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政治范文10篇

[摘要]國家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研究體系中的核心問題之一。運用交叉研究的方法，借鑒國家安全學界、政治學界以及國際人權研究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國家觀念”作為邏輯主線，深入研究包含社會認同、社會政治意識形態、民族意識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在內的國家觀念與國家政治安全在理論與實踐上的辯證關系，有助于開拓國家安全學和人權法研究的視野，為國家長治久安與社會和諧提供基礎理論上的支撐。

[關鍵詞]國家觀念；新安全觀；國家政治安全

全球化進程飛速加快的當今世界，盡管仍然以和平與發展作為時代主題，但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并存與交織卻使得國家安全問題進一步復雜化。對迫切需要和平環境來實現文明崛起的中國而言，深入思考與理性處理國家安全問題尤顯現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自由與安全(秩序)是法學研究中的永恒主題。本文試圖采取交叉學科的研究進路，在借鑒中外國家安全學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國家觀念”作為邏輯主線和分析工具，探索國家安全體系中的政治安全法理，以期為更好地維護國家長治久安與社會福祉提供理論上的點滴貢獻。

一“新安全觀”維度下“國家觀念”要素的方法論啟示

目前，中外國際政治學界和國家安全學界流行著國家安全因素的“兩分法”：傳統安全因素和非傳統安全因素。傳統安全威脅因素主要是指國家面臨的軍事威脅及威脅國際安全的軍事因素。在國家安全新概念和新安全觀問世后，許多學者將軍事威脅稱為傳統安全威脅，將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前“以軍事安全為核心”的安全觀稱為傳統安全觀；而把“軍事以外的安全威脅”稱為非傳統安全威脅，并將這種觀念和學說統稱為“新安全觀”?？梢?，非傳統安全威脅因素是相對傳統安全威脅因素而言的，指除軍事、政治和外交沖突以外的其他對主權國家及人類整體生存與發展構成威脅的因素。

中共中央十六大報告首次指出“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相互交織”，應當“徹底擯棄冷戰思維，建立適應時代要求的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型安全觀”。這種綜合安全觀強調“多元的安全目標”，在安全主體上將“人、國家和國際”三個層次有機統一，視“人的安全”為重心，而“國家安全是實現人的安全和世界安全的載體和媒介”，世界安全則是國家安全的保證。見，中國主流國家安全觀已開始突破傳統的安全觀念，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賦予了國家安全觀新的內涵，是對國家安全思想的創新和發展。但這又說明，“新安全觀在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民眾觀念中還剛剛處于萌芽和形成階段”。

摘要：通過隱性的政治控制來強化國民對當局和政治典則的認同，維護政治秩序，是所有政治體系的本能反應和必然舉措，對于后發展國家尤其重要。這種控制一般體現為三個方面，即國家壟斷信息、控制傳媒，塑造民族國家意識以及節制政治參與。隨著互聯網的急劇擴張，它以一種新的多元化、交互式的傳播方式，有效地打破了國家對信息和傳媒的壟斷權力，瓦解了統一輿論；網絡催生的個人自由主義傾向和全球化觀念則使公民的民族國家意識日漸淡薄；虛擬社區和網絡政治組織的增生又使政治參與變得愈發難以把握。這些都對傳統意義的政治控制提出了嚴峻挑戰，使政府必須重新思考自己在信息時代應該擔負的角色。

關鍵詞：互聯網政治控制合法性大眾傳媒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任何一種特定民主的穩定性，不僅取決于經濟發展，而且取決于它的政治系統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毕鄬Χ裕谝粋€社會變遷加劇、現代化壓力和民主壓力都十分巨大的后發展國家中，這三者之間的互動更加復雜。但是，正如安德林（C·F·Andelin）經過詳細論證指出的那樣，在很多情況下，后發展國家政治變化的基本前提是公眾政治信仰的變化。國家作為政治權力的掌握者，必須適應這種變化。政治控制對于后發展國家之所以更加不可或缺，是與它們的被動處境密切相關的。它們必須在公民的攀比、激進情緒和國家的實際能力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點，既不能一味冒進，也不能止步不前。

