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范文10篇

弗洛伊德認為:“一種經驗如果在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內，使心靈受一種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謀求適應，從而使心靈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這種經驗為創傷的。”〔1〕創傷的理論性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美國，主要目的是為揭示創傷隱含的文化與倫理意義。凱西•卡魯斯主編的《創傷:記憶的探詢》和朱迪•思赫爾曼的《創傷與恢復》被視為創傷理論的經典著作。目前，創傷研究的重心已經從個人心理創傷的動因探尋與防治向文化研究層面轉移，發展為涉及心理學、文學、歷史學和文化研究等多個領域的跨學科研究。

一戰前后崛起的現代主義小說見證了第一波創傷敘事的興起。它不僅在主題上表現創傷，而且在形式上采用了意識流等全新手法潛入人物內心，書寫現代人的精神危機和戰爭帶來的創傷感。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涌現了新一波的創傷敘事，呈現出以下特征:(一)不遵循傳統的敘事方法和技巧。因為創傷主體受暴力、難言的身體和精神苦痛折磨，無法用清晰的語言表述可怕的經歷;(二)違反傳統的情節設置模式。創傷敘事打破時間順序，故事情節不連貫，支離破碎;(三)敘事主體受創傷困擾，陷入無力自拔、難以控制的重復講述狀態;(四)敘事中充斥了幻覺、鬼魂、暗示性夢幻、與死者的會見等內容。卡魯斯本人強調了創傷敘事中對歷史的間接指涉，創傷歷史的指涉性與它在發生時被理解的程度相仿，一個創傷性歷史事件在其發生之時并沒有被理解和體驗，而是被壓抑到潛意識里面了。這種經歷是在之后的不同時間和地點才被體驗的，正是創傷的滯后性決定了創傷者歷史體驗的特殊時間結構。這種時間結構在創傷小說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過去不斷地侵襲現在，在這種侵襲中現在和過去的界限被模糊了。〔2〕創傷敘事小說，作為間接指涉歷史的敘事作品，不僅能為讀者抵達創傷歷史和記憶提供途徑，也能在重復創傷體驗的歷史敘事中幫助個人和整個族裔記憶創傷、消解創傷。

《骨》(1993)是美國當代華裔女作家伍慧明取材于個人親身經歷的一部處女作。在這部帶有濃厚自傳色彩的作品中，創傷氣息貫穿始終，不僅小說主題與人物塑造涉及創傷經歷與記憶，而且作品的意識與結構也映射出創傷的節奏、過程與不確定性。小說從梁家長女萊拉的視角講述了一個生活在舊金山唐人街上的美國華裔家庭的悲情故事。在作品中，作者不僅呈現了個人及家庭的種種“創傷”經歷，還將個人、家庭與族群的歷史用記憶連接起來，譜寫出一部歷史與現實相交織的創傷敘事。小說《骨》中沒有完整的、連貫的敘述，許多分離散亂的細節以看似偶然或混亂的狀態并置在一起。伍慧明通過這種斷裂式的創傷敘事手法，突破了時間、空間、因果等邏輯關系的限制，使小說敘述者萊拉的意識可以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空中往返穿梭，將過去生活片段的回憶與當下家庭生活中破碎的現實有機融合，連成一體。通過萊拉對妹妹安娜自殺事件的回溯，小說向讀者展現了一系列帶有創傷記憶的家庭事件，使讀者感受到了敘述者的強烈思想震蕩和巨大的精神磨難。在這些創傷性經歷中，父母的婚姻不幸、洗衣店的生意失敗以及安娜的自殺無疑是最為沉痛的創傷經歷，它們貫穿小說家庭創傷敘事的整個過程。家庭作為個體成長的最初和最重要場所，其環境和氛圍是影響一個人心理韌性的重要因素。小說中，利昂和媽媽達爾西的關系極不和諧，他們的婚姻生活充斥著爭吵和矛盾。萊拉認為“他們的婚姻就像服苦役，是兩個人一起服苦役”〔3〕。為了便利而非愛情所拼湊的家庭似乎從一開始就埋下了痛苦和創傷的種子。父親利昂總是游離于家庭的中心，只是家庭生活中的陪襯角色，而母親達爾西雖為女人卻因丈夫時常漂泊在海上，成為了家庭的支柱，既要在血汗工廠沒日沒夜地工作，還要照顧家庭，養育三個女兒。因為生活的困頓和情感的空虛，媽媽達爾西曾一度投入雇主湯米•洪的懷抱。利昂出海歸來，無法面對妻子的背叛，大發雷霆，搬進三藩公寓以逃避婚姻失敗的現實。

利昂和達爾西婚姻的不幸給所有家庭成員都帶來了難以磨滅的傷痛和創傷記憶，這也在不同程度上給三個女兒帶來了心理陰影。大女兒萊拉夾在利昂與媽之間，總是感到很累，尤其是擔心“媽孤零零一個人呆在這里，而梅森還在那里苦等著我”〔4〕。因為父母的不幸婚姻，萊拉有很長一段時間對婚姻有排斥情緒。與萊拉和尼娜相比，二女兒安娜在父母的爭吵和沖突中似乎感到最為痛苦。當父母激烈爭吵時，萊拉會緊閉心門，任他們大喊大叫。尼娜則會對爭吵的父母大喊大叫，然后離開。只有安娜總是會想方設法從中調停，維持父母的關系。在利昂發現媽的出軌而爆發的家庭危機中，年僅十歲的安娜花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用她的耐心和愛心感化了離家出走的父親利昂，使其放下心中的芥蒂，重返家庭。安娜在這其中所表現出來的執著和勇氣的確令人敬佩，但是她在扮演調停者角色過程中所經歷的內心創痛與傷害也是可想而知的。小女兒尼娜雖是家中最我行我素的一個，但是她“沒心沒肺”的外表之下其實隱藏著一顆敏感脆弱的心。與姐姐在紐約享用大餐時，她問起父母近況，當萊拉直言父母因嬰兒店的燈再起爭執時，尼娜的臉上出現了一種“奇怪的表情”，她的雙目“突然低垂下去，嘴巴像是吃到了什么味道很苦的東西一樣扭曲起來”〔5〕。家庭不和使三個女兒的童年記憶充滿苦澀，成年后她們都以自己的方式逃離這個創傷之家，希冀在新天地中尋得一份解脫，但家庭創痛顯然是“逃避”無法消解的。如果說不幸的婚姻給梁家兩代人帶來了難以言喻的情感創傷和持續的心理壓力，那么翁梁兩家因洗衣店生意失敗而睚眥相向、相互交惡則是梁家遭受的最為慘痛的經濟打擊和情感傷害，而且也是導致梁家無法挽回的家庭悲劇的導火索。利昂將自己的失望和挫敗感化作怒氣全部發泄到無辜的安娜身上，逼迫安娜與翁家的兒子奧斯瓦爾多分手，因此關系一向最為親密的父女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兩人憤怒的爭吵不僅驚動了鮭魚巷的左鄰右舍，還使安娜不得不為了捍衛自己的愛情而離家出走。在這場軒然大波之中，父女二人都傷痕累累，認為對方背叛了自己，留下了極大的心理創傷。一向樂觀和聰慧的安娜自童年時期便在家中扮演著父母矛盾的調解人，她用自己對家人的熱愛努力維系著自己珍視的創傷之家，然而在她的戀愛問題上，父母前后態度矛盾，完全不顧及她的感受和立場，這令一直忠誠于父母的安娜感到無盡的失望。年僅20歲的她變得更能隱藏自己，總是一個人悶著，把心里的秘密瞞著家人。過往的創痛使她產生了無法戰勝的心理障礙和困憂，最終感到絕望的她選擇了縱身一躍，逃離了她所厭倦的世界。創傷敘事是對創傷的撫慰和治療，因為生命通過藝術而自救。小說《骨》中作者伍慧明通過“萊拉”這個人物對自身創傷記憶的敘述，使得那些被壓抑進美國華裔后代潛意識的創傷體驗重新浮現，使她們能夠在痛處哀痛，以此釋放那些影響著自己當下生命的過往感受，重新獲得生命的自由。小說中的許多故事都來自于作者的親身經歷和其他華裔的真實生活，因此可以說這部小說也是伍慧明為自己以及其他華裔后代書寫的創傷記憶。

