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文學自然審美蘊意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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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晉時期自然成為被獨立審視的審美對象，具有了自身的審美意義，魏晉士人擺脫了漢儒將自然外化為倫理象征物的束縛，更多地關注自然的感性形式之美、內蘊于其中的生命氣息以及人與自然的渾然合一。魏晉文學中的山水之文也由負載倫理道德的政治文本轉變為彰明魏晉士人生命意識的審美載體。

【關鍵詞】魏晉文學自然審美生命意識

前言

魏晉是真正發現自然美的時代。魏晉時期自然美進入士人的生活中，他們以審美的人生態度，將一往深情投入大自然，對山水草木進行自由的審美觀照，山水草木開始真正作為獨立的對象進入人的審美活動領域，成為一種獨特的審美形態，具有了自身的審美價值。更為重要的是魏晉文學將對自然的審美觀照與魏晉士人追求個性自由的生命意識融為一體，使山水之文由負載倫理道德的政治文本轉變為承載士人生命意識的審美載體。

一、美在形式——本真的生命意識

魏晉時期，自然山水作為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對象進入文學作品，突破了儒家把自然山水作為道德精神的象征之物加以審視的局限，更注重對自然生命存在本身風姿的審美體認，更多地觀照自然景物的感性形式之美，更盡情地感受自然的野逸與生機。

魏晉士人以新奇敏銳的眼光發現了大自然的聲色之魅和形式之美，他們以細膩的筆觸和獨特的審美經驗描繪自然，突出其色彩、形態和聲音等外在特征的美。東晉山水詩的開宗巨匠謝靈運恣意游賞，凡泉林幽壑，朝嵐夕霏，盡在其筆底。他極其細致地體察和敏銳地體悟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的生命形式，借山水詩來表現自然清新生動的生命本色。“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憺忘歸。”（《石壁精舍還湖中作》）遠山林壑，落霞夕靄，黃昏暮色，清暉無限，使人沉浸其中流連忘返，在幽暗的色彩和混沌的景象中，詩人對自然的熱愛，對人生的理解和體悟獲得了彰顯。“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登池上樓》）自然時令的變化觸動著生命的新陳代謝，包孕著生機的明媚春光，鮮活的生命跡象在詩人心里引起無限的喜悅感。“野曠沙岸靜，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初去郡》）“白云抱幽石，綠筱媚清漣。”（《過始寧墅》）明凈的山水，生動的色澤，自然靈動的生命形式，顯現出自然的感性形式所蘊蓄的無窮魅力。謝脁的山水詩：“余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晚登三山還望京邑》），“遠樹曖阡阡，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余花落”（《游東田》），則更突出了自然渾融圓潤，清新蕭散之美。從這些詩句中可以看出，謝靈運、謝脁等魏晉士人已經擺脫了漢儒將自然外化為倫理象征物的束縛，在他們那里，自然既沒有為主體的情志所吞沒，同時也不是主體有意克制自身的產物。因此魏晉士人“不再要從當下感性之物超越出去，不再要由物見道，當下之物就是值得肯定、值得欣賞的。美不來自于道，不來自于任何外在的他者，美就在于感性事物自身”。魏晉士人以純凈書寫的形式和清麗的語言本色地描繪山水草木，其目的不是為了避世，也不是為了尋仙，而是為了更直觀更真切地感受和欣賞自然的感性形式之美及其所蘊涵的生命情趣。

自然的生命形式之美的確讓人目不暇接流連沉醉，而充溢于其中的恣肆不可阻遏的內在生命力，則更令人震撼。解脫了經學束縛的士人們以敏銳而又極富情韻的感受力，盡情地體驗蘊含于山川草木中的生命氣息。“青蘿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響，條鼓鳴音。”（謝萬《蘭亭詩》）“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朦朧其上，若云興霞蔚。”（《世說新語•言語》）奔流的萬壑、競秀的千峰、繁茂的草木、可人的鳥鳴、哀婉的猿嘯、朦朧的曉嵐、明朗清新的日月、燦爛的霞光等鮮亮的生命形態，無不蘊藏著無限的生命氣象與自得生機，無不回旋著生命的律動，透露著宇宙的生氣和靈氣，激發出生命獨異的回響。

