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邊疆域外地理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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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業交通的發達和宗教傳播的興盛,使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邊疆域外地理知識得到較大的發展。在東亞方面,正史中第一篇記敘日本列島地理的文獻——《三國志·魏志·東夷傳·倭傳》問世;在南部邊疆和域外方面,多部記載南海地區的地理書完成,南海的地理情況首次見于記載,《梁書·諸夷列傳·海南諸國傳》已比較系統地概述了南海中國家的史地情況,記載扶南國和師子國的地理篇章先后問世;在西域與中亞方面,以法顯為代表的僧侶在赴西域各地求法的過程中,考察和記錄這一地區尤其是西域沙漠和帕米爾高原的地理情況。此外,北魏時已出現明確的西域地理分區的概念。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域外地理/邊疆地理
【正文】
中國古代邊疆域外地理知識,萌發于先秦,奠基于西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又有了長足的進步。中外交通并未因長期處于割劇局面而中斷,相反的卻由于通商貿易的發達和佛教傳播的興盛,使某些地區中外交往至為活躍,從而促進了這些地區邊疆域外地理知識的發展。這一時期,在域外地理范圍的認識與西漢相比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對于這一區域的地理認識在某些方面有了較大的進步,不少國家和地區的地理狀況首次見于記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地理情況也首次有了較詳細地記錄。
一、東亞地理知識的進步
中國本土東面的疆域,《史記》和《漢書》都只有《朝鮮列傳》。至晉陳壽(公元233—297年)編《三國志·魏志·東夷傳》首次設置《倭傳》,即日本列傳。雖然,日本在中國正史中記載始自《漢書·地理志·燕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余國,以歲時來獻見云。”但是,《三國志·魏志·東夷傳·倭傳》卻是中國正史中第一篇記敘日本列島地理的文獻。文中云:
“倭人在帶方(治所在今朝鮮鳳山附近)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余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
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指馬韓,今朝鮮的京畿、忠道、全羅各道),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對馬國。……所居絕島,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余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dí@①。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瀚海,至一大(應為“支”字)國,……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廬國,有四千余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有千余戶,……東南至奴國百里,……有二萬余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有千余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可五萬余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可七萬余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得略載,其余旁國遠絕,不可得詳。……
