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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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文化研究之于傳媒的意義

首先，必須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從西方文化學術界引進的一種文化學理論，若將它用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文化現象分析就必須對之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戰后的英國文學理論界和文化批評界，開始時僅僅局限于狹窄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域，后來逐步發展演變，廣納百川匯集成流，目前已成為當今北美文化學術界自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討論之后的又一個熱門話題。這樣導致的一個后果正如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所指出的，"當今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談論文化？因為就此有重要的論題可談。一切都變得與文化有關……它也像經濟主義、生物主義、實在主義或任何別的什么’主義’那樣，本身就有還原性，于是針對這些主義，便出現了一種頗為令人驚慌失措的過度反應。"①但是與傳統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討論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當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經典文化，而是大眾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視和廣告業等消費文化為主體的大眾傳播媒介。因此，從這一視角人手來分析電視這一極為普及的媒體，我認為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為新批評理論家F.R.利維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開始便致力于文學的文化批評，因而范圍依然比較狹窄，而且帶有強烈的精英意識，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試圖通過對他們所開列的經典文學作品的弘揚來達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之同的，其現代主義的啟蒙意識是十分明顯的。后來由于幾位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理論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時在一些邊緣話語力量的沖擊下，文化研究者內部也發生了多元價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地，引人了對社區文化生活的研究內容，甚至逐漸把對大眾傳播媒介、當代社區文化和消費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進來，進而逐步匯入對當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當今的西方文化學術語境下，文化研究的對象一般包括這樣三大類：以遠離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為對象的區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為對象的種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長期處于邊緣地位、其聲音十分微弱的女性為對象的性別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對象主要是當代社會出現的各種文化現象，而且更確切地說是非精英文化現象，也即文化研究更關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眾傳播媒介，那么它就不應當把影視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電視，因為作為當今后工業社會輻射面極廣的一種媒體，電視的作用和影響確實是無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義和研究對象而言，文化研究在當今的全球化語境下，還涉及下列理論課題：（1）后工業社會和后現代文化的消費問題；（2）后殖民語境下的第三世界寫作和批評話語；（3）女性寫作話語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的價值判斷問題；（5）多元文化主義和文化身份；（6）影視制作和大眾傳媒研究。②由此可見，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來考察現代傳媒在當今中國文化界和知識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完全可以拓寬我們的思路，開闊我們的視野，使我們得以站在一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點上來考察一些具體的文化現象，同時通過對這些現象的分析而豐富我們的文化理論建設。下面就嘗試著對一個具體的現象進行剖析。

"田歌現象"及其《熒屏連著我和你》

最近，在中國當代影視傳媒領域，人們談論較多的莫過于這樣一些現象："王朔現象"③，"張藝謀現象"④和"倪萍現象"⑤。毫無疑問，由于這些現象本身所處于的人們注意的中心之地位（當然王朔是一個例外）以及其之于當代中國人文化生活的客觀影響，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對其進行理論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則認為，研究者們往往忽視了另一個雖不居于"中心"但卻對"中心"有著有力的沖擊和消解作用的現象，即以北京電視臺導演兼主持人田歌為代表的一個現象，或?quot;田歌現象"。因為田歌的工作單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電視臺；而且面對中心的巨大陰影，一些居于邊緣處的閃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這就是不少地方臺（包括北京臺）導、演和主持人們經常感到困惑的一個原因所在。而田歌則從一個來自部隊基層單位的話劇和電影演員而一步步地向中心邁進，并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不僅進入了中國文化的中心，而且還在向著國際文化的中心歐美前進。我們完全可以從下列事實見出這種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劇組應挪威外交部邀請前往奧斯陸采訪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敵》在中國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熱"；1997年5月應弗羅倫薩歌劇院邀請前往意大利采訪由祖賓·梅達和張藝謀共同執導的歌劇《圖蘭朵》；1997年6月應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訪第八屆國際易卜生研討會；1997年7-8月應美國新聞文化署邀請赴美考察電視藝術，等等。這一系列本應當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獨有的機會幾乎全被來自邊緣的田歌擁有了，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猜測、羨慕或關注。但是單單從這些表面現象來看并不能說明問題的實質，我們還應該透過現象究其本質，也即從分析她主持編導的精品欄目《熒屏連著我和你》入手。當然，在這個欄目周圍聚集了一批與田歌有著大致共同的志向和興趣并能精誠合作的年輕人，因此它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作為一個集體，"田歌現象"則體現了以田歌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為這正是中國當代傳媒領域內一個可以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切人分析的現象。[page_break]

1．文化研究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要通過參與普通讀者或觀眾的社區生活來實現對他們啟蒙（或后啟蒙）的理想。也就是說，在當今這個具有后工業和后現代特征的社會，大眾傳播媒介的異軍突起，強有力地沖擊著高雅的文學藝術創作甚至電影制作，欄目的編導者卻別出心裁地通過這些藝術大師"知心時刻"闡述"個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藝術家與普通觀眾的距離一下子縮小甚至消解了，通過這種直接的交流和對話，不僅去掉了套在經典藝術家頭上的神圣"光環"，同時也使普通大眾與藝術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樂和京劇不甚景氣的今天，欄目的編導者并沒有冷落它們，反而調動傳媒的力量來實現普及和振興民族音樂和京劇之目的，這樣所得到的對電觀觀眾和文藝愛好者的"后啟蒙"之效果是其他媒體很難達到的。

2．文化研究反對人為的等級制度，尤其對某種話語霸權極為反感，主張各種人在一個多元價值取向的社會找到自己活動的公共空間，每一種話語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話語力量都無法主宰他種話語，只有各種力量的共存和共處才是造成文化藝術繁榮的惟一途徑。在這方面，北京電視臺處在北京，顯然有著得天獨厚的人才優勢，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區和周邊地區的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向廣大電視觀眾展示一些平凡但卻了不起的人的風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臨著中央電視臺這樣一個碩大的陰影和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絕招來不僅無法面向全國的觀眾，更無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區的電視觀眾。因此，編導者們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他們必須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甚至做別人沒有做或者暫時無法做到的事。在這方面，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說，他們以獨特的構思、豐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勞動，才達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比如說，電影導演訪談，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采訪，大學校長訪談以及最近即將和廣大觀眾見面的意大利歐劇《圖蘭朵》的排練和上演等節目，就耗費了他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通過這一系列的溝通和對話，觀眾不僅對屬于傳媒范疇的電影拍攝和制作藝術及工藝有了更為感性的了解，同時也對導演們的辛勤勞動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這位早逝于本世紀初的經典文學大師，也許在不少人看來已經過時，但由于易劇本身所蘊含的多重文化代碼卻使其仍可打動后現代社會的觀眾。受之啟發，欄目的編導者不惜組織力量，遠涉萬里跟蹤采訪，不僅達到了普及經典藝術之目的，同時也在實際上起到了促進中國和挪威的文化藝術交流乃至兩國人民的民間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將出現在熒屏上的關于意大利歌劇《圖蘭朵》的演出實況報道也一定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它將不僅向中國的廣大電視觀眾展示有著濃厚的"東方主義"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形象，同時也將披露隱藏在舞臺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電視藝術置于與經典藝術相對立的位置實在是缺乏遠見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張的是一種"后啟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將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眾之中，通過與他們的同呼吸共命運來達到向他們傳授知識的目的。欄目的編導者和大部分請來的嘉賓們應該說都是有著相當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擺出一副居高臨下教訓人的桑子則顯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鐘節目內，如何盡其所能向廣大電視觀眾傳授知識，做到寓教于樂，使大家在輕松的氣氛中接受書本上和課堂上得不到的知識，在這方面，編導者認為，正如賀拉斯所言，要想讓自己寫出的作品感動讀者（觀眾），首先自己也應被打動。他們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訪工作和知識裝備工作，有些書"請人代讀"（培根語），而對被采訪人的身世和專業則了解得越清楚越好，這樣我們在電視上所看到的簡單的問答實際上體現了編導者的集體思想和智慧。應該說，該欄目在知識方面出現的破綻遠比另一些欄目少得多。比如說，指揮家、體育評論員的仍談等節目就是這樣一些成功的例子，在這些以談話為主要形式的訪談中，嘉賓同時扮演著兩種角色：既是本行業的專家，有著本專業的豐富知識和實踐經驗，同時也是人民大眾的一分子，因此他們的訓誡和啟蒙就絲毫未與大眾拉開距離，倒是通過首先置身于大眾之中進行直接的溝通來達到啟蒙的效果。當然，這種以談話為主體的節目既要達到寓教于樂，同時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適當的"度"是至關重要的，如把握不當則會使人產生聆聽教誨之感而對之反感。我們也可以從這個欄目的少數幾次不成功的節目見出端倪，但從廣大觀眾目前對這個欄日的反應來看，正面的效應顯然大大甚于負面效應。這就需要我們文化研究者從這一現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帶有普遍規律性的東西并加以理論化，最終達到豐富文化理論（包括傳媒理論）之目的。毫無疑問，對于一個在地方臺（北京臺）堅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樹"遮蓋或被時間淘汰的文藝生活類節目確實是難得的，這正是我們可據以從理論視角對之進行文化分析的價值所在。在這方面，"田歌現象"也許會給我們的地方電視臺文化生活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某種有益的啟示吧。[page_break]

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悲觀與樂觀

通過上述個案分析，我們大概可以對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預測了。毫無疑問，文化研究的觸角已經伸向了當今出現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趨勢，按照美國的理論家詹姆遜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這樣三個：跨國資本的運作，世界的資本化以及電腦時代的來臨。⑥我認為還應再加上大眾傳媒的作用，因為從近10多年來中國電視的普及來看，確實令世人驚訝，因而難怪日本和西歐的大跨國公司都不約而同地把中國當成一個巨大的傳媒市場。因此中國的電視制作業首先面臨著信息時代的各種挑戰。其次，電視的普及和無所不在也給文學藝術構成了挑戰，特別是三維動畫和多媒體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傳統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藝術成了不合時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們的后工業信息時代就會成為一個缺乏審美的時代：一切都被淹沒在消遣娛樂電視節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熒屏上成為轉瞬即逝的東西。那么人們不禁要問，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還要不要發展文化藝術？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對這種情形，我們不得不同時既感到樂觀又難免不帶有幾絲悲觀和危機之感，但悲觀顯然是無濟于事的。在此我謹以一個普通電視觀眾和人文科學知識分子的身份對居于中心和邊緣之特殊地位的北京電視臺提一點建議：在當今電視節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淺薄和重復的情況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區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傳播手段先進、對外交流便利等優勢，推出自己的電視節目精品，是在較短的時間內臍身國際大臺和名臺之行列的一個必然途徑。在這方面?quot;田歇現象"不僅給同行的電視編導者和主持人以某種啟示，同時也更使人們對電視業面臨的自身的挑戰保持一種清醒但卻樂觀的態度。此外，為了及時總結經驗，從理論上來發展我國的傳播學，使之盡早地與國際傳播學接軌，我們仍有著更長的路要走。注釋：

