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思想范文10篇

摘要:學術界對于文化的研究一直都存在雅與俗、良與莠、先進與落后、精華與糟粕、積極與消極等一系列既對立又統一的哲學范疇，對于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研究也不應該有所例外。但目前，學術界對于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研究缺少辯證分析的色彩。本文重申了辯證分析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必要性，闡述了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中反生態思想的概念、特征及區分標準等，分析了西部地區少數民族文化中反生態思想形成的原因，并對其消解途徑提出了一些看法。

關鍵詞:少數民族;文化;反生態思想;消解

關于文化的研究，學界一直都存在雅與俗、良與莠、先進與落后、精華與糟粕、積極與消極等既對立又統一的哲學范疇。相較而言，對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研究則缺少辯證分析的色彩。目前，對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研究集中在對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體系的解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價值評價及建構途徑的探討方面。〔1〕隨著時代的發展，多元化的西部少數民族文化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有些仍然是能夠引領時代前進的旗幟，而有些卻與當前生態文明建設倡導的理念相悖。因此，辯證分析西部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中的“糟粕”無論對少數民族文化自身的傳承與發展，還是對西部地區生態環境保護的具體工作都有重要意義。

一、辯證分析西部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是消解其文化中反生態思想的首要步驟

早在2010年就有學者探討過《辯證分析法在文化研究中的運用》問題，文章認為，“只有對本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以及外國文化進行辯證的、歷史的、系統分析，才能科學認識文化的本質，把握文化規律，為我國文化建設提供正確指導。”〔2〕相比較而言，目前學術界對于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研究卻主要集中在其正面的、積極的影響上，而忽視了文化在不同時代而表現出來的不足之處。不科學的研究方法必然會得出有失偏頗的結論，在其對待方式上也必然會全盤吸收。因此，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是否能夠對當地的生態文明建設發揮科學的引領作用，首先取決于我們是否真正認識了它的本質，是否分清了它的構成成分。為此，必須采取辯證分析的研究方法，從諸多的文化現象中分解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進而才能采取相應的措施讓它們盡可能發揮正面的、積極的作用。首先，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需要優秀的、先進的生態文化進行科學引領，而錯誤的反生態思想只會把人們引向歧途。“生態文明是一種獨立的文明形態，是以生態文化為基礎的人類處理整個生態系統的積極成果。”〔3〕80“生態文化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先導，是因、在先;生態文明是生態文化發展的實踐產物，是果、在后。”〔4〕西部地區各少數民族的生態文化是當地建設生態文明的“理論先導”，不同民族的生態文化共同為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提供科學的理論指導，形成符合生態文明建設的價值觀、倫理觀及政績觀、消費觀和發展觀。因此，“蘊含在民族和宗教文化中的生態文明理念是生態文明發展的內在原動力。”〔5〕在西部地區，雖然民族不同，文化有別，但其生態文化的本質是共通的，那就是它要求人們在“生態優先”的原則下開發西部，在保證天藍、地綠、水凈的前提下發展西部，在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的基礎上保護西部。而西部地區少數民族文化中的不良成分則無法發揮這些積極的作用，相反，會把我們的行為引向保護自然的對立面，使我們成為自然的敵人。其次，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素質的提升，需要有生態文化中正面的生態思想的引領和負面的反生態思想的警示。所謂生態素質，就是人們在認識和處理生態環境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文化的、心理的、技能的以及道德的綜合素質。如果一個人掌握了豐富的生態環境保護的知識，形成了良好的環境保護意識，遇到環境問題能自覺地采取恰當的方法處理就是一個具有較好生態素質的人。生態素質不是人們與生俱來的，需要后天的教育和培養。西部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含有豐富的生態思想，挖掘并整理這些民族生態文化，對其中的“良莠”成分加以甄別，并在生態素質教育中充分、合理地利用這些知識，將有助于人們加深對于少數民族文化的了解，提高人們的生態意識、掌握生態保護的技能，同時通過反生態思想的梳理，可以警示人們不斷反思自己的行為，在生活中做到遠離那些不利于生態環境的行為，做到自覺保護生態環境，為西部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做貢獻。再次，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也需要對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進行甄別和揚棄。在對待文化發展的態度上，我國一貫遵循“有效保護，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則。但這一原則缺少科學研究這一重要環節。“倘若沒有科學的研究和規劃作為開發的基點，利用就可能失之盲目和無序，文化開發不僅達不到預期的目的，還有可能造成文化資源的浪費與破壞。”〔6〕研究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就是要挖掘其中優秀、進步、符合生態文明時代需要的“精華”，以便于人們去保持、繼承和發揚;同時，甄別其中有害的、不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糟粕”，幫助人們去批判、改造以致于摒棄。最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理論體系的全面建構，需要補充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中生態思想的有益成分，而對于那些不符合時代需要的內容，則要及時加以修正或摒棄。“生態文明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既離不開對人類社會歷史的反思與超越，也離不開對社會現實的關照和探索。”〔7〕生態文明理論體系的建構，應該是“基于自然———人———社會‘三維化’的，由微觀、中觀、宏觀和宇觀四個層次共同構建的方法論體系”〔8〕，它需要世界人民攜起手來，不分種族、不分地域，不分國度、不分民族，齊心協力共同建設我們的地球家園。西部地區少數民族作為我國大家庭中的成員，有義務、也有責任為我國生態文明理論體系的構建做出貢獻，而那些不利于生態環境的反生態思想則要從生態文明理論體系中及時剔除。綜上所述，突破原有的研究方法，辯證分析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梳理出其中的反生態思想，對于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開發、利用、傳承與創新都有重要意義。西部地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不斷豐富和發展能夠為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活動提供科學的指導，而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不斷推進又為當地少數民族的生態文化注入了新的內容，使其具有更強的生命力，更富有時代特征。

