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范文10篇

【內容摘要】：隋文帝楊堅實現了南北統一,這與他積極發展生產,輕徭薄賦,在政治.經濟實行一系列改革分不開的,同時他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符合廣大人民的心聲和愿望.隋朝的統一是歷史不可阻擋的趨勢,因此,楊堅實現了南北統一,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

【關鍵詞】：統一改革隋文帝

隋文帝是一位有作為的皇帝,而他一生的最大的作為,就是結束了幾百年的南北分裂,從而使社會安定,經濟發展。那么他是如何實現南北統一的。

隋文帝楊堅,弘農華陰人,出身關隴士族。其父楊忠是北周的開國功臣,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大司空,封隨國公。楊忠死后,楊堅襲爵隨國公。其妻是大將軍孤獨信的女兒。楊堅的長女楊麗華為周宣帝的皇后,楊堅為大前疑,是北朝的核心人物之一。

隋文帝楊堅在北周王朝雖為累世顯貴及帝室姻親,但他的政治地位一直不牢,常受到當權者的嫉恨,幾次遇到喪失性命和全家遭禍的危險。周武帝時,宇文護當權,就曾屢次準備加害。齊王宇文憲執政期間,又曾建議把他除掉。宣帝即位,特別討厭楊堅,常常對楊后說：“必族滅爾家”。這些都因楊堅從容應付而安然度過險境。

后來楊堅為什么在北周終于成為舉足輕重,眾望所歸的人物呢?主要就是他在政治風云中,獨能順從民情,善于處理各種社會矛盾,對人民施行緩和政策,因而使各個階層從對比中,深感到他可以信賴,從而獲得民心。“宣帝時刑政苛酷,群心崩駭,莫有固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簡,躬履節儉,天下悅之。”①因而他能夠輕而易舉地奪得了北周的帝位,短期內擊敗了北周殘余武裝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的反抗。從581年代周到589年滅陳,隋文帝更加致力于社會政治和經濟各方面的改革,到滅陳前夕,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史稱平陳時,隋王朝的經濟情況為：“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災,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于路,晝夜不絕者數月”。社會秩序的狀況良好。

一、此道詔書的背景

據《資治通鑒》記載，隋文帝這道詔書的時間是開皇三年(583)四月。《隋書》卷八十四《北狄·突厥傳》將詔書的背景作了簡要敘述：

沙缽略勇而得眾，北夷皆歸附之。及高祖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治所在令遼寧省朝陽市)刺史高寶寧作亂，沙缽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在今河北省撫寧縣境內)。上郲緣邊修保鄣，峻長城，以備之，仍命重將出鎮幽(治所在今北京市)、并(治所在今太原市)。沙缽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缽略。由是悉眾為寇，控弦之士四十萬。上令上柱國馮昱屯乙弗泊(大概在今青海省或甘肅省的中西部)，蘭州總管叱李長又守臨洮(治所在今甘肅省岷縣)，上柱國李崇屯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迭奚長儒據周槃(地址不詳，馬長壽先生認為周榘在隋宏化縣界內)，皆為虜所敗。于是縱兵自木硤(又名木硤關，在今寧夏固原西南，扼隴山之口)、石門(在今寧夏固原西北九十里左右的須彌山)兩道來寇，武威(治所在今甘肅省武威)、天水(治所在今甘肅省禮縣東)、安定(今甘肅省涇川)、金城(令甘肅省蘭州)、上郡(治所在今陜西省富縣)、弘化(治所在今內蒙古鳥審旗西南)、延安(治所在今陜西省延安市東北)六畜成盡。天子震怒，下詔曰……

顯然，隋文帝下達的這道詔書，是基于隋朝與突厥之間已進行多年的戰爭。

突厥是北魏時期興起于我國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之一，木桿可汗在位時逐步強大起來，“遂擊茹茹，滅之，西破挹怛，東走契丹，北方戎狄悉歸之，抗衡中夏”。到陀缽可汗在位時，突厥已擁有兵馬數十萬，對處于對峙狀態的北齊、北周政權構成了極大威脅。為了增加與對手抗衡的籌碼，周、齊統治者爭相“交結突厥，以為外援”。他們交結突厥的方法大致相同，主要是和親與輸送大量財物。“朝廷(北周)既與和親，歲給繒絮錦彩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他們不惜“竭生民之力，供其往來，傾府庫之財，棄于沙漠”。周齊的做法，使突厥統治者益發驕橫，更加輕視中原人民。每當突厥南侵之時，周、齊兩國為保存實力均采取避戰態度。開皇初年，隋將李充對此提出過嚴厲批評：“周齊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為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

