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艾青看新時代詩人文學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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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時代詩人的文學焦慮背景分析

詩歌一直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體裁，在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詩歌所創造出來的文學價值在世界文壇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詩歌是語言表達最為精妙的一種文學形式，當一個社會的風氣、環境、精神發生變化后，會直接的體現在一個時代的詩歌藝術中。從新文化運動以后，語言文字習慣的改變，對于詩歌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沖擊，與文言詩歌相對應的新詩開始順應的時代的號召與要求盛行起來。在“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的新詩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歷程，社會的動蕩、轉型以及變化，往往會給一些文學家、詩人更多的思考與探索，在這種不安的環境中，往往是優秀作品產生最繁盛的時期。所以，中國近代詩歌發展最為輝煌兩個時期，正是處于極端的混亂與壓抑的社會環境中產生的，一個是抗戰時期，另一個就是“”后期。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的詩人、作家。艾青，就是這批詩人中杰出與優秀的代表。他說：“我們寫詩，是作為一個悲苦的種族爭取解放、擺脫枷鎖的歌手而寫詩。”這既是艾青對于詩歌的認識，也是眾多的詩人和作家對于文學的通識。每一個時代的詩人作家，都有著與一個時代特征相貼近的文學憂慮，在時代的焦慮下，每一個知識分子所感與所悟，都會漸漸演變成一種文學憂慮。所以，從梁啟超到王國維、從胡適到郭沫若、從錢鐘書到張愛玲，這種時代的文學憂慮都在其作品中體現的非常明顯。聞一多說過，“詩是與時代共同呼吸的”，這樣很巧妙很精準的形容了詩歌與時代的關系。在這些眾多的優秀詩人和作家當中，艾青的文學特性有著鮮明的特點。艾青的詩歌表達藝術中，既有著對于時代親近的表達，同時又對所處的時代有著焦慮和不安，詩人的這種不安與困惑，會在其作品中得到最敏感的展現。在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艾青在中國詩壇上的地位是無可置疑的，不僅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與著名的智利革命詩人聶魯達交情甚好，他的作品也是被廣為傳誦，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艾青詩歌的創作與傳播，都處于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國社會戰爭不斷的特殊時期。在戰爭這樣一個復雜的環境中，時代給予詩人的東西，總是要甚于常人。時代的自覺、身份的定位、寫作狀態的追尋等等原因，使得以艾青為代表的新時代詩人將內心的聲音轉化成對時代文學的焦慮。

二、艾青的文學焦慮淺析

文學焦慮，是一個寬泛抽象的概念。文學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總是根植于一定的客觀現實環境。所以文學焦慮的出現，是對一個時代和社會現實狀況和環境的映射。艾青的文學焦慮，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動蕩中的憂患意識。詩人是詩歌的創作者，詩人個體的經歷、學識、興趣以及品德都會對自己的作品產生重要的影響。艾青的個人經歷和情感價值特征也決定了他對于民族、國家和詩歌獨特的見解和認識。在將詩歌化為武器投入到中國的革命救亡運動中以前，艾青在國外繼續自己的學業并且過著非常優越的生活。當看到當時動蕩中沒有秩序、尊嚴受到挑釁、人民顛沛流離的現實以后，他決定成為一民愛國的斗士，投入到愛國救亡的運動中來。所以，艾青自身的這種社會責任感的存在，也是他有社會憂患意識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著名的評論家李慶西先生有過一句非常經典獨到的總結，他認為在中國五四以后的文學中，憂患意識是整個文學思潮中最為基本的一種精神。所以在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大批的知識分子雖然不能親身赴前線，但是都紛紛拿起手中的紙筆來表達和呼喊自己的一腔熱忱。所以，在此時，不僅僅是艾青有著對國家和民族的憂患意識，這一時期所有的新時代詩人都有著同樣的時代焦慮。在這種憂慮下，艾青詩歌的創作主題集中在兩個方面，民難和國難。

對于民難，艾青在1937年的作品《賣藝者》中有切實與當時現實環境的描述和表達，1937年的中國社會正處于戰爭之中，干旱、饑荒、戰亂，使得無數的農民難以維持自己的生計，并且不得不常常的遭到外界戰爭的威脅和困擾。于是艾青用“閃亮的刀”、“空中的長索”、“堅硬的長劍”來描寫處于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用“向陌生人笑、哭、叫、喊”來直觀的表達這種生活的混亂與困苦。對于國難，在蕭條與破敗的中華民族岌岌可危時，民族覺醒成為這個時代文學詩人非常重要的創作思想。艾青在《煤的對話》中以“煤”為參照和對比來號召民族的覺醒和自強，“你已死在過深的怨憤里了嗎?／死?不，不，我還活著，請給我以火，給我以火”，用煤的普通與平凡來彰顯性格與品質的堅強與獨特。第二，時代叛逆的文學焦慮。艾青的詩歌之所以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他優美而又剛勁的語言文字、炙熱的民族主義精神和愛國熱情，更重要的是在艾青的作品中有著一種非常可貴的品質，就是叛逆精神。從1937年開始，日本發動對中國的全面侵華戰爭，一時間哀鴻四野、民不聊生。除了身處一線抗擊的戰士，像艾青這種有著強烈愛國之情的知識分子也開始紛紛前往一線，用紙筆和文字作為戰斗的武器。這一時期的詩歌，有著戰爭烈火的灼燒與處于困境之中意氣風發和斗志昂揚。艾青在他的《新詩論》中如是說，“在這場戰爭中，中國人民是覺醒了：一切的束縛，無止的愚蠢和貧困，頻連的災難與饑荒，必須通過這酷烈的斗爭才能解除。”艾青將對祖國的深情與希望傾注于詩歌創作中，從而使其詩歌具有一種叛逆精神。

正如著名的智利革命詩人聶魯達所說，詩歌是一種不能用語言來解釋的藝術。所以，新詩所創造的文學價值往往是我們在閱讀的瞬間內容充盈的感受與感動。艾青的新詩，雖然有著很深的時代文學焦慮，但是詩歌里的大詩情和大時代的感觸卻是真實與動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