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極范文10篇

努爾哈赤與皇太極作為大清王朝的奠基人，在清史中居于首創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這里，提出的問題是，他們對推翻明王朝所起的巨大作用，與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最后攻陷北京，同樣重要，不容忽視，不可低估。本文僅就此問題，辨明努爾哈赤與皇太極在亡明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與地位，全面揭示這一歷史事件的真相，給予公正的評價。

一、努爾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國，經歷了漫長而痛苦的過程。約自明“世宗而后，綱紀日以陵夷”[1]，經穆宗，“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乾綱，矯除積習”[2]，至“神宗末年，廢壞極矣，雖有剛明英武之君已難復振。”[3]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個皇帝。所謂神宗亡國，又從何時開始？“論者”并未進一步確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為其末年時，亡國之象已備，成“不可復振”之勢，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實，明萬歷十年（1582年），首輔張居正去世，神宗親政，一反張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復萌，政局急轉直下。這個貪財好利，集腐敗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種種惡行，盡載于史冊[5]，已為人們所知，自不待贅述。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呂坤痛陳“天下安危”，他說：“自萬歷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為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不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眾，棄地猥多，留者輸出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他訴說最近幾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采本費又各幾百萬矣。”由此可知“今國家之財耗竭”。他大聲疾呼：“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也。”[6]

呂坤的這番話，是對萬歷十年以來，至二十五年之間計15年形勢惡化的極為生動的寫照。

努爾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呂坤指出明朝形勢開始變壞的第二年即萬歷十一年（1583年）。盡管當時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實際上已開始了明清興亡的歷史進程。這就是說，明亡始自萬歷十年以后，而清之肇興，明確的時間，亦在萬歷十一年。清與明，一興一亡，同步進行。

努爾哈赤以起兵復仇為契機，迅速演變為對建州女真的統一。從整個明清興亡的歷史過程來看，努爾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開始，換言之，沒有起兵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來同明朝的徹底決裂。當然，直到建國前，努爾哈赤并沒有公開反明，相反，他還同明朝保持著朝貢的隸屬關系。但是，隨著他先統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擴張其勢力，擴大其統一，卻已引起明朝的有識之士的警覺，連連同朝廷發出警報。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禮部侍郎楊道賓上《海建二酋逾期違貢疏》，指出：“努兒哈赤與弟速兒哈赤，皆多智習兵，信賞必罰，兼并族類，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憂方大耳。臣閱金遼二史，遼人嘗言：女直（真）兵若滿萬則不可敵。……今奴酋精兵業已三萬有奇，況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爾哈赤“蹂躪屬國，勾連野人，遷徙諸朝，逆已形矣，惡已著矣，而督鎮諸臣猶然以為未形未著，豈以為必抗旌犯順，鳴鐘向洛，乃稱顯逆顯惡哉！”努爾哈赤與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脫離明朝，建立獨立的政權[7]。

一、努爾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國，經歷了漫長而痛苦的過程。約自明“世宗而后，綱紀日以陵夷”[1]，經穆宗，“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乾綱，矯除積習”[2]，至“神宗末年，廢壞極矣，雖有剛明英武之君已難復振。”[3]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個皇帝。所謂神宗亡國，又從何時開始？“論者”并未進一步確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為其末年時，亡國之象已備，成“不可復振”之勢，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實，明萬歷十年（1582年），首輔張居正去世，神宗親政，一反張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復萌，政局急轉直下。這個貪財好利，集腐敗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種種惡行，盡載于史冊[5]，已為人們所知，自不待贅述。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呂坤痛陳“天下安危”，他說：“自萬歷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為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不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眾，棄地猥多，留者輸出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他訴說最近幾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采本費又各幾百萬矣。”由此可知“今國家之財耗竭”。他大聲疾呼：“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也。”[6]

呂坤的這番話，是對萬歷十年以來，至二十五年之間計15年形勢惡化的極為生動的寫照。

努爾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呂坤指出明朝形勢開始變壞的第二年即萬歷十一年（1583年）。盡管當時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實際上已開始了明清興亡的歷史進程。這就是說，明亡始自萬歷十年以后，而清之肇興，明確的時間，亦在萬歷十一年。清與明，一興一亡，同步進行。

