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與歷史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民族與歷史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傅元峰:汪政提出的種種重估中,民族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中的一些事實也提醒我們,在上個世紀初的文化變革中,先行者們在破壞的同時所進行的建設行為,恰恰就是從這個方面著手的。北大民俗學派的創始人中,有很多人同時參與了文學革命。周作人對民俗學、民間文學和地域特色的推重,對兒童文學和文化的倡導,都顯示出他的文學建設熱情。綜觀二十世紀以來的文學研究,很少有人能夠重視民間文學和兒童文學的研究。在五四那個狂飆突進的文化環境中,他們能夠進行非常扎實的民間文學和兒童文學的倡導和研究,是非常耐人尋味的。現在的當代文學史寫作者中,也很少有人能夠注意到這個領域的文學狀貌。在一九五年代上演的兒童歌舞劇《馬蘭花》,以及當時排演的很多兒童戲劇,發表的兒童文學作品,都存留有很多的文學本質。為什么像李揚這樣的人能夠孜孜不倦地從《紅巖》當中發掘本不存在的現代敘事倫理,而忽略這些在天然文學庇護下的虛弱的詩性生長?這是個悲劇。民間文學現實并不僅僅像想象的那么簡單,它有豐富的內容:民刊、民謠、潛在寫作、民間故事。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不是一回事,它也并不天然排斥嚴肅文學。而它被忽視,只能說明研究者還處在前現代性意味的控制性文學觀中,或者,還沒有足夠的耐心去梳理漢語寫作的民族文化肌理。

賀仲明:曾經有一個提問“我們的文學是為什么人的?”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不像他當初設定的那么簡單,但這個問題其實在任何時候都存在,對任何作家都是一個警醒。確實,你為什么而寫作,為自己,為社會,為現在還是為將來。每個人都逃不開這個問題。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直接影響著作家的文學態度和文學方向。汪政剛才談的問題都和這個問題直接相關。像大眾化問題,其要點就是關注現實,不關注現實會有大眾化嗎?這種關注在任何時候都是有價值的,當然,不同時代情況不一樣,也不能簡單地模仿前人。但是逃避現實是難以有真正出路的。其實,每一個優秀作家都有對現實對人類博大的愛,這種愛是他創作成功的前提。

何平:我最近在觀察二十世紀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極端“政治化”的問題,依我看,就像中國人的現代化的夢想和焦慮。這種日常生活的極端“政治化”就是一種典型的中國經驗。日本政治學家加藤節認為:“對現代人而言,非政治的存在領域已經變成了一種烏托邦,即‘哪里也找不到的地方’,這是我們生活的時代的特征。”回過頭來看20世紀的中國,一個世紀的時間,有大半個世紀,如加藤節所揭示的,戰爭與革命的政治極端狀態幾乎是每一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狀態,從世紀初的到世紀中后期的“”,政治,而且是極端狀態的政治成為二十世紀中國人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受制于各種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需求,尤其是包括戰爭、黨爭和黨內斗爭在內的政治原因,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從來沒有被作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得到自足性的發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人們對那些所謂“純藝術”的文學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而對那些與政治緊密相關的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則多少有所怠慢。這是對過去那種庸俗社會學的研究方式的一種反撥。但作為批評和文學史的研究,應該更冷靜一些,應努力避免情緒對其科學評判帶來的干擾。因此,當我們面對閻連科的《受活》、畢飛宇的《平原》這樣的作品,“政治”恐怕是作家和批評家所無法回避的中國經驗吧。

賀仲明:畢飛宇和閻連科的這種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強烈的本土經驗之上的,這也是他們兩部作品的價值所在。當然,本土經驗的內涵很豐富,不是簡單的題材或語言問題——這個問題我們在今年的《鐘山》第一期的對話上已經談過——需要總結的地方很多。我習慣從作家主體方面來思考問題,我覺得作家精神方面的本土化也許是最關鍵的。

何平:魯迅在一百年前指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我以為這應該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作家寫作的起點。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經驗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中國經驗完全有可能是世界性、人類性的。

張光芒: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再動輒用“××化”的方式表達見解,或者動輒用一種“××化”反對另一種“××化”,已經顯的不無淺顯和幼稚的色彩了,我們更多的應該是加強“××問題”的意識,通過創作加強對中國經驗的挖掘能力和對中國問題解決的能力。

傅元峰:對,可以說,二十世紀至今的很多珍貴的中國經驗還沒有被敘述出來。比如“苦難”。中國苦難是具有相當的典型性的。早期鄉土文學、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民族經驗、對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十年變遷的歷史重敘、當下面對底層的寫作,都不斷觸及到苦難的主題,但是,我仍然覺得,中國苦難沒有真正進入敘事。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沒有進入敘事的中國經驗是動態的,它很有可能流逝,并正在不斷被后續經驗涂改。中國當寫作作的處境艱難,文學生態堪憂。但是,其間存有的獨特的中國經驗是不應該被遺落的。在中國經驗的衍生中,現在正是“東隅已逝,桑榆非晚”的敘述關節點。可惜,當代作家普遍沒有這種拾荒的緊迫感。

