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范文10篇

一、引言

所謂人文精神是指人在天、地、人、神之四維結構中，將自身生命向蔚藍的天空、莊嚴的神祗及大地的皇座徹底敞開；在永恒神性的光芒燭照和引領下，人秉承天、地、神之自由意志，不斷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不斷地從有限的生存向無限的精神王國靠近，從而不斷獲取自身的完美、和諧、自由、解放，最終使人成為圣言的承納者和言說者。具體而言，人文精神是指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尤其是在諸神隱退、世界的靈魂呈現出精神之無根性的當代，人對歷史、文化、藝術、生命、存在等人類永恒基本主題產生的精神性體驗。如人對永恒的叩問，對靈魂的造訪，對失去的生存依據和精神家園的追尋。就詩歌的人文精神而言，是指詩人在具體的藝術型態(tài)——詩歌藝術的寫作與探求中，詩人及詩歌作品本身所觸及到的人類精神的層面，即：詩歌所表達與揭示出的關于人、生命、存在之境況；關于生命之價值、意義以及關于生、死、美、愛、自由、真理等人類精神最本質問題的追問與質詢。如果說在世界之夜的時代，詩人的神圣使命是尋訪遠去的諸神的蹤跡的話，那么，詩歌的人文精神便是詩人面對整個人類，面對永恒的時空在“整體性語境”中的詩性言說和終極價值關懷。審視和考察漢語詩歌之發(fā)展、動態(tài)及現狀，只能以漢語詩歌本身所承納，涵攝的人文精神為理論依據，這是唯一的價值維度。

漢語新詩自五四新文化運動發(fā)韌至今，已經歷了約一個世紀的艱難歷程。在近一個世紀的流變、革新及發(fā)展中，漢語詩歌從世紀初的初創(chuàng)，至“”后期的逐漸成熟，及至80年代后期的開拓與發(fā)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失敗之處也是明顯的，尤其理論的研究，始終滯后。研究、總結漢詩發(fā)展的脈絡、動向及現狀，我個人認為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從漢語詩歌發(fā)展的縱向，研究漢語詩歌的價值取向，及其追求并達到的歷史高度、審美價值、文化意義；二是對漢語詩歌進行橫向比較，即研究漢詩在整個世界大文化背景——詩歌框架中的存在根據、價值意義。這是審視、判斷及評價漢語詩歌的兩大出發(fā)點和理論依據。舍此，任何關于漢語詩歌的價值評判都是缺乏嚴肅的藝術態(tài)度及學術依據的。使人痛心的是，目前詩歌理論及批評界對漢詩尤其是當代漢詩現狀的把握是極其貧乏和混亂的，甚至可以說是不負責任的。要么予以全盤否定，要么便是夜郎自大式的自我陶醉，或別有用心地相互吹捧。詩歌理論及批評界表現出的對漢詩尤其是當代漢詩現狀的無知和偏見，極大限度地桎梏著漢詩的發(fā)展，不過，現在到了清理的時候了。

本文試圖從歷史和文化的高度并以漢語詩歌本身的價值取向(精神維度)作為批判的出發(fā)點，來分析、把握、評價漢詩發(fā)展的線索、現狀及發(fā)展態(tài)勢。其中，對當代詩歌現狀的分析——如當代(第三代)詩人群體，當代詩歌的精神價值取向、文化及歷史意義，對當代詩歌的美學追求的分析論證——是本文寫作的重點。本文旨在喚起有良知及真知卓識的詩人及理論家對當代先鋒詩歌的關注，并對其進行全方位的、真正有學術價值的批評和研究。

二、回顧與批判：“個人語境”與“集體語境”時期

1．第一代詩群：1914—1978

摘要：貶謫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常見現象，從屈原起，貶謫又和文學發(fā)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緣關系，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學現象。中唐南貶詩人詩作均有屈原情結。劉禹錫、柳宗元受屈原《離騷》、《九歌》等作品的影響，突出怨憤精神；元稹、白居易理性較強，對屈原的忠直精神表示認可，但并不學習屈原意志；韓愈與李紳通過與屈原悲慘遭遇的比擬，抒發(fā)自己無辜被害的怨憤，偏重于個人情懷的表現。初盛唐貶謫詩人的屈原情結，是中唐詩人的淵源，二者盡管有理性與情感之別，但總體上中唐時的悲劇氣氛要比初盛唐時期濃厚得多。

