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政治環境及對農業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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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又反過來集中表現經濟。經濟與政治之間存在一種復雜的互動型動態關系，彼此相互影響，并非單方面地制約與影響對方。在人類社會歷史進程中，政治對經濟往往具有反作用，且反作用往往又相當明顯，并通過國家權力來實現。尤其是在古代，政治的影響力特別突出，人類社會的幾乎所有領域皆為政治所掌控，社會經濟基本依附于政治而存在，并在濃厚的政治環境和氛圍中發展。馬克思曾經指出，既往人類社會的國家，“政治國家就是國家的內容”。［1］283經濟受到政治的脅迫而失去自由，對經濟發展和政治環境本身帶來了雙重影響，轄制的不單單是經濟的前行和發展，同時也裹住了政治自身的手腳。這在我國古代的社會發展進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凸顯出鮮明的“政治泛化”表征，即“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權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會生活領域擴張，對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都表現出無與倫比的沖擊力和滲透力”。［2］6在我國漫長的古代社會，皇權專制是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一段歷史時期的經濟能否發展，與皇帝本人的作為關系極大，因為他們的作為直接影響整個社會的政治環境，而政治環境的好壞又往往直接制約著那個時代的經濟走向。隋代山東地方農業經濟的發展，就明顯受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隋代時間不長，歷隋文帝和隋煬帝兩代皇帝，而文帝和煬帝時期的政治統治和政治環境截然不同，并由此帶來了隋代前后迥乎不同的經濟發展現狀和表現。文帝時期，政局和社會穩定，創造了“開皇之治”的繁盛局面；而煬帝時政治腐朽，民怨沸騰，則斷送了隋運。前后政治環境的明顯變化和反差，使山東地方農業經濟發展隨之波動。

二、隋代山東的政治環境

開皇元年（公元581年），楊堅奪取北周政權，建立了隋王朝，史稱隋文帝。開皇九年（公元589年），隋軍南下滅陳，統一中國，從而結束了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動亂。隋代地方機構實行州縣兩級（煬帝時改州為郡），當時設在山東的郡縣主要有濟陰郡、東平郡、濟北郡、北海郡、齊郡、東萊郡、高密郡、魯郡、瑯琊郡、武陽郡、平原郡、渤海郡、清河郡等，另外，彭城郡的滕（今滕州）、蘭陵（今棗莊東南）、方與（今魚臺）縣，下邳郡的郯（今郯城）縣，東郡的離狐（今東明）縣，梁郡的楚丘（今曹縣東南）縣等，都在今山東。

（一）隋文帝統治時期

隋文帝統治時期，他與各級官吏采取了一些積極措施。山東地區政治比較清明，社會較為安定。在地方，官商勾結是最嚴重的吏治腐敗，他們沆瀣一氣，違法經商，壟斷市場，哄抬物價，巧取豪奪，牟取暴利，阻礙了地方經濟的正常發展。對此種現象，朝廷皆予以嚴懲。如盧賁為齊州刺史，“民饑，谷米踴貴，（賁）閉人糶而自糶之，坐是除名為民”［3］1143。張威為青州總管，“頗治產業，遣家奴于民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于家”［3］1379。隋文帝對行擾民傷財之事頗為謹慎。開皇九年平陳后，群臣皆請封禪，文帝堅決反對說：“而今以后，言及封禪，宜即禁絕！”［4］5522至開皇十四年，晉王楊廣又帥百官扛表，固請封禪。文帝于是命牛弘制定儀注，看后說：“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巡，因致祭泰山耳。”［4］5547于是改封禪為東巡；至齊州后，筑壇于泰山，略具禮儀后，即起駕返京。如此就減少了對沿途百姓，特別是對山東地區的騷擾。慎用刑罰，申明冤獄，既是地方廉政的表現，又是穩定地方治安的舉措。薛冑為兗州刺史，“及到官，系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3］1387。辛公義為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余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3］1682。王伽為齊州行參軍，送流囚李參等七十余人到京師，行至滎陽，哀其辛苦，盡脫除其枷鎖，并約定到京日期，流人感動，無一人誤期。文帝聞之，下詔嘉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3］1686通過隱瞞戶口以轉嫁賦稅，是地方豪強普遍使用的手段，而隱漏戶口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被強家收太半之賦”的佃農。這種現象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對此現象，文帝采取了清查戶口的措施，使隱漏戶口成為“蒙輕減之征”［5］典四二中的編戶，這樣既保證了政府的賦稅收入，又抑制了豪強對農民的多余剝削，安定一方。如乞伏慧“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民多奸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巯萝嚢床?，得戶數萬。……歲余，轉齊州刺史，得隱戶數千”。［3］1378發展生產，是政治內容中重要部分。隋文帝和地方官員頗有作為。薛胄為兗州刺史，“……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兗渠”。［3］1388開皇十年（590年）五月，國家統一，社會趨于安定。隋文帝下詔曰：“……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保?］35諸等措施促進了山東地區經濟的發展。文帝還關心民情，賑救災荒，及時保障百姓生活。開皇十七年（597年）三月，“遣治書侍御史柳彧、皇甫誕巡省河南、河北?！ㄩ_皇十八年）秋七月壬申，詔以河南八州水，免其課役。……”仁壽二年（602年）九月，“河南北諸州大水，遣工部尚書楊達賑恤之。……（仁壽三年）十二月癸酉，河南諸州水，遣納言楊達賑恤之”。［3］41、43、47、52在隋文帝統治的20多年期間，從中央到地方，從皇帝到各級官吏，由于采取了以上一些措施，政治局勢明顯地趨向穩定。而山東地區也是“奸盜屏跡，境內肅然”［3］1695。穩定的局勢，給山東當地的農業經濟發展提供了條件。