努爾哈赤以起兵復仇為契機，迅速演變為對建州女真的統一。從整個明清興亡的歷史過程來看，努爾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開始，換言之，沒有起兵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來同明朝的徹底決裂。當然，直到建國前，努爾哈赤并沒有公開反明，相反，他還同明朝保持著朝貢的隸屬關系。但是，隨著他先統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擴張其勢力，擴大其統一，卻已引起明朝的有識之士的警覺，連連同朝廷發出警報。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禮部侍郎楊道賓上《海建二酋逾期違貢疏》，指出：“努兒哈赤與弟速兒哈赤，皆多智習兵，信賞必罰，兼并族類，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憂方大耳。臣閱金遼二史，遼人嘗言：女直（真）兵若滿萬則不可敵。……今奴酋精兵業已三萬有奇，況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爾哈赤“蹂躪屬國，勾連野人，遷徙諸朝，逆已形矣，惡已著矣，而督鎮諸臣猶然以為未形未著，豈以為必抗旌犯順，鳴鐘向洛，乃稱顯逆顯惡哉！”努爾哈赤與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脫離明朝，建立獨立的政權[7]。

明朝對東北女真人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早在明成祖時，已將女真分為三大部（建州、海西、野人），析衛所地站為262個，“而使其各自雄長，不相歸一者，正謂中國之于夷狄，必離其黨而分之，護其群而存之，未有縱其蠶食，任其漁獵，以善其成而付之無可奈何者也。”是時，部份邊臣和朝臣主張：“夷狄自相攻擊，見謂中國之利，可收漁人之功。”但這種主張不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很危險。因為“國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虜，而今已與北虜交通；本設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8]，如任其兼并，實力“坐大”，將來勢必“徐圖內犯”，將把明朝置于十分危險的境地[9]。

努爾哈赤與皇太極作為大清王朝的奠基人，在清史中居于首創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這里，提出的問題是，他們對推翻明王朝所起的巨大作用，與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最后攻陷北京，同樣重要，不容忽視，不可低估。本文僅就此問題，辨明努爾哈赤與皇太極在亡明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與地位，全面揭示這一歷史事件的真相，給予公正的評價。

一、努爾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國，經歷了漫長而痛苦的過程。約自明“世宗而后，綱紀日以陵夷”[1]，經穆宗，“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乾綱，矯除積習”[2]，至“神宗末年，廢壞極矣，雖有剛明英武之君已難復振。”[3]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個皇帝。所謂神宗亡國，又從何時開始？“論者”并未進一步確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為其末年時，亡國之象已備，成“不可復振”之勢，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實，明萬歷十年（1582年），首輔張居正去世，神宗親政，一反張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復萌，政局急轉直下。這個貪財好利，集腐敗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種種惡行，盡載于史冊[5]，已為人們所知，自不待贅述。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呂坤痛陳“天下安危”，他說：“自萬歷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為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不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眾，棄地猥多，留者輸出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他訴說最近幾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采本費又各幾百萬矣。”由此可知“今國家之財耗竭”。他大聲疾呼：“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也。”[6]

呂坤的這番話，是對萬歷十年以來，至二十五年之間計15年形勢惡化的極為生動的寫照。

努爾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呂坤指出明朝形勢開始變壞的第二年即萬歷十一年（1583年）。盡管當時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實際上已開始了明清興亡的歷史進程。這就是說，明亡始自萬歷十年以后，而清之肇興，明確的時間，亦在萬歷十一年。清與明，一興一亡，同步進行。

努爾哈赤以起兵復仇為契機，迅速演變為對建州女真的統一。從整個明清興亡的歷史過程來看，努爾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開始，換言之，沒有起兵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來同明朝的徹底決裂。當然，直到建國前，努爾哈赤并沒有公開反明，相反，他還同明朝保持著朝貢的隸屬關系。但是，隨著他先統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擴張其勢力，擴大其統一，卻已引起明朝的有識之士的警覺，連連同朝廷發出警報。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禮部侍郎楊道賓上《海建二酋逾期違貢疏》，指出：“努兒哈赤與弟速兒哈赤，皆多智習兵，信賞必罰，兼并族類，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憂方大耳。臣閱金遼二史，遼人嘗言：女直（真）兵若滿萬則不可敵。……今奴酋精兵業已三萬有奇，況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爾哈赤“蹂躪屬國，勾連野人，遷徙諸朝，逆已形矣，惡已著矣，而督鎮諸臣猶然以為未形未著，豈以為必抗旌犯順，鳴鐘向洛，乃稱顯逆顯惡哉！”努爾哈赤與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脫離明朝，建立獨立的政權[7]。

