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赤與皇太極亡明探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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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努爾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國，經歷了漫長而痛苦的過程。約自明“世宗而后，綱紀日以陵夷”[1]，經穆宗，“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乾綱，矯除積習”[2]，至“神宗末年，廢壞極矣，雖有剛明英武之君已難復振。”[3]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個皇帝。所謂神宗亡國，又從何時開始？“論者”并未進一步確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為其末年時，亡國之象已備，成“不可復振”之勢，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實，明萬歷十年（1582年），首輔張居正去世，神宗親政，一反張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復萌，政局急轉直下。這個貪財好利，集腐敗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種種惡行，盡載于史冊[5]，已為人們所知，自不待贅述。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呂坤痛陳“天下安危”，他說：“自萬歷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為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不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眾，棄地猥多，留者輸出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他訴說最近幾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采本費又各幾百萬矣。”由此可知“今國家之財耗竭”。他大聲疾呼：“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也。”[6]

呂坤的這番話，是對萬歷十年以來，至二十五年之間計15年形勢惡化的極為生動的寫照。

努爾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呂坤指出明朝形勢開始變壞的第二年即萬歷十一年（1583年）。盡管當時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實際上已開始了明清興亡的歷史進程。這就是說，明亡始自萬歷十年以后，而清之肇興，明確的時間，亦在萬歷十一年。清與明，一興一亡，同步進行。

努爾哈赤以起兵復仇為契機，迅速演變為對建州女真的統一。從整個明清興亡的歷史過程來看，努爾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開始，換言之，沒有起兵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來同明朝的徹底決裂。當然，直到建國前，努爾哈赤并沒有公開反明，相反，他還同明朝保持著朝貢的隸屬關系。但是，隨著他先統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擴張其勢力，擴大其統一，卻已引起明朝的有識之士的警覺，連連同朝廷發出警報。萬歷三十六年（1608年），禮部侍郎楊道賓上《海建二酋逾期違貢疏》，指出：“努兒哈赤與弟速兒哈赤，皆多智習兵，信賞必罰，兼并族類，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憂方大耳。臣閱金遼二史，遼人嘗言：女直（真）兵若滿萬則不可敵。……今奴酋精兵業已三萬有奇，況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爾哈赤“蹂躪屬國，勾連野人，遷徙諸朝，逆已形矣，惡已著矣，而督鎮諸臣猶然以為未形未著，豈以為必抗旌犯順，鳴鐘向洛，乃稱顯逆顯惡哉！”努爾哈赤與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脫離明朝，建立獨立的政權[7]。

明朝對東北女真人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早在明成祖時，已將女真分為三大部（建州、海西、野人），析衛所地站為262個，“而使其各自雄長，不相歸一者，正謂中國之于夷狄，必離其黨而分之，護其群而存之，未有縱其蠶食，任其漁獵，以善其成而付之無可奈何者也。”是時，部份邊臣和朝臣主張：“夷狄自相攻擊，見謂中國之利，可收漁人之功。”但這種主張不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很危險。因為“國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虜，而今已與北虜交通；本設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8]，如任其兼并，實力“坐大”，將來勢必“徐圖內犯”，將把明朝置于十分危險的境地[9]。

顯然，努爾哈赤橫刀躍馬，在明朝邊防重鎮遼東外圍東征西討，從根本上破壞了明朝治理女真的政治格局，打亂了明朝對女真人的統治秩序，實際上已經開始反明。這一點，已為上述有識之士所看破，未來的事變，完全證實了他們的預見，可謂不幸而言中！

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是明清興亡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年代，這就是努爾哈赤正式宣布建金國稱汗，已把“意在自外”變為現實。后金政權的建立，標志著清朝的勃興，女真人開始再次登上中國歷史舞臺，并一變而為新的民族共同體——滿洲，躋身于中華民族之林。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也給明朝敲響了喪鐘。兩年后，即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著名的“七大恨”，向明朝宣戰，首戰撫順、清河，拉開了明清（后金）長期戰爭的序幕。自此，女真（滿洲）同明朝200多年的政治隸屬關系徹底終結，以一支獨立的政治軍事力量，終于走上了同明朝爭奪統治權的漫長而艱難的道路。

