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范文10篇

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在《中國思想通史》中就說：“一千年來王安石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好像一個謎似的，為人們所不理解”。封建的學者把他看做‘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異端，而資產階級學者則把他捧到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個為資本主義世界設計的大人物。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引來了如此天壤之別的評論，不僅同王安石其人及其變法措施所帶來的爭議有關，更同時代的發展，歷史的演繹有著密切的關系。在這里暫且拋開王安石其人、其事不談，只就王安石變法之歷史演繹及其原因作一個簡單剖析。

一、歷史上對王安石變法的幾次演繹

（一）南宋至晚清，絕大多數史學家認為王安石變法“禍國殃民”，是北宋亡國的元兇晚清前800年多年中，對王安石變法的主流評價散見于各種有關宋神宗朝史實的記述中，例如范沖等人修定的《神宗實錄》；宋孝宗朝由李燾、洪邁等人修撰的《四朝國史》：元朝史臣編修的《宋史》。這三部官修史書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評議不論是史實還是觀點都是一脈相承的，即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作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則視為興利之道“弱民興利”。這些觀點的出籠是和當時的政治斗爭綰結在一起。北宋末年，女真族貴族建立的金政權滅遼之后，又發動了北宋戰爭，宋徽宗不敢承擔歷史的責任，匆忙讓位于宋欽宗。宋欽宗為了挽救安危，爭取人心，首先貶竄禍國殃民的蔡京集團。因為蔡京不僅營私舞弊，貪污腐化，殘害忠良，而且還自稱是王安石的弟子，打著王安石的改革旗號繼續進行所謂的“改革”，所有后來人們在檢討北宋危亡的原因，以確定由誰來承擔造成國破家亡的歷史罪責時，自然而然的把責任推到了王安石身上，認為王安石是歷史的罪人。

（二）20世紀前半葉，梁啟超為王安石變法翻案，稱“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對王安石變法評價的轉機出現在近代，當時國人面對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急欲變法而“富國強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評價。對王安石評價最高者莫過于梁啟超的《王安石傳》。梁啟超稱王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頃之陂，其氣節岳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弊，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設施之事功，適應于時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傳諸今日莫之能廢，其見廢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東西諸國行之而有效者也。嗚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他把王安石變法中的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還認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币谎砸员沃?，梁啟超用社會主義學說類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稱為社會主義學說的先行者。梁啟超如此拔高古人，究其緣由，在于梁啟超在政治上的改良主義主張。

（三）1949年—1978年，當時的主流看法稱“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是法家杰出的代表人物49年以后，歷史研究要為政治服務，階級斗爭學說占據了整個學術界。于是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局面也為之大變，一路的水漲船高。一是有了列寧的那一句“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的評價在前，對王安石的評價就只能高不能低，否則就是研究者犯了路線方向性錯誤。其中標志性的作品有宋學大師鄧廣銘先生寫《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和漆俠先生的《王安石變法》。兩位先生的研究基本奠定了當時對荊公研究的基調。其后，隨著轟轟烈烈的時代到來，根據上意，一部中國古代史，就是儒法斗爭的歷史，法家代表進步、革新，儒家代表落后、保守，王安石主張變革，自然是法家代表，于是對其人及變法運動更是不得有絲毫批判。荊公被奉為“尊法反儒”的典范，在“批林批孔”一批“”的宣傳班子，專門為“”篡黨奪權制造輿論，藉此攻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而一些專家、學者也因經受不住強大的政治壓力，違心地跟著撰寫了一些著作和文章?？傊?，中的王安石如同坐上了蓮花寶座，儼然成為中國歷史上“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

二、不同歷史演繹的原因分析

摘要本文從“改革策略”、“改革步驟”、“改革者的地位與權限”、“和同僚的關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個方面,論述了王安石變法與張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關鍵詞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成效

北宋和明朝進入中葉后,都面臨著“積貧積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張居正就是在這種相近的背景下各自進行了變法與改革。但是,將王安石的變法與張居正的改革進行比較,則王安石變法的成就不能與張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論。

王安石變法之時就遭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反對,以失敗而告終。后世學者對王安石變法也褒貶不一,可作為王氏變法不如人意的佐證。①