天聰五年（崇禎四年）七月，后金汗皇太極親率大軍，對明發動了大凌河之戰，雖然此戰在清朝開國史上不算是著名戰例，但是它不僅從戰略、戰術多側面反映了皇太極的軍事思想和指揮才能，而且也是日后與明進行松錦決戰的一次演習，因此深入研究頗有意義。

一、寧錦防線

明天啟六年（天命十一年），袁崇煥取得了寧遠（遼寧興城）大捷。翌年，又獲得寧錦大捷，朝野同聲相慶。明熹宗說：“朕廑念東事，從前皆因守之不固，更何言戰？昨聞設奇應變，賊且退避，此足明固守之驗矣，”[1]稱“此七八年來所絕無，深足為封疆吐氣，關門既已無虞，”[2]認為“關門之倚寧遠，寧遠之倚塔山、錦州，皆層層外護，多設藩籬以壯金湯。”[3]此議得到許多臣工的贊同和支持，于是明廷改變了過去王在晉、高第等人推行毀棄關外諸城，退守關門的錯誤御敵方針，而易為調兵遣將，增撥糧餉，修筑城堡，操練軍士。使關外諸城互為犄角，既能堅壁清野，獨自抗敵，又可首尾相應，協同作戰；進則直趨遼沈，收復全遼，守能拱衛關門，保護京師的一道堅實的寧錦防線。寧遠、寧錦接連遭到重創，皇太極從失敗中吸取教訓，針對明朝寧錦防線采取以下措施：

——避實擊虛。皇太極深知八旗勁旅長于野戰，不善攻堅，所謂“野地浪戰，南朝萬萬不能，嬰城固守，我國每每弗下。”[4]因此，他認為“彼山海關、錦州，防守甚堅，徒勞我師，攻之何益？惟當深入內地，取其無備城邑可也。”[5]天聰三年（崇禎二年）十月，皇太極親統八旗大軍，避開明的寧錦防線，以蒙古喀喇沁部臺吉布爾噶都為向導，取道內蒙，由大安口、龍井關、洪山口進入關內，明廷大驚，京師戒嚴。后金兵進逼北京，蹂躪京畿各州縣，隨之占領永平、遷安、灤州、遵化四城。皇太極企圖在永平等地建立關內據點，東可進攻山海關，西可威脅京師，由于遭到明軍猛烈進攻，未能如愿。此后，皇太極多次興兵從內蒙進關騷擾，使明京師重地不得安寧，從而削弱了寧錦防線的作用；

——乘疑用間。袁崇煥取得寧遠、寧錦大捷后，遭到一些同僚的嫉妒，被閹黨誣陷去職。崇禎帝即位后，誅魏忠賢，袁崇煥復出，命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赴關外御敵。崇禎二年（天聰三年）十一月中旬，袁崇煥得報后金兵入關，進逼京師的消息，未奉圣旨，擅自率軍離開汛地，兵至河西務，明廷命袁崇煥不得過薊門一步。而他卻認為“千里赴救，自謂有功無罪”，駐營京師廣渠門外。“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為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6]故在崇禎帝召見袁崇煥時，“崇煥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域中，不許，”[7]對他已有猜疑。此時，皇太極采用范文程的“進密策，縱反間”[8]計。十一月二十日，后金兵在廣渠門外擊敗袁崇煥等援軍。二十七日，皇太極聞袁崇煥等“復聚敗兵，營于城東南隅，豎立柵木”，于是令后金兵“列陣，逼之而營”。隨后，他與諸貝勒率輕騎往視進攻之處，指出：“路隘且險，若傷我軍士，雖勝不足多也，此不過敗殘之余耳，何足以勞我軍，”[9]遂返回大營。是日，據《清太宗實錄》記載：

“先是，獲明太監二人，令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寧完我、巴克什達海監守之。至是還兵，高鴻中、鮑承先遞上所授密計，坐近二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見上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聽，悉記其言。[10]

