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離騷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屈原離騷，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離騷》；屈原；美政思想；楚懷王；關系

中圖分類號：I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2-0232-02

一、關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現狀

屈原在《離騷》中曾提到“美政”一詞：“既莫足與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用“美政”指代屈原的政治理想，學界已達成共識。但“美政”具體指什么，《離騷》中并未明確指出。

洪興祖《楚辭補注》引王逸注，釋“美政”為“行美德、施善政”[1]；朱熹《楚辭集注》未予解釋；按王夫之《楚辭通釋》，“美政”似與“惡政”相對；蔣天樞《楚辭校釋》注：“美政，可以實現己理想事業之政。”[2]王泗原《楚辭校釋》：“為美政是屈原的抱負，生死以之。”[3]姜亮夫《屈原賦今譯》釋為動詞“修美政”[4]。

上述注本或譯本對“美政”一詞的解釋，都不夠具體，并不能幫助我們很好地理解“美政”的內容。

廖化津在《屈原美政思想系論》中，對今人關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作了梳理：解放前，研究者寥寥，游國恩先生為代表：“美政者，即合從以擯秦之政也。”“所謂美政者，非合從抗秦之策乎？”認為美政就是楚國現實政治中的一種正確的外交政策。解放初期，研究者仍很少，但認識出現分歧。一是美政是儒家思想，屈原的“理想的政治就是堯舜禹湯文武那樣的政治”，以何其芳先生為代表；二是美政是法家思想，“屈原的主導思想是主張法治，使國家富強的法家思想……不能實現他的美政……只好決心從彭咸之所居。”以張縱逸先生為代表。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研究者漸多，論文（含專著）有十余篇，多仍依儒、法兩家之間，持折中、調和之說，以孟醒仁先生為代表；其他論者，或儒、法雜陳，或儒主法次，少數人仍堅持法家說[5]。

20世紀90年代初期到現在，關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依然不少，一是承襲上述觀點，二是認為屈原美政思想兼融先秦諸家學說，分對內、對外兩部分，包括舉賢授能、實行德治，君主賢明、政治清明，關注民生、系心于民，變法革新、修明法度等。

二、屈原美政思想的內容

屈原的美政思想，首先是要有內外兼修的高尚品德。《離騷》一開始寫自己的出生：“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1]出身高貴，有美名，內含天地之美，與生俱來諸多“內美”。但屈原并不滿足于此，“又重之以修能”，在衣著服飾、飲食裝扮等方面亦十分講究：“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是服飾之美。“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靡以為粻。”——是飲食之美。“攬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折瓊枝以繼佩”，“瓊佩之偃蹇”——是裝扮之美。“鳴玉鸞之啾啾”，“奏《九歌》而舞《韶》”——是聲樂之美。“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鳳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是車駕之美。衣著服飾、飲食裝扮、聲樂車駕等都說明屈原志向高潔，注重培養自己的美好品德，“內美”、“修能”兼有。“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君臣都要有德者為之。

其次，美政思想離不開明君賢臣。“兮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夫維圣哲以茂行兮，茍得用此下土。”堯、舜、禹、湯、文王是歷史上有圣明的開明君主，不僅有美好品德，亦能遵天地之道，選賢任能，有圣明之智，亦有盛德之行。“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羿游以佚畋兮……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羿、浞、澆、桀、紂是歷史上驕奢逸、昏庸無德的君主，不能選賢授能，而且常逆天而行，故而不能守住社稷。兩者對比，說明屈原對明君的渴望。

篇2

高中語文《春末閑談》原文

北京正是春末，也許我過于性急之故罷，覺著夏意了，于是突然記起故鄉的細腰蜂。那時候大約是盛夏，青蠅密集在涼棚索子上，鐵黑色的細腰蜂就在桑樹間或墻角的蛛網左近往來飛行，有時銜一支小青蟲去了，有時拉一個蜘蛛。青蟲或蜘蛛先是抵抗著不肯去，但終于乏力，被銜著騰空而去了，坐了飛機似的。

老前輩們開導我，那細腰蜂就是書上所說的果贏，純雌無雄，必須捉螟蛉去做繼子的。她將小青蟲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著，祝道“像我像我”，經過若干日，——我記不清了，大約七七四十九日罷，一那青蟲也就成了細腰蜂了，所以《詩經》里說：“螟蛉有子，果贏負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蟲。蜘蛛呢?他們沒有提。我記得有幾個考據家曾經立過異說，以為她其實自能生卵;其捉青蟲，乃是填在窠里，給孵化出來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見的前輩們都不采用此說，還道是拉去做女兒。我們為存留天地間的美談起見，倒不如這樣好。當長夏無事，遣暑林陰，瞥見二蟲一拉一拒的時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滿懷好意，而青蟲的宛轉抗拒，則活像一個不識好歹的毛鴉頭。

但究竟是夷人可惡，偏要講什么科學。科學雖然給我們許多驚奇，但也攪壞了我們許多好夢。自從法國的昆蟲學大家發勃耳(Fabre)仔細觀察之后，給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證實了。而且，這細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兇手，還是一種很殘忍的兇手，又是一個學識技術都極高明的解剖學家。她知道青蟲的神經構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針，向那運動神經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為不死不活狀態，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蟲因為不死不活，所以不動，但也因為不活不死，所以不爛，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來的時候，這食料還和被捕當日一樣的新鮮。

三年前，我遇見神經過敏的俄國的E君(u，有一天他忽然發愁道，不知道將來的科學家，是否不至于發明一種奇妙的藥品，將這注射在誰的身上，則這人即甘心永遠去做服役和戰爭的機器了?那時我也就皺眉嘆息，裝作一齊發愁的模樣，以示“所見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國的圣君，賢臣，圣賢，圣賢之徒，卻早已有過這一種黃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②么?不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聲)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論雖已卓然，而終于沒有發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從作威就須不活，要貢獻玉食就須不死;要被治就須不活，要供養治人者又須不死。人類升為萬物之靈，自然是可賀的，但沒有了細腰蜂的毒針，卻很使圣君，賢臣，圣賢，圣賢之徒，以至現在的闊人，學者，教育家覺得棘手。將來未可知，若已往，則治人者雖然盡力施行過各種麻痹術，也還不能十分奏效，與果贏并驅爭先。即以皇帝一倫而言，便難免時常改姓易代，終沒有“萬年有道之長”;“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鐵證。現在又似乎有些別開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種所謂“特殊知識階級”的留學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結果，說醫學不發達是有益于人種改良的，中國婦女的境遇是極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錯，一切狀態都已夠好。E君的發愁，或者也不為無因罷，然而俄國是不要緊的，因為他們不像我們中國，有所謂“特別國情”，還有所謂“特殊知識階級”。

但這種工作，也怕終于像古人那樣，不能十分奏效的罷，因為這實在比細腰蜂所做的要難得多。她于青蟲，只須不動，所以僅在運動神經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們的工作，卻求其能運動，無知覺，該在知覺神經中樞，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覺一失，運動也就隨之失卻主宰，不能貢獻玉食，恭請上自“極峰”下至“特殊知識階級”的賞收享用了。就現在而言，竊以為除了遺老的圣經賢傳法，學者的進研究室主義，文學家和茶攤老板的莫談國事律，教育家的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論之外，委實還沒有更好，更完全，更無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學生的特別發見，其實也并未軼出了前賢的范圍。

