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黃河的資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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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子宮內膜異位癥； 孕三烯酮； 丹黃祛瘀膠囊

[中圖分類號] R711.32[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5-0515（2011）-01-132-01

子宮內膜異位癥是指具有生長功能的子宮內膜出現在子宮腔以外部位而引起的疾病，是婦科常見病，多發病，也是婦科疑難病癥之一。近年來其發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是引起不孕癥的原因之一[1-2]。現代醫學多用激素和手術治療，前者副作用大，后者的適應癥也有局限性。中醫學認為本病病因、病機為血淤，故始終以活血化淤為主。近年來，我院應用孕三烯酮聯合丹黃祛瘀膠囊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癥，取得較好療效，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08年4月～2010年4月在我院就診的患者120例。經B超和腹腔鏡檢查確診為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年齡21～52歲，隨機分成治療組和對照組兩組。治療組60例，年齡（34.7±4.5）歲，其中原發不孕16例，繼發不孕25例，有人工流產史32例，引產史9例，痛經史45例。對照組60例，年齡（35.1±3.2）歲，其中原發不孕14例，繼發不孕26例，有人工流產史34例，引產史7例，痛經史48例。2組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對照組：月經周期第1天開始口服孕三烯酮2.5mg，隔3天再服2.5mg，一周2次。在整個療程中每周服藥日保持不變。治療組：在對照組治療方法的基礎上聯用丹黃祛瘀膠囊，一天3次，每次2粒。兩組均以6個月為1個療程。療程結束時評定療效。

1.3 效果評定 治愈：癥狀全部消失，盆腔包塊等局部體征基本消失，不孕癥患者得以懷孕；顯效：癥狀基本消失，盆腔包塊縮小≥1／2，雖局部體征存在，但不孕癥患者得以懷孕，痛經消失；有效：癥狀顯著減輕，盆腔包塊縮小1／3～1／2，停藥3個月內癥狀不加重，痛經明顯好轉；無效：主要癥狀無變化或惡化，局部病變有加重趨勢。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統計學處理，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表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治療組和對照組療效比較見表1，治療期間兩組均未見明顯的不良反應。

3 討論

子宮內膜異位癥臨床多表現為下腹痛、痛經、不孕、痛。疼痛通常發生在下腹部，有時擴展到腰骶部及直腸、附近，或有痛，而且此類患者容易遭受許多令人痛苦的致殘性疾病。

孕三烯酮是一種人工合成的三烯19去甲甾類化合物，具有抗孕激素、中度抗雌激素和抗性激素效應，是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癥的常見藥物之一。丹黃祛瘀膠囊含有丹參、黃芪、 土茯苓、當歸、雞血藤、三棱、莪術、延胡索、土鱉蟲、苦參、敗醬草等20位中藥。其中丹參、延胡索、當歸、雞血藤具有活血調經，祛瘀止痛；土茯苓具有健脾滲濕、祛痰行火的作用；三棱、莪術具有破血、行氣、消積、去堅、散結、止痛作用；苦參、敗醬草具有清熱燥濕、消淤生新作用；黃芪、土鱉蟲具有補氣固表，抗炎鎮痛作用。故本藥具有活血化淤止痛、祛痰利濕、補氣固表、清熱解毒的功效。結果發現聯合丹黃祛瘀膠囊的治療組療效明顯優于對照組，總有效率93.30%。提示治療組在口服孕三烯酮聯合丹黃祛瘀膠囊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癥療效佳[3-5]。

在研究中并未發現2組患者有明顯的不良反應。這些結果都顯示了孕三烯酮聯合丹黃祛瘀膠囊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癥的療效佳，而且也安全，值得臨床進一步推廣。

參考文獻

[1] 孫秀麗,崔恒.子宮內膜異位癥的診斷及治療.中國婦產科臨床雜志,2007,8（2）:158-159.

[2] 鐘曉玲,王霞靈,張忠.中西醫結合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癥的臨床研究.中國醫藥導報,2009,24（2）:65-66.

[3] 陳久紅.中西醫結合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癥62例觀察.中國實用鄉村醫生雜志,200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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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黃河下游；旱澇；太陽黑子

1 旱澇數據的整理

1.1 黃河下游各站旱澇數據的整理

所收集到的旱澇數據為黃河下游的鄭州、濟南和菏澤地區1470-1979年510年的旱澇等級資料，首先對它們進行錄入，然后根據《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1]（簡稱《圖集》）將其續補至2000年，共531年，最后對缺測數據利用直線內插原則進行插補。

《圖集》的資料始自1470年，截止于1979年，其1980-1992年的序列資料和逐年分布圖已做了續補[2]。現對1993-2000年時段作再續補。覆蓋面為全國范圍，含120個站點，其中西部地區早期資料有缺失，東部地區較為完整。關于這項逐年旱澇等級值的評定方法、分級標準和逐年旱澇等級分布圖的編繪方法，在該《圖集》的“說明”中已簡約陳述，嗣后文獻[3]又作過較詳細的說明，并論及該項資料的科學依據和可靠性。

1.2 旱澇數據的插補

將各站續補完成后的數據作趨勢圖并查找缺測值，然后利用直線內插的方法對缺測數據進行插補，如圖所示：

鄭州站所有數據都在1-5之間波動，沒有異常數據，說明鄭州站1470-2000年旱澇等級數據資料完整。

由上圖2-2可以看出濟南站1645年旱澇等級為0，根據相鄰兩年即1644和1646年旱澇等級分別為3和1 ，利用直線內插得到1645年旱澇等級為2，在以后的數據分析中，濟南站1645年的旱澇等級以2進行分析。

圖2-3 菏澤站1470-2000年旱澇等級趨勢圖

由上圖2-3可以看出菏澤站1671年旱澇等級為0，根據相鄰兩年即1670和1672年旱澇等級分別為5和2，利用直線內插得到1671年旱澇等級為3.5，由于旱澇等級為1-5之間的整數，參考鄰近年份的數值取4，在以后的數據分析中，菏澤站1671年的旱澇等級以4進行分析。

1.3 太陽黑子數據的整理

1.3.1 我國近三百年太陽黑子數據的收集

太陽黑子是在太陽的光球層上發生的一種太陽活動，是太陽活動中最基本，最明顯的活動現象。一般認為，太陽黑子實際上是太陽表面一種熾熱氣體的巨大漩渦，溫度大約為4500攝氏度。

我們所收集到的太陽黑子數據為1700-1997年近三百年的太陽黑子資料。

1.3.2 太陽黑子數據的插補

將1700-1997年太陽黑子數據作趨勢圖并查找缺測值，然后利用直線內插的方法對缺測數據進行插補，其趨勢圖如下：

2 太陽黑子與旱澇的關系

我們對黃河下游的旱澇數據和太陽黑子進行了分析，圖表表明了太陽黑子運動活躍時，黃河下游流量較小，旱澇等級較高，偏旱。

早在1801年科學家就開始研究太陽黑子與地球上旱澇災害的關系，發現當太陽黑子少時，一些地區雨量就少，地面干旱，但是，后來有的統計研究認為當日面上黑子多時，一些地區雨量就少，地面干旱。

太陽黑子活動影響我國長江黃河源區降水和氣溫變化，國內研究人員在對我國長江黃河源區近50年來的降水和氣溫變化進行分析后發現，這一地區降水和氣溫變化周期同太陽黑子活動周期基本吻合，說明太陽黑子活動對我國長江黃河源區降水和氣溫變化存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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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波：很多人知道你在1985年拍攝的《大河萬歲》，你認為至今它仍是你的代表作嗎？

于德水：很多情況下《大河萬歲》總是被認為是我早期的“代表作”，可能這與《十年一瞬間》那個展覽有很大的關系。那是在中國改革開放歷程中很著名的一個展覽，這張照片當時被做成巨幅用在展覽的首要位置。于我個人來說，它該是代表我早期的理想主義那個階段的。我自己更偏愛《中原土》封面上的那幅《撿麥穗》的老婦人和《當年知青回鄉來》專題里的題頭照片《回家》。這兩幅照片與我個人生活和情感的契合更深。

……

陳小波：約瑟夫·寇德卡的《流放》、《吉卜賽人》，塞巴斯蒂奧·薩爾加多的《勞動——工業時代的考古學》、《土地，無地者的奮斗》都對你產生過很大影響……

于德水：是的，我特別喜歡寇德卡和薩爾加多照片里對人性與自然環境關系的表現。要知道，攝影能達到“視覺的經典”還只是一個層面，由此能讓人進入一個思辨的空間，才是影像更大的魅力所在，這才是攝影其“真實”表現的力量。