隋朝代周以后，隋文帝認為周、齊皇帝爭事突厥的做法是“以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也”。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于耕織”。隋文帝維護中原人民利益的強硬政策，使突厥貴族極為不滿，進一步激化了隋朝與突厥的矛盾。在北周千金公主的煽動下，突厥沙缽略可汗與隋朝營州刺史高寶寧再次聯合，開始對隋朝西部、北部邊境大舉進犯。面對突厥的強大攻勢，隋文帝君臣采取了積極的軍事和外交政策，于開皇三年三月初，任命在抗擊突厥入侵的戰爭中戰功顯赫的上柱國達奚長儒為“蘭州總管”，調遣“涼州總管孤獨羅、元州總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兵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隋文帝這些措施不僅加強了西北地區的軍事力量，也統一了各軍的指揮。四月初，“衛王爽破突厥于白道(約在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行軍總管陰壽破高寶寧于黃龍(今遼寧省朝陽市)”。軍事上的局部勝利，使隋軍逐步扭轉了戰略上的被動局面。經過長期的英勇奮戰和外交努力，到開皇三年(583)四月，隋朝基本上完成了反攻的各項準備，于是隋文帝這道詔書激勵各軍將士對突厥進行決戰。

論文關鍵詞：開皇三年；隋文帝；《隋史新探》

論文摘要：在《隋史新探》一書中，金寶祥先生等人引用了開皇三年(583)四月隋文帝的一道詔書，引文是“東夷諸國，僅挾私仇，西戎群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徙，切齒磨牙，常伺其便”。并由此而得出結論，開皇初年“高麗、契丹、突厥、吐谷渾等北方草原各族，從東至西己對隋構成了一個具有嚴重威脅的弧形包圍”。這道詔書載干《隋書》卷八十四《北狄·突厥傳》，從中可以看出隋文帝此詔是基于隋朝與突厥歷時多年的戰爭。將詔書的背景和內容進行分析后可以發現，金寶祥先生等人的觀點有值得商榷之處。

金寶祥先生等人為了論證“煬帝對高麗決戰的根本目的在于打破以高麗為首的北方草原強大弧形包圍”的觀點，在《隋史新探》一書的第三章第三節的第一部分專門論述了隋朝“對高麗決戰的歷史條件”，其中引用了《隋書》卷八十四《北狄·突厥傳》記載的隋文帝的一道詔書中的幾句話，并據此而闡述了他們的觀點：

開皇初，隋文帝曾了一道很值得人們重視的詔書，其中曰：“東夷諸國，僅挾私仇，西戎群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徙，切齒磨牙，常伺其便。”從文帝所謂“東夷”對隋的“私仇”，“西戎”對隋的“宿怨”，契丹、突厥等對隋的“切齒磨牙”與伺機進犯的情況分析，當時的高麗、契丹、突厥、吐谷渾等北方草原各族，從東至西已對隋構成了一個具有嚴重威脅的弧形包圍。

僅從引文的字面來理解，金寶祥先生等人對所引史料的分析論證似乎沒有不妥之處。如果從隋文帝詔書的背景出發，將詔書的內涵作進一步分析，則會發現金先生等人對詔書原文的引用及由此而闡發的觀點，似乎存在有斷章取義之嫌。本文擬從以下幾點談談自己的一點兒管見，以求教于方家。

一、此道詔書的背景

凡研究隋王朝民突厥關系者，長孫晟的業績是不應忽視的。本文擬通過對長孫晟一生活動的述論，以揭示隋與突厥關系發展進程的某些片斷。

一

長孫晟，河南洛陽人，生于西魏廢帝元年（552），卒于隋煬帝大業五年（609），其一生正逢中國封建社會自北朝更迭到隋文帝一統由亂至治的動蕩歲月。長孫晟18歲即任北周司衛上士，后遷車騎都府。入隋之后，歷任車騎將軍、左驍衛車騎將軍、左勛衛驃騎將軍、左領軍將軍、武衛將軍、右驍衛將軍等軍職，是隋文帝左右參予軍機的重要人物之一。綜其一生政治、軍事活動的主要方面是協同隋文帝處理對突厥的關系。