王暉:在“苦難”之外,我覺得“憂患意識”、“頌歌情結”和“泛政治化”等也是值得我們總結的“中國經驗”,如果說有什么“中國經驗”的話,我也把這個詞認定為褒貶傾向并不明顯的中性。當然,實際上這里的所謂“經驗”,我覺得還是一種形象化的說法。它應該包括中國政治文化社會中“正”和“負”,或者中間狀態的那些具有共同性的事物。所以,對于“中國經驗”,我們應該采取的態度是認真地發掘、批判地審視和充分地揚棄。

何言宏:我們都在討論中國經驗的問題,我剛才也說到了中國經驗的表層經驗和深層經驗。我還想提醒大家注意,我們在強調書寫中國經驗或本土經驗時,千萬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對個體經驗的忽略。我以為,中國經驗的書寫,還是應該以個體經驗作為基礎。現在有很多書寫底層的文學作品,我們往往肯定了它們對中國經驗的書寫,但在同時,我們可能也不滿足,其原因,就是個體經驗的缺乏。這些作品對中國經驗的書寫,不僅很多是表層的,而且也是沒有個體經驗作為基礎的。我這里所說的個體經驗,并不是說你是民工,或者說你深入了民工的生活,就一定具有。不是那么簡單。所以,我想概括一下,中國文學或者說我所期待的現代民族敘事倫理對于中國經驗的書寫,應該是充分“辨證”的。當然這種“辨證”,還應該體現在美學的層面。

篇2

論文關鍵詞：外來詞；領域；文化內蘊；文化心理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都會在語言中最活躍的成份——詞匯上體現出來。詞匯是一個動態的開放性系統，它一方面通過內部創造，變得日益豐富起來，同時又不斷地吸收他民族的語言詞匯，即引進外來詞來擴充自己。外來詞也稱借詞，指本民族語言中從其它民族語言中吸收過來的詞。它是豐富詞匯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種普遍語言現象，漢語也不例外，因為“語言像文化一樣，很少是自給自足的”。…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加快，與西方各國文化交流的el益加深，語言的融合也在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越來越多的外來詞尤其是源自英語的大量外來詞進入漢語，并不知不覺地進入我們的生活。本文從源自英語的外來詞進入漢語的方式、領域及其所折射出的民族文化心理幾個方面進行探討，以期對英語學習者有一定的幫助。

一、漢語吸收英語外來詞的方法

(一)音譯法。音譯法就是按照英文詞的讀音直接譯成漢語借詞，如朋克(punk)、克隆(clone)、舍賓(shaping)、瓦斯(gas)、艾滋病(aids)、粉絲(fans)等。wWw.133229.cOm英語中許多人名、地名及商品名稱通過音譯被借人漢語，如克林頓(clinton)、華盛頓(washington)、p&g(寶潔)等。用音譯法吸收外來詞既可保留原詞的音韻美，又保持了其異國情調。

(二)意譯法。意譯法是一種歸化法，指用漢語里固有的詞匯改變外來詞匯，其目的是為了“解釋原英文詞語的功能與特點，也可以說是按原詞的語義創造一個新詞”。意譯法主要用于漢語吸收關于科技、意識形態、思想觀念和表示新事物、新現象等方面的英語詞匯，如(dancingoutreach)、千年蟲(millenniumbug)、知識產權(intellectualprop—erty)、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superhighway)、還巢兒(boomerangbaby)、牛市(bullmarket)、熊市(bearmraket)、軟件(softwrae)、穿梭外交(shuttlediplomacy)等。意譯法是漢語吸收英語外來詞的一種主要方式。

(三)音意兼譯法。音意兼譯指兼顧外來詞的讀音和詞義，使之既在語音上與原詞貼近，又能體現原詞特點但又非原詞詞義的詞義，即做到音意合壁。如家居超市百安居(b&q)、玫琳凱(marykay)、奔騰(pentium)、歐元(euro)、奔馳(benz)、席夢思(simmons)等，采用音意兼譯法比單純的諧音或意譯能更好地傳情達意。

(四)半音半意譯法。即把外來詞的一部分取其音、另一部分取其義翻譯成漢語，這樣將原詞一分為二，相得益彰。如網吧(internetbar)、劍橋(cam—bridge)、呼啦圈(hula—hoop)、唐寧街(downingstreet)、南斯拉夫(yugoslavia)等。

(五)音譯加表意語素法。為了使外來詞更清楚地表達其含義，通常把外來詞音譯后加上表示類名的詞素來說明其類別。如泰晤士河(thames)、帝豪表(deidrodeluxe)、太妃糖(ta)、恰恰舞(cha—cha)、燕尾服(swallowtail)等。有些類似的英語外來詞被人們所熟悉后，在使用的過程中常常省略了詞尾的語素，如坦克(tank)、雪茄(cigar)等。

(六)原文移植法。在新聞和科技語體中運用大量縮略語和簡稱，是現代英語的特點之一。漢語在吸收這些外來詞時采取了最直接的原文移植法，以避免音譯或意譯繁瑣的不足。如xo(extraold)特陳酒、ip(intearctprotoco1)網際協議、vcd(videocompactdisk)、gdp(國民生產總值)、eq(情商)、ct(computeirzedtomography)意為“計算機x線體層照相術”、voa(美國之音)、oa(辦公自動化)、yahoo(雅虎)等。近2o年來，許多新的科技術語紛紛進人漢語，作為新生事物，漢語中暫時無法找到與之相對應的概念，我們只有直接引入使用，如fox—pro，dos，autoware，windowsxp，windows98等。原文移植法還包括近年來漢語里吸收的一些以漢英混寫方式構成的外來詞，如k金、bb機、bp機、pc機、sos兒童村、ac米蘭、atm機、txt文體、basic語言、aa制、t型臺、ic卡、維生素a、v26減肥沙琪等。