個人心理創傷與集體心理創傷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集體是由個體組成，集體的凝聚力是通過傾聽個體講述創傷故事來獲得的。記憶的社會性使某一社會群體成員之間相互關聯，他們的集體記憶承載著本族群的歷史。族群對歷史的記憶具有相同性，而這意味著他們將共同分享、承受集體記憶，他們具有了共同的身份并共同面對未來。美國當代創傷研究的先驅朱迪絲•劉易斯•赫曼認為，“理解心理創傷始于重新發現歷史”〔6〕。無論是承受創傷的個人還是共同體，都需要理解過去，這樣才能面對現在和未來。伊•安•卡普蘭教授堅信，文學敘事是轉化并愈合創傷的有效途徑，“創傷的痛楚如果呈開放式，那么苦痛可以通過藝術轉化而愈合”〔7〕。盡管《骨》中的自傳性故事看似簡單，但它隱含的卻是兩性、家庭及民族的興衰歷史，實際上是一個“將個人、家庭及民族的歷史與政治問題編織到一起的民族寓言”〔8〕。《骨》中的梁爺爺是第一代華人移民的代表和排華法案的犧牲品，是早期華裔移民在主流壓抑下的集體失語與集體創傷的象征。從萊拉的追溯和回憶中可以看出，梁爺爺像早期華人勞工們一樣，抱著發財致富的夢想來到美國，先是開采金礦，之后在西部農場干活，“當他步履蹣跚跟不上工作的時候”，搬回舊金山唐人街，最后孤獨地死在單身老年公寓里。梁爺爺雖然經歷了西部淘金和美國西部開發的英雄壯舉，但其經歷被湮沒在美國官方歷史中無人言說，和早期華裔勞工移民群體一起被主流社會壓抑和排斥成為失語者，默默忍受著離散的創傷和辛酸寂寞的邊緣生存狀態。賽義德深刻地認識到移民的“離散”特性及其影響，他在《流亡的反思》一文中指出，“離散是強加于個人與故鄉以及自我與其真正的家園之間的不可彌合的裂痕”〔9〕。在這個不被認同的社會，梁爺爺終生的愿望就是要求養子在自己死后將遺骨送回家鄉，讓自己的靈魂回歸朝思暮想的“家園”。然而，利昂未能完成他的愿望，梁爺爺的遺骨最終還是散落在美國這片客鄉的土地上，成為華裔后代心頭上揮之不去的陰影和幽靈。萊拉在梁爺爺凄涼寂寞的葬禮上通過一連串的假設和想象，勾勒出梁爺爺的正常家庭生活圖景。一方面不動聲色地批判了美國種族和文化的雙重歧視與排斥造成的華人悲慘命運和屈辱歷史;另一方面，巧妙地呈現出美國華裔祖輩所經歷的歷史創傷以及華裔后代所不得不繼承和面對的族裔集體創傷。與湯婷婷塑造《金山勇士》(又譯《中國佬》)掀開被美國主流社會嚴密掩蓋的史實，把“失語”的華工英雄形象從歷史的裂縫處顯現出來不同，伍慧明有意模糊梁爺爺的生平經歷，隱喻梁爺爺這批早期華人勞工在美國官方歷史中的“銷聲匿跡”，借此表達對美國傳統歷史的質疑，從而揭露早期華人移民所遭受的種族歧視及其引起的集體心理創傷。

種族主義和主流社會對華裔歷史的“閹割”給華裔群體造成的“集體心理創傷”，主要“癥狀”表現在利昂身上的自我身份意識的喪失。利昂15歲時以五千美金買得“契紙兒子”身份進入美國，取得美國公民身份。但因為使用了假身份，利昂的一生都建立在“謊言”之上。利昂的紅色手提箱里裝滿各種文件和信件，對一個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后冒名頂替來美的契紙兒子來說，“紙張就是血液”〔10〕。利昂的假身份在隱喻層面上否定了華裔男性的整體存在意義，使華裔男性在美國社會中失去了自我身份意識。正因為這種難以言喻的自我喪失，利昂選擇游離于社會和家庭之外，長期在海上漂泊，以此逃避集體創傷記憶的折磨。總之，在以白人為中心的種族主義權力話語下，華人作為弱勢族裔，在白人主導文化中承受著歷史失語癥，成為一個充滿創傷記憶和斷裂歷史的民族。對于這個突然的歷史斷裂，萊拉姐妹這些華裔后代必須揭開被隱沒在無意識的黑暗中的記憶，直面集體創傷歷史，從而斬斷苦難在家族中的傳遞，避免陷入已在重復的族裔苦難命運。

一、異質文化的內涵

所謂異質文化，是指不同種族在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社會經歷中長期積累形成的不同社會習性以及精神文明的狀態，它是最能體現不同民族的表達方式、心理意圖、個性魅力以及文化差異性的部分。在全球化背景的今天，不同種類的文化間的相互交流必然會不斷地相互碰撞和產生沖突，而這種文化的異質性在當代華裔美國文學中尤顯突出。

二、華裔美國文學的興起

在以白人主流文化占據主導地位的美國文學界，由有色人種構成的少數族裔文學長期以來都被視為是處于異質文化中的“邊緣文學”，得不到應有的重視。作為從不同文化背景遷徙過來的群體以及他們的后裔，美國少數族裔作家在直面母體文化與生活中異質文化的沖突之后，不斷在其小說的創作中引入不同背景文化間的碰撞與摩擦，深刻地展示了異質文化間由矛盾沖突到相互融合的特色，逐漸被西方主流文學所關注。華裔美國文學作為美國當代文學中的一支新生力量，受到世界各地文學評論家的一致肯定。尤其是華裔小說作品不僅在美國華裔界反響強烈，同時也深受眾多美國本土讀者的喜愛。此類小說作品大都描述了在經歷了艱辛磨難遷徙到美國的第一代華裔移民及出生在美國從小飽受西方文化思潮影響的第二代子女們之間的異質文化意識的碰撞，著重分析了華裔后代們對西方文化的主觀認同但總是被客觀排斥、抵制本族傳統文化卻又始終無法與之剝離的矛盾心理，展現了其不斷探索自己身份、尋求兩種異質文化之間立足點的心路歷程。華裔美國文學的興起首先是以婦女作家的創作為標志的，她們的創作靈感往往來源于自己的親身經歷，具有強烈的自傳色彩。中美文學界的普遍觀點認為，美國華裔小說家湯亭亭于1976年發表的自傳體小說———《女勇士》，標志著華裔文學進入美國主流文學的開始，而譚恩美的《喜福會》更成為華裔美國文學的杰出代表。下面就以這兩部小說為例，來探討華裔美國文學之所以能夠成功的關鍵所在。

