，氣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動植物資源雖不及先秦秦漢豐富，但較之今日，還是遠遠勝出；黃河、淮河、海河、長江的流路與河性，頗有不同于今日者，湖泊的變遷則尤為巨大，海岸線也與現今多有不同。又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災害，頻繁而且嚴重，并與人類之間存在著復雜的互動關系

。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氣候/動植物資源/河流/湖泊/海岸線/自然災害

【正文】

1944年，李長傅先生在《淮域形勢與》一文中指出：“離地無人，離人無史，人類活動于地面之上，演出可歌可泣的歷史。我們固然不是機械的唯物論者，說一切歷史，都受地理環境的支配，但要是徹底明了人類歷史的因果，不能不對于人類與其活動的空間在歷史上的相互關系有深切的認識。”[1]

就魏晉南北朝史而言，當然也不例外。無論自然地理還是人文地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狀況與現今的狀況都存在種種的不同，如此，便不能以現今的地理狀況闡釋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又魏晉南北朝之自然地理狀況與人文地理狀況，本身就是魏晉南北朝史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狹義”的歷史研究的必要前提與基礎。

綜觀魏晉南北朝近四百年的歷史，雖然歷時較兩漢短，但是劇烈的社會動蕩，頻繁的朝代更替，則非兩漢可比的。這樣的現實，對形成于兩漢的忠于一國一君的傳統，無疑是巨大的沖擊，并由此波及相關的許多道德倫理觀念。政治格局的變化與動蕩帶來的不同政策，會對一時期的文學產生極大的影響。同時，統治者的思想也較多地通過這一時期的文學來反映。因此，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因政治格局的變化而有著獨特的新變。總的來看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文學進入自覺的階段，文學創作趨于個性化；玄學的興起和佛教的傳入為文學創作帶來新的因素；語言形式美的發現及其在文學上的運用。在這里，我主要來談一下玄學的興起和佛教的傳入為文學創作帶來新的因素這一點。

魏晉時期形成一種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它的理論形態就是魏晉玄學。魏晉玄學的形成和老莊思想有明顯的關系，東晉以后又吸取了佛學的成分，步入新的階段。我國古代所謂“三玄”，即老莊、周易、佛。玄學是一種思辨的哲學，它和兩漢的神學目的論、讖緯宿命論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魏晉玄學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經籍的方法，對于打破漢代繁瑣經學的統治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從兩漢經學到魏晉玄學，是中國思想史的一大轉折。

首先，才性四本之爭與文學。才性四本之爭，是魏晉玄學的重要命題之一。爭論的焦點在才、性的離合異同。性，指人的內在，諸如氣質、性情、道德、教養等；才，指人的行為能力，也包括社會實踐的客觀效果。魏晉思想家因其政治態度與際遇的不同，一派主張才、性統一（即合、同），即主張以外在事功，證明自己稟性的優劣，依附司馬氏集團者大都持此種觀點。一派主張才、性并不統一（即離、異），即認為外在事功與自己稟性的優劣并無必然聯系，依附曹魏集團者大都持此種觀點。性至上說或才性離異說的興起，促使兩漢以來注重事功的人生價值觀向著魏晉的尊重個性、重視人格完美、精神自由方面轉化。魏晉之際對理想人格的追求，直接影響到人物的評議標準、文人的人生態度，乃至文學藝術的美學境界。諸如神氣、神情、神韻、神貌、神明、風韻等概念的提出，表明人的個性以及與此相關的以形寫神、形神兼備、遺形取神的表現方法已受到作家、藝術家們的相當重視。

其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文學意義。就名教與自然的關系而引發的一場爭論，是魏晉之際政治斗爭在玄學上的反映。在玄學的范疇，正始名士一般都對名教與自然持調和的態度，即言辭激烈的嵇康，亦承認人倫秩序乃是自然秩序的反映。

但在政治的范疇，正始名士憤激于司馬氏的以名教殺人，更多的時候則是對名教及名教的思想基礎六經持強烈的否定態度。對名教與六經的批判，必然有助于正始文人努力擺脫外在事功與理性規范的束縛，而渴求皈依自然，發現自我。因此這一時期文人創作在相當程度上獲得了自然心性的解放和創作心理的自由。