一、寧錦防線

明天啟六年（天命十一年），袁崇煥取得了寧遠（遼寧興城）大捷。翌年，又獲得寧錦大捷，朝野同聲相慶。明熹宗說：“朕廑念東事，從前皆因守之不固，更何言戰？昨聞設奇應變，賊且退避，此足明固守之驗矣，”[1]稱“此七八年來所絕無，深足為封疆吐氣，關門既已無虞，”[2]認為“關門之倚寧遠，寧遠之倚塔山、錦州，皆層層外護，多設藩籬以壯金湯。”[3]此議得到許多臣工的贊同和支持，于是明廷改變了過去王在晉、高第等人推行毀棄關外諸城，退守關門的錯誤御敵方針，而易為調兵遣將，增撥糧餉，修筑城堡，操練軍士。使關外諸城互為犄角，既能堅壁清野，獨自抗敵，又可首尾相應，協同作戰；進則直趨遼沈，收復全遼，守能拱衛關門，保護京師的一道堅實的寧錦防線。寧遠、寧錦接連遭到重創，皇太極從失敗中吸取教訓，針對明朝寧錦防線采取以下措施：

——避實擊虛。皇太極深知八旗勁旅長于野戰，不善攻堅，所謂“野地浪戰，南朝萬萬不能，嬰城固守，我國每每弗下。”[4]因此，他認為“彼山海關、錦州，防守甚堅，徒勞我師，攻之何益？惟當深入內地，取其無備城邑可也。”[5]天聰三年（崇禎二年）十月，皇太極親統八旗大軍，避開明的寧錦防線，以蒙古喀喇沁部臺吉布爾噶都為向導，取道內蒙，由大安口、龍井關、洪山口進入關內，明廷大驚，京師戒嚴。后金兵進逼北京，蹂躪京畿各州縣，隨之占領永平、遷安、灤州、遵化四城。皇太極企圖在永平等地建立關內據點，東可進攻山海關，西可威脅京師，由于遭到明軍猛烈進攻，未能如愿。此后，皇太極多次興兵從內蒙進關騷擾，使明京師重地不得安寧，從而削弱了寧錦防線的作用；

——乘疑用間。袁崇煥取得寧遠、寧錦大捷后，遭到一些同僚的嫉妒，被閹黨誣陷去職。崇禎帝即位后，誅魏忠賢，袁崇煥復出，命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赴關外御敵。崇禎二年（天聰三年）十一月中旬，袁崇煥得報后金兵入關，進逼京師的消息，未奉圣旨，擅自率軍離開汛地，兵至河西務，明廷命袁崇煥不得過薊門一步。而他卻認為“千里赴救，自謂有功無罪”，駐營京師廣渠門外。“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為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6]故在崇禎帝召見袁崇煥時，“崇煥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域中，不許，”[7]對他已有猜疑。此時，皇太極采用范文程的“進密策，縱反間”[8]計。十一月二十日，后金兵在廣渠門外擊敗袁崇煥等援軍。二十七日，皇太極聞袁崇煥等“復聚敗兵，營于城東南隅，豎立柵木”，于是令后金兵“列陣，逼之而營”。隨后，他與諸貝勒率輕騎往視進攻之處，指出：“路隘且險，若傷我軍士，雖勝不足多也，此不過敗殘之余耳，何足以勞我軍，”[9]遂返回大營。是日，據《清太宗實錄》記載：

“先是，獲明太監二人，令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寧完我、巴克什達海監守之。至是還兵，高鴻中、鮑承先遞上所授密計，坐近二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見上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聽，悉記其言。[10]

二十九日，皇太極縱明太監歸，其中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主。”[11]崇禎帝“信之不疑，……遂縛下詔獄。”[12]袁崇煥蒙冤，被凌遲于北京西市，明朝寧錦防線失去一位杰出的統帥；

一、“八和碩貝勒”應為旗主八人

八和碩貝勒一詞首次出現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爾哈赤規劃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訓諭：

繼我而為君者，毋令勢強之人為之，此等人一為國君，恐倚強恃勢，獲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識見能及眾人之智慮耶？爾八子可為八和碩貝勒，如果同心干國，可無失矣。爾等八和碩貝勒，有才德能受諫者可繼我之位，若不納諫，不遵道，可更擇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碩貝勒理國政時，或一個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國家，另七個貝勒當會其意而發明之。[4]

這一規劃的一個重要宗旨，是造成八人分主八旗共治國政的局面，以制約被推舉為共主的旗主，因而不允許每一個旗主擁有兩旗的過強勢力，以防這種“強勢之人”為汗后“倚強恃勢”欺凌他人，導致家族內訌，國家衰亡。這一規制，正是根據本家族和其他女真部族的慘痛教訓而制定的，因而“八和碩貝勒”應是按其宗旨而設置的八個旗主。訓論中的“爾八子可為八和碩貝勒”、“或一個貝勒有得于心……另七個貝勒當會其意而發明之”，也顯然都是確指的八個人。