三、華裔美國文學的開篇之作———湯亭亭之《女勇士》

美國著名華裔女作家湯亭亭（MaxineHongKingston），出生于美國加州，可謂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其父母都是典型的中國移民，一直以來都以開洗衣店來維持生計。一方面，她同許多其他華裔后代一樣，經常聽大人們講述著遠在中國老家的簡陋的故居，先輩們一代代傳下來的家族經歷，以及包含有狐貍精、吊死鬼和英雄俠女等的傳奇故事……這些離奇的神話故事所折射出來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成為她日后參加反戰運動、主張婦女尋求獨立和解放的最主要的力量源泉；另一方面，由于從小就生活在美國的文化背景下，接受著西方思想的熏陶，她在主觀上又絕對認可自己的美國人身份。湯亭亭的處女作《女勇士》一經面世，即在美國文壇引起了轟動效應，此書不但榮膺美國“全國圖書獎”，還成為當時人們競相傳閱的為數不多的優秀華裔作品之一。此書形象地揭示了第二代美國華裔女性奮力沖破中國傳統文化對她們思想的禁錮與束縛以及在美國西方文化的種種排斥之下，最終在中美兩種異質文化的碰撞與沖突中尋找到真實自我、勇敢地融入到美國西方文化的艱難歷程。此小說的出版發行，一舉奠定了湯亭亭本人在美國當代文學中的重要地位，在華裔美國文學的發展歷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摘要:湯亭亭是華裔文學的奠基者之一。她的作品在表現不同文化傳統，華裔生活還是敘事形式等都引起了廣泛關注。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分析湯亭亭作品的敘事特點，即“講故事”，多種文體和中國傳統小說的敘事結構。

關鍵詞:講故事;文體;傳統敘事;文化身份

湯婷婷無疑是自70年代后期以來華裔美國作家中最令人矚目的一位。她的《女勇士》、《中國佬》和《孫行者》榮獲美國各類文學大獎,使其在美國作家中享有盛譽。在藝術表現形式上，她通過運用多種文體、講故事、中國傳統敘事手法，將現代西方敘事策略和中國傳統小說的敘述手法兼收并蓄，將寓言故事與通俗故事揉為一體，互為言說，自由轉換，并在中美文化傳統的大背景下使之象征化、寓言化，使得小說更具文化內涵和藝術張力。

一傳統中國小說的敘述結構

雖然生長在美國，湯亭亭不可能擺脫從父母那里承繼來的中國血統和中國文化傳統。她對中國的了解和體驗，建立在母親給她講的中國故事傳說之上。此外，湯亭亭還曾讀過英語版的《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西游記》、中國神話故事、李白、杜甫詩選等。因此，在她的作品中，可以明顯看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湯亭亭在作品中也借用了傳統中國小說的結構形式來描述華裔在美國的生活，抒寫華人的英雄業績,重建華裔歷史,追尋美國華裔的身份和位置。

《中國佬》巧妙地戲仿中國小說的特殊結構模式,質疑和顛覆了貌似客觀的官方歷史的權威,從而實現了對華裔歷史的重構。此書共有六個主體故事，每個故事都有一個小標題1,“中國來的父親”;2,“檀香山的曾祖父”;3,“內華達山脈中的祖父”;4,“造就更多的美國人”;5,“美國父親”;6“在越南的弟弟”。在這六個主體故事之間,還穿插了十二個軼聞插曲式的小故事。有的來自中西文學作品,有的是神話傳說,有的是新聞報道,有的是史實,也有作者自撰的故事。她有意將典故、歷史、軼事、新聞等傳說故事與主體部分的現實故事并置在一起,書寫出來不同歷史時期的一代又一代華裔移民的事跡。她巧妙地運用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敘事結構，把情節不相聯系的幾個故事排列在一起，在敘述中顛覆華裔男性在美國主流社會的負面形象，重塑美國華裔歷史，重拾美國華裔破

[論文摘要]美國華裔文學批評初期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對于少數族裔政治及社會現狀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學性，隨著華裔文學發展的成熟與研究的深入，批評話語開始轉向其文學性的訴求，與國外研究發展相比。國內研究相對滯后，作者認為美國華裔文學的文學性與族裔性互為表里，密不可分，作為美國少數族裔文學的一部分，缺乏“華裔性”的文學文本，不能夠算作真正的華裔文學，而缺乏文學性的華裔文本也不可能成為美國文學的一幫分，只有族裔性與文學性結合完美的作品才能成為美國華裔文學的經典之作，我們的研究應從族裔性與文學性融合的角度出發，揭示作品所蘊含的復雜內涵，彰顯作品的藝術魅力。

[論文關鍵詞]美國華裔文學；文學性；族裔性

美國華裔文學作為新興的族裔文學，現已成為美國亞裔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部分作品被選人美國主要文學選集之中，成為美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美國華裔文學不僅引起了美國讀者以及學界的關注，也引起了我國學者和世界各國學者的極大反響。梳理美國華裔文學創作與批評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美國華裔文學批評的話語不斷地在族裔性與文學性之間擺動。美國華裔文學作為冒現(emerging)的文學，早期研究更多地突出了作品的族裔性，對于少數族裔政治及社會現狀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的文學性研究，隨著華裔文學發展的成熟與研究的深入，批評話語開始轉向對文學性的訴求，可以說，華裔文學的發展促進了批評話語的多元，而批評話語在一定程度上對文學創作和批評實踐又能產生一定的導向作用，梳理美國華裔文學創作與批評之間的關系，思考美國華裔文學批評話語轉向的原因，本文旨在反思美國華裔文學批評存在的不足，揭示美國華裔文學研究發展的新趨向。