由以上舉例可以看出，當代漢語吸收外來詞的方式更多、更靈活，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詞匯，并使其跟上了時代的步伐，滿足了表達和交際的需要。

二、漢語中英語外來詞所涉及的范圍

英語作為世界上使用國家最多的語言，它對各國語言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將新思想、新觀念、新事物、新科技文化內容以詞匯的形式通過大眾媒體、商品、書籍等渠道融人到各國民眾的社會生活中。新時期漢語中的英語外來詞覆蓋面極廣，不再局限于以前的自然科學、政治制度等領域，而是已擴大到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一)網絡通訊外來詞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互聯網在中國普及以來網絡方面的外來詞迅速增加，并向現實社會滲透，如聊天室(chatroom)、電子公告欄(bbs)、網絡信息中心(nic)、綜合數字服務網(isdn)、pc機、pop協議、usb接口、登錄(1_~gin)、貓(modem)、下線(offline)、下載(down—load)、密碼(password)、網蟲(newoiti!)、寬帶(broadband)等等。年輕人是網絡語言的主要使用者，在他們的推動下，網絡外來詞不斷推新除舊，發展迅猛。3此外，當今電訊技術得到長足發展，電子產品層出不窮，這方面的外來詞已走進我們大眾的生活，如cal機、移動電話(cellularphone或mobilephone)、波導(bidr)、愛立信(ericson)、摩托羅拉(motorola)、諾基亞(nokia)、cd、vcd、dvd(數字影音光碟)、vtr(磁帶錄像機)、vcr(盒式磁帶錄像機)、家庭影院(familyvideo)等。

(二)商標外來詞

中國改革開放的深人加劇了中國市場格局的變化，價格、質量已不再是人們消費心理的全部，而是越來越多地注重品牌。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出現了一群特殊的外來詞，即外來商業品牌名稱詞。商標外來詞主要包括以下幾類：(1)飲食方面，如保維爾(bovril)、三明治(sandwich)、曲奇(cokie)、德芙(dove)(巧克力)、益達(extra)口香糖、和露雪(walls)(冰淇淋)、芬達(fanta)、樂口福(lactov)樂百氏(robust)、雀巢(nescafe)、力多精(lactogin)、百事可樂(pepsicola)、七喜(7一up)、奶昔(milkshake)、麥氏(咖啡)(maxwel1)、百威啤酒(budweiser)、藍帶(啤酒)(blue—ribbonbeer)、扎啤(ajarofbeer)、雞尾酒(cocktail)、白蘭地(brandy)、威士忌(whisky)；(2)日用品方面，如奧妙(omo)、寶潔(p&g)、汰漬(tides)、金紡(comfort)等洗衣(粉)劑；佳潔士(crest)、潔諾(signa1)、高露潔(colgate)等牙膏品牌；納愛斯(nice)、舒膚佳(safeguard)、嘉蓮娜(carina)、力士(lux)等香皂品牌；夏士蓮(hazeline)、柏麗絲(bolisi)、飄柔(rejoice)、潘婷(pantene)、海飛絲(heads&shoulders)mousse(摩絲)等洗發、護發產品；膚美靈(skinice)玉蘭油(oilofulma)、夢思(香水)(mans)、雅倩(arche)、可伶可俐(clena＆clera)、強生(johnsons)、露華濃(revlon)、雅芳(avon)、旁氏(ponds)雅詩蘭黛(est6elauder)等化妝、護膚品；(3)服飾方面，如媚登峰(內衣)(maidenform)、戴安芬(內衣)(tirumph)、奧黛莉(內衣)(audrey)、耐克(nike)、銳步(reeobk)、茵寶(umbro)、雅戈爾(youngor)、匹克(peak)、金利來(goldlion)、寶獅龍(bossini)等品牌服飾。(4)藥品類，如康泰克(contac)、可立治(coldrex)、克痛(corta1)、息斯敏(hismana1)利肝靈(legalon)、偉哥(viagra)等。(5)交通工具類，如奧迪(audi)、奔馳(benz)、皇冠(crown)、寶馬(bmw)、別克(buick)、馬自達(mazda)及美國著名輪胎商標固特異(goodyear)等。(6)建材家俱類，如馬賽克(mosaic)、華帝(vantage)、美標(潔具)(americanstandard)等。由此可見，所有這些商品名稱外來詞都已走進人們的消費觀念里，與現代生活密切相關。

(三)科教外來詞

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中國在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同時，自然要引進代表新技術、新發現的外來詞。尤其是近20年來，一大批新的科技術語紛至沓來，如硅谷(siliconvalley)、高科技園(hi—techpark)，可視電話(videophone)、dna(脫氧核糖核酸)、試管嬰兒(test—tubebaby)、克隆(clone)、b超、ct機等外來詞，反映了新的科學理論及工藝技術的突飛猛進。同時，由于教育事業的發展，學子們的海外求學，使得mba(工商管理學碩士)、tofel(托福)、gre(美國研究生入學英語考試)、ielts(雅思或國際英語測試制度)、aptel(英語能力考試)等外來詞為越來越多的人所熟知。