二、西部地區少數民族文化中的反生態思想及其特征

研究一個民族的思想特質，頗不容易。因為思想的特質，即使可以反映某一民族思想的特殊部分，但不能以部分來概括全體。而每一時代的思想，受該時代的影響所表現的趨勢，各有其著重之點，且各時代有各時代之不同。同時思想家的思想與一般社會的思想，頗有距離。思想家固然可以領導時代，而時代亦可以影響思想家或其學派的學說。即以此三點而論，要來研究某一個民族的思想特質，就感到不易著手。一個民族在某種自然環境中，承受其文化之遺產，所形成的某種狀態之下，再加上某幾種對外思想接觸后所發生的影響，從這里面我們還是可以看出該民族思想趨向的大勢。例如英國的政治思想，側重經驗，德國重玄學，法國則講邏輯。此種判斷，雖不能表現一切，但可看出他們民族思想的大概。研究中國的思想，也應當先討論它自然的環境，文化的遺產和外來思想所予的影響，然后找出它思想的特質。

每一個民族都有它所不能離開的特殊自然環境。這個環境也就從多方面給予這民族以莫大的影響。單就氣候一項來說，比方俄羅斯那樣苦寒的地方，人們時時感到受自然環境的壓迫，郁積于心，結果就形成勇猛陰鷙的民族性。也許因為終年蟄伏的時候多，在屋子里靜坐凝思，從爐邊閑話中，許許多多的計謀便容易打好稿子。在印度則不然，終年炎熱，精力蒸發，人們露宿的時候多，仰觀星斗，近聽恒河，而感覺生滅無常，生命渺小，于是崇拜宇宙發生印度教及佛教的思想。中國的氣候是溫帶性的，它的文化始自黃河大平原，然后至于長江流域。溫帶的氣候，沒有酷熱嚴寒，因此養成趨向中和的民族性，中和的思想便容易發達。

說到中國與外界的接觸，在印度的佛教未進入中國以前，可以說很少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因中國以前接觸的均是文化較低落的民族，如匈奴鮮卑羯氐羌等，他們往往是受中國文化所沐浴，受我們的同化。印度的佛教在漢末已進入中國，至唐代為止，所予中國文化的刺激最大。但佛教文化也是和平的思想，而不見陰險殘暴的成分。隨后到了明末萬歷年間（三五○年前），西洋思想也與中國接觸了。當時西方正是伽利略、牛頓的時代，耶穌會的教士們，帶著新興的科學思想來到中國。他們的目的，本為傳教，但為了適合中國的傳統思想并博得宮廷的歡心，他們一方面不反對中國崇拜祖先的習俗，認為是慎終追遠，一方面將天文、數學的理論，天文的儀器，乃至日用的鐘表等進貢到中國的朝廷。教士中竟有屈身作鐘表匠的，希望得朝廷的信任。那時最有名的教士如利馬竇、南懷仁、湯若望等很為一班朝野所歡迎，湯若望并且主持了中國的欽天監。只可惜傳教士中，對于傳教的手段，內部發生矛盾，有的認為前面一派人士的作風是離經叛道，更不當涉足宮廷，因此跑到教皇那面去告狀。同時明末以后，清朝的大君之中，雍正是最反對西洋教士的。他自己是個喇嘛教徒，即位以后，即將那些教士趕跑，這一段時間，前后不到百年。一直要到鴉片戰爭后，中國方與西方科學思想再度接觸。不然的話，中國的科學化要早三百年。

現在我們再來看中國文化的遺產。上古已古不談，因沒有確靠的材料，比方說堯典舜典都不是當時的作品，是假的。為了求材料的可靠起見，我們最好從周秦諸子說起，按時代的遞嬗，來看思想的變遷。分時代本不容易，例如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可謂是劃時代的，但這個時代的思想雖然有大的改變，卻不是一切都變，還有它未變的成份。我們討論到中國的思想，姑且按下面幾個時期來劃分：