……

陳小波：大地在你的照片中有很重要的位置。土地支撐著你的攝影，你是從土地中吸取養分和力量的人。

于德水：你提到的這些，實際正是我很長時間以來一直在關注的主題。從一個人的生活來看，這些又是一個現實的背景與環境。我在這里生長、生活，這種聯系是滲透進血脈里的。一開始接觸攝影，拍攝的主題就與這些有關了。但那時是為某種需要而去“粉飾”、去“創作”。從北海普安殿那次“覺醒”后，我就重新開始看待這一切了——拍攝與思考，也開始看一些與這片土地、這條河有關的資料和人文檔案。在生命早已超過不惑之后，能讓腳下的土地透徹攝影、透徹自己，只能連同所有的一切托付給這條亙古流淌著的大河和它兩岸的土地。

于德水:“這條流淌了幾千年的大河，除了黃河與我們這個民族族群的生息不可分的關系外，更是一條蘊含豐富的‘倫理黃河’。”

陳小波:“以于德水為首的中原攝影群體的作品，被人文學者鄧啟耀稱為散發著‘文化苦吟’的氣息。我也能從作品里看到某種疼痛感甚至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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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掘報告

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隊主編的《安徽蒙城尉遲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4年第1期）將1989年尉遲寺遺址的發掘成果公布于眾，報告介紹了遺址的概況和地層堆積、一二期工程的出土遺存，并重點對出土陶器做了詳細的類型學分析。

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編了《蒙城尉遲寺——皖北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存的發掘與研究》（科學出版社2001）。報告共分四個章節，配備了大量的附表、考古分析報告、描摹簡圖和照片，系統地公布了自1989年秋至1995年尉遲寺遺址的發掘資料和研究成果。

2007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安徽省蒙城縣文化局共同編著了《蒙城尉遲寺（第二部）》（科學出版社本文由收集整理2007年12月），材料翔實（配以大量實物照片，直觀可感）系統地報道了尉遲寺遺址自2001年春至2003年秋第二階段的全部發掘資料。

2 研究論文

2.1 文化內涵和年代分期研究

鄭清森《試論蒙城尉遲寺遺址的大漢口文化遺存》（《江漢考古》2002年第1期），主要探討尉遲寺遺址中大汶口文化遺存的文化內涵、地方特點及其文化源流。苗霞《大汶口文化尉遲寺類型及其年代與分期》（《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6期），將尉遲寺出土典型陶器與相同時期大汶口文化標準器紋飾進行對比，給該遺址做了年代分期。霍東峰《尉遲寺遺址中“尉遲寺類型”遺存的分期與年代》（《華夏考古》2010年第4期），文中不僅運用標準器法進行斷代，而且還大量運用c14與樹輪測年等科技考古技術，增強了分期斷代的科學性和可信性。

2.2 聚落研究

尉遲寺遺址中發掘的大型成組紅燒土排房為其他同類考古遺址所未見，自發掘以來，其獨特的聚落文化一直成為業界研究的熱點。

王吉懷對此問題的研究成果較多，有《蒙城尉遲寺聚落再顯宏大規模——一處1000余平方米的活動廣場和鳥形“神器”驚現遺址中心》（《中國文物報》2002年6月21日）；《尉遲寺史前聚落遺存的微觀考察與研究》（《文物世界》2005年第2期）；《尉遲寺聚落遺址的初步探討》（《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4期），他認為尉遲寺成組的大型紅燒土排房不僅體現了新石器聚落中集體聚落的凝聚性，同時也體現了個體家庭的相對獨立性。欒豐實《史前聚落考古的新成果——讀〈蒙城尉遲寺—皖北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存的發掘與研究〉》（《考古》2004年第7期），文中高度評價了尉遲寺聚落發掘的意義。

2.3 經濟研究

尉遲寺遺址出土發掘所見的經濟形態也十分值得關注，主要有王吉懷《五千年前淮北地區原始農業狀況——尉遲寺聚落遺址帶來的信息》（《農業考古》1998年第1期），依據尉遲寺獨有的聚落生活分析了皖北地區定居農業的生產特點、作物特點及農具特點。王增林《尉遲寺遺址的植物硅酸體分析與史前農業經濟特點》（《農業考古》1998年第1期）、《植物硅酸體分析在安徽蒙城尉遲寺遺址中的應用》（《考古》1995年第1期）均是利用科技考古知識——植物硅酸體分析技術來研究尉遲寺原始經濟中的農作物特點。其他還有解華頂，沈薇《淮河流域新石器時代采集經濟的史學觀察》（《安徽農業科學》2009年第5期）。

2.4 陶器研究

關于尉遲寺遺址出土陶器的研究論文主要有吳加安《安徽北部的新石器文化遺存》（《考古》1996年第9期），主要是利用類型學對出土陶器進行文化分期研究。臺灣學者呂琪昌《尉遲寺出土陶鬶的啟示》（《江漢考古》2006年總第98期）則是通過將尉遲寺出土陶鬶與太湖、海岱地區出土陶鬶進行類型學的對比從而顛覆了陶鬶起源于海岱地區的傳統看法。楊坤《談蒙城尉遲寺大汶口文化m215、m177發現的陶尊文字》（2008年1月上海市松江區博物館首發）對尉遲寺m215出土的陶尊刻文進行了釋讀。

關于“七足鏤空器”的研究論文有衛斯《尉遲寺遺址出土“七足鏤孔器”的命名及用途》（《中國文物報》2004年12月17日），認為“七足鏤孔器”應是巫師祭祀時使用的“族槍”。

2.5 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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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暴雨 概率分布 泊松分布 氣象統計 黃河中下游

中圖分類號：P458.12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3）03（c）-0001-03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聽到一些關于暴雨的報道，尤其是在雨季這樣的報道就更加頻繁。如“當地氣象中心稱，暴雨將持續到星期日晚上，超過80 mm的降水將在24小時內落下，暴雨損壞了106749英畝的作物，其中16803被完全摧毀，新華社報道”。我們知道黃河中下游地區是我國一個重要的經濟區域，但是截止到目前累計有21000000畝土地被淹沒過，受影響的有53000000畝土地，11000000畝作物被毀壞和超過5800000間房屋被摧毀。因此十分有必要加強該區域的暴雨預報研究工作。暴雨成災不僅在于其雨量集中性的危害，而且其頻發程度也是產生災害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暴雨規律性的探討[1～4]，但運用概率分布理論來研究暴雨規律的卻不多見。概率分布理論是一切概率統計學方法最重要的理論基礎，全面描述變量的隨機性可用某種概率分布模式。如氣象極值的漸進分布形態，四參數Kappa分布，三參數Weibull分布，Tippit型及Gumbel分布等概率模式[5～8]。研究重點是，用觀測得到的樣本去擬合某種概率分布模型并估計其參數。

黃河中下游地區暴雨主要集中在每年的5～9月這153天的時間里[9]。在此期間每天發生暴雨的概率很低，而總天數（153天）較大，可見暴雨為稀有事件，所以其概率分布可用Poisson分布來擬合。本文采用Poisson分布模式來研究黃河中下游若干站點近50年暴雨概率分布特征，暴雨頻數分布規律。同時還用建立的模式計算得到各地每年發生n次以上暴雨的概率，為各地暴雨預報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

氣象統計中規定，日降雨量≥50 mm為暴雨日[10]。數據來源與中國氣象局中國地面國際交換站。選取黃河中下游若干站點歷年暴雨季（5～9月）逐日降水量資料，統計近50年（1961年至2010年）暴雨（日降雨量≥50 mm）日數及其發生頻率。所選各測站站名如表1所示。

1.2 方法

1.2.1 泊松分布

泊松分布是1837年由法國數學家泊松（PoissonS.D.1781-1840）首次提出的。泊松分布在各領域的研究相當廣泛，是一種經典的描述稀有事件頻率分布的概率模式。

泊松分布可以看作二項分布的極限分布。當n很大時，p很小時，可以用泊松分布來計算二項分布。參數是單位時間（或單位面積，體積）內隨機事件的平均發生率.即

（1）

服從泊松分布的隨機變量X的概率分布為：

（2）

該分布僅有一個參數（恒為正）。

遞推公式為：

（3）

可由（3）式得一年中（5～9月）發生k次暴雨的概率P。那么，50年中應有50×P年發生k次暴雨，進而可得50年間每年發生k次暴雨的理論年數。結合各站值和公式（1）則可建立使用黃河中下游的暴雨Poisson分布模型。

根據給出的模型，可以算出各地每年發生n次以上暴雨的概率。

每年發生n次以上暴雨的概率為：

（4）

1.2.2 暴雨分布概率模式研究

選用4個代表雨量站50年（1961年至2010年）逐日降水資料，計算一年中暴雨季（5～9月），每天發生暴雨的概率（表2）。

由表可以看出，鄭州歷年（5～9月）共發生了94次暴雨，延安歷年（5～9月）共發生了38次暴雨，西安歷年（5～9月）共發生了34次暴雨，太原歷年（5～9月）共發生了116次暴雨，且他們每年中（暴雨季）每天發生暴雨的概率分別為0.0122，0.0050，0.0032，0.0152。