努爾哈赤叛明，或稱為反明，其義為一。問題的實質，就在于努爾哈赤建國稱汗，進而向明朝宣戰，是否具有正義的性質，回答是肯定的。首先，應當承認女真人由分散走向統一，是女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約從明正德年間（1506—1521年），海西女真出現分合不定之勢，先后有祝孔革、速黑忒、王忠、王臺等著名的首領崛起，攻伐不已，其勢互為消長。當王臺勢最盛時，曾被明朝“犁庭掃穴”的建州部女真，在沉寂了數十年后，再次復興，涌現出王杲、王兀堂等強有力的人物，各控制一方，自行其是，所謂“海、建諸部日強，皆建國稱汗。”[10]就是對當時形勢的概括。努爾哈赤登上政治舞臺時，正值群雄并起，各部展開弱肉強食的戰爭，都力圖消滅別的部落，擴大自己的勢力。《清太祖武皇帝實錄》生動地描繪了女真各部斗爭的景象：“各部蜂起，皆稱王爭長，互相戰殺，甚且骨肉相殘，強凌弱，眾暴寡。”[11]爭奪土地、財產和人口，乃至建立個人的統治權，恰是女真社會大變動的生動反映。在努爾哈赤之前，約60余年中，那些女真的英雄們都曾各領風騷，稱雄一方，卻都沒有達到統一女真的政治目標，曇花一現，如匆匆過客，先后從歷史舞臺上消失了。唯努爾哈赤繼其后，大展雄才，實現了先輩們的夙愿，重新把女真各部統一成為一個民族的整體。可見，女真由分散走向統一，是女真社會發展的必然，盡管明朝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卻無法阻止歷史的前進。這就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從歷史發展的觀點看問題，女真的統一是歷史的進步，應給予肯定。

其次，我們還應當承認，明朝對女真人實行民族壓迫的政策，阻礙了女真社會的發展，必然激起他們的反抗。凡親明的，明朝都給予扶持，反之，必欲消滅而后已；同時，又利用親明的一方去鎮壓反明的一方，因而加劇了女真內部的斗爭。如建州部王杲、阿臺父子屬反明派，哈達部王臺是親明派，則被利用來鎮壓王杲父子；海西部清佳砮、楊吉砮反明，也遭到打擊。努爾哈赤的父、祖原屬親明派，卻被明軍殺害，雖屬“誤殺”，其實做了明朝“分而治之”政策的犧牲品。努爾哈赤的“七大恨”，實際是對明朝“分而治之”的民族壓迫和統治的有力控訴。當然，在努爾哈赤之前，女真人尤其是在反明派的首領指揮下，曾屢次入邊，襲擾漢人，造成了程度不同的財產與生命的損失。但明朝做為最高統治者，不能不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行政策的本質是民族壓迫的。因此，努爾哈赤的歷經30余年統一大部女真后，建國反明，不能認為是“犯上作亂”，因為他順應了女真社會發展的需要，也順應了歷史發展的總趨勢，起到了推動歷史發展的巨大作用。我們常說，農民階級反抗封建統治，是天然合理的，總是給予高度的評價。同樣，努爾哈赤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的領袖，率領女真人反抗明朝的民族壓迫，也是合理的。

我們在評價努爾哈赤時，往往忽視他對推翻明朝腐朽統治所起的巨大作用，往往把這一巨大作用單純歸結為李自成所領導的農民起義軍。事實上，努爾哈赤起兵復仇時，李自成尚未出生；而當其建后金時，李自成僅是個10歲的孩童。即使二年后努爾哈赤發動對明戰爭，李自成也不過12歲。遲至明崇禎三年（后金天聰四年，1630年），李自成在陜西米脂縣參加起義[12]，努爾哈赤已去世四年。所以，從亡明的時間上，李自成不占有首要地位，而努爾哈赤實為反明、亡明的第一人。