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萊,皆徒跣。……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②、抒、豫樟、@③櫪、投@④、烏號、楓香,其竹筱@⑤、桃支。有姜、橘、椒、ráng@⑥苛,……。”(注:引文中的今地名請參見汪向榮等編《中日關系史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84年)一書中的注釋。)
由上述引文可知,《三國志·倭傳》不僅記載了日本的位置、氣候、礦物、植物、風俗等,而且記載了3世紀日本西南部主要屬國的方位、里程、戶數、草木、山川等情況。
據《后漢書·東夷傳》和《晉書·東夷傳》記載,日本在漢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首次派使者來華朝貢。此后,又于漢永初元年(公元107年)、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魏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和西晉泰始二年(公元266年)4次派使者來華,其中第4次派遣了20人組成的大型使團。魏正始元年(公元240年)魏帶方郡的使者首次送倭國使者回國。漢至西晉,中日兩國使者的頻繁交往,極大地增進了兩國間的相互了解,并且在中國正史中留下記錄。〔1〕
據考證,陳壽所撰《三國志》中的很多內容是根據魚豢于晉太康年間(公元280—289年)編撰的《魏略》中的資料寫成的〔1〕,但因后者已佚,故《三國志·魏書·倭傳》的記載就成為極為寶貴的歷史資料,對后世有很大的影響:首先,對3世紀時日本列島的史地狀況,日本沒有任何記載,故此文成為世界上研究這段歷史的唯一資料;其次,中國歷代正史中的《日本傳》均是以此文為祖本,再加敷衍增刪而成,包括《后漢書·東夷列傳·倭傳》。
二、南部邊疆及域外地理知識的進步
漢代以前,中國對南部邊疆及域外地理知之甚少。魏晉以降,通商貿易的發達以及西行求法的興盛,旅外商人、出使官吏和求法僧人在域外多詳記其行經之地的情況及所到國家之風土人情,并著書刊行于世,從而極大地豐富了國人對南部邊疆及域外地理的認識。
1.南海地區地理認識的進步
我國西南部與域外海上交往始于漢代,至三國以后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據《梁書·海南諸國傳》記載,東吳黃武五年至黃龍三年(公元226—231年),孫權大將呂岱派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出訪東南亞。他們所到過的國家和地區有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西南大沙洲(今南洋群島)”及傳聞的國家大秦、天竺等“百數十國”(《南史·夷貊上》)。南朝時,“舟舶繼路,商使交屬”(《宋書·夷蠻列傳》)。此外,小乘佛教盛行的南海地區亦是西行求法僧人的向往之地。
(1)記載南海地區的地理書
朱應和康泰出訪東南亞后,完成了兩部有關南海地區的地理著作。它們是史籍所知記載南海地區最古的資料之一。
《扶南異物志》1卷,朱應撰。《隋書·經籍志》和《唐書·藝文志》著錄,今佚。此書現存各書均未見輯錄。《梁書·諸夷列傳·海南諸國傳》的內容大都依據此書而編纂。〔2〕
《吳時外國傳》,又名《扶南記》和《扶南土俗》,卷亡,康泰撰。《隋書·經籍志》未著錄,已佚。全書體例無考,今僅散見于《水經注》、《藝文類聚》和《太平御覽》諸書。這些佚文記載了30余個國家和地區的方位、里程、物產、人口、風俗、氣候、貿易、宗教和工藝等情況。
此后,吳丹陽太守萬震(事跡不詳)撰《南州異物志》1卷,《隋書·經籍志》著錄,已佚,僅散見一些書籍的征引。此書雖以異物為名,所述廣及方物風俗,而且所記之國林陽、歌營、加陳、師漢、扈利、姑奴、察牢、類人等皆未見記載。如:“林陽(今泰國西部,以及緬甸與馬來半島北部一帶)在扶南西七千余里,地皆平博,民十余萬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太平御覽》卷七八七)
劉宋時,曾親至扶南的竺枝也撰有《扶南記》一書。此書卷亡,《隋書·經籍志》未著錄,僅散見于后代征引。所記不局限于扶南,亦包括一些南海中的國家,如,“毗騫國(故地有多種說法,有人認為在馬來亞彭亨河口)去扶南八千里,在海中。……”(《太平御覽》卷七八八)
(2)首次記載南海的地理情況
