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進式改革范文10篇

[內容提要]中國改革之所以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是因為走了一條漸進式改革之路。這條道路具有先農村后城市、先試點后推廣、先易后難、先做后說的四個特點，漸進式改革既形成了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激勵和競爭機制，又使無自生能力的企業在體制轉型過程中繼續得到保護不致崩潰。但這種改革也有不可忽視的阻力和潛在風險。因而中國改革的前景取決于改革動力和阻力之間的拉力，改革之路迂回曲折，但前景依舊燦爛輝煌。

[關鍵詞]中國漸進發展潛在風險改革前景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譜寫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綜合國力日益增強的壯麗史詩。通過改革開放，我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一、“有先有后”的漸進式改革助推中國大發展、大繁榮

中國改革為什么成功?改革的主要特點是什么?原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認為，中國經濟轉型的成功經驗主要有兩條：“1、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地穩步推進。中國的經驗表明，一個合適的循序漸進的轉型過程能夠保持前一個發展階段所創造和積累的社會資本和集體資本，并且能夠將這些社會資本和集體資本轉移到可以提高經濟效率和生產能力的一些領域。2、邊干邊學，摸著石頭過河。在任何一項改革進程的初始階段，不管采取何種方法，人們都不可能預見到未來各個階段中將會顯現出來的所有問題。因此，改革一定是一個邊探索邊改革的適時學習的過程，而不是一個按照既定藍圖進行臨摹的過程。”無獨有偶，2008年2月4日新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也認為：中國最值得推廣和借鑒的就是“務實主義”，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中國通過一種漸進的改革，逐步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現代的市場經濟。轉型經濟體的目標是明確的，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怎樣過渡到目標，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是重要的經驗。

由此可見，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人們大都認同中國改革的主要特點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因為，市場化導向的中國改革，不是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的“改造”，不是否定、拋棄社會主義的“改向”，而是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創造性破壞”——通過發展非國有經濟，大力培育和發展起一塊“新體制經濟”，推行“漸進式增量改革”，然后，再以“改革的增量”激活“存量”，從而實現整個體制的轉軌。

回眸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就會發現國有企業改革表面看是提高國企經營效率的問題，實質是公有制、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能否結合、如何結合的問題。國有企業改革始終圍繞著政府、企業和市場三者之間關系的邏輯而展開。

經濟學歷來認為，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漸進式改革也為其成功付出了不菲的代價。從理論上看，漸進式改革本身就是一種“次優”的制度變革方式。因此，在國有企業改革取得矚目成就的同時，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不少經濟社會問題和隱患，并加大了后期改革的不確定性和成本。

一、漸進式改革的歷程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正當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起步之際，新制度經濟學傳入中國，并在隨后年代逐漸興起。同新古典經濟學相比，新制度經濟學對于制度變遷過程中“如何變”的問題，給出了簡潔而有力的解釋。因此，新制度經濟學對中國正在經歷的制度變革給予了有力的理論支持。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變遷對長期中的經濟變化具有重要作用，而且還有路徑依賴的特征。這也是理解最后結果的關鍵。以此為依據來看待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漸進式改革是理解我國30年改革開放取得重大成就與現存問題的關鍵。

所謂漸進式改革，是指在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憲法制度的基礎上進行的市場化改革，強調利用已有的組織資源推進改革，在基本不觸動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實行增量改革。漸進式改革的特點一般概括為：強制中的誘致性，雙軌過渡，從局部到總體，體制內改革與體制外推進相結合，改革、發展與穩定相協調。許多研究中國改革的經濟學家都認為，與基于“華盛頓共識”的蘇東激進式“休克療法”不同，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一個理性的漸進式成長過程。其中最核心的邏輯是帕累托最優改進。一般認為，價格雙軌制改革是中國漸進式改革道路的一個范例。其實，回首30年國有企業改革，不難發現漸進式改革同樣貫穿整個國有企業改革歷程，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產權改革的探索

[內容提要]中國改革之所以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是因為走了一條漸進式改革之路。這條道路具有先農村后城市、先試點后推廣、先易后難、先做后說的四個特點，漸進式改革既形成了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激勵和競爭機制，又使無自生能力的企業在體制轉型過程中繼續得到保護不致崩潰。但這種改革也有不可忽視的阻力和潛在風險。因而中國改革的前景取決于改革動力和阻力之間的拉力，改革之路迂回曲折，但前景依舊燦爛輝煌。