關鍵詞：中唐文學；南貶詩人；屈原情結

Abstract:ThosepoetsrelegatedtosouthernChinaintheMidTangDynastyallshowedaQuYuancomplexintheirpoems.Forexample,undertheinfluenceofQuYuan''''spoems,suchasLISAOandJIUGE,LiuYuxiandLiuZongyuanexpressedprimarilyaspiritofcomplaintandfurywhilethemorerationalYuanZhenandBaiJuyibothacceptedQuYuan''''scharacterofloyaltyanduprightnessbutrefusedtofollowhiswillofconsistence.Incontrast,HanYuandLiShenexpressedtheircomplaintaboutinnocentmistreatmentbycomparingtheirexperiencetoQuYuan''''smiserabletreatment.TheQuYuancomplexofthepoetsrelegatedintheEarlyandProsperousTangDynastywastheverysourceofthatoftherelegatedpoetsintheMidTangDynasty.Ingeneral,theformerwasrationalwhilethelatterwassentimentalbutmoretragicthantheformer.

KeyWords:literatureintheMidTangDynasty;poetsrelegatedtosouthernChina;theQuYuancomplex

貶謫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常見現象，至少從屈原起，貶謫又和文學發(fā)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緣關系，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學現象。號稱盛世的大唐王朝，承平日久，疆域遼闊，其駕馭臣下，恩威并施，對于犯法忤旨的官員，往往給以貶謫。所貶之地，以嶺南、湖南最為殘酷。嶺南、湖南地區(qū)，遠在天涯，習俗迥異，加以瘴癘蠻荒，故北方士人視為畏途。唐代是士人南貶數量甚大的時代，明王世貞在《藝苑卮言》卷8中，曾舉出歷代流貶的士人多達80余人，其中唐代就有47人，占南貶士人之大多數。而中唐元和前后，又是詩人貶謫較為集中的時代，著名者就有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李紳、呂溫等。他們多數是具有經世治國抱負的耿介之士，而因昏暗混濁的時代因素，或權力角逐的宦海風波，被疏離于權力中心，以至于逐出朝廷，貶謫蠻荒。政治生命的終結，人生經歷的巨大落差，極大地撼動其破碎的心靈，在對政治前途的幻滅中，他們把精力與心智轉向了文學創(chuàng)作，以其文學的生命重塑，求得心理的平衡，補償政治的失意。這種與屈原相似的經歷，使他們對屈原產生了特殊的情結。由于每位詩人貶謫經歷的不同，其屈原情結，也表現出各自的個性差異。本文選取劉禹錫與柳宗元，元稹與白居易，韓愈與李紳6位大約三種類型的貶謫詩人，作為考察對象。