南海古代又稱漲海或大漲海。漢以前,幾乎沒有關于南海地理的記載。至三國時,康泰始在《扶南傳》中記述了南海地理情況。如海中珊瑚洲地形的概貌:“漲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也。”(《太平御覽》卷六九)文中的“珊瑚洲”即珊瑚島與沙洲,露出水面之上,雖高潮亦不能淹沒。它們是以珊瑚蟲等為主的生物作用而造成的礁塊。“洲底”的“盤石”,即火山錐或海中巖石。與康泰大致同時的萬震在《南州異物志》中記載從馬來半島的句稚國往中國時云:“東北行,極大崎頭,出漲海,中淺而多磁石。”(《太平御覽》卷七六○)文中的“磁石”即南海中尚未露出水面的暗沙暗礁,船舶在航行中遇上,就會擱淺遇難,像被“磁”吸引一樣,故稱“磁石”。上述記載說明,當時對南海中珊瑚島和沙洲的形態和成因都已有所認識。
康泰在書中還記述南海中某些島嶼的動物和植物:“扶南東有漲海,海中有洲,出五色鸚鵡,其白者如母雞。”(《藝文類聚》卷九一)“扶南之東漲海中,有大火洲,洲上有樹。得春雨時皮正黑,得火燃樹皮正白”(《太平御覽》卷七六八)。
(3)較詳細地記載南海中國家的地理情況
《史記》和《漢書》較少有關于南海中國家的記述。至三國之后,其記述漸多。梁沈約(公元441—513年)所撰《宋書》和梁肖子顯(公元448—537年)所撰《南齊書》均在《蠻夷列傳》中記述了南海中的國家。其后唐姚思廉(公元557—637年)編著的《梁書·諸夷列傳》首次專設《海南諸國傳》一章,比較系統地總結了對南海中國家的史地認識。它在開首即云: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
《梁書·海南諸國傳》中記載的國家有林邑國(在今越南中部)、扶南國(今柬埔寨)、盤盤國(在今泰國南萬倫灣沿岸一帶)、丹丹國(在今馬來半島)、干@⑦利國(在今馬來半島吉打)、狼牙xiū@⑧國(在今泰國南部北大年一帶)、婆利國(在今爪哇東之巴厘島)、中天竺(今印度河流域一帶)、師子國(今斯里蘭卡)以及今地不詳的呵羅@⑦國、呵羅單國、@⑨皇國、般達國和dū@⑩婆婆達國等。書中對這些國家的史地情況都有介紹,其中對不少國家地理狀況的概述十分精彩,如:
“林邑國者,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之界也。伏波將軍馬援開漢南境,置此縣。地縱廣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余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余里,……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谷一歲再熟,草木常榮。……”
2.最早記載扶南地理篇章的問世
漢魏以來,我國在與東南亞國家的交往過程中,對扶南國的地理認識有了較大的發展。〔3〕扶南,又作跋南、夫南,古國名。故地在今柬埔寨、越南南部一帶,7世紀中葉為北方屬國真臘所滅。漢楊孚《異物志》中已有“扶南”之名(《太平御覽》卷七九○)。扶南國與我國通使始于三國時的東吳。朱應和康泰出使東南亞時,曾居扶南國多年〔4〕。康泰完成了現知最早以“扶南”為名的地理著作——《扶南記》。又據《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記載:赤烏“六年(公元243年)十二月,扶南國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同書《呂岱傳》又云:“(呂)岱既定交州(治所在今越南北寧附近),復進討九真(在今越南清化、義靜一帶),……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繳外扶南、林邑、堂明(故地不詳)諸王,各遣使奉貢。”《三國志》是我國正史中最早記載扶南國的史書。至晉代,兩國往來已較為頻繁。《晉書·四夷傳》開始設立《扶南國傳》。此傳首先概述其國的地理情況:“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里,在海大灣(指暹邏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丑黑拳,……以耕種為務,一歲種,三歲獲。……”《南齊書·東南夷傳·扶南國傳》的記載與其大致相同。此后《梁書·諸夷列傳·扶南國》首次比較系統地介紹該國及其周邊國家的地理情況:
“扶南國,在日南郡(治所在今越南中部)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即湄公河)廣十里,西北流,東入于海。其國輪廣三千余里,土地@①①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鸚鵡。