（1）見特里·伊格爾頓，《后現代主義的矛盾性》，中譯文載《國外文學》1995年第2期第3頁。

（2）關于這六個方面的詳細闡述，參見拙作，《文化研究：西方與中國》，載《國外文學》，1996年第2期第33～35頁。

（3）關于"王朔現象"的文化分析，參見拙作《后現代性和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挑戰》，載《中國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頁。

（4）對"張藝謀現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見王干、張頤武、王一川等批評家發表在近幾年的《文匯報》、《鐘山》和《文藝爭鳴》上的文章。

篇2

所有行業都是一種社會分工結構，而技術是這個行業結構中的一個“內容”①，決定著行業的合法性來源。我國傳統文化行業體系形成于建國初期，是計劃體制下的一種文化生產制度安排，表面看是專業型行政組織系統和資源配置系統，深層次看卻是基于類型技術的社會分工結構。這種社會分工結構依賴于科技發展進程對于文化生活方式的自然界定，使文化領域有別于經濟、政治和社會領域而形成相對獨立的范疇和話語體系；傳統的類型技術包括的表演、廣播、電影、電視、出版、文物保護等界定了文化領域的基本范圍，并為文化行業制度即技術管理模式提供了“制度合法性”。由于類型技術能夠為不同的文化行業提供明晰的技術邊界，進而為文化行業的設計提供明確的制度性邊界，因此在各個文化行業之間形成了明顯的界限和壁壘。類型技術構成了文化行業分工的先天規定性。從歷史縱向來考察，農耕社會以人的身體技能為基礎產生了繪畫、雕刻、戲劇、民間工藝等行業，逐步演進并定型為現代意義上的文化藝術行業的基礎。近代第一次技術革命使造紙術和印刷術得到改進和提升，催生出分工細化、規模生產的近代出版業，開啟了紙質傳媒時代。19世紀中葉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將人類社會帶入電氣時代，促進了近代音樂及廣播電影電視行業的形成。20世紀90年代，以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網絡技術為主體的第三次技術革命將人類社會的發展帶入了信息時代，促進了數字電影、數字電視、數字出版、網絡游戲和動漫產業等現代數字文化行業的興起。傳統文化行業架構的確立，得益于類型技術的標識功能。文化領域的類型技術與其他技術一樣，其標識功能源于技術本身的工具價值。作為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既是人類存在方式的核心內涵，同時也使工具成為人們認識社會和標識事物的標尺。人們根據工具來劃分舊石器、新石器、青銅器、鐵器等不同時代，也會利用舞臺表演技術、聲像技術、造紙技術、印刷技術、修復技術等作為工具標尺來標識演藝行業、廣播電影電視行業、出版行業、文物博物館行業等。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看待文化行業的時候，大多把它看成組織系統而不是技術系統。究其原因，制度本質上是一種顯性規定，容易讓人看到制度邊界，而技術則是一種隱性規定，具有自隱特征。因此，外部觀察者很難直接感受到隱藏在行業組織內的技術邊界，久之則形成了“內容是本質、技術是手段”的集體無意識狀態。技術類型所固有的技術范式構成了傳統文化行業的合法性基礎。通過技術的類型特征對文化組織進行標識和分類，形成了文化行業系統進行自我認同的物質基礎和觀念基礎，也形成了行業制度意識形態的重要來源。在由技術范式劃定的社會領域，人們在產品生產、交換、消費過程中內生出一種共同的利益取向和價值認同，進而形成一整套維護其地位和利益的獨特話語系統，并逐漸凝結為一種團體和社會共識，即行業制度意識形態。由此，傳統文化行業制度被賦予合法性。獲得這種行業意識形態支持的文化行業體制形成了我國獨特的超穩定社會結構。

二、類型技術與平臺技術是性質不同的技術體系，對技術管理結構和生產關系模式

具有不同的要求類型技術是指某一類性質相同、功能互補的專業技術集合，是解決某一類生產和消費問題的技術模式。它能支持建立一個完整的產品生產過程或產業鏈，如演藝產業、出版產業、新聞產業、廣播電視產業等。類型技術具有技術軌道的特性，能夠沿著既定的技術方向和路線不斷自我強化。類型技術具有由技術范式性質決定的明晰的外部邊界，因而具有強烈的排他性特征。基于這種技術范式邊界建立的文化行業系統，必須遵循技術軌道發展的方向，在這個意義上，傳統文化行業系統結構具有自我強化的動力和功能。平臺技術則是指基于數字技術與信息技術的一整套技術解決方案。平臺技術是一種通用技術資源，體現的是技術資源互補和對現有技術資源的統合，是對類型技術的集成創新。②平臺技術具有開放性和通用性特征，可以為任何開發者的創建應用提供基礎服務。與類型技術不同的是，平臺技術能夠同時為眾多產品生產線或產業鏈提供技術支持，同時能夠為類型技術提供信息平臺、數字平臺和網絡平臺支持。從這一意義上說，平臺技術構成了所有類型技術的“母體”。目前在文化行業領域，由云計算為核心的各種云平臺構成的平臺技術，從根本上改變了類型技術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環境。平臺技術能夠為類型技術提供通用性基礎，因而具有包容性特征。從技術類型與制度結構的關系看，類型技術對應專業型管理結構，它與科層官僚體制有著良好的匹配性。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科層官僚體制的日益普及和強化伴隨著類型技術的日益精細化進程。平臺技術對應網絡型管理結構，它與扁平化管理體制有著較好的匹配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借助于數字信息技術，管理系統業已不需要疊床架屋的管理層級，管理結構的扁平化趨勢日漸明顯。區分類型技術和平臺技術的意義在于，不同技術類型的創新進程對制度創新的作用不同。類型技術的漸進創新難以對傳統文化行業制度的變革產生決定性影響，相反，它按照自身固有技術軌道的發展甚至可能強化傳統行業制度。平臺技術的發展則會對文化行業的根本性制度產生重大的影響。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認為，制度體系本身是一種包含基礎性制度安排與第二層制度安排的層次結構。③行業制度不僅是一種資源配置機制，更關涉所有制與產權制度，因此是一種基礎制度。技術創新（如云計算、大數據技術）與基礎制度創新（文化體制改革）之間既有區別又存在緊密聯系。類型技術的漸進變遷一般難以推動行業制度的根本性變革，而平臺技術的發展創新將會對文化行業制度的整體性變遷提供強大動力。

三、平臺技術抹平了類型技術的軌道特征，消解了傳統文化行業分工的合法性

在技術與制度關系框架下，平臺技術與類型技術對管理系統創新的影響和作用不同。類型技術的發展在創新層次上主要屬于第一個層級的漸進性創新，而平臺技術則屬于第二個層級的質變性創新。漸進性創新體現為技術系統的積累式變革，一般不會伴生技術—經濟范式和社會觀念的重大變革，其影響也不會超出由技術范式劃定的行業范圍。質變性創新則是基于信息技術的綜合性和系統性變革，不僅有觀念上的突破，而且伴有產品創新和組織創新的連鎖反應，并引發產業結構和技術—經濟范式的變化，其影響范圍將遠遠超出行業本身，滲入到所有行業（包括文化行業）和社會生活。因此，平臺技術的創新不僅影響類型技術的發展方向，而且會影響到行業意識形態的演變。信息技術和數字技術將重建類型技術的范式并改變其技術軌道。信息技術與現代數字技術的發展，改變了類型技術的單向發展軌跡，使電信、廣播電視和出版三大產業從各自的專用技術平臺轉向非專用平臺，從窄帶要求轉向寬帶要求，實現了在互聯網信息平臺基礎上的產業融合。④同時，數字技術對表演、廣播、電影、電視、出版及文物保護等傳統技術進行沖擊并融合而成數字表演、數字廣播、數字電影、數字電視、數字出版、數字文物遺產保護等技術，逐步向以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為基礎，具有兼容性和通用性的方向發展，構建了新型的內容產業，從根本屬性上抹平了傳統文化行業分工的技術類型特征。美國斯坦福大學羅蘭德•格林（RolandGreene）教授通過對全球詩歌現狀的調查發現，數字化已經改變了詩歌的定義：“詩歌的媒介載體早已不是印刷物或舞臺表演，而是建構在數字化王國中的媒介手段”⑤。因此，從這一意義上說，信息技術和數字技術的出現及創新發展本身不僅僅是一場技術革命，更是一場社會革命。信息技術和數字技術在重建類型技術范式的過程中，逐步消減了類型技術的階梯性特征。在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身體表演技能、造紙和印刷技術、電子成像技術、數字信息技術形成了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四個遞進階梯。不同的技術類型具有不同的生產和傳播效率，形成不同的文化行業或文化市場結構的“勢能位差”。這種技術類型之間階梯遞進的特征，在文化消費上即體現為審美替代效應，即高一級技術產品對低一級技術產品的消費具有替代性。如電影對戲劇、電視對電影、數字音樂對模擬音樂、電子書對紙質書、網絡音視頻產品對傳統音視頻產品、移動終端對互聯網終端，高技術產品對于低一層級產品具有天然的效率優勢，因而也具有明顯的市場優勢。如果沒有外力介入，高技術行業逐步替代和覆蓋低技術行業將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信息技術和數字技術改變了類型技術的自然邏輯進程，它賦予類型技術新的技術范式，為技術相對落后的文化行業超越類型技術的階梯性特征提供了可能性。如，加拿大太陽馬戲團是一家經營演藝產品的公司，在技術譜系中本身沒有先天的技術優勢，但它借助于信息技術建立了全球資源配置系統和演出營銷系統，這使它發展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演藝公司。據《紐約時報》報道，漫畫出版業在苦苦掙扎多年后，終于找到了自己的救命稻草———進軍移動終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漫畫書通常在報刊亭和書店銷售，隨后逐漸向專營店轉移，此后陷入近30年的蕭條期。2009年，出版商comiXology公司借數字革命（平板電腦和電子閱讀器）的東風吹開了長期籠罩在頭頂上的陰云。從2009年至2013年6月，通過comiXology平臺下載的漫畫數量已達1.8億，其中最近6個月的下載量達8000萬次。comiXology的成功是數字漫畫市場爆發的一個縮影，該領域的交易額已從2011年的2500萬美元攀升至2012年的7000萬美元。數字技術大大改變了漫畫出版業的發展軌道。⑥信息技術和數字技術能夠突破行業壁壘，形成一體化的市場形態要求。信息技術的平臺效應模糊了傳統文化行業系統的邊界，數字信息技術與戲劇表演、音樂、廣播電視電影、出版、文物博物館等實現行業間的深度融合，產生了諸多交叉性、互滲性的“藍海”行業或領域，傳統文化行業之間不再是行業邊界清晰、技術屬性專一、區別性產品競爭的狀態，邊界模糊、技術互滲、產品互補的新業態將使傳統文化行業邊界分割的技術壁壘逐步消減。文化行業體制下的文化市場存在“物理隔絕”，但在虛擬世界中行業壁壘則被打破。數字信息技術世界能夠為各個行業提供共存的“母體”，推動文化市場一體化進程。盡管道格拉斯•諾思認為制度創新決定了技術進步的步伐，但他也承認，技術創新能通過提高市場潛在利潤空間、降低信息成本和組織成本為制度變遷提供動力。數字技術與信息技術所具有的跨越體制鴻溝的力量，使傳統的文化市場管理和企業管理方式失去效率優勢，從而從根本上動搖和消解行業管理制度的合法性，為突破現在的行業壁壘提供體制外渠道。

