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債范文10篇

摘要：我國自1981年恢復國債發行以來，國債規模不斷擴大。從1994年開始，由于國家預算法禁止財政部向中央銀行借款，國債規模更是迅猛上升。當前的國債規模是否合理，從國債負擔率、國債依存度、國債償債率、居民應債力四個方面做出了分析。

關鍵詞：國債；國債規模；國債負擔率；國債依存度；國債償債率；居民應債力

新中國成立之初，僅在1950年發行過人民勝利折實公債，1954年到1958年間發行了國家建設公債。此后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是世界上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

改革開放以后，從8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恢復了國債融資。1981年7月1日首次發行國債（國庫券）48.66億元。從80年代后半期以來，中國的國債規模明顯擴大，特別是從1994年起，國家實行分稅制的預算管理體制，《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規定，禁止財政部向中央銀行借款，從而導致彌補財政赤字的方式只有發行國債一種。于是當年國債發行規模即高達1175.25億元，是1993年的1.59倍，以后更是逐年增加發行量，到2005年國債發行達6922.87億元。

顯而易見，我國國債規模已空前龐大，并且仍在迅猛地擴張。這一現象引起理論界和業務部門的高度關注。中國的國債規模是否合理，有沒有進一步發行的空間？中國的經濟能承受得起嗎？中國會不會由此而債臺高筑，引發債務危機？本文擬談一下自己的幾點看法。

國債規模通常包括三層含義：國債余額、當年國債發行額、當年國債的還本付息額。衡量一國的國債規模是否合理，國際上常用的指標有四個，即國債負擔率、國債依存度、國債償債率和居民應債力。現分別作以分析。

長期以來，大多數研究國債的學者主要關注有關國債的宏觀問題研究。例如，預算赤字和國債規模對實際利率、儲蓄和投資的影響以及國債發行適度規模等。而對國債的微觀經濟功能，如國債對金融市場提供的流動性及流動性對金融和經濟的影響等問題，則未能給與足夠的重視。近幾年來，理論界對美國國債的微觀經濟功能進行了實證研究，證明了國債微觀經濟功能的存在。

一、流動性及其對國債價格的影響

國債的微觀經濟功能與國債所擁有的獨特流動性密切相關。

因此，研究國債的微觀經濟功能，首先需要了解國債的流動性及其對國債價格的影響。

（一）流動性內涵

資產流動性反映了資產以預期價格轉換為現金的速度、便利性以及確定性。流動性強的資產可以較低的成本和接近預期價格或等于預期價格迅速轉換為現金。除了現金之外，國債是最富流動性的資產。國債的交易費用最低，且無任何信用風險。而其它金融資產，如股票或金融債券，雖然它們也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也能以相對較低的成本進行交易，但由于它們具有某些信用或市場風險，所以與國債相比，其價格波動性較大。

關鍵詞國債規模國債市場

【摘要】自1994年以來，我國國債規模急劇膨脹。本文引用國際上國際上公認的衡量國債規模的四項指標，并結合西方發達國家的這些指標狀況，對我國的國債規模進行了理性的比較分析.最后，得出了關于我國國債發行規模的一些基本結論。

自1994年以來，我國的國債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近兩年來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國債規模進一步膨脹，因此，不免使人們產生了一些擔心：現有的國債規模是否過度了？這樣的國債規模是否會造成沉重的償債負擔從而影響到未來的經濟發展？這是學術界和實際決策部門普遍關注和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要對此作出理性而準確的回答，不但要對中國現在的財政經濟狀況及其未來的走勢作出準確的分析，還要通過對衡量國債適度規模經濟指標的國際比較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斷。下面，本文就通過衡量國債適度規模的主要指標來分析一下我國國債的發行規模及合理走勢。