那么，又要“禮失而求諸野”了。夷人，現在因為想去取法，姑且稱之為外國，他那里，可有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沒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準集會，不許開口之類，和我們中華并沒有什么很不同。然亦可見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無華夷之限也。猛獸是單獨的，牛羊則結隊;野牛的大隊，就會排角成城以御強敵了，但拉開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與牛馬同流，——此就中國而言，夷人別有分類法云，——治之之道，自然應該禁止集合：這方法是對的。其次要防說話。人能說話，已經是禍胎了，而況有時還要做文章。所以蒼頡造字，夜有鬼哭①。鬼且反對，而況于官?猴子不會說話，猴界即向無風潮，——可是猴界中也沒有官，但這又作別論，——確應該虛心取法，反樸歸真，則口且不開，文章自滅：這方法也是對的。然而上文也不過就理論而言，至于實效，卻依然是難說。最顯著的例，是連那么專制的俄國，而尼古拉二世“龍御上賓”②之后，羅馬諾夫氏竟已“覆宗絕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點就在雖有二大良法，而還缺其一，便是：無法禁止人們的思想。

于是我們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這樣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沒有永遠分清“治者”與“被治者”;二恨其不給治者生一枝細腰蜂那樣的毒針;三恨其不將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著的思想中樞的腦袋而還能動作——服役。三者得一，闊人的地位即永久穩固，統御也永久省了氣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單想高高在上，暫時維持闊氣，也還得日施手段，夜費心機，實在不勝其委屈勞神之至……。

假使沒有了頭顱，卻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世上的情形就何帝，1917年2月革命時被推翻，次年被處死。等地醒目呵!這時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勛章來表明闊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頭之有無，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貴賤的區別。并且也不至于再鬧什么革命，共和，會議等等的亂子了，單是電報，就要省下許多許多來。古人畢竟聰明，仿佛早想到過這樣的東西，《山海經》上就記載著一種名叫“刑天”的怪物。他沒有了能想的頭，卻還活著，“以乳為目·，以臍為口”，——這一點想得很周到，否則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實在是很值得奉為師法的。假使我們的國民都能這樣，闊人又何等安全快樂?但他又“執干戚而舞”，則似乎還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專為闊人圖便利而設的理想底好國民又不同。陶潛先生又有詩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連這位貌似曠達的老隱士也這么說，可見無頭也會仍有猛志;闊人的天下一時;總怕難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識階級”的國民，也許有特在例外的希望;況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頭就會提前飛去，區區物質的頭的有無也算不得什么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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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兩漢　屈原作品　文學觀

兩漢文學在其發展中體現出了由漢初注重情感抒發到向儒家思想靠攏的總體趨勢。這一趨勢一方面體現在漢人的文學創作中，即其創作目的由抒情向“潤色鴻業”和諷喻當下統治者發展。將作品中的自我情感壓抑在內心深處，以致于在作家作品中很難發現個人化的東西。另一方面體現在文學批評中，即漢人對文學作品的評價由重視作品盼隋感發展到把政治功利作為文學評價的第一標準。這兩種趨勢都可以從漢代對屈原作品的接受中得到反映。

從楚文化及屈原作品對漢人文學創作的影響這一角度看，漢初文學作品中的情感與形式都受到楚文化或屈原作品的影響，下面分別論述之。

首先是情感抒發。漢高祖起于楚地，對楚文化懷有一種獨特的感情，我們可以稱之為鄉土情節，在《漢書》中多有高祖好楚聲的記載，《漢書?禮樂志》：“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不僅用于宗廟的房中樂為楚聲，高祖自己也創作詩歌，而這些詩歌最大的特點也是帶有楚地色彩。《史記?高祖本紀》云：“置酒沛官，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高祖以布衣起家，提三尺劍而為天下主，在《大風歌》中我們讀出了劉邦統一天下后的自得和酬躇滿志，但在其中也隱含著他統一天下后內心孤獨與無所歸依的惆悵。其情感與屈原作品中個性化的情感抒發是相一致的，一為情感的真摯表達，一為情感的悲涼格調。漢武帝《秋風辭》在情感色彩上與《大風歌》相似。帝王如此。文士何論焉?漢初文士賈誼受屈原影響最為明顯，《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說：“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m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司馬遷將二人合傳就是看到二人在命運遭際與情感歷程上有相似之處。司馬遷說：“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指出了《離騷》產生的原因，并暗示了作品的格調。賈生又何嘗不是?在《吊屈原賦中》借對屈原的憫悼一方面陳說仕途之淹蹇，一方面抒發備受壓抑之郁悶，無論是情感抒發的方式還是所抒情感的內容都與《離騷》若合符契。此外，其后所作《鵬鳥賦》也是情感上的自傷自悼。漢初文人作品較少，文學史上能留下幾筆的僅有幾篇，就著幾篇來看，此時文學創作尚處于以情感為主要傾向的階段。盡管此時文學創作尚未進入自覺的時代，文學家創作的目的尚不能以抒情稱之，但在他們的作品中的確大量充斥著情感的內容，而且是以悲情、怨情的成分為多，這不能不說是在屈原作品影響下形成的風格。

其次，在作品形式上，無論是詩歌還是賦都帶有明顯的楚地痕跡。劉邦的《大風歌》以及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中很多詩作具有明顯的楚地特色，劉邦《大風歌》“兮”字的運用明顯是受楚地詩歌的影響。蕭滌非在《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中對《安世房中歌》與《九歌》中的篇章做了對比，認為：“三言旬，《詩經》中以有之，然無全篇，未成一體。楚辭則無獨立之三言句，惟具有退化為三言句之可能性，故今世之三言詩人樂者，不得不首推《安世房中歌》，而其淵源則《山鬼》、《國殤》是也。”而騷體賦在形式上也是楚辭影響下的產物，最明顯的就是其句式結構上對屈原作品的模仿。

以上從漢初文學創作這一角度對漢初的文學觀做了闡釋，可以看出漢初文學很明顯受到了楚文化及屈原作品的影響。下面就漢人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中體現出的文學觀作一論述。此一時期漢人評價”楚辭”的依據多為儒家經典，這發生在漢代把儒學作為官方學術之后，漢代評價”楚辭”者有以下幾家：劉安、司馬遷、揚雄、班固、王逸等。最早對屈原及其作品作出評價的應該是淮南王劉安，其文為司馬遷《史記》所采用：

《國風》好色而不，《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可見是司馬遷采納了劉安的觀點。劉安、司馬遷一方面承認了《離騷》的創作意圖，即因“怨生”而作，這是看到了《離騷》主情的一面，但同時又將《離騷》與《詩經》之風、雅相比，謂其可以兼備風、雅的特點，劉安、司馬遷的評價標準明顯帶有價值評判的傾向，即以儒家經典作為衡量《離騷》的標準，以是否符合儒家詩教作為文學作品評價的依據，當然這種評價標準還處于起步階段，評價者在注意到經典標準的同時并沒有忽視情感在文學作品形成中的作用。“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就是很好的注腳。最早把功利化思想引入文學評價中的是孔子，孔子在解說《詩經》時常常從政治、倫理的角度進行闡釋，如：“詩，一言以蔽之，日思無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將其政治倫理功能提升到首位，而漢代伴隨統一國家實力的增強，政治、文化大一統局面的形成。儒學獨尊地位確立，孔子這種文學觀自然會被漢人移植到其文學批評當中。