一、諸子時期這一個時期是從西周起至董仲舒主獨尊儒術前為止，乃學子最發達的時期。西周三百年是個封建時代，到東周以后，雖然仍為封建，但已經不是定于一尊，而變成霸權爭雄的局面了。所謂霸權，爭的是執牛耳，即是盟主，因為各邦國會盟的時候，必殺牛歃血為盟，由盟主執著牛耳去殺牛，因此通常稱盟主為執牛耳。因霸權鼎盛，社會上合縱連橫之說遂興。各邦國的君主，皆欲收羅人心，招養士子，以為己用，最大的士子如蘇秦，竟作到六國的宰相。上面所說的縱橫家，不過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他尚有儒家、墨家、法家、道家、農家、兵家、名家、陰陽家等。最要緊的，卻是儒道墨法四家。儒家的代表人物首推孔子。孔子在中國恰和釋迦牟尼在印度、蘇格拉底在希臘一般，同在一個時代，而這個時代又都是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文化最發達的時候。孔子注重私人講學，沒有采用宗教式的組織。道家則不然，除廣收門徒，開有講座外，還含有宗教式的組織兼以實行。但道家并非道教，道教是張道陵所創，是世俗的迷信。馮友蘭先生曾將中國道家分為三派，一為楊朱式之道家，一為莊周式之道家，一為老子經典派之道家。至于道家之是否為老子所創，尚是疑問，不過老子確有其人，比孔子老，孔子曾問禮于他。四家之中墨家是主兼愛非攻的，代表人物是墨子。法家的巨子是韓非，申不害，法家盛于秦，秦始皇就是以法家統一中國的。如商鞍就是法家。這四大家在中國此后的時代思想中，均有他們的成份。其他如公孫龍的名家，許行的農家，孫臏的兵家，都可惜沒有充分的發展，不然中國的邏輯學、農學、兵學，早就該有很有系統的學說成熟。

自秦以后，漢初名君中，高祖崇尚法家，蕭何定律，他便是個法律專家。漢高祖溺儒冠，對儒家不感興趣。文帝尚黃老。武帝思想很復雜，后來他采納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學時代便告結束了。

新中國建立初期，即1949年10月到1957年12月，是我國民族事業發展最健康的時期之一。黨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難，堅持慎重穩進的方針，迅速解放各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平等團結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使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面貌和各項建設事業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在這過程中，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一系列民族思想和理論觀點，并在各地區民族工作中卓有成效地得到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實現祖國統一

新中國成立時，西藏等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仍未得到解放。迅速解放這些民族地區，是徹底解放全國各族人民的需要，是將解放戰爭進行到底，完成祖國大陸統一大業的需要。

在解放西藏等民族地區問題上，將其作為我們黨的一個重大的斗爭任務和當前的總方針加以高度重視，表現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等地，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中華民族大團結的堅定原則立場。他說，“進軍及經營西藏是我黨光榮而艱苦的任務”［1］，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我們當前總的方針是什么呢？就是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2］。完全相信西藏人民對祖國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信他們對新中國的熱愛，把西藏人民的愛國心作為制定解放西藏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他說，“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2］。在黨和政府的多方工作和的親切關懷以及西藏進步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在北京正式簽字。這標志著帝國主義企圖制造“”、分裂中國陰謀的破產，它對捍衛祖國統一，鞏固國防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5月24日，給達賴喇嘛發去一封熱情洋溢的賀信，高度評價了協議的簽訂，表達了他對西藏各族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說：“這個協議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時也符合于全中國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從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偉大祖國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得以永遠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和異民族的壓迫，站起來，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業而努力”［1］。

二、消除民族隔閡，實現各民族緊密團結

各民族緊密團結聯合，是馬克思主義處理民族關系的根本原則之一。堅持民族團結的原則，闡述了民族團結的重要性、少數民族在國家建設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團結與反對民族主義的關系，提出了“在一切工作中堅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政策”等思想，并肯定了新中國的團結友愛的民族關系。

新中國建立初期，即1949年10月到1957年12月，是我國民族事業發展最健康的時期之一。黨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難，堅持慎重穩進的方針，迅速解放各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平等團結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使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面貌和各項建設事業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在這過程中，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一系列民族思想和理論觀點，并在各地區民族工作中卓有成效地得到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實現祖國統一

新中國成立時，西藏等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仍未得到解放。迅速解放這些民族地區，是徹底解放全國各族人民的需要，是將解放戰爭進行到底，完成祖國大陸統一大業的需要。

在解放西藏等民族地區問題上，將其作為我們黨的一個重大的斗爭任務和當前的總方針加以高度重視，表現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等地，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中華民族大團結的堅定原則立場。他說，“進軍及經營西藏是我黨光榮而艱苦的任務”［1］，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我們當前總的方針是什么呢？就是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2］。完全相信西藏人民對祖國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信他們對新中國的熱愛，把西藏人民的愛國心作為制定解放西藏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他說，“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2］。在黨和政府的多方工作和的親切關懷以及西藏進步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在北京正式簽字。這標志著帝國主義企圖制造“”、分裂中國陰謀的破產，它對捍衛祖國統一，鞏固國防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5月24日，給達賴喇嘛發去一封熱情洋溢的賀信，高度評價了協議的簽訂，表達了他對西藏各族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說：“這個協議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時也符合于全中國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從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偉大祖國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得以永遠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和異民族的壓迫，站起來，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業而努力”［1］。