其南界三千余里有頓遜國(故地在今緬甸丹那沙林),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頓遜之東界通交州(治所在今越南北寧附近),其西界接天竺(今印度)、安息(在里海西南)徼外諸國,往還交市。……
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
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的古稱),國東有馬五洲(故地不詳)。復東行漲海千余里,至自然大洲(今東印度群島)。……”
3.師子國的地理情況見于記載
東晉,師子國(今斯里蘭卡)始于中國通使。據《梁書》卷五十四記載:“晉義熙(公元402—418年)初,(師子國)始獻玉像,經十載乃至。”此后兩國通使不斷,加之晉宋西行求法僧侶多途經此地,從而使其國地理情況日見明朗。正史中《宋書·東蠻列傳》最早設立師子國傳,但是未記其地理情況。義熙七年至八年(公元411—412年),法顯在赴天竺取經回國途中,曾留居此島2年。法顯在歸國后所寫的旅行記《佛國記》中,首次記載了師子國的地理情況,書中云:
“其國在洲上,東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及百數,其間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統屬大洲,多出珍寶、珠璣。……其國本無人民……因商人來往……遂成大國。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
上文中唯有關于師子國東西與南北長度的記述是錯誤的(應是南北長,東西短),其它記載都較為準確的。此后,《梁書·師子國傳》在正史中首次記載了其國的地理情況,其文字幾乎完全錄自《佛國記》。
三、西域與中亞地理認識的深入
“西域”主要是見諸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地理概念。它在廣義上泛指玉門關、陽關以西的廣大地區,即今稱為中亞的部分地區;在狹義上指塔里木盆地其及周鄰地區。〔5〕西行求法熱潮的興起,極大地促進了西域與中亞地理認識的發展。
自東漢張騫首次出使西域,開辟通往西域之路后,西域與內地交通大開。漢魏以降,佛教興盛,大批的西域僧人東來傳譯經法。同時亦有許多佛教徒不滿足域外僧人帶來的經法,赴西域各地尋求經法。西行求法熱潮的掀起,極大地促進了內地對西域與中亞地理認識的發展。
1.西行求法主要僧人事略
西晉至南北朝時期西行求法至為活躍。據方豪統計〔6〕,西行求法可考者有近150人,其中較為著名的有以下人士:
(1)朱士行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穎川(今河南禹縣)人朱士行(?—282年)因感天竺僧人所譯經法“文句簡略,意義未周”(梁釋慧皎《高僧傳初集·朱士行》),遂決定西行尋求梵本。他從雍州長安(今陜西西安)出發,西渡流沙,行1萬余里至西域盛行大乘之國——于闐(今新疆和田)。在那里得梵書90章,20余年后弟子方把經卷送回洛陽,他本人則老死于闐〔7〕。朱士行是中國最早西行求法者,但是只達于闐。
(2)竺法護晉武帝(公元265—290年)年間,原籍月氏、世居敦煌(郡治今甘肅敦煌)沙門竺法護(梵名Dharmataksa,約230—308)曾隨師竺高座游西域30余國,沿路譯經。〔8〕著有《耆dū@⑩崛山解》。〔9〕
(3)釋寶云東晉隆安(公元397—401年)初,涼州沙門釋寶云等“涉覆流沙,登逾雪山”(《高僧傳初集·寶云》),至天竺。著有《外國傳記》。
(4)法顯東晉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顯偕慧景等4人由長安(今西安)出發,義熙八年(公元412年)返回,歷時14年,游歷約30個國家和地區,成為中國最早翻越西域邊境高山而深入印度的少數旅行家之一,也是中國首位由陸路去印度、由海路回國而留下旅行記錄的旅行家。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完成旅行記《佛國記》。這是中國古代關于中亞、印度、南洋的首部完整的旅行記,也是中國與印度之間海、陸交通的最早記錄。〔10〕〔11〕