[關鍵詞]中國漸進發展潛在風險改革前景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譜寫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綜合國力日益增強的壯麗史詩。通過改革開放，我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一、“有先有后”的漸進式改革助推中國大發展、大繁榮

中國改革為什么成功?改革的主要特點是什么?原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認為，中國經濟轉型的成功經驗主要有兩條：“1、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地穩步推進。中國的經驗表明，一個合適的循序漸進的轉型過程能夠保持前一個發展階段所創造和積累的社會資本和集體資本，并且能夠將這些社會資本和集體資本轉移到可以提高經濟效率和生產能力的一些領域。2、邊干邊學，摸著石頭過河。在任何一項改革進程的初始階段，不管采取何種方法，人們都不可能預見到未來各個階段中將會顯現出來的所有問題。因此，改革一定是一個邊探索邊改革的適時學習的過程，而不是一個按照既定藍圖進行臨摹的過程?！睙o獨有偶，2008年2月4日新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也認為：中國最值得推廣和借鑒的就是“務實主義”，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中國通過一種漸進的改革，逐步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現代的市場經濟。轉型經濟體的目標是明確的，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怎樣過渡到目標，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是重要的經驗。

由此可見，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人們大都認同中國改革的主要特點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因為，市場化導向的中國改革，不是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的“改造”，不是否定、拋棄社會主義的“改向”，而是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創造性破壞”——通過發展非國有經濟，大力培育和發展起一塊“新體制經濟”，推行“漸進式增量改革”，然后，再以“改革的增量”激活“存量”，從而實現整個體制的轉軌。

摘要: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存在國家擔保代替注資的特殊性,其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應首先解決的問題:一是國家對國有企業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銀行不良資產再生機制,二是國有銀行投機行為形成的不良資產再生機制。我國自從1993年底確立了國有銀行①商業化的改革目標以后,在最近幾年連續出臺了不少有關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重大舉措,從這一系列的舉措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國家改革國有銀行的思路:在保證國有金融產權的前提下,一邊剝離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一邊又通過財政注資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實的注資代替國家信譽擔保來維持和明晰國有金融產權,使國有銀行在各方面都能達到國際標準,從而將國有銀行“塑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按照商業化規則運作,國有銀行的經營效率也就會隨之提高,國家也會因此減少控制金融的凈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風險,最終實現國家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本文將首先就國家通過增發特別國債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這一舉措為例談些自己的觀點,然后在此基礎上探討對國有銀行的改革次序問題。

一、國有銀行具有特殊的資本結構,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結構具有不同于一般商業銀行的虛置資本現象,即所謂的“擔保代替注資”(張杰,1997)。在國家實施金融抑制的條件下,絕大部分的居民儲蓄都流入了國有的銀行體系,從而充當了這種擔保性注資的真實資本載體。這樣,國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過財政付出真實資本來向國有銀行注資的情況下,憑國家擔保來成功地實現對國有金融產權的控制,并依此來支持國有經濟的成長。

在有國家擔保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顯得不是很重要了。這是因為,銀行能夠正常運轉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其能保證充分的資產流動性,可以隨時應付可能出現的“擠兌”等流動性問題。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為了保證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才作出的一項重要規定,目的是通過限制銀行的過度放款來保持儲戶對商業銀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然而在我國,雖然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凈資本比率從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實際-739%②的狀況下,國有銀行體系不但沒有出現流動性問題,反而其貸款總額和存款總額同時呈現出很高的增長率(當然,沒有出現問題并不意味著沒有風險)。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處在“技術上已破產”的狀況下,只要有國家的擔保,居民方面就不會存在信心問題,國有銀行也就不必擔心不良資產的產生而導致的凈資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運轉。所以說,在當前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各個重點之中,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國家在靜態上補足了某一時刻國有銀行的資本金,卻很難在動態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資產的增加