與王安石變法不同,張居正任相之時改革卻得以全面推行。雖然張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條鞭法”外)被明神宗廢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誣劾而被削官奪爵;但到萬歷末年,人們認識到改革的益處。因此,他的文集問世后,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無不對其改革稱許有加,認為在他執政的“十余年間,海宇清晏,蠻夷賓服”,②并把他譽為“救時宰相”。③天啟朝,廷臣開始為居正鳴冤。于是熹宗下詔“復(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禎朝,居正父子官復原職,尚書李日宣等更稱:“故輔居正……肩勞任怨,舉廢飭馳,弼成萬歷初年之治。其時中外義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雹芸梢姀埦诱运母母锞褛A得后世對他的追思與懷念。這是王安石變法失敗后所沒有的。

盡管王安石和張居正都是為了救弊圖興而進行的改革,他們的改革卻產生了迥異的社會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借“名言”導名家變法

課堂導學是一門藝術，一個好的導入，可以激發學生的興趣和求知欲。正如有人說“：好的導學等于教學成功了一半。”選修課的導學有其特殊性。由于選修教材各專題各章節的內容相對獨立，前后沒有必然聯系。因此在設計《王安石變法》一課導學時，為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突出教學重點，本人選擇了緊抓變法的精髓所在。本人引用了2008年“首屆夏季達沃斯論壇年會”開幕式上總理回答“關于全球性的領導者最應該具備什么樣素質？”時的回答。他說“：5年前，我曾面對大家立過誓言‘：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裉煳疫€想加上一句話，就是‘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洆涞奶岬搅送醢彩叭蛔恪闭摂?，非常巧妙地講出了作為領導要有改革精神。所謂“天變不足畏”指的是對自然界的災害不必畏懼；“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對流言蜚語無須顧忌；“祖宗之法不足守”指的是前人制定的法度若不適應當前需要甚至阻礙社會進步，就要修改甚至廢除，不能盲目繼承效法?！叭蛔恪奔仁峭醢彩兎ǖ木裰е?，也是他的思想武器，人們常引用這句話來表達一種不斷革新的精神。溫總理認為，未來的中國只要一如既往地沿著王安石所提倡的這種不畏、不恤、不守的改革精神走下去，中國一定會再次崛起，讓全世界刮目相看。由溫總理借名家名言談改革導入北宋的王安石變法，自然、貼切。它既關注到時政熱點與政治學科的緊密聯系，又能借鑒岳麓版教材的優點，彌補人民版教材的不足，實現了不同版本教材內容的取長補短，從而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二、引“詩詞”知變法艱辛

在教學中，本人嘗試從王安石的詩詞中去尋找變法的蹤跡，從其不同時期創作的《北民》《元日》《商鞅》和《梅花》四首詩入手，再現變法的艱辛歷程。首先，引用變法前王安石所作的《北民》一詩：“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老小相攜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過者無顏色。汝生不及貞觀中，斗粟數錢無兵戎。”教師引導學生從詩中了解變法前北宋社會和人民生活的現狀，由學生回答、教師補充，得知河北民的六苦：養家苦、賦稅苦、邊患苦、災害苦、徭役苦、南逃苦。接著讓學生結合所學知識思考當時社會存在的主要問題。學生可以從北宋中期的“三冗”問題入手，知道由于官僚機構的膨脹和軍隊數量的龐大，造成了“冗官”、“冗兵”，“冗官”、“冗兵”又導致財政赤字，從而出現了“冗費”?！叭摺眴栴}導致國家的“積貧”和軍隊戰斗力的“積弱”，于是北宋中期統治危機四伏?！侗泵瘛芬辉娗∧艹浞煮w現作者的憂患意識，也為其日后改革提出了一條思路：解決農民負擔，增加財政收入，增強軍事力量，穩定社會局面。接著，引入王安石的另一首詩《元日》：“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薄对铡穼懹诟母镩_始，詩句輕松明快，讓人誤以為詩句寫的只是春之喜慶。此時教師要引導學生思考，詩中“新桃”暗喻什么？“舊符”又指什么？詩中的“新桃”實指新的改革，“舊符”則是舊局面的比喻。王安石既是政治家，又是詩人，他的不少描景繪物詩都寓有強烈的政治內容?！对铡肪褪峭ㄟ^對新年元旦新氣象的描寫，抒發作者執政變法、除舊布新、強國富民的抱負和樂觀自信的情緒。在介紹王安石變法措施時，教師可以設計若干小問題，如變法內容中哪些措施能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哪些措施能減輕農民負擔？哪些措施有利于農業的發展？哪些措施觸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讓學生討論，逐一分析，得出回答。緊接著，又引用《商鞅》一詩：“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边@首詩給人凝重感，讓人壓抑。本人著重以最能兼顧國家和民眾利益的青苗法為例，讓學生思考該法實施的最初設想，是否達到預期效果及其原因。王安石變法規定：在青黃不接時，國家借貸農民利息的標準是年息兩分，即貸款一萬，借期一年，利息兩千。王安石最初設想是通過青苗法來減輕農民負擔，既可以保證農時，又可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然而在實施過程中，由于地方政府層層加碼，原本給農民的低息貸款，變成了一種官府壟斷的高利貸，有些地方借貸利息竟高達原來的35倍！利息高不說，手續還麻煩，每道程序都要受到貪官污吏的敲詐盤剝，結果老百姓的負擔不但沒有減輕，反而加重了。正如司馬光所言，“不取諸民，將焉取之？”由于變法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反而觸犯了許多官僚、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他們強烈反對，變法阻力重重。面對壓力，王安石沒有退縮，而是自我激勵，要以商鞅為師。這充分體現了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體現了他的政治改革勇氣和不屈精神。最后，再引出王安石晚年的詩作《梅花》：“墻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薄睹坊ā芬辉~是作者心境的寫照，這時王安石已從政壇上下來，不問政事，也不能問政事，于是醉心于風景之中。外人稱其高雅超脫，其實只有他自己知道，這不過是無奈的人生裝飾?！傲韬氉蚤_”，恰是作者遠離政治，晚年獨處的真實寫照。而“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卻反映出作者在處境最艱難最無奈時，仍沒有改變自己的政治主張，保持“孤芳不變”，保持著政治家應有的一種高尚節操。