長孫晟在處理與突厥關系上有一整套較完整的方略，集中反映在開皇元年（581）一次他向隋文帝上書中，此上書《隋書》卷五十一《長孫晟傳》記述最詳，其文如下：

“臣聞喪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啟其機，圣人成其務。伏惟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于度外，又復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之福。吉兇所系，伏愿詳思。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于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奸多而勢弱，曲取于眾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跡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迥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眾，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后，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

《孫子兵法》攻謀篇第三載：“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長孫晟正是在分析了當時突厥政治軍事形勢是強大中蘊孕著分裂危機的現狀后，提出自己著名的治突厥之策。

一、引言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又反過來集中表現經濟。經濟與政治之間存在一種復雜的互動型動態關系，彼此相互影響，并非單方面地制約與影響對方。在人類社會歷史進程中，政治對經濟往往具有反作用，且反作用往往又相當明顯，并通過國家權力來實現。尤其是在古代，政治的影響力特別突出，人類社會的幾乎所有領域皆為政治所掌控，社會經濟基本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并在濃厚的政治環境和氛圍中發展。馬克思曾經指出，既往人類社會的國家，“政治國家就是國家的內容”。［1］283經濟受到政治的脅迫而失去自由，對經濟發展和政治環境本身帶來了雙重影響，轄制的不單單是經濟的前行和發展，同時也裹住了政治自身的手腳。這在我國古代的社會發展進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凸顯出鮮明的“政治泛化”表征，即“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權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會生活領域擴張，對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都表現出無與倫比的沖擊力和滲透力”。［2］6在我國漫長的古代社會，皇權專制是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一段歷史時期的經濟能否發展，與皇帝本人的作為關系極大，因為他們的作為直接影響整個社會的政治環境，而政治環境的好壞又往往直接制約著那個時代的經濟走向。隋代山東地方農業經濟的發展，就明顯受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隋代時間不長，歷隋文帝和隋煬帝兩代皇帝，而文帝和煬帝時期的政治統治和政治環境截然不同，并由此帶來了隋代前后迥乎不同的經濟發展現狀和表現。文帝時期，政局和社會穩定，創造了“開皇之治”的繁盛局面；而煬帝時政治腐朽，民怨沸騰，則斷送了隋運。前后政治環境的明顯變化和反差，使山東地方農業經濟發展隨之波動。

二、隋代山東的政治環境

開皇元年（公元581年），楊堅奪取北周政權，建立了隋王朝，史稱隋文帝。開皇九年（公元589年），隋軍南下滅陳，統一中國，從而結束了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動亂。隋代地方機構實行州縣兩級（煬帝時改州為郡），當時設在山東的郡縣主要有濟陰郡、東平郡、濟北郡、北海郡、齊郡、東萊郡、高密郡、魯郡、瑯琊郡、武陽郡、平原郡、渤海郡、清河郡等，另外，彭城郡的滕（今滕州）、蘭陵（今棗莊東南）、方與（今魚臺）縣，下邳郡的郯（今郯城）縣，東郡的離狐（今東明）縣，梁郡的楚丘（今曹縣東南）縣等，都在今山東。