此后，努爾哈赤為完善這一制度而試行的某些措施、頒發的訓示，也都表明八旗旗主確為八人。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爾哈赤命“八固山王設八臣輔之，以觀察其心。”[5]“八臣”為八個人，其輔佐的“固山王”也即旗主也應是八個人。《滿文老檔》天命八年五月，記努爾哈赤下令“八貝勒之家人”，將其訓示之詞“繕錄八份，分送諸貝勒家各一份。”[6]抄錄八份，人手一份，受訓示的貝勒正好八人。同書天命十一年（1626年）閏六月十九日，記努爾哈赤命“八固山貝勒各賞以著甲男丁一戶、役使男丁一戶，共賞十六戶。”[7]共賞十六戶，每人二戶（即著甲男丁一戶、役使男丁一戶），被賞的固山貝勒正好八人，因而，這段史料已明確說明所謂“八固山貝勒”不是泛指八旗（固山）的諸貝勒，而是八個固山貝勒。而“固山貝勒”正是旗主，此外固山貝勒的滿文，也正與《滿文老檔》其他處稱旗主——固山貝勒的滿文一樣，都是gūsaibeile[8]，又進一步說明當時的“八固山貝勒”有八個旗主。

《滿洲實錄》還特別說明這八個旗主——八固山王是duinambabei-le、duinajigebeile[9]，漢義為四個大貝勒、四個小貝勒。四大貝勒當然是指大貝勒代善（當為正紅旗主）、阿敏（鑲藍旗主）、莽古爾泰（正藍旗主）、皇太極（正白旗主），這四人是當時的旗主已無疑問。關鍵是四小貝勒旗主究竟是誰，過去對這四個旗主是否確定多抱懷疑態度，或者根本否認。本文認為應是杜度（后改豪格）、阿濟格、多鐸、岳托。

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清太祖努爾哈赤設計了身后實行“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方案。“八和碩貝勒”，有時泛指八旗的和碩貝勒，有時也可理解為是八個和碩貝勒。由于旗主也稱和碩貝勒（和碩貝勒不一定都是旗主），所以這“八和碩貝勒”便有可能是指八旗八個旗主。那么，與共治國政制聯在一起所稱的這“八和碩貝勒”，究竟是泛指八旗的諸和碩貝勒？還是指八旗旗主？進一步說，努爾哈赤在天命后期是否規劃了由八個旗主共治國政的制度？若果如此，這八個旗主又是何人？由于沒有明確記載，且史料缺乏，至今仍是個謎。由于它關系到當時八旗制度的演變、天命末及天聰朝的國政、各旗主的勢力及其相互矛盾斗爭等等問題，有必要作專門考證。

以往的研究成果，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實》、李鴻彬及郭成康二位先生的《清入關前八旗主旗貝勒的演變》[1]，對旗主都有專門考述。關于天命后期八旗是否設有八個旗主，孟文未作具體說明；李、郭之文則認為當時八個旗中，代善一人掌兩紅旗，皇太極一人領有兩白旗。日本學者阿南惟敬也認為當時的八旗未必是一旗一主[2]。神田信夫先生則持肯定說[3]。

本文認為，天命后期已基本確定八個旗主，皇太極繼位初年的八旗八個旗主，應是天命后期努爾哈赤安置的。試證如下。

一、“八和碩貝勒”應為旗主八人

八和碩貝勒一詞首次出現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爾哈赤規劃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訓諭：

繼我而為君者，毋令勢強之人為之，此等人一為國君，恐倚強恃勢，獲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識見能及眾人之智慮耶？爾八子可為八和碩貝勒，如果同心干國，可無失矣。爾等八和碩貝勒，有才德能受諫者可繼我之位，若不納諫，不遵道，可更擇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碩貝勒理國政時，或一個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國家，另七個貝勒當會其意而發明之。[4]

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清太祖努爾哈赤設計了身后實行“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方案。“八和碩貝勒”，有時泛指八旗的和碩貝勒，有時也可理解為是八個和碩貝勒。由于旗主也稱和碩貝勒（和碩貝勒不一定都是旗主），所以這“八和碩貝勒”便有可能是指八旗八個旗主。那么，與共治國政制聯在一起所稱的這“八和碩貝勒”，究竟是泛指八旗的諸和碩貝勒？還是指八旗旗主？進一步說，努爾哈赤在天命后期是否規劃了由八個旗主共治國政的制度？若果如此，這八個旗主又是何人？由于沒有明確記載，且史料缺乏，至今仍是個謎。由于它關系到當時八旗制度的演變、天命末及天聰朝的國政、各旗主的勢力及其相互矛盾斗爭等等問題，有必要作專門考證。