最后，“言意之辯”與文學。言意之辯是一個古老的哲學命題。莊子以為道不可認識，更不可言傳。但他同時又認為道在萬物，人可以借物達道，物因此成為人與道之間的媒介。這是莊子對中國哲學的一大貢獻。魏晉之際，言意關系問題隨著玄學的興起，再次引發爭論，這對文學的發展有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時的文學，因外在功利與傳統思想的束縛愈益松弛，作家不獨能縱心適意，表現自我，文章的華麗壯大，也超過建安。又因為玄學的影響，這時的論說文章，其觀點的新穎和思辨的精微，亦超過以往。同時，這一時期，佛教的傳入和佛經的大量翻譯，也影響波及許多領域和階層。僅從佛寺的修建情況，就可以看出佛教在當時影響之大。

摘要：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小學教育深受學術文化的影響，它的凸折歷程及其成就突破了前代的固有模式，形成了官私學并重的格局，其中以私學教育最具特色。魏晉南北朝時期小學教材的編寫促進教學活動的進行，并對后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小學教育；玄學思想；官學；私學

魏晉南北朝（公元220-581年），是一個分裂戰亂的時期，亦是文化教育走向低潮，往往不為人所注意的時期。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爭奪，軍事上的戰亂，文化上的交流，互相激蕩，互相斗爭，互相滲透，互相融合，在魏晉學術文化的基礎上，孕育著新的學術思想和文化，在教育上產生一些新的因素。這一時期小學教育的發展，又呈現出新的特色。

一、玄學清談及其對小學教育的影響

魏晉以來，由于連年征戰，政權更迭頻繁，儒學“獨尊”地位喪失，并逐漸由注重章句訓詁轉麗重義理，成為不復恪守家法師法的“魏晉經學”。但它在政治上仍有重要作用，也仍是當時教育的主要內容。道教起源于先秦、兩漢的“長生不死之術”，宣揚煉丹和畫符，假借老聃為教主，從仙家擴展而成為一種宗教流派。佛教主張神不滅說與因果報應說。自漢傳人中國，西晉以來大獲發展，且風行于南朝，并為南梁奉為國教。道學、佛學也成為官、私學的重要學習內容之一。玄學家合《老子》《莊子》與《周易》為一體，名日“三玄”，將儒道糅融，嬗變為玄學清談，這是玄學內容和清談相結合的一種思想風氣和學術意趣，體現了一種政治上逃避現實、人生觀頹廢墮落的社會文化和教育思潮。玄學清談，對魏晉南北朝的教育有很大影響。

其主要表現是：在教育思想方面，產生了與儒家禮教相對應的放任思想，如當時的玄學家，提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主張，雖然以自然放任思想，猛烈抨擊乃至全面否定儒家的禮樂名教，對兩漢君權神授的儒學思想，對漢儒繁瑣章句學問的沖擊具有一定積極意義，但玄學家往往進而全面否定儒學，甚至要人們放棄學習、拋棄文字，這是不利于教育發展的。如嵇康說：世俗以“《六經》為太陽，不學為長夜”，而他則反其道而行之，“以明堂為丙舍（墓前小舍），以諷誦為鬼語。以六經為蕪穢，以仁義為臭腐。睹文籍則目焦，修輯讓則變傴，襲章服則轉筋，談禮典則齒齲，于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為更始”。在教育實踐方面，“矜高浮誕”的玄風形成后，許多士人對儒學失去興趣，即使入學，也不愿埋首讀書，造成了學校教育程序混亂，教育質量下降。但是儒、佛、道、玄四學并存，既互相吸收又相互論爭的態勢，不但豐富了當時的教學內容，也影朝換代或戰亂的年代，官學受到極大的沖擊，私學；響了教學的方式方法。玄學從誕生伊始，就走上了亦儒亦玄，儒玄雙修的道路，佛學也滲透到儒、玄學中，儒家學者亦借用佛學來補充儒學教育內容之狹窄。玄學以清談見長，清談之風風靡士林，在清談風氣影響下，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時，互相詰難、自由辯論蔚為風氣，并常常以此決分高低。在南朝粱武帝時代，儒學重建在教育中宗主地位，但儒學的講授方法深受玄學清談影響，清代趙翼在《女兒史札記·六朝清談之習》中稱：“雖事文于經義，亦皆口耳之學，開堂升座。以才辯相爭勝，與晉人清談無異”。