二、奪取遼東即是亡明的開始

明代遼東地區，其轄境東至鴨綠江畔，西抵山海關；北達開原，南止于旅順，疆域廣闊，相當于現今遼寧省境。遼東地處東北，為溝通東北與華北的咽喉，其南部隔海與山東相望，東南則與朝鮮僅一江之限，而與日本一衣帶水，近在咫尺。尤其是東北、北部及東部，周邊布滿了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是他們活動的廣闊的歷史舞臺。遼東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她在有明一代居于戰略地位。剛剛建都南京的朱元璋，就以戰略家的眼光，發現了遼東對明朝的一統江山極端重要。如洪武九年（1376年），他曾明確地指出：“滄海之東，遼為首疆，中夏既寧，斯必成守。”[13]明在遼東不設州縣，專設衛所以守。自洪武四年（1371年）首設遼東衛于蓋州得利贏城（今遼寧復縣東北得利寺山城），延至宣德初年，歷57年，遂形成以遼陽為中心的25衛的建置體系。這一建置，實則是軍事防御體系，特別是洪武十四年(1381)建山海關，設山海衛“限隔內外”，將遼東置于嚴密的軍事統治之下。明朝為何在遼東實行與內地完全不同的軍事體制？后人看得很明白，如嘉靖時遼東巡撫王之誥曾說：遼東“邊鄙甌脫之俗，華夷雜糅之民，跡近胡俗，易動難安，非可以內地之治治之也。”[14]凡到過遼東，或在此地任過職的將吏，無不認識到“遼東乃東北之雄藩，實國家之重鎮。”[15]但又以“遼防為難者，北于屬夷，東于高麗，而又渡海歸內地，故不設州縣，編民一以衛所制之者……恃其衛所以束伍耳。”[16]自永樂遷離南京，定都北京，距遼東不過千七百里（此為明人所修《大明一統志》所載，按今道里計之，實為千五百里左右），中間僅以雄關山海關拱衛北京，故遼東之安危直接關系北京存亡。遼東對明朝之重要，如同她的一只臂膀，以處北京左側，向以“左臂”稱遼東，故又稱“遼左”。

明稱為遼東的這一廣大地區，自古就是“英雄百戰之地”，關系天下安危。朝鮮人對此作過如下的精辟評論：

天下安危常系遼野。遼野安，則海內風塵不動；遼野一擾，則天下金鼓互鳴。何也？誠以平遠曠野一望千里，守之則難為力，棄之則胡虜長驅，曾無門庭之限，雖殫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17]。

這一評論，無疑是對歷史經驗的精確總結。他所說“天下安危常系遼野”，又為明朝的歷史所驗證。如所周知，元朝自被逐出北京，其余眾及其后裔散布長城以北，明人概稱為“北虜”。終明之世，“北虜”一直是她的一大勁敵，雙方時戰時和，迄無定局。至明末，蒙古大部主要居于長城以北，瀚海以南的漠南蒙古歸服后金，成為后金的一支生力軍。明朝的另一勁敵，就是女真，明人稱之為“東夷”。明朝統治者以金（女真）元（蒙古）世仇，長期采取“以東夷制北虜”之策，欲利用女真人以對付蒙古。遼東處于女真人與蒙古人包圍之中，在軍事上首當其沖，遂成為必爭之地。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明中葉以后，女真人漸次復興，給遼東造成了巨大威脅。這樣，到了后期，明朝便承受著既來自蒙古又來自女真的兩個方面的軍事壓力。于是，明朝不惜一切代價，向遼東地區傾注億萬金錢，修邊墻，筑城堡，興建數以千計的墩臺，派駐重兵防守：“自山海關至開（原）、鐵（嶺），每三十里即筑城，勢若連珠……皆列兵戍守。”還在山頂上每五里或十里筑墩臺，俗謂：“十里一墩，五里一臺”[18]，置烽燧以報警。清初，一個叫王一元的，目睹明朝的這些遺跡，不勝感嘆地說：“明季防邊既周且備，不知費去幾萬萬金錢！”[19]

明朝以二百余年的漫長歲月，不停地加強遼東的軍事防御，已把遼東建設成為一大軍事重鎮。除此，明朝還在沿長城內側，分別構筑了薊州、宣府、大同、榆林、固原、太原、寧夏、甘肅等8處重點軍事防御，合遼東為九鎮，而遼東居九鎮之首。這表明，遼東的軍事戰略地位在明朝統治者心目中是何等重要！換言之，他們把明朝的安危系于遼東。