一、美國華裔文學創作與批評之間

美國華裔文學批評與美國華裔文學的發展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60年代開始的民權運動、學生運動以及多元文化主義思潮的產生為華裔文學的“冒現”奠定了基礎，而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論與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的發展為美國華裔文學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石。在某種意義上講，美國華裔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成為學術建制的組成部分，應歸于華裔作家和批評家的共同努力，美國華裔作家的創作為研究者提供了批評文本，而沒有早期批評家的努力，美國華裔文學也許還要沉默更長時間，正是由于趙健秀等人的挖掘、整理，才讓美國華裔文學發出自己的聲音，走到讀者面前。因此，回顧美國華裔文學發展的歷程，有助于我們梳理批評的軌跡。從時間上看，美國華裔文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個階段，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60年代為開創階段，這一時期的作品數量較少，形式多為口頭文學，歌謠，故事等，代表作品包括《吃一碗茶》、《華女阿五》等，這些著作引起瀆者關注的往往是其寫實特點，對于早期移民生活的描寫突出了作品的族裔特色，作品的文學性相對較弱；從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視為轉折期，該時期的作品仍保留了較強的族裔性特征，但有所弱化，作品的文學性明顯增強，湯亭亭與譚恩美兩位女性華裔作家的創作最具代表性，從90年代開始，美國華裔文學進入繁榮階段，作家及其創作均呈現出多樣性與復雜性的特點。這一時期的作品不論從體裁還是題材上較以往更加豐富多樣，并表現出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方面，族裔性的弱化。湯亭亭、譚恩美的新作明顯淡化了作品的族裔性，如《第五和平書》、《拯救落水之魚》等；同時，新一代作家不斷涌現，以任碧蓮、雷祖威等人為代表的華裔作家則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華裔身份，他們的目標是要創作出“一批文學作品——不是作為華裔美國人的作品，而是作為作家的作品”…，在這些作家看來，似乎只有消解了作品的族裔性才能增強作品的文學性，這一時期文學的另一個特點是，以哈金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異軍突起，然而他們的創作沒有講述“移民的生活和經歷”，不被看作真正的美國華裔文學。還有研究者把哈金的創作稱為“新東方主義中的‘真實’聲音”。新移民文學給美國華裔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挑戰。

美國華裔文學的發展史在一定程度上映照著美國華裔文學批評的軌跡。在美國，許多研究者把華裔作品中的文化想象當作族裔研究(EthnicStudies)或者人種志(Ethnography)研究的內容，美國學界曾硬性地把《中國佬》劃歸為少數民族研究的范疇，使之接近于歷史文本，突出了文學的政治功用，淡化了文本的文學性，對于《女勇士》，學術界往往簡單的把它歸類為女性文學，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于作品文學性的探究。以趙健秀為代表的研究者則根據“亞裔感性”判定華裔作家的“真”“偽”，他們編著的《唉咿!》和《大唉咿!》在突出族裔性方面最具代表性。從90年代開始，隨著以任碧蓮為代表的新一代華裔作家的崛起，美國的亞裔文學批評開始向“跨民族主義(transnationa1)”視角的轉換，研究者對于族裔性的關注隨之弱化，女性主義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以及流散批評取代了單一族裔身份研究。同時，越來越多的學者轉向作品的形式研究，這無疑是美國華裔文學研究的一大進步。可是，對于美國華裔文學作品的文學性研究難道一定要以消解族裔性為前提嗎?沒有了華裔族性的文本還屬于美國華裔文學嗎?

一、造成華裔文學回譯特殊性的原因

華裔美國文學的回譯之所以特殊關鍵在于華裔美國文學作家的雙重文化身份背景。華裔美國文學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是19世紀華人到達美洲大陸后的產物。華裔美國文學作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出生在中國，后移居美國的華人。他們直接地接觸中美兩國文化，對于兩國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之處有著最切身的體會。《花鼓戲》的作者黎錦揚，《等待》的作者哈金皆屬于這一類作家。第二類是生于美國長于美國的華人。他們對于中國文化的接觸并不那么直接，大多是通過其父輩的講述，受其父輩們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家庭生活所影響來了解中國傳統文化。這一類作家包括湯亭亭、譚恩美、趙健秀、黃哲倫等。相對于第一類而言，第二類華裔美國文學作家的成就更為顯著，受到的關注也更加廣泛。不論是第一類作家還是第二類作家其擁有的雙重文化身份都對文本本身，尤其是對其翻譯工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近十幾年來，我國翻譯事業蓬勃發展，有人甚至將其稱為第四次翻譯高潮。然而，對于這種邊界文化或流散文學的翻譯研究還處于萌芽階段。華裔美國文學作家本身是兩種文化的結合體，也是兩種文化沖突與融合的最佳表現者，這也就使得他們的作品與在一般單一文化中成長的作者的作品，在風格與表達方式上大相徑庭。這樣一種具有雙重文化底蘊的作品也給翻譯帶來了另一種挑戰，也就造就了其回譯的特殊性。

二、華裔美國文學回譯的特殊性

1、原文的隱形為什么這里原文是隱形的呢？原文文本不就是好好的擺放放在那的英文文本嗎？這里我們有必要強調回譯的問題。回譯是指將已譯成特定語言的文本譯回原語的過程。如果按上述問題的邏輯來思考，那么華裔美國文學是不存在回譯現象的。一般文本的回譯會擁有三個文本，即原文文本、譯入語文本、回譯后的原文文本。然而，華裔美國文學只有兩個文本，即英語文本與漢語文本。我們之所以說華裔美國文學存在回譯問題是因為還有一個最初的原文文本并不是實際存在的，而是客觀存在于華裔作家腦中的文本。下面我們要將單一文化作家與華裔作家進行對比：單一文化作家（以美國本土作家為例）華裔作家頭腦創作中英文中文/英文寫作英文英文從上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創作過程中兩種作家的思維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很明顯的從華裔作家的作品中看出其中文的思維軌跡。絕大多數華裔美國文學作品所體現的都是中美兩國文化的碰撞，他們都是雙語的習得者，我們先撇開其遇見美國文化時用英語創作不說，在預先思維中遇到中國文化時，他們是不可避免會用到中文思維邏輯的。在《喜福會》中就有很明顯的例子，媽媽們在一些情況下會說中文，在英語文本中的體現便是那支離破碎的英語句子。作者在這樣的情況下腦海中所想到的必定是中文句式。這也就是華裔美國文學回譯特殊的存在形式。在回譯的過程中我們參照的是一個對作者腦中原文的主觀臆測，而非客觀存在。所以我們說其原文是隱形的。

2、文化的獨特性在華裔美國文學作家的筆下，其作品往往是具有中美兩國雙重文化特色的。不論這兩種文化是沖突還是融合，都為作品增加了其獨特的視角與品味。在吳冰教授所編寫的《華裔美國作家研究》一書中曾指出：前一個時期，國內曾有評論試圖或“爭取”把華裔美國文學，尤其是其中的華文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我認為華裔美國文學作家無論是用英文或是華文寫作的華人在美經歷的作品，都不屬于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她指出華裔美國文學是美國文學的分支，并告誡讀者不應以中國文化視角來評論華裔美國文學譯介的不足。我認為華裔美國文學既不可以完全地從中國文化視角來鑒賞，同樣也不能夠片面的以美國文化視角來評論。所以這里我們必須要看到的是一種具有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相互雜糅的特定歷史所產生的華裔文化。吳冰教授說：“華裔美國作家筆下的中國文化便是他們的再創作，他們傳達的就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國文化”。按照這樣的推演關系，我們是否也可以認為受其中國文化的影響，其所體現的美國文化也不是完全本土化的。因為華裔美國作家不僅改寫了中國故事，同時也對外國故事進行了改寫。在面對華裔美國文學回譯的問題時，譯者僅僅擁有中、美兩國的文化知識是不夠的，更為重要的是要掌握特定的華裔文化知識。譯者對這種夾縫中生存的文化了解程度也決定了在回譯過程中文化傳播的準確程度。這里我們要強調的是華裔文化雖然是中美兩國文化相互結合，是中美兩國歷史相互作用的產物。但是華裔文化絕不等于美國文化或是中國文化。所以在回譯時，我們應將文本置于相對獨立的位置，有利的轉換三種文化在回譯過程中的作用力。