四、互聯網和大數據時代奠定大文化傳媒行業的技術基礎，構建大文化傳媒行業體現了生產關系對文化生產力的能動性

一般認為，現實的科技結構影響甚至決定國家上層建筑的結構方式，不同的技術基礎會對應不同的制度化表達方式。⑦從文化領域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發展歷程看，基于數字和信息的技術創新對于文化行業、文化市場和文化管理模式的影響超越歷史上任何技術創新，表現為一種質變過程。數字技術與信息技術的平臺技術特征，借助文化生產力的自然發展進程對文化市場的一體化進程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并提供了整合市場進而整合行業的基礎條件。這種文化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體現在生產關系領域，即突破小文化行業的管理方式、重建大文化行業的制度合法性的基礎，推動文化行業的融合創新進程。數字信息技術對演藝、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文物等類型技術的重建，不僅要求進一步完善行業架構技術創新的原有制度安排，而且要求確定一種全新的有利于平臺技術創新的制度結構，這種新型技術管理結構即是超越小文化行業體制的大文化傳媒體制。大文化傳媒體制能夠適應政府與市場關系變化的趨勢。⑧數字技術與信息技術使基于行政性壟斷所形成的障礙逐步瓦解，引起政府與市場之間邊界的移動和淡化。市場一體化力量的擴張與政府管理職能的縮減，瓦解了文化部與文化藝術行業、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與新聞出版廣電行業、國家文物局與文物博物館行業之間的邏輯關系。如國外市場上的“自出版”行為即是明證。“自出版”突破了政府設置的出版體制壁壘，創造出作者直接面對消費者的“P2C”（ServiceProvidertoCon－sumer）模式。統計數字顯示，在電子書閱讀器Kindle上排行前100名的暢銷書中，有28種是作家“自出版”圖書，排名前50名的圖書中，“自出版”圖書也達到11種。⑨“自出版”現象事實上已經超出傳統的行業管理范圍。大文化傳媒體制應當是一種生產效率型體制。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管理經驗可供借鑒。通過東西方比較不難發現，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區別在于，西方社會的“行業”實行以生產主體—市場主體獨立性為基礎的“果型”或“果樹型”聯結方式，中國則實行以行政管理為骨架、直屬文化單位內化于國家行政系統的“樹型”或“樹果型”聯結方式。⑩大文化傳媒行業體制以呼喚大部制為基礎，以生產效率為導向設計管理流程。建立大文化傳媒體制，首先需要將業務相近、管理重疊的多部門合并，建立管理結構上的大文化部制，并用具有大文化觀念的“文化傳媒”話語代替傳統的“文化、廣電、出版、文物”話語。同時按照決策、執行、評價監督三分離的原則，形成有利于資源開放性配置、社會化大系統循環的職能管理流程，規避傳統行政職能分工中常見的“帕金森現象”和“孤島行為”輯訛輥，使政務流轉從繁雜的縱向管理與橫向聯系中優化為深度的內部有機銜接。

五、簡要結論

篇3

［關鍵詞］影視傳媒；藝術；文化娛樂；互動；互補

在中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大關的今天，在人們的精神需求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而高漲的時代，和諧文化已成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特征，也是實現社會和諧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動力。無論是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還是人與人的團結和睦，乃至人自身的心理和諧，都離不開和諧文化的支撐。

影視作品是人學，是人類傳播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反映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傳播是一種社會互動行為，人們通過傳播活動保持著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關系。著名女性主義理論家勞拉?穆爾維曾經指出，“電影提供若干可能的，其一就是“觀看噼”。在有些情況下，看本身就是的源泉，正如相反的形態，被看也是一種。”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新技術迅猛發展，衛星及相關科技設施將世界連為一體，出現市場全球化、生產全球化、財政的全球化和傳播的全球化等諸多相互聯系的現象，其間信息和傳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起著神經網絡中樞的作用。影視作為一種重要的傳播內容，影視作品作為一種最常見的傳播文本，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全球化對我們的娛樂生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主要體現在當代高科技的飛速發展所導致的傳播媒體的更新以及全球化時代人們生活節奏的加快等方面，這樣一來，相對于文學曾經有過自己黃金時代的電影所受到的挑戰就不足為奇了。電影的誕生把一種集閱讀、觀賞和獲得審美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帶到現代人的面前，使一部分非文學專業的讀者、觀眾只需花上一二個小時的時間就讀、看完了一部濃縮了的長達數百頁的文學名著，并且能獲得感官和視覺上的巨大享受。這無疑對文學市場是一個沖擊。但我們切不能忘記另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一部電影的成功有時也可帶來文學原著的暢銷。五六十年代的中外電影《牛虻》、《暴風驟雨》、《林海雪原》、《紅與黑》、《苔絲》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促進了文學原著的走紅。八九十年代根據王朔、蘇童、余華和劉恒的小說改編的電影《頑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陽光燦爛的日子》、《大紅燈籠高高掛》、《活著》和《菊豆》等的走紅或獲獎也促銷了他們所創作的文學原著，并迅速地使他們成為近乎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

電視業的崛起以及其在80年代中國的迅速普及曾一度對中國的電影產生過一定的沖擊，但相當一部分觀眾并不屑于僅在電視熒屏上來欣賞電影，他們仍愿花錢去電影院靜心地欣賞影片。如果該影片的故事情節始自文學原著，他們照樣去書店買來原著仔細通讀。前幾年出現的“《圍城》熱”以及近幾年出現的“三國熱”、“水滸熱”也使得這些文學經典走出了文學的象牙塔，來到普通讀者、觀眾中，從而在某種程度達到了原作者所始料不及的“后啟蒙”效果。這些現象的出現無疑為當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難得的“社會文本”，同時，這也說明，傳播媒介的不同并不能代替人們欣賞藝術的習慣和多種選擇。大眾傳媒并非一定要與經典文化藝術作品形成二元對立。可以說，中國的電影業始終是在風風雨雨中走過了自己的100多年，這其中既有政治風云的變幻，也不乏經濟杠桿的作用，此外還有其它媒體的擠壓因素。直到現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它仍然頑強地存活了下來，并在人們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生活中發揮著其它媒體所無法代替的作用。

中國電影誕生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將面臨的一個問題：中國電影在世紀之交將向何處發展?從近年電影界既引進西方大片，同時又推出自己的大片這一事實來看，前景并不悲觀。“面對世界性的后殖民主義大潮的沖擊，中國電影能否實現必要的自我調整，從而走出這暫時的低谷?對此不少人持懷疑的態度，其理由是商業大潮的沖擊使得一批頗有實力的優秀編導不惜為取悅商界而丟棄藝術家的良知……”在當時的情況下，全球化的進程并沒有波及到中國，中國電影工業所受到的沖擊主要來自西方的電影以及有著更多觀眾和更大市場的電視。但畢竟，全球化的步伐是令人難以預計的，而且這一步伐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而愈加緊湊。曾幾何時，在大眾傳媒業獨領的電視已經感覺到了全球化時代網絡的影響，更何況需要更為精湛的藝術創造、更多的資金投入和更大制作的電影了。因此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新問題便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逼近，電影將發揮何種功能?它能夠在網絡的覆蓋和電視的普及之雙重壓迫下仍然求得一席之地嗎?有人曾就全球化時代的網絡霸權作出這樣的估計，“在網絡時代里，由于人人都可以上網，每個人既是接受者也是傳播者，傳統媒介里的傳播者與接受者的對立將不復存在……在媒介方面包括兩種預測，一是傳統媒介在文化層面上的消失，即網絡里的社會信息文化對傳統媒介里的大眾文化的代替，網絡里的雙向溝通對于傳統媒介里的單向傳播的代替，這是一種實質的消失。二是傳統媒介在物質層面的消失，即現存的報紙、雜志、書籍、電影、廣播、電視等都將基本消失。”這種擔心雖不無道理，但卻未免夸大其詞了。如果情況果真如此的話，首當其沖的恐怕并不是報紙和雜志，因為在網上瀏覽新聞信息還可以令電腦操作者承受，但若要在網上閱讀篇幅較大的文章或學術論文，恐怕就令人難以承受了，人們要么就下載這些資料，要么干脆坐在舒適的沙發上閱讀刊登在制作精美的雜志上的書面文本。而觀賞電影則不同，對于只想知道故事情節或瀏覽風景畫面的普通觀眾來說，在電視上觀看電影或在網上觀看也許更為有趣和簡便，稍稍不滿意就可無情地按下遙控器的鍵或移動鼠標。這樣看來，“電視所受到的沖擊也許更為直接。既然全球化已經對我們的生活和工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那么它引起人們的研究興趣也就是自然的。”人們既可以否定、攻擊全球化，也可以為它歡呼，但是無論人們如何評價全球化，涉及的都是這樣一種強勢理論：以領土來界定的時代形象，曾在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里，在各個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會和科學的想象力，如今這種時代形象正在走向解體。伴隨全球資本主義的是一種文化與政治的全球化過程，它導致人們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圖景所依據的領土社會化和文化知識的制度原則瓦解。如果這樣來理解和詮釋全球化，那么全球化不僅意味著經濟的國際化、集約化、跨國交融和網絡化，它也在更大的程度上開辟了一種社會空間的所謂“三維的”社會圖景，這種社會圖景不以地區、民族國家和領土來界定。至于精神文化產品的生產、全球化現象的出現也不限于某一特定的傳播媒體，因為每一種媒體都有著其它媒體所無法取代的特殊功能，因此對中國電影之未來前景持悲觀的態度至少是短視的。全球化雖然已經直接地影響到了中國的經濟，并或多或少地波及到我們的文化生活，但正如它不能取代各國的民族經濟一樣，它也更無法取代我們的文化娛樂生活。

世界是多彩多姿的，人們對藝術欣賞的要求也是多元的。后現代社會使人們對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多種選擇，同樣，對審美方式和娛樂也有自己的選擇。電影、電視和網絡雖然都屬于傳播媒介，但它們各自的功能有所不同，它們各自只能滿足觀眾、網民某一方面的需要，卻不能彼此取而代之。因此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這三種媒體之間的關系并非全然對立，而是互動和互補。如果就其覆蓋面和影響而言，首先應數網絡，其次是電視，最后才是電影；但就其藝術等級而言，則首先是電影，其次是電視，最后才能數到網絡，因為未經審查和篩選的網上藝術充滿了文化垃圾和低級趣味的東西，它永遠無法登上藝術的殿堂，倒是其中的一些有可能被影視埋沒但確有價值的藝術品將被影視導演和制片人“發現”進而加工成藝術品。

可以肯定,在全球化的時代，電影藝術也和它的同伴――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一樣，不但不會消亡，反而會同時具有更多的高科技制作技術含量和貼近自然的人文精神。

［參考文獻］

[1] 勞拉?穆爾維.《視覺與敘事性電影》.周傳譯，李恒基,楊遠嬰主編.《外國電影理論文壇》.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

[2] 王寧．《后現代主義之后》[M].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8.147.