一、衡量國債適度規模的主要指標及其國際比較。

國債不是一個孤立的經濟范疇，它與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和財政收支狀況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斷與確定一國的國債是否適度不能僅僅看國債本身的絕對值，它不能準確的反映一個國家的應債能力與財務負擔狀況，而必須用被國際上公認并經常使用的指標和經驗數據來對各國的國債規模進行考察，并依此對中國的國債發行規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斷。而目前國際上通用的衡量國債規模的指標主要有：（1）國債負擔率＝當年國債余額／年度GDP;（2）借債率＝當年國債發行額／GDP；（3）國債依存度＝當年國債發行額／財政支出；（4）償債率＝還本付息額／財政收入。前兩個指標是從國民經濟大局角度考察國債規模，而后兩個指標是從財政收支的角度來考察國債規模的。對于我國的國債發行規模，具體比較分析如下：

（一）對國債負擔率的比較。從理論上講，國家財政支出的需求壓力和償債能力、居民收入和儲蓄水平以及國內生產總值規模和國債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約國債發行規模的重要因素。但這些因素集中在一點，就是國內生產總值的規模。換句話說，影響國債規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國內生產總值。那么，考察國債的相對規模最有意義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國債負擔率。自80年代以來，大多數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都有大幅度的擴大，如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債務規模（國債負擔率）都幾乎翻了一倍，不過，在經濟發達程度相近的國家中，債務規模有很大差別。有的國家的債務規模只相當與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國家超過了120％（比利時）。而發展中國家的國債負擔率則大都經歷了一個先升后降的過程，表明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經濟對國債的依賴程度有所減弱。正確分析和認識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并在與國外的這一指標進行比較時，不能僅看數量上的對比關系，還必須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則有可能對我國的國債取向產生誤導：其一，隨著國債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的國債負擔率亦出現了較快增長的趨勢。1980年僅為1％，1990年為4.8％，1995年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長的勢頭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發達國家的高債務是建立在雄厚的財政基礎之上的，整個國家對債務的應債能力比較強。而中國做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不僅經濟發展與國外相比有較大的差距，而且國家的財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僅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門的各種預算外收入，也僅為20％左右。因此，從整體上講，我們對債務的承受能力比國外要相對弱一些，債務負擔率不能簡單的和國外進行對比。其三，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其國債的累計規模之所以年能達到今天這樣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計下來的結果。而我國舉債的歷史不長，從1981年發行第一批國債至今，也不過20年的歷史，但我國的國債規模按目前這樣的勢頭發展下去（自1994年以來，我國國債余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高達30％左右）就很可能會達到難以控制的程度，甚至會趕上有著較長舉債歷史的西方發達國家。其四，各個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經濟結構、法律制度和債務管理機制等因素的制約。因此，在進行債務規模的國際比較時，，要充分考慮到其經濟結構、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場發達程度等方面的制約因素。一般的，證券市場越發達，對國債規模的承受能力也將越強。一美國為例，1995年的國債余額約為3.6萬億美元，國債負擔率達51％，但由于美國政府債券市場是世界上最發達的政府債券市場，美國政府債券的發行一直較為通暢。這主要得益于美國政府債券是證券市場中流動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數證券中介機構和美國居民都青睞政府債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雖然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到1998年僅有8.2%,但考慮到我國的財力集中程度和證券市場的發育程度等因素，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在近期內不易過高。

一、引言

1998年以來通貨緊縮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突出問題。通貨緊縮直接導致投資不振，消費不旺，經濟增長減慢，失業上升等一系列問題的產生。激活內需與結構調整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當前面臨最大的難題。1998年中國財政政策的啟動打破了長期以來在“倒逼機制”下形成的過度依賴銀行信用擴張來支撐經濟增長的模式，使得以國債政策為核心的財政政策首次在嚴峻的挑戰面前擔當起了拉動經濟的主力軍。一般認為財政主體進入市場存在著支出效率不高、供給結構不合理以及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等弊端。因此，如何評價國債績效就顯得十分必要了。多馬投資雙重效應理論認為，投資不僅可以增加有效需求（投資產生的收入效應或需求效應），同時也能增加資本存量（投資產生的能力效應和供給效應），提高生產能力，加速經濟增長。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指出，在高儲蓄率的基礎上，為保證增長率接近自然增長率，必須提高邊際資本系數。假定各部門資本系數保持不變，那么提高資本系數的唯一辦法就是提高資本系數高的部門在資本分配結構中的比重。從中國近幾年的實際情況來分析，各部門資本系數高低依次為：出口部門＞政府部門＞民間部門。但在出口不景氣的條件下，提高出口部門在資本分配結構中的比重顯然無助于整個宏觀經濟資本系數的提升。因此，增加政府部門在資本結構中的分配比例就成為必然的選擇。