如果說劉安、司馬遷等人對《離騷》的評價中尚且保留著注重情感的因素，那么其后揚雄、班固、王逸等人的評價則進一步脫離情感的因素，將文學功利化傾向推進了一步。揚雄對屈原及其作品評價如下：

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離騷》。

揚雄對屈原的態度是“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同樣是注意到了屈原作品中的情感因素。但揚雄又對屈原提出了批評。對屈原投江持否定態度，認為臣子應該做到被重用就施展自己的才能，不被重用就作龍蛇蟄伏。頗有“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意味。上述文字中還體現出揚雄對屈原作品的傾慕之情，“怪屈原文過相如”，“賦莫深于《離騷》”，但將屈原、司馬相如的二人作品作比較時卻對屈原作品頗有微詞：“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云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云，長卿亮不可及也。’”“過以浮”當指其作品中充滿幻想色彩的神話傳說，即班固《離騷贊序》中所說：“多稱昆侖、冥閽、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背離了儒家經典質實的特點，因此，在揚雄看來，屈原在作品情感 上沒有遵守“遇不遇命也”的儒家人生理想，在風格上違背了經典質實的特點。

揚雄對屈原人格及作品的態度在班固《離騷序》中得到發展和系統闡述。班固《離騷序》中說：“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絮狂狷景行之士。多稱昆侖、冥閽、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情感已成為一種多余而被排除在外，甚至處于被抨擊的地位，班固認為屈原不應該對君主有“不敬”的言論，同時符合儒家經典成為了作品價值評價的唯一標準。班固認為《史記》對屈原的評價過高，其理由是《離騷》的內容不合經典，但在這段文字中班固又對屈原的文采加以肯定：“宏辭雅麗，為辭賦宗”這只是從文體自身特點出發作出的評價，而不涉及作品的內容。從中我們可以窺見班固的文學觀念：文學的功利性并不排斥文學的形式化。這就為兩漢時期大賦的創作提供了很好的解釋。兩漢大賦，其特點是“鋪采摘文，體貌寫志”一方面注重文采的鋪張，一方面注重文學的政教功能，即“寫志”，這里的“志”與“詩言志”中的“志”所指應該是相同的，并不是指個人化的情感，而是指“關乎國家及公共生活不可缺少的道德準則。”班固《離騷序》中所體現的文學觀可以視為兩漢文學觀之典型。

王逸對屈原的評價集中體現在《楚辭章句》中，在《離騷敘》中，他一反揚雄、班固等人對屈原的批評態度，肯定了屈原的人格：“且人臣之意，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近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城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并對屈原作品作出了很高評價：“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辭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竊其華藻。”在文學形式上充分肯定了屈原作品對后世的影響。王逸與班固對屈原及其作品持截然相反的態度，只不過班固是從對君主的“敬”出發，屈原對懷王可以說“不敬”，故班固對他持否定態度；而王逸則是從對君主的“忠”出發，屈原對懷王可謂忠心。故王逸稱贊他。二人出發點均為政治，只不過角度有所不同。這種截然相反的態度正好說明二人在文學政治功利性觀念上的相同。從對屈原及其作品的功利化解讀方式上來看，二人沒有本質差別。因此，班固和王逸在對待《離騷》等作品上主要是以政治功利目的為主，對文學形式也加以肯定，但文學的抒情功能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湮沒于政治功利之中。

以上從屈原作品接受的視角，針對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中所體現的文學觀進行了論述。需要注意的是。兩漢文學觀念是一個漸變的過程：經歷了由漢初的重情到重言志，再到漢末向情感回歸的發展歷程。

參考文獻：

[1][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2][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

[3]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4]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5][南朝粱]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

[6][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篇4

關鍵詞： 《離騷》 民生 人生

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語文必修2人教版第三單元學習先秦到南北朝的詩歌。其中第二課節選了屈原《離騷》的一部分。課下注釋將第一句“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中的“民生”注解為“百姓的生活”。同時，也表達了另一種說法，作“人生”來理解。查閱相關資料，矛盾重重，說法不一。如王逸《楚辭章句》云“乃太息長嘆，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隕其身，申生經，子胥沉江，是謂多難也”。一方面解釋“民生”為“萬民受命而生”，把“民生”理解為百姓，另一方面又說申生自縊子胥沉江就是多難的證明，說明屈原有與之相同的遭遇。那么，“多艱”的到底是百姓還是屈原自己？我們在該課的教學中到底是把“民生”理解為“百姓的生活”還是“人生”？這值得我們去思索去探究。因為這有助于學生深入準確地理解作者及作品。

筆者認為，按照對整部《離騷》的整體把握及節選部分內容的理解，把“民生”理解為“人生”更準確，具體說來，就指屈原“坎坷而艱難的人生”。

具體理由如下：

從《離騷》標題含義及創作動力來看，離猶“罹”也，指遭受或遭遇了某種挫折或磨難。“離騷者，猶離憂也”，“屈平之作《離騷》，蓋之怨生也”。由司馬遷對《離騷》標題含義的解釋及創作動力的說明可以看出，屈原寫作《離騷》重在抒發自己滿腔的怨恨之情。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里也說：“屈原放逐，乃著《離騷》。”《史記?屈原列傳》也說：“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屈原為了重振國家，“竭忠盡智，以事其君”但卻“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由此可見，整部《離騷》都在表現自己“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忠怨之情，都在為自己人生的不幸遭遇大聲疾呼！

由節選部分內容可知，該部分內容主要敘述作者因崇尚美德，堅持美好的品行受到周圍眾人的嫉妒和誹謗，君主也冷落了他。他一方面表明誓死堅持正道，不與群小同流合污的堅決態度，一方面表明自己對當初選擇的道路的后悔，同時決定隱退，繼續保持自己的美好德行永不改變。該部分正如戴震在《屈原賦注》中所述“言君信讒之故，而已終不隨流俗”“設為退隱之思，言事君雖不得，而好修不變”。可見，節選部分不涉及百姓或人民，只是談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及對待此事的堅定態度。

從節選部分的行文內在邏輯來看，把“民生”理解為“人生”也是合適的。我們試以節選部分第一段為例分析其行文內在邏輯。選文第一句“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是談到自己的遭遇或人生的不幸，所以才“長嘆息”“掩涕”，接下來，作者談到了不幸遭遇的表現。“余雖好修以羈兮，又申之以攬。”接著表述自己對待此事的決心。“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同時也表達了自己的滿腔怨憤，怨的對象有三：一怨靈修，二怨眾女，三怨時俗。因此說“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峨眉兮，謠諑謂余以善。固時俗之工巧兮，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接下來，作者表述了在這樣的環境下自己的生存狀態“郁悒余傺兮，吾獨窮困乎此事也”。接下來，繼續陳述自己的決心或態度“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接下來，通過比喻說明自己的這一決心“鷙鳥之不群兮，至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夫孰異道而相安？”，接下去，繼續表明自己的艱難處境“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最后再次重申自己的態度“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總的來說，課文表現出這樣的一種邏輯關系：遭遇――表現――原因――決心――怨憤（靈修、眾女、時俗）――處境――決心――說明――處境――決心。可見，在選文部分，他只是談到自己處境的艱難及造成其“窮困”的主客觀原因，并多次重申自己對待此事的態度，由此看來，只有把“民生”理解為“個人遭遇或人生”才能符合這一邏輯關系。