【摘要】文化類歷史課的教學更應該承擔起增強中學生“文化自信”的責任。“三學課堂”理論是由江蘇南通啟秀中學李庾南老師提出的，與時下流行的培養核心素養和“全面發展的人”的教改趨勢相一致，也是落實“雙減”政策、提高義務教育階段學校課堂教學質效的有效途徑。本文試以新版中國歷史七年級上冊《魏晉南北朝科技文化》為例，從學材的重構、學法的選擇、學程的生成三方面入手，探討如何打造歷史“三學課堂”，切實提高歷史課堂教學質效。

【關鍵詞】三學課堂；初中歷史教學

近年來，李庾南老師又從中提煉出了“三學課堂”教學范式，使之也適用于數學之外的其他學科，并在全國范圍內大力推廣。這一教學范式與時下流行的培養核心素養和“全面發展的人”的趨勢相一致，同時也是落實教育部在2021年7月出臺的“雙減”政策、提高義務教育階段學校課堂教學質效的有效途徑。教育教學改革雖已開始多年，但有些教改浮于形式，真正能提高教學質效的并不多。筆者認為，課堂教學形式是要服務于教學內容和效果的，僅僅為形式而形式的課堂不會有好的教學效果。李庚南老師提出的“三學課堂”主要指的是“學材再建構、學法三結合、學程重生成”，它關涉到“課程，教材，教法”等幾個方面的問題。學材的建構是指要實行單元教學，學材要來自教材，又不止于教材。學法的結合是指“個人、小組和全班學習相結合”，更是指“自學、議論、引導的三結合”。學程的生成要靠師生或生生之間的互動，來實現深度交流和共同發展。“三學”之間相互聯系，最終都指向教學的有效性。打造“三學課堂”，主要是從學材、學法、學程三方面入手。

一、學材的重構

“三學課堂”的“學材”，是指一切與學科課程相關的資源，是指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教師所提供給學生的相關學習材料。按照“三學課堂”理念，開展歷史課堂教學之前，歷史教師首先要對歷史課本內容進行整合，根據課堂教學的需要，突出主干，關注歷史學科邏輯，體現出歷史教學線索，重視歷史知識的教育功能，以培養學生歷史素養。建構學材的原則，第一是順應，第二是調整，第三是同化，最終實現內化。學材的重構首先要順應學科邏輯與規律、順應學生認知和興趣。《魏晉南北朝科技與文化》這一課設計時按照學材再建構的順應原則，首先分析七年級學生學情：七年級的學生通過大半學期的歷史學習，已經初步具有了一定的自主學習能力和合作探究的思維能力，學生的自學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學生基本會利用課本達到最基本的學習目標；對于一些專有歷史概念，學生理解上會有難度，需要教師進行適當的引導，補充適當的資料并設置合適問題啟發學生分析思考，再通過小組討論探究才能達到教學目標。其次，筆者再次對本課教材進行分析：《魏晉南北朝科技與文化》這節課是被安排在初一年級上冊《中國歷史》課本的最后，魏晉南北朝這一歷史時期正是我國歷史上政權分立、民族大交融時期，文化的發展呈現出了多元化的特點，并且這一時期的科技與文化發展還帶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學材的重構還需要依照教學目標和學生認知水平，對課本內容進行增減，調整各教學內容的呈現順序與詳略。按照2011版初中歷史課標的要求，《魏晉南北朝科技與文化》一課的教學目標是：1.了解北方農業技術的成熟；2.知道祖沖之的數學成就；3.初步認識書法藝術；4.通過本課學習，激發學生民族自豪感，樹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加深祖國歷史文化的認同感。按照以上內容，筆者將這一課的教學內容進行了適當調整，課堂教學從科技和藝術兩大方面，分農學、數學、書法、繪畫、雕塑五部分，設計本課教學；教學重點確定為賈思勰《齊民要術》、祖沖之將圓周率精確到小數點后第七位，以及楷書、行書、魏碑代表；教學難點是如何認識書法藝術。學材的重構第三原則是同化，就是在呈現課堂教學材料的過程中，必須盡量做到讓學生從舊知到新知，由已知生成未知，自然地把新課知識納入到學生原有的知識體系之中，這樣的學材建構過程，將有利于學生快速有效地掌握并運用新課所學知識。《魏晉南北朝科技與文化》的課堂設計，可以先從學生前面已經詳細學過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經濟等發展情況著手，指導學生在復習中歸納出階段特征，然后迅速導入新課。筆者在本課的教學過程中，根據順應、調整、同化，實現內化等原則，適當地額外補充了課本以外的一些圖片、文字材料、視頻等教學資源，以便于啟發引導學生高效達成本課教學目標。