二、中國國債減稅性和生產性特征分析

國債能否產生拉動效應主要由3個因素決定：財政支出是否具有生產性；投資函數的形式；資產替代性如何。中國發行的國債基本上屬于減稅國債。據統計，1978－1991年國企留利額年均遞增33.5％，同期國債余額年均遞增33％。減稅有利于降低資本成本，刺激企業的投資。假如因發債而引起市場利率上升時，也未必會真正引發投資下降。格魯斯曼（Grossman，1972）和巴羅（Barro，197Q等認為，雖然發債短期內會導致市場利率上揚，通過投資函數I（r，Y）使投資I下降，但發債引起的國民收入Y的上升卻可以拉動投資I增長。因此，即使在市場利率上升的情況下，投資的最終增減取決于兩種力量的相對強弱。中國民間利率的低彈性和經濟的高成長都決定了債務融資所產生的是正的拉動效應。目前，中國資本市場發展不完善，有價證券市場風險極大，居民金融資產結構單一，證券類型的資產所占的比重較低，其資產組合調整的余地不大。根據2000年第一季度央行對全國城鄉儲戶所作的問卷調查表明，儲蓄仍是居民金融資產的主要形式，居民選擇意愿中儲蓄占70.2％，國債8.3％，股票僅為7.6％。此外，隨著貨幣增長率的上升，廣義貨幣和GNP的比率在下降的現象也說明中國家庭的金融資產結構非常單一。降息和開征利息稅雖然降低了儲蓄收益，但中國居民儲蓄資產仍然保持著較低的利率彈性。另一方面也說明，居民金融資產多元化進程較慢，市場缺少被居民廣泛接受的安全投資工具。因此低風險的公債發行產生拉動效應的可能性相當大。新凱恩斯模型（Benavie，1976）和新古典模型（Park，1973）研究也證明具有資本性的財政赤字并不會產生擠出效應。格魯斯曼和盧卡斯（GrossmanandLucas，1974）亦證明生產性財政支出影響生產潛能。因此，判斷國債是否產生拉動效應的關鍵之一就在于研判中國國債資金是否具有生產性。中國國債從性質上可分為赤字國債和建設國債兩大類。赤字國債主要用于平衡財政收支。理論表明，赤字支出對社會需求的貢獻程度要大于財政盈余下的政府支出。因為赤字支出是沒有財政收入支撐的政府支出，它對社會總需求的貢獻率是100％。而有財政收人支撐的政府支出對社會總需求的貢獻，只是把居民收入轉化為財政收入時，居民原本用于儲蓄的收入部分才轉化為政府投資，所以后者對社會總需求的貢獻率取決于社會平均儲蓄傾向。建設性國債絕大多數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物品的支出，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更為直接。從1995年國債支出結構來看，在3300億元國債余額中，約2650億元即占國債總余額的80.30％的國債投向財政性建設領域，占國家預算內直接安排的固定資產投資5380億元的49.25％。由此可見，中國國債支出結構具有典型的生產性特點。

