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約型范文10篇

摘要：集約型財務管理是企業集團核心管理內容之一，集約型財務管理保證了集團總體財務目標的實現，在資金的控制、高效利用與強化總部對子公司監督等方面具備強大的優勢。

關鍵詞：集約化財務管理

集約化管理是現代企業集團，提高效率與效益的基本趨向。通過集合人財物、管理等生產要素，進行統一配置，以節儉、約束、高效為價值趨向，從而達到降低成本、高效管理，獲得可持續競爭的優勢。企業集團集約型財務管理的優勢在于：為實現集團整體的財務戰略、財務政策與財務目標提供保證；促進全盤資金的監督、控制和合理、高效利用；便于對子公司、分支機構的監控，使得整個企業集團的經營活動得到有效的監督和控制。

一、多元化、集約型財務管理模式的構建

由于不同的子公司都有各自不同的經營內容，經營特點與管理模式大相徑庭，而且彼此都為平等獨立法人，如不加以適當集權，很容易各自為政，造成資源浪費、集團整體效益低下。針對這種業務多元化的情況，集約型財務管理模式設計應遵循以下原則：有利于總體資源的綜合利用；有利于激發各子公司或業務部的積極性，發揮集團的整體優勢；有利于對各子公司或業務部的業績評價；有利于總體戰略的執行和戰略目標的實現等。

(一)強化集權，適度分權

摘要：集約型財務管理是企業集團核心管理內容之一，集約型財務管理保證了集團總體財務目標的實現，在資金的控制、高效利用與強化總部對子公司監督等方面具備強大的優勢。

關鍵詞：集約化財務管理

集約化管理是現代企業集團，提高效率與效益的基本趨向。通過集合人財物、管理等生產要素，進行統一配置，以節儉、約束、高效為價值趨向，從而達到降低成本、高效管理，獲得可持續競爭的優勢。企業集團集約型財務管理的優勢在于：為實現集團整體的財務戰略、財務政策與財務目標提供保證；促進全盤資金的監督、控制和合理、高效利用；便于對子公司、分支機構的監控，使得整個企業集團的經營活動得到有效的監督和控制。

一、多元化、集約型財務管理模式的構建

由于不同的子公司都有各自不同的經營內容，經營特點與管理模式大相徑庭，而且彼此都為平等獨立法人，如不加以適當集權，很容易各自為政，造成資源浪費、集團整體效益低下。針對這種業務多元化的情況，集約型財務管理模式設計應遵循以下原則：有利于總體資源的綜合利用；有利于激發各子公司或業務部的積極性，發揮集團的整體優勢；有利于對各子公司或業務部的業績評價；有利于總體戰略的執行和戰略目標的實現等。

(一)強化集權，適度分權

【摘要】隨著經濟全球化,我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發展接軌已成必然,中國粗放型的發展經濟已難以保持全球競爭力,必然轉向發展集約型經濟,這種經濟發展方式離不開自主創新,只有不斷地創新才能使現代企業更具有生命力和向國際化經濟發展的源動力。

【關鍵詞】自主創新經濟發展創新型經濟

一、經濟發展的現狀分析

1、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當前,中國處于人均GDP由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重要發展階段,國際經驗表明,在這個階段,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動非常活躍,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出現遞減趨勢,技術創新的重要性將明顯上升。從現在起到2020年如果不能大幅度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和科學技術貢獻率,實現到2020年國民經濟總量翻兩番的目標是非常困難的。如果僅僅靠進一步挖掘礦藏資源和出賣礦藏資源,采取資源型的發展模式來實現中國經濟翻兩番的目標,把我國的資源和國際上可供給的資源加在一起都不夠。

聯合國統計署出版的《綜合環境經濟核算手冊》中正式提出的綠色GDP概念的計算公式是:綠色GDP=GDP-固定資產折舊-資源環境成本。邏輯上GDP數值應當是正值,但在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狀況下,治理環境污染發生的成本可能遠遠超過GDP創造的價值。由北京工商大學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編制的《中國300個省市綠色GDP指數報告》呼吁綠色GDP應成為考核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該報告將北京作為基準城市,不僅是因為北京具有直轄市和一般城市的雙重特征,而且是中國第一個進入服務經濟文明的城市,連續兩年在《中國200個省市管理效率指數報告》中排在第一位,其經濟發展水平超過了英國平均水平,是國內綠色發展的先進標桿。報告認為,統計的273個城市綠色指數平均值只有0.1469,水平比較低,意味著這些城市資源環境效率平均只相當于北京資源環境效率的14.69%,多消耗了85.31%的資源環境,存在著巨大的資源環境浪費隱患。以這種方式實現的經濟增長,消耗較高,成本較高,產品質量難以提高,經濟效益較低,屬于粗放型經濟。