以往的研究成果，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實》、李鴻彬及郭成康二位先生的《清入關前八旗主旗貝勒的演變》[1]，對旗主都有專門考述。關于天命后期八旗是否設有八個旗主，孟文未作具體說明；李、郭之文則認為當時八個旗中，代善一人掌兩紅旗，皇太極一人領有兩白旗。日本學者阿南惟敬也認為當時的八旗未必是一旗一主[2]。神田信夫先生則持肯定說[3]。

本文認為，天命后期已基本確定八個旗主，皇太極繼位初年的八旗八個旗主，應是天命后期努爾哈赤安置的。試證如下。

一、“八和碩貝勒”應為旗主八人

八和碩貝勒一詞首次出現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爾哈赤規劃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訓諭：

繼我而為君者，毋令勢強之人為之，此等人一為國君，恐倚強恃勢，獲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識見能及眾人之智慮耶？爾八子可為八和碩貝勒，如果同心干國，可無失矣。爾等八和碩貝勒，有才德能受諫者可繼我之位，若不納諫，不遵道，可更擇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碩貝勒理國政時，或一個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國家，另七個貝勒當會其意而發明之。[4]

一、探索時期的文化

清朝統一大業的奠基人努爾哈赤于明萬歷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甲起兵時，也就揭開了清朝開國的序幕。這是以武功開端走上的統一之路。努爾哈赤最有成就的業績就是統一女真各部乃至建立后金政權、挺進遼沈地區，擴大統一的輝煌局面。在這一歷史的進程中，與赫赫武功相適應的是女真固有文化的強化和向中國傳統文化靠攏的探索。反映了兩種文化的交鋒、沖突與矛盾。

女真固有文化的強化，這是維系與凝聚本民族的團結的無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努爾哈赤正是借助于這種力量，而卓有成效地結束了女真族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那種互相仇殺、互不相統的嚴重分裂局面，而實現了統一。這種文化最突出的表現形式之一是尚勇武、重財力。這是被全民族普遍認同的指導思想。努爾哈赤在創業過程中充分發展了這一思想。他鼓勵與發揚女真民族的勇猛進取精神，堅持行之有效的獎勇罰怯的制度，這種金錢物質的刺激，極大地調動了人們奮勇參戰的積極性。因而逐步形成了以多殺敵多繳獲為榮、以無功無獲為恥的社會風氣，并成為生活中的普遍原則。進而出現“出征之時，無不歡躍，其妻子亦皆喜樂，惟以多得財物為愿。如軍卒家有奴四、五人，皆爭偕赴，專為搶掠財物故也”〔3〕的景象。搶掠財物與奮勇殺敵順理成章地結合在一起，民族成員個人積極性的充分發揮，有力地推動了民族統治者總體軍事政治目標的順利實現。

重財力的觀念更深刻影響著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人們往往為追逐共同利益而聯系在一起，結成利害相關的集團。這樣，如何處理好財物的獲得與分配，便成了關系社會穩定與發展的重大問題。努爾哈赤巧妙地以結盟、聯姻等方式不斷地吸納各種集團與勢力，以壯大自己的統治陣容。他對歸附者、同盟者按其實力大小區別對待。實行均分財物、平養人口，乃至共議國政。最高統治集團內則實行八家共議國政的方針。其思想基礎，便是對共同利益的追逐。