國債用于擴大總需求的途徑包括：（1）政府購買支出（投資支出或消費支出）直接形成現實總需求；（2）通過轉移支付影響不同消費傾向的群體的可支配收入，來提高總體（高低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即可述為c＝c1y1＋c2Y2，其中：c1＜C2，y1＞y2，c1、c2表示高收入與低收入群體的平均消費傾向。兩條途徑的乘數不同因而影響效應也不同，轉移支出是通過↑y2→c→AD↑，其乘數為b／（1－b）（1－t）（b為邊際消費傾向，t為稅率，0＜b＜1，0＜t＜1）。政府購買支出乘數為1／（1－b）（1－t），將直接形成生產能力。因此，途徑（1）的擴張效應大于途徑（2）的擴張效應。所以中國國債的建設屬性對國債經濟效應的發揮十分有利。

三、對若干領域國債投資績效的實證研究

保持我國國債規模的可持續性，需要考慮各方面的因素，逐步調整國債數量和品種期限結構，同時量化和控制其它政府債務，才能真正發揮國債政策的宏觀經濟調節作用。

一、我國國債規模現狀

（一）我國國債規模的演變

我國國債規模的演變大致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一1958年。為了籌集國家建設資金，發展國民經濟，我國在這一階段發行了幾億元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和經濟建設公債，發行規模不大，每年的國債發行額在當年GDP中比重不到1%.

第二階段：1958—1980年。我國堅持財政平衡的思想，沒有發行國債，大多數年份預算保持平衡，即便有赤字，規模也很小，主要靠向中央銀行透支解決。

一、引言

國債是以國家財政為債務人，以國家財政承擔還本付息為前提條件，通過借款或發行有價證券等方式向社會籌集資金的國家信用行為。自從1981年我國政府重新發行國債以來，每年國債發行的規模從數十億元提高到數千億元，國債發行累計余額在2000年就已突破1萬億元人民幣，目前已超過2萬億元。

如此大的國債規模是否適度，國債市場的容量與空間還有多大，是當前財經研究方面的一個熱點問題，也是國債研究的中心問題之一。

總體而言，對于國債發行規模的研究，可以分為定性和定量兩大類研究方法，定性研究（規范研究）方法提供了很好的思想，但不能得出較為準確的數量結論。現有的幾種定量方法（實證研究）試圖對國債發行規模進行比較準確的預測，但其方法的采用有待改善，預測的精度有待提高。本文根據年度數據建立我國國債發行規模的長期均衡和動態調整模型，對我國國債發行規模與相應經濟變量之間的影響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二、實證分析與結果

（一）我國國債的長。期均衡模型

內容提要:1998年以來，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啟動，國債規模與日俱增。在民間資本增速下降、消費增長持續低位運行、外部環境惡化導致出口增長放緩的背景下，國債投資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愈發顯得舉足輕重。從中國國債的特殊性出發，著重通過對國債在固定資產投資、技術改造和經濟波動等幾個方面的作用進行實證分析，力圖對近年來國債投資績效作一簡單評估。

關鍵詞：國債投資；經濟效應；績效評價

一、引言

1998年以來通貨緊縮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突出問題。通貨緊縮直接導致投資不振，消費不旺，經濟增長減慢，失業上升等一系列問題的產生。激活內需與結構調整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當前面臨最大的難題。1998年中國財政政策的啟動打破了長期以來在“倒逼機制”下形成的過度依賴銀行信用擴張來支撐經濟增長的模式，使得以國債政策為核心的財政政策首次在嚴峻的挑戰面前擔當起了拉動經濟的主力軍。一般認為財政主體進入市場存在著支出效率不高、供給結構不合理以及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等弊端。因此，如何評價國債績效就顯得十分必要了。多馬投資雙重效應理論認為，投資不僅可以增加有效需求（投資產生的收入效應或需求效應），同時也能增加資本存量（投資產生的能力效應和供給效應），提高生產能力，加速經濟增長。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指出，在高儲蓄率的基礎上，為保證增長率接近自然增長率，必須提高邊際資本系數。假定各部門資本系數保持不變，那么提高資本系數的唯一辦法就是提高資本系數高的部門在資本分配結構中的比重。從中國近幾年的實際情況來分析，各部門資本系數高低依次為：出口部門＞政府部門＞民間部門。但在出口不景氣的條件下，提高出口部門在資本分配結構中的比重顯然無助于整個宏觀經濟資本系數的提升。因此，增加政府部門在資本結構中的分配比例就成為必然的選擇。