以鄭州為例，研究模式擬合問題。

由表2知，鄭州（1951年至2000）50年中（5～9月）共發生了94次暴雨。每年5～9月有153天，在此期間每天發生暴雨的概率為 0.0122.此概率值甚小，而總天數153天較大，可見暴雨是稀有事件。所以，其概率分布可用Poisson分布來擬合。

為求鄭州每年（5～9月）發生k次暴雨的概率，先計算分布參數，然后再按照遞推公式（3）可以求得一年中鄭州發生k次暴雨的概率。易得一年中鄭州發生k次暴雨的理論年數。

根據中國地面國際交換站提供數據可以查詢各站點每年（暴雨季）發生k次暴雨的實際觀測數據（表5）。

各站點Poisson分布的概率模式的理論年數與實測年數的直方圖比較如圖1，2，3，4所示。

2 檢驗與分析

2.1 方法

2.1.1 相關系數

定義：設是一個二維隨機變量，則稱：

為X與Y的相關系數。

是同符號的，即同為正，或同為負，或同為零。這說明，從相關系數的取值可以反映出X與Y的正相關，負相關和不相關。

2.1.2 分析

由表6可以看出鄭州，西安，延安，太原四個站點實測頻數與理論頻數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926，0.993，0.994，0.928。由此可見鄭州，西安，延安，太原暴雨季（5～9月）暴雨日數符合Poisson分布模式。即Poisson分布模式能較好地描述上述站點的暴雨概率分布。

檢驗結果已表明鄭州，西安，延安，太原暴雨概率分布能服從Poisson分布，那么根據表3給出的模式和參數，和公式（5）可以計算出各地每年暴雨季暴雨發生n次以上暴雨的概率（表7）。

3 結論

用Poisson分布理論描述黃河中下游若干站點（西安，延安，鄭州，太原）暴雨季暴雨分布符合情況較好。同時用建立的Poisson理論模式，求得各地每年暴雨季中發生n次以上暴雨的概率，可為各地暴雨預報提供參考。盡管本文選取的站點有限，但根據降雨的區域連續性可以推測出相近或相鄰區域的暴雨情況。本文只能在概率層面上預測出暴雨發生的次數，未能具體到發生暴雨的具體時間或時間段，這也為以后得繼續研究指明了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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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艷秋，袁子鵬，盛永，等.基于概率分析的暴雨事件快速評估模型[J].氣象與環境學報，2006（5）.

[3]于新文，丁裕國.中國東部地區暴雨的概率特征—— 基于泊松分布的統計模擬[J].自然災害學報，2006（4）.

[4]王丙參，魏艷華，孫春曉.泊松分布參數估計的比較研究[J].四川理工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5）.

[5]顏亦琪，易建軍，孫華安.泊松分布在水文頻率計算中的應用[J].人民長江，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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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han B，Iqbal MM，Yousufzai.MAK （2011） Flood risk assessment of River Indus of Pakistan 4：115–122.Doi： 10.1007/s12517-009-0110-9.

[8]雷鳴，高治定，宋偉華.黃河中游河龍區間區域性暴雨特性分析[J].人民黃河，2012（8）.

篇6

老師提問完畢，馬上激發了學生的學習和探究興趣，積極性一觸即發，此外，學生還會全面思考關于水循環的相關知識，例如：黃河之水天上來是什么意思？水為什么會聚到一起呢？這樣一來，學生就會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探究腦海中的疑問。

二、提出假設和設想

提出假設和設想是探究教學的核心部分。當大部分學生對問題有了大體的了解之后，并且能夠各抒己見，在這個時候，老師要對問題和學生的看法進行指導。案例二：確定、評價空間位置的探究。

（1）教師為學生展示長江流域的地圖，上面有地形、流域范圍、自然資源、交通線分布情況等，讓學生分析如果修建大壩應該建在何處？

（2）提出幾種假設，只考慮地形因素建在河道最狹窄的位置，只考慮因素生態建在對生態影響最小的地方。

（3）教師提出三種假設后，由學生討論分析，最后展示三峽大壩的具置，并分析修建在此地的原因。

三、收集中學地理信息

論證猜想是否可行的第一步就是對相關信息的收集。為了減少盲目性，發揮收集信息的價值與意義，第一應該提出論證設想隨即進行相應計劃的制訂，收集信息的范圍要準確無誤。案例三：給出視頻材料，黃河斷流逐年加劇。視頻中呈現出1972年至1998年的27年間，黃河有21年下游出現斷流，1997年距河口最近的利金水文站全年斷流226天，斷流河段曾上延至距河口約780千米的河南開封。由黃河斷流帶來的不良影響，讓學生自己總結出水循環的重大意義。教師還可以讓學生收集更多關于黃河斷流帶來的不良影響。

四、陳述交流

探究教學的最后一個環節是表達與交流，雖然處于最后的階段，但是其對教學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在學生共同的交流與表達下，學生的學習思維進一步得到發散，合作意識和競爭意識會在這個階段得到全面的增強，最終會探究出一個科學、合理的結論。例如，在一節是否可以用南極冰山解決沙特阿拉伯的缺水問題的教學課中，學生在最初開展討論的時候，一開始得出的結論可能并不是那么合理與正確，甚至是比較片面的，在他們的答案中，可能只有能或不能。在查閱相關資料并進一步的討論研究之后，可能就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所有的事物既有長處，又存在弊端，以用南極冰山解決沙特阿拉伯的缺水問題為例，這樣做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決阿拉伯的水資源短缺問題，但是這也存在破壞全球生態環境的問題和缺陷，針對這種情況，最先做的應該是對環境的評估，只有環境評估成功通過，方可允許調水項目的開展，不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應該考慮到長遠的利益，萬萬不可為了實現眼下的利益而置長遠利益于徹底的不顧，需具備一定的戰略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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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西部；粟稻起源地；黃河及長江流域

中圖分類號：S-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21X（2016）03-0001-07

中國歷史悠久，農業發端早，是世界重要的農業起源地之一，也是許多農作物的起源中心。瑞士植物學家康德爾（A. de Candolle，1806-1893）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栽培植物起源的學者，他根據作物的野生種存在、歷史文獻、語言和考古資料等進行研究，于1882年出版其著作《栽培植物的起源》，涉及247種栽培植物，認為世界農業最早起源于3個地區：中國、亞州西南部（包括埃及）及美洲熱帶地區[1]。前蘇聯植物育種學家瓦維洛夫（Vavilov， N. I1887-1943）依據“遺傳變異最多的地區即為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的認識，于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對世界各地植物進行廣泛調查，寫出《作物的起源、變異、抗病性及育種》一書，提出世界重要栽培作物起源于8個獨立的中心：中國、印度、中亞、近東、地中海地區、阿比尼西亞、墨西哥南部及中美、南美洲。瓦維洛夫認為世界上農業發展最早及最大的作物起源中心，包括中國中部與西部山區及鄰近的低地。瓦維洛夫在其另一本著作《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中進一步說道，中國是“第一個最大的獨立的世界農業發生發源地和栽培植物起源地”[2]。關于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國學者也做了大量研究，獲得許多成果，他們統計了世界上所有的667種主要栽培植物，其中起源于中國的有粟、黍、稻、大豆、蘿卜、白菜、蔥、杏、梅、山楂、銀杏、茶等136種，占20.4%，居世界第二位，這是中華民族為人類的生存與文明所做出的重大貢獻[3]16-17。起源于中國的136種作物，有的起源于北方，有的起源于南方，如我國起源作物中最為重要的兩種作物粟和稻，就有“北粟南稻”的說法。粟在古代是五谷之首，稻后來居上，成為大江南北居于首位的糧食作物。游修齡先生在其所著《中華農耕文化漫談》一書中說，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秦漢以前3000年主要是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是從唐朝起，才接過黃河流域的班，繼續大發展，后來居上，“兩河”流域先后共同發展，形成整體的中華文明大國[4]。游先生所言中華文明在“兩河”流域的先后大發展，說的就是以粟作農耕文化和稻作農耕文化為根基的中華文明的先后發展與繁榮。中國的“兩河”流域不僅哺育了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還是史前東亞兩類農耕文化的搖籃。黃河流域是粟作農耕文化的發源地，與其并駕齊驅，長江流域則是稻作文化的重要起源中心。南北之分自古為我國栽培作物和農業類型考察的一個習慣視角，不過，即如筆者在《我國農耕文化研究芻議》一文中指出的那樣，雖然說的是南北，然而視野往往只是南北的東部，西部常處于被忽視的地位，即存在“重東輕西”的傾向，這是需要注意和解決的問題。為此，本文將詳細檢視前人關于粟和稻起源的考察和研究，特別是西部的考察和研究，以強調西部在粟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