這時社會道德的標準是以勇武為榮、以搶掠為榮。把搶掠“鄰人”的財富視為當然，上上下下以一個“搶”字便可概括一切。這種文化心態、思想觀念在滿族初起階段，對凝聚與統一內部力量及向外擴展時，無疑起了巨大的保證作用。可是當后金建國挺進遼沈地區，即廣大漢人住地之后，便出現了尖銳的矛盾，產生了巨大的困惑。當女真人未進入遼沈地區之前的不斷騷掠明邊，搶掠人畜財物，已引起漢人的恐懼與仇恨，漢人視女真人為強盜。而后金挺入遼沈之后，對廣大漢人實行殘酷的奴役和高壓統治，這種矛盾便激化了。廣大漢人不僅難以容忍這種統治，更對其重財輕義，不注意輩份，不重倫理道德，不講禮儀之情形視為野蠻。“非我族類，其心必異”。〔4〕內心的反感極為強烈，反抗斗爭便不可避免。這不僅僅是政治上的矛盾，也是兩種道德觀、風俗觀即兩種文化的矛盾與對抗。面對嚴峻的社會現實，后金的最高統治者努爾哈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認為漢人，特別是漢族讀書人最不可信，“謂種種可惡皆在此輩”，〔5〕于是實行殘酷統治和大肆屠戮儒生的政策，以強化其統治，表現出對漢族文化的強烈排斥心理。但長期以來以采集、狩獵為主的女真文化畢竟很落后，現實的發展向它提出一個最迫切的問題是文化建樹該向誰靠攏？人們看到在女真——滿族崛起時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在文化上的突出傾向是向蒙古族靠攏。接受蒙古族文化，諸如新文字的創制、國家制度及統治機構的設置，乃至許多名稱的起用等等，均摹仿蒙古。對漢文化采取疏遠、戒備甚至抵制的態度。但蒙古文化與延續數千年之久，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漢文化是無法比擬的。漢文化的強烈感召力或巨大影響是客觀存在。努爾哈赤在實踐中也越來越發現漢族的體系完備的倫理道德觀對維系統治與安定社會的巨大效能。于是便自覺與不自覺地向漢文化靠攏。其實，這一靠攏始自起兵初期。當然，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他喜歡《三國志傳》與《水滸》，曾尊崇漢人謀士龔正陸，已接受了漢文化的熏陶，使他眼界大開。盡管由于種種原因，他對漢文化曾采取抵制的態度，但卻擺脫不了漢文化對他的巨大影響。就在他于遼沈地區大肆屠戮漢人之時，卻又在仰慕漢文化，甚至宣傳漢文化。很有趣味地是，他于晚年竟大講起禮儀倫理并身體力行起來。

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努爾哈赤對臣下說，宗室里有二兄曾與我作對，“惟知貽我之憂”。還有烏拉岳母及葉赫岳母這兩位岳母，曾“唆其夫與我為仇”。他說，盡管這幾個人對我沒有一點好處，但畢竟是我的親族或親戚，所以“敬愛之禮亦不可廢”。于是他特意遣人將二兄及二位岳母，還有皇姨（皇后之姊）等人請入宮中。“延二兄于上座，賀正旦，行家人禮。”隨后又“拜四嫗”。“禮畢設宴”。努爾哈赤“跪而酌酒，令人奉之。”“宴畢，仍賜二兄補服衣，送還。”〔6〕大有克己復禮的味道。這種講究禮儀倫常的舉動（盡管有故意做作之嫌），在此前是絕對不可想象的。這年四月，努爾哈赤在一次大宴會上，訓諭諸貝勒說：“語云‘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孫當世守孝弟之道，不可違也。”他又說：“其為長上者，居恒當和睦子弟。其為子弟者亦宜承順關切可也。至于上待下，下事上，務以真心實意愛敬之，慎勿懷虛假之念。”〔7〕引經據典，講的完全是儒家的一套了。可見這時的努爾哈赤心目中，女真人固有的“德”的含義已經轉變。

清前期，關內外滿族(女真)和漢族進行了頻繁的人流，深入考察和探討其人口流動情況及其影響，對于深入研究明末清初的政治、經濟及民族關系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