二、學法的選擇

［摘要］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戰亂頻繁的時代，造成大量北方人民南移，其中不少進入十堰山區。北方移民的遷入，有力地促進了十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十堰；移民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各封建軍閥割據一方，混戰不已。公元208年，曹操在平定北方后將兵鋒指向了割據荊州的劉表和依附于劉表的劉備，從此拉開了魏、蜀、吳三國爭奪荊州的序幕。十堰境內的上庸、房陵等郡由于在三國爭奪荊州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而一度成為三方爭奪的焦點。

一、魏晉戰亂與十堰流民播遷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劉備率部奪據漢中，隨即劉備命其宜都太守孟達率部曲4000人從秭歸北攻房陵，遣其養子劉封自漢中東下配合孟達部隊夾攻上庸，攻占兩城后孟達、劉封屯兵上庸。七月，關羽率眾從江陵北伐襄、樊，由于沒有得到孟達、劉封的支援而敗亡。次年七月，孟達因懼怕劉備問罪遂率眾降魏，被委任為新城太守（今房縣、竹山縣）。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二月孟達欲起兵叛魏復歸蜀國，結果失敗，魏將孟達斬首，并遷新城孟達余眾七千余家到幽州（今河北湯縣一帶）。魏重新掌握上庸等郡后，為防止蜀經這里進攻魏，于是調集重兵常年駐扎十堰，并推行屯田制度，以軍屯為主，其規模和數量都非常大。這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十堰的農業生產，并帶動了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和農業生產工具及技術的進步。

公元265年（泰始元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廢魏元帝曹奐自立為帝（晉武帝），定都洛陽，改國號為晉（史稱西晉）。公元279年晉滅吳，重新統一了中國。西晉王朝是在門閥士族的支持下通過政變而取得政權的，因此建國后晉武帝對門閥士族采取了籠絡和放縱的政策。在西晉政權的保護下，士族大家奢侈成性，貪暴恣肆，胡作非為。晉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晉武帝死，即位的惠帝司馬衷更是昏庸無能，“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貨賄公行”［1］。同時，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也愈演愈烈，終于爆發了長達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造成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民眾遷徙浪潮的開始，此次徙民高潮一直持續到南北朝時期。從遷徙的方向來看，主要是北方流民向南方遷徙。十堰由于地處水陸交通要道，沔（漢）水自十堰穿境而過，向北沿沔水支流丹水過武關通關中，向西溯沔水可通漢中、巴蜀，因此在北方流民南徙的浪潮中成為一條重要通道，是北方流民的一個重要聚集地。根據前人有關研究成果［2］317，兩晉至劉宋初，北方流民南遷至今十堰地區者，大致有以下幾次：

一.初期玉器,新石器時代,當時玉器處在原始文化狀態,距今有5000一6000年的時間,分為北方的紅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

1.北方的紅山文化,距今5500年到6000年,在今內蒙的赤峰市,出土的玉器多種造型,最重要的有勾云形器和玉豬龍兩種.勾云形器有玉龜.玉鵲,豬龍有C形墨玉玉豬龍.