(四)社會生活方面的外來詞

中國在與西方各國的交流中，有關藝術、娛樂、文體等社會生活方面的外來詞也在迅速增加，如影視圈中的好菜塢、大制作、肥皂劇(soapopera)、卡通片(cartoon)、mtv等；歌舞圈中的“貓王”音樂、迷幻搖滾樂(acidrock)、爵士搖滾樂(jazzrock)、鄉村搖滾(rockabiuy)、霹靂舞(breakingdance)、桑巴舞(samba)、辣妹組合(thespicegids)等；休閑娛樂方面的桑拿浴(sauna)、迪斯尼樂園(disneyland)、蹦迪、吧、秀、蹦極(bungee)等外來詞；體育方面的nba、pk(playerkiuer)一對一單挑、拉力賽(rally)、局點(gamepoint)、賽點(matchpoint)等。

(五)社會組織機構、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外來詞

各國自然環境的差異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會組織結構、生活方式的差異導致了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文化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方面有很大的差異。有關這方面的外來詞也不斷地涌入漢文化，如單親家庭、丁克夫婦(dinks)、單身母親(bachelormother)、嬉皮士(hippies)、雅皮士(yuppies)、垮掉的一代(beatgeneration)等。由于社會分工的越來越細，在繼白領階層(whitecollar)、藍領階層(bluecollar)之后，又出現了灰領階層(graycollar)、粉領階層(pinkcollar)、鐵領階層(ironcollar)。

從以上舉例可以看出，當代漢語中源自英語的外來詞所涉及的內容已由專業領域向社會領域擴展，尤以日常生活中與人們衣食住行有關的最為活躍，商品名稱和商標用語方面的外來詞也占相當的比例，同時科技借詞數量大。當然，漢語中源自英語的外來詞絕不僅僅限于上述我們所提到的部分，還有許多外來詞涉及到經濟、軍事、醫學等領域。這些外來詞不僅豐富了漢民族語言和文化生活，而且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對外交流合作的進程。

三、漢語借詞蘊含的民族文化心理

漢語中源自英語的外來詞在譯介和使用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特點，折射出漢民族的語言文化心理。

這些民族文化心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追新求異心理

大量新概念、新產品連同表述它們的外來詞涌入漢語，表明了漢民族的文化心理在異文化移植的沖擊下由封閉性、半封閉性轉向開放性，從而強烈地刺激著人們的追新求異心理。在這種心理作用的支配下，人們對語言的使用總是不滿足于舊的模式，而是追求語言表達的陌生化效應，即新詞帶來的新鮮感和吸引力。尤其是青年，他們善于追求新事物、接納并積極使用帶有異國風情的新潮詞語，如泊車、小case、泡吧、蹦的、aa制、發燒友等。

近年來，音譯詞的增多、外來詞的語素化無不與人們追求新潮、標新立異的心理有關。如“秀”源自英語show，漢語吸收后，更多地把它用作詞素，從而產生了時裝秀、舞蹈秀、內衣秀、婚紗秀、數碼秀、生活秀、做秀、仿秀、秀服、秀場、秀的等時尚詞匯。而盲目地模仿、機械地套用外來詞是追新求異心理的極致表現，許多商家抓住了人們的這種心理，在品牌上有意引進外來詞，如西門子、沙宣、飛利浦、沃爾瑪、吉列、波斯登等。這些商標詞創意新穎，融合了漢民族的價值取向。同時，由于港澳臺強勢經濟對國內流行潮流的影響，當前流行的許多外來詞都源自港澳臺，再在內地流傳開來。正是由于人們追新求異的社會文化心理，越來越多的英語外來新詞得以進入漢語詞匯系統。

(二)追求語言經濟的心理

當今社會是一個信息化的社會，用簡練的信息符號準確地傳遞盡可能多的信息內容已成為信息時代的一大特點。這一特點使得人們追求語言經濟的文化心理表現得較為突出，有時甚至經濟到了容忍其沖擊漢字的程度。新時期許多外來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漢語對一些事物、概念冗長的表達方式，顯得更簡潔、活潑。外來詞對語言經濟化心理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大量字母外來詞的直接借用，如ctgdp、apec(亞太經合會)、ibm(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等。直接借用英語外來詞或縮略語，可以跨越疆界，在傳達信息中具有高度簡捷的特點。如dna一詞，人們寧愿直接借用，而不愿使用將其意譯成的專業術語譯名“脫氧核糖核酸”。再如“t型人才”既指在橫向上有廣博的知識，又指在縱向上對某一領域有深入研究的專家，前者更經濟，更便于記憶。