三、擬“評說”思變法得失

對于王安石變法的評價，歷來都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是晚清以前近800年，人們評價王安石變法是“禍國殃民”，認為各項新法是聚斂之術；二是梁啟超在20世紀初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還認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本人擬用前人對變法的不同觀點來突破本節課難點，可以讓學生聯系實際，結合所學知識，尋找到一把解惑的“鑰匙”。關于人物評價，本人注重學法指導，先讓學生回顧必修Ⅰ中學過評價歷史事件的方法，如太平天國運動的評價、辛亥革命的評價等，指出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評價的主要標準：一是看是否順應歷史潮流的發展；二是看是否符合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愿望；三是看是否推動生產力（或經濟）的發展。對照三條評價標準，讓學生做到有理有據，觸類旁通、舉一反三。從王安石變法的背景來看，當時的主要問題并不是生產關系能否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問題，而是階級矛盾異常尖銳的問題，這就決定了王安石變法的性質不可能是生產關系的調整，而只能是社會關系的調整。從材料可知，長期以來前人對王安石變法都是否定的，認為他是“禍國殃民”，而到了近代，梁啟超一改數百年對變法的否定，充分肯定了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保甲法等措施，認為“今世歐洲諸國，其所設施，往往與荊公不謀同符”。梁啟超對王安石變法的肯定，是因為梁啟超等人主張變法、改良圖強的思想是與王安石富國強兵的思想一脈相承的，這已成為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要求改變屈辱現狀，學界形成的一種共識，也成為20世紀前半葉的主流觀點。因此對人物事件評價，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客觀地評價。

摘要:在社會矛盾日趨激化的北宋中期,變法圖強是當時士大夫的共識。然而,變法圖強的理想卻由于當時儒學內部存在的“學術不一”的現象而破滅,由此引發了北宋新舊黨的對立。圍繞王安石變法而進行的“義利之辨”,凸現了新舊兩黨在倫理道德與功利關系問題上存在的具體分歧,也顯示出“學術不一”給北宋中后期政局帶來的惡果。