[3] 朱光烈．《傳統媒體,你別無選擇》[N].北京:中華讀書報，2000-08-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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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網絡傳媒;網絡文化;影響

中圖分類號:G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0)13-0109-01

自從網絡出現,網絡文化即開始出現。最初的網絡文化是將網絡作為文化信息的載體,傳播網絡外的其他文化。而當網民通過網絡的使用,傳播建立各種網上關系,這些關系在很多方面不同于網外關系,從而形成一個不同于網外社會的網絡社會時,網絡文化才以一種單一的文化存在。

一、網絡文化的積極影響

網絡文化改變了人們的教育和學習方式,開闊了人們的視野,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認知和創新潛力,與傳統的教育模式相比,網絡拓寬了人們學習的手段和渠道。

網絡文化拓寬了人們的交往空間,越來越多的人們熱衷于進入網絡世界,同自己有著相同志趣、愛好的人結成一個親密的社區,甚至與遠在地球另一端的好友交談,就像隔壁鄰居一樣親近。

網絡文化緩解了人們的精神壓力,當今社會競爭不斷加劇,生活節奏不斷加快,帶給了人們越來越大的壓力。網絡文化為人們提供了很多新穎、便捷的網上娛樂的途徑。上網休閑成了人們緩解壓力的渠道,人們在工作之余玩玩網絡游戲、看看網絡小說、讀讀國內外新聞等,對于放松心情,緩解工作和生活壓力起到了明顯的作用。

二、網絡文化的負面影響

網絡文化中西方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的滲透,易導致人們政治信念和價值觀念的偏移網絡為西方文化滲透與意識形態入侵提供了便捷手段。

網絡文化帶給人們“自由”和“民主”的同時,帶來更多的是無政府主義的“放任”,不少人缺乏“慎獨”的道德自律,道德觀念漸漸淡化。

網絡泡沫文化的泛濫造成了人們的價值觀的危機.使人們的人生觀和道德觀紊亂,喪失了辨別是非的能力。

網絡黃色文化、網絡暴力文化的肆虐造成了青少年的人性危機。在西方的性解放、性自由思想的侵蝕下,形成了一些人的不健康的性觀念和扭曲的心理。

以“黑客”行為為樂的網絡“黑客”文化的侵襲造成了社會的信任危機。

三、網絡文化的這些積極影響和負面影響形成原因分析

網絡文化的這些積極影響和負面影響是由網絡媒體的特點所形成的。

首先,網絡媒體具有很好的開放性以及很高的信息共享度。它面對的是一個信息的海洋,普通的網絡使用者都可以為互聯網絡提供信息,它承載信息的擴充性是無限的。網絡媒體可以依靠這些寶貴的資源,用“超鏈接”的方式將各方面的信息在允許的范圍內收為己用,這種信息共享無疑大大豐富了網絡媒體的信息量,信息的深度和廣度上都大大增強。這是傳統媒體無法做到的,隨著網絡媒體專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這種優勢體現得也就越明顯。

其次,網絡媒體具有便捷檢索性和互動性,人們在瀏覽互聯網查閱信息時,最直接的好處就是根據自己的需要去主動的查找信息資料,各取所需。

第三,互聯網打破地域的界限,具有極為廣泛的傳播面。“網上無國界”,與互聯網連接的主機都是平等的,無論你來自哪個國家,只要你知道ip地址或域名,都可以訪問任何與互聯網相連的計算機,盡管它在地球的另一半。網絡媒體這種跨地域性是其他媒體無法比擬的優勢。

第四,網絡媒體兼具信息傳播的同步性與異步性。網絡媒體的信息者將信息到網絡服務器上則完成了他的工作,受眾在此后隨時可以上網查詢該項信息,信息的發送與接受過程不需同時進行,這就是所謂的異步性。

第五,網絡媒體還具有的極強的時效性。由于網頁制作的過程相比與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大為簡化,既不像電視要經過編輯播出(直播節目除外)也不像報紙需要排版印刷,只需更新網頁內容即可。而且網頁內容一更新,網頁的訪問者立即可以看到,這中間幾乎沒有時間差。因此,很多大的新聞事件,反應最快的常常是網絡媒體。

第六,網絡媒體是多種信息形式融合在一起的綜合信息傳播方式。依靠先進的計算機技術,web網頁可以包含文字、圖片、聲音、影像視頻數據等多種信息形式,特別是流媒體技術的出現,使邊下載邊收聽、收看的實時傳播成為可能,可以大大節省網絡用戶下載時間,而且使得網絡媒體互動、實時、整合的特征真正在音頻、視頻文件的使用中得到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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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人們的價值取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導致家長對子女成才的愿望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現實生活中，家長望子成龍，希望孩子將來能上名牌大學，穿名牌衣著，開豪車，住豪華別墅，這就導致了很多學生有奢望之心，而民族文化中的優良美德不見了。公交車上的讓座反而成了一種奢望，這是傳統文化的缺失，也是我們傳統文化教育的不足所致。對于傳統文化教育，美術教師要時刻有這種意識，發揮其特有的優勢。在漫畫教學中，要引導學生去創作反映社會不良現象的漫畫。如：在公交車上，站著一個彎背弓腰、搖搖晃晃的老年人，旁邊坐著幾個青年學生，他們談笑風生。這樣一老一少，一站一坐，形成鮮明的對比。通過對此畫的講評，引導學生尊老愛幼，弘揚傳統美德。在《裝飾設計》教學中，鼓勵學生變廢為寶，利用廢舊的光盤、報紙、草帽以及破舊的毛衣，發揮學生們的想象力，制作成各樣的小裝飾品，提高同學們保護環境和勤儉節約的意識。在課下，組織課外活動，成立書法和中國畫活動小組，定期舉辦書畫講座、書畫大賽。把這些活動真正落到實處，不應付，不走過場。

2.踐行傳統文化，感受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民族傳統文化中，書法、中國畫、中國結和陶瓷藝術是最有代表性的傳統文化，培養學生的動手和制作能力非常重要，他們可以非常直觀的融入其中，感受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就拿中國畫來講，首先要懂得欣賞中國畫。在教學中，利用作品的創作背景、反映的內容來教育學生，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如：徐悲鴻1937年創作的《風雨雞鳴圖》，畫面表現了一只站在巖石上的雄雞，激昂地高聲鳴叫，畫家喻意喚起人民趕快覺醒，加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表達了畫家對祖國的深情、對正義的伸張、對光明的向往。其次，要有條理地進行筆墨練習。中國畫墨色的干、濕、濃、淡構成水墨淋漓的情趣世界，使學生在這種變化中得到無窮的樂趣，這對學生是一種美的啟迪、情操的陶冶。學生開始練習時，用毛筆沾水、沾墨、沾色，使水、墨、色在宣紙上自然交融，再用長短粗細不同的筆觸，產生奇特的韻味，使學生在無意之中學到中國畫的筆墨技法。踐行傳統文化，還要潛移默化去引導學生。如：假期組織學生去游覽遍布中華大地的人文古跡；去陶瓷之都體驗陶瓷制作的神奇和各式藝術品的精妙等。

3.尋找生活中民族傳統文化的元素，樹立堅定的民族審美信心

隨著偉大祖國日益強盛，我們以更包容的姿態去容納各國的文化，以更大的胸懷去迎接世界賓客的到來，而中國的形象和中國的元素更是現在人們所喜聞樂見的。中國傳統文化之美體現在諸多方面，如：長城、故宮、唐裝等。如何讓我們的民族傳統文化得以傳承發揚，傳播世界，這是我們每一個中華兒女義不容辭的責任。作為美術教育工作者，走在教育第一線更是責無旁貸。我們要在生活中尋找民族傳統文化元素，將其融入教材，拉進課堂，通過生動立體的教學形式，讓每一個學生樹立堅定的民族審美信心。如在《民族風服裝設計》的教學中，如何將中國元素巧妙運用到服裝設計上，如面料選取絲綢、錦緞、麻、藍印花棉布等；款式選取中山裝、旗袍、立領、斜襟、對襟等；圖案選取牡丹花、團花、纏枝花、龍鳳和漢字等裝飾紋樣；顏色選取大紅、大綠、明黃、藍等色彩艷麗的民族色彩；工藝選取鑲、嵌、滾、盤、繡等中式工藝。將這些中國元素，哪怕一點點元素巧妙地結合在現代的服飾中，形成最炫民族風。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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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從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美學思想的倫理性特點、“比德”理論、倫理判斷影響審美判斷三方面入手簡析了中國傳統審美文化的倫理性特點，并指出中國社會長期處于宗法社會以及儒家思想的促進作用是形成中國傳統審美文化倫理性特點的原因。

一、中國傳統審美文化的倫理性特點

中國的傳統文化發展到今天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歷史，悠久博大的文化傳承至今沒有出現中斷，這在世界幾大文明古國中是唯一的奇跡。在這深厚的歷史積淀中，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學特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點，而審美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現出這一特征。

(一)以孔予為代表的儒家美學思想的倫理性

這一點在藝術還沒有完全自覺的時代表現得很突出，尤其是強調倫理綱常的儒家學說更是如此，它既是這一特征的表現，也是推動傳統審美倫理性特點形成的思想動力。《論語》中孔子關于美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

在“美”與“善”的關系上，孔子曾說：“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論語·顏淵篇》)可見在孔子之時，“美”與“善”還存在著互換使用的現象，又如子張問孑L子“何謂五美”，孔子答日：“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談，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論語·堯日篇》)直陳出五種德行。但這并非意味著孔子對“美”和“善”的使用是沒有分別的，比如孔子評論《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評論《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篇)，足見二者不同。然而這也不能說明孔子已經具有了獨立自覺的美學標準，《韶》或《武》都是古樂舞，以藝術自覺的眼光來看，這當然是屬于藝術表演，但在那個藝術沒有獨立和自覺的時代，同樣的欣賞活動就不純然是審美活動了。故而孔子在對樂舞進行鑒賞評論時，在總體把握上就不會采取單純的美學尺度。對《韶》、《武》的評價來看，孔子無疑是認為《韶》要優于《武》的，原因就在于“盡善”與否。舜有德，堯把位置禪讓給他，《韶》樂和贊美舜有關，而《武》所贊美的武王，是以武力取得了政權，孔子對于這一點不甚認可，認為其“未盡善”，可見倫理標準在孔子對樂舞欣賞的判斷中起了多大作用!