2.南方的良渚文化,距今4300年到5000年,在今江蘇的吳縣,武進,浙江的佘反山,瑤山等地,主要的玉器有,琮.壁.符.鐲.佩.環,還有蟬.鳥等動物.

3.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玉器,大部分是祭祀天地和隨葬用品,另外還有小部分是辟邪.財富和地位的象征等物品.

早期玉器,夏商周三代.

公元前2070年.

一.初期玉器,新石器時代,當時玉器處在原始文化狀態,距今有5000一6000年的時間,分為北方的紅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

1.北方的紅山文化,距今5500年到6000年,在今內蒙的赤峰市,出土的玉器多種造型,最重要的有勾云形器和玉豬龍兩種.勾云形器有玉龜.玉鵲,豬龍有C形墨玉玉豬龍.

2.南方的良渚文化,距今4300年到5000年,在今江蘇的吳縣,武進,浙江的佘反山,瑤山等地,主要的玉器有,琮.壁.符.鐲.佩.環,還有蟬.鳥等動物.

3.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玉器,大部分是祭祀天地和隨葬用品,另外還有小部分是辟邪.財富和地位的象征等物品

早期玉器,夏商周三代.

公元前2070年.

在我國各個朝代的發展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貫穿于整個中國音樂史發展的長河之中。我國古代的音樂教育經歷了“成均之學”為標志的原始萌芽階段，夏商西周“官辦教學”時期，由于社會制度變革、生產力的提高，到春秋戰國時期文化不斷下移，音樂教育逐漸由官府下移到民間，官學與私學并存的局面，從而促進了私學的發展。春秋戰國時期的“禮崩樂壞”，標志著社會文化發生重大的轉型。公元前221年，秦朝滅六國而統一天下，建立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西周時期的血緣宗法分封制度在這一時期徹底坍塌，從而使與其相適應的禮樂制度以及教育制度也必然的發生了改變。從歷史發展來看，音樂教育在經歷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文化轉型后，體制化的音樂教育，基本上從為國家培養所需人才的官辦教育機構中剝離，而存在于一種主要目的是為了適應宮廷祭祀慶典禮儀、宴享娛樂的官設音樂機構中。此時的音樂教育目的，并不是原先為統治階級培養治國人才，而是學藝歌舞技藝等音樂知識，供宮廷娛樂而用。秦漢時期的音樂教育體系正是這一現象的延續。樂府的成立即是音樂教育中心轉移的鮮明標志。樂府始于秦代，“漢承秦制”，漢武帝時進行擴充，樂工八百余人，規模宏大。到漢哀帝時取消這一機構。漢代樂府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著名的音樂教育機構。它的任務是適應宮廷的需要，收集整理民間音樂，創作歌詞、編寫曲調，編配樂器以及表演樂器，唱歌等。其教學任務主要是為了適應當時宮廷的各種音樂活動的需要，提供服務人員，與以前官學中為統治階級輸入治國人才的音樂教育有很大的區別。從概念的界定上講，樂府已并非是官學性質的音樂教育機構，而屬于官辦音樂教育。樂府中即使參與祭祀典禮中的音樂活動也大量存在有“以俗入雅”的行為，其實施主要是以娛樂性音樂為主，是以教授樂人技能為主。另外從樂府的領導者以及宮廷皇族出身來看，如樂府領導人李延年樂師出身；還有漢代皇后趙飛燕既是歷史上出名的歌舞女子，充分證明了當時音樂教育的演變。與春秋戰國以傳教為主要手段的私學相比較，漢代社會中私學性質的音樂教育已相當普遍，大致分為兩類：一是私家歌舞教育，培養舞蹈音樂人才主要是為私家音樂娛樂服務，是一種滿足自我需求的教育行為；另一個是通過舞蹈音樂的培養，對于貴族和皇家音樂娛樂輸送特殊的音樂人才，形成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關系，并從中獲利，具有買賣的商業性質。秦漢私學教育的蓬勃發展，可以說與當時彌漫于整個社會的奢糜享樂風氣有關。