一、西部與栽培粟的起源

粟在中國古代的農作物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如果說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誕生的搖籃，那么粟就是哺育中華民族的乳汁。粟在中華文明的產生和形成過程中，曾經發揮過其他作物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粟在植物分類上屬禾本科的“狗尾草屬”（Setaria），栽培粟的學名為Setaria italica。粟又稱谷或谷子，去皮稱作小米，植株稱禾。粟喜濕暖，耐旱，對土壤要求不高，適應性強，春播夏播皆宜，因此特別適合在黃河流域種植。粟是中國北方原始農業中最早馴化的谷類馴化作物之一，栽培歷史至少已有8 000年。關于栽培粟的起源，國內外學界曾有不同的觀點，有埃及起源說、印度起源說、中美洲起源說等，主張埃及和印度起源說的學者認為，粟是自埃及或印度起源之后傳入中國的。不過上述說法由于缺乏明確充足的證據而受到質疑。目前國內外學者大多認為粟是我國黃河流域于新石器時代早期獨立馴化的主要農作物，中國作為粟的起源中心已無異議。能夠說明粟起源于中國，最有力的證據是黃河流域諸多史前遺址發掘出土的粟的遺存。迄今為止，我國考古學者已經在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遼寧、黑龍江、內蒙古、陜西、甘肅、青海、新疆、、云南等省區的新時代遺址中，先后發現碳化粟粒、粟殼或粟的谷灰40多處，其中發現于西部內蒙古赤峰敖漢旗興隆溝遺址的碳化粟，年代距今8 000-7 500年，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粟作遺存[3]16-17。考古資料說明，早在遠古時代，粟就已成為黃河流域乃至中國西部和北部廣大地區的主要糧食作物。

黃河流域遺存有粟作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屬于東部的黃河下游流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遺址是山東省膠縣三里河遺址、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和河南裴李崗文化遺址。三里河遺址屬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4 800-4 200年。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共發現476個灰坑，其中有88個存有糧食。磁山遺址經碳14測定，年代為公元前5405+100和公元前5285+105年。樹輪校正后為公元前6005-公元前5948年，比半坡遺址早1 000多年。與磁山遺址同等重要的河南裴李崗文化遺址中也發現粟的遺存。裴李崗文化是以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遺址為代表的早于仰韶文化而與磁山文化相當的一種文化遺存，主要分布在河南省境內。屬于裴李崗文化的新鄭縣小喬鄉的沙窩李遺址所發現的粟的碳化顆粒，年代經碳14測定為公元前5220+105年（未經樹輪校正）。屬于西部的黃河中游流域粟作遺存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重要的有山西萬榮縣荊村瓦渣斜遺址、陜西西安半坡遺址等。山西萬榮縣荊村瓦渣斜遺址發現于20世紀30年代，是黃河流域最早出土粟的重要遺址，其時代為仰韶至龍山文化時期。繼荊村瓦渣斜遺址之后，陜西省西安市郊半坡村仰韶文化遺址也發現了大量粟的遺存。半坡遺址F37出土的陶缸中有腐朽的粟粒殼；F2門道口有一個雙耳大甕，內有腐朽灰白色谷物粉末；T8出土的儲藏罐（編號為P4716），罐口用一皿狀器作蓋，其中裝盛保存完好的粟粒；M152壓在女性兒童左腳上的5號和6號缽也裝有粟粒，兩缽內壁也粘附許多粟殼；F88房內東北角有一個小窖穴，深不到1米，底徑約1米，內有粟粒朽灰推積，顯系為一儲藏粟米的糧窖；H115窖穴亦堆積厚達18厘米谷物朽灰，呈灰白色的半透明狀。粟粒不但發現于窖穴，還發現于墓葬中，成為隨葬品，可見粟在半坡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半坡遺址經碳14測定其年代為公元前4800-公元前4300年[5]。位于更西部的黃河上游流域粟作遺存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重要的有甘肅秦安縣大地灣遺址、青海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遺址等。甘肅先秦農業考古資料說明，粟是該區新石器時代最主要的農作物。該省秦安縣大地灣遺址為新石器時代早期農業遺址，遺址下層發現了早于仰韶文化的另一種遺存，年代經碳14測定，最早者為公元前5200+90年，樹輪校正為公元前5850年，與中原地區早期磁山裴李崗文化年代相近。重要遺址有房址、墓葬、窖穴三大類，出土遺物有生產工具、生活用具、糧食以及裝飾品等，此外在墓葬中還發現了以家畜隨葬的事例。這些情況真實反映出當時居民已過著比較穩定的以農業、畜牧業為主要經濟結構的生活。在第四發掘區T303號探方內發現的F374號房子內有一窖穴，圓形直壁，底部存有已碳化的糧食顆粒，經鑒定是稷和油菜籽。在H219的底部發現有一層厚約0.2厘米的碳化粟粒。此外，一些陶器上彩繪圖案中也間接地反映了當時的農作物狀況。馬家窯文化是甘肅另一重要的新石器文化，初步統計發現遺址400多處，分布地域很廣。根據底層疊壓和年代測定又可分為若干不同類型，有石嶺下、馬家窯、半山、馬廠4個類型，主要遺存有房子、墓葬、窖穴、制陶遺址等。出土遺物6萬余件，直接與農業相關者有生產工具、糧食作物、窖穴以及反應農業生產的彩陶繪畫。糧食作物主要是粟，均以陶罐或窖穴儲存。儲存規模最大的是齊家文化，齊家文化儲糧窖穴有長方、圓形直壁、圓形尖底、橢圓、袋狀等種類。建筑工藝細致規整，有的內壁涂抹草拌泥或紅膠泥，上部用圓木搭蓋屋頂，向北開門修筑斜坡門道，門口兩側對立圓木構成門框，形成半地穴式的倉房。室內置放若干陶罐，罐內裝粟。廣河齊家坪第一號窖穴，70多個陶罐重疊放置，每罐裝粟大約15斤，一次可儲粟1 000斤左右。大河莊遺址共發現12座房子，15個窖穴，儲糧約15 000斤，說明當地粟作農業生產已處于較為穩定的階段[6]。此外，在西部的青海等地，一些新石器時代遺址也有與中原地區近似的農業遺存，目前已被大量發現的馬家窯文化（包括馬家窯、半山、馬廠3個時期）和齊家文化遺址，都確認存在農耕遺跡。在青海東部地區，尚有時代稍早于馬家窯文化的仰韶文化晚期的農耕文化。在青海諸多新石器時代文化中，以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至齊家文化階段的資料最為豐富。在這些資料中又以柳灣墓地的資料最完整，該墓地先后發掘了半山、馬廠、齊家、辛店文化的墓葬1 730座，由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撰寫的《青海柳彎》整理發表了其中1至1500號墓葬資料。柳灣墓地位于青海東部的湟水流域，那里自然條件較好，至今仍然是重要的農業生產區。柳灣墓地有糧食隨葬習俗，糧食被置放于粗陶甕或陶罐內，柳灣墓地墓葬原始登記表中記錄了17座墓葬糧食隨葬的資料，依據實物鑒定得知，當時的糧食作物主要是粟[7]。上述考古資料說明，西部的黃河中上游流域及其周邊，遺存有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遠多于東部的黃河下游流域，而且年代相當久遠，說明西部在我國粟作文明起源過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應給予足夠的重視。

二、西部與栽培稻的起源

“稻（Oryza satiua L.）是世界第一大糧食作物。今天，稻米已成為全球30多個國家居民的主食，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以稻米為主食。在亞洲，有20億人從大米及大米產品中攝取60%-70%的熱量和20%的蛋白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產國，產量占世界的35%”[8]。稻自古就是我國最重要的糧食作物之一，其馴化和栽培的歷史，可達萬年。迄今為止，我國考古學者發掘的新石器時代稻作遺存已近200處，分布于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廣西、云南、河南、陜西對等省市和自治區。其中最早的是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江西萬年縣仙人洞遺址、廣東英德牛欄洞遺址，年代都在1萬年以上。稍晚的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發掘的水稻遺存，年代距今9 200-8 300年。湖南岳陽錢糧湖農場墳山堡、汩羅市附山園、華容縣車轱山遺址以及河南賈湖遺址的稻作遺存，年代距今8000年。浙江羅家角的稻作遺存，距今7 100多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大量碳化稻谷和農作工具，尤為引人注目，距今也有7 000年[3] 25-28。以上遺址，均為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遺存。從其分布地點來看，有的是在東部的長江下游流域，有的是在西部的長江中游流域的湖南和珠江流域的廣東、廣西。根據考古遺存、野生稻分布和稻谷遺傳資源等因素，國內外學者對稻作起源做過不少研究，結果出現了幾種不同的栽培稻起源論，它們都涉及我國西部或東部，茲簡要敘述于下。