我的老師、已故著名的明清史專家孫文良教授早在1962年就著文《明代的遼東和明末的遼事問題》，首次論證明末遼事與明亡的關系，得出的結論是：“明末的遼事問題反映了一朝一代的興亡，明清統治的交替并非偶然。”至1990年，他又續作《明朝興亡所系遼東之得失》[20]，結論尤為精辟：“明亡始于遼亡，遼亡影響明亡。”論證之精確，已成不易之論！這里，需要強調的是，亡遼者恰恰就是努爾哈赤開其端，亦即明亡的開始。事實證明，亡遼的過程就是明亡的過程，而全遼皆失之日，明朝最后滅亡隨之到來。我們從下列明清（后金）戰爭進程便可得到驗證：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與明首戰撫順、清河，虜人畜30萬，消滅明軍萬余。

天命四年，雙方激戰于薩爾滸，為明清戰史上第一次戰略決戰，明軍近10萬被擊潰，死傷大半；繼之，正式向遼東進軍，攻取明開原、鐵嶺兩城，殲滅明軍近萬。

天命六年（1621年），發動遼沈大戰，先克重鎮沈陽，破敵七萬，再奪明在東北的政治與軍事中心——遼陽，破明軍近20萬，遼河以東70余城傳檄而定。明失遼陽，標志著明在東北的統治宣告瓦解，同時，也意味著明行將滅亡。

天命七年（明天啟二年）初，向遼河西岸的重鎮廣寧（遼寧北鎮）發起大規模進攻，血戰西平堡，殲明軍近萬人，在沙嶺（北鎮南）再殲明援軍3萬，不戰而得廣寧，克義州（遼寧義縣），殲明軍數千。廢棄廣寧而不守，全師退回遼東。

天命十一年（1626年）初，再次進軍遼西，攻擊遼西另一重鎮寧遠（遼寧興城），遭到對明戰爭以來第一次重創，無功而返。同年八月，努爾哈赤病逝。至此，他已奪得全遼之半[21]。

自撫順、清河首戰以來，后金與明交戰，遠遠不只上述所舉重大戰役，隨著戰爭的不斷進行，為后金的發展開拓了勝利之路。同時，努爾哈赤聯絡蒙古科爾沁部，結為同盟，共同對明；向黑龍江中下游發展，吸收當地少數民族加入八旗，后金勢力迅速增長。努爾哈赤占據遼河以東的廣大地區，對不久的將來明亡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之一，就是一再遷都，先遷遼陽，至天命十年，再遷“四通八達之處”的沈陽[22]，做為穩固的根據地，成了清入關前與明朝京師對峙的都城，在政治、軍事、文化各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努爾哈赤占據遼東，已將明朝推向衰亡之路。他主要通過戰爭的手段，使明朝為遼東付出了重大代價，實力遭到嚴重削弱。

皇太極繼承其父的遺志，全面發展其父的未竟事業。他從遼東出發，分別于天聰元年（1627年）、崇德元年（1636年）兩度出兵朝鮮，徹底征服李氏王朝，確立了君臣之盟，從而翦除了明朝的羽翼，為己所用，使明受到孤立。他繼續向北用兵，將黑龍江及烏蘇里江流域諸民族置于他的統治之下；他剿撫并用，使廣大的漠南蒙古脫離明朝，加入了清（后金）政權；至其晚年，又有西藏班禪遣使赴沈陽，建立了政治上的隸屬關系。皇太極以遼東為根據地，對明朝成功地實行了政治與軍事的大包圍。

皇太極始終保持著對明朝的強大的軍事與政治的壓力，挺進遼河以西的地區。我們從以下戰事記錄中可知全遼的喪失，加速了明朝的滅亡過程：

天聰元年（1627年），首戰寧遠與錦州，受阻于堅城之下，遭炮火攻擊，被迫退兵。

天聰六年（1632年），圍大凌河城（遼寧錦縣）。皇太極稱：明“精兵盡在此城，他處無有”[23]，攻下此城，便消滅了明的有生力量。圍城三月余，迫使明將祖大壽出降，全城軍民所剩1萬余人皆歸后金所有，祖大壽以下，百余名將官盡數歸降（祖大壽降后又脫逃）。