二、消除民族隔閡，實現各民族緊密團結

各民族緊密團結聯合，是馬克思主義處理民族關系的根本原則之一。堅持民族團結的原則，闡述了民族團結的重要性、少數民族在國家建設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團結與反對民族主義的關系，提出了“在一切工作中堅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政策”等思想，并肯定了新中國的團結友愛的民族關系。

新中國建立初期，即1949年10月到1957年12月，是我國民族事業發展最健康的時期之一。黨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難，堅持慎重穩進的方針，迅速解放各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平等團結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使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面貌和各項建設事業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在這過程中，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一系列民族思想和理論觀點，并在各地區民族工作中卓有成效地得到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實現祖國統一

新中國成立時，西藏等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仍未得到解放。迅速解放這些民族地區，是徹底解放全國各族人民的需要，是將解放戰爭進行到底，完成祖國大陸統一大業的需要。

在解放西藏等民族地區問題上，將其作為我們黨的一個重大的斗爭任務和當前的總方針加以高度重視，表現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等地，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中華民族大團結的堅定原則立場。他說，“進軍及經營西藏是我黨光榮而艱苦的任務”［1］，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我們當前總的方針是什么呢？就是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2］。完全相信西藏人民對祖國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信他們對新中國的熱愛，把西藏人民的愛國心作為制定解放西藏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他說，“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2］。在黨和政府的多方工作和的親切關懷以及西藏進步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在北京正式簽字。這標志著帝國主義企圖制造“”、分裂中國陰謀的破產，它對捍衛祖國統一，鞏固國防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5月24日，給達賴喇嘛發去一封熱情洋溢的賀信，高度評價了協議的簽訂，表達了他對西藏各族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說：“這個協議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時也符合于全中國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從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偉大祖國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得以永遠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和異民族的壓迫，站起來，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業而努力”［1］。

二、消除民族隔閡，實現各民族緊密團結

各民族緊密團結聯合，是馬克思主義處理民族關系的根本原則之一。堅持民族團結的原則，闡述了民族團結的重要性、少數民族在國家建設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團結與反對民族主義的關系，提出了“在一切工作中堅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政策”等思想，并肯定了新中國的團結友愛的民族關系。

【關鍵詞】/建國初期/民族思想/巨大成就

MaoZedong/earlyyearsafterthefoundingofnewChina/thoughtsaboutethnicminorities/greatachievements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8575（2001）01—0028—06

新中國建立初期，即1949年10月到1957年12月，是我國民族事業發展最健康的時期之一。黨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難，堅持慎重穩進的方針，迅速解放各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平等團結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使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面貌和各項建設事業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在這過程中，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一系列民族思想和理論觀點，并在各地區民族工作中卓有成效地得到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實現祖國統一

新中國建立初期，即1949年10月到1957年12月，是我國民族事業發展最健康的時期之一。黨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難，堅持慎重穩進的方針，迅速解放各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平等團結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使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面貌和各項建設事業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在這過程中，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一系列民族思想和理論觀點，并在各地區民族工作中卓有成效地得到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實現祖國統一

新中國成立時，西藏等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仍未得到解放。迅速解放這些民族地區，是徹底解放全國各族人民的需要，是將解放戰爭進行到底，完成祖國大陸統一大業的需要。

在解放西藏等民族地區問題上，將其作為我們黨的一個重大的斗爭任務和當前的總方針加以高度重視，表現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等地，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中華民族大團結的堅定原則立場。他說，“進軍及經營西藏是我黨光榮而艱苦的任務”［1］，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我們當前總的方針是什么呢？就是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2］。完全相信西藏人民對祖國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信他們對新中國的熱愛，把西藏人民的愛國心作為制定解放西藏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他說，“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2］。在黨和政府的多方工作和的親切關懷以及西藏進步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在北京正式簽字。這標志著帝國主義企圖制造“”、分裂中國陰謀的破產，它對捍衛祖國統一，鞏固國防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5月24日，給達賴喇嘛發去一封熱情洋溢的賀信，高度評價了協議的簽訂，表達了他對西藏各族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說：“這個協議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時也符合于全中國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從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偉大祖國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得以永遠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和異民族的壓迫，站起來，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業而努力”［1］。

二、消除民族隔閡，實現各民族緊密團結

各民族緊密團結聯合，是馬克思主義處理民族關系的根本原則之一。堅持民族團結的原則，闡述了民族團結的重要性、少數民族在國家建設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團結與反對民族主義的關系，提出了“在一切工作中堅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政策”等思想，并肯定了新中國的團結友愛的民族關系。