一

閱讀唐詩之余，發(fā)現唐代詩人的名號極為豐富，可謂是多種多樣，五花八門。除“名”“字”之外，還有許多其它的稱號，當然各有其來歷及意義。北齊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風操》中說“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字，也叫“表字”，它是根據人名的詞義另取的別號。可見古人的名與字在含義上是有一定關聯的。除此之外，唐代詩人的稱號大致有兩大類。一大類是自己稱的號，叫“自號”“別號”；另一大類是別人稱的號，一種是“綽號”，另一種是死后別人贈的“謚號”。這里首先談自己稱的號，通俗的講就是“自號”。一般說來，取自號的詩人，大都是用自號來寄情托意，或則見性知人。它大致有以下四種情形。一、純粹是自我性情、志趣的表露。元結，自號“浪郎”“浪士”，他從小喜歡浪游各地，取此自號意為不忘愛好之故。可朋，則自號“醉髡”，其好酒性情表露無遺。此外還有張志和自號“煙波釣徒”，秦系自號“東海釣客”，陸龜蒙自號“江湖散人”等。二、以山水、地名取號，意在寄托鄉(xiāng)情鄉(xiāng)思。大詩人李白，自號“青蓮居士”，是因為他幼年隨父遷居四川青蓮鄉(xiāng)，又常喜與采蓮人一起交談。羅隱，自號“江東生，”因他是余杭人，屬江東之地，故取地名以寄托情思。另外還有袁皓自號“碧池處士”，李涉自號“清溪子”，盧仝自號“玉川子”，劉叉自號“彭城子”，朱灣自號“滄州子”等，都與此類同。三、地名與自我性情的合二為一者更多。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他晚年還鄉(xiāng)為道士，又好飲酒，兼家住四明山，故取此號。杜甫《飲中八仙歌》列他為首：“知章騎馬似乘船，酒酣落井水底眠。”李白也在《對酒憶賀監(jiān)》中云：“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賀知章愛飲酒喜放狂的性情躍然紙上。李瑞，他辭官隱居衡山，愛其地清幽，而與自己幽隱志趣相同，于是“衡岳幽人”的自號應運而生。除此還有劉長卿自號“隨州釣徒”，顧況自號“華陽真逸”，杜荀鶴自號“九華山人”，盧照鄰自號“幽憂子”，白居易自號“香山居士”等。四、表達詩人的志向及氣節(jié)。黃巢，目睹唐的黑暗統治，自號“沖天大將軍”，寄托了他對唐統治者的切膚之痛，也表達了他強烈的反唐情緒。后來他領導農民起義，建立大齊國，使其志向得到了實現。其次談一下別人稱的號。別人取得“綽號”，一般具有諧謔的風趣，無論是表尊敬或表輕視，都不如自號莊重一些。在各類稱號中，此類最為復雜。茲將之歸納如下。一、習慣稱。詩人以自己作詩習慣聞名于世，而為人以此相稱。駱賓王，因他寫詩喜歡用數字成對，時人給他雅謔的稱號“算博士”。溫庭筠，因其每入試押官韻，八叉手而成八韻，時號“溫八叉”。還有唐求，因其作詩“有所得則將稿捻為丸,納入大瓢中”，為后人稱為“詩瓢”。二、形體或性格稱。詩人因自己的形體特征性格特點而得名。李紳，他長得短小而精悍，故人們謔稱為“短李”。蘇味道呢？他處世圓滑，曾對人說“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模棱以持兩端可矣”，故人們以“蘇模棱”嘲之。三、官地稱。以詩人做官任職的地名相稱，格式為“姓+官地”。柳宗元，曾在柳州做過刺史，人稱“柳柳州”，岑參，曾在嘉州做過官，人稱“岑嘉州”。另外還有，韋應物人稱“韋蘇州”，劉長卿人稱“劉隨州”，韓愈人稱“韓潮州”等，均如此。四、官銜稱。以詩人做過的官銜相稱，格式為“姓+官銜”。此類稱號較多。杜甫，曾任檢校工部員外郎，世稱“杜工部”。王維，曾任尚書右丞，人稱“王右丞”。此外還有李白稱“李翰林”，張籍稱“張水部”，鄭谷稱“鄭都官”，白居易稱“白太傅”，高適稱“高常侍”，賀知章稱“賀秘監(jiān)”，張旭稱“張長史”，劉禹錫稱“劉賓客”，賈島稱“賈長江”等，這就多了。五、籍貫稱。以詩人的祖居或出生地相稱，格式為“姓+籍貫”。如柳宗元，是唐代山西河東人，人稱“柳河東”。孟浩然是湖北襄陽人，人稱“孟襄陽”。六、特長稱。以詩人在某些方面的特長而稱呼。劉長卿，因長于五言，人稱“五言長城”。王昌齡，擅長七絕，世稱“七絕圣手”。七、有的是針對詩人詩歌明顯的傾向和風格而言。“詩仙”李白，年青時就才華橫溢，剛到長安就被老詩人賀知章贊為“謫仙”，稱他是天庭降落到人間的仙才。杜甫在《飲中八仙歌》中寫道“昔年有狂喜，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這些都是說明李白的詩神奇、飄逸、豪放、富有積極浪漫主義精神，“詩仙”則是李白性格和詩的浪漫主義風格的寫照。此外還有杜甫的“詩圣”，孟郊的“詩囚”等稱號，都是針對他們詩歌的明顯特征而言。八、更有趣的是有的詩人以詩或詩中佳句贏得聲名。趙嘏的詩《長安秋望》名重一時，更因詩句中有“長笛一聲人倚樓”的佳句，為他贏來了“趙倚樓”的稱號，鄭谷時稱“鄭鷓鴣”，是因為他以《鷓鴣》詩著名。另有崔鈺人稱：“崔鴛鴦”，許棠人稱“許洞庭”，韋莊人稱“秦婦吟秀才”，都是這方面的原因。九、也有兩人或多人合稱的。王維和孟浩然都以山水田園詩著名，合稱“王孟”，高適和岑參，則以擅長寫邊塞詩出名，合稱“高岑”，此外“郊寒島瘦”是孟郊、賈島的合稱。“元白”是指元稹、白居易，“皮陸”是指皮日休、陸龜蒙，“韓柳”指韓愈、柳宗元，“初唐四杰”是指王勃、盧照鄰、楊炯、駱賓王，“文章四友”指杜審言、李嶠、崔融和蘇味道。此類例子在唐代還有許多。十、有的稱號是用以區(qū)別他人的。杜牧，人稱“小杜”，以區(qū)別于“大杜”杜甫。李商隱，人稱“小李”，則是區(qū)別于“大李”李白。最后，談一下“謚號”。封建帝王把爵位賜封大臣，依其生前事跡，死后賜“謚”，用來指陳死者的善惡，但大多是歌功頌德。韓愈，死后被謚為“文”，世稱“韓文公”，充滿了對他的尊重敬仰意思。貫休，則因他名望很高，為前蜀王劉建優(yōu)禮相加，賜號“禪月大師”。值得指出的是，在唐代還有一種私人“謚號”。如孟郊死后，韓愈為贊揚他貧且艱的性格，私謚為“貞曜先生”。方干，則被門人私謚為“玄英先生”，稱贊他是通玄入妙突出的人。值得補充的就是，有的詩人稱號有許多，自號、綽號、謚號兼有二到三種，有的還和他人有合稱，更增添了其稱號的復雜性。例如李白，自號“青蓮居士”，綽號“李翰林”、“詩仙”，又是唐代“大小李”中的“大李”。韓愈，綽號“韓潮州”，謚號“韓文公”，又是“韓柳”合稱中的“韓”。以上所舉，僅是唐代詩人中少數的例子，但唐代詩人稱號的豐富多彩由此可見一斑。