在類似于“形式”與“內容”關系的“文”“質”關系和“言”“德”關系上，孔子認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篇》)，雖然看起來是將“文”“質”同等看待了，但“文質彬彬”所成就的是“君子”，仍然是從倫理學著眼的。又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語·憲問篇》)，在這一句中，孔子把德行和一個人的言辭用必然關系相聯系，結合他“巧言令色，鮮矣仁”、“惡利口之覆家邦者”等等其他語錄可以看得出，他真正看重的還是德行。

而在對待《詩》和“樂”上，孔子首先著眼的是它們的道德教化作用。“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篇》)、“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篇》)都體現了這一點。《陽貨篇》有言：“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可見孔子認為“樂”不僅僅只是敲敲鐘鼓弄出樂音這么一個簡單的形式，而是因為它蘊含的思想能給人熏陶，能陶冶人心，凈化風俗。所以孔子說：“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篇》)

(二)將物比人的“比德”思想

將自然萬物的美與人的美德相聯系，也是傳統審美文化的一大倫理性特點。在《詩經》中已有體現，比如《小雅·白駒》：“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以“皎皎白駒”比擬隱逸林中的高潔之士。《秦風·小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以玉的溫潤比擬君子品格寬和。在《論語·雍也》中則有“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將山之穩重不遷比仁者寬厚的胸懷安靜的性情，將水之靈動不拘比智者敏捷的思維好動的性情。屈原的《離騷》以佩飾香草比喻個人的美德和多才多藝：“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以草木凋零、美人將暮比擬報國的衷情和焦慮：“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而他的《桔頌》則以桔樹比擬其高潔的情懷和獨立不羈的精神，“后皇嘉樹，桔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固深難徙，更壹志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如此發展下去，后世把梅蘭竹菊稱為“四君子”，成為歷代文人墨客吟哦賦詩、揮灑作畫的經典對象。宋代周敦頤的《愛蓮說》是“比德”影響創作的極好例證：“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

(三)倫理判斷影響審美判斷

傳統審美文化的倫理性特點還表現在對藝術作品進行審美判斷的時候，往往會受到倫理判斷的影響，甚至倫理判斷還會起到第一位的決定作用。

典型的例子就是“因人廢字”。司馬光《治通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很多人認為把人品低下的書家的書法作品收藏家中，等于收藏了邪惡之氣，不僅玷污了家風，也有損于自己的人品。因此，奸臣蔡京、秦檜、嚴蒿等雖堪稱書法大家，但他們的書法作品留傳下來的卻極少。書法史上有“蘇黃米蔡”的“宋四家”之說，前三位均無疑問，唯獨“蔡”，有人認為是蔡襄，有人認為是蔡京。最早對宋四家進行解釋的應當是明初的王紱，他在《書畫傳習錄》中提到宋四家的“蔡”是指蔡京，而后人因為蔡京是宋徽宗一朝的奸臣，遂以蔡襄代之。

宋徽宗的“瘦金體”，從藝術上來看，橫畫收筆帶鉤，豎畫收筆帶點，撇如匕首，捺如切刀，每筆的尾鉤都異常銳利、力透紙背，體現出宋徽宗極高的藝術天賦，然而因為徽宗朝奸相輔政，宦官掌兵，徽宗本人又貪戀女色等等原因，竟使得“瘦金體”落有“柔媚輕浮”、“鋒芒畢露”的評語。

二．傳統審美文化倫理性特點的成因

如果將“美”字進行字源考察，就會發現中國傳統審美文化從萌芽時期就與實用性有著關聯，不論是“羊大為美”還是“羊人為美”，都有著很強的實用性意味。《說文解字》云：“美，甘也。從羊，從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宋代徐鉉補注《說文》日：“羊大則美，故從大。”也就是說羊的體肥毛密不僅體現著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在味覺上給人以肥美味甘的味覺感受。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美”字都是由上邊的“羊”和下邊的“人”組成，在甲骨文中，“大”訓“人”，漢字的造字是有比類取象原則的，在羊的下部畫上“大”象，有一種促進羊繁殖生長的巫術意味。審美最初與實用相聯系并不難理解，但中國傳統審美文化又是因何逐步表現出倫理性特點的呢?筆者分析可能與以下兩點原因有關：超級秘書網

(一)長期處于宗法社會

人類社會的發展軌跡，大體上都是由氏族血緣政治向文明地緣政治進化。

(二)儒家倫理思想的熏陶

前邊已經提到，一種思想既是其文化土壤特征的反映，又在相當程度上推動文化特征的發展。儒家思想誕生于宗法制的文化背景下，而且又是主張維護這種文化秩序的。由于學說本身的強大生命力，在統治者的扶植下，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常主張，“三綱五常”的秩序規則，一步步地形成深厚的文化積淀，最終形成了家國同構的社會現實和忠孝一體的倫理觀念。

篇7

【關鍵詞】傳媒；話語；生產；控制

按照斯諾的觀點，公眾往往接受媒體所呈現的社會現實，因此當代文化實際上就成了傳媒文化，而傳媒文化可以說是通過傳媒話語生產與控制而形成的。傳媒話語生產與控制作為文化生產的一種重要形式，它與其他形式的話語如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宗教、科學、文學藝術等有密切關系，同時又具有不同于其他話語生產方式的特征。

一、關于話語

話語是目前文化與傳媒研究中出現頻率甚高的一個詞。傳統上，話語研究的主要領域是修辭學和詩學，主要研究演講和文學藝術，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隨著印刷媒介和電子媒介的傳播方式超越人際交流，話語概念及含義有了很大變化，其表現在，一是超越了對話語的工具性認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辭學代表人物美國人肯尼斯·博克認為人是象征性地對環境做出反應，語言不僅導致行動而且建構我們的現實。這種話語觀，使“新修辭學將視角從傳統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語為主的象征流活動，推動了修辭學向現代傳播學的演變，這一演變過程與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相呼應。”這里所謂西方后現代思潮表現在包括上世紀中葉以來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美學、文學藝術等諸多文化領域。

在對話語的認識上，西方及其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以意識形態批評為中心)，索緒爾、羅蘭·巴特的符號學(以語言、文本為中心)以及后現代各種文化理論形成匯流，使話語成為當代文化與傳媒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話語理論為當代文化研究和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后現代的視角。西方者葛蘭西較早從意識形態斗爭的角度涉及話語及話語權的問題，他認為，“社會集團的領導作用表現在兩種形式中——在統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領導’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現為上層建筑的國家機器，后一種形式則體現為文化領導權或曰話語權。突破了基礎——上層建筑二元結構的意識形態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礎。羅蘭·巴特則認為在符號學的跨語言研究領域，其研究材料將時而是神話、敘事、報刊文章，時而是我們的文明產物，只要它們被言說出來，如新聞報道、說明書、采訪談話，甚至屬于幻想類型的內心語言。后現代思想家福柯進一步指出，人類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話語”而獲得的，任何脫離“話語”的事物都不存在，人與世界的關系是一種話語關系，“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于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葛蘭西的“領導權”、福柯的“權力話語”、哈貝馬斯的“合法化”、羅蘭·巴特的“泛符號化”、鮑德里亞“仿像”等思想極大地豐富了話語理論，為研究媒介話語提供了理論基礎。

二、傳媒話語生產

波林·羅斯諾在《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一書中給“話語”下的定義是“所有被書寫、被言說的東西，所有引起對話或交談的東西。”RonScollon在《MediatedDiscourseAsSocioalinteraction》一書中談到媒介話語術語使用的三個層面：一是指大眾傳媒話語即報紙、雜志、期刊、電視、電影話語；二是指以電腦為媒介的網絡話語；三是指最為廣泛意義上的公共和日常話語，其媒介如信件、筆記、備忘錄，以及更多技術媒介如話筒、電話、電腦甚至英語、漢語，或說寫和符號語言傳播模式。本文將在第一層概念上討論傳媒話語。

傳媒作用于受眾的一切都是通過話語形式進行的，無論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圖像，各種新聞、電影、電視劇、廣告、脫口秀等話語方式組成了一個幾乎無所不包的話語世界。其中存有兩重話語關系，即傳媒和現實的話語關系，體現為生產、共謀與替代；傳媒與受眾的話語關系，體現為消費或使用與滿足。

1.傳媒話語與文化生產

斯圖亞特·霍爾指出信息傳播應該通過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再生產這一“主導的復雜結構”來考察信息傳播過程，其傳播實踐對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組織起來并以符號載體的形式出現的各種意義和信息，它們像任何形式的傳播或語言一樣，在一種話語的語義鏈范圍之內通過符碼的運作而組織起來，其產品以“話語”形式流通。雖然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電視話語生產，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傳媒話語生產的普遍意義。

約翰·費斯克提出的文化經濟概念認為，文化經濟的流通是意義和的傳播而非貨幣的周轉，“在這種文化經濟中，原來的商品(無論是電視節目還是牛仔褲)變成了一個文本，一種具有潛在意義和的話語結構，這一話語結構形成了大眾文化的重要資源。”

傳媒營造了一個巨大的話語場(布爾迪厄所謂的“新聞場”，或話語生產平臺，它容納并呈現政治、經濟、科學、宗教、道德、文學、藝術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種話語形式，根據自己的意圖與模式給予改造，通過轉換、移植、膨化、過濾等方式對這些話語進行再組織。在這個話語生產場中，市場與商業需要構成了生產的巨大動力，消費主義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其運行機制則是由政治、經濟及文化等規范結構所決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數傳媒聲稱自己代表正義、公開、公正、傳播真理。然而，這一陳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話語也許更為切實。傳媒熱衷于在一切領域發言并施加影響，只要它認為有這種必要。傳媒話語生產建構了一個大眾文化疆域，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傳統的國家、政治地理范疇以及社會范疇。湯林森指出，“大眾媒介正以平穩而快速的步調擴張其技術能力，在西方社會當中，它們對于公私領域的生活、夾其滲透、報道及再現的能力，已經具備非凡的影響效果”，這里所說的能力就是話語生產能力。

