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范文10篇

一

本世紀中國的兩次劇變：1949年的革命和七八十年代之交開始的改革，都是從農村發起的。鄉土中國發生的事屢屢讓眾多中外飽學之士始料不及：1949年前，包括“蘇聯同志”在內的許多人都懷疑中共的“農民革命”能否成功；集體化時，許多人又斷言俄國農民有米爾（公社）傳統，集體化尚且遇到強烈反抗，中國農民幾千年“小私有”，豈能輕易認可“一大二公”？然而，1949年“農民解放了無產階級”的一幕震驚了世界，數年后的集體化雖非農民所愿，但“一小二私”的中國農民畢竟比公社傳統悠長的俄國農民更順從地接受了“歸大堆”的命運。而當終于習慣了集體農莊的俄國農民成為反對私有化改革的“保守土壤”時，中國農民卻以“18個血手印”式的決心冒死沖垮了，并以家庭農業、“鄉鎮企業”及“民工潮”連續創造了驚世之變，每次都是農民自發沖擊在先，而后上面才予以認可。如果說家庭農業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視為“傳統”小農的延續，那“從無到有”、從“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占有“半壁江山”的鄉鎮企業，就更是任何“精英”都未能預料于前。亦難解釋于后的現象。而當一些事后諸葛亮宣稱從中發現了“超越西方現代性”的“后都市文明”、“新集體主義”時，農民們又以擁抱都市的民工潮與急速私有化的“鄉企轉制”嘲弄了這些“發現”……

顯然，中國變革之謎不能從中西諸家“圣賢書”（從我們古代的儒家經典直到當代前沿的西方“后學”）中求解，只能從對中國社會深層的再認識去把握。這個“社會深層”在古代無疑是指傳統鄉村，而在現代也仍然以中國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所系的鄉村社會為核心。于是便有了“中國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這一悠久的提法。

于是很久以來，人們對“農民問題”不可謂不重視。面對“農民”這樣一個龐大而又神秘的“客體”，人們不是自以為比它高明，而以“改造農民”為已任，就是自以為比它渺小，而以“向農民學習”為志。大至“救星”，他昨天認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今天又號召城里人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小至我們這些前“知青”，在今天的回憶文學中總不離兩個調子：或是訴苦怨舊型的，把農村說得很不堪；或是抒情懷舊型的，仿佛人間真情全在鄉村，而市井只有人欲橫流。

城里人還有這么一種思維習慣：假如他們在不那么偏僻與閉塞的鄉村中發現了某種被認為不同于“城里”的東西，就會想當然地以為這是發掘出來的“傳統”，并認定在更偏僻更封閉的“原生形態”鄉村中這種“傳統”會更濃厚。《被告山杠爺》這部頗為思想界重視的電影就反映了這種城里人的農村觀：它把“杠爺”設計在深“山”之中，似乎越是深山更深處，越能產生那種不知“王法”、惟知宗法倫理秩序的道德權威與長老自治。

然而究其實，無論傳統時代還是今天，農村中宗法倫理自治都是集中存在于平原的、東南沿海的、較發達的、商品經濟較活躍的、開放并受“西化”影響較大的乃至城郊型的地區，而不是深山里、內地、貧困、封閉并屬于古老中國文明發祥地的、自然經濟的乃至遠離城鎮的地區。以宗族公產而論，舊中國農村宗族公產最多的是粵閩浙等沿海地帶，長江流域次之，黃河流域最少。廣東各縣舊時族田多占田地總量的30％～40％，其中廣州府屬各縣更達50％～80％，浙江各縣常在1/3左右。而兩湖的長沙、漢陽等府轄縣只有15％，邊遠各縣更少。至于北方各地就更不用提了：陜西關中各縣均不到1％，河北定縣更只有萬分之幾，殆近于無。我國許多貧困不發達農村的社會特征并不是什么“杠爺”自治，許多最“傳統”的古文明地帶恰恰是少宗族乃至近乎無宗族地區。而專制朝廷及其下延組織控制著一盤散沙般缺少自發社會組織的“編戶齊民”，才是“傳統社會”的典型景觀。陶淵明設想過某位有德之“杠爺”“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形成“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道德自治體。但老百姓的民謠卻是：“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到底是這類民謠，還是士大夫的《桃花源記》更代表真實的“本土文化資源”？