即使從經驗的層面感知，我們也會發現，后發展國家要適應這種變化，起碼要從三個角度同時入手，一是取得推動社會發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數的實際政策績效，二是強化以暴力威懾和法律規范為基礎的秩序保障，三是培養社會成員基于某種價值信仰而對政府統治正當性所表示的認可。后二者可以被分別視為大張旗鼓和隱性的政治控制。

在現代政治體系中，這種隱性的政治控制又主要通過三種途徑來實現：（1）政治系統必定會壟斷或封鎖那些不利于政治穩定或危及到政治統治的信息，它會用強力控制大眾傳媒，有選擇地經過篩選過濾的信息以營造統一輿論；（2）政治系統必定會通過訴諸道德、倫理、思想意識等各種方式的說教和灌輸來強化公民的民族國家意識，以贏得民眾對憲法的忠誠、對制度框架的認同、對政府成就的贊美；（3）政府還會有目的地把政治參與節制在一個與政治發展相適應的水平上?？梢栽O想，在一個缺乏基本共識的社會中，各種力量赤裸裸地對抗，而國家無法吸收或承受不了這種壓力，其結果便是長時期的動蕩和混亂。在此，隱性的政治控制便成為與獲取政策績效同等重要的政治功能。

互聯網（Internet）的出現和急劇擴張使這一切發生了巨變。

摘要：通過隱性的政治控制來強化國民對當局和政治典則的認同，維護政治秩序，是所有政治體系的本能反應和必然舉措，對于后發展國家尤其重要。這種控制一般體現為三個方面，即國家壟斷信息、控制傳媒，塑造民族國家意識以及節制政治參與。隨著互聯網的急劇擴張，它以一種新的多元化、交互式的傳播方式，有效地打破了國家對信息和傳媒的壟斷權力，瓦解了統一輿論；網絡催生的個人自由主義傾向和全球化觀念則使公民的民族國家意識日漸淡??；虛擬社區和網絡政治組織的增生又使政治參與變得愈發難以把握。這些都對傳統意義的政治控制提出了嚴峻挑戰，使政府必須重新思考自己在信息時代應該擔負的角色。

關鍵詞：互聯網政治控制合法性大眾傳媒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任何一種特定民主的穩定性，不僅取決于經濟發展，而且取決于它的政治系統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毕鄬Χ?，在一個社會變遷加劇、現代化壓力和民主壓力都十分巨大的后發展國家中，這三者之間的互動更加復雜。但是，正如安德林（C·F·Andelin）經過詳細論證指出的那樣，在很多情況下，后發展國家政治變化的基本前提是公眾政治信仰的變化。國家作為政治權力的掌握者，必須適應這種變化。政治控制對于后發展國家之所以更加不可或缺，是與它們的被動處境密切相關的。它們必須在公民的攀比、激進情緒和國家的實際能力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點，既不能一味冒進，也不能止步不前。

即使從經驗的層面感知，我們也會發現，后發展國家要適應這種變化，起碼要從三個角度同時入手，一是取得推動社會發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數的實際政策績效，二是強化以暴力威懾和法律規范為基礎的秩序保障，三是培養社會成員基于某種價值信仰而對政府統治正當性所表示的認可。后二者可以被分別視為大張旗鼓和隱性的政治控制。

在現代政治體系中，這種隱性的政治控制又主要通過三種途徑來實現：（1）政治系統必定會壟斷或封鎖那些不利于政治穩定或危及到政治統治的信息，它會用強力控制大眾傳媒，有選擇地經過篩選過濾的信息以營造統一輿論；（2）政治系統必定會通過訴諸道德、倫理、思想意識等各種方式的說教和灌輸來強化公民的民族國家意識，以贏得民眾對憲法的忠誠、對制度框架的認同、對政府成就的贊美；（3）政府還會有目的地把政治參與節制在一個與政治發展相適應的水平上?？梢栽O想，在一個缺乏基本共識的社會中，各種力量赤裸裸地對抗，而國家無法吸收或承受不了這種壓力，其結果便是長時期的動蕩和混亂。在此，隱性的政治控制便成為與獲取政策績效同等重要的政治功能。

互聯網（Internet）的出現和急劇擴張使這一切發生了巨變。

摘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中，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十分注重各種力量的作用，并在實踐中采取了一些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規律的做法，形成了輻射全社會、全方位、目標一致的思想政治教育網絡。