（一）隋文帝統治時期

隋文帝統治時期，他與各級官吏采取了一些積極措施。山東地區政治比較清明，社會較為安定。在地方，官商勾結是最嚴重的吏治腐敗，他們沆瀣一氣，違法經商，壟斷市場，哄抬物價，巧取豪奪，牟取暴利，阻礙了地方經濟的正常發展。對此種現象，朝廷皆予以嚴懲。如盧賁為齊州刺史，“民饑，谷米踴貴，（賁）閉人糶而自糶之，坐是除名為民”［3］1143。張威為青州總管，“頗治產業，遣家奴于民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于家”［3］1379。隋文帝對行擾民傷財之事頗為謹慎。開皇九年平陳后，群臣皆請封禪，文帝堅決反對說：“而今以后，言及封禪，宜即禁絕！”［4］5522至開皇十四年，晉王楊廣又帥百官扛表，固請封禪。文帝于是命牛弘制定儀注，看后說：“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巡，因致祭泰山耳。”［4］5547于是改封禪為東巡；至齊州后，筑壇于泰山，略具禮儀后，即起駕返京。如此就減少了對沿途百姓，特別是對山東地區的騷擾。慎用刑罰，申明冤獄，既是地方廉政的表現，又是穩定地方治安的舉措。薛冑為兗州刺史，“及到官，系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3］1387。辛公義為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余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3］1682。王伽為齊州行參軍，送流囚李參等七十余人到京師，行至滎陽，哀其辛苦，盡脫除其枷鎖，并約定到京日期，流人感動，無一人誤期。文帝聞之，下詔嘉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3］1686通過隱瞞戶口以轉嫁賦稅，是地方豪強普遍使用的手段，而隱漏戶口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被強家收太半之賦”的佃農。這種現象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對此現象，文帝采取了清查戶口的措施，使隱漏戶口成為“蒙輕減之征”［5］典四二中的編戶，這樣既保證了政府的賦稅收入，又抑制了豪強對農民的多余剝削，安定一方。如乞伏慧“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民多奸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歲余，轉齊州刺史，得隱戶數千”。［3］1378發展生產，是政治內容中重要部分。隋文帝和地方官員頗有作為。薛胄為兗州刺史，“……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兗渠”。［3］1388開皇十年（590年）五月，國家統一，社會趨于安定。隋文帝下詔曰：“……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3］35諸等措施促進了山東地區經濟的發展。文帝還關心民情，賑救災荒，及時保障百姓生活。開皇十七年（597年）三月，“遣治書侍御史柳彧、皇甫誕巡省河南、河北。……（開皇十八年）秋七月壬申，詔以河南八州水，免其課役。……”仁壽二年（602年）九月，“河南北諸州大水，遣工部尚書楊達賑恤之。……（仁壽三年）十二月癸酉，河南諸州水，遣納言楊達賑恤之”。［3］41、43、47、52在隋文帝統治的20多年期間，從中央到地方，從皇帝到各級官吏，由于采取了以上一些措施，政治局勢明顯地趨向穩定。而山東地區也是“奸盜屏跡，境內肅然”［3］1695。穩定的局勢，給山東當地的農業經濟發展提供了條件。

摘要：隋唐時期帝王行宮為數眾多，主要集中于京師長安、東都洛陽的周圍及兩京道上，形成啞鈴型分布格局。隋唐時期的行宮在功用上存在明顯的不同，其中尤以避暑行宮的數目最多而且也最為重要。唐代都城建置對國家政治格局固然頗有影響，但宮廷革命的成敗卻并非只表現在宮城北門的得失這一個方面。隋及唐初的帝王們對不同的行宮有著不同的偏好，但他們對于某些行宮的頻繁臨幸和長時間居住，使這些行宮充當著臨時性政治中心的角色，也就是說，客觀上形成了兩個政治中心，一個是都城，另一個是帝王所幸的行宮。帝王們在巡幸行宮期間，固然享受了生理或心理上的快感，但同時也為宮廷政變的發動者提供了絕佳時機。在行宮中發動政變的一方要想獲得政變的成功，最為關鍵的因素是對相關行宮的控制。這一觀點，可視為是對陳寅恪“玄武門學說”的一個拓展。

關鍵詞：行宮制度；宮廷政變；玄武門學說

一、隋唐兩代的行宮制度

行宮亦即離宮別館，是中國古代帝王為了出外游幸方便而建造的居所。大致從殷紂王開始就已有了行宮的營建，史稱殷紂王“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取樂戲于沙丘，以酒為池，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漸其間，為長夜之飲。”唐李泰等著《括地志》解釋說：“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秦代以來更形成一種制度，據說秦時“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余”，又說“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