一

本世紀中國的兩次劇變：1949年的革命和七八十年代之交開始的改革，都是從農村發起的。鄉土中國發生的事屢屢讓眾多中外飽學之士始料不及：1949年前，包括“蘇聯同志”在內的許多人都懷疑中共的“農民革命”能否成功；集體化時，許多人又斷言俄國農民有米爾（公社）傳統，集體化尚且遇到強烈反抗，中國農民幾千年“小私有”，豈能輕易認可“一大二公”？然而，1949年“農民解放了無產階級”的一幕震驚了世界，數年后的集體化雖非農民所愿，但“一小二私”的中國農民畢竟比公社傳統悠長的俄國農民更順從地接受了“歸大堆”的命運。而當終于習慣了集體農莊的俄國農民成為反對私有化改革的“保守土壤”時，中國農民卻以“18個血手印”式的決心冒死沖垮了，并以家庭農業、“鄉鎮企業”及“民工潮”連續創造了驚世之變，每次都是農民自發沖擊在先，而后上面才予以認可。如果說家庭農業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視為“傳統”小農的延續，那“從無到有”、從“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占有“半壁江山”的鄉鎮企業，就更是任何“精英”都未能預料于前。亦難解釋于后的現象。而當一些事后諸葛亮宣稱從中發現了“超越西方現代性”的“后都市文明”、“新集體主義”時，農民們又以擁抱都市的民工潮與急速私有化的“鄉企轉制”嘲弄了這些“發現”……

顯然，中國變革之謎不能從中西諸家“圣賢書”（從我們古代的儒家經典直到當代前沿的西方“后學”）中求解，只能從對中國社會深層的再認識去把握。這個“社會深層”在古代無疑是指傳統鄉村，而在現代也仍然以中國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所系的鄉村社會為核心。于是便有了“中國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這一悠久的提法。

于是很久以來，人們對“農民問題”不可謂不重視。面對“農民”這樣一個龐大而又神秘的“客體”，人們不是自以為比它高明，而以“改造農民”為已任，就是自以為比它渺小，而以“向農民學習”為志。大至“救星”，他昨天認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今天又號召城里人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小至我們這些前“知青”，在今天的回憶文學中總不離兩個調子：或是訴苦怨舊型的，把農村說得很不堪；或是抒情懷舊型的，仿佛人間真情全在鄉村，而市井只有人欲橫流。

城里人還有這么一種思維習慣：假如他們在不那么偏僻與閉塞的鄉村中發現了某種被認為不同于“城里”的東西，就會想當然地以為這是發掘出來的“傳統”，并認定在更偏僻更封閉的“原生形態”鄉村中這種“傳統”會更濃厚。《被告山杠爺》這部頗為思想界重視的電影就反映了這種城里人的農村觀：它把“杠爺”設計在深“山”之中，似乎越是深山更深處，越能產生那種不知“王法”、惟知宗法倫理秩序的道德權威與長老自治。

然而究其實，無論傳統時代還是今天，農村中宗法倫理自治都是集中存在于平原的、東南沿海的、較發達的、商品經濟較活躍的、開放并受“西化”影響較大的乃至城郊型的地區，而不是深山里、內地、貧困、封閉并屬于古老中國文明發祥地的、自然經濟的乃至遠離城鎮的地區。以宗族公產而論，舊中國農村宗族公產最多的是粵閩浙等沿海地帶，長江流域次之，黃河流域最少。廣東各縣舊時族田多占田地總量的30％～40％，其中廣州府屬各縣更達50％～80％，浙江各縣常在1/3左右。而兩湖的長沙、漢陽等府轄縣只有15％，邊遠各縣更少。至于北方各地就更不用提了：陜西關中各縣均不到1％，河北定縣更只有萬分之幾，殆近于無。我國許多貧困不發達農村的社會特征并不是什么“杠爺”自治，許多最“傳統”的古文明地帶恰恰是少宗族乃至近乎無宗族地區。而專制朝廷及其下延組織控制著一盤散沙般缺少自發社會組織的“編戶齊民”，才是“傳統社會”的典型景觀。陶淵明設想過某位有德之“杠爺”“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形成“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道德自治體。但老百姓的民謠卻是：“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到底是這類民謠，還是士大夫的《桃花源記》更代表真實的“本土文化資源”？