新中國建立初期，即1949年10月到1957年12月，是我國民族事業發展最健康的時期之一。黨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難，堅持慎重穩進的方針，迅速解放各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平等團結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使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面貌和各項建設事業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在這過程中，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一系列民族思想和理論觀點，并在各地區民族工作中卓有成效地得到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實現祖國統一新中國成立時，西藏等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仍未得到解放。迅速解放這些民族地區，是徹底解放全國各族人民的需要，是將解放戰爭進行到底，完成祖國大陸統一大業的需要。在解放西藏等民族地區問題上，將其作為我們黨的一個重大的斗爭任務和當前的總方針加以高度重視，表現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等地，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中華民族大團結的堅定原則立場。他說，“進軍及經營西藏是我黨光榮而艱苦的任務”［1］，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我們當前總的方針是什么呢？就是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2］。完全相信西藏人民對祖國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信他們對新中國的熱愛，把西藏人民的愛國心作為制定解放西藏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他說，“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2］。在黨和政府的多方工作和的親切關懷以及西藏進步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在北京正式簽字。這標志著帝國主義企圖制造“”、分裂中國陰謀的破產，它對捍衛祖國統一，鞏固國防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5月24日，給達賴喇嘛發去一封熱情洋溢的賀信，高度評價了協議的簽訂，表達了他對西藏各族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說：“這個協議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時也符合于全中國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從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偉大祖國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得以永遠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和異民族的壓迫，站起來，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業而努力”［1］。二、消除民族隔閡，實現各民族緊密團結各民族緊密團結聯合，是馬克思主義處理民族關系的根本原則之一。堅持民族團結的原則，闡述了民族團結的重要性、少數民族在國家建設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團結與反對民族主義的關系，提出了“在一切工作中堅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政策”等思想，并肯定了新中國的團結友愛的民族關系。把民族團結的重要性，提高到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攸關的高度。1957年2月，他提出了這樣一個著名的論斷：“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3］。他還把“有利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作為最重要的標準，列入了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斷言行是非的六條標準的第一條。高度重視少數民族及民族地區在國家建設中的重要地位，認為少數民族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沒有少數民族是不行的。他一再強調指出：“我國少數民族人數少，占的地方大……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3］。“中國沒有少數民族是不行的。”“我們國民經濟沒有少數民族的經濟是不行的。”敏銳地洞視到了當時在我國還嚴重存在著的阻礙民族團結的不利因素，認為這種因素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的陰謀破壞活動；二是歷史造成的嚴重的民族隔閡；三是人民內部的大漢族主義思想。他說，國內外反動勢力勾結在一起，在人民中散布謠言，企圖離間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和合作，這是我們前進的一大障礙。對此，必須提高警惕。他還說：“幾百年來，中國各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特別是漢民族與西藏民族之間是不團結的，西藏民族內部也不團結。這是反動的清朝政府和政府統治的結果，也是帝國主義挑撥離間的結果”［1］。對大漢族主義，可以說是深惡痛絕。他在許多場合和文件中，反復嚴肅批判了大漢族主義，深刻分析了其表現形式、嚴重危害和思想本質。他認為，只有根除大漢族主義思想，才能消除民族隔閡，實現相互信賴、平等團結。他說：“必須深刻批評我們黨內在很多黨員和干部中存在著的嚴重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各地所發現的問題，都證明大漢族主義幾乎到處存在。如果我們現在不抓緊時機進行教育，堅決克服黨內和人民中的大漢族主義，那是很危險的。在許多地方的黨內和人民中，在民族關系上存在的問題，并不是什么大漢族主義的殘余的問題，而是嚴重的大漢族主義的問題”［1］。“不尊重少數民族干部，包辦代替、強迫命令；不認真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不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自以為是、看不起人家，說人家怎么樣落后，侵犯少數民族利益，甚至侮辱、歧視少數民族，諸此等等都是大漢族主義的表現。”“是應當克服的一種人民內部的矛盾”［3］。為了加強民族團結，還提出了消除民族隔閡，疏通民族關系的各項對策。首先，是深刻批判和堅決反對民族主義，而重點是大漢族主義。他說，“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一定要搞好。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克服大漢族主義。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義的少數民族中間，則應當同時克服地方民族主義”［3］。其次，對各民族干部群眾加強民族政策教育，注意檢查民族關系，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他說：“我們無論對干部和人民群眾，都要廣泛地持久地進行無產階級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對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經常注意檢查”［3］。如果關系不正常，就必須認真處理，要給以嚴肅的批評和教育，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糾正錯誤的思想和作風。同時，在報紙上根據事實，多寫文章，進行公開的批判，以教育黨員和人民。第三，加強相互交流，增進友誼。