1中國的漸進改革需要體制內產出(國有經濟)的平穩增長,否則GDP增長率將出現大幅度下滑,漸進改革也將難以為繼。而體制內產出的平穩增長又需要國有金融的強力支持,從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難以在短時期內明顯縮減,政策性不良資產將是漸進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迄今為止,中國的漸進改革是成功的,這主要是因為在體制外產出(非國有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體制內產出保持了平穩的增長態勢,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GDP的較快速度增長。然而體制內產出的增長是離不開國有金融體系支持的。國有部門在過去的十幾年里獲得了國有銀行體系貸款總額80%左右的信貸支持。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貸款(1994年數據:中國工商銀行18%,中國銀行22%,中國建設銀行53%,中國農業銀行48%,平均比重達3525%①),還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對受政府保護的國有企業“倒逼”而發放的軟約束貸款。我們不妨把這兩種貸款合稱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實上這部分貸款總是與低效率、不良資產等名詞聯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簡單:獲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總是將這部分資金看作是可以不予歸還的國家注資或補貼,他們從借入資金的那一天起就沒有準備還本付息。所以可以這樣說,只要中國還處在漸進改革的過程當中,國家通過國有的銀行體系對體制內產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財政補貼的一種金融補貼)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資產的產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強調公民政治參與有序擴大是漸進式改革嗎？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方向，是明確的、一貫的。這就是建立和完善體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政治體制，保證黨的領導更加堅強有力，合法有序的公民參與不斷擴大，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并轉變為具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實踐。

一般認為，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一樣，走的也是一條漸進改革和增量改革之路。這是一個通過“試錯”不斷取得進展的過程。在這一進程中，改革的推動者一開始就以務實的目標為指導，自始至終堅持漸進的改革模式；政策的選擇是理性和審慎的，對舊體制的改革始終保持繼承和變革的相對平衡。實踐表明，漸進的方式和模式為領導人、執行者和社會公眾提供了從改革過程中不斷學習的機會，同時使改革的目標和策略可以適時地得到評估檢驗和修正調整，從而有助于減少不確定性和不可控制性。

“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實際上還包含了“增量民主”和增量改革的概念。這一概念除了強調改革的漸進性、試錯性和可控性等特征外，還特別強調了改革的其他特征。如，在不損害人民群眾原有政治利益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利益；以動態的政治穩定逐步取代靜態的政治穩定；持續推動公民合法有序的政治參與；推進民主與加強法治緊密結合，等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發展道路，既吸收了漸進改革的合理內核，也結合本國實際充實和豐富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內容。

以往談論政治體制改革時，更多的是強調要適應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積極穩妥地推進改革。這種回應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要求的適應性政治體制改革，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主要內容，集中表現為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但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完善，新興的公民社會正在悄然形成。在這一新的歷史起點上，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突出了社會建設和社會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適應社會發展和社會體制改革要求的政治體制改革，將以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善公共服務體制和公共財政體制為重點。

事實上，十七大報告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首次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這反映了我們黨對政治體制改革自身邏輯和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高度。公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不斷增強，是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強大動力。能否實現公民政治參與的體制內吸納，對于能否維持政治穩定、實現長治久安至關重要。

摘要: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存在國家擔保代替注資的特殊性,其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應首先解決的問題:一是國家對國有企業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銀行不良資產再生機制,二是國有銀行投機行為形成的不良資產再生機制。我國自從1993年底確立了國有銀行①商業化的改革目標以后,在最近幾年連續出臺了不少有關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重大舉措,從這一系列的舉措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國家改革國有銀行的思路:在保證國有金融產權的前提下,一邊剝離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一邊又通過財政注資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實的注資代替國家信譽擔保來維持和明晰國有金融產權,使國有銀行在各方面都能達到國際標準,從而將國有銀行“塑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按照商業化規則運作,國有銀行的經營效率也就會隨之提高,國家也會因此減少控制金融的凈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風險,最終實現國家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本文將首先就國家通過增發特別國債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這一舉措為例談些自己的觀點,然后在此基礎上探討對國有銀行的改革次序問題。

一、國有銀行具有特殊的資本結構,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結構具有不同于一般商業銀行的虛置資本現象,即所謂的“擔保代替注資”(張杰,1997)。在國家實施金融抑制的條件下,絕大部分的居民儲蓄都流入了國有的銀行體系,從而充當了這種擔保性注資的真實資本載體。這樣,國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過財政付出真實資本來向國有銀行注資的情況下,憑國家擔保來成功地實現對國有金融產權的控制,并依此來支持國有經濟的成長。

在有國家擔保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顯得不是很重要了。這是因為,銀行能夠正常運轉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其能保證充分的資產流動性,可以隨時應付可能出現的“擠兌”等流動性問題。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為了保證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才作出的一項重要規定,目的是通過限制銀行的過度放款來保持儲戶對商業銀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然而在我國,雖然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凈資本比率從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實際-739%②的狀況下,國有銀行體系不但沒有出現流動性問題,反而其貸款總額和存款總額同時呈現出很高的增長率(當然,沒有出現問題并不意味著沒有風險)。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處在“技術上已破產”的狀況下,只要有國家的擔保,居民方面就不會存在信心問題,國有銀行也就不必擔心不良資產的產生而導致的凈資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運轉。所以說,在當前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各個重點之中,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國家在靜態上補足了某一時刻國有銀行的資本金,卻很難在動態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資產的增加