一、粗放型與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

關于“粗放”、“集約”概念的使用，最早見于農業經濟學中，當時稱“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后來才被引申到整個經濟領域。最初，粗放經營的含義是指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分散投在較多的土地上，進行粗耕簡作的經營方式；集約經營則指在一定土地面積上集中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進行精耕細作的經營方式。前者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廣種薄收，增加總產；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細作提高單產。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這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級差地租第二形式則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一、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1引言

我國確立的“以養為主”的漁業政策使水產養殖產業得到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資源和環境等方面的問題。引導水產養殖戶發展集約型水產養殖，將成為促進現代水產品質量安全和發展循環經濟的現實需要。我國集約型水產養殖起步較晚，漁業技術較為落后，現階段仍然屬于水產養殖的初級階段，水產養殖模式比較傳統，積極引導水產養殖主體發展集約型養殖，對提高我國水產養殖產業效率具有重要意義[1]。

2循環經濟理論和相關概念界定

循環經濟理論始于波爾丁的“宇宙飛船經濟”，波爾丁提出將地球類比為宇宙飛船，在一種封閉的經濟體系內，完成物質循環與資源充分利用。“宇宙飛船經濟理論”后經過不斷延伸，發展成為“循環經濟理論”。2.1循環經濟基本理論。循環經濟理論是以“3R”原則為基本原則，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優化資源配置，達到資源最大利用效率，并實現資源循環利用及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經濟理論。該理論經過不斷完善和發展，賦予了其可持續發展等新內涵，該理論也由狹義的循環上升到廣義的發展[2]。崔軍（2011）闡述了循環經濟理論指導下的現代農業規劃實踐，研究了國外先進循環經濟發展。曹彩虹（2014）提出自然資源的管理，環境成本的轉移等問題成為循環經濟理論研究的重要問題。張智光（2017）提出發展廣義的循環經濟理論，認為需在循環的廣度上，超越資源利用循環，向上游的可再生資源拓展[3]。2.2循環經濟相關概念界定。循環經濟理論以“3R”原則為核心，即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吳季松（2005）在“3R”原則的基礎上，增加“再思考”和“再修復”原則，即“5R”原則。該原則是在資源總量不斷下降和資源環境惡化的情形下提出的，目的是積極引導人類遵循循環經濟，合理進行生產實踐。“3R”理論得到不斷拓展，發展和完善了循環經濟理論[4]。

3基于循環經濟理論的集約型水產養殖發展思路

3.1管理思路。在循環經濟理論“3R”原則的基礎上，分析水產養殖循環經濟模式的管理思路。關于發展集約型水產養殖的管理思路，水產養殖主體需要改變陳舊的管理模式。首先需要建立管理意識，改變以往的經驗決定養殖行為，對養殖規模進行科學的測算，積極引導水產養殖企業進行規范化的管理，幫助養殖散戶樹立管理概念，養殖過程中產生的污染處理后排放，遵循循環經濟理論中“減量化”原則、“再利用”原則以及“再循環”原則[5]。3.2資金思路。在循環經濟理論“3R”原則的基礎上，分析水產養殖循環經濟模式的資金思路。資金是水產養殖的先決條件，水產養殖前期資金投入較高且具有高風險。往往導致水產養殖戶或養殖企業陷入資金困境。水產養殖戶可以通過各種渠道申請加入水產養殖專業技術合作社，獲取資金支持。也可以多家自主聯合成為養殖主體，共同經營。水產養殖企業可以通過和其他企業合作，實現共贏，補充自有資金的不足[6]。3.3政策思路。在循環經濟理論“3R”原則的基礎上，分析水產養殖循環經濟模式的政策思路。政府應該對集約型水產養殖給予財政支持，制定相關的資金補貼政策。幫助水產養殖散戶完成污染處理，包括產生的重金屬、殘餌。其次，由于養殖企業生產規模大，政府可以實行水產養殖的設備補貼政策，促進企業選擇健康的水產養殖模式，監督企業遵循循環經濟模式，生產行為符合“再循環”原則[7]。3.4技術思路。在循環經濟理論“3R”原則的基礎上，分析水產養殖循環經濟模式的技術思路。目前的工廠化循環水養殖模式具有先進性和復雜性，對于養殖戶和大部分養殖企業來說，科研能力較差，無法在最短的時間內了解和接受養殖新技術。政府應該專門設置集約型水產養殖模式的科研機構，推進養殖循環經濟模式的研發，定期開展技術培訓和經驗交流。從而在源頭、過程和污染處理環節都實現技術創新和技術應用，遵循循環經濟理論中的“3R”原則，為我國發展集約型水產養殖提供技術支撐。