篇5

魏晉南北朝對《楚辭》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人們不僅重視它，甚至把它當成“超逸”風神的象征；屈原作為一種人格范型，已通過民俗的方式深入人心，與他有關的地望和傳說在民間廣為流傳；對于《楚辭》這一經典性的文學作品，此時期的文人比兩漢更看重它的抒情性和華美的藝術形式，他們有意識地選擇《九歌》而非《離騷》作為仿效和學習的對象；《楚辭》作為一種先在的文學資源，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對象，其句式、意象和語詞被大量運用于詩賦作品中，并在與文體賦、樂府詩、駢文等各體文學的碰撞交融中，推動文學形式的發展，激活新型文體的產生。

【關鍵詞】 魏晉南北朝/楚辭/接受

一

產生于戰國的屈、宋楚辭，在長達四百年的兩漢時期，經由賈誼、司馬遷、揚雄、班固、王逸等學者的張揚、闡釋，同時也因為許多文人的摹仿、學習，逐漸成為了一種與《詩經》具有同等地位的文學經典。有研究者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壇對楚辭的重視，前不如兩漢，后不如唐宋明清。鑒于此時期社會的長期動亂，學者無暇研治楚辭，而文人責任意識的缺失，又導致他們難以與《離騷》之類的作品形成共鳴，故這種說法確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細檢相關文獻便可發現，其實此時期不僅有陸云、郭璞、劉勰等人精研楚辭，有曹植、傅玄、江淹等一大批作家自覺地汲取楚辭的藝術營養，而且楚辭的表現手法、形式要素和精神特質，也成為激活文學新體產生和導致文學新變的重要資源，甚至因為其既成經典的身份，滲入到了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從而影響當時人們的行為模式、審美情趣和創作傾向。據《南史·蕭思話列傳》的記載，思話之孫蕭洽“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陳書·高祖皇后列傳》言宣章皇后“能誦《詩》及《楚辭》”；蕭繹《金樓子·聚書篇》自詡其命孔昂抄寫《史記》、《三國志》、《莊子》、《老子》和《離騷》等典籍，“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因而珍藏之；傅玄曾仿《九歌》而作《九憫》；又《北史·儒林下》載，北周及隋時期，劉炫因得罪蜀王秀遭羞辱，故“擬屈原《卜居》為《筮涂》以自寄”。由此可見，《楚辭》已廣泛流布于民間和宮廷，成為幼童習誦的教科書、妃嬪顯示才情的讀物和貴族爭相收藏的典籍，而屈原的辭作，則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對象。

《世說新語，任誕》云：“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同書《豪爽》亦曰：“王司州在謝公坐，詠‘人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云旗’，語人曰：‘當爾時，覺一坐無人。’”《魏書·盧玄傳》記載，中山王熙見盧元明飲酒賦詩，性情灑脫，由衷贊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魏晉品藻人物，不同于漢代的道德尺度，而側重于人的才情氣質。這種超乎功利的審美性尺度以獨特的個性和精神風范為重要內容，同于眾生則為平庸，超乎庶類則為俊杰。因此他們特別看重與“俗”和“濁”相對立的“清拔”，也即清雅超拔、雋秀飄逸的神采特質。而《離騷》中駟玉虬、駕飛龍、朝蒼梧、夕縣圃、覽觀四極、飄搖輕舉的神奇場景，《九歌》中開天門、乘玄云、沐咸池、晞陽阿、眾神同游、臨風浩歌的仙界奇觀，無不超塵拔俗，“不似從人間來”。楚辭“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①的風格，給魏晉人一種疏放不拘、清拔超逸的文化暗示，與當時士人所追求的人格理想正相契合。因此，“讀《離騷》”與“飲美酒”一樣，成為名士超逸疏放性格的象征；而一旦吟詠《九歌》中的詩句，也就自然覺得不同凡俗、“一坐無人”了。

屈原是楚辭的代表性作家，因而魏晉南北朝對屈原的認識，首先值得關注。眾所周知，漢代人關于屈原的評價，除了公認他創造了“瑰麗奇偉”的文學作品外，主要集中在三個層面：其一是忠直之臣（以司馬遷、王逸為代表），其二是遷謫之客（以賈誼為代表），其三是狂狷之士（以班固為代表）。與此三個層面相對應的，則是漢人的三種情感傾向：贊頌、同情、批判。相對于兩漢，此時期對屈原的評價有同有異，既有沿襲也有變化。

就屈原“忠直之臣”這一層面而言，此時期大體沿襲漢人的觀點。如傅玄云：“詩人睹王雎而詠后妃之德，屈平見朱橘而申直臣之志焉”②。劉勰《文心雕龍·比興》曰：“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制《騷》，諷兼比興。”蕭統《文選序》亦云：“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無不贊揚屈子的“直”、“忠烈”和“忠潔”。不過，魏、晉二朝皆以威逼禪讓的方式從舊主手中奪得天下，不便理直氣壯地提倡忠直氣節；南朝歷代祚短，士人臣事多朝數主漸成通例，況且家族觀念日重于忠君意識。由于朝野上下對“忠節”的空前淡漠，屈原作為“忠臣”的人格層面，在魏晉南北朝通常只是被一般性地提及，具有概念化和類型化的特征，并沒有被深入挖掘和大力張揚。

與漢人一樣，魏晉南北朝對于作為“遷謫之客”的屈原，基本的態度就是同情和嘆惜。晉人華譚曰：“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噽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③！陸云《九憫序》亦曰：“惜屈原放逐，而《離騷》之辭興。”盡管此時期對屈原這一精神層面的接受同樣具有概念化的傾向，“逐臣”屈原更多的只是一種既定的政治身份、一個遭遇坎坷的文化符號，但畢竟宦途浮沉是人們經常要面對的困惑，每當人生或政治的波折產生，他們就會聯想到屈原“逐臣”的困頓，發出“悲伍員之沉悴，痛屈平之無辜”④之類的感嘆，并在痛惜屈子“無辜遷謫”的同時，寄托自己的怨憤與不平。例如顏延之因遭忌出為始安太守，道經汨潭時便作《祭屈原文》，感懷屈子“身絕郢闕，跡遍湘干”的冤屈，并借以抒發心中的愁怨。類似這樣的作品并不少見。因此，此時期作為“遷客”的屈原，在文人的作品中，涵蘊著更為豐富真切的生命感悟，更具有文學原型的典范意義。

