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范文10篇

【關鍵詞】/建國初期/民族思想/巨大成就

MaoZedong/earlyyearsafterthefoundingofnewChina/thoughtsaboutethnicminorities/greatachievements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8575（2001）01—0028—06

新中國建立初期，即1949年10月到1957年12月，是我國民族事業發展最健康的時期之一。黨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難，堅持慎重穩進的方針，迅速解放各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平等團結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使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面貌和各項建設事業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在這過程中，提出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一系列民族思想和理論觀點，并在各地區民族工作中卓有成效地得到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實現祖國統一

摘要：廉政文化建設對反腐敗具有重要意義。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黨便意識到了這一點，并深入地開展了廉政文化建設，進行了反腐倡廉思想文化建設、反腐倡廉制度文化建設、反腐倡廉社會文化建設。一系列舉措使黨經受住了執政和腐敗的考驗，促進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深入研究建國初期的廉政文化建設，對新時代的黨建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關鍵詞：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廉政文化

注重廉政文化建設是我黨的優良傳統。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為執政黨，面臨的考驗眾多，形勢十分復雜。為防止資產階級及舊政權貪污腐化思想的影響，防止驕傲自滿情緒的產生，帶領全黨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廉政文化建設。這使得黨的面貌煥然一新，經受住了執政的考驗，化解了腐敗風險，密切了黨群血肉聯系，為社會主義事業的起步與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一、反腐倡廉思想文化建設

“反腐倡廉教育是加強廉政文化建設的基礎性工程，是廉政文化建設的重要環節和實踐舉措”[1]，對黨員干部具有重要的引導、教化作用，有利于筑牢反腐防腐的思想防線。建國初期，針對黨內存在的驕傲自滿情緒和貪污浪費現象，加強反腐倡廉思想教育，在思想上建黨，成為建國初期廉政文化建設的重要舉措之一。首先，加強馬列主義理論的教育。理想信念不堅定，是黨內產生腐敗的重要原因。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對全體黨員尤其是黨員干部進行馬列主義理論的教育是筑牢反腐防線必不可少的手段。1951年2月，黨中央作出了《關于加強理論教育的決定(草案)》，認為黨內之所以存在信念不堅定的黨員，之所以存在經驗主義、官僚主義現象，根源就在于未掌握馬列主義、思想，因此，很有必要對全體黨員進行一次理論教育。這次教育有很詳細的規劃，十分貼近實際情況。一是注重因材施教。根據黨員文化水平的不同，采取有針對性的教育，分別設置了政治常識、理論常識、理論著作三種不同的理論內容。二是設定了嚴格的學習時間。規定每周學習不少于八小時，每年學習八個月。三是規定了嚴格的考試制度。由上級黨委出題，每期考試合格者可以領取合格證書，不合格者繼續接受教育。四是根據實際情況培養理論教員、學習顧問，解決教員缺乏的問題。另外，還結合報紙等刊物加強宣傳，強化理論教育。為取得更好的學習效果，黨中央還用兩年多的時間組織出版了《選集》1到3卷。全黨掀起了理論學習的高潮，黨員干部堅定了共產黨人的信仰，擰緊了“總開關”，反對腐敗的思想入腦又入心，提高了拒腐防變的能力。其次，加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教育。建國后，針對部分黨員變質，蛻變為人民的主人的問題，黨不斷強化為人民服務宗旨的教育，強調黨的權力來自人民，決不可用來謀取私利。要樹立公仆意識和服務觀念，清除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1949年我國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其中就明確規定我國的一切機關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后來，在1954年的憲法中又重申了上述思想。1951年開始的整黨運動中，黨中央決定對全體黨員進行一次共產主義教育。同年3月，劉少奇明確規定了執政后黨員必備的八項條件，其中之一便是“一切黨員必須把人民群眾的公共的利益，即黨的利益，擺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2]63。此外，黨還通過各種靈活的教育方式對黨員進行宗旨教育，比如，通過發行各種以革命先烈事跡為主題的書籍、拍攝電影、演出戲曲等，宣揚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通過宗旨教育，黨員干部普遍樹立起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密切了黨群關系，自覺地劃清與腐敗的界限，以權謀私貪污腐化現象得到有效遏制。