關鍵詞：西方發達國家政府/思想政治教育/力量整合

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定的階級、政黨對其成員施加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有影響的社會活動，主要反映了國家、社會對個體的要求，它的實施，不僅需要充分發揮學校的主渠道作用，而且還需要家庭和社會等各方面力量的相互配合。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對這一問題的態度非常明確，為了充分調動各種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的積極性，形成輻射全社會、全方位、目標一致的思想政治教育網絡，采取了一系列舉措。

一、利用法律手段強制和保障各種力量參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為使各種力量都能參與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來，西方發達國家首先是從法律上加以強制和保障。如法國1989年頒布了《教育指導法案》，對學校、社會團體、家庭在青少年公民教育中的地位、作用、權利和義務作了全面而具體的規定。美國政府認為，凡是一切具有道德教育職能的組織或部門，如國會、州府、政黨、教會、傳媒、學校、企業、社區、家庭以及學生管理、心理咨詢、服務機構等，都與學校一樣，負有道德教育的職能。1990年頒布的《美國2000年教育目標法》，不但對學校提出了要求，而且還要求全社會都關心青少年的成長，比如社區，該法就要求其把校長、教師、學生、企業界、官員、新聞界、醫務界與社會服務機構、公民與宗教團體、執法機關、成年監護人和友好鄰居組織起來，為青少年的成長創造良好條件。

除了制定社會各種力量參與思想政治教育的總體上的法律以外，還針對每種類型的社會組織制定了具體的運作法規。如為了督促家長更好地擔負起教育子女的責任，西方國家大都通過了相關的法律。美國早在1994年制定的《目標2000年教育法案》中就將家庭參與學校教育列為8項國家教育目標之一；同年修訂公布的《改革美國中小學教育法案》明確規定，接受聯邦Title補助的貧窮學校所在的學區必須推行家庭參與教育伙伴計劃，鼓勵有關學校與家庭擬訂學校家長公約。與此同時，各州也制定了相關法律及行政措施，規定家長若未能協助學校管教自己的孩子，將會觸犯法律而被移送法庭，遭到高額罰金的嚴厲處罰。再如，為了發揮宗教組織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殊作用，西方發達國家一般是通過立法，使宗教教育獲得在教育體系中合法宣傳教義的制度性地位。這方面比較典型的是德國。德國對宗教教育的法律保障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個是聯邦層面的《基本法》，一個是各州的州憲法及其具體的教育法規。前者規定的是德國保障宗教教育權利的憲法原則，后者則主要依據各州的實際情況，制訂成文法律來具體落實。如：德國基本法第141條規定，“教會為軍隊、醫院、刑罰場所和其他公共機構提供禮拜和其他牧靈服務，宗教組織可自由履行宗教職責?！睘榱吮Ｕ锨嗄陮W生參加志愿者團體，美國20世紀80年代就通過了“國家社區信托服務法”，有的州專門通過法案支持甚至強行規定學生必須參加這類活動才能畢業，不參加志愿者活動的中學生不但不能畢業，而且難以進入著名高等學府。歐洲青年事務部長會議1993年維也納會議也作出決定，在促進青年的志愿服務時，“要明確青年志愿服務工作的相應法律地位”，等等。

摘要：通過隱性的政治控制來強化國民對當局和政治典則的認同，維護政治秩序，是所有政治體系的本能反應和必然舉措，對于后發展國家尤其重要。這種控制一般體現為三個方面，即國家壟斷信息、控制傳媒，塑造民族國家意識以及節制政治參與。隨著互聯網的急劇擴張，它以一種新的多元化、交互式的傳播方式，有效地打破了國家對信息和傳媒的壟斷權力，瓦解了統一輿論；網絡催生的個人自由主義傾向和全球化觀念則使公民的民族國家意識日漸淡??；虛擬社區和網絡政治組織的增生又使政治參與變得愈發難以把握。這些都對傳統意義的政治控制提出了嚴峻挑戰，使政府必須重新思考自己在信息時代應該擔負的角色。