三、結論

俗話說“新年頭、舊年尾”，意思是說一年當中最重要的日子就是“除夕”與“春節”，所以過年時言行要特別謹慎，中國人希望一年的開始能夠事事順利，有個好預兆。

廣東和福建是紐約華埠新老移民的兩大故鄉。雖然在美國人眼中，他們都是黃皮膚的一家人，但是文化習俗的差異，仍然在社區里演繹著戲劇性的沖突。特別是婚嫁習俗的不同，令喜慶業者不得不誠惶誠恐、小心翼翼。

華埠知音婚紗影城董事長林學文指出，在為粵籍和閩籍新人籌備婚禮的過程中，光是婚姻菜譜就差異明顯。例如，粵籍家庭一定會點一道炸子雞，但是閩籍家庭基本上就不會點任何與雞肉有關的菜肴，而是選擇鴨肉或鴿肉。

林學文解釋說，炸子雞雖然在廣東家庭中有“當紅”、“暴富”的意味，但在福州人眼中，意境再深遠，也難抵味蕾的麻木。福州新移民普遍從事外賣中餐館業，雞肉是最主要的原料，成天與炸雞翅、炸雞腿、芥蘭雞打交道，往往聞到雞肉的味道就想嘔吐。雞肉做得再美味，也提不起福州人的胃口，只好敬而遠之。

廣東人雖然在婚宴中會點一道雞肉菜肴，但不會點白切雞。華埠喜萬年大酒樓董事長蘇煥光表示，結婚是紅喜事，白切雞的肉是白色的，沒有一絲血色，許多廣東人覺得不夠吉利，因此愿意點炸子雞等象征富貴發達的菜肴，為新人添個好彩頭。

華埠喜來登娛樂演出公司董事長林瑞清說，華人家庭最常見的海味螃蟹，福州人和廣東人在婚宴上的解讀也大為不同。在福州人眼中，螃蟹是一種可口的海鮮，在婚宴上必不可少。然而在許多廣東人眼中，卻是避之唯恐不及，因為“蟹”字發“嗨”字音，聽起來像是嘆氣的聲音。

族裔追尋不同于以往的種族身份時期，族裔追尋期是華裔美國人的族裔身份已經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同，而華裔的文化身份卻未曾建立。美國華裔作家通過描寫華裔美國人追尋族裔內外的身份，來凸顯身份建構的矛盾性和模糊性，試圖在多元文化語境下瓦解以往的文化身份，實現身份的自我轉型和再轉型，突破中國性和美國性的二元對立模式而建構一種新型文化身份。這種追尋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美國夢的追尋、雙重身份的困惑和優越及身份建構之矛盾、身份追尋的新建構。

一、實現美國夢中的文化身份建構

美國夢一直是華裔作家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大都描寫華裔在追逐美國夢的過程中如何從華裔轉變為真正的美國人，擁有真正的“美國性”是大多數華裔的渴望。“美國人”這一概念“不僅使生長在美利堅合眾國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使這片土地之外的人民困惑不已”[1]。不同族裔由于其所處文化母基因的不同，對美國夢的闡釋也不同。美國人對美國夢的闡釋為開發自我、實現自我，而華裔由于受到母體文化的影響則把美國夢闡釋為在多大程度上對家庭、國家做出了貢獻。因此，不同的文化闡釋就產生了不同的文化身份建構觀，不同的建構觀就決定了其在文化適應期如何處理由于文化沖突所帶來的心理沖突。任碧蓮的《典型美國佬》就以描述主人公拉爾夫?張的美國夢來實現文化身份建構。“通過描繪主人公對美國夢的盲目追尋到傳統價值觀的失落到再覺醒，作家表現了新一代移民在美國這片大陸上重新尋找并定位自我身份、重新調整價值觀念的過程。”[2]主人公張一峰懷著美好的夢想，成為一個工程學博士，然后學成回國。在這種美國夢中融匯著濃厚的中國文化精神。但在實現美國夢的過程中，他遭受了巨大的文化沖擊，美國的生活漸漸地改變著他那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觀念，他逐漸被美國文化同化，也不斷地對自己的文化身份進行重建。每一次文化身份建構都是對族裔身份的超越，但在無意識中總會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如主人公在每次受挫后，總是不自覺地想起一些中國典故，如東山再起、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等，并用這些成語和典故來激勵自己。“這樣，這些經典的語句無論是在美國讀者或是中國讀者的頭腦中都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仿佛讀者也身臨其境地在主人公的雙重語言、雙重文化和雙重思想的旅程中前進。”[3]但隨著夢想的改變，拉爾夫開始用西方式的精神來鼓勵自己，比如他放棄大學職位后，辦公桌上放滿了《成為你自己的老板》、《賺大錢》等書，他還把葛洛夫所總結的成功三部曲“去祈禱、去聯想、去實現”視為成功的至理名言。同時他對葛洛夫的揮霍無度崇拜到迷信的地步，堅信敢冒險是男人的信條。在其后追尋美國夢的過程中，金錢的誘惑使他從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轉變為一個投機商人，所有傳統中國學者的德行都被其拋到九霄云外。美國夢的誘惑使他的價值觀發生了極大的轉折，傳統的中國價值觀被其拋棄，他甚至內化了美國人對中國人的固定化偏見“有錢，就是一切；沒錢，就是中國人”。可見其自我心理認同和信心的增長日益美國化。但在其美國夢遭受巨大挫折之時，“只有在夢想幻滅時，他們才感覺到家庭的重要”[4]。“對于拉爾夫而言，只有重新認識自己，找到自己在這夾縫中的位置，才能走出失落的低谷，重新建構幸福的生活。盲目地模仿主流社會的一切觀念和思想，而摒棄自身文化價值中的精華，是注定會碰壁的。”[5]這則暗示了“在多元的文化景觀中，不同民族與文化身份的人應該‘互為主體’，以便破除偏見，反省自我，豐富自我，從批評戰場走向建設性途徑”[6]。對華裔而言，在美國這片新大陸上不但要重新尋找并定位自我身份，進行文化身份建構，而且這種建構必須是在不斷的沖突和交融中進行動態的平衡式的多層次建構。也即是通過對美國夢的追尋，主人公加深了對典型的美國人文化身份的認識以及對本民族潛在的文化基因和其隱蔽的文化歷史達到一種新認識：“在塑造文化身份中的作用，認為文化身份既是一種存在，又是一種變化，它在聯系中存在著差異，而在差異中又伴隨著連續性持續的存在。”