（一）國外學者瓦維洛夫、盛永俊太郎、張德慈的喜馬拉雅山東部稻作起源說

此說的稻起源中心包括我國西南地區。較早提倡此說的學者是瓦維洛夫，他主張亞洲栽培稻起源于喜馬拉雅山山麓，而他同時也把奧里薩和馬德拉斯作為亞洲栽培稻的起源中心地。日本盛永俊太郎依據他對錫金和大吉嶺兩地原有的稻谷品種與亞洲各地的各種生態類型進行雜交試驗的結果，也提出亞洲栽培稻的起源中心地是喜馬拉雅山東部的結論。盛永俊太郎的論據如下：喜馬拉雅山的稻種群（錫金和大吉嶺的品種群），與日本、奧斯、波羅、阿曼、且惹、布魯6種生態型品種不同，雜交的實驗結果表明，喜馬拉雅山稻種與它們既不太近緣也不太疏緣，稔性常在約60%。從這個結果來看，他認為喜馬拉雅山的稻谷至今還繼續保存著稻種的未分化遺傳因子復合（isoreagents）的狀態。他因此認為上述6種生態型稻谷是喜馬拉雅山的遺傳性復合離開了原中心地喜馬拉雅山東部各自傳到不同的地區栽培，后來因受這些地區的氣溫、土壤或者生物因素的作用，失去了各自的遺傳因子，而保存了某些新產生的突變遺傳因子，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生態型。在起源中心地，生態因子是極其復雜的，容易發生各種突然變異。并且，起源中心地是適于保存它們的遺傳因子的地域[9]55。同樣主張栽培稻起源于喜馬拉雅山東麓的學者還有張德慈博士。張慈德是位于菲律賓馬尼拉郊外的國際稻作研究所（IRRI）的創建者之一，長期致力于稻谷遺傳資源的收集和保存。1976年，他在荷蘭的《Euphytica》雜志提出亞洲栽培稻起源于喜馬拉雅山南麓的論斷，后來他又發表《作物的歷史和遺傳資源保存――稻谷的事例》論文（chang，1985，1995），系統論述其觀點。張氏的分析，先是根據經濟學的重要性看起源，其次談分布。同為屬內相互近緣的稻種，今日為何會分布于相距很遠的亞洲、非洲和澳洲等地？張氏對世界稻谷分布之謎作了解釋，認為那是因為遠古超大陸的擴展導致其四散分離，起源于喜馬拉雅南麓的栽培稻隨著幾塊大陸漂移，便形成了今日的分布局面。張氏認為，在距今10 000至15 000年前，在喜馬拉雅山南部地帶，在干期和雨期的交替過程中，出現了一年性栽培稻的先祖。先產生了“印度型”品種，后來在布拉馬普特拉河流域和中國接境地帶形成了“日本型”品種，在其東部則產生了“爪哇型”品種。隨著稻谷栽培從濕潤熱帶向亞熱帶和溫帶擴展，促進了稻種生理或形態學的變化，加之不同族群對口味的選擇，作為稻種新系譜的深水稻和陸稻出現了。而且對應于不同的栽培期、水利和土壤，稻谷品種也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張氏起源地劃定的范圍較大，包括喜馬拉雅山山麓的恒河沿岸、上緬甸、泰國北部和老撾、越南北部、中國西南部這一幅員遼闊的地帶[10]。

篇8

水性之復雜讓歷代治水者費盡心緒，劉天和曾說：“莫難于水之治也，自禹以至于今矣，予問之至再至三，而后知水也，而后知治水也。”劉天和是明代中期的治世能臣，亦是治水專家，嘉靖年間總理河道。受命治河期間，他曾役夫十四萬，“忘己盡人，殫智畢力，彌二月而即功，百泉會流，千艦飛挽。歲漕四百萬石，如期至京，中外神之”。其治水之策足資借鑒。世人稱其：“宇度弘亮，有泛應才。凡所揚歷，去后必有遺跡、余澤為人所稱述者。至于治水防邊，功能尤著。”劉天和治水功成之后，特輯《問水集》一書，記述黃河演變的概況、緣由以及對運河的影響，收集總結了黃河施工和管理經驗，“其論莫不切于水、詳于治焉”。劉天和的治水之策在前人南岸分疏、北岸筑堤的框架下，“在河、運淤積，修筑堤防、加強工程管理等方面，進行了極為認真的工作，并且是有所創新的”。他不僅對治水理論進行總結，而且勤問、明思、重視勘察實踐與治河技術的應用。在治水過程中，他“西問之于梁焉，河若其奠也，決若何堤也，淤若何疏也；東問于魯焉，汶若何導也，泉若何引也；南問于徐焉，淮若何匯也，湖若何潴也；北問于齊焉，白若何浚也，衛若何泄也，而又問于諸縉紳焉。于諸勞心，罔不勤勤焉。而又問諸閭閻焉。于諸勞力，罔不懇懇焉”。同時，重視勘察于實踐，他親自“測淤淺深，度河廣狹”。“在河道，（劉天和）嘗手制乘沙、量水等器”，親自制作測量工具，推M工程進度。劉天和治水始于問、達于知、終于治。在堤防修筑、植柳防洪等方面也形成了許多獨特的治水理念，《問水集》就是反映其治水從思考、認知到實踐這一過程的經驗總結。該書成為后世研究中國水利史的重要著作，也是論述黃河、運河河道形勢及治理的重要文獻。

正是基于《問水集》在水利史研究中的地位，學者也開展了一些初步考證、點校工作，汪胡楨的《中國水利珍本叢書》中對其進行了句讀，近期出版的《中國水利史典?黃河卷》中亦有陳二峰先生對全文的點校。鄒逸麟等學者也對劉天和《問水集》中的治水思想進行過研究。2016年3月，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盧勇教授的《〈問水集〉校注》，該書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成果，書中對《問水集》進行了較為詳細而系統的校勘與注釋，體現編校者在校注方面的新嘗試，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版本對勘。明代劉天和的《問水集》成書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共六卷，前兩卷是治水之情，后四卷是奏疏之議。現存三個版本，分別是明代學者袁《金聲玉振集》本、北京圖書館明刻本和《中國水利珍本叢書》本。《金聲玉振集》本未收錄劉天和治水方面的奏疏，而此類奏疏尤能體現劉天和的治水思想；明刻本缺損劉天和所著之《黃河圖說》及《圖說三篇》（《國朝黃河凡五入運》《古今治河要略》《治河臆見》）；汪胡楨《中國水利珍本叢書》本是目前較為全面的，但缺乏注釋，非專業人士研讀稍感吃力。因此，作者以《中國水利珍本叢書》本為底本，參照另外兩個版本進行核對，汲取三個版本的精華，并且在校注中又采用同時期的《皇明經世文編》和《明世宗實錄》為參考驗證，以及碑刻資料及今人研究成果對其進行補充、比對，減少了校注中的錯誤。比如《劉天和黃河圖說》就是利用了明代《黃河圖說》碑文材料和周偉洲先生的相關研究成果。利用多個版本對全文點校，有利于厘清舊版的訛誤與前人研究的疏漏。

二是校注結合。在點校的同時，增加了對內容的解讀與考證。《問水集》作為水利史典籍，其中個別生字難詞、古今異義字詞、專有名詞頗多，尤其是水利史專有詞匯與地名、河名、湖名、山名等歷史地名，其意義古今變化較大。編校者結合水利史與歷史地理的相關文獻，對許多水利專有詞匯及歷史地名做出簡要解釋。部分注釋后，又舉出例證。如《問水集》卷一《治河之要》中滎澤注釋為：古湖名，形成于史前，《禹貢》所云“滎波即潴”，說的是黃河水沿古濟水溢出后聚集為滎澤。滎澤與濟水息息相關。黃河的頻繁泛濫和濟水的沉淀，使滎澤泥沙淤積大增，加速了滎澤的淤塞，最終導致滎澤在漢代湮塞。從此，滎澤消失了，只在史籍上留下“滎澤”“滎波”“滎播”等稱謂。這種校注結合有助于讀者更好地理解文中的意義。

篇9

[關鍵詞]加密斷面法 1：1000 地形圖

中圖分類號：TG3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4）35-0311-01

1 概況

按照黃河水利委員會《關于黃河小北干流、三門峽庫區1：1萬地形圖測繪項目工作大綱的批復》要求，受黃河水文勘察測繪局委托，黃委會三門峽庫區測繪水文水資源局于2011年承擔三門峽庫區1：10000地形圖測繪工作。測圖范圍：測區位于黃河三門峽庫區，西起潼關鐵橋，東至三門峽大壩，總體呈帶狀分布，地形條件較復雜，地勢高低起伏，溝壑縱橫交叉，測量難度較大。