關鍵詞:義利之辨;北宋新舊黨爭;學術不一

論史者恒以宋之黨禍比于漢唐,實則其性質不相同。新舊兩黨各有政見,皆主于救國,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張各異,遂致各走極端?？v其末流,不免于傾軋報復,未可純以政爭目之。其黨派分立之始,則固純潔為國,初無私憾及利祿之見羼雜其間,此則士大夫與士大夫分黨以爭政權,實吾國歷史僅有之事也。①在古代中國歷史上,北宋新舊黨爭有著其獨有的特點。新舊兩黨指的是因王安石變法而分裂成的兩大陣營:以王安石為代表的主張變法圖強的所謂新黨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反對王安石新法的所謂舊黨。上述所引柳詒徵先生的一番論述揭示了北宋新舊黨爭區別于專制社會中以往歷代朋黨之爭的不同之處,其關鍵在于“各有政見”,“蓋漢之黨人,徒以反對宦官,自樹名節為目的,固無政策之關系。其與之為難之宦官,更不成為敵黨。唐之牛僧孺,李德裕雖似兩黨之魁,然所爭者官位,所報者私怨,亦無政策可言。固雖號為黨,而皆非政黨也?！雹趧t北宋新舊黨爭本于“政見之爭”也。這一點,身處其中的宋人也是有所覺察的。《文獻通考•選舉四》曾引王安石之語云:“今人材乏少,且學術不一,一人一義,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為,異論紛然,莫肯承聽。”③徽宗即位之初,大臣李樸在總結熙寧以來朋黨之爭的原因時就說:“熙寧、元豐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后乃更執圓方,互相排擊?！雹苣敲?新舊兩黨政見不同在何?全面回答這個問題,不是本文所能負擔。本文僅試圖以王安石變法中的“義利之辯”為中心,從“學術不一”的角度來分析北宋新舊兩黨的對立。⑤

一

義利之辨由來已久,它是中國思想史上關于倫理道德與功利關系問題的論辯。所謂義,一般指與禮制緊密相關的封建道德規范。所謂利,泛指利益,主要是人們的物質經濟利益。儒家傳統的義利觀是“重義輕利”?？鬃釉凇墩撜Z•憲問》中首先提出:“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要求人們“見利思義”,“義然后取”。此后,孟子發揮了孔子的重義輕利思想,《孟子•梁惠王上》云:“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荀子則認為:“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

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⑥至董仲舒“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⑦的觀點出現后,儒家“重義輕利”的“義利觀”基本奠定?？梢?儒家傳統的義利思想有兩個層次,一方面主張義利兩有,承認人們求利欲望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祟尚重義輕利,給生財取利的行為進行道德評價;其中,后者是其強調的重點。因此,儒家是“諱言利”的,非常重視經濟利益的道德價值,賦予經濟活動道德評判的標準。執政者能否正確處理義、利關系,歷來被儒者認為事關國家的治亂安危。

在中國古代的知識體系中，有一些關于自然的特殊知識，被稱為“天文”和“災異”。“天文”大多是指各種奇異的天象，如日月食、彗星流星、客星新星、五星會聚之類，也包括一些古人誤認為是天文現象的大氣現象。古人以為，這些天象的發生，常常預示著人世間將要發生變故，因而往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因此，“天文”實際上就是一種占星術。除了奇異天象之外，自然界還有許多發生在大氣中或地上的奇異現象，如雷電、風暴、水旱、地震、潮汐、瘟疫、蝗災之類。這些現象大都帶有災害的性質，所以被稱作“災異”。同樣，“災異”的發生，也常常被視為是反映了國家治理上的得失，所以“災異”現象在中國古代也受到非常的重視。既然重視，中國古代就特別注意對“天文”和“災異”現象的觀察，留下了許多記錄，保存在歷史、類書、占星術、博物志、皇朝實錄、筆記小說等各種各樣的古代文獻中。例如，中國最早的編年史《春秋》中就記有32次日食；歷代的“正史”大多有專門的“天文志”或“五行志”，記錄奇異天象和其它“災異”現象，并記述有關的事應。

中國古代關于“天文”“災異”的記錄，不僅源遠流長，而且數量大、可靠性強，具有系列長、連續性好、內容多樣等特點，因而為當代的自然科學的一些學科提供了寶貴的歷史數據。最有名的例子在天文學上，席澤宗等人對中國古代“客星”記錄的整理與研究，為現代天體物理學上恒星演化理論提供了極有力的證據。另外還有日月食、五星掩犯、流星雨等記錄也引起了現代天文學上的興趣。在氣象學上研究氣候長期變化、在地震學上預報地震、在醫學上研究環境與流行病的關系等等，都可能從這些記錄中發現有用的證據，所以有人提出“歷史自然學”的概念，就是指這種利用歷史上關于“天文”“災異”等自然現象的記錄來進行相關自然科學的研究。[1]