一

清入關以前，遼沈地區的滿族和漢族之間就已開始了大規模的廣泛的人流。

早自明初開始，女真人就不斷地滲入遼東。明中葉以后，女真人入居遼東更加頻繁。當時遼東的遼陽、開原是女真內遷聚居最集中的地方。早自洪武十五年，明廷就在遼陽設置了東寧衛，專門安置來遼東的“高麗、女直來歸軍民”[1]其中主要是女真人。所以努爾哈赤在入居遼東后曾說：“遼東衛的國人。原是我國人。”[2]遼東除東寧衛外，還有于正統八年自開原移到遼陽的自在州，專為“撫安東寧衛，并附近海州、沈陽中等衛歸降達官人等”[3]，亦安置大批女真人居住。正統年間“野人女真各種夷虜之人，俱附遼東地方，……遼東總兵官就于自在州、東寧衛等處城堡。安插者動以千數”[4]，可見當時遼陽已是漢人和女真等兄弟民族聚居的中心。開原是當時通向海西女真等部的惟一通道，也是女真人內遷遼東定居的集居點。明廷在開原設自在、安樂二州。安置要求入居遼東的女真人定居。此外，遼東的廣寧衛、沈陽中衛，以及金州、復州、海州、蓋州南四衛，也安插了大批女真人。筆者就《明實錄》中記載的女真人遷居遼東的情況略作一鉤稽。大體上自永樂六年(1408年)至景泰二年(1452年)要求內遷的女真人，大都安置在遼陽、開原居住。亦有一兩例安置廣寧的。景泰三年正月以后至成化年間，由于遼陽開原已人滿為患，所以此間大都安插在遼東半島的南四衛居住。除明廷直接安置外，還有一些女真人通過各種渠道而入居遼東：(一)有不少沿邊(指遼東邊墻)女真人采取“取保居住”[5]的辦法長期居于遼東。(二)一些女真人以到漢人家中傭工的名義長期居住遼東。建州女真王杲部與明廷絕市貢后，“杲所部諸酋以絕市貢故窘困，往孤山（系明軍沿邊駐守的城堡之一）為雇工，庶自給”[6]。連部酋首領都因生活窘困，竟去漢區為雇工，可見一般貧苦女真往漢區傭功當為常事。（三）還有的部落因戰爭落敗而投奔漢區的。萬歷年間，海西女真王忠、王臺部，被建州女真吞并后，其“后裔居中國附塞上襲冠帶者為多”[7]。總之，早在努爾哈赤入居遼東以前，遼東地區已經遷入和安置了大量的女真人居住。

1621年(后金天命六年)，努爾哈赤用武力占據了遼東，大批的女真軍民風塵仆仆來到遼東，滿(女真入)漢人口開始更大范圍的交流。在隨軍事占領之后，努爾哈赤源源不斷地將大批滿(女真)人遷往遼東，“以其部屬分屯開(原)、鐵(嶺)、遼(陽)、沈(陽)”[8]。為了解決大量遷居遼東地方的滿(女真)人的吃住問題。強令“遼東地方的尼堪(漢人)的房屋與諸申(即女真)合住，糧食同吃，分田耕種”[9]。進入遼東的女真人大都集中居住在城鎮，如海州、鞍山、牛莊、耀州等地。與此同時，努爾哈赤又將大批遼東地區的漢人遷移到滿族(女真)的故鄉，因為大量滿人(女真)隨軍遷移遼東，這樣就需要大批漢人去填補。因此努爾哈赤下令，已經入遼東的“諸申的房屋、田地、糧食，全部交給移來的尼堪(漢人)”[10]，用以安置這些遠離故土而來到邊外的漢人。由于努爾哈赤占領遼東以后，對遼東漢人實行極端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強令漢人“剃發”[11]，傷害了漢人的民族尊嚴；又兩次在遼東漢人地區大規模地移民，使得許多漢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在遼東大肆征發繁苛的差役．逼得漢民無以自存；特別是其殘酷的屠殺政策．使得成千上萬的遼東漢民橫遭殺戮。所有這一切，激起了遼東漢人的強力反抗。于是，逃亡成為遼東漢人的普遍的斗爭形式。除了少量逃亡遼東沿海島嶼外，大部分逃亡漢人由海陸兩路逃亡關內。1621年7月，努爾哈赤在遼東的腳跟尚未站穩，鎮江、湯站、險山諸堡的漢人就開始叛逃，投奔據守遼東沿海島嶼的明將毛文龍，以后，又有大批遼東漢人陸續逃往海島。逃亡關內主要途徑，陸路由山海關進入關內，海路自沿海各口進入關內。經山海關的“遼民、難民入關至百余萬”。沿海各口，自遼東戰事初起，即大舟小船，往返不絕，前后運載亦不下數十萬人。大批遼東漢人流亡河北、山東、山西、河南，甚至遠及陜西等省。盡管沒有確切的文字記載，但粗略估算，當時遼東漢人中至少有1／4的人口流往關內、

從上述史實來看，努爾哈赤時期是遼東滿漢民族之間大規模交叉流動時期，滿人(女真人)大批進入遼東，一小部分漢人被強遷入原滿人(女真人)生活的地區。而相當一部分漢人則由于戰爭或努爾哈赤民族歧視政策的壓迫流往關內，而遼東的大部分漢人則留在故土與滿人(女真人)錯居雜處，出現了空前的滿(女真)漢大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