關鍵詞：互聯網政治控制合法性大眾傳媒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任何一種特定民主的穩定性，不僅取決于經濟發展，而且取決于它的政治系統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毕鄬Χ?，在一個社會變遷加劇、現代化壓力和民主壓力都十分巨大的后發展國家中，這三者之間的互動更加復雜。但是，正如安德林（C·F·Andelin）經過詳細論證指出的那樣，在很多情況下，后發展國家政治變化的基本前提是公眾政治信仰的變化。國家作為政治權力的掌握者，必須適應這種變化。政治控制對于后發展國家之所以更加不可或缺，是與它們的被動處境密切相關的。它們必須在公民的攀比、激進情緒和國家的實際能力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點，既不能一味冒進，也不能止步不前。

即使從經驗的層面感知，我們也會發現，后發展國家要適應這種變化，起碼要從三個角度同時入手，一是取得推動社會發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數的實際政策績效，二是強化以暴力威懾和法律規范為基礎的秩序保障，三是培養社會成員基于某種價值信仰而對政府統治正當性所表示的認可。后二者可以被分別視為大張旗鼓和隱性的政治控制。

在現代政治體系中，這種隱性的政治控制又主要通過三種途徑來實現：（1）政治系統必定會壟斷或封鎖那些不利于政治穩定或危及到政治統治的信息，它會用強力控制大眾傳媒，有選擇地經過篩選過濾的信息以營造統一輿論；（2）政治系統必定會通過訴諸道德、倫理、思想意識等各種方式的說教和灌輸來強化公民的民族國家意識，以贏得民眾對憲法的忠誠、對制度框架的認同、對政府成就的贊美；（3）政府還會有目的地把政治參與節制在一個與政治發展相適應的水平上。可以設想，在一個缺乏基本共識的社會中，各種力量赤裸裸地對抗，而國家無法吸收或承受不了這種壓力，其結果便是長時期的動蕩和混亂。在此，隱性的政治控制便成為與獲取政策績效同等重要的政治功能。

互聯網（Internet）的出現和急劇擴張使這一切發生了巨變。

摘要：通過隱性的政治控制來強化國民對當局和政治典則的認同，維護政治秩序，是所有政治體系的本能反應和必然舉措，對于后發展國家尤其重要。這種控制一般體現為三個方面，即國家壟斷信息、控制傳媒，塑造民族國家意識以及節制政治參與。隨著互聯網的急劇擴張，它以一種新的多元化、交互式的傳播方式，有效地打破了國家對信息和傳媒的壟斷權力，瓦解了統一輿論；網絡催生的個人自由主義傾向和全球化觀念則使公民的民族國家意識日漸淡薄；虛擬社區和網絡政治組織的增生又使政治參與變得愈發難以把握。這些都對傳統意義的政治控制提出了嚴峻挑戰，使政府必須重新思考自己在信息時代應該擔負的角色。

關鍵詞：互聯網政治控制合法性大眾傳媒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任何一種特定民主的穩定性，不僅取決于經濟發展，而且取決于它的政治系統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毕鄬Χ?，在一個社會變遷加劇、現代化壓力和民主壓力都十分巨大的后發展國家中，這三者之間的互動更加復雜。但是，正如安德林（C·F·Andelin）經過詳細論證指出的那樣，在很多情況下，后發展國家政治變化的基本前提是公眾政治信仰的變化。國家作為政治權力的掌握者，必須適應這種變化。政治控制對于后發展國家之所以更加不可或缺，是與它們的被動處境密切相關的。它們必須在公民的攀比、激進情緒和國家的實際能力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點，既不能一味冒進，也不能止步不前。

即使從經驗的層面感知，我們也會發現，后發展國家要適應這種變化，起碼要從三個角度同時入手，一是取得推動社會發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數的實際政策績效，二是強化以暴力威懾和法律規范為基礎的秩序保障，三是培養社會成員基于某種價值信仰而對政府統治正當性所表示的認可。后二者可以被分別視為大張旗鼓和隱性的政治控制。

在現代政治體系中，這種隱性的政治控制又主要通過三種途徑來實現：（1）政治系統必定會壟斷或封鎖那些不利于政治穩定或危及到政治統治的信息，它會用強力控制大眾傳媒，有選擇地經過篩選過濾的信息以營造統一輿論；（2）政治系統必定會通過訴諸道德、倫理、思想意識等各種方式的說教和灌輸來強化公民的民族國家意識，以贏得民眾對憲法的忠誠、對制度框架的認同、對政府成就的贊美；（3）政府還會有目的地把政治參與節制在一個與政治發展相適應的水平上?？梢栽O想，在一個缺乏基本共識的社會中，各種力量赤裸裸地對抗，而國家無法吸收或承受不了這種壓力，其結果便是長時期的動蕩和混亂。在此，隱性的政治控制便成為與獲取政策績效同等重要的政治功能。