1中國的漸進改革需要體制內產出(國有經濟)的平穩增長,否則GDP增長率將出現大幅度下滑,漸進改革也將難以為繼。而體制內產出的平穩增長又需要國有金融的強力支持,從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難以在短時期內明顯縮減,政策性不良資產將是漸進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迄今為止,中國的漸進改革是成功的,這主要是因為在體制外產出(非國有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體制內產出保持了平穩的增長態勢,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GDP的較快速度增長。然而體制內產出的增長是離不開國有金融體系支持的。國有部門在過去的十幾年里獲得了國有銀行體系貸款總額80%左右的信貸支持。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貸款(1994年數據:中國工商銀行18%,中國銀行22%,中國建設銀行53%,中國農業銀行48%,平均比重達3525%①),還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對受政府保護的國有企業“倒逼”而發放的軟約束貸款。我們不妨把這兩種貸款合稱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實上這部分貸款總是與低效率、不良資產等名詞聯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簡單:獲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總是將這部分資金看作是可以不予歸還的國家注資或補貼,他們從借入資金的那一天起就沒有準備還本付息。所以可以這樣說,只要中國還處在漸進改革的過程當中,國家通過國有的銀行體系對體制內產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財政補貼的一種金融補貼)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資產的產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摘要: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存在國家擔保代替注資的特殊性,其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應首先解決的問題:一是國家對國有企業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銀行不良資產再生機制,二是國有銀行投機行為形成的不良資產再生機制。

我國自從1993年底確立了國有銀行①商業化的改革目標以后,在最近幾年連續出臺了不少有關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重大舉措,從這一系列的舉措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國家改革國有銀行的思路:在保證國有金融產權的前提下,一邊剝離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一邊又通過財政注資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實的注資代替國家信譽擔保來維持和明晰國有金融產權,使國有銀行在各方面都能達到國際標準,從而將國有銀行“塑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按照商業化規則運作,國有銀行的經營效率也就會隨之提高,國家也會因此減少控制金融的凈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風險,最終實現國家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本文將首先就國家通過增發特別國債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這一舉措為例談些自己的觀點,然后在此基礎上探討對國有銀行的改革次序問題。

一、國有銀行具有特殊的資本結構,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結構具有不同于一般商業銀行的虛置資本現象,即所謂的“擔保代替注資”(張杰,1997)。在國家實施金融抑制的條件下,絕大部分的居民儲蓄都流入了國有的銀行體系,從而充當了這種擔保性注資的真實資本載體。這樣,國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過財政付出真實資本來向國有銀行注資的情況下,憑國家擔保來成功地實現對國有金融產權的控制,并依此來支持國有經濟的成長。

在有國家擔保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顯得不是很重要了。這是因為,銀行能夠正常運轉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其能保證充分的資產流動性,可以隨時應付可能出現的“擠兌”等流動性問題。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為了保證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才作出的一項重要規定,目的是通過限制銀行的過度放款來保持儲戶對商業銀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然而在我國,雖然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凈資本比率從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實際-739%②的狀況下,國有銀行體系不但沒有出現流動性問題,反而其貸款總額和存款總額同時呈現出很高的增長率(當然,沒有出現問題并不意味著沒有風險)。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處在“技術上已破產”的狀況下,只要有國家的擔保,居民方面就不會存在信心問題,國有銀行也就不必擔心不良資產的產生而導致的凈資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運轉。所以說,在當前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各個重點之中,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國家在靜態上補足了某一時刻國有銀行的資本金,卻很難在動態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資產的增加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導言；資本主義企業；資本主義的企業；結論四個方面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資本主義企業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類型、不是所有這些企業都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資本主義企業的最早形態是業主制企業、最初形態的資本主義企業、業主所有制企業會遇到投資視野問題和投資分散化問題、合伙制企業的性質和業主制企業非常相似、生產力的發展和市場需求的擴大、股份制企業與前兩種企業形式有很大的不同、產業之間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家庭結構最早產生于原始社會末期、資本主義的企業中一種重要的企業形式是合作社企業、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企業類型是多種多樣的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摘要]本文主要通過利用演化的方法來研究企業的產生及演化過程中出現的不同形式，以及比較資本主義企業與資本主義的企業，以求說明資本主義社會中企業形式多樣化存在的合理性。最終證明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所實行的漸進式企業改革的政策是非常合理的，我們應當允許多樣化的企業形式的存在，無論是公有還是私有的，這不是由社會性質決定的，而是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