**年10月，科左后旗進行了嘎查村撤并工作，為加強對村級的管理，旗委組織部、民政局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出臺了以黨小組為活動主體、村務管理聯合會為決策機構、村民廣泛參與的村屯分別自治的管理模式，于**年底印發到各蘇木鎮嘎查村，通過一年的落實和運行，村級組織活力增強，干群關系更加和諧穩定，社會各項事業健康、快速發展。

一、創新村級管理模式的內容及成效

按照新的管理模式，各蘇木鎮黨委指導各嘎查村組建黨小組，落實黨員村民代表聯系戶制度，建立村務管理聯合會、黨員議政會、村民代表議事會，為加強村級黨建和強化村級管理夯實了組織基礎。

（一）完善嘎查村黨組織設置。本著有利于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有利于發揮黨組織作用、有利于加強黨員教育管理、有利于擴大黨的工作覆蓋面的原則，調整和改進黨組織設置。

1.科學合理設置黨小組

合并后組成的各嘎查村黨支部，有兩個特點，一是黨員人數多了，黨員人數由原來的10－30名擴大到現在的30－70名；二是居住更加分散了，合并后的嘎查村由幾個自然屯組成，最遠的相距30多華里。黨員不便集中，不好集中的現實，要求改變以前以支部為單位召開會議，組織黨員等組織生活的方式方法，創新組織活動形式。在這種情況下，各嘎查村黨支部以自然屯為單位設置黨小組，由支部委員或村委會委員兼任黨小組長，管理自然屯內的日常工作。全旗共設置黨小組574個，黨小組的組織生活成為黨員組織生活的主體，增加了組織生活的活力，促進了基層組織建設。

關鍵詞：生態問題；"三農"問題；解決

"三農"問題一直是我國社會的重要問題，在近幾年來成為了黨和政府關注的熱點問題，也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特別是今年，更是成為整個社會的重大問題，三農問題的解決，成為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的關鍵。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和農民大國，最重大的社會問題都是農民問題。中國的每一次社會進步，都是農民問題得到某些解決的結果。直到今天，我國的農民問題已經擴展到農業、農村、農民等三大相互連接的問題，其嚴重程度已經直接威脅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敗了。因此，對"三農"問題的關注，成為社會的熱點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如何解決"三農"問題，決策部門有他們的許多措施和政策，學者們有各個角度的探索和思考以及對策建議，這些有的為理論決策做出了貢獻，有的產生了很大的實際成效，但是，沒有從根本上提出良好的方法，有的甚至還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低級處方。筆者欲換個說法，跳出"三農"的本身，認為"三農"問題的根本問題是生態問題引起的，其解決的根本方法也是生態方法。力求從生態的角度對"三農"問題進行新的思考，以求"三農"問題有一個戰略性的解決。

一、農民問題是一個嚴重的人口生態問題

"三農"問題的根本問題，說到底就是"一農"問題，即農民的問題。因為解決農業和農村問題最終都是為了解決農民問題，農民問題才是"三農"問題的關鍵和出發點。我國的農民問題有許多，但是最關鍵的問題應該是農民人口太多，打破了農村生態系統中非生物環境、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之間的平衡，由此引發了很多的問題：