互聯網（Internet）的出現和急劇擴張使這一切發生了巨變。

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中國與蘇聯都對本國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進行了改革。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不容置疑的階段性成果，而蘇聯的改革在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下，卻導致了亡黨(共產黨下臺、解散)亡國(國家解體，蘇聯不復存在)亡社(放棄社會主義)的結局。這就使兩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具有了可比性。

一、中蘇兩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區別

(一)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輿論動員

改革具有批判性和創新性，要改革就必須對原政治體制進行批判，使人們認識到進行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也就是必須要進行輿論動員。但同時改革也具有繼承性，這就決定了這種批判必須把握好一個度，過或不及要么會產生和否定一切的傾向，要么會影響改革的廣度、深度和堅定性。但是，蘇共在這個輿論動員過程中，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一是過分宣傳、渲染“差距論”(即戈爾巴喬夫在改革初期否定安德羅波夫的“發達社會主義起點論”，宣傳蘇聯尚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差距甚遠的理論)，在人民群眾，特別是中青年思想上造成了嚴重混亂，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的錯誤思潮泛濫成災，從而導致了人們對社會主義、對蘇聯共產黨、對十月革命道路的否定；二是在對歷史問題進行反思和甄別時，對斯大林的評價采取了不實事求是的全面否定態度。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在發出“不留有空白點”的號召后，對輿論不加引導，反思過去就變成了否定革命歷史、否定革命所造成的全部現實；批判斯大林和歷任領導的錯誤以及體制的弊病，變成了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做法的結果正如美國政論家米克爾·達維所言：“由于片面地、完全否定地把黨和國家的百年歷史說成集權政治，從而為反共提供了和繼續提供肥沃的土壤?！盵1](P.160)這樣，后來的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就成了邏輯的必然。

中國在反思歷史時，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正確引導下，對晚年的錯誤，對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以來領導工作上的失誤，采取了實事求是的、唯物辯證的分析態度，將的正確方面，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歷史作出過偉大貢獻的方面同他晚年的錯誤加以區別，將思想同他發動“”的錯誤論點完全區別開來，從而正確地評價了及其思想，避免了簡單化的、全盤否定的錯誤做法。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作出了歷史性的杰出貢獻。在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用一年多的時間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做過多次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談話，為我們黨正確評價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多次對中央負責起草決議的同志講：“單單講同志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同志說了許多好話，但因為過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2](P.29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起草決議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自己跟自己打架”，他所反對的往往是他過去堅持的正確的東西，他所堅持的實質上是脫離了他以往思想正確軌道的東西，解決這個難題，得益于鄧小平的多次指點，他說：“同志的錯誤在于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盵2](P.298)這樣就使我們黨把和思想這兩個概念區別開來，把批評的錯誤和堅持思想統一起來。正像一些黨外人士所言：《決議》是個杰作，表現在它是用思想來批評同志的錯誤。[3](P.850)

(二)關于全面改革的布局

關鍵詞：FDI；政治風險；評估；防范與對策

提要：東道國的政治風險是跨國公司在對外投資中所面臨的最大的環境風險。隨著全球化經濟的增強，強化跨國經營中東道國政治風險防范顯得尤為緊迫。本文講解了FDI的具體含義，并將政治風險做出不同的分類，介紹跨國投資中政治風險的評估問題，著重講解政治風險與FDI的關系，最后提出政治風險的防范對策。

一、導論

FDI指一國的投資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國境投入資本或其他生產要素以獲得或控制相應的企業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得利潤或稀缺生產要素為目的的投資活動。FDI被認為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引擎，跨國公司是FDI的主要形式。FDI為東道國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技術、管理方法、工作機會等，使其經濟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更強的競爭力。尤其是面對流動性約束的發展中國家和過渡性國家，FDI帶來的資金被認為是取得穩定資金流和吸引到能夠提高本國勞動生產率的跨國公司的最好手段。