他提出，中央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對少數民族同胞懷抱著滿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領訪問團，前往民族地區訪問，認真進行調查研究，發現和解決問題。派到民族地區的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必須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須嚴守紀律，要以自己為少數民族服務的實際行動來消除歷史造成的民族隔閡。與此同時，要組織少數民族各界人士到內地各處參觀學習，以加強各民族之間的溝通理解和團結友愛。關于民族團結的思想，對建立平等團結友愛互助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保障少數民族當家作主的權利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共產黨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也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它能有效地保障少數民族享受管理本民族本地區內部事務的權利，并能有力地促進少數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在我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他是使之從無到有得以形成發展的第一人。建國初期，他在有關報告和指示中多次論及民族區域自治問題，概括起來，其內容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強調要認真貫徹執行《共同綱領》的有關規定，把推行民族區域自治作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之一。他說，要“認真在各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推行區域自治和訓練少數民族自己的干部是兩項中心工作”［1］。二是強調要進一步鞏固和加強民族區域自治，不斷取得新的成就。1956年1月，他在給達賴喇嘛的電報中，希望達賴在“領導西藏人民實現民族區域自治和進行各種建設的工作上，取得重大的成就”；在給班禪額爾德尼的電報中又希望班禪“為進一步加強民族團結，實現民族區域自治，做出重大的貢獻”［4］。三是認為民族區域自治問題，牽涉面廣，情況復雜，必須統籌安排。1950年9月，他在關于民族區域自治的批語中說，這個問題，牽涉很廣，有的須成立省一級的自治政府，有的須成立縣一級或區一級的自治政府，“疆域劃分，人員配備，政策指導，問題甚多，須加統籌”［2］。對民族區域自治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把它納入《共同綱領》和《憲法》之中，使之法律化和制度化。曾把《共同綱領》稱之為“偉大而正確的《共同綱領》”［1］。《共同綱領》明確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5］。這樣，民族區域自治就作為新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在法律上確立了其重要地位。1954年9月，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問世，它是在親自主持領導下制定的，他多次審閱了起草中的憲法，并進行了多處重要修改，寫了不少批語。該憲法系統總結了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成功經驗，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了比較完備的規定，明確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內容，規定了民族區域自治的性質和地位，以及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原則。這樣，民族區域自治就作為國家的政治制度，在新中國的根本大法中得到確認，使之由中國共產黨的綱領政策轉變為國家制度。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的實踐雄辯地證明，只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才能充分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權利，才能不斷增強民族團結與祖國統一，才能促進各民族的共同發展與繁榮，民族區域自治是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一把金鑰匙。四、慎重穩妥地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新中國成立之后，有步驟地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各少數民族繁榮興旺的必由之路。但是，各民族地區情況不同，問題復雜，必須采用特殊的靈活的措施和步驟。為此，提出了從民族地區的實際出發，采取慎重穩進的方針，堅決而穩步地在民族地區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原則。和全國人民一道，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少數民族人民在政治上獲得平等地位之后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深切地體察少數民族的愿望，熱情地肯定和支持了他們的要求。他說：“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并強調民族地區“社會制度的改革必須實行”［3］。在黨中央和的關懷下，少數民族人民發揮高昂的革命積極性，先后完成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為了順利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提出了正確的工作方針和原則。其主要內容，一是根據各民族地區的不同情況，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步驟地進行；二是要慎重穩妥地進行，要善于等待，不要性急，不要魯莽行事，嚴禁強迫命令；三是要由少數民族自己來進行，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包辦代替。他說，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必須謹慎對待。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急躁，急了會出毛病。條件不成熟，不能進行改革……這種改革必須由少數民族自己來解決”［1］。“少數民族地區分不分土地，由少數民族自己決定。西藏地區現在談不上分地，將來分不分，由你們自己決定，并且由你們自己去分，我們不代你們分”［1］。在提出的這些工作方針和原則的指導下，各民族地區大多采用和平的方式，穩步地擺脫了階級壓迫和剝削制度，跨躍一個或幾個社會發展階段，順利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避免了社會變革中的巨大動蕩，使民族地區的社會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五、恢復和發展經濟建設，促進各民族繁榮興旺建國初期，我國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生活極端貧苦，經濟建設十分落后。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及時提出了把恢復和發展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生活作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務，把實現各民族共同發展繁榮作為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的正確主張。認為，幫助少數民族恢復和發展經濟不僅是經濟工作，而且是關系到民族工作成敗的根本。他在談西藏工作方針時說，在西藏我們惟靠生產和貿易這兩條基本政策，才能爭取群眾，使自己立于不敗，“只要我們對生產和貿易兩個問題不能解決，我們就失去存在的物質基礎”［25］。對少數民族人民團結奮斗，自力更生，改變家鄉面貌寄予厚望。1949年10月，他為新疆和平解放給各界人士的賀電中，號召新疆各民族人民團結一致，“為共同建設人民民主的新新疆而奮斗”［2］。