郭沫若

《鳳凰涅槃》本詩“象征了中國的再生，同時也是我的再生。”

1、鳳凰的形象

詩借鳳凰“借香木自焚，復從死灰中更生”的傳說，表現了強烈的愛國激情和狂飚突進的時代精神。詩人筆下的鳳凰形象壯美而崇高。她大膽否定舊現實的一切，揚棄因襲的舊我，嚴厲斥責淺薄猥瑣的群丑，熱烈向往新鮮、凈朗、華美、芬芳的新世界，體現了徹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和戰(zhàn)斗的樂觀主義氣概。它是年青詩人的化身，也是民族和祖國的象征。可以說。《鳳凰涅槃》是民族覺醒的詩的宣言。

2、藝術特色

想象瑰奇，色彩明麗，富有浪漫主義精神。

從共和國成立到新時期，《野草》一直都是學術界不斷探討、爭鳴的領域。魯迅自己也承認：“因為那時難于直說，所以有時措辭就很含糊了。”一九二七年作者在《三閑集怎么寫》一文中描繪過這種心情：“我靠了石欄遠眺，聽到自己的心音，四遠還仿佛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它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可見，作者本人在寫《野草》時常處于無法言說的困境。摒棄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期庸俗社會學和政治權威術語論斷對《野草》的狹隘解讀，新時期的《野草》研究從根本上改變了那種思想/藝術二元論的狹小空間。“很清楚《野草》所傾聽的、所傳達的是人的靈魂、是心音”。所以，讓我們從魯迅心靈深處的幽暗花園——《野草》入手，回到作為“人”而不是“神”的魯迅本身。

1924年9月，在一個無人的“秋夜”，孤獨的魯迅走進“野草”，以新的文體形式，拓進了內心的更深層。《秋夜》成了《野草》的第一篇。“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這是魯迅對自家后院的一個描寫，而這個帶有選擇性的素描也著色了魯迅孤寂、苦悶的情緒。

1923年7月14日魯迅與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發(fā)生沖突，隨之與周作人鬧翻。魯迅當天日記僅寫了一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沖突后的第5天，周作人自己給魯迅送去了一封絕交信。8月2日，魯迅攜朱安從北京八道灣住所里3個兄弟及其家屬共同營造大家庭搬出。魯迅原打算一個人搬走，曾對朱安說，你或者留在八道灣陪母住，或者回紹興娘家，我回按月寄錢供養(yǎng)你。但朱安回答：“八道灣我不能住，……紹興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磚塔胡同，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逢補、洗衣、掃地的，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魯迅只能帶著母親送給自己的媳婦一同搬到了磚塔胡同，與朱安住在這20平米左右的狹小房屋里。十月份，魯迅就開始連日高燒，咳嗽，肺病復發(fā)。直到翌年的5月2日魯迅才從磚塔胡同這搬出，到了由舊宅翻修的西三條胡同的新居。這是個傳統的四合院，與八道灣相比較，規(guī)模則小得多。從窗戶能望見不很寬大的后園，也能看見兩株鄰家墻壁那邊的棗樹。這后園夜的天空是“奇怪而高”的，星星的眼也是“冷眼”。這是典型的魯迅眼中的世界，也是魯迅看世界的眼光。但是，詩人對園中開著“極細小的粉紅花”卻是憐愛的。

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秋的到來，夢見瘦的詩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訴她秋雖然來，冬雖然來，而此后接著還是春，胡蝶亂飛，蜜蜂都唱起春詞來了。她于是一笑，雖然顏色凍得紅慘慘地，仍然瑟縮著。