關鍵詞：資本主義產權多樣化

一、導言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對資本主義企業和資本主義的企業做一下清晰區分，以闡明資本主義社會中多樣化的企業存在的原因及其必然性。

簡單地說，資本主義企業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類型，是隨著資本主義這樣一個社會經濟形態的產生而產生的，是一個具有歷史特定性的企業類型，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它會隨著資本主義的滅亡而消失的。而資本主義的企業指的是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各種企業類型，但其內部的生產關系卻不一定是資本主義的，也就是說不是所有這些企業都是資本主義性質的。

摘要：鄧小平認為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式的改革，這是由中國改革的特殊性質、社會環境及其開創性決定的?！懊^過河”的制度變遷過程與體制改革的路徑是緊密關聯的，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創新道路——漸進式政治制度創新，從而不斷地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

關鍵詞：鄧小平理論；漸進式；制度；變遷與創新

中國的改革至今已經30多年，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很多需要正視和解決的矛盾與問題。

本文將結合我國改革的相關歷程，以鄧小平理論作為一個視角，深入探討我國漸進式改革和制度變遷之間存在的關聯，以及在新的形勢下我國如何才能使漸進式改革有所突破和進展。

一、鄧小平選擇漸進式改革的原因及其成功

（一）中國的改革走漸進式道路的原因和理論邏輯

摘要：文章在分析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發展歷程的基礎上，提出了創建新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變遷路徑，并對這一路徑的理論和實踐依據進行了探索。

關鍵詞：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立法制度弊端創新

一、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變遷及路徑分析

（一）制度變遷。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已經經歷了50年的發展歷程。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在建設城鎮社會保障制度的同時，對廣大農村人口也實行了一定程度的社會保障。然而，由于我國是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長期存在，使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長期以城鎮居民為核心，對農民實施的社會保障主要立足于農民自我保障。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尚未建立。改革開放以來，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瓦解了集體經濟體制，動搖了傳統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經濟基礎，導致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大面積滑坡。農村老年人養老主要靠家庭養老。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在農村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進行了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探索。到1998年底，全國有2123個縣，65%的鄉鎮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加人數達到8025萬人，全年收取保障基金31.4億元，支出5.4億元，累計積累保險基金166.2億元。1998年國務院決定農村社會保險業務管理由民政部移交到新成立的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同時由于1991年開始建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計劃在各地實施的不統一，出現了混亂狀況，而且計劃承諾的8%～12%的年投保利率在銀行利率連續降低與缺乏投資渠道的情況下根本無法兌現等原因導致了中央決定暫緩農村養老保險。各地參保人數下降，基金運作困難，社會保障工作人員積極性受到很大挫折，工作幾乎陷入停頓狀態。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下一步改革的重點和政策走向是：堅持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相結合，逐步提高社會化養老的程度；堅持政府引導和農民自愿；發展多種形式的養老保險。農村養老保險模式的選擇應以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為主，資金的籌措應以個人繳納，集體補助和國家扶持相結合，繳納標準與養老金標準都不宜過高。

（二）變遷路徑分析?？v觀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變遷，可以看出，我國在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過程中采取了漸進中帶有反復和試點先行的路徑選擇。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從無到有逐步建立，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從農村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實際出發，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為目的，實行低標準起步，堅持分階段、逐步完善的原則，自上而下，由點到面等。所有這些都說明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漸進建立的。然而，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又不是完全漸進式的，而是不斷出現反復。政策的不穩定性不僅挫傷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具體工作也都無所適從，而且損害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威信和吸引力。選擇這一變遷路徑主要基于以下幾點：（1）對中國基本國情，尤其是農村實際情況的認識。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且不平衡，決定了我們只有低標準起步，具備條件的地區優先發展，由點到面，逐步擴展的漸進式道路。（2）受到我國整個改革事業，尤其是城鎮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影響，漸進改革和試點先行是富有中國特色的改革方式，且被實踐證明是成功的。我們不免對這一路徑產生偏好和慣性，而且再去尋找另一路徑總是有風險，成本較大。因此，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一開始就沿著整個改革事業的路徑前進。（3）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缺乏明確的目標定位和統一的科學認識，只有“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從而導致政策缺乏連貫和穩定性，不斷出現反復。

二、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變遷的路徑創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