以屈原為“狂狷之士”是從班固開始的。雖然班固盛贊屈原“弘博麗雅”的文采，并在《漢書·古今人表》中將其列在“上中”，為“仁人”，可見沒有全盤否定屈原，但他認為屈原“露才揚己”、“沉江而死”⑤的行為，不合儒家經義和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則，乃“狂狷”的表現，卻為后人對屈原這方面的批評埋下了伏筆。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是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篇》里的論說：“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顏氏將屈原與許多歷史上的文人都歸入“輕薄”一類，認為文章之體，很容易“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告誡兒孫要“行有余力”而后為文。北魏劉獻之的批判則更為激烈：“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⑥！從漢代開始，隨著“明哲保身”人生哲學的流行，學者大多并不認同屈原露才揚己、自沉身死的過激行為。到魏晉南北朝，人們日益追求當下的生命享受，更加看重在政治風波中“全身保命”的處世原則，故屈原在政治上、處世上的認真和偏執，很難為當時的人們所接受。晉人謝萬作《八賢論》，“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屈原雖位列“八賢”，但與嵇康一樣被視為“出者”，劣于漁父、楚老等人⑦。三國時李康在《運命論》中曰：“治亂，運也；貴賤，命也。而后之君子，區區于一主，嘆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過，也就是過激、過頭，超越了中庸平和的處世之道，也就是人們所說的“狂狷”。屈原以一己之力與整個世俗環境對抗而絕不被動適應的批判精神，具有一種悲劇性的殉道意味和非實踐性的宗教品格，它注定是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的。

有關屈原的傳說與民俗節日逐漸在民間流行，是魏晉南北朝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王逸《楚辭章句·漁父》所記江濱漁父的問答、《卜居》所言求太卜決疑之類，其實便已揭開了屈原傳說及其民間紀念的序幕，此后經兩漢的醞釀和累積，到此時期更為豐富并定型。例如關于“舟楫競渡以悼屈原”的民俗。東晉葛洪云：“屈原沒汨羅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為口渡，或謂之飛鳧”⑧。宗懔《荊楚歲時記》條二十二載：“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一自以為水軍，一自以為水馬。州將及士人悉臨水而觀之。”而《太平御覽》引《續齊諧記》則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粉米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士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為蛟龍所竊，若今有惠，可以楝葉塞其上，五色絲縛之，此二物是蛟龍所憚。”⑨

這三則文獻材料，清晰地記載了端午節的由來、內容、形式及其定型化的過程，也說明在東晉南北朝，屈原的事跡和峻潔人格，已通過民俗的方式流播于千家萬戶，得到了最廣泛而普遍的接受。而屈原化為士人的傳說，則純為民間藝術化的虛構，它作為“屈原”這一原型的文化附加形態，折射出的是創造者對原型的喜愛與認同，并為后來沈亞之《屈原外傳》之類專記屈原“逸事”的作品開了先河。

此時期對與屈原、楚辭相關的地名也非常關注。漢代以來各類文獻中，已有不少對此類地名的解釋和考證，但從來沒有像魏晉南北朝這么大量而集中地產生。郭璞《楚辭注》、《山海經注》對相關地名的考證已為人所共知，無庸贅述。據《太平御覽》所引，另有《江夏記》、《鄱陽記》、《郡國志》、《永初山川記》、《荊州記》、《水經注》等著作言及南浦、夏首、汨水、秭歸、滄浪水等許多故楚地名，其中尤以《水經注》的記載最為詳明。此書所敘，有澧水、沅水、夏水、湘水、汨水、辰水等楚地河流，有龍門、玄圃、三危、玄趾、辰陽、鄢郢等《楚辭》地名，還記載了與屈原有關的傳說和楚地的習俗，其中對秭歸、屈原故宅、女媭廟、屈潭、屈原廟等的敘述和考證，給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

二

承兩漢楚辭學的余緒，魏晉南北朝整理、注解楚辭的熱情并未衰退。據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這一時期的《楚辭》注本，主要有晉代郭璞《楚辭注》三卷、徐邈《楚辭音》一卷、劉宋時何偃《楚辭刪王逸注》（未知卷數）、諸葛民《楚辭音》一卷、梁朝劉杳《楚辭草木疏》一卷、無名氏《楚辭》十一卷、另有《隋書·經籍志》著錄孟奧（生平不詳，很可能是南朝人）《楚辭音》一卷，數量頗為可觀。遺憾的是，這些《楚辭》注本大多已經亡佚，只有郭璞的《楚辭注》比較特殊。因為敦煌《楚辭音》殘卷、洪興祖《楚辭補注》曾對此書加以引用；又據近人考證，郭璞所撰《山海經注》、《方言注》、《穆天子注》等文獻中，與《楚辭》內容有關的注文也大量存在。從這些輯出來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郭氏的《楚辭注》，無論是在方言辨析、古音審讀、詞義闡釋、文字校刊，還是神話傳說的收集保存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鑒于對此的論述已經很多，這里不再贅述。

上列諸書中有三種《楚辭音》，顯然對《楚辭》音義和方言的辨析審讀，是當時《楚辭》研究的重要內容。顏之推也說：“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后有揚雄著《方言》，其言大備”⑩。六朝音韻之學的興盛，激發了學者對《楚辭》方言與音讀的研究興趣；而《楚辭》成為當時“音辭”研究的重點對象，進入正統語言音韻的學術視野，也是它作為文學經典文本為學者所普遍接受的一個明證。

漢人評價《楚辭》作品，非常看重它所表達的“義”：劉安《離騷傳》言《離騷》“舉類邇而見義遠”；《漢書·藝文志》說屈辭“有惻隱古詩之義”；王逸《楚辭章句·離騷敘》贊《離騷》“其義皎而朗”。魏晉南北朝則既不忽視其“義”，卻更重其“情”：陸云《九憫序》稱《離騷》出現后，“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辭”；劉勰《文心雕龍·辨騷》言“《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庾信《趙國公集序》云“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所謂義，也即作品的內容，它包括政治、倫理、道德等理性原則，通常與勸諫、教化聯系在一起，具有社會性和功利性的特征；所謂情，指的是作品的情感表達，它不顧忌太多的理性原則和社會功利，以抒發個體喜怒哀樂等情緒為旨歸，具有明顯的個性化特征。魏晉南北朝文學開始擺脫政治教化的束縛，沖破個性依附于群體的局限。正如羅宗強所言，此時期的作家，已經“從定儒學于一尊時的那個理性的心靈世界，走到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感情世界中來了”(11)。這樣的時代風氣，導致了人們接受心理和審美意識的深刻變化。他們不再特別關注《楚辭》的諷諫教化的社會性之“義”，而更看重其自由表達的個性化之“情”。在楚辭接受上的由重義到重情，實在是時代風氣的轉變使然。

對于楚辭的藝術形式，漢人只是偶爾論及。如班固《離騷序》稱其“弘博麗雅”；王逸雖詳細論述了它的“比興”手法，也僅概括性地贊其為“華藻”、“金相玉質，百世無匹”(12)。魏晉南北朝則特別強調楚辭的文學要素，而尤其關注它華美艷麗的藝術形式。曹丕、皇甫謐都認為，包括《楚辭》在內的辭賦，具有“麗”、“美”的特征；裴子野《雕蟲論》謂“悱惻芬芳，楚騷為之祖；靡漫容與，相如和其音”；劉勰《文心雕龍·辨騷》云：“《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游》《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將《楚辭》的總體風格歸結為“驚采絕艷”，并從“宗經”的衛道立場，批評“楚艷漢侈，流弊不還”(13)。不管是贊揚還是批評，人們都一致認定，華美艷麗是楚辭的基本藝術特征，這種特征對漢代以來的詩賦文章產生了重大影響。劉勰甚至認為：“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云。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14)。其影響已超過了《詩經》。如果說建安文壇力主“文虛質實”，大體依然延續漢代質樸文風的話，那么從兩晉開始，提倡“麗美”之文的觀點逐漸成為主流。傅玄《連珠序》言“辭麗而言約”，陸機《文賦》系統地提出言貴妍、藻欲麗、詩綺靡的文學主張。東晉的葛洪，從文學發展的角度，肯定“清富贍麗”的文風，并認為“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雕飾，時移世易，理自然也”(15)。到了南朝，隨著文、筆區分之類的討論，人們有意識地將文學與政教、立身與文章分離開來。在這樣一種文學意識覺醒、普遍追求華美文風的背景下，本來就具有華艷特質的楚辭，不但成為此時期文人關注的對象，而且還被尊為華美文風之宗，從文學經典的意義上構成唯美思潮合理性的一個重要理由。