“瘦的詩人”是魯迅的自況。“極細小的粉紅花”是女性化的，是愛做夢的，是凄艷的。詩句映照的是詩人心底的鏡象，流淌的是詩人潛意識的思緒。正如聶紺弩在《略談魯迅先生的〈野草〉》中指出：“《野草》是魯迅先生為自己寫，寫自己的書，是理解他的鎖鑰，是他的思想發(fā)展全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樞紐。”那么，《秋夜》到底記錄了魯迅自己怎樣的內心柔軟？魯迅的心底為什么會流動著對女性的朦朧的憐惜、關愛，就象“瘦的詩人”鼓勵“小粉紅花”以夢想？還是讓我們回溯一下魯迅那一階段的生活。

1923年10月3日，魯迅第一次到女師大講課。26年后，許廣平回憶起魯迅第一次給她們上課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

談到中國古代文學自然會讓我們想到唐代，唐代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唐代詩歌更是成為我國詩歌史上的一大高峰,唐代的散文奠定了我國散文發(fā)展的基礎，唐傳奇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小說已進入成熟階段，唐代文學在詩、文、小說、詞的全面發(fā)展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輝煌。而實現這一時代輝煌的自然離不開唐代的文人們。但我們也會發(fā)現，許多在文學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唐代文人，在政治生活中卻是仕途坎坷，文人從政被貶的現象十分普遍，唐代文人政治上的不得志與他們在文學上取得的成就形成巨大反差，他們的政治苦旅就如他們創(chuàng)造出的文學一樣令后人回味和深思，探究他們政治失意的原因會給后人帶來一些有益的啟示。

啟示一：孤傲的文人習性，是文人政治失意的致命傷。

綜觀在文學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唐代文人，我們不難發(fā)現，他們都有一個通病，就是孤傲。唐代能夠在文學方面有所作為的文人大都是很有才華的，李白少年時代就“觀奇書”“，游神仙”，“好劍術”，有多方面的才能和興趣。杜甫7歲學詩，15歲揚名。劉禹錫自幼好學，熟讀儒家經典，瀏覽諸子百家,童年時代就曾到吳興陪侍詩僧皎然、靈澈吟詩，得到他們的指點,并為權德輿所器重。而白居易出身書香門第，自幼絕頂聰明，五六歲便學寫詩，9歲便能夠辨別聲韻……他們的才華和天賦為他們后來在文學上取得的成就奠定了基礎。然而，也許是因為他們都很有才華，或許有才的人都有那么一點自負的本性，唐代文人也一樣，孤傲就是他們一個十分突出的性格特點。這種性格在詩仙李白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有詩為證“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種恃才傲岸、叛逆不羈的性格在他的詩中也有體現，“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游天姥吟留別》）。如果李白真的能做到一生“不事權貴”，那他再傲些也沒什么，但他偏偏又不能遠離政治的誘惑。從青年時代起，李白就為了能走上仕途而奔走，他不僅娶了唐高宗時宰相許圉師的孫女為妻，還先后向各地官員上書拜見，希望能薦用自己，但奔走了10年卻大失所望而歸，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酒隱安陸，蹉跎十年”。而10年后，他來到了國都長安，寓居在玉真公主別館，謁見了宰相張說的兒子、駙馬都尉張土自以及一批朝臣大官，期望“攀龍見明主”，然而仍無結果，只好悻悻出京漫游，憤慨不平中寫下了著名的《蜀道難》、《行路難》等詩歌，以此隱喻胸中不滿之氣。接著他又改裝換巾趨向山林，隱居蒿廬，交結與皇室有密切關系的道士，試圖走出一條世俗垂青、貴人揄揚的“終南捷徑”。中國的隱士大多是揚言孤峰逍遙隱逸，實際上是欲邀求時譽擢居美職，李白也是如此。這從他后來被征召入京時，所寫的“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可以看出。一旦入京，他的傲氣又出現了，他認為自己將被重用，代草君言、建立功業(yè)，于是把玄宗比作漢武帝，把自己比成司馬相如，時不時還喊出要浪浮江湖，因此沒等到他“功成”便被唐玄宗“賜金還山”，實際上就是被驅逐出朝了。

唐代文人孤傲性格的另一個體現就是總抱有懷才不遇的不平之氣。他們因為有才，所以總認為別人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有毛病的，好像這世界上的事只有他們說的才是正確的，而當自己的主張得不到支持或仕途不順時，他們就會憤憤不平，滿腹的嘮叨和不滿，從不檢討自己的不是，而是指責當權者用人不公。李白是這樣，而更有代表的如韓愈，他二十五歲成進士，二十九歲始登上仕途，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屢受挫折，本來是和他的復古思想有關，但他不但不檢討自己，還一再指斥朝政，于是先被貶為陽山令，后又被貶為潮州刺史。在他的散文里自鳴不平，懷才不遇的味道就特濃，如他的《雜說四》中，以“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比喻賢才難遇知己，“只辱于奴隸人之手”更是寄寓了他對自己遭遇的深深不平。他們因為對自己沒有一個更客觀的認識，更沒有把自己放到當時客觀的歷史條件下去認識，因此總難免出現不平之氣，而這種不平之氣如果只是藏在心里就罷了，但他們卻借助自己的文才把它們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看起來是很痛快也很出氣，氣是出得利索，但痛快過后換來的卻是當朝者的不容和排擠，他們也只能自己品嘗在政治仕途上的失敗和苦澀了。