(5)釋智猛東晉后秦姚興弘始六年(公元404年),京兆新豐(今陜西臨潼東北)沙門釋智猛(元嘉末卒)與同志15人,“發跡長安,出自陽關,西入流沙,陵危度險,有過前倍。遂歷鄯善(今青海樂都縣)、龜茲(今新疆庫車)、于闐諸國,……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蔥嶺,而九人退還。猛與余伴進行七百七十里,至波淪國”。又一人止步。“與余四人共越度雪山,渡新頭河,至jì@①②賓(今克什米爾斯那加附近)”。“復西南行一千三百里至迦維羅衛國(今尼泊爾南境)”(《高僧傳初集·釋智猛》)。再至華氏國(即巴連弗邑),得梵文經書。至甲子歲(公元424年)循舊道返回,唯與曇纂一人回到中國。宋元嘉末年卒成都。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完成《沙門智猛游行外國傳》1卷,《隋書·經籍志》等書皆著錄,惜今已失傳。〔12〕
(6)曇猛后燕建興(公元386—395年)末,沙門曇猛從大秦路入,達王舍城。返回時,從陀歷(故地在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達迪斯坦附近)道(為南北交通重要山道)而還東夏(位今陜西延安東延河東岸)。〔13〕
(7)智嚴大約在公元401—403年,沙門涼州智嚴“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誥”(《高僧傳初集·釋智嚴》),遂游西域,至jì@①②賓受禪法,還長安。后因受戒有疑,重往天竺。在天竺邀請其師、高僧佛馱跋陀羅(Buddhabhadra,358—429)傳法東土。后與其師共東行,逾越沙險,抵達關中。
(8)法勇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黃龍(今遼寧朝陽)沙門釋法勇(即曇無竭,俗姓李),思慕圣跡,招集同志僧猛、曇朗等25人,發跡雍部,初至河南國,出海西郡,進入流沙,經高昌郡,至龜茲。隨后法顯等人折而向南行。而法勇等則至沙勒諸國,登蔥嶺過雪山,乘索橋,并傳yì@①③,度石壁,及至平地,已喪12人。余伴相攜,進至jì@①②賓國,學梵書梵語,復向中天竺行進。道路空曠,至舍衛,又死8人。渡恒河,后于南天竺隨舶泛海東還廣州(《高僧傳初集·曇無竭》)。
(9)道普宋元嘉(公元424—453年)中,高昌國沙門道普受宋太祖資助率書史300人赴西域求經,遍歷諸國。在長廣郡(郡治在今山東平度)脾舶破傷足,遂以疾卒。著《游履異域傳》4卷(染僧《出三藏記集》卷十四)。
(10)道藥北魏太武,(公元424—452年)末年,道藥(《洛陽伽藍記》卷四作道榮)從shū@①④勒(今新疆喀什市)道入,經懸度(即縣度,古山名,位于今新疆塔什爾干塔吉克自治縣,為西域重要山道之一)到僧加施國(即師子國,今斯里蘭卡)。及返還尋故道。著有《游傳》1卷。〔13〕
(11)法盛宋世(公元420—479年),高昌法盛經往佛國〔13〕。著《歷國傳》二卷。〔2〕
(12)惠生、宋云后魏神龜元年(公元518年),胡太后命使者敦煌人洛陽崇立寺僧人惠生(亦作慧生)等赴西域朝佛,并遣俗人宋云任使者同行。同年十一月,他們從洛陽啟程,西行40余日至赤嶺(即今日月山,在青海湟源縣西,地當中原通往西南地區與西域的交通要道),西行20余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西行至鄯善城,再西行至左末城,經捍@①⑤城,至于闐國。神龜二年(公元519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八月初入漢盤陀國,西行登蔥嶺,復西行至缽盂城。九月中,入缽和國。十月初入@①⑥噠國。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又西南行至乾陀衛國雀離浮圖所。獲天竺國國王接見。及返,尋回本路。〔14〕歸后,宋云撰《家記》、惠生撰《行記》,《隋書·經籍志》均著錄,魏楊@①⑦之《洛陽伽藍記》卷五錄其部分內容。《唐書·藝文志》另有宋云《魏國以西十國事》,不知與《家記》是否為一書。
除上述人士之外,這一時期撰寫西域史地著作的僧人還有〔15〕:晉佛圖調的《佛圖調傳》(見《水經注》)、東晉道安(公元314—385年)的《西域志》、《西域圖》和《四海百川水源記》、晉支僧載的《外國事》(見《水經注》)、可能為晉人曇景的《外國傳》5卷(《隋書·經籍志》)、劉宋的竺枝的《扶南記》(見《水經注》)、劉宋時人的竺法維的《佛國記》、齊法獻的《別記》和齊僧yòu@①⑧的《世界記》5卷。
2.西域地理分區認識的進步
漢魏以后,中原與西域交通的興盛,使對西域地理分區認識進一步發展。《漢書·西域傳》始以通西域的南、北兩道記敘其沿線各國情況之后,晉代的《魏略·西戎傳》和裴矩的《西域圖記》則始分3道記述西域地理。這種分道敘述交通沿線各地地理情況的方法,已具有一定的地域觀念。