天聰七年，攻取旅順，明將黃龍自殺，其所屬近萬人非死即降。明在遼東半島的最后一個據點喪失，其統治勢力，完全被逐出遼東半島。

崇德二年（1637年），襲取皮島，明將沈志祥投降。明在遼東外圍的海上防線也最后崩潰。

崇德五年（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進圍錦州，明兵精銳數萬被圍于城內。

崇德六年，松山決戰。明調集“九邊”精銳之旅共13萬，力救錦州，企圖防護山海關，保障京師安全。僅數日，明全軍覆沒，主帥洪承疇被俘投降。錦州、松山、杏山、塔山四城隨之而破。這是繼薩爾滸決戰以來的又一次更大規模的決戰。僅此役使明“九塞之精銳，中國之精芻，盡付一擲，竟莫能續御，而廟社以墟矣。”[24]足見這次決戰對明清興亡影響之大。此役后，明在全遼僅剩下中前所、中后所、寧遠、前屯衛四座城鎮（均在今遼寧省興城與綏中縣境）了[25]。一代大明江山處于岌岌可危之中。

崇德八年（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八月，皇太極病逝。這時，距明亡還不到一年。新即位的順治帝，在他的兩位叔父多爾袞與濟爾哈朗的輔佐下，乘松山大戰之勝，于皇太極病逝一個月后，便向中后、中前、前屯衛發動攻擊，在不到10天內，連克三城，殲滅與收降明軍1.5萬余人[26]。

此時，明在遼東，只剩下吳三桂獨守的寧遠一座孤城了。

順治元年（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清興亡的最后時刻終于來臨。耐人尋味的是，明亡之時，恰恰是明失全遼之日。這年三月初，農民起義軍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北京逼進之際，明崇禎帝始下決心，征調吳三桂率部進京勤王，寧遠城無條件放棄，實際是白白送給了清朝。吳三桂率軍民進入山海關，繼續向北京進發，至三月二十日抵豐潤，李自成已于前一日即十九日進入北京，明朝276年的統治至此終結。

在清入關前的28年間，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同明朝集中爭奪遼東，逐城逐地爭奪，戰事之酷烈，交戰之頻繁，影響之深遠，為明開國以來所僅見！其他諸如東征朝鮮、北征黑龍江、西征蒙古，都是圍繞爭奪遼東這個焦點進行的。從以上所列軍事斗爭的歷程，我們看到，遼東實系明朝的命脈，其衰而亡，是同明逐漸喪失遼東同步發展的。全遼喪失，明朝亦亡，是偶然的巧合，還是歷史的必然？早在明亡100余年前，嘉靖時已有人預言：遼東，“中國得之，則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國。故其離合實關乎中國之盛衰焉。”[27]萬歷中期，又有人說：“京師去遼才七百里（指北京至山海關），遼亡則京師未得安枕臥也。”[28]遼亡，何只“關乎盛衰”、“安枕臥”，而是關系存亡的一大關鍵！但他們已把話說到這種程度，確屬相當難能可貴。歷史已為他們的預言做了明確的回答。所以，明亡并非始亡于李自成農民軍，從根本上說，始亡于遼。我師所說：“明亡始于遼亡，遼亡影響明亡。”實在是卓異之見，精辟的理論概括。

三、“遼事”動搖了明朝統治根基

明朝亡于神宗，而神宗之亡明，又始于遼東之喪失。神宗的腐朽統治，已使整個社會危機四伏，作為邊防重鎮的遼東地區，其形勢急劇惡化，為努爾哈赤所乘，遂引發天下大亂，導致明朝迅速走向敗亡。

神宗暴虐，倒行逆施，不顧國家安危，其中，為禍最烈莫過于重用大批宦官，充當礦稅使，分赴全國各地，大肆掠奪民財。他們打著皇帝欽差的旗號，如狼似虎，無惡不作，引起民變、兵變、商變，天下騷動。礦稅使的種種暴行，詳載《明史》諸書，為治史者所熟知，不須贅引。

遼東是受害嚴重的地區之一。宦官高淮被派到這里，為害10年，民謠稱：“遼人無腦，皆淮剜之；遼人無髓，皆淮吸之。”[29]寥寥數語，已把高淮作惡刻劃得淋漓盡致。其次便是遼東總兵李成梁，與高淮勾結，狼狽為奸；再是巡撫趙楫，也助紂為虐，為害地方。時人把他們三人稱為遼東“三患”，換言之，實為“三害”。主要還是高、李二人，搞亂遼東，人心思逃，“生于遼，不如走于胡”，就是對當時人心趨向的真實寫照[30]。在高淮、李成梁先后被趕跑或罷官后，遼東受害已深，形勢進一步惡化。朝廷選將不得其人，兵備廢馳，民窮財盡，國家財源枯竭。遼東陷入混亂之中。