關于FDI的本質，專家學者的觀點是不一樣的。一部分學者強調的是“經營資源”，特別是企業的無形資產。例如，日本學者小島清認為FDI是以經營管理上的技術專業知識為核心。一部分學者強調的是“控制權”。例如，A.G.肯伍德和A.L.洛赫德認為FDI是指一國的某公司在另一國設立分支機構或獲得該國某企業的控制權。相關的國際機構、政府部門與理論界，例如聯合跨國公司與投資公司、IMF、WTO、美國商務部等，認為國際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的根本區別在于是否獲得被投資企業的控制權，因為FDI所形成的無形資產處于核心地位，而貨幣資本則處于非常次要的地位，只能進行直接投資，所以FDI不僅直接參與經營管理，而其直接目標就是獲得被投資企業的控制權。

二、政治風險的種類

一、利用法律手段強制和保障各種力量參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為使各種力量都能參與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來，西方發達國家首先是從法律上加以強制和保障。如法國1989年頒布了《教育指導法案》，對學校、社會團體、家庭在青少年公民教育中的地位、作用、權利和義務作了全面而具體的規定。美國政府認為，凡是一切具有道德教育職能的組織或部門，如國會、州府、政黨、教會、傳媒、學校、企業、社區、家庭以及學生管理、心理咨詢、服務機構等，都與學校一樣，負有道德教育的職能。1990年頒布的《美國2000年教育目標法》，不但對學校提出了要求，而且還要求全社會都關心青少年的成長，比如社區，該法就要求其把校長、教師、學生、企業界、官員、新聞界、醫務界與社會服務機構、公民與宗教團體、執法機關、成年監護人和友好鄰居組織起來，為青少年的成長創造良好條件。

除了制定社會各種力量參與思想政治教育的總體上的法律以外，還針對每種類型的社會組織制定了具體的運作法規。如為了督促家長更好地擔負起教育子女的責任，西方國家大都通過了相關的法律。美國早在1994年制定的《目標2000年教育法案》中就將家庭參與學校教育列為8項國家教育目標之一；同年修訂公布的《改革美國中小學教育法案》明確規定，接受聯邦Title補助的貧窮學校所在的學區必須推行家庭參與教育伙伴計劃，鼓勵有關學校與家庭擬訂學校家長公約。與此同時，各州也制定了相關法律及行政措施，規定家長若未能協助學校管教自己的孩子，將會觸犯法律而被移送法庭，遭到高額罰金的嚴厲處罰。再如，為了發揮宗教組織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殊作用，西方發達國家一般是通過立法，使宗教教育獲得在教育體系中合法宣傳教義的制度性地位。這方面比較典型的是德國。德國對宗教教育的法律保障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個是聯邦層面的《基本法》，一個是各州的州憲法及其具體的教育法規。前者規定的是德國保障宗教教育權利的憲法原則，后者則主要依據各州的實際情況，制訂成文法律來具體落實。如：德國基本法第141條規定，“教會為軍隊、醫院、刑罰場所和其他公共機構提供禮拜和其他牧靈服務，宗教組織可自由履行宗教職責。”為了保障青年學生參加志愿者團體，美國20世紀80年代就通過了“國家社區信托服務法”，有的州專門通過法案支持甚至強行規定學生必須參加這類活動才能畢業，不參加志愿者活動的中學生不但不能畢業，而且難以進入著名高等學府。歐洲青年事務部長會議1993年維也納會議也作出決定，在促進青年的志愿服務時，“要明確青年志愿服務工作的相應法律地位”，等等。