二、反腐倡廉制度文化建設

一、新中國農業技術研究與推廣體系的構建

在農業技術教育方面，1949年10月，國家設立農業部，由其中的研究教育司負責農業教育與科學研究的相關事項。到1955年，建立了27所部屬高等農業院校，其中有研究室10個，發展成約有5460多名教師的農業教學隊伍[1](P58)。在農業科研機構方面，國家首先在農業部下設林業部、農墾部、水產部等，并在各部下成立了林業科學研究所、水產科學研究所等專業研究機構。然后依據當時的行政劃分，在7大行政區設立綜合性的農業科學研究所，即東北、華北、西北、西南、中南、華南和華東農業科學研究所。最后在省、市、縣設立適應地方農業特點的農技研究和試驗機構，如鎮江蠶業研究所、西安農具研究所、興城棉作試驗場、蘭州畜牧獸醫科學研究所等。到1957年，已經形成了6個大區研究所和169個省、地研究所（試驗場、站）以及11個學科、專業所構成的較為完備的農業科研體系。農業技術的推廣也十分重要，因為農業技術只有在實踐中被充分地擴散，才能變成實際的生產力。薩克斯等人指出：非洲之所以長久貧困，技術擴散緩慢是一個重要原因[2]。新中國成立后，經過，農村成為小農經濟的大海，而這些小農基本都是教育水平很低、極為貧困的小農，政府明確認識到僅依靠小農無法完成農業技術的迅速推廣，因此農業部通過不斷制定相關政策在全國各地普遍建立了農業技術推廣站。1952年農業部制定的建立農業技術推廣站的目標是：以縣為單位，照顧經濟區劃，平均每666.67公頃設立一個綜合農業技術推廣站，建立“以農場為中心，互助組為基礎，勞模、技術員為骨干”的技術推廣網絡。1953年全國農技推廣站和農事試驗性質的農場分別有232和2170個[1](P69)。1954年，農業部通過《農業技術推廣站工作條例》，進一步充實了如何改進農技推廣工作的政策。1955年，中央政府要求各地盡快建立深入鄉村、靠近農民的基層推廣組織，要迅速壯大推廣隊伍，技術先進的農民、農校畢業生等都可擔任農業技術推廣人員。上述密集出臺的系列措施大大加快了農村基層推廣機構的建設，“全國到1954年底有55%的縣和10%的區建立了農業技術推廣站，共建站4549個，配備職工32740人，每6.67萬公頃播種面積有17.24名農技推廣人員；到1956年，全國共建立16466個農業技術推廣站，配有技術干部94219人，除邊遠山區外，基本做到了一區一站，每6.67萬公頃播種面積有農技人員46.07人。”[1](P70)

二、建國初期農業技術研究與推廣體系的運行特點

建國初期的農業技術研究與推廣體系在實際運行中，呈現出政府主導下的層級化運作與群眾廣泛參與這兩個特點。

（一）政府主導下的層級化運作

建國初期，我國農業經歷了和合作化運動，各級政府在農業發展中居于絕對的主導地位，政府的干預覆蓋了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由于國家在農村構建了廣泛而有效的基層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從中央到各級政府到基層組織再到農戶，自上而下存在著高效暢通的信息流。何朝銀通過對石城縣檔案的研究發現，中央的政策和決議傳達到農戶的速度之快、時間之及時令人吃驚。他以《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為例加以說明，1955年11月9日全國人大通過該草案，1955年11月11日，簽發了《國務院關于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通知》，而在同一天，石城縣檔案已有《委員會通知<55>石農第083號》：石城縣人民委員會，接中華人民共和國<55>國秘云字第024號關于《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通知[3]。如此高效的信息傳遞保證了農業技術研究與推廣體系在政府主導下的高效運行。在農業技術的研究方面，在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中國科學院、農業部等中央農業研究機構的領導下，省、地科學技術委員會和地方農業研究機構進行農業技術研究工作；在農業技術的推廣方面，從中央的行政機構和農業研究機構，經過地方政府和地方農業研究機構，以及農村基層行政組織和經濟組織，最后到達農業活動的從事者———農戶，農業技術通過密集出臺的政策和文件進行推廣，體現出鮮明的層級化運作的特點。

摘要：建國初期對電影《武訓傳》、俞平伯及其著作《(紅樓夢)研究》和對胡適思想、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要事件，對新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走向有重大影響。建國初期思想文化批判形成的原因是復雜的，其中涉及黨的執政方式、知識分子的定位、學術屬性與價值、宗派斗爭、思想改造方式等問題。