二、雙重身份和族裔身份建構之矛盾

華裔在進行文化身份建構時，常常面臨著一種否定：對自己的族裔身份采取文化疏離的方法來否定自我，試圖清空頭腦中固有的文化母基因；對自己的族裔身份進行否定，崇拜美國，渴望成為美國人，為自己的族裔身份而感到深深地自卑，渴望在美國的大熔爐中被同化。如譚恩美在其小說《喜福會》中就生動地描繪了四個女兒否定自我族裔身份，試圖融入美國主流文化的經歷。她們一方面自我歧視，一方面對有相同族裔身份的團體進行歧視。但是當她們面對美國主流社會的歧視和偏見之時，她們則處于兩難的矛盾境地、邊緣化境地，只能在兩種文化之間痛苦掙扎。如任碧蓮在《典型的美國人》中描寫了華裔第二代努力融美國教育和中國傳統于一體的掙扎情形。拉爾夫張、海倫和麗莎接受了他們所鄙夷的美國價值觀和文化，他們所面對的文化雙重性以及心理上的騷動不安。作品超越了單純的族裔描寫，解釋了族裔人群在面對兩種文化、兩種語言間的成對張力沖突。因此作家筆下的華裔美國人既不是美國人，也不是中國人；既不是本土居民，也不是外來移民。他們始終處于一種新舊世界之間的矛盾沖突之中。而在《應許之地的夢娜》中作者又把這種矛盾的雙重性延伸到多重性的深層矛盾，如拉爾夫的女兒夢娜皈依猶太教。一方面他們要跨越兩種文化，另一方面還要面對現實，正視自己的族裔文化。在三方合力的作用下，主人公經歷著文化心理沖突的煎熬。不論是作品中的主人公還是華裔作家，他們必須把歷史和現狀協調起來，把兩種文化進行雜糅，平衡好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開啟一條超越自身族裔文化、居住國文化的新道路。正如杜波依斯在《黑人的靈魂》所認為的美國黑人與美國人的身份沖突中，既將美國身份意識內化，同時又透過它來辨認自己的黑人身份，捕捉非洲文化的舊影殘疾。“他既是美國人，又是非洲人。統一黑人身體內存在兩個靈魂，兩種思想，兩股相互沖突的力量，兩種矛盾的理想”[8]。這一說法同樣也適合于華裔。這兩種相互沖突的思想和力量形成了華裔美國文學的獨特特點：“一個有著矛盾情結的文化身份和將自己和諧融入美國文化的困難形成了作品在美國神話中別具一格的特征”[9]。這一矛盾情結是指文化身份建構的雙重性，是超越民族學的文化繼承的雙重性和族裔影子映照下所構成的建構張力。由矛盾情結所形成的文化建構張力在華裔美國文學作品中突顯為美國華裔作家作品中所描繪的文化沖突，如譚恩美、任碧蓮和黃玉雪等作家。他們在創作中一方面要凸破狹隘地描寫族裔生活經歷的寫作壓力，成為一個能超越族裔主題的作家；另一方面，還要凸顯作為本族裔群體在文化身份建構時所具備的基本特征。因此，文本寫作中所體現的文化身份建構不斷地在分離、沖突、張力、矛盾等形式下，以顯在的方式呈現出來。小說里不斷地把兩種文化的不同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進行比較，但又對這種比較感到失望，最終得不到一個明確的觀點，找不到真正的自我，而她又不斷地尋找自我，試圖建構一個確定的文化身份，減少跨文化生活中的心理焦慮感和不確定性因素。因此其文化身份的建構具有一種雙重性和矛盾性，這種雙重性體現為華裔的美國生活遭遇了中國情結。新崛起的美國華裔作家努力在文本表達中撒播這種雙重性，如任碧蓮在《地道的美國人》中，試圖把第二代華裔的中國傳統和美國教育進行融合。文本中的地道美國人既不是美國人，也不是中國人；既不是本土居民，也不是外來移民。他們的文化身份建構必須超越族裔身份，卻又通過族裔影子返照自我，將族裔性投射到文化身份建構中，特別是自己的族裔被壓抑和否認時，被壓抑和否認的族裔自我變成了瘋狂的確是一種自尊的反抗。

三、身份新追尋中的新建構

論文摘要：本文探討的是后殖民語境下研究華裔英語文學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以后殖民的視角來審視當前的華裔英語文學研究，可以凸現華裔作家對于再現政治的關注，更好地理解華裔文學作品對“中國性”的建構和協商，同時使讀者對諸如多元文化、本質論的陷阱有所警惕。

論文關鍵詞：華裔英語文學；后殖民性；后殖民文學批評方法；再現；中國性

華裔英語文學是主要在20世紀后半葉出現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學術領域。它以華裔美國文學作為主導，迅速在英、美、加等國形成一個極具特色的文學現象，并構成當代世界文學中一道亮麗的風景。但是華裔英語文學很難準確地界定，寬泛地說，它指的是由西方，主要是英美華人后裔作家用英語創作的各種作品。雖說北美的華裔文學可以追溯到19世紀后半葉，其在美國文學中的脫穎而出還是在20世紀的70年代以后，彷佛雨后春筍般“冒現”而出，因此又被稱作是“冒現的文學”。在英國，以毛翔青(TimothyMo)為代表的華裔英語文學雖然還難以與主流文學抗衡，甚至也無法與其他弱勢族裔的文學，如印裔英國文學相提并論，作為當代英國文學的一個個性鮮明的組成部分，它的重要性卻不容小覷。華裔英語文學作品涉及的題材豐富多樣，與主流文學相比，它們在敘事方式、主題關注、修辭手法等方面都表現出獨特性，對這些作品的研究因而也呈現出多角度、多層面的特點。

1．0后殖民理論與華裔英語文學研究

華裔英語文學創作雖然已有多年的歷史，且種類繁多，對華裔英語文學的建制化研究，則僅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單德興，2006：187)，至今方興未艾。華裔文學最初得到評論界較為廣泛的關注是在美國文壇，隨著湯亭亭的《女勇士》(TheWomanWar-rior)(1976)的出版和獲獎，美國華裔文學開始在美國當代文壇占據一席之地。這時的評論者大多可分成兩類，一是自己本身是華裔，他們多從作品的社會意義上來關注這些作品，如，多把《女勇士》看作是書寫華裔移民生活經歷的嘗試，側重其再現歷史的真確性；另一類則可泛稱為西方評論家，經常沿襲傳統的東方主義視角來關注作品的“異國情調”(exoti—cism)，聚焦東西方文化的對立和碰撞。后來，隨著華裔英語文學的迅速發展，評論家開始更加認真地看待這一文學現象，有的從女性主義立場出發解讀華裔文學，或是從解構主義的角度來研究華裔文本，還有論者從文學修辭研究入手，探討這些作品在藝術手法上的創新，以及對當代西方文學所做的貢獻。近年來，華裔英語文學研究更有納入文化研究脈絡的傾向，突出華裔文本的歷史、社會和政治意義。