盡管這樣的研究很有意義，但它不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的興趣還是在于“天文”“災異”之學與社會政治的關系。古人記錄觀察和記錄這些現象，其目的肯定有別于現代相關的自然科學，也不是為后人所謂的“歷史自然學”提供數據。就算是提供了有用的數據，也是在古人意料之外，不應被看作是古人從事這種知識活動的目的。本文要探討的問題是：中國古代為什么對“天文災異”這種知識這么重視？古代對“天文災異”有什么樣的論說？這種知識活動與社會政治之間有著什么樣的關系？

這些并不是全新的問題，其實在中國天文學史的研究中，這樣的問題早就提了出來。李約瑟(JosephNeedham)早就提出中國古代天文學具有“官方”性質，因而在儒家政治統治力極強的官僚社會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席文(NathanSivin)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就強調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政治學目的。后來有更多的學者，如古克禮(ChristopherCullen)、黃一農、江曉原等都對中國古代的“政治天文學”有所研究，其中江曉原的《天學真原》一書，是對這一問題進行系統闡述的嘗試，著重討論“天學”[2]與社會、文化的關系。這些研究為我們研究“天文災異”之學提供了一些思路，本文將進一步從科學社會學的角度對歷史的真實情境做一點具體的、經驗性的研究。

本文將探討北宋時期關于“天文災異”的論說。北宋時期中國社會經歷了重大的經濟與政治改革，社會思想發生著重要的變化。北宋重文輕武，文人得到重視，可以通過科舉進入統治階層。士大夫對國家盛衰安危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希望通過革新政治來改變國家“積弱積弊”的局面。為了推動改革，北宋的士大夫們想到了從當時的主要學問“經學”中去找思想依據，提出了“通經致用”的學術理想。“天文災異”學說也是傳統經學中的一部分，因而在新的學術思潮下必有新的表現。北宋時期的統治階級內部的政治斗爭，主要表現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權力斗爭，這在王安石新政時期表現尤為突出。改革派支持改革，保守派反對改革，雙方都要在思想學術中為自己的主張找到依據。其中一種表現是，他們都對“天文災異”進行論說，都在特殊的政治形勢下利用特殊的“天文災異”現象為其政治行動服務。本文將首先討論“天文災異”之學在古代知識體系中的位置，說明為什么這種知識活動會被認為是一項重要的學術活動。其次，本文要討論在北宋的思想運動中，經學風氣的變化，人文世界觀的變化，使“天文災異”論說產生了什么樣的變化。最后，我們要通過王安石變革過程中一次彗星天象所引起的關于新法的種種非難和辯護，討論“天文災異”之學與社會政治的關系。

一、天文災異的學術傳統

考點指南

1.北宋的建立與中央集權制度的加強

識記北宋的建立和五代十國分裂局面的結束;從目的、措施(軍事、行政、財政、司法、科舉制等)、影響(正面積極作用和負面消極作用))等方面掌握、理解北宋中央集權制度的加強。

2.北宋中期的社會危機和改革

分析北宋中期出現社會危機的原因、表現;掌握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措施(內容)、結果;理解王安石變法的影響與失敗的原因。

重點和難點精析

隨著新課改在陜西省展開，教學內容和方式都進入全面改革時期。新課改對學生的學習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于歷史學科而言，改變傳統的作業形式很必要。過去采用的作業模式像“死記硬背”、“題海戰術”都無法滿足新的要求；教師強制性布置作業，學生機械完成任務的狀況也對學生學習能力的提高不利。因此，探索一種歷史作業的新模式成為新課改背景下的必然需求。

手抄報是一種內容更豐富、表現形式更加多樣化的作業形式，用手抄報的形式來總結一個專題的內容，能夠使學生對所學知識進行總體認識并深化他們的認識，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并培養自己獨立的學習概括能力、暢所欲言發表看法和評價。此外，相對于傳統的作業形式，手抄報這種新形式可以提高學生多方面的綜合能力。在制作手抄報的過程中，對學生收集和整理信息、合作解決問題、版面設計、書畫能力都有著很高的要求。以學生制作《王安石變法》的手抄報為例，全班同學進行分組學習研究，此法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合作能力和競爭意識，也能夠讓每一位同學都有機會均等參與其中，展示才能。

首先，要對本組制作的手抄報有個整體的規劃。同學們要在對所學內容進行概括整理的基礎之上，擬出框架，并合理的進行拓展延伸，利用課外的資料包括歷史背景、歷史故事、圖片等，豐富和充實歷史事件、深化主題。在此過程中，教師要給予學生必要的指導，幫助學生對知識進行總結提煉，理清思路，突出重點，指明研究的方向。例如王安石變法這一歷史事件大致可以劃分出以下幾個部分：變法的歷史背景、變法的措施、變法的結果，以及結果出現的原因、對變法的評價、變法對于今天的意義等。學生可參考這樣的思路，對知識自主地進行梳理，確立好手抄報的總體格局。