(三)求關心理

漢語在吸收外來詞的過程中深刻地體現了人的美學追求，頑強地表現了人將語言符號變為審美對象的努力探索。外來詞中所蘊含的美，不僅體現為表達得體、表述優美，而且還可以創造美的形象、美的意境，使人產生美的聯想，給人以美的享受。漢語中許多源自英語的外來詞符合漢民族的審美觀念，既在譯音上力求相近，又在意義上與原詞相符，做到了“音到意隨”。例如hacker一詞，常指“闖入計算機系統進行竊密甚至破壞活動的人”，引入漢語后被譯為“黑客”，意指不速之客，形象生動，與漢語不謀而合。在引進的許多女性用品類詞匯時，為了突出其柔性美，大都帶有“芳”、“玉”、“蘭”、“婷”、“絲”、“蓮”、“寶”等字眼，如雅芳(avon)、潘婷(pantene)、丹碧絲(tampax)、玉蘭油(oilofulan)、美寶蓮(maybelline)、護舒寶(whisper)等；大多數藥品類外來詞帶有“命”、“靈”、“寧”、“定”等字眼，如維他命、可安寧、膽特靈等，這些譯名不僅利用漢語詞匯的文化內涵表達產品的優良品質，還體現出了漢民族追求吉祥、福佑、祈求富裕的審美觀念。再如英文唇膏商標“kissme”，在英美人看來是自然親切，幽默詼諧，卻不乏浪漫色彩，十分符合他們的生活習俗和審美情趣。在借詞過程中，若將其直譯為“吻我”，則有悖于中國的傳統習俗，而譯文“奇士美”既諧音又意蘊豐富，使人產生美的聯想，讓人得到心理上的極大愉悅，體現出漢民族的求美心理。

篇3

    當前歷史特別是初中歷史教育的現狀使我們不得不考慮從教學思維、教學方式、教學模式乃至教學評價的全方位的轉變。在短期內，影響歷史教學的大環境不能發生根本的變化，這就意意味著在學習動力系統中學歷史的需要和動機也不會有根本的變化，要尋求學的動力，我們只能從影響歷史教學的小環境，從學的興趣入手。而歷史學科的特點也為此提供了可能條件。

    從上期開始我和另外兩位老師承擔了一項如何提高學學習歷史的興趣的科研課題。課題的重點在于尋求提高學學習歷史興趣的方法手段或教育模式，以達到提高學習效果、培養學生能的目擊的。在科研過和中在教育實踐中我們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

 

一、歷史知識的文學化

1、故事化

許多學對先人的豐功偉績、各種事件的動人故事懷有濃厚的興趣，因而普遍希望老師能以講故事的方工來講述歷史。據我們課題組對初一學生的問卷調查表明50%的學歡迎的教學方式是講故事。誠然，老師講故事并不是一味地迎合學生，而是將課文作一改編，使課文的主要內容貫穿于故事中去，這樣，既能使學生引人入勝，又能使學生掌握知識。這種方法對老師的語言表研究室能力、文字駕馭能力有較高的要求。

2、詩歌化

在古文學中，詩歌是高度凝縮的文學。優秀的詩歌具有高度的藝術性和思想性，能很快把人帶入歷史情境中去，并迅速產生共鳴。如講三國鼎立這一課時，由蘇軾的赤壁懷古引入，使學的思緒隨著滾滾的長江飛向檣櫓灰飛煙滅的古戰場，從而迅速切入主題。在講樂府詩時著重講十五從軍征一詩，通過老師飽含激情的朗誦和講解，使學生體會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從而總結出樂府詩的特點。

3、戲劇化

講臺是教師的舞臺，也可以是學生的舞臺。初中歷史的事性為學生扮演歷史中的人物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戰國七雄那一課講商鞅變法，可以編一歷史短劇商鞅舌戰公孫龍，找兩個學生分別扮演商鞅和公孫龍，辯論是變法這是守祖宗之法；講國境內的遠古人類可以讓學生扮演元謀人、北京人、山頂洞人，或自述歷史，或二者、三者對話。通過戲劇化的過程，一方面可以提高學生的熱情，使學生臨歷史的情境中去感受逝去的久遠的歷史，從百增進學習效果，另一方面可以鍛煉學生的表達能力和表演能力。

 

二、歷史知識的形象化文物（模型）圖片在歷史教學中的運用。

    文物是史實的實證，歷史圖片是史實某一瞬間的再現。前者以如山之鐵證，后者以具體形象，給學生形成歷史觀念，歷史概念提供豐富的可靠的想象根據和判斷根據。并能激發學習興趣，增強記憶。歷史文物反映著我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在教學中運用歷史文物，能有力激發學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自豪感，陶冶他們的情操，提高他們的工藝術修養。通過歷史圖片，有助于培養學生觀察、分析能力和藝術鑒賞能力。

1、幻燈教學

幻燈教學是當前普遍運用于歷史課的電教手段。教師可根據教學內容的需要，選擇有關的文物圖片、歷史地圖或歷史圖表等在課堂上的放映，便于教師配合圖像進行講解。它的作用雖類似掛圖，但是，比掛圖更迅速、更準確、更逼真地反映歷史圖像。因此，教學效果遠遠超過演示掛圖。

2、錄音教學

近年來錄機已迅速普及，在歷史教學上應充分發揮它的作用，以加強歷史的生動性，活躍課堂氣氛，豐富教學內容，其運用方式除上述放映幻燈時，用磁帶配上解說或音樂，以增強視聽效果外，還可收存與教學有關的聲響資料，以配合使用。