總之，秦漢時期的音樂教育即使統治階級在當時曾做過一定的努力，如劉向的理想尚未實現，王莽設立辟雍，東漢設立太學和五經博士，但最終都不能挽回音樂教育從官學教育中分離出去的最終結果，也未能保住音樂教育在官學中的一席之地。當時音樂教育從官學教育體系中分離出去并不是因為統治階級努力的不夠，而是當時的社會環境產生了根本變化，這不是某些人努力可以改變的。音樂教育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從歷史的角度看，一方面繼承了秦漢時期音樂教育的基本特征，即從官學分離的音樂教育，主要存在于宮廷官設音樂教育機構和社會娛樂圈的音樂教育行為，另一方面，它在這一特殊時期遷移的獨特背景下，致使外域外族音樂對中原音樂產生深刻影響，音樂和傳教內容相應變化等。這就是音樂教育的兩個主要內容。官學音樂教育的衰退代之以宮廷以及私家歌舞娛樂的發展，進一步加強了社會音樂教育，強化了秦漢以來的“藝”體系，而忽略了“人”的制度體系；此時西域音樂的廣泛流傳，使音樂教育的教學內容，增加了新的元素，這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強外國音樂與中國傳統音樂的融合。魏晉時期是樂妓音樂歌舞表演為中心的時代，宮廷雅樂衰落，俗樂興起。清商署作為一個清商樂的管理機構，自魏晉時期，屬于宮廷俗樂音樂機構。在漢代樂府的音樂表演中就已經有清商樂節目，從漢代流傳下來的清商樂，無論是繼承清商樂的宮調系統，或歌舞表演的學習，肯定會有音樂的傳教活動。正是這種音樂傳教使漢民族的傳統音樂得以流傳到后世。清商署中的音樂表演者主要是歌舞妓，也是清商署歌舞教學活動中最重要的參與者。

清商樂的表演，主要是供感官享受的娛樂性歌舞表演。因此，清商署所傳教的歌舞器樂，也是民間俗樂作品。一直到清商樂音樂進入南方后，吳哥西曲的形成，也屬于俗樂的范疇。民族的大融合后，清商樂雖然發展不可能像漢樂府那樣擁有社會條件下的穩定，為音樂教育提供良好的發展條件，而流行于社會各階層在追求感官娛樂的氣氛，使清商樂在社會需求中得到自身發展，同時，強大的社會需求，使樂官、樂工和樂妓自覺從事音樂傳播和音樂教學工作，使得清商樂流傳至隋唐時期，并被隋文帝成為“華夏正聲”。清商樂作為魏晉南北朝最有影響力的民間音樂活動，音樂活動中的傳教活動，可以說是很常見的，遠遠超過了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俗樂繁榮雅樂衰落，宮廷雅樂處于慘淡經營的狀態中。雅樂的傳教，官學不存在，即便在宮廷中，往往是處于“古樂音制，罕復傳習”的境遇下。（《魏書•樂志》）但在雅樂承擔歌功頌德的音樂職能上，雅樂繼續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從音樂的傳播和交流的角度來看，魏晉南北朝是漢族傳統音樂和外域外族音樂，北方和南方的音樂交換周期。這種傳播的普遍性超越于漢代，而且為晚唐音樂的繁榮奠定了基礎。隋唐時期，隨著社會音樂教育活動的廣泛開展，無論是在宮廷還是在社會，音樂教育活動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一整套官辦和層層設置式的音樂教育機構，培養了大批社會音樂人才，反映了這一時期音樂教育活動的發達。隋王朝建立，漢魏官制在中央系統中恢復，在太常寺建立各種音樂教育是官學教育體系之外的官辦音樂教育活動；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國家的政府官員，而是需要為宮廷音樂活動中培養和輸送一大批音樂人才。唐代的官辦音樂教育較之隋代社會影響更為發達，在重視教育的社會背景下，建立起唐代宮廷音樂教育的管理制度，也達到了完善的境地。總體上，隋唐音樂教育主要體現在官辦音樂教育活動中，在很大程度上，隋唐宮廷音樂的繁榮成為主要的驅動力，促進宮廷與社會音樂教育活動的發展。隋唐宮廷音樂教育取得了相當大的發展，設置了以太常寺為掌管禮樂活動的最高行政管理機構，分層設置，管轄范圍甚寬。隋代在太常寺之下，設置有太廟、郊社、衣冠、清商、鼓吹、太祝等署，和宮廷禮儀宴饗活動直接相關的機構有太樂署、清商署、鼓吹署。太常寺由太常卿、太常少卿負責諸事。太樂署中設有令、丞、府、史、樂正、典事、掌固等官職，又有“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太樂令調合鐘律，以供邦國之祭祀享宴。”（《舊唐書•職官志》）鼓吹署設有令、丞、府、史、樂正等官職，其中“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調習之節，以備鹵簿之儀。”（《舊唐書•職官志》清商署主要管理教習南朝傳下來的清商樂。宮廷音樂機構的編制與音樂教育有著直接的關系，隋唐宮廷音樂機構為培養樂人設立了“博士弟子，第相傳教”。