2.話語和話語方式

話語和話語方式的關系實質上就是說什么和怎么說的問題。按后現代主義的文本中心論，“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經歷，一場戰爭，一次革命，一次政黨集會選舉，人際關系，度假、理發、購車、謀職等等，都是一個文本，甚至演說也具文本地位(一個口頭文本)。”因此，某種程度上傳媒話語就是對各種文本的解讀和闡釋，其解讀和闡釋方式決定了話語方式。以“新式新聞”(theNewNews)的出現為例，作為一種新的新聞話語方式，它產生于1992年美國總統選舉，從形式上看“是一個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萊塢電影和電視電影，部分是流行音樂和流行藝術，它將流行文化和名人雜志混和起來，使小報式的電視節目、有線電視和家庭錄像互相結合”，具有明顯的后現代特征。當代傳媒話語和話語方式表明：(1)傳媒話語生產由現代性背景下的“生產性”轉向后現代背景下的“消費性”，消費主義成為資本主義文化條件下的意識形態，支配著傳媒話語生產；(2)傳媒話語需要對其他非傳媒話語形式進行再組織以符合大眾傳播的模式和意圖；(3)傳媒話語生產作為意義生產，隱含著復雜的社會關系，沒有絕對的任意性；(4)媒體擁有話語生產的巨大資源與權力，公眾通過順從或抵制對話語生產的權力關系產生影響。根據約翰·費斯克的觀點，大眾可“權且利用”(makingdo)其話語形式，創造性的、有識別力地使用資本主義提供的資源，從而使大眾文化成為自己的文化。

3.“話題”與話語開放

在消費主義支配下，傳媒樂此不疲地尋找話題，把大眾吸引到傳媒營造的話語圈里。在電視可能是街頭采訪，或主持人組織的名人與普通人共同參與談話節目；在報紙，則是大眾被邀請在已設計好的話題下討論，或者以熱線筆錄的形式，或者以筆談等形式進行。這似乎是通過話題策劃與公眾參與促進話語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的專家人物(布爾迪厄把適應這種話語活動的人稱為“fast-thinkers”)邀請入新聞場共同進行話語生產，這種方式更多出自商業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換言之就是為了促進公眾的話語消費。由此產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產品”又是媒介話語的生產者，扮演著雙重角色。

針對這一現象，布爾迪厄指出，一個文化生產者越自主，專業資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競爭對手就沒有別的顧客的市場，那他就越傾向于抵抗；與之相反，越把自己的產品投向大生產的市場(如隨筆作家記者、循規蹈矩的小說家等)就越傾向于與外部權力，如國家、教會，黨派和今天的新聞業及電視等合作，屈從于它們的要求或指揮。⑿用他的話說，這些“電視‘快思手’，記者史學家，辭典編纂家或靠錄音機對當代思想進行總結的人，都毫無顧忌地利用社會學——或他們理解的社會學——以在知識場四處出擊，發動獨特意義的‘’”，他們的目的不是生產而是再生產。布爾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緊張關系，揭示了傳媒話語生產的內部矛盾。

話題與話語開放表明：(1)話題與話語開放是傳媒話語生產的重要形式，話題與話語開放極大地促進了話語生產；(2)話題與話語開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進話語消費，增加收視率或發行率；(3)話題與話語開放促進了傳媒對日常生活的影響與滲透，形成以消費主義為語境的話語狂歡。例如，“納米技術”本是科學場的話語，但一經被傳媒話語化后，就制造了令公眾神往的幻象。在科學界宣稱破解了人類基因密碼后，傳媒就又借此大做關于人類壽命極限的文章，推論說(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歲。大到世界政治、經濟、戰爭、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時尚、消費等，傳媒不停地設計、調整欄目，版面，不停地尋找、發掘話題。面對這一切，人們常常六神無主。比如關于“健康”，傳媒給我們許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亂的，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永遠關注這個話題。在這種話語世界中，大眾接觸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現實。

4.作為一種話語形式的“廣告”

加拿大學者加漢姆認為，“應該首先將大眾媒體視為實體，它具有兩重性：一是通過媒介商品的生產與交換，直接發揮生產剩余經濟的作用；二是通過廣告，在其他商品生產部門中間接發揮創造剩余價值的作用”⒁。廣告使消費主義無所不在，是傳媒的又一重要的話語形式。(1)廣告話語具有功能和文化意義，所謂功能是指其促進銷售的作用，所謂意義是指它是通過態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響公眾；(2)廣告話語的文化意義使廣告在空間和時間上得以遷延并影響著日常生活方式。(3)廣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話語意義的掩護與隱藏下完成。布爾迪厄指出，新聞場機制是按市場要求，通過記者對司法場、文學場、藝術場、科學場等各種文化生產領域施加影響。這決定了傳媒話語可能的泛廣告化語境。如電視開辟了“讀書時間”，但這個“時間”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僅由“排行榜”、“讀者最喜歡”等話語就可明白，這個話語場可供出售。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廣告而非知識。電視或報紙開設汽車、時裝、保健、家居生活等欄目、版面，充滿誘惑的圖像和說服性文本使生活審美化，其真實目的則是消費，新聞、廣告、藝術、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們很難通過話語形式把它們分別開，惟一的區別就是看這些文本或圖像的刊載、播出是否收費。盡管一般來說，有關法律如廣告法，試圖限制新聞性話語與廣告性話語的混合，但操作上卻較困難。廣告主也樂意利用記者的權威或新聞性話語的信任，當你閱讀了一段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它充滿了對于健康的關懷和嚴肅的科學理論，但最后進入你眼簾的卻是藥品推銷商、醫院或健身器材銷售商的地址。不管公眾是否樂意，他們只得接受這種話語和話語方式，抵制與反抗是十分困難的。傳媒自身也需要這種廣告性話語形式，比如，它定期向公眾收視率、“發行量”等信息，或評選觀眾、讀者最喜歡的節目與欄目，或公布讀者來信，表揚或者批評等，是推銷自己。國內一家報紙就曾以“一個城市和城市的思想”為自己作廣告，聲稱自己是“深受管理層和收入較高層讀者喜愛的報紙”來推銷自己。

三、傳媒話語生產的控制

在媒介社會，似乎傳媒具有空前的話語生產的權力和自主性，但實際上，傳媒話語生產中的主體僅具有非完全的自主性。福柯的話語理論認為，話語是受內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體控制的，其理論也適用于對傳媒話語生產的認識。傳媒話語生產具有明顯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過“排除原則”中的“禁止”、“區別和拒斥”以及真與假的對立而體現出來，暗合了所謂說什么、怎樣說、為什么說。比如極權社會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話語都有嚴格的禁忌范圍，傳媒可以用“新聞價值”等標準對話語進行“區別和拒斥”，無新聞價值的話題往往被排出在傳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類文化史或文明史創造的一種信念標準，在傳媒話語生產中，這個標準可以理解為“真實”、“事實”，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義。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或前現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視傳媒，很多人親身投入傳媒話語生產工作，以此作為啟發民智、宣傳革命或改良社會的重要手段。

傳媒話語與具有嚴格學科性話語的區別在于，前者是生產出來，后者是建構出現的(比如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話語)。另一個區別在于傳媒話語對所有人開放，任何人都可以對各類報道或節目發表自己的看法。而學科性話語只對部分人開放。

傳媒話語生產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法律因素：美國是所謂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十分強調言論自由，但這種言論自由包括傳媒的話語生產自由，也得受“明顯而即刻危險”的法律原則限制。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有關于言論自由包括傳媒話語生產自由的法律和規范。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對傳媒話語的生產與操縱是明顯甚至直接的，因為傳媒本身在現代社會里就是一種政治力量(有些獨立，有些不獨立)。在西方國家，傳媒號稱三權之外的“第四權力”。各種政治力量都力求通過傳媒話語來顯示自己的存在并施加影響。因此，我們看到，政治人物成為傳媒的常客，他們頻頻在電視上亮相并發表演講，以求獲得公眾的好感和支持。傳媒的某些“提法”也往往受到政府的密切關注甚至控制。

3.社會因素：存在于一定社會中的各類組織，包括宗教組織、工會組織、女權組織、少數族裔組織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間社團都試圖利用各種方式對傳媒話語生產施加影響，有的甚至通過自己主辦雜志、電臺、報紙、電視臺等來維護自己的話語權。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話語控制的一個復雜因素，它包括宗教觀念，道德、倫理、審美、及風俗習慣等。譬如在前阿富汗，拒絕電視機、收錄機等傳播工具，聲稱《古蘭經》是他們惟一的法律，宗教話語占有絕對地位和控制權。道德因素則主要通過公眾的態度、情感及輿論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傳媒在傳播文化的同時又對地方文化和邊緣文化進行消解，反應出傳媒話語生產的文化矛盾。因此，通過傳媒話語場可以發現，各種話語或文化形式間進行著影響、滲透、控制與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傳媒話語生產的危機。

5.專業因素：這里所謂專業因素，是指傳媒用自己的一套話語生產標準來進行話語控制，比如新聞傳播觀念、價值理念等，當然也包括傳媒話語吸引力、沖擊力等這類打動讀者觀眾的策略要求。一個高水平的學科話語建構者，不一定適合傳媒話語的生產，凡不符合專業或職業標準的傳媒話語生產者，都要通過實踐訓練來達到要求。

結語

中國自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以來，傳媒話語逐漸擺脫了泛政治化傾向。在強調政治和意識形態原則的同時，隨著經濟的市場化，傳媒話語也反映了“消費性”特征。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和傳媒新技術的發展導致世界文化交流進一步擴大和加強，中國的傳媒話語生產在各領域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全球化傾向，話語交流(盡管不平衡)的頻度進一步增加。受西方社會影響的大眾文化的迅速發展，也導致了一定程度的話語生產的不平衡，有關大眾文化的報道或話語形式受消費主義影響，出現了過度膨脹的態勢。另一方面，發展主義的思想，仍然是傳媒話語生產的主流，GDP、人均收入，城市、地區建設以及各類有關數據不斷見之傳媒，對發達、富裕，民主、理性社會的向往，使傳媒話語生產成為現代觀念的鏡像。在國內地區及城市發展競爭中，也出現了通過對媒介事件的控制，如爭取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重大活動的主辦權等，力圖贏得話語強勢的現象，諸如“全國第一”、“西部最大”、“制高點”“最先進”等話語成為傳媒熱點，由此產生的傳媒話語競爭甚至成為地區矛盾的微妙因素之一。總之，從話語生產角度審視傳媒話語或新聞場，把握傳媒話語的生產與控制的特征及規律，具有一定啟發意義，有助于我們深化對傳媒文化的研究。

參考文獻：

⑴戴安娜·克蘭：《文化生產：傳媒與都市藝術》，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

⑵常昌富：《二十世紀修辭學概述》，《當代西方話語修辭學：演講與話語批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頁。