傳統的屈、宋楚辭，從形式風格上看主要有三種類型：其一是《離騷》、《九章》和《九辯》，優游案衍而辭志深宏；其二是《天問》，四言為體而規整有序；其三是《九歌》，情思哀婉而文辭清麗。沈德潛《說詩晬語》曰：“《九歌》哀而艷。”“哀而艷”確實是《九歌》的基本風格，而情感的哀婉動人、文辭的艷麗華靡，正好是此時期尤其是南朝文人的共同追求；同時，《九歌》參差錯落、富于詠嘆意味的句式特點，與貴族化的題材內容正相契合。因此，《九歌》受重視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其他類型。或許陸云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在《與兄平原書》中說：

嘗聞湯仲嘆《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為如此種文，此為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語，大類是穢文，不難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絕。

他不喜《九章》《九辯》，卻極為推崇《九歌》，原因就在于它哀艷疏朗、“清絕滔滔”的風格。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文人對楚辭的接受是有選擇和偏向的，他們偏向的不是幽怨深廣的《離騷》，而是符合這個時代審美要求的《九歌》。

三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塵于后。英辭潤金石，高義薄云天。”近人鄭振鐸也說：“《楚辭》，或屈原、宋玉諸人的作品，其影響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廣的”(16)。他們都肯定了《楚辭》對后世文學的巨大影響。

此時期文人對楚辭的接受與汲取，首先表現在對這種體式的強烈興趣上。據筆者比較詳盡的統計，整個魏晉南北朝，純粹楚騷體的作品（包括騷體賦），便多達160余篇，其中如蔡琰騷體《悲憤詩》、王粲《登樓賦》、曹丕《思親賦》、曹植《離繳雁賦》、阮籍《清思賦》、向秀《思舊賦》、江淹《山中楚辭》五首等，都是情文并茂的佳作。而且，有不少作家格外鐘愛楚騷的形式。如曹植的此類作品就有17篇之多，江淹也有13篇，而曹丕、傅玄、夏侯湛、潘岳等人創作的楚騷體亦不在少數。這么多此時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沿用楚辭的原初體式，寫下如此多的優秀作品，這不是偶然現象，而是對《楚辭》這一文學經典自覺而普遍的效仿與繼承。

事實上，此時期文學對楚辭藝術營養的汲取，不僅僅表現在體式的運用方面。楚辭中大量的意象、語詞、語句，作為重要的文學資源和文學要素，被文人直接采用或經過改造而化用。例如謝靈運《郡東山望溟海》這首詩的前半：

開春獻初歲，白日出悠悠。蕩志將愉樂，瞰海庶忘憂。策馬步蘭皋，紲控息椒丘。采蕙遵大薄，搴若履長洲。

此詩前四句出自《楚辭·九章，思美人》：“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五、六句出自《離騷》：“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七、八句出自《思美人》：“攬大薄之芳茞兮，搴長洲之宿莽。”幾乎全是從《楚辭》中化出。類似的情況并不少見。只要仔細審讀此時期的詩賦便會發現，利用楚辭意象語詞進行創作，確是彼時作家常用的手法，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江淹。江淹在《燈賦》中借淮南王之口說：“屈原才華，宋玉英人，恨不得與之同時，結佩共紳。”他的《劉仆射東山集學騷》、《應謝主簿騷體》，在標題中即標明對楚騷的仿效；《山中楚辭》仿《招隱士》，《遂古篇》仿《天問》。至于他的辭賦沿用、轉借、點化楚騷意象語境，更是俯拾即是，而且這種活用點化往往信手拈來，不著形跡，達到了自然圓融的境界。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文學逐步走向自覺的時期，也是各種文體互相碰撞交融，從而形成文體“新變”的時期。楚辭以傳統經典文體的身份，在這一文學形式“新變”的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但促成了各類文體的融合，而且還激活著文學新體的產生。

此時期“賦的詩化”是近年來學者十分關注的一個文學現象。所謂賦的詩化之“詩”，嚴格地說應該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當時盛行的五、七言詩；其二是楚騷體的詩歌，主要指《九歌》體（兮）和“亂辭”體（，兮）這兩種類型的詩句。其中的《九歌》句型，“兮”字在一句之中，更多地保留著楚民歌活潑浪漫的原初韻味，它以三言為基本節奏的句式特征，又可避免《離騷》句型與文體賦六言句相似相類的弱點，因而它是與賦體組合交融的最佳句類。從漢代開始，賦家就試著將這兩類楚騷句型引入文體賦，尋求最好的搭配方式。經過魏晉南北朝許多賦家的自覺實踐和倡導，賦作夾用楚騷句型的手法日益為人們所接受。例如謝莊的《月賦》云：

……情紆軫其何托，愬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嘆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余景就畢。滿堂變容，回遑如失。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沾人衣。”

祝堯說《月賦》中的兩首歌“猶有詩人所賦之情，故‘隔千里兮共明月’之辭，極為當世人所稱賞”(17)，許梿也評此篇“以二歌總結全局，與怨遙傷遠相應，深情婉致，有味外味”(18)。

楚聲是樂府形成的基礎，楚聲的《郊祀歌》、《房中歌》及大量的楚騷歌辭構成了早期漢樂府詩歌的主體。盡管從東漢開始，楚聲在樂府中的統治地位有所削弱，但整個魏晉南北朝，它仍然是樂府的重要資源。其中以相和歌辭、琴曲歌辭、清商曲辭、雜歌謠辭四類吸收、保留“楚聲”的成分最多。就此時期樂府詩對傳統楚聲、楚辭資源的吸收利用而言，大略有以下幾種情況：其一是魏晉時期故楚地區的土樂，它們的樂曲聲調大體上還保留著古代楚聲的風格，但歌辭已不再是純粹的騷體了，如“相和歌辭”中的楚調曲、瑟調曲等相當多的作品；其二是六朝時期以江漢“西曲”為核心的南方新樂，它們是新時代的楚聲，其樂曲在對原初楚聲繼承的基礎上有所變化，如“清商曲辭”中的《襄陽樂》、《江陵樂》等；其三是魏晉以來由《楚辭》某個篇目或詩句派生出來的文人樂府詩，它們與音樂的關系已經非常疏遠，失去了倚聲歌唱的功能，實際上只是一種書面化的詩歌，如曹植《遠游篇》、《飛龍篇》、傅玄《秋蘭篇》、江淹《古別離》等。(19)