在這樣的教育背景下，樂人增加到三萬人。唐代沿襲隋代音樂機構設置仍在太常寺的領導下，設置下屬樂署太樂署、鼓吹署、清商署等機構，除此之外還創設了教坊和梨園兩個音樂機構。我國古代宮廷音樂機構的發展可以說到唐代達到了最為完備的程度，這是與唐代宮廷音樂高度發展相輔相成的。除從隋代繼承下來的樂署以外，唐朝初年開設的教坊屬內廷管理的音樂機構，目的是為皇帝提供娛樂性的歌舞表演。唐朝宮廷的梨園，是由唐太宗李隆基親自在宮廷中組建的音樂團體，一般認為它是宮廷教坊中的一個培訓歌舞人員機構，然而并非如此，梨園是具獨立行政編制的音樂機構。唐代宮廷雅樂的教育行為不在官學教育系統以內，但是，雅樂的具體實施中，其表演雅樂樂舞從社會功能來講亦具有藝術方面的社會功能，在樂舞的教習過程中實際上是一種音樂教育行為。正是實現音樂教育功能才使得這類樂舞音樂可以在歷朝宮廷音樂活動中傳承下去。因此，也由此產生的教育理念，集中體現在對雅樂教育功能的認識。唐代燕樂是宮廷宴饗活動中所使用的樂舞，也被稱之為“宴樂”在燕樂中根據不同樂舞的表演方式在教學和管理上加以區別對待，設立坐部伎和立部伎。隋唐時期的燕樂組織結構的另一種劃分方式是根據音樂來源地區的不同為依據，形成所謂七部樂、九部樂、十部樂。燕樂復雜的組織構成和樂種繁多以及相應的樂曲、樂器的表演能夠正常開展，實際上是靠相當龐大的宮廷音樂機構對這類活動的管理，以及相應的復雜而細致的音樂教習活動，才能夠維持下來，從而滿足了宮廷音樂的需要。與秦漢魏晉南北朝的社會教育相比，唐代的社會音樂教育活動，社會性越來越廣泛，它不僅為宮廷音樂源源不斷地輸送音樂人才，而且在這種傳教過程中加強宮廷與民間、漢民族與外族外域音樂之間的傳播和交流。綜觀秦漢至隋唐的音樂教育，我們不難發現音樂教育已從官學中分離出來，并且廣泛的吸取了民間音樂的養料。這一階段的音樂教育經過了秦漢時期音樂教育在官學教育中一席之地的不可挽回———魏晉南北朝俗樂興盛而雅樂衰落———隋唐宮廷設立了多種音樂機構，從而推進了宮廷教育的發展，加強了宮廷與社會之間的音樂傳播和交流。自此為止，我國古代的音樂教育基本上實現了一種由宮廷到民間，再到宮廷的輪回。

參考文獻：

[1]修海林.中國古代音樂史料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