首先，農民人口太多引起耕地緊張、農村耕地資源人均擁有嚴重不足。我國農業人口現在還有八億多，但是人均耕地僅一畝多點，而世界上有的國家的人均耕地是我國農民的幾十倍，這樣大的差距卻要同樣養活這么多人，誰都知道問題將是怎樣的嚴重了，而這個人多地少的問題就是生態問題的典型表現，這是生態系統里的非生物環境與消費者和生產者失衡的問題（生態系統的生產者是指綠色植物和某些細菌，它們是人類食物的最初來源）人口作為消費者的數量太多，非生物環境與生產者相對太少，因此，造成"三農"中農民和農業、農村發展不平衡，使"三農"問題自身比例失調，因而引發"三農"問題。

其次，農民人口太多造成農民在農村就業壓力加大。農民在農村有的就只有幾分責任田和幾分自留土，一年大部分時間都閑著，有力沒有地方使，但是收入又不高，只能維持一般的溫飽生活甚至不能維持溫飽，造成農民的勞動力巨大的浪費，還引出很多社會問題，如賭博、盜竊、酗酒等等。

由于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互相連接構成一個經濟系統，任何一項農業政策都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到所有產業部門；反之其它產業部門的變化又會反作用到農業部門的產出、就業和收入分配等。因此，目前國內學者基本采用投入-產出模型方法分析糧食產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相關性，并具體分析了糧食價格、產量和農民收入變化對其他產業的影響程度。但是，投入-產出模型是一個線形體系的模型，而在現實社會中非線形卻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同時投入-產出模型還是一個價格固定和需求驅動的模型，這就暗示投入-產出模型忽略了生產供給能力的限制。因此，運用投入-產出模型進行分析，其結果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為了克服投入-產出模型的上述弊端，需要尋求一個更加全面、優化的分析框架。為此，本文在采用最新GTAP（GlobalTradeAnalysisProject）數據庫的基礎上，建立一個適合分析中國糧食問題的可計算性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CGE模型具有如下主要優點：①經濟范圍內協調一致的相互作用機制。CGE模型能夠按照協調方式同時考慮整個經濟范圍內的相互作用機制，且定量解釋所有經濟主體在市場中的相互作用的綜合效果。②替代可能和非線形關系。CGE模型使國內產品和進出口產品之間的不完全替代、國內銷售和出口之間的不完全轉換等替代成為可能。③價格內生和混合經濟體制。CGE模型包含了通過價格激勵發揮作用的市場機制和政策工具，可以刻劃生產、消費和國際貿易的相互依賴性。

這樣當經濟受到沖擊時，運用CGE模型就可以全面考察該沖擊對經濟總量、結構、相對價格等方面的影響，而不局限于局部。

2.建立一個適用分析中國糧食問題的CGE模型

2.1糧食CGE模型具有的新特色：糧食CGE模型是在新古典CGE模型（Dervisetal.1982）基礎上，結合本文研究的需要進一步擴展形成的。本文模型具有如下新的特色：首先在政府預算賬戶中引入一個外生變量-政府補貼，主要用于分析生產補貼是如何影響糧食成本、產出和農民收入。

其次，本模型的數據庫是筆者依據最新GATP相關數據編制而成，包含六個農業產業及六個非農業產業③，一方面可以用于分析農業產業內部及非農業產業對農業部門的影響，而這種影響非常重要，但常常被一些農業政策的局部分析所忽略；另一方面主要用于分析農業產業和非農業產業間貿易條件的變化對農民福利的影響。

再次，勞動力被進一步細分為技術型和非技術型，主要用于分析外部沖擊對非技術勞動者在農業產業內、農業和非農業產業間的流動效果，以及由此引發的對農業產業和非農業產業產出和收入的影響。

改革攻堅，力爭進一步突破。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改革進程的深入，改革的難度在增加。有些改革進展緩慢；改革缺乏突破力；有些改革尚處淺層；不同領域、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之間缺乏協調和平衡，整個社會缺乏改革的協調機制。

“十一五”改革涉及經濟社會各方面，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改革既連接經濟體制改革，又連接社會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處于改革的中心環節，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另外，就業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以及醫療衛生和教育制度等同億萬人民的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應該本著以人為本的理念，推進民生類制度的創新。對外開放，水平有待提高。