二、中國國債減稅性和生產性特征分析

國債能否產生拉動效應主要由3個因素決定：財政支出是否具有生產性；投資函數的形式；資產替代性如何。中國發行的國債基本上屬于減稅國債。據統計，1978－1991年國企留利額年均遞增33.5％，同期國債余額年均遞增33％。減稅有利于降低資本成本，刺激企業的投資。假如因發債而引起市場利率上升時，也未必會真正引發投資下降。格魯斯曼（Grossman，1972）和巴羅（Barro，197Q等認為，雖然發債短期內會導致市場利率上揚，通過投資函數I（r，Y）使投資I下降，但發債引起的國民收入Y的上升卻可以拉動投資I增長。因此，即使在市場利率上升的情況下，投資的最終增減取決于兩種力量的相對強弱。中國民間利率的低彈性和經濟的高成長都決定了債務融資所產生的是正的拉動效應。目前，中國資本市場發展不完善，有價證券市場風險極大，居民金融資產結構單一，證券類型的資產所占的比重較低，其資產組合調整的余地不大。根據2000年第一季度央行對全國城鄉儲戶所作的問卷調查表明，儲蓄仍是居民金融資產的主要形式，居民選擇意愿中儲蓄占70.2％，國債8.3％，股票僅為7.6％。此外，隨著貨幣增長率的上升，廣義貨幣和GNP的比率在下降的現象也說明中國家庭的金融資產結構非常單一。降息和開征利息稅雖然降低了儲蓄收益，但中國居民儲蓄資產仍然保持著較低的利率彈性。另一方面也說明，居民金融資產多元化進程較慢，市場缺少被居民廣泛接受的安全投資工具。因此低風險的公債發行產生拉動效應的可能性相當大。新凱恩斯模型（Benavie，1976）和新古典模型（Park，1973）研究也證明具有資本性的財政赤字并不會產生擠出效應。格魯斯曼和盧卡斯（GrossmanandLucas，1974）亦證明生產性財政支出影響生產潛能。因此，判斷國債是否產生拉動效應的關鍵之一就在于研判中國國債資金是否具有生產性。中國國債從性質上可分為赤字國債和建設國債兩大類。赤字國債主要用于平衡財政收支。理論表明，赤字支出對社會需求的貢獻程度要大于財政盈余下的政府支出。因為赤字支出是沒有財政收入支撐的政府支出，它對社會總需求的貢獻率是100％。而有財政收人支撐的政府支出對社會總需求的貢獻，只是把居民收入轉化為財政收入時，居民原本用于儲蓄的收入部分才轉化為政府投資，所以后者對社會總需求的貢獻率取決于社會平均儲蓄傾向。建設性國債絕大多數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物品的支出，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更為直接。從1995年國債支出結構來看，在3300億元國債余額中，約2650億元即占國債總余額的80.30％的國債投向財政性建設領域，占國家預算內直接安排的固定資產投資5380億元的49.25％。由此可見，中國國債支出結構具有典型的生產性特點。

近期，美國的債務問題尤為引人注目。論文2011年4月18日，標準普爾將美國主權信用的前景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1年4月11日的《世界經濟展望》中警告稱，美國的債務問題可能削弱全球金融體系穩定性。美國財政部稱，到2011年5月16日，美國已經達到法定的14.29萬億美元債務上限。若國會在8月2日之前不提高舉債上限，美國可能出現債務違約。美國債務危機似乎到了一觸即發的時刻。美國是否真的會爆發債務危機，美國債務問題的前景究竟如何，我們還需要進行仔細的梳理。