3、電視和錄相教學

電視和錄相教學是聲音和圖像的最佳結合，它能使歷史教學更生動、更形象、更直觀，它能以多種方式剌激學生的大腦，能把已逝去的歷史現象有血有，肉的復現出來，從而加深學生的印象，增強記憶的效果。當然，以上的一些教學手段現代化的發展趨勢，不過這是一個正在探索的領域，也是我們在教學手段研究中的一個重點。

 

三、歷史知識的個性化

 

    歷史知識個性化的特點在于充分調動學生的主動性，通過討論會、演講會、寫歷史論文等方式讓學生自己去感受歷史，獨立地作出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價，它強調學生的活動。

1、專題討論會

    為開拓學生視野，培養探索、研究問題的能力，由教師給學生介紹一些報刊上有爭論的，又有教育意義的材料或直接就書上的人物、現象，發表自己的意見，并展開討論。專題討論可開闊學生的眼界、形成歷史思維，從而培養分析歸納能力和從現象在場看本質的能力。

2、歷史演講會

    在學生講故事的基礎上，選擇內容較好、思想性強的材料，由表達技能較高的同學，舉行歷史故事演講會，并進行評比。這對普及歷史知識，培養學生能力和進行思想教育都將起一定的作用。

2、歷史論文

對初中學生而言，歷史論文屬較高要求，在此略去不講

 

四、歷史評價的多樣化

篇4

論文關鍵詞：禮貌原則，文化差異

 

一、引言

語言與文化關系密切, 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 也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任何生活在兩種不同文化中的人, 都會感到不同文化的人說話方式會有很大差別, 其中人文歷史論文，語用方面的差別就很大。語用差別的制約因素也很多, 但何自然曾經指出:“英漢兩種語言在語用方面所受到的制約有諸多不同, 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因素的制約。”因此, 文化的差異, 可以直接體現在語言的運用和理解上。

作為人類文明的標志, 禮貌是人類社會活動中的一條重要準繩, “是對交際行為的規范,是一種為進行得體交際的策略”。中西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禮貌的理解有所不同, 所遵循的禮貌準則也不一樣。從語用角度講，禮貌現象是語言運用的普遍現象, 禮貌研究是語用研究的重要內容。

二、文化差異

文化差異, 這里主要指跨語言、跨文化交際中出現的中英文化差異。這種差異的產生, 是由講中英兩種語言的人的民族心理、思辨和推理模式的不同而導致的。跨文化交際中出現的語言障礙常常會造成誤解或沖突, 主要原因是交際雙方受各自文化背景的影響而缺少一個共有的語用前提。例如, 我們漢語中的謙詞, 是一些并無實際意義的客套話。當發言結束時,人們常說：“不妥之處, 請大家指正 ”,“歡迎在座諸位批評指正 ”,“拋磚引玉 ”等等。而講英語的本族人在同樣的場合不說這樣的話, 也許他們會說一聲 “I hope you all enjoy my talk”, 但最常用的結束語還是 “Thank you”。再如人文歷史論文，在英國文化中, 男性在公眾面前贊譽女性的美貌和服飾被認為是一種禮貌, 被恭維者會欣然接受，但在中國這種恭維被認為是輕佻無理。類似以上的中西文化差異會給講中英不同語言的人傳達錯誤的信息人文歷史論文，影響到他們之間的交流。故要做到交際雙方的正確、合理的交流, 了解各自的文化背景知識是至關重要的。

三、中英禮貌原則對比

Leech根據英語文化和語言的特點列舉了六條禮貌原則:

1. 策略準則, 又稱得體準則 (Tact maxim)“盡量減少他人付出的代價, 盡量增大對他人的益處。”

2. 慷慨準則, 又稱寬宏準則 (Generosity maxim)“盡量減少對自己的益處, 盡量增大自己付出的代價。”

3. 贊揚準則 (Approbation maxim)“盡量縮小對他人的批評, 盡量增強對他人的贊揚。”

4. 謙虛準則 (Modesty maxim)“盡量縮小對自己的標榜, 盡量夸大對自己的批評。”

5. 贊同準則, 又稱一致準則 (Agreement maxim)“盡量縮小與他人的不同意見, 盡量夸大與他人的相同意見。”

6. 同情準則(Sympathy maxim)“盡量縮小對他人的厭惡, 盡量擴大對他人的同情。”

顧曰國先生根據漢語言文化中的禮貌特征, 在 Leech 的理論框架的基礎上研究漢語中的禮貌現象, 總結了漢語言文化有關的禮貌準則, 于1992年提出漢語禮貌五準則:

1. 貶己尊人準則: 指謂自己或與自己相關的事物時要“貶”、要“謙”, 指謂聽者或與聽者相關聯的事物時要“抬”、要“尊”。

2. 稱呼準則: 指人們出自禮貌, 在互相稱呼時仍按“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的傳統來體現人際交往中的社會關系。稱呼語的改變意味著人際關系的改變; 而出自禮貌, 人們不同的語言行為和所處的不同環境又會影響稱呼語的改變。