西漢以降，歷代所建行宮的數目大都沒有超過秦代，但在建筑設計上卻呈現出后來者居上，大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勢頭。據初步統計，隋唐時期有名稱可考的行宮共有73所，其中隋時營造者38所，唐時營造者35所，而兩代并用的行宮則有14所。這些行宮中，除隋榆林宮、晉陽宮、汾陽宮、臨朔宮、臨渝宮、江都宮、揚子宮、丹陽宮以及唐泰山頓等距離都城(長安或洛陽)稍遠以外，其余均距離都城較近，一般少于400華里。從地理分布的大勢來看，行宮大多集中于京師長安、東都洛陽的周圍及兩京道上，形成啞鈴型分布格局。這種地域分布格局的形成，顯然與陪都制度有關。隋以大興為都城，而以洛陽為東都。唐都于長安，而洛陽、太原、鳳翔、江陵都曾立為陪都。洛陽地居天下之中，挽漕便利，又距京師長安較近，故于諸陪都之中地位尤其重要，與長安一起被唐帝稱為“東西二宅”或“東西兩宮”。長安、洛陽既為隋唐帝王的主要活動中心，因之行宮也就多建在此兩京的附近。隋唐諸帝中，以隋煬帝、唐高宗、則天皇帝和唐玄宗居洛陽時間較久一些，所以東都洛陽周圍的行宮多為這幾個帝王所興建。因為隋唐帝王們往返兩京十分頻繁，為巡幸方便起見，兩京道上也營造了許多行宮。

隋唐時期的行宮在功用上又存在明顯的不同，或為消夏避暑，或為冬春沐浴療養，或為巡幸兩京時沿途駐次，也有一些是因帝王舊宅改建以及為了軍事、宗教活動的方面而興建，其中尤以避暑宮(又稱清暑宮、夏宮、涼宮)的數目最多而且也最為重要。根據著名氣候史學家竺可楨的研究成果，中國近5000年來的氣候變遷大致可劃分為四個溫暖期和四個寒冷期，其中公元600－1000年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三個溫暖期。新近的相關研究揭示，這個溫暖期大致從公元550年開始，到1050年結束，持續時間約500年左右，比竺可楨所界定的時間段要長1個世紀左右，整個溫暖期實際上跨有南北朝晚期、隋、唐、五代和北宋中前期，但主要與隋唐兩代相對應，其間雖然存在明顯的氣候波動，但物候、動物分布、孢粉、雪線和海平面等相關資料顯示，這個溫暖期的氣候特征總體上比較溫暖，如與現代氣候比較，則當時年平均溫度高出現在1℃左右，氣候帶的緯度北移1度左右。這就是說，當時京畿所在的關中地區的氣候實際上已具有了北亞熱帶的某些特征，與今日秦嶺南面的漢中、安康地區略相接近。由于氣候偏暖，而當時的盛夏更顯得十分炎熱，隋代及唐前期尤其如此，加之隋唐王室又有北方少數民族的血統，“性不宜熱”，所以兩代的帝王均非常熱衷于在京師長安與東都洛陽的周圍，尤其是關中南北山區大規模建造避暑行宮，稍不如意，則另行擇地改建，長安周圍共建有17所(其中隋仁壽宮與唐九成宮在一地)，洛陽周圍共建有6所。避暑宮是為了盛夏避暑，所以常建在依山面水、清涼宜人的山谷地區。

凡研究隋王朝民突厥關系者，長孫晟的業績是不應忽視的。本文擬通過對長孫晟一生活動的述論，以揭示隋與突厥關系發展進程的某些片斷。

一

長孫晟，河南洛陽人，生于西魏廢帝元年（552），卒于隋煬帝大業五年（609），其一生正逢中國封建社會自北朝更迭到隋文帝一統由亂至治的動蕩歲月。長孫晟18歲即任北周司衛上士，后遷車騎都府。入隋之后，歷任車騎將軍、左驍衛車騎將軍、左勛衛驃騎將軍、左領軍將軍、武衛將軍、右驍衛將軍等軍職，是隋文帝左右參予軍機的重要人物之一。綜其一生政治、軍事活動的主要方面是協同隋文帝處理對突厥的關系。

長孫晟在處理與突厥關系上有一整套較完整的方略，集中反映在開皇元年（581）一次他向隋文帝上書中，此上書《隋書》卷五十一《長孫晟傳》記述最詳，其文如下：

“臣聞喪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啟其機，圣人成其務。伏惟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于度外，又復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之福。吉兇所系，伏愿詳思。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于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奸多而勢弱，曲取于眾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跡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迥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眾，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后，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