努爾哈赤就是利用明朝衰弱，遼東混亂的局勢，乘機起兵，東征西討，明朝麻木不仁，任憑其兼并，終于完成了對女真諸部的統一，建國稱汗，迅即掉轉進攻的矛頭，直指明朝統治者。“遼事”問題，由此而起。

所謂“遼事”，主要是指努爾哈赤對遼東的爭奪。自遼東傳來警報，就把明朝拖上死亡之路，并且隨著戰爭頻繁進行，規模不斷擴大，爭奪日趨激烈，從根本上動搖了明朝統治的根基，明朝這座立國已達200多年的大廈將傾，風雨飄搖。

自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在長達近30年里，清（后金）越戰越強，不斷發展壯大，而明朝卻被打得精疲力盡，財源柘竭，經濟危機加深。遠的不說，從神宗后期，經熹宗朝，至崇禎，為防護遼東，阻止后金的進攻，傾注了全國人力、物力與財力于一隅之地，筑城堡，修工事，運糧餉，備器械，派重兵，已將國家的財政儲備消耗殆盡。投放到這東戰場上的糧餉和武器裝備，或成為清（后金）的戰利品，或在戰爭中被銷毀。明朝為支付巨額軍費開支，屢次向全國額外加派稅額，名曰“遼餉”，合“剿餉”與“練餉”為“三餉”，已成為明末一大虐政，農民不堪重負，農業生產急劇下降，加速了社會經濟的總崩潰。清（后金）對明朝的打擊和破壞，并不限于并外遼東地區，皇太極在位時，先后五次派大軍突襲長城，進入中原，舉凡京畿、河北、山西、陜西、山東等腹地遍受蹂躪，所謂“旌旗所指，無不如意”[31]。計五次所掠，人口達百余萬，牲畜無數，掠黃金、白銀更以千萬兩計，致使京師以南地區“民亡十之九”，行程千里，“一望荊榛”[32]。清軍不以占城奪地為目的，專事破壞和掠奪，消耗明朝的經濟實力和有生力量。皇太極把他的這一做法，形象地比喻為“伐大樹”，他說：“取燕京如伐大樹，須先從兩旁斫削，則大樹自仆……”[33]他從遼東的攻戰，到屢次進關襲擊，都是在貫徹他的戰略思想，直至把明朝這課大樹砍倒為止。

清（后金）把明朝拖入“遼事”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因為經濟狀況的惡化，激化了社會階級矛盾，險象環生，零星的小規模的反抗活動，正在醞釀成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不僅如此，“遼事”問題也加劇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政爭日趨激烈，各立門戶，黨同伐異，統治集團內部一派混亂。