近人徐嘉瑞說：“六朝文人的駢文，是遠接《楚辭》一派，由漢賦蛻變下來的”(20)。駢文是魏晉南北朝產生的新型文學體裁，它的形成，離不開《楚辭》駢對資源的孕育，只不過楚騷對駢體的啟迪，是通過“賦”這一中介來實現罷了。楚辭之所以被稱為“儷體之先聲”，主要就在于《楚辭》中對偶結構數量之多、比例之大，是先秦其他文體所無法比擬的。楚辭句式中的“兮”字，既是語音的中心，也是結構的樞紐，它規定了楚辭句子必須以兩兩相對的偶句形式出現，否則就會破壞結構的平衡，因此《楚辭》存在大量的、各種不同類型的對偶結構。普通對偶句如：“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離騷》）；當句對如“屈心而抑志兮”（《離騷》）；雙聲對如“忳郁邑余侘傺兮”（《離騷》），疊韻對如“聊逍遙以相羊”（《離騷》）；重言對如“風颯颯兮木蕭蕭”（《山鬼》）；等等。《楚辭》的對偶，以“當句對”為最多，所以洪邁說，當句對“蓋起于《楚辭》‘蕙烝蘭藉’、‘桂酒椒漿’、‘桂棹蘭枻’、‘斫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容齋續筆》卷三）。客觀地說，楚辭不但給后起的賦體和駢文提供了駢偶化的基因和范本，而且還給它們提供了大量而豐富的駢對組構資源。由楚辭到賦、到賦的駢偶化、再到用賦的方法作文章、最后在晉代形成駢文。楚騷“兮”字句通過賦體文學這一中間環節促成了駢體文的產生，同時，在晉代以后成熟的駢文中，楚騷句式依然是構成篇章的語句材料。

注釋：

①劉安：《離騷傳》。

②傅玄：《橘賦序》，見《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六。

③《晉書·華譚傳》。

④曹攄：《述志賦》，見《藝文類聚》卷二十六。

⑤班固：《離騷序》，見王逸《楚辭章句·離騷敘》引。

⑥《魏書·儒林傳》。

⑦見《晉書·謝安傳》。

⑧見《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七。

⑨見《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又同書卷三十一所引《續齊諧記》亦有相同內容的記載，只不過文字略有不同。

⑩《顏氏家訓·音辭篇》。

(11)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頁。

(12)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后敘》。

(13)劉勰：《文心雕龍·宗經》。

(14)劉勰：《文心雕龍·時序》。

(15)葛洪：《抱樸子·鈞世》。

(16)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一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頁。

(17)《古賦辯體》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全書影印本。

(18)《六朝文絜箋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頁。

篇6

懷著對屈原的好奇，我按下了時空遂道的鍵，來到了汨羅江畔。此刻展現在我眼前的屈原臉色憔悴，形體枯瘦，雙日正遠望著遠處，又好像要投江自盡一般。我忙呼道：“慢哉！慢哉！”

我說：“你為何要這樣呢？”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話畢，我深深一顫，平時只在書上看到這句話，可是此時的屈原說出來卻別是一番感覺，那種堅定，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操在他的身上凸顯得淋漓盡致。

我又問：“凡是聰明的圣德之人，都不固執已見，而能隨著環境形勢的變化而有所變化。既然世人都是混濁的，你為什么不隨著大潮糊里糊涂往前混呢？”屈原答道：“我寧可跳進常流常清的江水，葬身于江魚之腹，又怎能讓自己高尚的品質蒙受世俗塵滓的污染呢？”

屈原的回答讓我啞口無言，我一時無言以對。在我未反應過來時，屈原懷抱一塊大石頭跳進了汨羅江，江面只留下一片漣漪。

也許，有的人會說屈原愚笨，不懂得變通，何苦要這樣呢？可是，他是在執著自己的理想、事業。為自己理想執著那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說：那些不能理解他的人才是真正的愚笨。

篇7

2、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出自：屈原 《楚辭》

3、悲莫悲兮生離別，樂莫樂兮新相知。 出自：屈原 《九歌 少司命》

4、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 出自：屈原 《楚辭》

5、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出自：屈原 《離騷》

6、魂兮歸來! 去君之恒干，何為四方兮? 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兮。 出自：屈原 《招魂》

篇8

近年來，新課改的春風帶給我們清新撲面的感覺，正如崔永t教授所說“變革課堂就是讓學生的學習增值”，也就是保障每一個學生與生俱來的學習權，這也是新課程的出發點和歸宿。

基于此，在教學方式的轉變上要實現四大轉變：一是變教師灌輸知識為引導學生自己省悟知識，二是變教師發問為誘導學生提出問題，三是變題海戰術應試訓練為指導學生應用所學解決實際問題，四是變強制性教學管理為科學、民主的人本化管理。一句話，就是把課堂還給學生，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學生成為課堂的主人，并不排斥教師講，而是主張教師“精講”，有利于培養學生主體性、創造性地講，在課堂教學中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學思案”這一載體走進了語文課堂。雖然在實際教學中，課堂教學模式百花齊放，但關注學情是我們不變的堅持。總的理念就是“讓學生動起來、讓課堂活起來、讓效果好起來”。

接下來我從四個方面談談學思案的引入提高了教學的有效性：

一、課前預習的有效性

一直以來，學生對語文的漠視幾乎從未改變，老師布置的預習內容學生要么浮光掠影地看一下，要么直接忽略，所以每一節課學生幾乎都是以“零預習”的狀態走進課堂的，這樣的課堂有效性勢必大打折扣。

“學思案”的引入將預習落到了實處，學思案分為五大板塊，其中“我學我記”、“我學我問”和“我學我思”三個板塊是課前預習內容，“我學我用”和“我思我疑”兩個板塊是課后鞏固內容。

其中“我學我記”板塊注重基礎知識的落實，“我學我思”板塊注重對課文內容的落實，“我學我問”板塊是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培養學生的質疑能力。這樣三個板塊的預習內容就使得學生預習真正有效起來。

這是教師要下功夫的地方，精編“學思案”會大大提高課堂的有效性。

根據《離騷》這篇課文的特殊性，“我學我記”“我學我思”這兩個板塊設置如下內容：

我學我記：

（一）了解屈原和楚辭

1.簡介屈原生平

2.簡介楚辭

3.小結

我國詩歌傳統――①《詩經》代表著現實主義；②《楚辭》代表著浪漫主義。合稱“詩騷”，或者“”。

（二）解題

1.簡介寫作背景

《離騷》作于公元前305年左右，即屈原被楚懷王流放漢北后的兩三年中。懷王16年，屈原因草擬憲令，主張變法和聯齊抗秦，被內外反對力量合伙陷害而失左徒之職，又因多次上疏，終被流放。

關于《離騷》的創作緣由，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引劉安《離騷傳》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說：“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原的“憂愁幽思”和怨憤，是和楚國的政治現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離騷》就是他根據楚國的政治現實和自己的不平遭遇，“發憤以抒情”。由于其中鋪漫曲折地抒寫了詩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歷程的形象記錄，稱它為詩人的自傳詩。

2.解釋“離騷”

離――通“罹”，遭遇；騷――憂愁。遭遇憂愁，抒發心中感慨。

（三）基礎知識識記

1.給加點的字注音

苗裔 孟陬 揆 肇錫余 扈辟芷 汩搴 o騏驥馳騁

2.重點句子翻譯

（1）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2）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3）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

（4）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5）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3.背誦名句

（1）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2）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3）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4.我學我思