《孫子兵法》攻謀篇第三載：“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長孫晟正是在分析了當時突厥政治軍事形勢是強大中蘊孕著分裂危機的現狀后，提出自己著名的治突厥之策。

一、對改革的貢獻

為了精簡機構,改革吏治,把軍政大權集中于中央,煬帝明令廢除諸州總管府。又下令改革封爵制度。他下詔:“自今以后,唯有功勛,乃得賜封”,又規定“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須德行功能顯著者,才能升級。大業三年,煬帝下《求賢詔》,批評各級臣僚,舉賢不力,要求從德行、文武才干等各個方面薦舉人才,指出人才“不必全備”,只要“一藝可取,亦宜錄用”。北周官制,機構臃腫,層次重疊,人員冗雜。隋文帝雖改周之六官,但基本上仍依前代之法。煬帝即位后,作了大膽改革。如廢除三師、特進官;廢除都督以上至上柱國凡十一等及八郎、八尉、四十三號將軍;將光祿、金紫、銀青等九大夫,建節、奮武等八尉定為散職。又改三衛為三侍,廢除直閣將軍、直寢、奉車都尉、別將等武官。文帝時設置了九等爵位,煬帝只保留了王、公、侯,其余都予以廢除。尚書省六曹,原各設侍郎六人,共計三十六名侍郎,煬帝改為每曹各設侍郎一名。這些改革,不僅裁減了冗官,精簡了機構,同時又削弱了北周的貴族勢力,是切中時弊的。

南北朝以來,人口大量流徙,形成“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百家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的現象。致使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州郡縣的數量越來越多。隋滅陳后,全國總計有州253,郡689,縣1562。這么多的各級地方機構,供養那么多的官吏,勢必加重黎庶負擔,減少國家的財政收入。文帝廢郡,改為州縣兩級制。煬帝即位,又廢州改郡,大量壓縮裁并地方官僚機構。大業三年,全國僅設郡190,縣1255,郡縣數目較前大為減少。

南北朝時,豪族地主擁私兵,建塢堡。農民罹于戰亂,又不堪賦役負擔,紛紛依托豪族,加之當時盛行部曲佃客制,士族豪門便隱占大量戶口。造成“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的局面。丁口不載國家戶籍,國家就無法征收賦役,這就減少了朝廷對勞動力與財富的占有。隋文帝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大索貌閱,檢括出443000丁,1640500口。隋煬帝即位后,繼承文帝的政策,任命裴蘊主持貌閱,進一步取得了成效。“承高祖和平之后,禁網疏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于老,已負租賦。裴蘊歷為御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賬,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

二、對經濟的貢獻

隋場帝即位，繼續推行均田制，于大業四年(608年)和五年(609年)連續兩次“詔天下均田”。在均田的同時，堅持打擊豪強兼并的行為，專門派司隸臺負責糾察“豪強奸猾，侵害下人，及田宅逾制”者，對賦役制度也進行改革。“場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裨、部曲之課”。農民的人身依附關系有所松弛。男子服役年齡文帝時二十一歲，到大業時規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并多次減免租稅，對農業生產也比較關注。“賴百司不得踐暴禾稼，其有須開為路者，有司計地所收，即以近倉酬賜，務從優厚”。還在今青海地區“大開屯男”，解決了邊防軍糧的問題。由于有效的農業政策，墾田數大業二年，達到“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邑居道路，山河溝恤，沙債堿鹵，丘陵葉陌，皆不預焉”。國家積蓄更加充盈。大業五年(609)，隋場帝繼文帝后，在裴蘊的建議下，再次在江南括戶，“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結果，“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這一措施既打擊了豪門大族的勢力，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有利于促進生產的發展和隋朝的強盛。大業元年(605)場帝在宮城東又建筑含嘉倉城，在宮城內右掖門“街西有子羅倉，倉有鹽二十萬石;倉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別受八千石”；次年，“置洛口倉于鞏東南原上，筑倉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糧食庫藏之多，直到唐朝立國二十多年，西京府庫的糧食還未用完，為唐朝的興盛奠定了物質基礎。商業也進一步發展，商業城市進一步繁榮。場帝“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又遷徙河北諸郡工藝戶三千余家到東都，設置十二坊于洛水，東都的商業空前的繁盛。