圍繞“遼事”問題，明朝廷臣議戰守，迄無定策，由意見分歧，進而發展成宗派與門戶之爭，致使將相不和，文武對立，言官撥弄是非，朝政黑暗，正直大臣遭到陷害、排擠，乃至死于非命，招致戰場上一敗涂地。如，楊鎬奉命首次伐后金，廷臣主要是言官們以“師老財匱”，累累發紅旗催戰。楊稿分兵四路冒進，在薩爾滸決戰中被徹底擊敗，朝廷以“失陷封疆”罪，將他處死；王化貞與熊廷弼，以戰守意見不一，意氣用事，自行其是，致有廣寧之逃，熊王二人被逮，先后被處死；大學士孫承宗自請督師關外，遼西的軍事與政治形勢得以改觀，但因為不阿權貴，終被排擠出朝廷，只得告老還鄉，讓閹黨分子高第擔當孫承宗的職務；敢言戰守的袁崇煥兩度挫敗后金的進攻，給明朝帶來了希望，皇太極施離間計，明廷臣與崇禎不辨真偽，將他殘酷處死。《明史》評論說：“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34]在袁崇煥經略遼東時，擅自處死總兵毛文龍，明在海上防線漸致瓦解，自毀海上長城。至洪承疇率13萬精兵援錦，本待徐圖漸進，行以守為戰的“持久之策”[35]，卻被兵部職方司張若麒與兵部尚書陳新甲所逼，改為速戰速決而慘敗，洪本人被俘，精兵猛將及大批物資毀于一旦。兵部尚書陳新甲也因瀉露與清和談的機密而被殺。凡此種種，都是政治黑暗帶來的惡果，內耗損失了自身實力，在強大的清朝面前只有被動挨打。尤其是宦官柄政、監軍，利用“遼事”戰守問題，對不合己意的文臣武將大肆排遣，無端陷害，如熹宗朝的魏忠賢與客氏相結，把朝政搞得烏煙瘴氣。崇禎初一度消除宦官干政，不久他又重蹈覆轍，利用宦官監軍。這些本屬皇帝的奴仆，不過是供酒掃庭院的無知之人，竟高居于將領之上，監督戰守，瞎指揮，豈能不敗！在明朝處于危亡瞬間之際，廷臣議寧遠是否該放棄，吳三桂所率遼兵勁旅應否進京勤王，除了吳麟征力主撤寧遠，調吳三桂進京以衛京師，廷臣們互相推委，卻唱出祖宗土地不能隨意放棄的高調，絕口不談撤兵進京勤王，唯恐招惹禍端。最后一次挽救滅亡的機會失去了，當崇禎醒悟過來時，為時已晚，明朝終于難逃亡國的命運。

一系列事實無可爭辯地證明：在明末農民起義很久之前，清（后金）依靠自己的實力和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同明朝展開了軍事的與政治的斗爭，使明朝財力、物力和人力耗盡，變得虛弱，不堪一擊。

明末農民大起義，是在明朝已被清（后金）部分肢解，統治搖搖欲墜的情況下爆發的。而后來成為農民領袖的李自成遲至明崇禎三年（后金天聰四年，1630年）才投入不沾泥的起義隊伍，失敗后，再度崛起，逐漸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與此同時，張獻忠也獨樹一幟，同明軍作戰。還有其他多股農民軍，獨自展開反明活動。但是，他們早期的活動范圍，大體還局限在陜西地區，有時也突入到山西、河南、湖北等地區，以流動作戰而著稱。總的說來，對明朝還構不成嚴重威脅。事實上，這些起義軍特別是李自成幾度遭到明軍的致使打擊，總是死里逃生。但關外的清軍卻逐漸取得對明軍的戰略優勢。至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才獲得大轉機，迅猛發展起來。恰好同年八月，發生了明清戰史上的又一次決戰——松錦決戰，自此次決戰后，明朝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

應當指出，松錦決戰對李自成的命運關系極大。在此役之前，明朝是分內外兩線作戰，內線是對李自成，外線是對清軍，東西兼顧，當明朝誤以為李自成潰不成國，偃旗息鼓，便以關外清軍為大患，遂抽調李自成的勁敵洪承疇率13萬精兵出關援錦，迎戰清軍。公平地說，皇太極發動對錦州的戰役，吸引和牽制了明朝的雄兵猛將，的確是幫了李自成的大忙，他就是趁明軍東調關外的機會，乘機復出，其勢不可制。而明朝13萬精兵沒于松山戰場，再也沒有力量回師關內，去對付聲勢浩大的李自成起義軍了。正如前文已指出，在明朝存亡的關鍵時刻，明為阻止清軍入關，仍然不肯及時地把它的最后的一支勁旅——吳三桂所統的遼兵調進北京。這不是清太宗幫了李自成的忙，牽制了吳三桂所部，使李自成統率的數十萬大軍，在突破了居庸關之后，如入無人之境，一鼓作氣，兵臨北京城下。李自成在沒有任何競爭對手的有利條件下，一舉奪取了北京。明朝就此滅亡。李自成直接亡明，居于首功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當論及明亡的時候，還不能忽視張獻忠的作用。張獻忠沒有直接參與攻取北京的軍事行動，是為人們所共知的歷史事實，但不能說他對推翻明朝毫無關系。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中有過一段評論：“論者又以獻據蜀，闖則犯闕，按法行誅，薄乎減等，而不知獻亂以來，財賦絀于吳、楚，士馬斃于荊、襄，民命涂于中野，夫是以土崩瓦解，一蹶而壞。譬猶人之死也，獻執其手，而后闖刺其心；獻揕其胸，而后闖扼其吭，則獻之與闖，厥罪惟均也。”[36]