關鍵詞：歷史動因；知識分子政策；個人因素；其他因素

一、建國初期開展思想文化批判的歷史動因

(一)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

新中國建立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仍然不肯放棄與中國人民為敵的立場，拒絕承認新中國，并且竭力阻撓其他國家承認新中國，阻撓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企圖在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包圍中國。在這種國際環境下，以為首的新中國的領導人制定了外交上“一邊倒”政策，共同的意識形態及政治制度與信仰使新中國得以在國際上迅速打開局面。隨著對外政策的順利推行，與之相伴隨的國內經濟改革也開始進行。但應該看到的是，新中國仍處于帝國主義的“新月型”包圍之中，尖銳的社會對立，兩大陣營的激烈對抗，都使新中國的領導人深刻地意識到了階級斗爭的嚴重性。

(二)確立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需要

摘要：社會事業，是指科學技術、教育、文化、衛生、體育、計劃生育、新聞出版、檔案等直接為社會服務的公益性事業。建國初期以為首的人民政府除進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政權建設、文化建設外，同時也相應地進行了包括社會事業在內的社會建設。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始終把建設一個高度科學文化的國家作為奮斗目標之一。他十分關注全民族科學知識的普及與提高，注意教育、科學、體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的發展規模與速度要同現代化建設的其他目標相適應，并作了許多關于發展新民主主義社會事業的指示。他豐富的發展社會事業的思想以及所進行的實踐，為新民主主義社會良性運行和人的全面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

關鍵詞：建國初期；；社會事業

OnMaozedong’sthougtsoftheDevelopmentoftheSocialCause

Zhangyong_guang

（Taiyu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DepartmentofHumannityandScience，ShanxiTaiyuan030024）

社會事業，是指科學技術、教育、文化、衛生、體育、計劃生育、新聞出版、檔案等直接為社會服務的公益性事業，對于提升全體社會成員的人力資本和生活質量，增進其選擇、發展能力以及生活滿意度，積蓄社會經濟發展的資源和潛力，最終促進社會良性運行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具有重要作用。[1]指出：“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視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2]從此，他始終把建設一個高度科學文化的國家作為奮斗目標之一。他十分關注全民族科學知識的普及與提高，注意教育、科學、文學藝術、體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的發展規模與速度要同現代化建設的其他目標相適應，并作了許多關于發展社會事業的指示。重溫建國初期關于發展社會事業的思想與實踐，以期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有所啟示。

[內容提要]建國初期，黨對如何提高執政能力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是：加強學習，努力提高執政本領；重視研究黨執政的政策、策略和方法，不斷提高執政水平；從嚴治黨，增強黨拒腐防變的能力；加強制度建設，夯實黨的執政基礎；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接班人，保證黨和國家永不變色；正確認識和科學判斷形勢，不斷提升黨總攬全局和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這些經驗是我們黨極其寶貴的財富。認真總結建國初期黨執政的歷史經驗，大力加強黨的執政理論研究，對于今天我們黨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實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執政歷史經驗

我們黨歷來重視總結經驗。建國初期，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著眼于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迅速改變舊中國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方面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認真總結建國初期黨執政的歷史經驗，反思蘇聯東歐國家執政黨喪權亡黨的慘痛教訓，對于我們大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加強學習，努力提高執政本領

針對執政后黨的任務的改變，從事關新政權能不能站住腳、共產黨會不會失敗的高度。反復號召全黨加強學習，迅速提高理論政策水平和學會管理經濟建設。

首先，他十分重視對馬列主義理論和黨的方針政策的學習。早在1948年“九月會議”時就明確指出：“我黨的理論水平，必須承認還是低的，必須提高一步。……我們在理論上要提高，還要普及。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要當作一個政治任務來注意這個問題。”他在為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起草的決議，即著名的《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一文中又指出：“我黨在不要很久的時期內，是能夠有把握地取得全國政權的。為了保證勝利，一九四九年還要進行普遍的和深入的政策教育工作。說是學會了，并不等于不要再學了，我們還要學習很多東西。”。

所謂他律，哲學家康德的原意指依據外界事物或情感沖動，為追求道德之外目的而制定的倫理規則。今天對他律涵義的理解已發生變化，泛指外部制約、約束。[1]而其中尤以法規、政策的外在制約、約束為最重要的他律形式。本文中的公務員他律制度即指旨在對公務員行使行政權力的行為、過程和結果進行監督、制約的一切法規和政策。他律是自律的依據和保障，離開了他律，自律將無所適從并難以維持。特別是在制約行政權方面，由于他律具有客觀性、直接性和強制性，因而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擬從制度經濟學的視角對建國初期我國公務員他律制度建設作些分析，以期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進一步改進和完善我國當前的公務員他律機制。