隋代統一且相對穩定的國內環境，為商業發展提供了眾多有利的條件，同時國家對人身控制的放松，也促使更多的人從事商業。這時候無論是商業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商業管理政策上，隋王朝拋棄了前代殺雞取卵的剝奪方式，開始從注重鞏固根基，對商業發展采取了積極扶持的態度。隋王朝是一個對后世有著深遠影響的王朝，它推行了系列的商業管理政策，并都得到了很好的執行，這是隋代統治者在數百年的亂世環境下，主動對舊有制度的調整，去除了以往的積弊，重新建立了新的政治經濟格局，具有顯著的成效及深遠的影響。隋王朝通過采用制度來規范及保障商業活動，為后來唐朝的繁榮創造了重要基礎，并為封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一、隋代商業的經營管理政策及特征

隋朝以前的封建王朝大多采用對民間商業遏制的方式，漢朝統治者借鑒及發展了管仲的“官山海”思想，實行了嚴格的鹽鐵官營政策，對歷代王朝產生了重要影響。到了隋朝，國家對商業管理政策發生了重要變化，改變了傳統控制、禁忌的政策，對商業采取了全面開放的政策，使得社會資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最終經濟得到了復蘇，社會呈現出繁榮景象。隋文帝時期，政府對商業管理重新定位，其主導思想是與民休息。在這種寬松的社會環境下，出現了開山澤之禁、除入市之稅的良好政策氛圍，為民間商業發展與繁榮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隋代商業管理根據資源分布情況可分為中央及地方經營兩大類，其內容也不盡相同。中央的手工業經營及管理主要由尚書省工部、少府監、光祿寺良運、太子家令司、尚宮局等組成，其中的尚書省工部是總政令機關，掌管國家整個的手工業生產。隋朝政府對地方商業的管理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本身或中央直接派員管理，且經濟管理還自成體系。太府寺作為國家的儲藏及物價的調節機關，與地方政府職能的相關性降低。興盛一時的隋代商業到了隋煬帝時出現了根本性的轉折，在商業管理政策方面，前期許多較好保護商業的政策沒有很好地沿襲下來，同時，統治者無視經濟規律，對商業直接干預成為了導致經濟衰微的直接原因。商業的穩定及發展一定要以社會的穩定為基礎，但是隋煬帝時期過度征收勞役，極大地破壞了商業發展的勞動力來源，特別是造成了農業的大蕭條，進而使得商業失去了重要的原材料及銷售市場。隋代商業在短短時間內走向了發展與繁榮，同時也在較短時間內轉向了衰落，這在任何朝代都很少出現這類現象。這除了隋煬帝個人的因素外，還有著深刻的社會制度及管理政策原因。

重本而不抑末是隋朝前期發展商業的主要管理措施，實現了資源與政府的共享，不但允許多方經營，而且還免受關市之稅，這些前所未有的商業政策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隋文帝的這一政策是對當時國家財政的根本性調整，主要是根據隋朝小農經濟的飛速發展及“輸籍制”使得政府的農業稅費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這是隋王朝明顯不同其他的朝代的顯著特征。這些商業管理政策的實施使得隋朝社會經濟重新獲得了活力，新生政權得到了穩固。同時，這些政策有著明顯的時代特征。以前，中國的商業完全是一種自然狀態，隋朝開始放開鐵、鹽、酒等商品經營的禁忌，是社會利益的重新整合與再分配。隋朝實行這些政策有著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連年的戰爭對當時的社會生產力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如何恢復生產成為了主要問題。另一方面，隋朝政權是通過不正當途徑獲取的，統治者為了獲取民心及打擊其他政權，在政治上有著安撫民心的作用。對商業管理方面，隋文帝及隋煬帝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隋煬帝在社會經濟取得巨大成果基礎上，對當時的社會生產不加重視，并企圖將國家及社會成本轉嫁到工商業身上，對它們進行了殘酷的剝削與壓榨，嚴重損害了當時的社會基礎，進而加速了政權的衰微。