北魏太延三年(公元437年),太武帝拓跋燾派董琬等出使西域。琬等使還京師后在陳述西域情況時,首次明確地提出西域的地理分區。據《北史·西域傳》記載其說為:
“西域自漢武帝時五十余國。后稍相并,至太延(公元435—440年)中為十六國。分其地為四域:自蔥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蔥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塔什干)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
董琬以極為簡略的文字記述了西域4個地理區域的范圍:第一區域為相當今新疆天山山脈以南的地區,當時主要是許多土著的城郭之國;第二區域丁謙認為指今帕米爾以西至波斯灣一帶,〔16〕章巽認為以董琬等人的行蹤看海曲不應指波斯灣,而是指今里海南端,這里是當時@①⑨噠所直接占領的地區。〔17〕第三區域為阿姆河中、上游南、北岸一帶地區,當時為貴霜王朝的主要根據地。第四區域丁謙以為兩海即今里海及地中海、水澤即今黑海,則此區指今小亞細亞。章巽認為兩海僅指巴爾哈什湖和咸海,而水澤則為大澤之誤,它可能指今里海的北部。這里一直是游牧生活地區。
3.對中亞地理環境認識的進步
自漢張騫通西域之后,中原始對西域地理有較多認識。魏晉以降,西行求法的興盛則使對中亞地理環境的認識進一步深化。〔18〕
(1)西域的沙漠區
漢以前對西域的沙漠僅有極少的記載。白龍堆是中亞著名的沙漠之一,對此《漢書·西域傳》只有:鄯善“當白龍堆,乏水草”的簡略記載。法顯等以其親身經歷,在《佛國記》中對其荒涼情況作了生動的描述:“沙河中……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行十七日,計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國。”梁僧yòu@①⑧(公元445—518年)所撰《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釋智猛傳》亦有生動地描述:“西出陽關,入流沙二千余里,地無水草,路絕行人,冬則嚴厲,夏則瘴熱”。
東晉以后,有關塔克拉瑪干沙漠始見于記載。東晉法顯在《佛國記》中敘述他在去于闐(今新疆和田)時說:“西南行,路中無居民,沙行艱難……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闐。”南朝梁慧皎(公元497—554年)《高僧傳》卷五記載法勇西行求經中,亦說:“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治所在今新疆吐魯番東南)。”法顯和法勇兩位高僧西行求法所經過的沙漠即位于今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中部地塔克拉瑪干沙漠。
(2)帕米爾地區
自張騫通西域之后,蔥嶺(即今帕米爾)成為中西交通行經之地,但是漢代對這一地區地理情況的描述甚少。東晉高僧法顯在赴西域求法時穿越了蔥嶺,在其旅行記《佛國記》中首次對蔥嶺地區的地理情況作較為詳細的記述。首先他記載了蔥嶺地區的植物情況:“自蔥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然后,他對蔥嶺地區的冰川地貌作詳細地描述:“蔥嶺冬夏有雪……彼土人,人即名為雪山人也……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躡懸@②⑩過河”。這里即描述了高山冰裂風化作用所形成的石礫和露巖地面,又生動地記述了具有極強沖蝕力的冰雪融水所形成的峽谷峻削。其后,北魏的宋云在《行記》中也生動地記述帕米爾地區高聳入云、崎嶇險阻的地勢:“自此以西,山路欹側,長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于斯。太行孟門,匹茲非險,崤關隴坂,方此則夷。自發蔥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半天矣。”宋云在書中還描述了帕米爾地區的高寒氣候:“蔥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冷,北風驅雁,飛雪千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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