這種對自然感性形式和其內在生命力的審美體悟，甚至還體現在對人物的品藻上。兩漢時期人們以儒家所認可的倫理道德標準品評人物，只要具備儒家所要求的道德品行，即便是面如死灰的人也是美的。但是在魏晉士人看來，人不是美在抽象的德行，而是美在呈現人之氣質、個性的外在形貌，更美在這種外在形貌所昭示的內在生命力。魏晉士人摒棄了自然之物的教化色彩，往往用自然界的事物直接比擬人的外貌之美。如《世說新語•賞譽》載：“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世說新語•容止》載：“有人嘆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會稽王司馬昱‘軒軒如朝霞舉’。”“瑤林瓊樹”、“春月柳”、“朝霞”這些光明鮮潔，晶瑩發亮，帶有清新氣息和明朗絢麗的格調，散發著青春氣息的自然意象，是鮮活的生命，詩意的凝結，是生命活力的象征。在魏晉士人看來，只有內蘊著鮮活生命力和神韻氣質者，才能像自然山水一樣使人為之怦然心動，才是最美的。在魏晉文學中人像自然一樣美在形式，更美在生命，其中人的生命已“不是哲學意義上深刻然而抽象的人的生命，而是同樣深刻然而具體的人的生命‘呈現’，是種種富有美的意味的生命活動和生命情調”②。從自然草木的生命之中，魏晉士人深深地體味到人自身的生命韻律和生命情調，他們用感性的心靈去擁抱自然，鳶飛魚躍、樹榮草茂、水清山峻的自然界成為他們內心激情萌動和個人生命力鮮活躍動的真切反映。“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王羲之《蘭亭詩》）魏晉士人以新鮮活潑自由自在的心靈領悟自然，使觸著的一切呈露出新的靈魂、新的生命，從中體會到生命性靈的悠遠無際，領悟著生命的價值、意義和人性之美。魏晉士人對自然物象感性生命形式和內蘊于其中的生命力的審美觀照，深刻體現了他們對自由生命的深情向往。

二、美在深情——感傷的生命意識

魏晉是一個重情的時代，所謂“情之所鐘，正在我輩”（《世說新語•傷逝》），正是對魏晉士人鐘情于生命的深情寫照。魏晉文學表現生命意識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借自然達情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在魏晉自然山水成為生命情感的載體、生命意識的投影，士人們往往借助自然山水最精致的生命形式和最細微的生命顫動映現自己的生命意蘊。魏晉文學所表現的生命意識內涵是多重的，其中最具智慧與深情的是感傷之情。魏晉是一個覺醒的時代，但魏晉士人的覺醒始終挾裹在血腥的現實中，戰亂頻繁、疫疾肆虐、殺戮成風、死亡枕藉構成了魏晉整個時代與人生悲劇的大背景。對死亡的焦慮、對生命的熱切渴望和人生命運的理性確認，在魏晉士人心中交織成一種刻骨銘心的生存悲劇感。正是這種時代的苦難，人生的沉重，鑄就了魏晉文學悲劇性的審美底蘊。空前的黑暗，無比的智慧與刻骨的生死體驗釀成了魏晉士人沉郁難解的深情和感傷，而當這種感傷的深情借助自然的萬千情狀表現出來時，其感人的程度也就非同一般了。

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鳥焚林而鎩翮，魚奪水而暴鱗，嗟宇宙之遼曠，愧無所而容身。（顏之推《觀我生賦》）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無已。（阮籍《詠懷》其三）