1.1 工作內容

利用C級GPS控制網平面及高程成果在測區內采用GPS RTK和測深器具進行斷面地形測繪。完成黃河干流西起潼關鐵橋，東至三門峽大壩所有設計斷面的測量工作。共計施測斷面數277個。

1.2 作業依據和可利用資料

作業依據：（1）SL 197-97《水利水電工程測量規范》（規劃設計階段）；（2）GB/T 18314-2009《全球定位系統（GPS）測量規范》；（3） GB/T12898-2009《國家三、四等水準測量規范》；（4） CH/T 2009-2010《全球定位系統實時動態測量（RTK）技術規范》；（5） GB/T 20257.2-2006《國家基本比例尺地圖圖式 第2部分：1：5000 1：10000地形圖圖式》；（6）GB/T 13989-92《國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圖分幅和編號》；（7）GB/T 24356-2009《測繪成果質量檢查與驗收》；（8）CH 1016-2008《測繪作業人員安全規范》；（9）本技術設計書。

可利用已有資料：（1） 測區1：50000地形圖供作業計劃之用；（2） 2011年完成的C級GPS控制網平面成果；（3） 2011年完成的四等水準成果；（4）黃河三門峽庫區1：1萬地形圖測繪技術設計書。

1.3 平面和高程系統

平面坐標系統采用1980年西安坐標系，高斯―克呂格投影。1：1萬地形圖按3度分帶，中央子午線為111度。高程系統采用1985國家高程基準。

1.4 等高距、地形圖規格和成圖精度

1：1萬水下地形圖基本等高距為0.5m。地形圖分幅與編號按GB/T13989-92《國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圖分幅和編號》執行。1：1萬地形圖空間單元按經差3′45″、緯差 2′30″劃分。

2 地形圖測繪方法

2.1 斷面岸上測量

斷面岸上測量依據2011年黃河三門峽庫區1：1萬地形圖測繪技術設計書外業測量有關規定及要求，我們采用GPS.RTK法為主、全站儀配合進行斷面岸上測量。外業采集數據記錄在手薄上，通過U盤傳輸到計算機上，進行數據再處理。實測中實時Kinematic（RTK）定位水平精度為10mm+1 ppm RMS、垂直數度為20mm+1 ppm RMS，滿足本測區特點及測驗精度要求。

斷面測量采用GPS RTK測量方式，測量時采用5個以上的平面高程控制點進行坐標轉換，坐標轉換平面殘差最大值不超過0.5m，高程殘差最大值不超過0.05m。每次設置基站后，移動站均選擇一個已知點進行校測，校測平面差值小于0.5m，高程差值小于0.05m，符合要求。GPS RTK測量中，手簿中“地形點”測量殘差設定為：水平殘差不超過0.1米，高程殘差不超過0.05米；“控制點”測量殘差設定為：水平殘差不超過0.05米，高程殘差不超過0.03米，流動站距離基站距離一般都小于5km，施測地形點時，選擇“地形點”的模式進行測量。當外業人員無法攀爬的陡岸及斷面線上因地物遮擋（大片茂密樹林較多）不能用RTK施測時，采用RTK引測平面、高程控制點，然后輔以全站儀施測的方法進行。地形點的密度以能顯示出地形特征為原則，實際作業中每隔50―100m施測一點。

2.2 斷面水下測量

1、水下測點的布置：嚴格按照《水庫水文泥沙觀測試行辦法》及《任務書》要求，作業中每個測驗人員都精細操作，合理定位，保證測深測距同步進行。河道較窄時，水下部分水深點不少于3個點。

2、測深點的定位方法：（1）GPS?RTK定位法：把設計斷面左端點定為零點，以左端點的坐標（X，Y）和測點的坐標算出左端點至測點的距離即為該測點的起點距。（2）測距儀測距：在岸上（左、右岸都可）選定視距站（測出視距站的起點距）向左或向右測出測點到視距站的距離， 然后計算出測深點的起點距。

3、水深測量：（1）水深小于5m時，用經過檢校的測深桿測深。（2）水深大于5m時，用回聲測深儀測深或用測深錘測深。本次測量三門峽庫區處于汛期低水位，水深較淺，只用到測深桿測深錘。（3）測量水下斷面時水位的測量。

為保證測量成果精度，需要特別注意：（1）GPS.RTK施測水位時，應經過四等高程的已知點比測后進行施測；（2）測水下斷面時，水位漲落變化超過0.1m時，施測開始和終了兩次水位，取平均值作為計算水位；（3）左、右岸水位差大于等于0.2m時，水深點加橫比降改正；（4）分流串溝施測各股水位。

2.3 斷面資料整理

內業計算處理主要以內業組為主、外業組為輔來完成，內業主要工作包括：外業數據傳輸、水下測量數據錄入、原始資料整理、合理性分析、數字地形圖成圖等。各項成果表采用Microsoft公司的Office 2003軟件進行編制，數字地形圖采用南方測繪公司的CASS 7.0軟件成圖。內業計算處理的初步成果包括：DWG格式數字化地形圖、XLS格式各斷面原始數據、XLS格式各項成果表等。

（1）成果表整理。測繪完成后的斷面地形點，按要求用Excel 2003軟件編制 成“三門峽庫區橫斷面測繪斷面坐標成果表”，成果表內容包括：點號、坐標、高程、屬性（灘地、水位、水下）。斷面基點采用GPS RTK測繪，用Excel編制整理“×××斷面基點成果表”，成果表內容包括：基點名稱、坐標、高程。（2）橫斷面圖。實測斷面成果按一定比例采用南方測繪公司的CASS 7.0軟件繪圖，主要為今后作合理性檢查和定性分析使用。（3） 1：1萬水下地形圖編輯。采用南方CASS7.0版本，依據《國家基本比例尺地圖圖式 第2部分：1：5000、1：10000地形圖圖式》和SZHH04-2003《數字地圖圖式》（數字黃河工程標準）等有關技術標準，將外業采集的水下地形測繪數據經整理展繪在CAD中。按0.5m等高距的要求繪制等深線，高程注記點和等深線均賦屬性。

3質量管理

測量成果實行二級檢查，一級驗收。一級檢查：即為過程質量檢查，外業人員要對原始記錄、計算結果及采用的數據進行100%的檢查，對檢查出的問題進行實時處理，不留質量隱患。按照要求對成果資料進行整理和清查，保證資料的正確性和完整性；二級檢查：組織內業人員對項目進行二級檢查（內部驗收），進行產品質量等級評定，編寫檢查報告。每天測完斷面都要進行各項限差的檢查及橫斷面圖的套繪，經檢查合格后，技術負責人進行驗收，方可往下進行斷面測量作業。

4 提交資料

嚴格按照《2011年黃河三門峽庫區1：1萬地形圖測繪技術設計書》要求，提交所有資料成果。提交成果如下：（1）各種外業記錄手簿1份；（2）三門峽庫區水下地形測繪GPS RTK測量校標成果表1份；（3）三門峽庫區水下地形測繪斷面基點成果表1份；（4）三門峽庫區水下地形測繪斷面坐標成果表1份；（5）三門峽庫區1：1萬水下地形圖1份；（6）2011年黃河三門峽庫區1：1萬地形圖測繪報告1份；（7）儀器鑒定資料復印件1份；（8）水文站、水位站位置坐標成果；工程位置及名稱、壩垛編號成果表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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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侵蝕產沙平衡 研究現狀 未來發展

泥沙產生的危害是多種多樣和廣泛的，泥沙產生危害的形式取決于泥沙的數量和特性，而泥沙的數量和特性則受到侵蝕、輸移和沉積過程的影響。為了了解泥沙危害的根本原因，確定引起這種危害的泥沙的來源，并提出可行的控制措施，就需要對這些過程有所了解。因此，流域侵蝕產沙平衡計算對泥沙的控制是十分有意義的。一項完整的泥沙平衡計算應包括流域內泥沙的輸入、移動和沉積的計算，也就是應當提出：①表土和基巖的泥沙侵蝕速率，詳細的侵蝕過程；②沉積的速率及地形地貌變化的詳細過程；③泥沙從流域中流失的速率；④泥沙來源及沉積的空間分布情況等。