一、美國公共債務現狀概覽

經濟危機爆發后，為了使美國經濟盡快地從危機中恢復，美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刺激計劃，導致美國政府公共債務快速攀升。根據美國財政部數據，2009財年美國財政赤字1.42萬億美元，為GDP的9.9%；國債余額超過12萬億美元，為GDP的84%。2010財年美國財政赤字達到1.29萬億美元，占GDP的8.9%，國債余額超過13.4萬億美元，占GDP的92%。2011財年美國財政赤字預計將達1.65萬億美元，債務總額早在5月16日就已經達到14.29萬億美元上限。圖1顯示從2000年開始，美國國債的GDP占比不斷攀升，至今已經突破二戰以來的最高點，且仍有加速上漲之勢。

與此同時，投資者對于美國政府主權債務違約的擔憂也在升溫。在信用衍生產品市場，美國信用違約掉期合同的價格近期在不斷攀升。圖2是美國政府債的一年、五年、十年期CDS的交易價格曲線。2011年5月以來，美國一年、五年和十年期的CDS價格均呈快速上升趨勢，特別是一年期CDS，價格已經翻了一番。

二、美國債務問題前景分析

盡管美國已經觸及債務“天花板”，美國國會至今尚未就提高債務上限問題達成一致，但目前美國發生債務違約的可能性較小。其原因可從經濟和政治角度分別加以考慮：

分析國債首先要明確的是國債在整個經濟中，在財政中承擔著怎樣的角色，在確定了其角色之后，緊接著就可以由國債的性質來確定其量的規定性，即國債的規模。在對國債的進行了定性、定量地分析之后，那么緊接著就會產生一系列國債事物操作上的問題，即國債是如何發行的、該由誰來充當國債的買者以及怎樣才能將這類債券推銷出去，到期應該如何償還，而所有這些與國債運行有關的活動又都屬于國債管理的范疇。

國債的性質與地位

遵循著這一思路，我們首先來對國債在整個經濟和財政中所處的地位作一分析。從財政=稅收+費用+……+債務這一等式中可以看出，在收支的總體平衡中，是由支出來決定收入的。因為有了支出的需要，才有了對足以支撐這些支出的收入的要求，因而才產生了財政。收入是隨著支出的變動而變動的。在支出一定的情況下，各種收入之間則存在著此增彼減的關系。就如一個人可以有多種創收的方式，一個國家也有著不同的收入渠道，但收入的最終用途與這些收入形式之間并沒有任何直接的聯系。一個經濟人在自身收入足以滿足支出的情況下，是不會去借債維生的（當然，用貸款來投資除外，因為政府一般不存在這種行為）。從這里就可以看出債在財政收入中扮演著一種補充性的角色。為了加深對這一問題的說明，我們可以從政府在經濟生活中應發揮的作用以及各種財政收入的性質來加以分析。首先，政府在整個經濟生活中就相當于一個可以自動調節經濟的砝碼，當經濟的天平由于種種因素不能趨于平衡時，政府就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適時地往天平的兩側添加重量不同的砝碼，使之趨于平穩。而在市場經濟下，政府這一砝碼的作用恰恰就是滿足市場所不能提供的公共需要。如此種類繁多、項目龐雜而經濟效益又非常隱性的公共物品決定了政府用來滿足這類支出的財政收入就必須具有穩定可靠、數額龐大等特征。那么與國債相比，稅收恰好具有這一特性。稅收憑借其強制性、固定性與無償性這三大特性穩居財政收入的第一位，相形之下，國債的特征則是自愿性、有償性和靈活性。自愿性是建立在群眾自愿承受的基礎上的。所以其收入的量不是很穩定可靠。有償性是任何債務本身都具有的一大特征，借債就必須償還。靈活性則是指國債的確立是以財政收支之間的差額為依據的，既不具有發行時間的連續性，也不具有發行數額的固定性。所以從根本上說，國債只是赤字的伴生物。因此，只有當稅收、利潤和費用等既定的收入形式不能滿足政府的支出需要時，國債才能作為某種調節器在靈活性上使財政收支的公式得以平衡。由此可以得出國債的基本功能就是彌補財政赤字。