⑶葛蘭西：《獄中雜記》，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頁。

篇8

“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的根本精神，也是傳統審美思想的基本精神。“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在這一觀念上，道家表現得十分突出，老子提出：“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這是天、地、人都以自然為最高準則，最終在效法道和自然的基礎上實現的“天人合一”。莊子在此基礎上也明確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③“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故至人無為，大圣不作，觀天地之謂也。”④到了唐初，著名道士成玄英直接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來談：“夫人倫萬物，莫不愛自然，愛及自然，是以人天不二，萬物混同。”⑤明確強調人要順應自然之道，尊重大自然的客觀規律，要“隨造化之物情，順自然之本性”。⑥這種“天人合一”的觀念把人與自然、人與環境之間的生態審美關系放在了重要位置，從人、天之間的互相感發、互相影響出發，審視和探討了人與自然、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這種獨具民族特色的“天人合一”自然觀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藝術影響巨大，使從古到今的文人、藝術家在與自然的交流及融合中感受美，體驗美，并抒寫自己的情懷，這種崇尚自然、寄情山水的審美傳統對現代動畫藝術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早期動畫片《夾子救鹿》（1985年）取材于佛經“舍身救鹿”的傳說，具有敦煌壁畫的形式風格。動畫片塑造了一位心地善良、與動物親密無間的少年形象，處處彰顯著對自然萬物的歌頌，傳達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天地萬物息息相通的思想。⑦由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出品的水墨動畫《山水情》（1988年）猶如一首充滿了中國傳統審美意蘊的古詩詞，堪稱中國民族動畫的典范之作。該片講述了一位老琴師與一個漁家少年結為師徒的故事，老琴師在最初的教彈之后，便讓少年在大自然中體會、感悟、審美，以抽象的情節表達了人與山水、人與自然融合的喜悅。整部作品沒有對白，以悠揚的葉笛聲、幽深的古琴聲配合水墨的濃淡與虛實，讓人陶醉，深刻感受到自然之壯闊秀美。該片運用中國式隱喻，利用詩畫般的自然景物，道法自然，具有空靈悠遠的意境，對人的性情、品格進行陶冶，譜寫出一曲人與自然水融的優美樂章，闡明了天、地、人三者的和諧統一，將“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體現得淋漓盡致。又如在動畫系列片《熊出沒》（2013年）中，主人公“熊大”“熊二”竭盡全力保衛森林，與伐木工“光頭強”斗智斗勇，上演了一個個搞笑有趣的故事，讓小朋友們十分喜歡，也令成年觀眾津津樂道。雖然該片在暴力情節方面遭受詬病，但它以“保護自然環境”為特色主題，具有濃郁的生態意識，對今天的生態環境建設有積極作用，該片也榮獲了全國綠色生態動漫作品展“最受觀眾喜愛動畫片”獎。這些動畫片中所展現的富有生命情調的“自然”之美，對大自然生命力的追求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思想等，正是中國傳統審美思想中“天人合一”自然觀的集中表現。

二、“美善相樂”的倫理觀

中國傳統審美思想非常強調“美”與“善”的統一，其形成與儒家的禮樂文化直接相關。以“樂”為最高境界的情感體驗必須和“誠”“仁”結合起來，也就是把真、善、美統一起來，這種集倫理與美學于一體的對“樂”的體驗是儒家美學思想的根本特點。孔子在《論語八侑》中談論韶樂和武樂，就涉及“美”和“善”的關系問題：“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⑧在孔子看來，韶樂不僅符合音樂形式美的要求，而且符合道德的內容要求，是盡善又盡美的音樂典范；而武樂只有美的形式卻無善的內容，不能稱為完美的音樂。在這里，孔子實際上提出了審美標準的問題，即任何形式的美都必須以倫理道德內容為標準，必須與善的內容相結合，“盡善盡美”就是要求“美”與“善”高度融合統一的審美原則。儒家另一個代表人物荀子從人心理情感的需要出發，主張“美”“善”結合，《荀子樂論》曰：“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⑨只有“美”“善”互相作用，和諧統一，才能給人以審美愉悅及改善思想的雙重作用。因而，“美善相樂”表達了情感與倫理、審美與道德相一致的境界，也肯定了藝術所特有之陶冶情操、凈化心靈進而影響社會風俗的功能。以“善”為“美”、“美”“善”統一是中國古典美學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國傳統審美思想的突出特征。以弘揚民族精神、歌頌優秀道德品質為主旨的動畫藝術作品能讓觀眾在觀看過程中產生一種“善”的情，這樣的作品可以極大地促進觀眾對高尚審美情操的認同，有利于人們不斷提升自我，增強社會道德責任感。如國產動畫片《九色鹿》（1981年）取材于敦煌莫高窟第257窟中壁畫《鹿王本生》的故事，主要講述一只九色鹿王冒險救了一名快要淹死的落水者，但反被此人出賣，最終忘恩負義的落水者自取滅亡。在藝術形式上，該片采用了敦煌壁畫的造型特征、色彩體系與繪畫風格。動畫片描寫了九色鹿的神圣、善良、勇敢和落水人的背信棄義，將善與惡、美與丑進行對比，使正義美好的形象得到加強，反映了大眾懲惡揚善的愿望以及對“美”“善”的追求。該片的價值和魅力在于將佛經故事的精神元素進行了寓意表達，并蘊含豐富的中華民族精神和傳統審美思想。根據《聊齋故事》改編的國產木偶動畫片《嶗山道士》（1981年）則講述了一個以道教神話為題材的寓言故事，該片將木偶藝術與中國山水畫的背景相結合，立體與平面虛實相宜，意境悠遠。此片故事情節簡單諧趣，卻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道教的倫理觀念，教導人們不可心存邪念，要自覺遵守倫理道德，以“善”為“美”，發揮著對人類心靈的塑造功能。美國迪斯尼動畫片《花木蘭》（1998年）整體風格借鑒了中國畫的一些技法，工筆水墨相結合，頗富東方韻味。動畫片在內容上選用了中國北朝民歌《木蘭辭》中花木蘭代父從軍的傳奇故事，更重要的是抓住了中國傳統審美思想中“美善相樂”的倫理思想，即以“善”為“美”、忠孝兩全、勇字當先，從而將中國的傳統美德與倫理意識一展無遺，使該片深入人心，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通過此類優秀的動畫作品，人們得到藝術熏陶和思想道德的教育，為現代德育開拓了新的領域和方法，起到了寓教于樂的作用，這正是用“美”的藝術作品引起“善”的道德行為，此之謂“美善相樂”。

三、“意象之美”的文藝觀

意象是中國傳統美學的核心范疇之一。《周易》最早提出“意”與“象”的概念，構筑了意象理論的雛形。《系辭上傳》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⑩這里強調意象符號豐富的象征功能，可傳達語言不能表述的內容，給了美學與藝術以重要啟示：以形象來反映藝術，更能盡意。《系辭下傳》對此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討：“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即《易經》每卦所述的名稱雖細小，但它所概括的事物卻很多，它無所不談卻又隱晦，話語曲折但極為中肯，用意深遠。這段話用來談論藝術同樣合適。首先，每個藝術形象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概括性，可以小見大，以個別見一般；其次，藝術形象的外在形式應鮮明生動，極富感觀誘惑力；最后，藝術形象的內涵應深邃豐富，在隱晦、含蓄中給人留下無限想象。《周易》將意與象相聯系、相統一的美學觀奠定了“意象”美學論基礎，極大地拓展了中國古代的藝術美學思想，如“比興”“興象”“氣韻”“意境”等美學概念都是建立在“意象”理論基礎上的。關于藝術作品中的“意象”，陳望衡先生在《中國古典美學史》一書中有較為準確的解釋：意象的基本要素是“象”與“意”。“象”包括物象、心象，二者相互聯系。心象是物象的反映，物象是心象的基礎。“意”包括“理”與“心”。“理”指物理，是客觀事物的規律；“心”指心理，包括思想和情感。“意”與“象”的關系既體現事物現象與本質的關系，又體現出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因此，“意象之美”的文藝觀就是將審美心境中一切抽象的概念、觀念、哲理、情感等轉化為感性形式，不僅反映相關物的外部形態，而且還包含心理投射和主觀體驗，既可以表現為富于情感的形象塑造和生動的神韻刻畫，也可以抒發創作者的主觀情感與審美理想。中國傳統審美思想中“意象之美”的文藝觀在很多藝術形式中都有所體現，如中國獨有的水墨動畫通過意象性的表現過程與寫意性的藝術手法，利用墨色的渲染和濃淡變化而呈現出畫面的自由靈動、虛實相生，創造出無限的意境，使作品在表現主題思想和故事情節時具有審美深度，是民族文化特性的鮮明體現。“動作的意象化是中國動畫的獨到之處，這植根于中國傳統藝術中常常通過一招一式、一點一線表現生活對象的神、形、氣，追求象外之意的美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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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國畫藝術，現實主義

 

從現有史料來看，我國國畫藝術已有七千年發展歷史。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中國畫形成了與世界上其他畫種顯然不同的藝術特征。

從繪畫材料工具到表現方法與藝術技巧，與西方藝術相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國人民之中 ，為中國人民所喜聞樂見。就是西方人也對中國過去的藝術贊嘆不已。它有著極其豐富的經驗，極其高超技藝，具有西方藝術不能具有的特有的藝術魅力，成為人類藝術寶庫的寶貴財富。一個時期以來，我國美術界的某些人在認為“傳統中國畫正面臨著走向死亡的必然命運”①的同時，異口同聲地提出了全盤西化的主張美術論文，時至今天，中國畫仍然放射出燦爛的光輝，應隨著時代的推進，發展到更高更新階段，為發展人類的藝術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現實主義②是藝術發展的客觀規律。這是十九世紀杰出的現實主義藝術家庫爾貝提出來的。其實，現實主義早已存在人類藝術的發展過程之中。它隨著時展而發展，促進了人類藝術事業的不斷發展，不斷前進論文開題報告。西方是這樣，東方也是這樣。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達.芬奇、米開朗基諾、納斐爾，十九世紀的庫爾貝、米勒、羅丹等都是現實主義的藝術大師。

在中國畫史上，現實主義的藝術思想和創作方法也得到了充分體現。

六朝時期的顧愷之、唐代的吳道子都是當時的現實主義的杰出代表。在山水畫方面體現得更為突出，在唐以前，山水畫尚處在萌芽初創時期，唐代以后經歷了六次大的變革。到大小李是第一次變革，到荊關董巨是第二次變革，到李成范寬是第三次變革，到劉李馬夏是第四次變革，到大疵、黃鶴是第五次變革，到石濤是第六次變革，經過六次大的變革，現實主義在山水畫領域得到了更大發展。在花鳥畫方面，從徐渭、山人以后，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也得到較大的發展。