后殖民主義理論，作為當代最新理論思潮之一的批評理論，也是華裔英語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視角。但是，雖有不少學者注意到華裔英語文學的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后殖民理論與華裔英語文學的關系還是鮮有人進行過深入、系統的探討。主要原因是，作為當代英美弱勢族裔文學的一個分支，華裔英語文學并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后殖民文學范疇。簡單地說，后殖民文學是指前殖民地國家的人們所創作的作品。不管是北美的還是英國的華裔移民，都很難說直接受到過殖民統治，他們甚至可以說是居住在“第一世界”的中心，享受著第一世界的優越和特權。然而，這些人卻并不為主流社會所接納、認可，他們與殖民地人民有著很多的共同之處：如他們相對于主流社會的邊緣地位，族裔歷史的湮沒、文化認同的危機、重寫歷史、再現“過去”的必要等等。西方主流社會對他們的排斥和壓迫，實際上是一種文化殖民，也就是說，他們是被西方為中心的話語所宰制，成為被殖民者，而西方作為一個整體自然成為此意義上的殖民者。換言之，這些華裔移民同其他身處西方的少數族裔一樣，被內在殖民化了(intemallycolonized)。在西方中心主義霸權話語前，華裔移民明顯處于弱勢地位。他們的文學實踐可稱作是發出自己族裔聲音的渴望的表達，而他們反抗、揭露文化殖民的意圖也是非常明顯的。例如加拿大華裔作者Laiwan，在其代表性詩歌《殖民化了的文化》(TheImperialismofSyntax)中，清楚地表達了對西方通過語言來統治華裔移民的憤怒和苦澀：

摘要：電影《千年敬祈》通過美國華人家庭中父女之間的對話交流及日常生活細節，以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父親與受美國主流文化和中國文化雙重影響的女兒之間的關系為線索，講述了受到中美文化影響的平民小人物的生存狀態，反映出當代美國社會華人家庭關系主題，揭示了現代社會人們內心的孤獨、人與人之間的隔膜等，以及由文化差異造成的溝通問題，提出人與人之間交流溝通的重要性。

關鍵詞：《千年敬祈》，家庭關系，文化差異，溝通

電影《千年敬祈》（AThousandYearsofGoodPrayers）改編自著名華裔女作家李翊云于2005年出版的同名短篇小說集，講述的是中國人在美國的故事。原著一經出版受到廣大讀者和學界的關注與喜愛，并獲得弗蘭克·奧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懷丁作家獎和美國筆會海明威獎等多個文學獎項。2007年曾拍攝過《喜福會》《雪花秘扇》等影片的著名華裔導演王穎（WayneWang）將其拍攝成同名電影搬上熒幕，由亨利·歐和俞飛鴻主演，于2008年9月在美國上映。導演王穎善于用簡單平淡的畫面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其電影多是關于中國人的故事。《千年敬祈》在國內外上映后獲得觀眾和媒體的廣泛稱贊，并在第55屆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上獲得“最佳影片”金貝殼大獎、“最佳男演員”銀貝殼獎等影視大獎。影片由史老先生從中國北京來到美國看望剛離婚不久的女兒即影片主人公華人宜蘭開始。電影一開始的畫面就預示了影片的整個基調以及父女之間的關系。已經等候在機場的女兒宜蘭見到父親后，他們沒有熱烈的擁抱，只有平淡的幾句客套問候以及之后在車內長時間的沉默，這讓觀眾感到詫異。父女之間關系生疏，而且影片中父女在一起的整個氛圍也讓觀眾頗感壓抑。

一、“疏離”的父女關系

影片中主人公宜蘭雖然生活在美國，但仍然擺脫不了那個時代很多人普遍隱忍的個性特點，她從小沉默寡言，父女之間交流不多，一方面是由史先生職業的保密性所決定，另一方面則是父女之間都不善于交流溝通。史先生幾乎不懂英語，在美國也很難與其他人進行交流，而影片中多次出現的父女一起吃飯場景，兩人也幾乎是無話可說，雖然父親做了很多中國菜，但女兒食之無味，她經常借口外出參加聚會或是獨自去電影院也不愿意留給父親同自己交流的機會。宜蘭在美國工作生活多年，她努力融入美國生活，接受美國主流文化，學會用流利的英語自如地同人交流。宜蘭同父親闊別已有十二年，表面看來她完全接受了美國主流文化，已經習慣了美國的飲食，她吃西餐、喝冰水，父親做的中國菜對她已經沒有任何吸引力。另外，影片中宜蘭說到自己沒有學會用母語表達自己，無法用中文同人交流，當然也包括自己的父親。宜蘭從小就沉默寡言，在父母寡言少語的影響下，她沒有學會也不知道怎么用中文同別人尤其是自己的丈夫進行情感交流，導致她婚姻的失敗。“如果你從來沒有用伴隨你成長的語言來表達過自己的感受的話，那么，學會一門新的語言，用它來說更多的話反而會簡單一些，這會讓你成為一個新的人。”于是她學會用一門新的語言來與人交流，也善于用流利的英文同美國朋友或是影片中出現的俄羅斯裔男人交談，這一切也讓父親史先生感到驚訝與不解。同時，由于宜蘭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非常在意自己的隱私空間，認為父親來美國的目的更多的是打探自己的隱私，特別是當父親看到俄羅斯裔男人送女兒回來后的不斷追問，他們之間的沖突終于爆發。雖然女兒同自己的父親多年未見，即便父親遠道而來，她對父親的態度也很冷淡，幾乎不與父親深入交流，彼此之間感到生疏。通過影片中父親與女兒之間的日常生活細節，可以看出中國人表現出的情感多是含蓄的，在感情方面他們大都不太善于表達自己，正如導演王穎在接受訪談時說道：“東方家庭里很多話都不講明，就算講出來，也會有不同的講法。”由于父女之間的溝通障礙，父親在單位被誤認為是“作風有問題”而被降職之事給女兒的心理帶來陰影，直到影片結尾父親才在女兒的逼問下說出了事實的真相，最后，影片的鏡頭聚焦在父女二人坐在河邊的長椅上，女兒第一次面對父親露出釋然的微笑。影片中父女二人都是孤獨的，因溝通障礙對彼此的誤解和不理解而一度無法深入交流，父母的沉默及家庭氛圍都對女兒宜蘭造成不小的傷害。但最終女兒與父親之間因為彼此坦誠交流而解開心結達成和解，疏離的關系得到改善，父親最終聽從女兒的建議去環游美國，父女之間也因坦誠交流后才達到彼此心靈的默契。