加入WTO后，我國進出口總額增長迅速，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出口大幅增加，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成為穩定國際經濟和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外資在出口中所占比例過大，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不斷加劇，利用外資過程中在產業素質、資源、環境、勞工權益等方面也暴露出較多問題。鑒于存在的問題，必須“加快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繼續積極有效利用外資”。要引導各地由追求引資數量與速度轉到更加注重引資質量與效益。“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是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和諧社會，關鍵在落實。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十一五”期間社會發展的一個新課題。建立和諧社會，包括擴大就業、社會保障、調節分配以及文化體制、醫療衛生、安全生產等。

問題不少

（改編：馮海濱時間；）

（乙出場，甲在觀眾席上坐著）

乙：觀眾朋友們，大家好。今天給大家說段相聲。希望大家能夠喜歡。與我和說這段相聲的呢咳！這老馮，跟我一起上來的。怎么見不著人了呢？這相聲呀講究的是說、學、斗、唱

甲：咳！……你什么眼神啊你。這么一大活人在下面坐著，你愣沒看見。（甲從觀眾席上走上臺）同學們好！同學們辛苦了！

乙：吆！實在對不住您了。您這不是海拔太低了嗎？（用手比劃）

[關鍵詞]數量與結構；“資源經濟”；“人口紅利”；環境倒“U”型曲線；“常量人口”；“零和游戲”；層級和尺度；優先性

一、人口與經濟

(一)人口問題的本質

“人口問題的本質是一個發展問題”是一個得到廣泛認可的“共識”。這一“共識”內涵著兩個相互關聯的觀點：一是人口問題多源于發展不足——經典的說法是，人口過剩是經濟失敗的標志；二是人口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過發展才能得到解決。

事實上，人口問題的產生和解決既與發展／經濟有關，也與社會／制度、資源／環境和人口自身(數量、結構、質量)及其運動狀況(年輕化、老化)有關。人口問題既是發展／經濟問題，如生產性貧困、需求不足型失業、老年贍養等；但又不完全是發展／經濟問題，如社會性貧困、資源性貧困、人口性貧困，供給過剩型失業、適應一摩擦型失業，老齡化等；在很多情況下又是與發展／經濟無關的問題，如性別比、人口一資源比、吸毒等。

人口問題的本質是數量問題而非發展問題，而發展問題又在很大程度上為人口數量所左右。對發展來說，財富、資源、空間的人均擁有量是最為根本的，而人口數量的多少則規定著這個人均量。粥少(人均生活資料)緣于僧(人口)多，地少(人均生存資源)因于人多；地瘠不一定民窮(如果人少的話)，民窮也不一定因為地瘠(人多可導致富饒的貧困)。由是，人口數量便像“魔術師”那樣左右著發展(以經濟密度，即單位國土面積對應的國內生產總值表示與環境、資源、經濟相關的富饒或貧瘠程度)：少量人口可使貧瘠變為富饒，如澳大利亞經濟密度4.9×104美元／km2(瘠矣!)，人口密度2.5人／km2(少矣!)，人均GDP20050美元(富矣!)；大量人口則會使富饒變為貧瘠，如孟加拉國經濟密度32.6×104美元／km2(為澳大利亞的6.65倍，富矣!)，人口密度981人／km2(為澳大利亞的392倍，庶矣!)，人均GDP370美元(只有澳大利亞的1.85％，貧矣!)

摘要:在教育過程中，教育者需要對兒童的各種行為表現做出合理的評估判斷，以幫助教育計劃的實施，在此過程當中將涉及“問題行為”這一概念的界定問題。本文就兒童問題行為的概念、分類，以及判定問題行為的理論依據和具體操作方法一一作了評述，以期此文有助于廣大中小學教師正確合理地判斷兒童的行為表現。

關鍵詞:兒童問題行為界定

一、兒童問題行為概念界定

(一)相關概念的界定與區分

問題行為(behaviorproblem)又叫做行為問題，它的界定目前還沒有統一的認識，各個研究者從不同的研究角度出發提出了眾多概念，在實際應用中，問題行為與不良行為、行為異常、偏差行為、行為障礙、犯罪行為、變態行為等諸多概念存在混用或是等同的情況。