其次，即是“按圖紙施工”，將規劃付諸行動，在此過程中，同學們可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用豐富多彩的表現形式來闡述歷史史實，并發表具有個性化獨到見解。學生在這一過程中，探索出了不同的方式，既完整清晰地表達了觀點，又不乏生動有趣的氣息，能讓他們對所學的內容記憶深刻。例如學生制作的一份關于王安石變法的手抄報，用“朝廷宣傳標語”的方式，展現變法的措施，如關于理財的農田水利法“興修水利開墾荒地，農田增產福澤百代”，關于強兵的保甲法“兵農合一齊護治安，兵將互助共御外敵”，關于取士的改革“改科舉、整太學、聚斂人才；求發展、倡務實、惟才用人”形象生動地說明變法內容，且展現了學生們不俗的語言功底和概括能力；他們引用王安石的詩句來說明變法成果：變法前“悲秋白日天地昏，路旁過者無顏色”，變法后“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去皆種黍”，肯定了變法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果；他們還引用“兩宮太后向神宗控訴變法圖”來揭示變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守舊勢力的阻撓。

再如學生制作的另一份手抄報，將變法的歷程用“時事新聞”（變法措施）、“人物訪談”（王安石談話錄—展示變法的起因和變法中遇到的種種阻力）、“深入剖析”（提示變法失敗的原因），“歷史縱橫”（王安石變法與商鞅變法的比較）、“明鏡之鑒”（變法帶來的啟示）幾個模塊組合起來，完整地展示了變法的歷史事件和框架，生動而準確。這些豐富多彩的表現形式，充分表現了學生對知識的掌握和熟練程度，同時對他們深化認識提供了良好舞臺。在這一過程中，合理地分配任務與充分地集合民智尤為重要。

最后的任務就是合作匯總，修改補充，并通過學生們的書畫能力豐富片面內容。張貼各小組的成果，進行交流討論和完善總結。手抄報的作業形式，是在新課改理念下，為轉變學生學習觀念和學習方式的一種作業形式的嘗試，在學生們幾次實踐的過程中，它再現出了超越傳統作業的新優勢。手抄報的形式，改變了以往學生作業的“題海戰術”，大大增加了學習的趣味性，不僅如此，它還拋開了枯燥的問答形式，以一種生動的模式對學生的學習狀況進行考察，包括對知識的掌握和熟練程度、組織和概括能力、準確把握知識重心的能力、提出自我觀點和作出個性評價的能力等，并且更容易讓學生在“做作業”的過程中查漏補缺，對知識的了解和掌握更加深刻和牢固。這些優勢都是傳統的作業形式無法達到的。此外，它對學生的綜合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符合新課改的理念，值得進行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

一、熙豐興修水利的勞力問題

在興修水利上，最棘手的問題是資金與勞力。這幾乎是所有水利建設都要遇到的難題。正如曾鞏所說：“至于修水土之利，則又費材動眾，從古所難?！盵1](卷13《越州簽湖圖序》)先看勞力問題。水利建設，一般工程比較浩大，歷時較長，需要勞力多。據史載：堵塞黃河小吳口，計役314．4萬工；[2](P7634)開漳河用700萬工日、滹沱河八九百萬工日。[2](p6275)如此浩大的工程，自然需大批勞動者。郟亶籌劃蘇州一項水利工程，需歷時三年，預計用20萬勞力。[2](P5960)①修二段河，“所聚人夫十余萬”。[2](p5576)元豐六年(1083)，治理洪澤河，預“計工二頁五十九萬七千，役民夫九萬二千一月，兵夫二千九百兩月”。[3](《方域》”之10)水利建設常常受到自然條件和生產條件的制約，需要避開汛期和農忙季節。故興修水利通常要集中勞動力、集中勞動時間，在當時落后的生產力條件下，其難度與勞動強度可想而知。如何因民所利而興利，是擺在宋神宗、王安石面前的一件大事。