中國人向來以謙虛為美，謙遜歷來為國人所倡，有才已招人妒，再傲就更難讓人容了。唐代文人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注定了他們成為政治仕途上的悲劇角色。如今時代已不再是唐朝時的時代，但必要的謙虛一直以來都沒有被國人所棄，無論你是文人抑或普通人，只要你還生活在我們的國土上，幾千年的文明傳統注定要求你做事做人都應有謙虛之美德，這樣你才能更好地與我們的社會相和諧，這是唐代文人所付出的政治仕途上的失敗代價給我們帶來一點啟示。

啟示二：走了不該走的路也是文人政治失意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愁”是人類特有的一種心理現象，是人們郁結于心頭的憂慮煩悶。“愁”的產生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觀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引發(fā)了人們的感傷、遺憾、愁情。如“飛紅萬點愁如海”；二是人生活在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中，由于周圍人和事不能滿足其內心情感的需要，由此形成內心情感的逆向流程，如“落花啼鳥總關愁”，“翠減紅衰愁煞人”等。

但不管怎么說，愁是一種概念，詩人寫“愁“，不能用概念語言，而必須用形象語言。詩人不僅要把“愁”定性，而且要定量。

一、“愁”是連綿悠遠而無法割斷的

古詩詞中有以水描寫愁的，有以雨比喻愁的。水的綿長悠遠和人的情緒愁苦的特點是一致的。而如絲如縷的細雨和隔不開，扯不斷的愁的特點又相吻合。南唐后主李煜《相見歡》中“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就說明了“愁”的這個特點。李白在《宣州謝月兆樓餞別校書叔云》中的名句，“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也道出了愁的特點，愁的情狀。

二、“愁”是有數量的

李煜《虞美人》中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和賀鑄《青玉案》中的“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都用可以看得見、可以體味的實景，來形容“愁”的數量。這種手法，的確令人嘆為觀止。

1996年，我和天影廠的一幫影視愛好者混過一段日子，正趕上有人讓我寫個小品一起演出，我便寫了這個搞笑的鬧劇——《兩個末流詩人的約會》。

1997年12月24日，由《中國新一代》雜志社等部門共同主辦的“圣誕之夜，中國新一代青少年聯歡晚會”上，我和我的搭檔被請去表演了這個小品，起初說是沒有勞務費的，沒想到我們演出下來就被導演叫過去了，表示了由衷的感謝后給我和搭檔每人塞了一個紅包，并告訴我們不要對別人說，這是車馬費，以后要經常合作的。我們出去打開紅包，雖然只有50塊錢，但也把那時候的我們美壞了，因為那是我們靠上臺演小品賺到的第一筆錢，年輕，成就感是支撐我們的一切……

[小品劇本]兩個末流詩人的約會編劇/高鵬

人物：一男一女，各二十歲左右，兩個人表情始終是神經質式的冷傲。

時間/地點：冬天傍晚，公園。[幕啟：舞臺中央，一把長椅。]

[女“詩人”上場，傲慢地蔑視觀眾，甩頭，漫步，左顧右盼。]

在“春天送你一首詩”暨第三屆華文青年詩人獎頒獎儀式上的致詞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詩人、來賓朋友們：

春潮洶涌春風暖，悠悠晉江揚風帆。這是明媚的春天，這是詩歌的晉江。今夜，我們以詩歌為橋梁，以音樂為紐帶，相聚晉江，歌唱春天。在此，謹讓我代表中共晉江市委、晉江市人民政府和熱情好客的102萬晉江人民，向出席“春天送你一首詩”暨第三屆華文青年詩人獎頒獎儀式的各位領導、文秘部落原創(chuàng)各位詩人以及各界朋友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晉江地處福建東南沿海，直面臺灣，是全國著名僑鄉(xiāng)，人口102萬，旅居海外僑胞和港澳臺同胞200多萬，號稱海內外300萬晉江人。改革開放以來，我市充分發(fā)揮僑臺優(yōu)勢和海洋文化優(yōu)勢，大力弘揚“誠信、謙恭、團結、拼搏”的晉江精神，銳意改革，大膽創(chuàng)新，闖出了一條以市場經濟為主，外向型經濟為主、股份合作制為主，多種經濟成份并存共同發(fā)展的獨具特色的經濟社會發(fā)展道路，創(chuàng)造了令人矚目的“晉江模式”、“晉江速度”、“晉江效益”。在這個面積僅為福建省兩百萬分之一的縣級市，云集了七匹狼、九牧王、柒牌、安踏等18個中國馳名商標和中國名牌產品，被冠以“中國紡織產業(yè)基地”、“中國鞋都”、“中國食品工業(yè)強市”等稱號，并轄有“陶瓷重鎮(zhèn)”磁灶、“中國傘都”東石、“中國休閑服裝名鎮(zhèn)”英林、“中國內衣名鎮(zhèn)”深滬等一批產業(yè)經濟強鎮(zhèn)，成為名副其實的“品牌之都”和“現代化制造基地”。