在理論方面美術論文，現實主義思想更有重大發展，而且比西方早得多。在東晉時期，顧愷之就在過去注重寫實的基礎上提出了“以形寫神”，“形神兼備”③的觀點。他認為在人物畫方面，不但要形似，而且要寫出人物的獨特精神風貌，這就是恩格斯提出的要塑造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④。在這里要特別提一下的是，顧愷之這一精辟論點，也不是他隨心所欲地自己臆造出來的。應很好了解一下當時的時代背景，東漢未年，魏氏鑒于人士流移，考詳無地，立九品中正之制，把當地人物評為九等，供政府選用，于是對人物的品評議論成為當時議論的中心。當時對人倫鑒識重在道德、節操、忠孝、氣節、儒學的品評。到曹操時代產生了很大變化，曹操反對儒學那一套，他多次下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⑤“陳平非篤行，蘇秦豈守信耶”⑥美術論文，曹操自己也無操守，更不忠于漢。曹操、司馬懿等皆不美，不但身形矮小，而且儀容不雅。如以美論人，就會得罪上層人物，但“精神”、“神情”還是值得重視的。實際上出色人物的“神”皆不一般。于是“精神”就為鑒賞人物所重視，到東晉，人倫鑒識由政治上的適用性逐漸變成對人的欣賞、士人名流論人言必神情風貌，顧愷之也是當時名流，自然皆以“神情”為標準。整個社會 評品人物輕形重神，為人畫象，當然也以傳神為主。可見“以形寫神”之說，來自社會需求。體型美不美不關重要，畫出一個人物的獨特神情和本質特征就可以了，而能表現一個人的本質特征的，正好又是一個人的眼神。即來源于生活，來源于社會需求，來源于創作實踐，這就是從現象到本質，也是從形到神，這就是現實主義思想與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在人物畫發展過程中的具體體現論文開題報告。

在顧愷之人物畫上提出“以形寫神”的論點的基礎上，六朝山水畫家姚最，又在山水畫方面提出了“學窮質表美術論文，心師非化”⑦的論點。就是主張從現象到本質進行深入探討，并從本質上心領神會地反映出作者的親身感受。唐代山水畫家張操又經過自己的創作實踐，在姚最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外師造化，必得心源”的論點。他們都是強調要認識事物的本質特征，心有感受地通過形象抒發出自已的思想感情和意趣情操。這些理論說明現實主義在山水畫領域又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到五代，經過山水畫家的藝術實踐，又在前人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圖真”說。“真”是藝術的“真”。意思是來源于現實而又高于現實，達到本質的藝術的“真”。到清代，石濤輩山水畫家更是在突破前人陳法的基礎上提出了“筆墨當隨時代”⑧的新論點，更把現實主義的思想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由此可見，中國國畫藝術的發展都是和現實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一脈相承的。前人早已知道了要認識事物的的本質特征并塑造出能反映本質特征的典型形象來抒發自己胸中的逸氣。由此可見，現實主義在中國繪畫藝術的發展過程中是源遠流長的。

晚清以后，隨著西方思想文化的引進，現實主義又在中國的發展史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形成了中國繪畫藝術發展的優良傳統。

參考文獻：

①王春立，挺直民族的脊梁----關于中國畫現代化的思考，《國畫家》2002/2，P31。

②REALISM，《現實主義》。

③張守濤，東晉畫家顧愷之。顧愷之，〈〈畫論〉〉。

④童慶炳，〈〈文學概論〉〉。

⑤、⑥崔懷義，談曹操的管理心理思想及其對現實的實踐意義

⑦姚最《續畫品》云：“謝赫，……至于氣運精靈未窮生動之致，筆路纖弱，不復壯雅之懷，然中興之后，像人莫及。……”

⑧石濤〈〈畫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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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文人畫是一種綜合型藝術，集文學、書法、繪畫、篆刻藝術為一體，是畫家文化素養多方面的集中體現。它崇尚“意似”貶斥“形似”，追求筆墨意蘊，講究詩書畫印結合，并要求畫者的學養深厚方能言之有物，畫面格調才能高雅。傳統文人書畫以不同于院體畫的另一種典范意義對后世文人畫的發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對文人畫及中國傳統文人書畫教育中的審美傾向進行正確研究和批判的繼承仍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傳統“文人畫”是中國畫里的一類，也稱為“士夫畫”，泛指中國封建社會時文人、士大夫們的書畫。隨著時代和藝術的發展，我國現論家、畫家陳師曾指出：文人畫是帶有一定文人情趣，其中流露著文人思想的繪畫作品。在傳統繪畫中，文人畫強調以形傳，講究詩、書、畫、印的結合，它與工匠畫與院體畫風格都有所區別，獨樹一幟。文人畫是中國繪畫史上一個不容忽視的藝術發展階段，它獨特的審美追求和表現風格一度成為我國后世書畫教育中長期追逐的方向。

一、傳統文人畫的發展

文人畫的發展可追溯至漢代，張衡、蔡邕皆有畫名。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設立有專門的機構來培養能工巧匠，那時的一些畫家就已經有了文人自娛的心態，如姚最認為“不學為人，自娛而已”，王徽的“畫乃吾自畫”等思想，這些都可稱是文人畫的雛形。唐代詩歌盛行，其中大詩人王維以詩入畫，他的藝術觀念和審美情趣更加具了文人書畫的特色，后人尊稱王維是“文人畫的鼻祖”。

南北宋時期，中國建立了制度明確的畫院，用來專門的培養畫家。wWW.133229.COm一些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畫家首次提出了一些關于文人畫的看法，蘇軾第一個比較全面的闡明了文人畫理論，他提出的“士人畫”概念使文人書畫更加趨向于成熟。此后，文人畫開始正式從院體畫之中分離出來。文人畫的鼎盛時期是在元代，由于當時社會動蕩，許多的文人士大夫產生了厭世和遁世的心理，繪畫成為了抒發個人精神與情緒的自我調節手段。以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為代表的四大家，又把文人畫的創作推向了新的藝術高峰。他們以一種“出世”的態度去表達士大夫階層的孤傲、清高和空虛的情感，追求和主張“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寫胸中逸氣”的意象表達。至明代，文人畫已上升為畫壇的主導地位。畫家董其昌倡作畫者必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以加強修養，追求文人畫的“士氣”。這種思想直接影響到了清代繪畫的基本格局和審美取向，朱耷、石濤、及揚州八怪突破四王的束縛，開創了新局面，形成了我國獨具民族特色的繪畫體系。

二、文人畫中重“意”的審美傾向

中國的繪畫從遠古開始，對“寫實”的技巧和“形式”的孜孜追求一直是占主流地位的。在隋唐之后，追求雅逸風格的水墨畫迅速地發展起來，“以形傳神”、“以形達意”文人畫精神逐步形成與完善。當時許多畫家都不滿院派畫專尚“形似”的偏向，又鄙視“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的畫工畫，在題材的選擇和意境的把握等方面都特別表現出其重“意”、重“簡”的獨特的審美傾向，還提出了意在筆先、神在法外的許多創作方法。蘇軾曾在～首詩中寫道：“論畫以形似，見于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其意首先是貶低“形似”，其次就要求繪畫要有“詩意”。文人畫中一再強調“象外”，也就是指明在繪畫創作中，藝術的真正“內容”必須求諸所描摹自然物的“形象”之外。在不斷的發展中，謝赫提出“六法論”，求氣韻、貫通、意韻、意會，在此審美標準下，繪畫技法不用遵循焦點透視，不重光線、明暗、色彩，以環境感染情緒，給人來帶廣闊的想象空間，這成為了之后中國繪畫創作不懈的追求。之后顧愷提出要“以形寫神”，強調畫人物要在形似的基礎上追求神似，體現了傳統儒道兩家重精神、輕物質的哲學觀。明末，董其昌等人提出繪畫“南北宗論”：崇尚率真意趣，輕視基本功力；崇尚士氣，排斥畫工；重視筆墨韻味，輕視形體結構；主張主觀表現，貶低寫實風格。

由此可見，重“意”輕“形”是文人畫家最為推崇的繪畫精神，藝術創作中反對過分拘泥于形似的外部描摹，在表現上力求能夠洗去鉛華而趨于平淡素雅，倡導天真清新的藝術風格。上重寫意輕寫形，重神似輕形似的審美傾向，使繪畫藝術成為了畫家更主觀的藝術表達手段，成為了中國傳統文人畫的一個重要審美特征。

三、詩、書、畫、印的獨特審美情趣

文人畫極其重視文學和書法修養，畫面中的詩跋、書法和印章和繪畫對象互相補充，成為有機統一的藝術整體，許多作品在這一方面部達到了很高的成就。詩、書、畫、印相結合的這種特殊的藝術表現形式也標志著文人畫的進一步完善。

唐代科舉尚辭賦，士大夫皆以詩詞歌賦為務，這是文人畫家要具有較高的詩詞修養的重要背。北宋文人蘇軾、米芾、黃庭堅等都極力提倡“詩畫一律”，宋徽宗設立的國子監畫學，還以古人詩句命題考試。文人畫要“如騷人賦詩，吟詠性情”，由此才能夠一步抒發作者的主觀精神情感。至元代，題畫詩達到了空前繁榮，產生了許多如黃公望、倪瓚、王蒙、吳鎮等有影響力的名家。逐漸的，在畫上題詩已不僅是形式和構圖需要，而且被視為品評畫家藝術修養、學識和作品格調高低的依據，“畫中有詩”就成為了文人畫的基本要求。文人畫又重書，張延遠在《歷代名畫記》中就記到“夫骨氣形似節本于立意而歸乎用筆，故能書者皆能畫”。北宋的黃庭堅以書法家的眼睛看到了；“東坡墨戲，水活石潤，與余草書三昧，所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在就這里點出了畫中的書法因素。文人畫中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印章的使用。中國書畫中印章有著悠久的歷史，宋元之后，印章在制作形制、用材、章法布局和印文篆刻上都有了顯著的發展與變化。許多文人、畫家也在刻印行列之中，當時出現了齋館閣印、詩詞印和鑒藏印等所謂的閑章，以用來抒發書畫家的個人性情，表達自身的藝術觀念等。明清之后，研磨石印在文人之中更是蔚然成風，幾乎成為了文人書畫家必備之能事。印章的多樣性使其在畫面中與書、畫藝術相得益彰，是中國文人畫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

四、學養深厚、修人修德是文人畫的重要內容

文人畫非常注重其畫者的自身學識修養以及個人的品格。封建士大夫都是經科舉制度層層選拔上來的，大部分文人畫家都是飽學博雅之士，文才學識是必須具備的基礎，這對畫作格調的賞析與品位有極大的影響。明代董其昌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言簡意賅的表明了飽讀詩書是文人教育的重要內容。畫家高尚的人品在文人畫中也很受重視和強調，很多人看畫品的優劣與否就在于看其人品之高下。郭若虛有“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所謂神之又神而能精焉”的精論，這就突出地顯現了對修養品德的看重，它可以直接和畫品氣韻的高低相聯系，若人品不高則用墨無法，所以畫作的品位也一定高不了。郭熙說：“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價低。”文人畫中將畫家的品德與精神強調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幾乎成了其作品成敗、優劣的關鍵。另一方面文人畫家又總是表現出追求虛靜淡泊的精神境界和高沽的人品。他們總是以畫為寄托，以畫為樂，無論自己身在廟堂還是心在老莊，其創作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暢神、寫意。如揚州八怪中的鄭燮因宦途失意，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通過畫作狀物言志，選擇了“四君子”題材來表達個人思想、表現品格，寄托“用世之志”。這也從側面表現出當士大夫無法解決當時社會中存在有的現實問題，但又不愿與統治階級的一些勢力趨同的時候，就借由此表現出遁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