1 流域侵蝕產沙平衡研究中的沙源與來沙量問題

對于一個匯流封閉的流域而言，河流泥沙的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坡面來沙；溝道、河岸侵蝕；人類活動輸入泥沙(如棄渣等)。一般情況下，坡面和溝道來沙是河流泥沙的主要來源，由于流域內土地利用方式等條件的不同，流域的不同位置對泥沙的貢獻也不同。另外，在人類活動相對頻繁的道路、排水溝等也是河流泥沙的重要來源和泥沙輸送的重要通道。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及土壤地質條件等究竟對河流泥沙的貢獻有多大一直是人們關注的主要問題，這對于調整土地利用方式及流域規劃是十分有意義的。目前國內外在該方面的研究較多，尤其是我國對黃河流域泥沙來源與來沙量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流域泥沙治理提供了重點區域和治理方略。蔣德麒［1］對小流域坡溝泥沙分析認為，黃河中游小流域泥沙主要來源于溝道，但分析中未考慮坡面徑流通過溝坡時增加的泥沙；一些學者［2～4］對坡面徑流下溝對溝谷的影響研究結論差異較大，石輝認為差異的原因除研究方法不同外，可能是研究流域發育階段不同所致；景可、徐建華等人［5，6］對黃河粗泥沙來源的界限、數量等進行了研究；王曉［7］采用“粒度分析法”對砒砂巖不同侵蝕類型區小流域泥沙來源的分析表明，泥沙主要來源于溝谷地；張平倉等人［8］分析了皇甫川流域各種產沙地層的產沙特征及機械組成，并與河口懸移質泥沙對比分析，得出流域不同地層的相對產沙量；陳浩［9］運用成因分析法的概念分析認為，黃河中游小流域的泥沙主要來自于坡面。從泥沙理化性質分析泥沙來源在我國黃河流域沙源分析中應用較為成熟，尤其是對黃河粗泥沙來源的研究更為深入，但黃河粗泥沙是在黃河這種特殊環境中產生的，并不意味著在其它流域有著同樣的運用意義；楊明義等人［10］應用137Cs研究了安塞紙坊溝流域的泥沙來源情況，表明小流域泥沙主要來源于溝谷地。利用示蹤法可望深化對泥沙運移、沉積過程的認識，在侵蝕動力學等研究中也可有廣闊的前景。

國內外學者也較多的利用水文站泥沙資料進行沙源分析。利用觀測站資料研究時，泥沙測定只能給出輸沙量的非經常樣本。通常利用水沙關系曲線來推算缺測日輸沙量；徑流小區資料分析也是研究泥沙來源的常用方法。小區多選擇在泥沙侵蝕與輸移的典型區，進行定點人工觀測或進行室內外模擬試驗。小區試驗為流域內不同地貌部位及土地利用方式產沙量的區別提供了有效的依據，但觀測結果多應用于小流域泥沙研究中，如何將小區和小流域研究成果應用到較大流域，是目前泥沙研究中的重點和難點之一；大面積的人工調查進行沙源和來沙量研究費時費力，目前多采用大面積人工或遙感調查與徑流小區和典型小流域資料相結合的方法進行大面積的沙源分析。我國關于流域沙源與來沙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黃河流域，這些研究對解決該區泥沙問題提供了很好的依據，也為其他河流的研究積累了經驗。

2 侵蝕泥沙的坡面～河道耦合關系

侵蝕泥沙的坡面～河道過程是泥沙運移過程中相對復雜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水流匯集程度較弱、規律性較差，加之環境因素多變，對泥沙運移的影響較大。在此階段中泥沙就地攔蓄的作用對流域農業及非農業應用都會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流域內不同泥沙攔蓄設施的引入對泥沙分布及運移的連通性影響較大。許多研究表明，只有部分坡面侵蝕泥沙直接被輸送到了河道，并且輸送泥沙量受到土地利用、地形、降雨類型等的影響。流域面積越大水流的規律性就越強，坡面向河道輸沙的耦合關系就越弱［11］。

2.1 坡面侵蝕研究

目前國外已經建立起WEPP等能反映流域坡面侵蝕過程的物理模型。我國近一二十年來在坡形、氣候等對坡面侵蝕、侵蝕分布規律等都有了深入的探索。前人關于坡長、坡度等水沙影響的研究很多，但對侵蝕產沙過程影響的研究不多，次降雨條件下這方面的研究更不多見。孔亞平等人［12］通過室內模擬試驗研究了坡長對侵蝕產沙過程的影響；靳長興［13］則從坡面流的能量理論出發對臨界坡度進行了研究；鄭粉莉［14］在坡面降雨徑流侵蝕方面探討了上方來水等坡面侵蝕的關系，等等。我國近期的研究從研究方法上來看主要是采用標準徑流小區觀測天然和人工降雨條件下的產流產沙。從研究方向上來看主要是研究坡形、氣候、土地利用等對泥沙侵蝕的影響，對泥沙坡面運動的過程研究較少。也有人利用“3S”技術、示蹤技術等研究坡面侵蝕產沙的情況。黃詩峰等人［15］利用GIS技術對嘉陵江上游西漢水流域進行了土壤侵蝕量的估算；田均良［16］利用元素示蹤法研究侵蝕泥沙在坡面沉積的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素，等等。筆者認為我國在今后一定時期內應加強坡面流水力學、坡面侵蝕動力學的研究，進而對坡面徑流泥沙過程獲得更深入的了解，爭取研究建立能夠反映侵蝕行為過程的動態數值模型。

2.2 溝道侵蝕研究

溝蝕預報發展經歷了70年代的隨機模型，80年代的過程模型和90年代實用化的過程，我國在溝蝕方面的研究如王治國［17］在黃土殘源區利用人工降雨對土壤溝蝕類型進行了描述；白占國［18］據洛川源區典型溝谷地質地貌資料分析了不同歷史時期溝谷侵蝕的速率；張科利等人［19］通過試驗研究了坡面侵蝕過程中侵蝕方式發生演化的水動力學機理，對坡面侵蝕溝形成的機理進行了探討；鄭粉莉［20］對黃土區坡耕地的細溝和細溝間侵蝕也作出了許多研究；蔡強國、包為民等人［4，21］從不同的角度對侵蝕溝的發展進行了模型研究。但以上研究在溝蝕和溝間侵蝕定量化方面以及它們對土壤流失的貢獻率都還需要進一步的探索。確定溝蝕發展的速率是一個相對困難的問題，不僅流域大小會影響到溝道侵蝕，而且許多已經發表的工作來自于短尺度的研究，這不能代表長期的趨勢。不同時期的航空像片和攝影測量方法將有助于這方面的研究。另外，關于溝道發育的年齡或階段等問題也應該在模型中加以考慮。

2.3 坡面～河道耦合關系研究

侵蝕泥沙坡面～河道耦合關系的問題，Skempton等人(1953)很早就提出并進行了一定的研究。Katerina(2002)將其簡明的定義為坡面與河道間水文和地貌過程的連通性［22］。實際上人們對坡面～河道耦合并沒有非常統一的認識。近年來此方面的研究使人們對侵蝕泥沙的坡面～河道運移過程有了更深入的認識。Michael C等人［23］通過實地測量對次降雨侵蝕泥沙的坡面～河道過程進行描述，但若要了解區域泥沙運移的一般規律還需要進行長期的觀測；Jolanta Swiechowicz［24］則借助137Cs研究泥沙的坡面～河道過程，這種方法在國內外的應用也取得了較為滿意的結果，但對于較大流域的研究在精度上會存在一定的問題；Katerina等人[22］利用GIS技術對流域進行了以柵格為基礎的劃分，在此基礎上討論了侵蝕泥沙的坡面～河道耦合形式與耦合程度，并建立起描述坡面～河道相互作用的二維模型用以定量的研究流域水沙的運動。我國在該方面也有較深入的研究，石輝等人［25］通過室內模擬試驗對坡溝侵蝕關系的研究表明：坡溝侵蝕關系隨小流域的溝道發育而變化，呈現出溝道侵蝕量逐漸減少，坡面侵蝕量逐漸增大的總趨勢；陳浩等人［26］根據坡面水下溝時在溝坡(道)上“凈產沙增量”的概念，探討了沿程含沙水流侵蝕特性和坡溝侵蝕關系及產沙機理；蔡強國等人［4］從泥沙輸移的物理過程出發，依據流域野外小區觀測與模擬降雨試驗建立了一個適用于黃土丘陵溝壑區小流域侵蝕產沙過程模型，模型分為坡面、溝坡和溝道子模型；包為民［21］提出了小流域水沙耦合概念模型，從坡面、溝道產匯沙等方面考慮構成了一個具有明確物理意義的流域水沙耦合模型。蔡強國、包為民的研究都是基于一定物理過程和物理基礎的，開始向著構建物理模型的方向靠近，但在模型中對于坡面～溝道的耦合關系仍不夠緊湊。對于流域的坡溝侵蝕耦合關系仍有不同的觀點，因為侵蝕泥沙的坡面～河道過程規律性差、干擾因素作用顯著，所以這一過程是泥沙運移過程中相對復雜的一個階段。目前，對于這一過程規律的掌握仍有許多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轉貼于 3 河道泥沙的輸移與存蓄變化平衡關系