晉江的經濟發(fā)展歷程，是一部晉江人愛拼敢贏，自強不息，團結奮斗的歷史，離不開流淌在晉江人身上的根脈文化。因西晉末年，永嘉之亂，“晉”人“衣冠南渡”，沿江而居，以“晉”稱江而得名。千百年來，晉江人以“愛拼才會贏、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圍海造田，踏海為路，創(chuàng)造了獨具一格的集閩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之精華的晉江文化。無論是阿拉伯穆斯林宗祠、世界僅存的摩尼教遺址，還是千年古剎龍山寺，都見證了晉江歷史上的多元文化的融合。獨特的地域文化賦予了晉江人冒險與進取、重商與務實、創(chuàng)業(yè)與開拓、開放與兼容、拼搏與敢贏以及善于感知時變、精于把握商機、勇于為人之先等人文特質，并傳播到東南亞諸國和港澳臺等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深厚的歷史積淀悠久的文化，時代的發(fā)展呼喚先進的文化。立足于歷史和現實的視野之下，面對晉江發(fā)展環(huán)境和區(qū)域競爭的日益激烈，我們意識到必須找準新的戰(zhàn)略支點、確定新的發(fā)展思路，于是我們將目光聚焦于人的全面發(fā)展和社會文明進步，致力于不僅要建設一個經濟的晉江，更要建設一個文化的晉江，實現晉江經濟發(fā)展和文化建設的“雙翼齊飛”。今天，在我市舉辦“春天送你一首詩”暨第三屆華文青年詩人獎頒獎儀式，同時舉行了“春天與晉江同行”攝影詩歌作品展和“晉江詩群”研討會，這不僅向世人展示了晉江豐厚的文化儲存，而且為晉江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新的內涵，我們衷心希望參加本次活動的各位詩人、專家多為推動和繁榮晉江的文藝創(chuàng)作化把脈開方，為晉江經濟社會發(fā)展注入現代的精神和文化的動力。

一、新時代詩人的文學焦慮背景分析

詩歌一直是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體裁，在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詩歌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文學價值在世界文壇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詩歌是語言表達最為精妙的一種文學形式，當一個社會的風氣、環(huán)境、精神發(fā)生變化后，會直接的體現在一個時代的詩歌藝術中。從新文化運動以后，語言文字習慣的改變，對于詩歌的發(fā)展產生了巨大的沖擊，與文言詩歌相對應的新詩開始順應的時代的號召與要求盛行起來。在“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的新詩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fā)展歷程，社會的動蕩、轉型以及變化，往往會給一些文學家、詩人更多的思考與探索，在這種不安的環(huán)境中，往往是優(yōu)秀作品產生最繁盛的時期。所以，中國近代詩歌發(fā)展最為輝煌兩個時期，正是處于極端的混亂與壓抑的社會環(huán)境中產生的，一個是抗戰(zhàn)時期，另一個就是“”后期。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的詩人、作家。艾青，就是這批詩人中杰出與優(yōu)秀的代表。他說：“我們寫詩，是作為一個悲苦的種族爭取解放、擺脫枷鎖的歌手而寫詩。”這既是艾青對于詩歌的認識，也是眾多的詩人和作家對于文學的通識。每一個時代的詩人作家，都有著與一個時代特征相貼近的文學憂慮，在時代的焦慮下，每一個知識分子所感與所悟，都會漸漸演變成一種文學憂慮。所以，從梁啟超到王國維、從胡適到郭沫若、從錢鐘書到張愛玲，這種時代的文學憂慮都在其作品中體現的非常明顯。聞一多說過，“詩是與時代共同呼吸的”，這樣很巧妙很精準的形容了詩歌與時代的關系。在這些眾多的優(yōu)秀詩人和作家當中，艾青的文學特性有著鮮明的特點。艾青的詩歌表達藝術中，既有著對于時代親近的表達，同時又對所處的時代有著焦慮和不安，詩人的這種不安與困惑，會在其作品中得到最敏感的展現。在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艾青在中國詩壇上的地位是無可置疑的，不僅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與著名的智利革命詩人聶魯達交情甚好，他的作品也是被廣為傳誦，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艾青詩歌的創(chuàng)作與傳播，都處于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國社會戰(zhàn)爭不斷的特殊時期。在戰(zhàn)爭這樣一個復雜的環(huán)境中，時代給予詩人的東西，總是要甚于常人。時代的自覺、身份的定位、寫作狀態(tài)的追尋等等原因，使得以艾青為代表的新時代詩人將內心的聲音轉化成對時代文學的焦慮。