王安石變法時期，采用了募役、差調并重，有償勞動、無償攤派相結合的辦法，鳩集農田水利建設勞動力。具體說來，有以下幾種情況：

1．利用軍隊號稱宋代募兵之一的廂軍，是代民充任雜役的各種專業兵的總稱。章如愚說：“古者，凡國之役；皆調于民。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作營繕，民無與焉?！盵4](后集卷41《兵制門·州兵》[5](p4639)一般無征戰的廂軍，“名額猥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5](p6466)其中番號為“堤防”、“堰埭”的廂軍，應屬于專門興修水利的專業兵。據《宋史·兵志》載：建隆以后的200多個廂軍番號中，駐扎于成都的防河兵、杭州的“捍江都”兵、通州、泰州的“捍海”兵，[5](p4658,4664)從字面上看應屬于水利兵。宋仁宗景祐(1034～1038)中，浙江“置捍江兵士五指揮，專采石修塘”，“每指揮以四百人為額”，至南宋理宗寶祐三年(1255)尚有300人。[5](p2396、2397)在宋神宗熙寧以后的廂軍中，“關河”、“廣濟”、“堰軍”、“捍江”(3指揮)、“防河”等番號也都是水利兵。[5](P4672,4680,4684,4690)在熙豐時期，上述專業水利兵當然要參與水利建設。熙寧三年(1070)八月，宋神宗批示：天下水利興修所役過“若干兵功”，歲終應呈報司農寺。[2](p5224)次年，開修漳河，“役兵萬人”。[5](p2351)熙寧六年，樞密院誣奏：“淤田兵多死，每一指揮，僅存軍員數人”。經查，“死事者數不及三厘”。[5](p2371)熙寧九年，修御河用廂軍“一千七百余人”。[5](p2356)熙寧十年七月，據文彥博報告：曹村護理黃河的埽兵士多在“別處占使”，“見在只有兵十七人實役”。[2](p6942)參與興修水利的廂兵，除了專業水利兵外，應當包括臨時調遣的非專業廂軍。元豐二年(1079)，調發壯役兵2000，京東廂軍1000，濱、棣二州修城揀中崇勝兵5指揮，共約5000人，赴洛口興工役。[2](p7220)次年，歲調“客軍”(即非專業兵)9000人，專門修治黃河、汴河等。[2](p7425)元豐六年春，堵塞曹村黃河口，有20萬兵參加。[6](卷15《塞曹村決河》)是役，當包括不少臨時抽調的非專業兵。

廂軍是宋代募兵的一種，是職業兵、雇傭兵，有薪水，靠國家供給養。因此，無論專設的水利兵或臨時差調的廂軍，都屬于召募性質。不過，由于史載不詳，無法知道熙豐時期有多少水利兵、有多少兵參與水利建設，成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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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導人是高中歷史教學的環節之一，其主要作用在于集中學生注意力，激發學生興趣，引出新課內容，對于實現有效教學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對于髙中歷史教師而言，課堂導入的方法及理念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值得深入探討。如何讓課堂導人更加高效是中學歷史教師必須掌握的教學技能之一。

一、巧用多媒體導入歷史教學

隨著信息化時代的高速發展，多媒體技術因其在呈現圖像、音頻、視頻資料等方面的巨大優勢已經在基礎教育中得以普及。歷史課堂導人環節巧用多媒體呈現多元素材，可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和積極性，髙效達成教學目標。如教學河姆渡與大汶口等遠古時期的文化時，可借助多媒體呈現相關遺址復原圖或文物圖導人教學，學生可以更直觀、形象地理解相關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教學開辟新航路時，可通過多媒體展示航路圖讓學生對航路圖和地緣關系進行分析、討論，再引人相關內容教學；教學中國近現代社會生活的變遷時，教師可搜集并播放如交通工具的百年演變等相關影像資料，這樣的導人不僅可以增加趣味性，同時可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

二、構建學習情塊導入歷史教學

分布式認知理論認為，認知不是個體頭腦內部的事情，知識的建構需要社會情境的支持，可見構建學習情境對高中歷史教學的重要作用。歷史事件的發生發展是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改變其中的一個或幾個條件，歷史事件可能呈現出不一樣的發展趨勢。因此，課堂導入中，可針對歷史事件構建虛擬的趣味情境，讓學生融人學習情境思考問題，隨之展開交流討論，實現對話教學視域下的及時反饋。如教學王安石變法時，可從變法內容引入變法失敗的結果，以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為背景向學生提出問題：如果你是王安石，會采取哪些措施來應對變法中出現的問題？這樣的情境導入，既融人了教學內容，也讓學生從反面（避免失?。┧伎迹兄趯W生增進對王安石變法相關內容的理解。學生思考之后，教師可以將意見相近的學生分為一組，分組展開辯論。在討論辯論的過程中，教師可以逐步滲透王安石變法的相關史實和歷史背景，如此一來可以讓學生在歷史情境中學習思辨，達到有效教學的目的。