他在給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以及西藏各界人士的許多信函、電報中，殷切希望“整個西藏一年一年地興旺起來”，祝愿西藏日漸繁榮，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國的邊防日加鞏固。他號召各民族地區，“努力生產，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并在這個基礎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6］。十分重視由中央和內地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促進社會進步，認為這是整個國家的利益。他說，“我們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3］，“幫助各少數民族，讓各少數民族得到發展和進步，是整個國家的利益”［1］。還從少數民族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貢獻，少數民族與民族地區在我國現實社會中重要地位的高度，進一步闡述了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強調指出：“不要以為只是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而少數民族也很大地幫助了漢族”［1］。各少數民族在中國的歷史上都做過貢獻，他們加入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幫助了漢族。“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國防上，都對整個國家、整個中華民族有很大的幫助”［1］。的民族經濟思想，在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實現中華民族偉大振興中還將發揮長遠的理論指導作用。六、發展民族教育事業，培養和使用大批的少數民族干部大量地培養和使用少數民族干部，是堅持民族平等團結，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徹底解決民族問題的關鍵。在民族干部問題上，不僅指出了其重要性，而且具體地提出了其數量、結構，以及培養途徑等。在民族干部的數量上，主張大批地培養和使用。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明確指出：“各級政權機關均應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額，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數民族能夠和我們合作的人參加政府工作……在這種合作中大批培養少數民族干部……請你們注意這一點，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從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干部，是不可能的”［1］。次年6月，他又指出：“我們一定要幫助少數民族訓練他們自己的干部，團結少數民族的廣大群眾”［1］。在這里反復使用“大量”、“大批”、“一定”等文字，表明了他對大量培養和使用少數民族干部問題的高度重視和迫切的心情。在民族干部的結構上，強調了黨政干部、專業人才和上層人士三個方面。他指出，各民族地區除政府部門外，黨的組織中也要有民族干部，要培養出少數民族出身的黨的書記。1956年7月，他在一個會議上說：“要注意培養少數民族的黨員干部，逐步以少數民族干部來代替漢族干部。當然，不是說漢族干部走得一個也沒有，而是說不要去代替他們辦事。”“縣、州、區的少數民族干部要逐年增加，少數民族中要出書記”［7］。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即將開始之際，又及時地提出了大批培養少數民族各方面專業人才的任務。他說，少數民族不僅要有行政干部，要出黨的書記，要有軍事干部、文化教育干部，還要有科學家、藝術家、工程師以及各方面的人才［7］。他還說，各自治區“要有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己的科學家和技術人才，自己的文學家、藝術家和文藝理論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報紙和刊物的編輯和記者”［4］。對少數民族上層人士，提出了注意區別對待，政治上做適當安排，政策上做必要讓步，生活上給予切實保障，思想上幫助其進步的方針。1953年，他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強調說，少數民族上層人物和宗教人物，要肯定他們是可以改造的。要采取一切適當辦法把可以改造的人都改造過來［7］。不僅提出了團結、教育、改造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方針，而且在這方面起了表率作用。他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人結為朋友，時常關心他們的工作、思想和生活，頻頻地給他們寫信、致電，不斷鼓勵他們為建設新西藏、建設祖國，為民族團結、祖國統一取得新成就，做出新貢獻。在民族干部的培養途徑方面，主張放手使用民族干部，不要包辦代替，讓少數民族干部在工作實踐中得到鍛煉提高，同時要組織他們到內地參觀學習，使他們增長知識，開擴眼界。他尤其重視發展民族教育事業，把創辦民族院校、民族干部訓練班，作為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的主要途徑之一。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提出，青海、甘肅、新疆、寧夏、陜西等省的省委及一切有少數民族的地方的黨委，“都應開辦少數民族干部訓練班，或干部訓練學校”［5］。不久，他在關于解放西藏問題的一封電報中又指出，“訓練藏民干部極為重要”，“西北局現在即應于藏民干部準備問題作出計劃”［2］。1954年4月，他在給班禪額爾德尼的一封信中還說：“西藏每年有些人來內地參觀是很好的。此外，每年還可以選送一些青年來內地學習，長期學習和短期學習都好。因為這樣可以更多地培養一些建設西藏的民族干部”［8］。在的關懷下，1950年11月政務院批準了《培養少數民族干部試行方案》、《籌辦中央民族學院試行方案》，決定為了大量地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在北京設立中央民族學院，并在西北、西南、中南等地分別設立民族學院。實踐證明，發展民族院校，發展民族教育事業，是大批培養少數民族各類人才的最有效的途徑。綜上所述，在建國初期為正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理論研究和具體實踐。這對我們黨和政府制定新中國的基本的民族綱領和政策，從容不迫、得心應手地解決當時以及后來錯綜復雜的國內民族問題，均發揮了重要作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收稿日期：2000—07—06【參考文獻】〔1〕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建國以來文稿.第一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3〕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建國以來文稿.第六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5〕民族問題文獻匯編［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6〕人民日報.1952—12—8.〔7〕當代中國的民族工作.（上）［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8〕建國以來文稿.第四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摘要]畢生圍繞民族復興這一主題，不斷形成和豐富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精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為民族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實踐基礎。民族精神包括：高舉愛國主義旗幟、踐行實事求是精神、發揚艱苦奮斗精神、首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精神、堅持自強不息精神。還形成了以人名、地名、重大事件等為載體的民族精神表現形式。