二、隋代商品貿易的管理政策

隋朝時期，統治者對商品流通及貿易的政策較為寬松，沒有設置較多的障礙，這樣商品的流通及交換的發展刺激了社會生產的發展，再加上政治上的穩定、大運河的開鑿等，直接促使了隋代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及繁榮。隋代以前各朝為了擴大稅收，對商品貿易設置了眾多的稅收項目，這樣就限制了資源的合理配置及商業的繁榮。但是，隋代對商品貿易實行了較為寬松的政策。楊堅統一中國后，為了穩定當時的政治形勢，故而廢除了入市稅收，并在社會經濟穩定后向全國推廣這一政策。這樣就促進了商品的流通及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提高了人們從事商業活動的積極性。隨著大運河的開鑿及南北經濟的交融，逐步建立了統一的全國市場。在管理機構上，隋文帝時期是由司農寺掌管，到了隋煬帝時就改為太府寺掌管。它們的最高行政官員的品級都較高，從這里可以看出當時的統治者對商業發展的重視。在具體管理形式上，中央與地方有著明顯的分工，在中央有兩京市令，在地方上有不同級別的市令，這樣就組成了一個掌管商業流動的較為完整的體系。為了有效保障商品交易的順利完成，隋代政府對商品市場進行了具體的管理規定。隋代不允許隨便的商品交易，雖然沒有規定具體的時間，但是它對交易時間還是有所限制的，如“二十門分路入市”。可見，隋代的商品交易是在政府的統一安排下進行開市與閉市。在交易地點的選擇上也是由政府決定的，并將其納入統一的城市規劃當中。在城市內，政府專門設立了嚴格的坊市制度，將商業區與居民區分開。例如，隋代根據需要專門設立了兩京五市。在商品交易時，政府可以根據需要調整交易的地點。

一、讓學生認識教材中蘊含的傳統美德內容

中化民族傳統美德的內容十分豐富，它滲透在歷史教材中，教師應充分發掘這些因素，提高學生的認識水平。這些內容大致可歸納如下：1．忠心報國，勇赴國難。這一美德的行為表現是把民族和國家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其深刻的社會責任意識是中華民族性格的一個重要特征。如戚繼光組織“戚家軍”英勇抗倭，并賦詩明志：“封候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甲午戰中的愛國將領鄧世昌、林永升“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為反對外來侵略浴血奮戰；張自忠“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清，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在戰斗中，他身負重傷，仍高呼“殺敵報國”，直至壯烈犧牲；共產黨員吉鴻昌就義前高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他們所展示的就是這樣一種美德。

2．國而忘家，公而忘私。這一美德的本質是把“天下為公”作為崇高的理想人格。如教材中大禹治水，前后13年，風里來雨里去，三過家門而不入；范促淹主張“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孫中山提倡“天下為公，大同世界”；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等，都是以天下為已任，為國為民無私精神的體現。

3．勤勞儉樸，艱苦奮斗。中華民族向來以勤勞勇敢，吃苦耐勞，富于創造力而著稱于世。所謂“奉公以勤，律身以儉”，“靜以修身，儉以養德”等，集中體現了這一美德的內涵。教材中，墨翟主張“節用”、“節葬”、“非樂”，反對統治者窮奢極欲、揮霍無度的生活；隋文帝身體力行，崇尚節儉，形成隋初良好的社會風氣；馬鈞發明翻車，李春營建趙州橋，黃道婆改進、推廣先進的棉紡織技術，都是這一美德的杰出代表。

4．不畏強暴，自強不息。這是中華民族獨立意識、自我意識和自覺能動性的鮮明標志。在歷史教材中，具備這種美德的也不乏其人。如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司馬遷被處宮刑后，15年著成《史記》；徐悲鴻公開表示“人不可有傲氣，但不可無傲骨”，決不趨炎附勢；中國共產黨人在大革命失敗后的白色恐怖中“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掩埋好同伴的尸體，又繼續戰斗了”。這些都充分表現了中華民族不屈的精神。這種精神正是中華民族歷盡艱難并不斷走向強盛的巨大動力。

5．文明禮貌，仁者愛人。我國是禮儀之幫，尊重人、關心人、理解人、幫助人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又一個鮮明特性。歷史教材中介紹的李冰父子為民修建都江堰，變水害為水利的事跡；名醫扁鵲周游列國，為民治病救命善行；愛國志士林覺民“將愛你（妻）之心去為天下人謀永福”的心愿；羅盛教為搶救朝鮮落水兒童而英勇犧牲的壯舉，都充滿了對人民的關心、熱愛之情，表現了民族的傳統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