3. 文雅準則: 出言高雅、文質彬彬往往被人認為是懂禮貌、有教養, 文雅準則的重要內容仍然是“先用雅語、禁用穢語; 多用委婉語, 少用直言”。

4. 求同準則: 這與“臉”、“面子”有關, 所謂求同, 就是注意人的身份和社會地位要保持相稱, 說話雙方力求和諧一致。

5. 德、言、行準則: 指在行為動機上盡量減少他人付出的代價, 盡量增大他人的益處; 在言辭上盡量夸大別人給自己的好處, 盡量說小自己付出的代價。

四、禮貌原則所體現的文化差異

1. 稱呼語之不同

受社會結構、傳統倫理及血緣、宗教社會因素的影響, 漢語的稱呼系統遠比英語國家復雜得多。在中國, 小孩一般不能直呼父母和長輩的名字, 學生不能直呼老師的名字,下屬不能直呼上司的名字, 否則就會被認為沒有禮貌。中國人不僅喜歡用表示血緣關系的名字去稱呼家人和親屬, 還喜歡用這種稱謂來稱呼非家人和親屬朋友。比如, 稱與自己祖輩年齡相仿的男性為爺爺、女性為奶奶; 稱與自己父母年齡相仿的男性為叔叔或伯伯、女性為阿姨。這在英語國家是非常少見的。中國人的稱呼語體現出尊老的傳統習慣。人們一般稱呼年老的人為 “老某”, 像 “老王”、“老李”等, 表示對對方的尊敬; 稱呼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輩為 “某老”或 “某老先生”, 像稱周樹人為周老先生等。這里的 “老”, 沒有絲毫貶義, 只有尊敬或推崇。但如果將此稱呼用在英語國家則極不得體, 有冒犯之意。由此看來, 漢語稱呼語可以用 “上下長幼尊卑”來概括。在英語國家, 由于其社會格局、文化取向、人際關系與中國截然不同, 所以對稱呼語的使用和對其意義的解釋也相差甚遠, 具體表現在稱呼時到底是直呼其名還是使用“頭銜 + 姓”的方式。一般來說, 英國人同自己的上司說話也許需要用比較尊敬的語言, 但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稱呼, 不論對方年齡多大, 地位多高, 人們更愿意直呼其名, 這充分表示出平等的文化取向。

2. 貶己尊人與平等交往

“貶己尊人”是顧曰國效法Leech所提出的漢語言文化的一條禮貌準則。中國人喜歡貶低自己而抬高對方的身份。這從表面看和Leech的贊譽準則相似, 但在中國文化中, 這條準則對人們的影響卻更加深遠。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受到別人的夸獎, 我們中國人總會謙虛的說“哪里, 哪里, 您過獎了”。精心為別人挑選好了禮品, 在贈送時還不忘說“沒來得急挑選,隨便買了一份。”而在西方國家, 人們追求交往中的平等, 在日常生活中喜歡將自己的情感、優點外露, 而不喜歡過分的謙虛, 對別人的夸獎也欣然接受, 并視這種贊譽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在西方人的眼中, 中國式的自謙將被認為是一種虛偽的表現。因此我們進行涉外交往時要清醒的認識到這種禮貌用語的差異，在西方人面前要大方地接受他們的贊賞, 善于充分的表現自己, 并學會展現自己的才華和優秀的一面, 而不要隨意的貶低自己和過分自謙。

3. 熱情關心與個人隱私

漢英民族對隱私的理解存在著差異。中國人在日常交往中不太注意維護自己的隱私, 也不注意尊重他人的隱私。在中國文化中, 關心他人, 對別人熱情一直被視為是對對方重視和顯示誠心的一種表現。例如, 我們在宴請客人時, 要不斷給客人加菜以顯示熱情; 兩個人第一次見面就會熱情詢問對方年齡、收入、婚姻狀況; 朋友見了面更是問長問短, 把家里和工作的事情都詢問、關心一遍; 在西方, 人們的隱私意識較強。英語民族對 privacy 這個詞的含義理解較廣, 諸如家庭、財產、婚姻、朋友、經歷、收入、年齡、住址、身體狀況、獨處或單獨生活等等。當在英語民族面前談到有關隱私問題時, 會被人認為你讓他人丟面子, 你不懂禮貌。

總之, 禮貌原則是每個群體或社會所廣泛使用的文明的手段, 但必須承認, 不同文化對禮貌行為有不同的要求, 不同文化賦予禮貌不同的內涵。若對這一點認識不足,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相互交往時,很容易因此而產生誤會。總之, 人們只有充分認識了禮貌原則在以上諸多方面的差異, 才能盡量減少跨文化交際中可能出現的語用失誤, 以達到更自然和諧的交際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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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更新教學理念，充分重視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

首先，要積極轉變教學觀念，拋棄原來的教師包辦一切的教學模式，大力宣傳倡導自主學習，向學生講解自主學習的重要意義，鼓勵師生之間、學生之間交流自學經驗，這樣既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又有利于營造民主寬松的學習氛圍，這對于獲取知識、培養個性、增強能力、提高成績等方面也有著重要而積極的作用。要讓學生在思想上高度重視自主學習，教師就要在教學過程中安排出專門的時間和教學環節，保證學生的自主學習得以真正的實現。

其次，選擇適當的自學方法，使學生產生自主學習的愿望，要自學、會自學。遵循學生自學與教師講授緊密聯系的原則，教師在指導學生自主學習時，應根據課本知識、教學實際和學生自學能力的真實水平，選擇簡便易行、靈活多樣的自學方法，讓學生做起來難度不大而有趣，費時不多而收獲大。這樣學生就樂于自學、精于自學。