[關鍵詞]；民族精神思想；實踐基礎；主要內容；表現載體和形式

是我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軍事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在畢生的奮斗中，始終圍繞民族復興這一主題，不斷形成和豐富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精神。

一、民族精神思想形成的實踐基礎

一生最輝煌的實踐就是領導建立了新中國，使中華民族從落后與衰敗中走出來，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以對民族的無限熱愛、博古通今的淵博學識、經天緯地的卓越才華、鞠躬盡瘁的獻身精神和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領導中國共產黨在實現民族獨立與解放的偉大實踐之中高揚民族精神的旗幟，為建立新中國凝聚起了戰無不勝、無堅不摧的精神偉力，同時也為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再到解放戰爭的歷史轉換中，中華民族追求獨立與解放的精神訴求隨著時代和現實的變換而不斷凸現。以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將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愛好和平、團結統一、勤勞勇敢和自強不息的中華民族精神發揚開來，融之于轟轟烈烈的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推翻反動統治的斗爭實踐之中，并在其中不斷培育和塑造著嶄新的民族精神。深知精神力量對于革命事業的巨大推動作用。他在不同時期、不同歷史條件下對中華民族精神的不同表現形式分別進行具體而明確的論述，并多次號召和強調要繼承和弘揚優秀民族精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探尋中國革命道路的關鍵時期。在總結大革命失敗教訓的基礎上，深入考察并準確分析了中國的國情和中國革命的實情，并在此基礎上實事求是地探索適合中國的革命道路。在遵循和弘揚實事求是精神的基礎上，領導中國共產黨最終探索出一條富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因遭受外敵侵略而面臨生存危機，突出強調了民族團結凝聚、勇于反抗、不畏犧牲的頑強民族意志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民族自強精神。從革命經驗及社會發展規律出發，認為屢經災難和戰爭考驗的中華民族必定擁有不畏犧牲、自強不息直至最終勝利的偉力。因此，他強調：“中華民族決不是一群綿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與人類正義心的偉大民族。”他堅信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解放戰爭時期，在強大的敵人面前，以中華民族堅忍不拔、剛毅無畏的精神鼓舞人民軍隊的士氣。他相信人民軍隊的偉大革命精神，指出它有一往無前的精神，號召革命軍隊發揚愚公移山精神，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在人民軍隊取得軍事斗爭的階段性勝利時，號召軍隊繼續發揚勇敢戰斗、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的作風。在革命勝利的前夜，又提出了要保持兩個“務必”，這既是對中國革命成功經驗的概括總結，同時也是對中華民族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斗精神的繼承與弘揚。

[摘要]畢生圍繞民族復興這一主題，不斷形成和豐富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精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為民族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實踐基礎。民族精神包括：高舉愛國主義旗幟、踐行實事求是精神、發揚艱苦奮斗精神、首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精神、堅持自強不息精神。還形成了以人名、地名、重大事件等為載體的民族精神表現形式。

[關鍵詞]；民族精神思想；實踐基礎；主要內容；表現載體和形式

是我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軍事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在畢生的奮斗中，始終圍繞民族復興這一主題，不斷形成和豐富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精神。

一、民族精神思想形成的實踐基礎

一生最輝煌的實踐就是領導建立了新中國，使中華民族從落后與衰敗中走出來，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以對民族的無限熱愛、博古通今的淵博學識、經天緯地的卓越才華、鞠躬盡瘁的獻身精神和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領導中國共產黨在實現民族獨立與解放的偉大實踐之中高揚民族精神的旗幟，為建立新中國凝聚起了戰無不勝、無堅不摧的精神偉力，同時也為弘揚和培育中華民族精神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再到解放戰爭的歷史轉換中，中華民族追求獨立與解放的精神訴求隨著時代和現實的變換而不斷凸現。以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將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愛好和平、團結統一、勤勞勇敢和自強不息的中華民族精神發揚開來，融之于轟轟烈烈的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推翻反動統治的斗爭實踐之中，并在其中不斷培育和塑造著嶄新的民族精神。深知精神力量對于革命事業的巨大推動作用。他在不同時期、不同歷史條件下對中華民族精神的不同表現形式分別進行具體而明確的論述，并多次號召和強調要繼承和弘揚優秀民族精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探尋中國革命道路的關鍵時期。在總結大革命失敗教訓的基礎上，深入考察并準確分析了中國的國情和中國革命的實情，并在此基礎上實事求是地探索適合中國的革命道路。在遵循和弘揚實事求是精神的基礎上，領導中國共產黨最終探索出一條富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因遭受外敵侵略而面臨生存危機，突出強調了民族團結凝聚、勇于反抗、不畏犧牲的頑強民族意志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民族自強精神。從革命經驗及社會發展規律出發，認為屢經災難和戰爭考驗的中華民族必定擁有不畏犧牲、自強不息直至最終勝利的偉力。因此，他強調：“中華民族決不是一群綿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與人類正義心的偉大民族。”他堅信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解放戰爭時期，在強大的敵人面前，以中華民族堅忍不拔、剛毅無畏的精神鼓舞人民軍隊的士氣。他相信人民軍隊的偉大革命精神，指出它有一往無前的精神，號召革命軍隊發揚愚公移山精神，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在人民軍隊取得軍事斗爭的階段性勝利時，號召軍隊繼續發揚勇敢戰斗、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的作風。在革命勝利的前夜，又提出了要保持兩個“務必”，這既是對中國革命成功經驗的概括總結，同時也是對中華民族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斗精神的繼承與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