三、借助輔助元索導入歷史教學

署名蔡琰的《胡笳十八拍》是中國古代一首重要的詩歌，在后世引發了一系列的模擬作品，如唐劉商，宋王安石、李綱、文天祥等人都有擬古詩《胡笳十八拍》流傳到今天。在這一系列作品中，只有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視，其余幾種都很少甚至還沒有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在把握蔡琰《胡笳十八拍》的基礎上，對這些同題擬作進行研究，不僅是對《胡笳十八拍》研究領域的拓展，而且有利于揭示《胡笳十八拍》系列作品的發展特點和規律，以便把相關問題的研究推向深入。

1蔡琰《胡笳十八拍》的文學價值

蔡琰是漢末著名學者蔡邕之女，博學多才，又妙于音律，但生逢亂世，頗為不幸。經歷了亡夫、喪父的遭遇后，又在漢末戰亂中被匈奴擄去，被迫嫁與左賢王，在那里痛苦地生活了十二年，并且生有二子。被曹操贖回后，她實現了重歸故里的夙愿，卻陷入骨肉分離的極度悲痛之中。蔡文姬命運多舛，作品也大多佚失。流傳至今署名蔡琰的作品僅有3首:五言、騷體《悲憤詩》各一首，琴曲歌辭《胡笳十八拍》一首。琴歌《胡笳十八拍》是一首長達1297字的敘事詩，敘述的正是蔡琰戰亂中被擄、胡地思鄉、忍痛別子歸漢的悲慘遭遇。最早收錄于郭茂倩《樂府詩集》，注明作者為蔡琰，朱熹將其收入《楚辭后語》。從唐代開始，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就逐漸受到關注，至現當代甚至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熱點，產生了很多的研究成果。僅筆者所見，就有文學研究討論專集一本，其余期刊論文約160篇。這些成果涉及的范圍很廣，如關于作品真偽的討論、關于其與音樂關系的討論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的成績。雖然關于《胡笳十八拍》的真偽尚存有爭議，但該作品的內容、價值、影響都是不容忽視的。其文學價值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1真實反映了蔡琰身陷匈奴的苦難經歷和豐富復雜的思想世界

蔡琰《胡笳十八拍》敘寫漢末戰亂中其被掠、沒胡、歸漢的悲慘經歷，抒發了難以遏止的悲憤?！案筛耆諏べ獾缆肺?，民卒流亡兮共哀悲……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第一拍﹚。其詩“通過個人不幸反映了時代人民的苦難，見證了個人與時代所共同經歷的巨大創傷”［1］，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現實生活?！笆卸馁獍肪?，去住兩情兮誰具陳”﹙第十二拍﹚，蔡詩凸現了其“別子歸漢”時的兩難抉擇和心中的悲痛苦楚，在返回故國和母子團聚的矛盾中，她萬般無奈割舍母愛，選擇了回歸故國的道路?！皳岜Ш鷥嘿馄抡匆隆徊揭贿h兮足難移”﹙第十三拍﹚，從母親的角度以第一人稱描寫非常情境中的母愛，真切再現了母子生離死別的悲慘境況和對親生骨肉難以割舍的母性情懷?！拔募w漢”這一千古佳話是其“愛國的赤子之心終于戰勝了母子間的私情……閃耀著崇高的民族精神的光芒”［2］。蔡琰忍痛別子歸漢的愛國之心和民族精神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人，愛國詩人杜甫、李綱、文天祥都深受其影響，其詩在飽經戰亂、充滿國仇家恨的宋代得到了空前的認同和接受。此外，蔡詩反映女性主題，以女性心理和女性視角敘述親歷事件，表現戰爭給婦女帶來的苦難，充滿強烈的女性意識和獨特的女性情感體驗，是女性文學中的不朽詩篇。總之，蔡詩內涵豐厚而深刻，沉痛描述了蔡琰苦難的人生經歷，道出了其心靈的聲音。

1．2開創了《胡笳十八拍》這樣新奇獨特的詩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