一、粗放型與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

關于“粗放”、“集約”概念的使用，最早見于農業經濟學中，當時稱“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后來才被引申到整個經濟領域。最初，粗放經營的含義是指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分散投在較多的土地上，進行粗耕簡作的經營方式；集約經營則指在一定土地面積上集中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進行精耕細作的經營方式。前者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廣種薄收，增加總產；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細作提高單產。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這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級差地租第二形式則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本文作者：何玉付劉海燕工作單位：淮北職業技術學院

經濟增長方式是指推動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投入及其組合的方式，其實質是依賴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過什么途徑，怎樣實現經濟增長。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資金、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的粗放投入實現的。建國60年來，我國GDP增長了10多倍，礦產資源消耗增長了40多倍。美國、德國、法國、印度等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一般在20%左右，而我國在很多年份都超過了40%。雖然我國政府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也積極倡導和推進企業從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但是，多年來，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甚至損害國家和民眾利益的情況一直沒有較大改觀。這與我們沒有找到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增長方式密切相關。因此，研究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增長方式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1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目標模式存疑

從粗放型到集約型轉變作為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模式，已經被世界許多學者和國家所接受。1986年蘇共27大確定“整個國民經濟轉向集約化軌道”的經濟發展方針；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我國也提出“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目標。雖然這一目標模式得到廣泛認同，但是，筆者認為還存在一些問題值得思考。第一，沒有實現“質”的規定性與“量”的規定性有機結合“。粗放型”和“集約型”更多地體現了增長方式“質”的規定性，而缺乏“量”的規定性。到底什么樣的要素配置才是“粗放型”或者“集約型”？至今沒有形成一致的認識。從“粗放”到“集約”只是一個方向，一個過程而已，而且這個過程永無止境。第二，沒有充分體現共性與個性的有機結合。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是很多國家都在追求的目標，但是，幾乎所有國家都沒有做到，并最終被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所累。第三，沒有實現動態和靜態有機結合。在把握經濟增長方式時，動態的、局部的觀點是十分必要的，今天的集約型方式在明天看來可能是粗放的，中國的集約型在美國看來可能是粗放的，所以橫向和縱向的比較只能表示差異和變化，很難據此下“粗放”或者“集約”的結論；另外，如果把數量主導視為粗放，質量主導視為集約，則幾乎沒有純粹的粗放或集約，因為數量與質量是共同演進的，數量擴張的外部性之一是質的改善。第四，沒有把握住戰略目標與戰術重點的有機結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要把勞動力從生產勞動中解放出來，并締造良好的生存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第五，沒有很好地將遠景目標與近期任務相結合。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我們描繪了經濟增長的美好前景。但是，再美好的未來也必須依靠完成好每一階段的歷史任務來實現。中國政府把轉變增長方式作為經濟工作的著重點，把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實現經濟增長速度、質量和效益的統一，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和發展成果，這是當前的緊迫任務，也是長期的奮斗目標。