二、艾青的文學焦慮淺析

文學焦慮，是一個寬泛抽象的概念。文學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總是根植于一定的客觀現實環(huán)境。所以文學焦慮的出現，是對一個時代和社會現實狀況和環(huán)境的映射。艾青的文學焦慮，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動蕩中的憂患意識。詩人是詩歌的創(chuàng)作者，詩人個體的經歷、學識、興趣以及品德都會對自己的作品產生重要的影響。艾青的個人經歷和情感價值特征也決定了他對于民族、國家和詩歌獨特的見解和認識。在將詩歌化為武器投入到中國的革命救亡運動中以前，艾青在國外繼續(xù)自己的學業(yè)并且過著非常優(yōu)越的生活。當看到當時動蕩中沒有秩序、尊嚴受到挑釁、人民顛沛流離的現實以后，他決定成為一民愛國的斗士，投入到愛國救亡的運動中來。所以，艾青自身的這種社會責任感的存在，也是他有社會憂患意識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著名的評論家李慶西先生有過一句非常經典獨到的總結，他認為在中國五四以后的文學中，憂患意識是整個文學思潮中最為基本的一種精神。所以在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大批的知識分子雖然不能親身赴前線，但是都紛紛拿起手中的紙筆來表達和呼喊自己的一腔熱忱。所以，在此時，不僅僅是艾青有著對國家和民族的憂患意識，這一時期所有的新時代詩人都有著同樣的時代焦慮。在這種憂慮下，艾青詩歌的創(chuàng)作主題集中在兩個方面，民難和國難。

對于民難，艾青在1937年的作品《賣藝者》中有切實與當時現實環(huán)境的描述和表達，1937年的中國社會正處于戰(zhàn)爭之中，干旱、饑荒、戰(zhàn)亂，使得無數的農民難以維持自己的生計，并且不得不常常的遭到外界戰(zhàn)爭的威脅和困擾。于是艾青用“閃亮的刀”、“空中的長索”、“堅硬的長劍”來描寫處于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用“向陌生人笑、哭、叫、喊”來直觀的表達這種生活的混亂與困苦。對于國難，在蕭條與破敗的中華民族岌岌可危時，民族覺醒成為這個時代文學詩人非常重要的創(chuàng)作思想。艾青在《煤的對話》中以“煤”為參照和對比來號召民族的覺醒和自強，“你已死在過深的怨憤里了嗎?／死?不，不，我還活著，請給我以火，給我以火”，用煤的普通與平凡來彰顯性格與品質的堅強與獨特。第二，時代叛逆的文學焦慮。艾青的詩歌之所以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他優(yōu)美而又剛勁的語言文字、炙熱的民族主義精神和愛國熱情，更重要的是在艾青的作品中有著一種非常可貴的品質，就是叛逆精神。從1937年開始，日本發(fā)動對中國的全面侵華戰(zhàn)爭，一時間哀鴻四野、民不聊生。除了身處一線抗擊的戰(zhàn)士，像艾青這種有著強烈愛國之情的知識分子也開始紛紛前往一線，用紙筆和文字作為戰(zhàn)斗的武器。這一時期的詩歌，有著戰(zhàn)爭烈火的灼燒與處于困境之中意氣風發(fā)和斗志昂揚。艾青在他的《新詩論》中如是說，“在這場戰(zhàn)爭中，中國人民是覺醒了：一切的束縛，無止的愚蠢和貧困，頻連的災難與饑荒，必須通過這酷烈的斗爭才能解除。”艾青將對祖國的深情與希望傾注于詩歌創(chuàng)作中，從而使其詩歌具有一種叛逆精神。

正如著名的智利革命詩人聶魯達所說，詩歌是一種不能用語言來解釋的藝術。所以，新詩所創(chuàng)造的文學價值往往是我們在閱讀的瞬間內容充盈的感受與感動。艾青的新詩，雖然有著很深的時代文學焦慮，但是詩歌里的大詩情和大時代的感觸卻是真實與動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