（二）隋煬帝統治時期

隋煬帝即位后，統治日趨殘暴，大興土木，苛役四起，民不聊生。第一，營建東都。仁壽四年（604年）七月，楊廣即位，十一月赴洛陽并下詔營建東都，詔書中雖曰“今所營構，務從節儉”［3］61，其實不然。大業元年（605年）三月，又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4］5617。為營造顯仁宮，命“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4］5618。大業三年十月，“敕河北諸郡送一藝戶陪東都三千余家，置十二坊于洛水南以處之”［4］5634。第二，開通運河。大業元年（605年），“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后百馀萬，開通濟渠”［4］5618。大業四年正月，“詔發河北諸軍百馀萬穿永濟渠”，“丁男不供，始役婦人”［4］5636。第三，通馳道，修長城。大業三年五月，“發河北十馀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4］5629。大業四年七月，“發丁男二十馀萬筑長城”［4］5641。第四，四處巡游。隋煬帝在位期間，大部分時間都在巡游，且每次巡游，“從行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3］672，增加了沿線百姓的經濟負擔。第五，三征高麗。從大業八年（612年）到大業十年（614年），隋煬帝三次對高麗進行戰爭，皆從山東海上進軍，給山東地區的百姓帶來了災難。隋文帝這一系列不得民心的決定和舉動，造成了民怨載道的社會局面，以致“自燕、趙跨于齊、韓，江、淮入于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偽交侵，盜賊充斥”［3］673。三次高麗之征，最終直接釀成了首發于山東的大規模農民戰爭，從而顛覆了隋朝。

三、隋代山東政治環境對農業經濟的影響

古代社會經濟主要以農業經濟為主，在短時期內農業科技不能提高的情況下，農業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勞動力的增加。因此，戶口數便成為古代社會經濟發展的指標。隋文帝是歷史上的一位開明君主，在他統治時期，由于他與各級官吏采取了一些積極的措施，山東地區總體上政治比較清明，社會較為安定，經濟不斷復蘇，活力增強，人口呈增長趨勢。至開皇十七年（597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3］672。隋平陳之前，全國約有著籍戶700萬。①到大業五年（609年），據《隋書•地理志》及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甲表22［6］73-77可知：全國著籍戶為9，070，414，口為46，019，956，而到唐初高祖武德年間天下戶僅剩200萬。②隋煬帝統治期間，政府強迫農業勞動力去從事遠遠超出其本身負擔能力的勞役、兵役，大部分青壯年勞動者離開了生產崗位或喪失生命，生產力破壞嚴重，致使當時“宮觀鞠為茂草，鄉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3］673。山東當時許多州縣處在河南、河北地區，是直接的受害區域，隋煬帝的亂政，尤其是對高麗的戰爭，直接給山東地方農業經濟發展造成了影響。