一、建國初期我國公務員他律制度建設的基本經驗

從總體上看，建國初期（特別是經過1951-1952年的“三反”運動之后）我國行政腐敗的狀況無論從發生頻度還是規模上都比改革開放后要小。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相對較有效的公務員他律制度是重要的一條。當時的公務員他律制度之所以有效，從制度經濟學角度看，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

（一）建國初期公務員他律制度順應了當時的內在制度和法律文化

內在制度是指從人類經驗中演化出來的規則，它體現著過去曾最有益于人類的各種解決方法。主要包括價值觀、習慣、倫理規范、禮貌和習俗，以及自然法等。[2]在建國初期公務員系統內在制度的眾多特征中，與他律制度聯系緊密的主要有：其一，在意識形態領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和信念占主導地位；其二，對黨組織發自內心地擁護、信賴和敬畏，直至發展成對黨的領導人的盲目崇拜；其三，政治觀念、階級斗爭觀念以及紀律觀念特別強烈（這三個特征的形成都是與共產黨在執政后繼續保留濃厚的革命黨色彩分不開的）。由于當時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元化，導致了當時公務員的價值觀及倫理道德規范比較統一，因而公務員對建立于此價值觀和道德規范上的他律制度的自覺認同程度很深，再加上公務員隊伍對黨組織的忠誠和很強的紀律性，以及由于階級斗爭觀念的持續保持和強化，產生了強大的虛擬外界壓力，這種壓力使得公務員隊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十分強勁，這些都進一步增強了公務員執行上級政策、法規的積極性和熱情。這種自覺的認同和服從對他律制度能否發揮應有功效是至關重要的。已經有人估計，如果沒有形成自覺性服從，“政府靠強制在任何時候最多只能執行全部法律規范的3-7%”。[3]因為“當一個共同體的內在制度與外在制度沖突時，監督外在制度服從情況的成本和執行外在制度的成本會限制政府靠外在制度所能取得的成就。”[4]更進一步，公務員的這種自覺和熱情還能對法規、政策本身的不夠周詳和完善之處加以彌補，使法規、政策的目的與宗旨得以實現，甚至比在周詳、完備的情況下做得更富有創造性與成效。

法律文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受到歷史條件制約的人們對法的性質、法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他法律現象的看法和評價，是滲透到法律生活當中的思想傳統、思維模式。建國初期的法律文化可以概括為“不重視制度理性化的文化”。這種文化不重視正式法規及其貫徹機制的建立，以至排斥規范化、理性化的制度結構，非正式的行為規則和具體情況下隨機的行為控制居于支配地位，正式成文的法律可以因特殊的需要而改寫，從而使得所謂成文的正式制度事實上也不同程度地等同于非正式的制度。[5]在這種只重內容和實質上的公平，而不追求形式上的正規化的文化中，法規越全面而詳盡，也就意味著違法違規行為越廣泛而普遍，從而使法規的權威資源流失。與其如此，還不如多用政策來代替法規，因為政策往往針對特定事情、特定對象和特定領域，因而對法治文化要求不高，且最適合人治文化。在建國初期的公務員他律制度中，政策無論從數量上還是震懾力上都遠大于法規，且不論其副作用，這種狀況確實順應了當時的法律文化，從而增強和放大了他律制度對公務員行為的規范功能。

【摘要】三大改造時期是我國社會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重要時期，對中國共產黨的農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時代要求。這一時期的農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圍繞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中心任務,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農民思想政治教育進行了新的探索，取得了明顯成效。學界研究大多集中于時代背景、教育內容、載體和啟示等問題，成果斐然。本文對相關文獻進行了總結梳理并加以綜述，以期尋求該時期農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當代價值。

【關鍵詞】三大改造時期；農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綜述

1關于三大改造時期農民思想政治教育背景的研究

國內學者對三大改造時期加強農民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分析主要從中國共產黨的農業集體化、工業化政策、農村文化轉型和農民自身思想特點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學界普遍認為三大改造時期加強農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為了保證農業集體化運動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順利進行。例如李文超認為黨面對農民“滯后的社會心理和落后的生產能力”，為“引導農民走農業合作化道路”，進而加強農民思想政治教育；崔曉麟，牛艷紅則認為過渡時期加強農民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物質積累和現實需要；廖義軍等人則從農村文化建設的視角出發，認為“把農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在此基礎上“開展科技文化教育、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農村文藝事業”，進而實現新中國農村的文化轉型；李平貴認為農民階級存在的“革命性與落后性并存、保守性與滿足心理滋長、政治上求純與經濟上怕富共生”的政治思想特點是黨在這一時期開展農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因所在。