（1）你認為屈原追求的理想是什么？請結合具體詩句賞析。

（2）詩人訴說自己美好的出身，是在炫耀自己嗎？談談你的理解。

（3）《離騷》中寫了很多香草樹木，結合本文看，詩人有什么寄寓？

（4）作為現代中國的青年學生，你如何看待屈原對理想的執著追求？

以上內容學生要通過課前自主學習來完成。因為有了這個載體，改變了以往學生由于對語文的不重視而沒有預習走進課堂的現象，大大提高了預習的效率。

二、教學內容選擇的有效性

顧泠沅教授通過調查研究指出，影響學生學業成就的三大因素之一就是“合適的學習時間和有效的學習體會”，所以在課堂上鼓勵教師少講精講，那么其內容源自哪里呢？主要源自教師批改“我學我記”和“我學我思”中學生仍存在的問題和學生在“我學我問”中提出的有價值的問題（有些簡單的不具有共性的問題教師直接在“學思案”中給予回答或面授）。而且通過批改教師會發現哪部分內容對學生來說是薄弱點，在課堂上要重點強調。

比如“我學我記”板塊中重點句子的翻譯中，第（2）、（5）小題學生普遍翻譯不準確，“我學我思”板塊的第1、3題學生的理解不到位，這就給課堂提供了最真實有效的信息，教師在有限的課堂四十分鐘內就可以有針對性地進行課堂教學，實現課堂教學的最大優化。這樣選擇教學內容就有詳有略，學生不會的詳講，學生會的就略講或者不講，因為源自學情所以課堂變得更加有效。

三、教學流程安排的有效性

在教學流程的設計中，既要考慮課堂的完整性和流暢性，又要充分考慮學生的實際情況，更加注重學生的學習情況，靈活處理各種生成情況，所以個別環節會由學生來完成。

如這就是屈原一生執著追求的理想，你覺得能實現嗎？屈原認為能實現嗎？依據源于文本。這一環節比較簡單，主要在前一個環節理解屈原的理想的基礎上引導學生篩選、整合文本信息，重點在對“內美”和自我修養自我價值兩方面，從而引出內外兼修是屈原對自己的高度自信，這既是他實現美政理想的原動力，又是他的悲劇根源。

整堂課的流程就是由教師和學生共同完成的，既有像這個例子一樣鼓勵學生自由討論、自主探究的環節，又有教師重點參與點撥的環節，課堂最后還會留出一定的時間給學生提問答疑，如果仍有問題則寫在“我思我疑”板塊中上交。

不論采用哪一種教學流程，都是從學情出發，而“學思案”的引入，使我們對學情有了更真實準確的把握，更有利于有效的課堂流程的安排。

篇9

節日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在每年的固定日，共同舉行的儀式或慶典。全民認同并參與，一年一度，周而復始。

我國的傳統節日，豐富多彩，源遠流長，蘊涵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影響廣及東方，乃至世界。中國的節日文化，具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

中國節日，從元日到除夕，計十四個，其中最盛大的節日是端午、中秋、年(春節)三節。

端午節起源，傳說多種。五月正值仲夏，“端”即“初”，端午既初五，古人“俗重五日”。又當“夏至”，漢初定五月五為節日，為逐疫辟邪。唐宋時稱為“端午”(“五”“午”相通)，別稱端陽節、重午節。包粽子、賽龍舟成為端午節中國兩大民俗。

五月五日又是偉大愛國詩人屈原的殉國之日。每逢此日，屈原家鄉人民以竹筒盛糯米，投江中紀念屈原。后演變用竹葉或葦葉代替竹筒并系以彩繩，即“粽子”。于是，端午節包粽子紀念屈原，為廣大人民所認同，兩千年來，代代相傳，延續至今。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任楚國左徒，世稱三閭大夫。他對內主張舉賢任能，改革弊政；對外主張聯齊抗秦，興邦強國。因遭讒臣嫉謗，被楚懷王蔬遠，后又放逐湘沅，雖輾轉艱辛，仍憂國憂民。聞秦軍攻破郢都，憂憤交加，投淚羅江以殉國難。

屈原心系國運民生，是愛國愛民的賢臣，又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詩人。一生寫下《離騷》、《九章》、《九歌》等二十余篇詩歌。屈原詩歌表現出強烈愛國精神，具有巨大藝術魅力，是高度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完美統一，是中國古典文學遺產中的瑰寶。屈原和他的學生作品結集《楚辭》。《楚辭》與《詩經》并稱中國古典詩歌璀燦星空中“雙子星座”。

屈原代表作《離騷》，是中國第一首長篇抒情詩，表達詩人憂國憂民眷戀故土的深摯感情和忠誠正直追求光明的高尚品質。《離騷》詩句優美，想象豐富，開中國古典詩歌浪漫主義創作手法之先河。詩如其人，屈原的崇高精神和屈原詩歌的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哺育著中國一代又一代詩人和文學家。

屈原熱愛祖國，關懷人民，忠誠正直，信守芳潔，追求光明，舍生取義。他的精神是中華民族之魂。屈原精神就是表率萬世、積厚流光的中華民族精神。

篇10

通過舉辦此次人文知識拓展營系列活動，紀念愛國詩人屈原的愛國精神及崇高的人格，在研究生群體中倡導一種積極向上的人文氣氛，在感受其離騷派詩集的同時也領悟做人的真諦，讓所有研究生開開心心過端午吃粽子，輕輕松松獲知識受啟迪。

二、 組織機構

總策劃人：歐陽國楨

總負責人：董紹嫻

指導老師：喻財鈴 老師

主 辦：信息學院研究生分會

三、 活動時間

征稿籌備截止時間： 6-14日17：00

活動時間：

5-23日～XX-6-23日

四、 活動方式

關于屈原的四大主題向全校研究生進行征稿并在信息學院研究生網站上發表展示學習，（信息學院研究生網站： ，首頁 -> 活動資訊 -> 特刊系列 -> xx端午特刊）

投稿郵箱：

五、 參與人員

華農全體研究生

六、 活動具體流程

1、前期籌備階段----（6月4日—6月14日）

海報一張（包括活動的目的、時間、方式、內容安排，征稿的內容、對象、截止時間、郵箱以及征稿者的聯系方式）

網上同步公布活動

查收郵件以及回復

獎品購買

2、審稿階段-----（6月14日）

評審委員會評審稿件

3、主題活動階段-----（6月15日—6月24日）

主題活動前一天晚上相關文章

6月15日 屈原的一生

6月17日 屈原故鄉風土人情

6月19日 粽子與龍舟

6月22日 屈原離騷作品欣賞

6月23日 頒獎暨信息學院研會“離騷工作室”成立（全體委員務必參加，具體時間地點到時通知）

七、 經費預算

獎品----200元（視投稿情況而適當調整）

海報----50元

浮動資金---150元

八、 注意事項

1、前期籌備階段征稿嚴格控制時間，形式、體裁不定，但必須跟任何一個或幾個主題緊扣，否則視為無效稿件，稿件一經采納，會有非常有紀念價值的獎品（跟端午屈原有關的獎品）。投稿者應注明自己的學院專業、手機或者郵箱，以收到郵箱回復為確認。

2、頒獎的地點視投稿情況而定，如果有外學院踴躍投稿，采納者多考慮到520召開，并同時進行信息學院研會“離騷工作室”成立儀式，邀請喻財鈴老師出席。如果投稿情況不佳，可以簡單從事。

3、未盡事宜根據具體情況商議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