二、利用財政支持與稅收等社會政策引導各種力量參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從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社會力量，由于其工作性質的限制，其經費對外界支持的依賴性相當大，因而財政支持，就成為政府引導社會力量參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手段，政府通過有選擇的、針對性比較強的具有傾向性的財力支持，對各種社會組織進行調控，使其在不同領域、從不同角度充分發揮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比如美國，教育的分權體制使思想政治教育的課程設置、教材編寫都是學校自主，政府不加以直接干涉。但是，美國聯邦政府并沒有對其放任自流，而是通過財政投入資助比較有權威性的專業協會進行大量研究工作，并根據研究成果，經常公布對學校課程設置、教材編寫的建議或者樣本。由于建議和樣本具有較高的價值而多數都能被采納，從而使美國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基本上保持了一致，充分地體現了國家意志。財政支持的積極引導作用，使西方發達國家對這一手段的運用越來越重視，近年來政府不斷加大財政投入力度。以法國政府向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投入為例，1996年，科研中心人文與社會科學部的科研經費為9.5026億法郎；1999年提高到12.1089億法郎，增幅為27.4％；2000年又提高到16.636億法郎，比1996年增加了75.07％。在德國，馬普學會是德國的四大科研組織之一，在社會科學人文的研究方面居全國之首，學會科研經費主要來自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撥款。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德國政府對非營利部門的資助比例最高，在非營利部門的總收入中政府投入高達70％。除了財政支持這一經濟手段以外，西方發達國家政府還通過一系列的政策進行鼓勵和引導，其中，比較明顯的是免稅政策，主要是企業或個人向非營利性組織捐款或捐物，經核準可以抵扣交稅稅基；非營利性組織開展有償服務所得的收入不需上稅，該組織從事社區服務時所購買的商品，也不需交價外的消費稅。此外，還有其他方面的具體政策，如西方國家志愿者服務團體是社團中影響較大的一個，參與這個項目的青年人可以得到各種政策方面的優惠。在美國，志愿者服務期間，會得到一定的生活補助；之后上大學期間，會得到政府的資助完成學業；在稅收方面，還可以用志愿服務的時間來抵稅。

三、建立社會合作機制，主導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化趨勢

從政治學的角度看，“任何一種特定民主的穩定性，不僅取決于經濟發展，而且取決于它的政治系統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注：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磁。）相對而言，在一個社會變遷加劇、現代化壓力和民主壓力都十分巨大的后發展國家中，這三者之間的互動更加復雜。但是，正如安德林經過詳細論證指出的那樣，在很多情況下，后發展國家政治變化的基本前提是公眾政治信仰的變化（注：參見安德林（C·F·Andelin）：《第三世界的政治變化》（PoliticalChangeintheThirdWorld），倫敦1988年版，第52—54頁。）。國家作為政治權力的掌握者，必須適應這種變化。政治控制對于后發展國家之所以更加不可或缺，是與它們的被動處境密切相關的。它們必須在公民的攀比、激進情緒和國家的實際能力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點，既不能一味冒進，也不能止步不前。

即使從經驗的層面感知，我們也會發現，后發展國家要適應這種變化，至少要從三個角度同時入手，一是取得推動社會發展和提升公民幸福指數的實際政策績效，二是強化以暴力威懾和法律規范為基礎的秩序保障，三是培養社會成員基于某種價值信仰而對政府統治正當性所表示的認可。后兩者被分別視為大張旗鼓和隱性的政治控制。

在現代政治體系中，這種隱性的政治控制主要通過三種途徑來實現：（1）政治系統必定會壟斷或封鎖那些不利于政治穩定或危及到政治統治的信息，它會用強力控制大眾傳媒，有選擇地經過篩選過濾的信息以營造統一輿論；（2）政治系統必定會通過訴諸道德、倫理、思想意識等各種方式的說教和灌輸來強化公民國家意識，以贏得民眾對憲法的忠誠、對制度框架的認同、對政府成就的贊美；（3）政府還會有目的地把政治參與節制在一個與政治發展相適應的水平上。可以設想，在一個缺乏基本共識的社會中，各種力量赤裸裸地對抗，而國家無法吸收或承受不了這種壓力，其結果便是長時期的動蕩和混亂。在此，隱性的政治控制便成為與獲取政策績效同等重要的政治功能。

互聯網絡（Internet）的出現和急劇擴張使這一切發生了巨變?；ヂ摼W絡不但是一種信息能在瞬間生成、瞬間傳播、實時互動、高度共享的傳播媒介；它還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以離散的、無中心的結構模式和運作特征基本消除了歧視，實現了地位平等的參與；它還真切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提升，并已使全球一體化進程有了驚人的突破。根據國際電信聯盟的統計，截止1998年底，全球互聯網絡用戶已經突破了1.3億，預計到2000年，用戶將增加到3～4億。在中國，從1994年的數千網民發展為1998年的210萬，預計今年將達到900萬。毫無疑問，互聯網絡的擴張已經成為信息時代最醒目的特征。

互聯網絡的擴張幾乎在各個方面都已成為政治控制的“克星”，它正以自己的節奏改變甚至摧毀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控制機制。

一.網絡打破了信息壟斷，瓦解了統一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