在險惡的環境中，魏晉士人的生命如同秋風吹野草、掃落葉，凋零無常，朝不保夕，他們通過這些灌注了自己悲涼慷慨之情的自然景象，抒發了面對殘酷現實時內心的焦慮、孤獨、憂傷、凄冷和無奈。這種感傷已不是人生苦短、壯志難酬的慨嘆，而是在哲學的高度上對生命的深層感傷、對生命價值新的理解和期待。現實是險惡、僵化和封閉的，只有以本真示人的自然才是唯一可以傾心交流的對象，于是魏晉士人移情山水，把強烈的生命感傷意識移植于山水之中。如《世說新語•言語》載：“衛洗馬初欲渡江，神情慘悴，語左右曰：‘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茍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袁彥伯為謝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凄惘，嘆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士人們面對浩蕩東去的江水，遼闊無際的江山，聯想到茫茫的宇宙，短促的生命，飛逝的時光，的確感到“百端交集”，悲不自勝。在這里，亂世中強烈的生存焦慮化作了對歲月流逝的浩嘆和對生命消失的哀詠。魏晉士人把自然審美看作一種情感的活動，形成了以緣情為中心的文學觀，通過吟詠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對自然物象的變化和人事變遷的感喟中流溢出深刻的悲情意識。《世說新語•言語》載：“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瑯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簡短的話語中生命苦短，人生不永的深深憂傷已沛然而出。自然事物可以有變遷有延續，只有人生是無可重復無可替代的，生命的輝煌和人生的滿足是暫時的，悲哀與孤獨才是人生的底蘊。漢末以來人生苦短的生命之嘆，雖然還是一樣的深厚，但是這生命之嘆已經融入大自然之中了，一種震撼整個生命的悲情油然而生，魏晉士人情感體驗的深度和力度已遠遠超過了前人。

值得注意的是，魏晉文學中借自然所傳達的情感與兩漢文學中所表現出來情感已經有了質的差別。魏晉文學中的深情感傷既來自于魏晉士人對殘酷現實清醒而深刻的認識和由自然生命的永恒所引起的對自我生命的關注（這種感傷進入了生命的深層，回蕩在宇宙時空和心靈本體之中）；也來自于魏晉士人對傳統自然審美觀的解構，并在深情感傷的背景下創造出新的自然審美價值觀。從情感內容上說，魏晉文學所抒發的感情，既不是歌功頌德之情，也不是對王政得失的憂患之情，而是重在抒寫滲透著個人經歷和體驗的深沉感悟。抒發感情的目的也由怨刺王政轉變為排解人生憂嗟的感傷，尋找精神的慰藉。從情感的深度上說，魏晉文學已經遠離了儒家“哀而不傷”“發乎情止乎禮儀”的準則，主張任情而動，率直地抒發個人深沉浩茫的人生憂患意識，強調個體情感的深摯動人。從情感形式上說，魏晉文學重在緣物感興，把深摯的感情寓于鮮明的自然意象，善于將悲愴的感情形式化，審美化。

三、美在感悟——超越的生命意識

魏晉士人對自然的欣賞不只是把山水草木當作“移情”的對象，更是把山水草木當作平等的可以進行心智交流的對象來看待，他們借自然感悟人生，超越現實，追求“自然”的生活，心靈的自由，乘運委化，天人合一。

魏晉士人寄情逍遙于山水，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任真自適，最大限度地滿足對自由人生的憧憬。《世說新語•識鑒》載，張季鷹被任命為齊王的東曹掾，住在洛陽，看見秋風吹起，于是想起家鄉吳地的菰菜羹、鱸魚膾，于是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命令御者駕起車馬就回歸故鄉了。張翰憂患備嘗，成敗毀譽，均不足縈懷，只求能得到使人生適意的菰菜羹、鱸魚膾、一杯酒。這正是當時魏晉士人一種普遍的人生態度。張季鷹等魏晉士人不為外物所役，不為名利所羈，莫不以心靈的自在自適為貴，渴望沉浸于明山秀水之中，獲得寧靜的精神天地，忘掉世俗的紛擾。