谷應泰作為封建史家，在評論張、李亡明這個問題上，認為罪過同等，卻講出了一個重要事實，即張、李共同滅亡了明朝。他稱兩人之“罪惟均”，而我們應看作“功勞”同等。事實的確如此。張獻忠率軍入湖南、江西后入川，分散和牽制了明朝的大量兵力，也為李自成進軍北京大大減輕了來自明朝的軍事壓力。但是，谷應泰卻不敢論及清朝在亡明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事實是，在李自成進北京前，與關外的清朝，四川的張獻忠，已形成了三支強大的軍事政治勢力，謀略各不同，政治目標卻是一致的，都為推翻明朝統治，建立自己的政權而浴血奮戰。他們之間雖無聯系，實際是分兵作戰，共同肢解了明朝，而李自成捷足先登，搶先奪取了北京。

從努爾哈赤公開宣布叛明，中經皇太極，直至進關奪取政權，近30年間，在亡明的漫長過程中，始終發揮了主導作用。即使如明末農民大起義，除了明朝的腐朽統治，天災肆虐，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努爾哈赤父子打亂了明朝的統治秩序，使她為“遼事”所困擾，引發天下大亂，而一發不可收拾。從全局看問題，卻是努爾哈赤父子率先滅亡明朝，不管他們是否預料到，他們所做的一切都不過是為李自成進北京創造了有利條件，掃除了前進的障礙，讓他扮演了亡明的英雄角色，演出了最后的壯觀一幕。自清入關后，諸如攝政王多爾袞及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帝，總是否認清朝亡明的事實，強調奪之于“流寇”之手，宣揚清得天下“光明正大”。在他們看來，亡掉一代王朝，并奪其政權，不合乎理性，不符合傳統道德，這與他們所倡導的“忠君體國”的思想是相悖的，所以清朝統治者連他們的祖先曾隸屬為大明的臣民這個事實也予以否認。這就是說，從其先祖與明無臣屬關系，至推翻明朝，也非亡于清朝。他們一再強調清朝一統天下，符合道德，順應天理，其原因在此。

明清興亡，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歷史進程，涉及很多問題。以往的論述，都把明亡歸因于農民起義，具體說，就是李自成率領農民軍推翻了明朝統治。這就把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給簡單化了。本文所論，力圖把明亡的各種因素都考慮進去，作一綜合考察，就不難看出努爾哈赤父子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從明清鼎革的全過程看，始終是明與清（后金）兩大勢力的生死較量，而李自成、張獻忠各自領導的農民軍，是在明清斗爭后期加入的兩支生力軍，為明清興亡起了催化與加速的作用。

注釋：

[1][3]《明史·熹宗紀》卷22。

[2]《明史·穆宗紀》卷19。

[4][5]《明史·神宗紀》卷21、22，并見趙翼：《廿二史札記》卷35。

[6]《明史·呂坤傳》卷226。

[7][8][9]《明經世文編》卷453。

[10]《明史·張學顏傳》卷222。

[11][22]《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1、4。

[12]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35—36頁，中國社科出版社1984年。

[13]《明太祖實錄》卷103。

[14][15]《遼海叢書》“全遼志敘”、“遼東志書序”。

[16]《天下郡國利病書》卷155。

[17]金景善：《燕轅直指》卷1。

[18]宋小濂：《北徼紀游》48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遼左見聞錄》（手抄本）。

[20]孫文良：《滿洲崛起與明清興亡》，遼大出版社1992年。

[21]《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參見拙著《明清戰爭史略》（合著）。

[23]王先謙：《東華錄》天聰五年八月。

[24][35]談遷：《國榷》卷97。

[25][31][33]《清太宗實錄》有關各卷。

[26]《清世祖實錄》卷2。

[27]王之誥：《全遼志敘》。

[28]《神廟留中奏疏匯要》“兵部”卷1。

[29]《明經世文編》卷467，宋一韓疏。

[30]陳繼儒：《建州考》。

[32]李永茂：《荊襄題稿》。

[34]《明史·袁崇煥傳》卷259。

[36]《明史紀事本末》卷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