2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三大選擇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中國確實是老話題了，上世紀90年代，我國政府就提出“積極推進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目標。然而，中國經濟持續30年的高速增長，卻沒有轉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嚴峻的資源、環境現狀讓人們強烈地感受到，傳統的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的老路已經走到了盡頭，不轉變增長方式，資源難以支撐，環境難以承受，國際競爭力也難以提升。特別是本次金融危機對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影響很大，給我國經濟造成劇烈波動。這種依靠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來爭取其中很低的附加值，換取巨大貿易順差以及大搞建設，重復投資的宏觀政策產生了越來越嚴重的副作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不可能總是將經濟發展的動力維系于外部市場；一個“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政府，更不可能讓人民無法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有鑒于此，我國及時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努力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三大轉變。第一，從依賴出口到激活內需的轉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際貿易發展迅猛，國際地位不斷提高，這是一件大好事。國家統計局報告顯示，2005年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5%，2007年，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提高到8.8%，世界排名躍居第二位。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出口需求急劇減少，經濟波動幅度加大。龍洲經訊咨詢公司認為，凈出口對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縮減一半。從經濟發展戰略角度來看，一個擁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國家把經濟增長維系于外部市場，而不是發展國內民生是不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性失誤？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經濟增速放緩，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人民幣升值以及勞動力成本提高等等都將增加出口行業成本，抑制出口快速增長。面對日益惡化的國際經濟環境，政府再次提出激活內需，這是具有經濟增長戰略意義的。因為在沒有內需支撐的情況下，外部需求萎縮，經濟下滑就不可避免。加上高漲的能源、原材料價格以及工資上漲推動企業投資成本上升，產能過剩又反過來抑制制造業投資增速下滑，僅僅在調整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上做文章，形勢不可能有實質性改觀。如果不能把解決民生問題落實到激活內需的行動中，這一戰略就會象十年前提出拉動內需一樣陷于流產。第二，從投資驅動到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轉變。長期以來，我國投資增長速度明顯高于GDP增長速度，也明顯高于消費增長速度。2001年至2006年，我國GDP的年均增長速度為9.8%，而按累計法計算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高達21%。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2000年的22.4%急速增加到2006年的41.3%，同期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由65.1%下降到39.2%。這種狀況使得消費與投資的結構性矛盾更趨突出，十分不利于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輪的增長主要是依靠基礎設施和房地產，靠政府每年規模龐大的基本建設投資以及外資企業在中國持續增長的直接投資支撐，而不是靠私人投資，不是靠本土企業，這種發展模式現在已經出現危險。因為國民經濟增長對外資依賴程度越大，經濟的穩定性就越差，受國際環境的影響也越大；投資越是依靠財政，政府積極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就越趨于減弱。眾所周知，投資不是目的，但消費依賴于投資。因此，從投資驅動到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轉變，并不是否認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也不是大幅削減投資，關鍵是防止投資的過快增長，理順政府投資與私人投資的關系，調整投資方向，把投資方向與刺激消費緊密結合起來，密切注意投資增長與消費增長的不協調狀況，努力調整消費與投資的比例關系，促進消費與投資的結構調整，通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從根本上解決擴大國內消費的問題，協調消費與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關系。事實上，發揮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時機已經成熟。以2007年為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長17.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2.2%；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上年增長15.4%，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5%。隨著城鄉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特別是農民收入的較大幅度增長，會拉動消費需求的增長，進而促進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第三，從關注GDP到科學發展觀的轉變。GDP是“二戰”之后西方提出的一個衡量經濟總量的概念。現在看來這個指標并非完美無缺。因為GDP只能反映經濟總量，無法反映經濟質量，同時還由于其本身難免的大量重復計算，使越來越多的人產生懷疑，我國政府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就是對GDP的補充和修正。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而不是單純的經濟增長；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內外需不平衡、國內需求結構不平衡、產業結構不合理、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以及體制機制不健全等等，都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各種重大關系，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系，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因此，只有以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增長，才能真正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才能破解經濟社會發展深層次的矛盾。

一、粗放型與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

關于“粗放”、“集約”概念的使用，最早見于農業經濟學中，當時稱“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后來才被引申到整個經濟領域。最初，粗放經營的含義是指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分散投在較多的土地上，進行粗耕簡作的經營方式；集約經營則指在一定土地面積上集中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進行精耕細作的經營方式。前者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廣種薄收，增加總產；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細作提高單產。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這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級差地租第二形式則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一、粗放型與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

關于“粗放”、“集約”概念的使用，最早見于農業經濟學中，當時稱“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后來才被引申到整個經濟領域。最初，粗放經營的含義是指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分散投在較多的土地上，進行粗耕簡作的經營方式；集約經營則指在一定土地面積上集中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進行精耕細作的經營方式。前者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廣種薄收，增加總產；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細作提高單產。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這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級差地租第二形式則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