（一）百姓負擔劇增，生命無保

戰爭增加了百姓額外的經濟負擔和無盡的勞役，使百姓的生命朝不保夕。大業六年（610年），征高麗伊始，“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填元數，限令取足?！保?］687又“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大業七年二月，正式討高麗?！半酚闹菘偣茉胨猛鶘|萊（今山東萊州市）?？谠齑偎?。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蔽逶拢半泛幽?、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由于敕命急切，服役之人“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于道，晝夜不絕”，以致于“死者相枕，臭穢盈路”。

（二）國庫空虛，官員搜刮民財

戰爭致使國庫空虛，官員薪俸不能自保，許多地方官員乘戰爭之機，行搜刮民財之舉。時討伐大軍，齊聚涿郡（治薊縣，今北京城西南），山東官員“皆以征斂供帳軍旅所資為務”，“每急徭卒賦，有所征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后宣下，乃貴賣與人，旦暮之間，價盈數倍，裒刻征斂，取辦一時”［3］688。煬帝好大喜功，于大業七年（611年）二月，“自江都（今江蘇揚州市）行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隨行官員及侍者數千人，于當年四月至涿郡，“文武從官九品以上，并令給宅安置”［4］5653、5654。沿途郡縣官吏催逼百姓修整道路，照例貢獻方物、寶貝及美味食品，給當地百姓帶來極大的騷擾和災難。大運河北段的永濟渠，流經今山東的館陶、臨清、武城、德州等地，這些地區的百姓與大運河經過的其它地區的百姓，共同遭受了此次災難。

（三）戰爭不斷，社會資源耗盡

長期的戰爭，幾乎耗盡了整個社會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率隋軍兩次出征高麗，皆從山東東萊?？诔霭l。第二次出征前，他獲悉禮部尚書楊玄感起兵圍攻洛陽，于是率軍回師救援。楊玄感敗后又率軍從東萊渡海，征伐高麗。［3］1515-1516如此反復往來，所需給養皆由山東地區百姓承擔。來護兒在第一次與高麗征戰中，“死者數十萬，因屬疫疾，山東尤甚”［3］688。征伐軍中，山東地區百姓被迫服兵役者，應占很大比例。

（四）三征高麗，破壞經濟發展秩序

高麗之征直接破壞了山東地區經濟發展的正常秩序。戰爭開始后，于山東“發民夫運米，積于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4］5656，無人耕種。楊玄感嘆息：“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為茂草?！保?］1617張須陀為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3］1645。再加上自然災害，人們是苦上加苦。大業七年秋，“大水，山東、河南漂沒三十余郡”［3］76。大業八年，“大旱，疫，人多死，山東尤甚”［3］83。但是“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人們只能“強者聚而為盜，弱者自賣為奴婢”［3］688以延續生命。總之，山東地區已經面臨“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的境況，人們最終走向“相聚為群盜”的道路。［4］5656

（五）政亂民反，經濟停滯或倒退

隋末亂政直接導致了農民戰爭，山東地區經濟發展處于停滯或倒退狀態。在山東地區，活躍的農民軍主要有王薄領導的義軍，竇建德、劉黑闥領導的義軍，張金稱、劉霸道等領導的義軍，北海郭方預、綦公順、楊厚等領導的義軍，西部有徐圓朗、孟海公、盧明月等領導的義軍，以及一些曾經在山東作戰的義軍如杜伏威、孟讓、李子通等等。［7］11-26農民軍與中央官軍和地方軍閥，在山東地區不斷進行交戰，使山東區域的經濟受到不可估量的損失。而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唐王朝建立后的武德七年（624年）才得以結束。

四、結語

古代社會，勞動力人口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禮記》有云：“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保?］533而確保人口的穩定增殖，則需要一個清明安定的政治環境。如此，百姓才能安居樂業，安土重遷。否則，將導致人口的大量死亡和流失，深重地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前述可知，隋朝文帝和煬帝是截然兩種不同的統治，前者政局出現“開皇之治”的繁榮，給山東乃至全國地方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后者出現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的局面，致使山東地方經濟發展受挫以至倒退。所以，古代社會帝王君主的作為，影響著政治環境，政治環境又影響著地方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