關于河道泥沙輸移有三個關鍵性問題：河道泥沙存蓄量；泥沙存蓄與輸移時間；沉積泥沙的空間分布。由于侵蝕與產沙之間數值差異的存在，泥沙的動態存蓄將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河道內存蓄泥沙動態變化的定量研究將會有助于估算河道泥沙存蓄與流域產沙之間的動態關系，并且可以對不同河段泥沙的存蓄特征進行比較與解釋。

河道內泥沙的運動與區域洪水的性質及河道的形狀關系密切，徑流的季節變化會導致河道內泥沙的相應變化；河道特征與泥沙的輸移距離、不同粒徑泥沙的分布等也有著直接的相互作用關系。人們總結了一些方法用以研究此類問題。如Matthias Hinderer［27］利用地貌形態變化計算泥沙輸移問題；Jack Lewis[28］利用分層隨機抽樣法進行泥沙平衡研究；A.R．Orpin等人［29］利用不同泥沙粒徑分布規律進行泥沙輸移平衡的研究等。我國在此方面的許多研究也都表明了泥沙存蓄變化與區域降雨徑流的關系最為密切，如黃河中游某些支流河道具有“小水淤，大水沖”的特性，近年來由于降雨洪水較小，河道存蓄泥沙量較大。高進［30］通過對不同形狀河流沙洲發育長度的理論分析了河流泥沙淤積規律，建立起沙洲發育模型；王士強［31］應用動床阻力及灘槽水沙交換等關系與新的不平衡輸沙等初步經驗關系建立了黃河下游河床變形數學模型，該模型的特點是能較好地反映渾水上灘淤積減沙使主槽減淤增沖等情況。

目前，采用同位素示蹤方法研究河道泥沙存蓄變化的研究較多。Simon J等人［32］通過“水庫理論”對河道泥沙的輸移與存蓄進行了研究。“水庫理論”是定量研究河道內泥沙存蓄與輸移時間的一種方式，是對水庫中徑流平均存蓄與輸出時間在概念上的一種借用。通過應用，Simon J等人對河道內不同區段泥沙輸移時間進行了較為精確的估算，對存蓄泥沙的活動等情況進行了定量研究。但以示蹤法研究通常存在這樣的問題：(1)示蹤物質在河道內停留的時間至少要和泥沙平均停留的時間相等，而泥沙在河道內有可能停留上百年的時間；(2)如果不同時期輸入河道內的泥沙充分混合，河道內泥沙的存蓄周期與駐留時間也很難確定。以特制試驗設備輔助研究或許是解決河道泥沙的輸移與存蓄變化過程研究的有效方法之一。英國學者D．M.Lawler［33］等人研制了一種用以自動監測河流泥沙的侵蝕、輸移與沉積情況的“光電侵蝕探針”，其最大的優點在于它可以長期自動連續監測河流泥沙的侵蝕、輸移與沉積，這對于沒有或較少水文測站的區域連續觀測泥沙是十分有意義的。

4 流域侵蝕產沙平衡研究中的模型問題

盡管極端降雨條件會產生大量的泥沙，但侵蝕模型對平均侵蝕率的測量仍然是很好的泥沙預測方式。通用土壤流失方程(USLE)可以模擬單坡面長期的泥沙侵蝕，但USLE模型預測的坡面侵蝕并未考慮坡面凹陷處的沉積問題。然而，一部分沖積物或崩積物會在其運移過程中發生沉積，而且流域的范圍越大發生沉積的機會就越多。下面提到的幾個侵蝕預測模型都是可以模擬泥沙運移過程的模型，它們分別是用來模擬單次降雨過程和長期侵蝕過程，以及模擬單坡面侵蝕和不同尺度全流域侵蝕產沙的。大部分的模型都是用來模擬單次降水侵蝕的，如EROSION3D［34］、EUROSEM［35］、KINEROS2［36］、ANSWERS［37］、AgNPSm［38］。應用這類模型最主要的問題是初始條件的確定，因此，這類模型通常被用來模擬不同降水的設計。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的模型如WEPP［39］和OPUS［40］，這類模型比上面提到的模型更為復雜，因為他們還可以用來模擬土壤水分運動、植物生長等兩次降水期間的過程。因此，這類模型的優點在于初始條件可以自動提供，并且可以相對容易地對一系列降水進行計算。

大部分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的模型都是用于模擬單坡面侵蝕的，這與模擬全流域侵蝕模型具有明顯的區別［41］。模擬全流域土壤侵蝕的模型需要對流域空間進行離散化和參數化處理，一般采用兩種方式。一是基于柵格的空間離散化處理(EROSION3D、ANSWERS、AgNPSm)。但是柵格的大小會對模擬結果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可研究流域的最大尺度是由柵格的最大數量所決定的。另一種方法是將流域根據一定的參數標準劃分成若干個具有代表性的坡面(KINEROS2、EUROSEM)，這些坡面通過溝道連接起來，進而通過模型模擬泥沙的輸移過程。將侵蝕模型與地理分析軟件進行不同程度的耦合是近年來泥沙平衡研究中模型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蔡強國等人［4］(1996)在IDRISI軟件的支持下建立了一個具有一定物理基礎的能表示侵蝕產沙過程的小流域次降雨侵蝕模型。模型考慮了降雨入滲、徑流分散等過程，將水流在流域的匯流、輸移過程引入到模型當中，從機理上對侵蝕過程進行了定量分析。Giorgio A．Benporad等人［42］采用分布式模型模擬水、沙量平衡。通過GIS處理將該流域離散化為柵格形式，建模以柵格為基礎，與柵格整合的模擬方程通過流域出口處的水沙資料進行模型修正。結果顯示，分布式數學模擬能夠較為精確地模擬流域以月和年為單位的水沙運動情況。他們的研究通過GIS處理與時間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打破了模型研究的空間與時間尺度限制。

確定可用的侵蝕模型是一項很復雜的任務，侵蝕模型必須經過修正之后才能用于模擬泥沙的過程。其中主要的問題是模型參數的轉換、無觀察站點區域初始條件的設置及利用長系列資料進行模擬時模型的適用性問題。準確的實地資料非常重要，因為它們常常是侵蝕產沙建模的重要限制性因素，如果分布資料不夠全面，對于較大尺度的流域而言模型的選定將是很困難的。對于長系列資料的模擬，同時期泥沙沉積的調查十分必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對資料模擬的結果進行校驗。

5 流域侵蝕產沙平衡研究展望

流域侵蝕產沙平衡研究關系到我國生態環境建設、水利工程的使用與建設等方方面面，總結分析我國泥沙研究的現狀，針對我國泥沙平衡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借鑒國外好的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進行系統的、泥沙運移過程的平衡計算將是十分有意義的。

5.1 基本資料的科學觀測

在流域侵蝕產沙平衡研究中，豐富而準確的資料是泥沙研究的生命線。因此，科學合理地布設觀測站點，對部分觀測站點進行適當的調整，進行水文泥沙的長期、連續觀測是獲得水文泥沙研究資料的基礎，更是流域侵蝕產沙平衡研究發展的前提條件。

5.2 因地制宜的泥沙運移過程研究

目前，對于泥沙輸移預報問題我們還需要了解更多的、更為細致的輸移過程。對于流域內侵蝕泥沙不同粒徑之間的關系；流域內侵蝕泥沙的停留時間與重新移動問題；侵蝕泥沙坡面過程與溝道過程的不同；侵蝕泥沙的停留時間與重新移動的耦合關系；適當時間尺度范圍內坡面與溝道間的動態相互作用關系；侵蝕系統內不同部位侵蝕泥沙的相互關系及如何評價等問題仍然需要更為深入的研究。

目前國內尚未研究出類似于美國USLE的單坡面侵蝕模型，更未見類似于WEPP的物理過程模型，致使我國目前土壤侵蝕定量化缺乏實據，今后一段時期內應當攻關此方面的研究。我國幅員遼闊，地域間自然條件差異較大，除了進行通用性較強的物理模型的研究外，開展區域性產沙經驗模型的研究同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國關于泥沙侵蝕階段的研究與預測模型探討較多，但能夠反映泥沙運移全過程的模型較少，因此，對于全流域泥沙輸移過程的研究也應該加強。

5.3 綜合研究方法

泥沙從侵蝕到沉積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因此，泥沙平衡的研究也應該是一個系統工程。單一的方法一般越難以解決全流域泥沙運移研究的問題。采取多種研究方法的綜合使用，充分發揮“3S”技術等高新技術在泥沙資料的獲得與分析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在我國的泥沙平衡計算研究中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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