對魏晉士人來說，徜徉在自然山水中不僅可以獲得自由的生命情調和個性精神，而且可以從中體味自然的生命韻律而忘卻自我，心靈與萬化冥合，達到與自然渾然一體。嵇康于“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無拘無束悠閑自得的情景中，忽有所悟，心與道合，“我”與自然融為一體。這“既是對于道的了悟，又是一種審美，一種對于寧靜的美的體驗”。阮籍寧愿“與造化為友，朝餐陽谷，夕飲西海，將變化遷易，與道周始”（《大人先生傳》）。由此可以看出，與自然同體，逍遙游放的高情遠趣成為魏晉士人最美妙的追求。在魏晉文學中自然景物高度主觀化，心靈化了，魏晉士人于這種主觀化心靈化的自然中，忘掉了世俗的紛爭，實現了對個體有限生命的超越。士人們完全融入到自然中去了，心靈與自然交融在一起，人的自然性得以重現：“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陶淵明《歸園田居》其一）“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淵明《飲酒》其五）在陶淵明的世界里，村落、炊煙、田野、月色、山澗、樹木都和人的心靈相通，安靜的山野間生活，一切都是那樣的自然，是那樣的合理，那樣的真實，那樣的永恒。人也在這和諧的大自然里自得自足，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以陶淵明為典型代表的魏晉士人暫時擺脫了官場和政治紛爭的騷擾，忘卻了痛苦和不快，精神與肉體也同時獲得了自由和解放。此時，“外在的世界消失了，只剩下一顆通體澄澈的審美的心靈，而這顆心靈也沒有了外在的堤防與界限，已與自然融合在一起，在大化流行中自然而然地運行。”在魏晉士人看來，惟有到大自然中去尋求山水之趣、田園之樂，方能使自己的精神獲得慰藉，使自己的人格保持完整，擁有一份超脫通達的心境，尋找到人生的自由天地，將超然的心境在悠遠無際，廣袤無垠的自然中升華到“道”的境界，從中領會人生的真諦。公務員之家:

在心靈與萬化冥合的狀態中，不是自然萬物融化于人的心靈，而是人全身心地融于天地之中。人放棄了自己的社會、倫理身份，也放棄了欲望，回到天真自然的狀態，與自然萬物融洽無間，人與自然各歸其本然，各得其自然，呈現出一幅生動活潑的和諧圖景。人在對自然的靜觀中體味自然之真，也反觀自我，發現自我之真，讓心靈回歸自然。在真正的自然審美體驗中，在與自然的默契和交流中，人對生命的領悟質樸而又深邃，“人的內心世界、人的生命情致與宇宙萬物形成了一種意趣深遠、回味悠長的呼應。人不再是孤立地、僅限于其本身地思考生命存在的意義，而是在與山水中存在的某種精神意蘊、生命韻律中來感應人的存在。”

在魏晉文學自然審美生命意識的內涵構成中，自然的聲、色、形等感性形式是自然審美的基礎，其內核是自然的感性形式所體現出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創造力，其中蘊涵著魏晉士人對大自然的深深眷戀，對于自然之美的盡情體味。而自然審美的最動人之處是魏晉士人借自然表達出來的智慧與深情，它是以人生深悲為基礎的深情之美。至于自然審美超越的生命意識則是魏晉士人在哲理層面上對宇宙中自然生命意義的一種感觸和領悟，它是士人們感傷之情的升華，更是對現實的審美超越。但審美超越不是徹底放棄感情，有時這種超越恰恰是對人生痛苦無可奈何的委順與悵然，是由極度的痛苦和無奈凝聚成的一種極度靜謐超然的存在狀態，實質上是一種更具普遍意義的感傷。

參考文獻

①李昌舒：《郭象哲學與山水自然的發現》，《復旦學報》，2006年第2期。

②吳中杰：《中國古代審美文化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頁，第426頁。

③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頁。

④冷成金：《中國文學的歷史與審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