二、傳統的婚戀觀

進入全球化時代以來,后殖民理論思潮又煥發了新的活力,不同國家或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和滲透也日趨頻繁,每個國家或民族甚至個體都會面臨著文化認同的危機。而以黃玉雪、湯婷婷、趙健秀、譚恩美、任碧蓮等為主的美國華裔作家,在塑造中美兩國文化、書寫美國華裔的族裔身份及文化認同方面發出了自己獨特的聲音,推動了美國華裔文學的發展。關于美國華裔文學的研究,王光林運用后殖民翻譯理論對幾位華裔作家的作品進行了分析,指出其文本中的文化翻譯具有自我殖民的意味,并倡導華裔作家們在再現第三世界文化時應尊重其區別于第一世界的文化差異,在翻譯中構建自己雜合的文化身份。[1](P148)陳愛敏從文化身份、文化語境和文化原型三方面分析探討了美國華裔文學與文化間的關系。劉芳稱則湯婷婷、譚恩美等在作品中對中國文化的表述實質上是一種文化翻譯,既像西方的人種志那樣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方方面面的描述,在此過程中又涉及音譯、直譯等具體翻譯方法的運用,此外,這種文化翻譯融傳統意義上的翻譯與寫作于一體,反映了來自弱勢文化的移民在美國所經受的文化震蕩。[3](Piii)……,而形象學(法文imagologie)是近些年在歐洲發展迅速的一門新興學科,“現已成為比較文學中極具擴張能力的前沿性學術研究領域”。[4](P110)法國著名比較文學家巴柔在《形象》中將形象學定義為:“在文學化,同時也是社會化的運作過程中對異國看法的總和”。[5](P154)狄澤林克指出“比較文學形象學”主要研究文學作品、文學史及文學評論中有關民族亦即國家的“他形象”(heteroimage)和“自我形象”(autoimage)。[6](P153)關于文學形象,趙炎秋教授在其著作《文學形象新論》中將其定義為:“形象,就是形式化了的生活。文學形象,就是通過語言形式化了的生活。”[7](P167)本文擬以黃玉雪(JadeSnowWong)的《華女阿五》(FifthChineseDaughter)[8]、湯亭亭(MaxineHongKingston)的《女勇士》(TheWomanWarrior)[9]和譚恩美(AmyTan)的《喜福會》(TheJoyLuckClub)[10]為例,從形象學的角度探討在后殖民語境下美國華裔作家如何塑造中美文化、中美文化塑造所產生的影響及美國華裔作家還應做出的努力。

一、中國文化在美國華裔文學中的塑造

周寧指出,“中國形象”是流行于社會的一整套關于“中國”的“表現”或“表述”系統,其中同時包含知識與想象、真實與虛構的內容,具有話語的知識與權力兩方面的功能。從知識與想象方面看,中國形象包含著三層意義:一是西方對現實中國在一定程度上的認知與想象,二是西方對中西關系的自我體認、焦慮與期望,三是對西方文化自我認同的隱喻性表達。[11](P7)中國作為一個有著五千多年歷史的大國,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獨特的文化傳統。中國的風俗習慣和傳統觀念等在第一代華裔腦海中根深蒂固。對于第二代華裔,胡勇指出“……對于他們來說,中國只能在父輩的故事中和文字記載里塑造。他們對中國的體認既是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潛移默化,還包含著更多的理性反思,他們所能體認的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她們筆下的文化中國形象,其所包含的儒家價值倫理與外延的社會交往禮儀和風俗習慣,散發著濃重的苦澀味。”[12](P20)諸如黃玉雪、湯婷婷、譚恩美等美國華裔作家都屬于第二代華裔,她們從小就對父母所固守的中國傳統文化耳濡目染,在自己的作品中將想象中的中國傳統文化翻譯到美國主流社會,塑造出心目中的中國文化形象:

1•“封建專制的落后國度”的中國形象美國華裔作家在其作品中塑造的中華民族深受儒家學說影響,追求中庸和諧、“忠”“孝”“禮”“義”等,提倡以父權為主的封建家長制度,主張女人“三從四德”、男尊女卑等落后思想。《華女阿五》中,玉雪的父親堅信一個人可以沒有才能,但必須有道德,教育孩子們做人要誠實、要尊敬師長、不能動手打人、要勤儉節約、辛勤耕耘等;父親在家庭中占絕對地位,父母家教極嚴,堅信“嚴厲的鞭打是培養孝女才子的最有效方法”[8](P53),他們要的是對孩子絕對的控制權;在黃家女孩終究不能與男孩相提并論———父親不顧玉雪想完成高等教育的要求直言家里的財政狀況只能優先讓可以傳宗接代、延續黃家香火的兒子繼續接受教育。湯亭亭的《女勇士》中,中國被描述成一個男尊女卑的女性煉獄:其中有大量如“女娃好比飯里蛆”、“寧養呆鵝不養女仔”[9](P39)等歧視女孩兒的民間諺語,女性喪失了應有的獨立人格和婚姻自主權。而在譚恩美的成名作《喜福會》中,母親們腦海中始終保留著中國式的“孝”———忍耐、孝順、遵從父母的意愿,這就是為何許安梅的母親雖然被自己母親辱罵并殘酷地趕出家門,但當母親病危時,她仍舊義無反顧地趕回到母親身邊,為了挽救母親的生命,不惜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給母親做藥引。

2•“怪誕詭異的古老國家”的中國形象美國華裔作家在創作過程中為了表現了中國這個古老國家的“異國情調”,展現了大量中國風俗習慣、風土人情等以滿足美國讀者的獵奇心理,但同時也展現了中國文化怪誕詭異的一面。黃玉雪在《華女阿五》中有大量慶祝傳統節日、結婚、生孩子、殯葬儀式等充滿“異國情調”的中國文化的描寫,如玉雪小時候受驚嚇生病后,外婆買來白礬為其舉行趨驚儀式;唐人街的葬禮要請法師為死者超度靈魂,要撒紙錢等。湯亭亭的《女勇士》中塑造的中國文化更是充滿迷信色彩:母親勇蘭在醫院求學時得與形形色色的鬼作斗爭;當社區醫院弄錯地址將別人家的藥送到家里時,母親堅持要女兒去藥店所要一些糖果作為賠償以驅走被送藥的晦氣。湯亭亭在小說中還詳盡地描述了母親燒的許多奇怪的菜肴,如黃鼠狼、烏龜、熊掌、浣熊等,讓女兒心神不寧,發出“寧愿吃塑料也不愿吃這些”[9](P83)的感嘆,這些在重視和保護自然生態的西方人眼里簡直怪異恐怖至極。譚恩美在《喜福會》中用中國傳統文化要素———五行理論將華人性格形象刻畫得活靈活現,如安梅天生缺木,所以容易優柔寡斷;精美的父親火元素太多,所以脾氣很大等。小說中還描述了中國人對魂靈的敬畏———安梅的母親選擇在除夕夜自殺,只為第二任丈夫一家能因害怕其靈魂煩擾而好好對待安梅,這些都彌漫著怪誕詭異的色彩。

3•“神秘奇特的東方大國”的中國形象中國有著幾千年連續發展的悠久文化,其對華夏兒女的影響也極為深遠,美國華裔作家在其作品中也繼續傳承著中國神秘奇特東方大國形象。黃玉雪的《華女阿五》中用大量篇幅描寫中國飲食文化,介紹了大量中國菜的獨特做法,從炊具、配料到火候、調味汁,這些都充滿了神秘奇異的色彩。湯亭亭的《女勇士》中還有大量中國民俗故事和神話傳說,如蟾蜍吃月的故事以及最具魅力的女英雄“花木蘭”上山習武、建功立業等的傳奇故事,這些也都增添了中國獨特神秘的文化形象。譚恩美的《喜福會》中,素云向女兒描述自己曾在中國擁有的一張麻將桌時說那是用一種貴重的叫做“hongmu”(紅木)的木材做成的,在英語里沒有對應的譯詞,其實不然,而素云說紅木在英文里沒有對應的單詞是因為在她的心目中認為自己的故國中國始終是獨特、無可比擬的,《馬可•波羅游記》中就曾描述過中國繁榮倉盛的景象,中國的陶瓷、絲綢等都曾引起西方各族的覬覦,這就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中國神秘奇特的古老東方大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