2關于三大改造時期農民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研究

當前學界對三大改造時期加強農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分析主要從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教育、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以及工農聯盟教育等方面進行了論述。首先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教育。尚婷認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教育”是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農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線，是解決過渡時期農村社會中新矛盾、新問題的思想保證；彭正德認為農業合作化運動也是“國家權力對鄉村社會和農民思想的一次重大介入”，推動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順利開展。其次是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黃道霞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匯編》中論述的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就是“教育社員把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相結合，加強勞動紀律和互助團結”，同時，響應國家號召、愛護公共財產和幫扶單干農民也是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最后是工農聯盟教育。杜君，張學鳳認為“對農民宣傳鞏固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既要明確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又要宣傳“合作互助的新型工農關系”。

論文關鍵詞：歷史動因；知識分子政策；個人因素；其他因素

論文摘要：建國初期對電影《武訓傳》、俞平伯及其著作《(紅樓夢)研究》和對胡適思想、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要事件，對新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走向有重大影響。建國初期思想文化批判形成的原因是復雜的，其中涉及黨的執政方式、知識分子的定位、學術屬性與價值、宗派斗爭、思想改造方式等問題。

一、建國初期開展思想文化批判的歷史動因

(一)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

新中國建立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仍然不肯放棄與中國人民為敵的立場，拒絕承認新中國，并且竭力阻撓其他國家承認新中國，阻撓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企圖在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包圍中國。在這種國際環境下，以為首的新中國的領導人制定了外交上“一邊倒”政策，共同的意識形態及政治制度與信仰使新中國得以在國際上迅速打開局面。隨著對外政策的順利推行，與之相伴隨的國內經濟改革也開始進行。但應該看到的是，新中國仍處于帝國主義的“新月型”包圍之中，尖銳的社會對立，兩大陣營的激烈對抗，都使新中國的領導人深刻地意識到了階級斗爭的嚴重性。

(二)確立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需要

摘要：該文通過收集整理各類檔案、文獻資料，回顧了建國初期黔西北基督教各教派發展狀況及其組織體系，展現了黔西北地區基督教歷史狀況。力求對當代宗教研究者及其管理者提供一定的參考。

關鍵詞：建國初期；黔西北；基督教

建國初期，對于中國的基督教來說是一個特殊時期。一方面，由于全國剛剛解放，基督教會和帝國主義的關系依然在一定范圍內藕斷絲連，教會自身逐漸地從盲目走向理性；另一方面，在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貫徹執行不斷趨向完善下，基督教逐步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支配而走上“三自”道路。建國初期是宗教和社會主義相協調、相適應的起步階段。歷史證明，宗教是能和社會主義相適應的。研究宗教歷史，有助于指導社會主義時期宗教的自身建設，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貫徹、執行。

黔西北地處貴州西北與云南東北部的烏蒙山區，是多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地區，該地生活著彝、苗、回等幾十個少數民族，是多宗教并存的地區，尤以基督教為顯著。黔西北基督教由英、美、德、法等國先后傳入，歷史悠久，影響廣泛，極具群眾性、民族性和復雜性。宗教具有很強的持續性和傳承性，建國初期，黔西北基督教依然派別眾多，而且“復興”再起，尤其在苗族、彝族社會中。從組織派別來看有內地會、循道公會、安息日會、小群會；從其信仰方式來看還有其衍生派靈恩、靈火燒、圣徒派等。

1.內地會

內地會系英、美等國基督教專門對中國山地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宣教團體，是跨宗派的國際傳教組織，1865年英國傳教士戴德生在中國創立，總部設于倫敦。1877年，英國傳教士祝明揚由湖南進入貴州，在貴陽設立“貴州基督教內地總會”，1884年，英國另一傳教士白德禮被派到黔西重地安順傳教，1888年增派黨居仁。黨居仁來到安順后設立宣道會，始建禮拜堂。1903年秋，黨居仁同安順官府瞿鴻錫、威寧州官府鄧循卿、當地土目安康寧、安圻到葛布協商建構教堂。教堂建成之后同時開設了小學。之后很多教堂及其教會學校都相繼建起。建國初期，各教派發展狀況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