筆者認為:首先，從程度上區分，“問題行為、不良行為、行為異常、偏差行為”多指雖然偏離常態但偏離程度較輕的行為，而“行為障礙、犯罪行為和變態行為”則是偏離常態程度相當嚴重的行為。其次，從行為矯正者的角度區分，“問題行為、不良行為、行為異常、偏差行為”等多為教師和家長的教育糾正，而“行為障礙、變態行為”多為專業心理或醫療工作者的工作對象，而“犯罪行為”則由司法人員負責。最后，從發生頻率上區分，“問題行為、不良行為、行為異常、偏差行為”是兒童成長過程中是較為常見的，而“行為障礙、犯罪行為和變態行為”這三類行為在兒童身上發生的頻率上要小得多。鑒于以上三點理由，問題行為和不良行為、行為異常、偏差行為等是同一層次的概念，可以互通使用，而行為障礙、犯罪行為和變態行為則不能與問題行為混用。

歧義是指語句有兩歧或多歧意義，可同時形成兩種或多種可能解釋的一種語言現象。比如，“我們要學習文件”這句話，就有三種理解：一是我們打算學習一下文件；一是我們索要供學習的文件；一是我們應當學習一下文件。

對于自然語言而言，歧義本是一種正常現象，難以簡單地說好與不好，更不能一概視為語病，全面禁絕。在一些文體中歧義甚至被作者有意識地加以運用，如在相聲作品中，歧義就常被用來制造包袱。一些日常口語交際、書面交際中使用頻率很高的修辭格，如“雙關”之類，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視作在積極地應用“歧義”。但我們不得不指出的是，在更多的情況下，歧義現象確實有害。這在主要用于事務處理的應用文體中，特別是公文中，其危害的程度尤深。

公文的語言是一種非常講究精確性的語言，因為公文的使用目的就是要使對方接受作者的影響，而且是對對方行為的強制性影響。要使這種影響有效，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使意思的表達高度精確，每一個詞，特別是每一個句子必須保持意思的唯一性，以避免對方“見仁見智”，按各自的理解而不是作者的意圖去行事。從這樣的意義上，歧義對公文當然就是百分百地有害。能對這一點提供證明的實際例證舉不勝舉。據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戰敗局面早定的日本之所以挨了兩顆原子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之一，就與日本政府針對“波茨坦公告”發表的聲明中存在歧義有一定關聯。日本政府稱自己對“公告”的態度是“默殺”。“默殺”這個詞在日語中是多解的，可以理解為“不予理睬”，也可以理解為“暫不作評論”，聲明沒有對此作出限定。如此，美國自然可以作第一種理解，也當然可以用“任何戰爭手段”，包括用原子彈了結戰爭。在日常社會生活中，公文中的歧義，同樣不斷給人們帶來麻煩，諸如在保險合同中將保險范圍寫作：“包括家用電器、床具、臥具等各種生活資料”；在政策規范中將懲戒規定寫作：“我們要嚴厲打擊少數犯罪分子”等帶歧義的表述，就經常把公文作者“等”到被動局面中，甚至“等”到自己的利益白白遭受損失的境地；經常使公文作者的真實意圖令人費解，甚至使作者尷尬地被認作“只打擊少數，對多數則……”。

歧義對公文是有害的，是撰寫者所不需要但又往往在無意之中造成的，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公文中的歧義呢？筆者認為，克服歧義的方法并不復雜，有針對性地對句子成份予以調整，創造必要的語言環境等做法都十分有效，困難的和起關鍵作用的是要能發現歧義的存在。為此，我們必須了解歧義的發生規律，對歧義保持警惕。

一般情況下，當公文中出現選詞不當，詞序失當，濫用省略，錯用數量詞，語句中有詞性不明的成份，語句成份間的語法關系不明，語調附加的語義不能被準確讀出，忽略對含義不確定的詞、詞組的有效限定修飾，錯用標點符號，濫用修辭格等現象時，都會形成歧義。

（一）選詞不當，造成對概念的歧解，引起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