以上我們對國債應充當的角色作了規范性的分析。但是現實的經濟生活并非如某個公式一樣簡單明了，各種影響經濟的因素往往錯綜復雜并且交互發生作用，所以對于國債性質的分析也就不能只停留在規范的理論分析中。國債在財政收入中的補充性地位是國債的本質特征，但是在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國債所發揮的具體作用是不盡相同的。我國在建國初，稅收制度不統一、收入不足，而支出卻由于新舊交替、戰爭、通貨膨脹等原因屢增不減，收入遠遠不抵支出，因此曾經發行過幾年國債。從1959-1978年我國度過了二十年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債空白時期，但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無債，而是以種種暗債的形式存在。這一時期，國債的作用不只是被大大弱化，而是國債徹底退出了作為一種財政收入形式的舞臺。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我國的國債規模卻是逐年銳增，尤其是近幾年來，其增長態勢令人望而生畏。造成這一現實的原因，除了我們對國債的認識不夠以外，與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緊密相關。實際上，我國的改革就是以國債的連年增發為支撐的。從我國的發債史可以看出我們一直是在被動地利用國債，國債的性質、作用不是被人為地縮小就是被無謂地夸大。直到今天，對國債的依賴性幾乎已不能自拔，所以我們的首要任務是要正確地理解國債在整個經濟生活以及在財政收入中應有的地位，這樣才能使對國債規模的合理確定與控制走上正確的軌道。

國債的規模

國債在財政收入中所承擔的角色就決定了國債應有的規模。從理論上講，一國在每一特定時期的特定條件下，必然客觀地存在著某種適度債務規模的數量規定性，也就是說，在這一規模上，國債功能可以得到最充分的發揮，對經濟生活的正面積極影響作用最大，相對而言負面的不利作用最小。在現實生活中，決定或影響適度債務規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經濟發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政府管理水平和市場健全程度，國債的結構狀況、籌資成本與所籌資金的使用效益等等。這些因素都直接或間接影響著對國債總量的把握。

1國債負擔率

國債負擔率是指一國的國債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是衡量整個國民經濟承受能力的指標。該指標著眼于國債存量，表示國民經濟國家債務化的程度和國債累積額與當年經濟規模總量之間的比例關系。它重視從國民經濟總體來考察國債限度的數量界限，被認為是衡量國債規模最重要的一個指標。

歐盟各國簽訂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要求各國的國債負擔率不得超過60%，被認為是各國債務規模的警戒線。近年來歐美發達工業化國家國債負擔率普遍較高，均在50%以上，達到甚至超過了《馬約》規定的最高警戒線。而新興工業化亞洲國家的國債負擔率也比較高，都遠遠高于我國的國債負擔率6%左右的水平。這就說明中國的國債負擔率與國際公認的60%的警戒線相去甚遠，不足為慮，國債規模還有很大的拓展余地。

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它國家的高國債負擔率是債務余額流動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結果，而我國舉債歷史不長，自1981年發行第一批國債至今，也不過20余年的歷史。而隨著國債規模的擴大，我國的國債負擔率亦出現了較快的增長趨勢，如果我國的國債規模照目前的勢頭發展下去，再過幾十年，國債負擔率也會很高，甚至會達到難以控制的程度。更重要的是，我國目前的國債負擔額的增長率已大大高于實際GDP的增長率，甚至比名義GDP的增長率還要高，這進一步說明，我國在非經濟衰退的正常運行時期，應當注意控制國債的發行規模。

2國債依存度

國債依存度是指一國當年國債發行額與當年財政支出額的比率，是用來衡量國家財政支出依靠債務收入來安排的程度。國債依存度有兩種計算口徑，一是從國家財政角度考慮，以當年國債收入與全國財政支出總額進行比較；二是從中央財政角度考慮，即中央財政依存度，指中央政府債務收入與中央財政支出額之比。根據政策規定，我國地方政府不能發行公債，國債全部由中央財政發行、掌握和使用，并負責還本付息，因此能夠準確說明問題的應當是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