再次，教師要對學生的自主學習進行全程監控，在學生自主學習過程中要不斷地加強師生之間的交流，這樣既便于教師了解、搜集和研究學生自主學習的詳細信息，以改進教學方法，又有利于督促學生的學習，保證學生自主學習的效率；既有利于教師及時發現學生在自主學習中出現的問題并與學生共同解決這些問題，又有利于教師根據學生在自主學習中的表現對學生作出恰當的評價。

最后，指導學生進行自學成果總結。學生在完成某一階段的（可以是某一子目、某一堂課或某一小節，內容不宜太多，時間不宜太長）自主學習后，教師應結合教材內容及時組織學生交流，肯定學生自主學習的成績，總結經驗，擴大自主學習的影響，讓學生體會到自主學習的確使自己處在課堂教學的主體地位，贏得在學習中的主動權，并感到閱讀理解能力、邏輯思維能力、自覺性、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意識等都有所提高，既有了學習的興趣，又有了學好歷史這門課的自信心，這樣就有利于學習成績的進步，增強學生自主學習的內在動力，從而逐步形成自主學習的良好習慣。

二、積極大膽探索自主學習的新模式

在新課標理念下，探索新的教學模式已成為教學實踐中的主要內容之一，探索適合高中歷史教學特點、高效實用、符合教學規律及新課標理念的教學模式，是高中歷史教學實踐中的迫切任務。通過各種途徑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既是教學觀念和教學模式的大膽改革，同時也需要在具體做法上作更深一步的研究探索。

（一）立足教材，培養學生形成良好的閱讀自學習慣。

歷史教材是學生獲取歷史知識的主要來源，也是高中歷史學習中最重要的資料，更是考評高中學生歷史知識掌握情況的權威依據。因此，自主學習必須立足于教材，從指導學生自主閱讀教材開始，培養學生搜集和整理與歷史學習相關的資料的能力，進而培養學生解讀、判斷和利用歷史資料的能力。這就要求根據歷史學科的特點、教材編排及知識難易情況、學生的實際、新課程標準的要求等選擇不同的閱讀自學的方法，這里介紹以下兩種方法。

1．“提綱式”閱讀法

對時間跨度大、教材容量多，學生一時難以把握的教材，為降低難度，便于學生自學掌握，可采用“提綱式”閱讀法進行自主學習。這就要求教師在課前就教材內容精心設計好讀書提綱，理出知識要點，為學生閱讀指出思路，從而達到降低自學難度的目的。如學習《偉大的》這一節，就可以列出這樣自學的提綱：（1）列舉出1931年到抗戰結束時日軍侵華的主要事件；（2）列舉日軍在侵略中國時所犯下的罪行；（3）列舉中國各階層的抗日救亡運動；（4）歸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過程；（5）比較抗戰全面爆發后，國共兩黨在正面和敵后兩個戰場上的表現；（6）分析抗戰勝利的原因和意義。采用“提綱式”閱讀法可以讓學生在自主學習中抓住教材重點，理清思路，帶著目標看書，并達到一定的要求，然后學生之間進行交流，最后由在教師指導下形成正確的結論。這樣，課堂上學生就能真正地動起來，學生主動性就能得到充分發揮，學生對重點、難點知識理解得更透徹，掌握得更牢固。

2．“習題式”閱讀法

所謂“習題式”閱讀法，就是教師根據課程標準的要求，把教材知識轉化為習題，讓學生帶著習題去看書自學，邊閱讀邊做習題。它適合于知識點較密集、重難點較集中的那部分教材，也適用于復習。采用這種方法指導學生自學時，選編習題很重要，要求選編的習題與教材內容緊密聯系，主要知識點都應在習題中顯示出來，而且題目要有一定的綜合性和啟發性，有利于學生對教材知識的理解和掌握，以難度適中，大多數學生通過自學都能得出正確答案為宜。

立足于教材，建立在自學和課堂教學相配套的教學模式，把閱讀作為歷史教學的一個重要環節來抓，并反復堅持，不斷改進，讓學生逐漸形成良好的自學習慣，掌握正確的自學方法，做到符合教學規律和新課標要求，達到全面增強歷史課堂教學效果的目的。

（二）在活動中激發學生自學的興趣。

篇6

即使中國儒家從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道路傳入到越南，但這些差異方式在社會經濟，文化中得到折射。所以可以說，越南儒家與中國儒家具有一些相同之處。 

（一）儒家在社會中的作用及其生存基礎。越南儒家與中國儒家的相同在于它的存在基礎，甚至日本儒家、朝鮮儒家也如此。依筆者所知，儒家長時間在中國、越南、日本、朝鮮等國家生存下來的基礎是東方國家社會經濟條件，東方國家社會存在基礎在于稻作農業經濟與三角洲流域緊緊相連。該經濟基礎使社會產生更大的凝聚力，融入大自然，受到大自然的影響，崇拜天地自然，社會中人尊重長輩，尊重有經驗者，尊重社會和家庭的秩序，注重和睦相處等等。這是個好土地給儒家扎根生枝以及發揚自己的學說。雖然在越南、日本和朝鮮，儒家都是來源于中國，并不是土著思想系統，但是，像中國一樣，在支配社會發展時，儒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對封建社會發展。今天，儒家思想雖然不再是占主導地位的主流意識形態，但儒家思想的標志仍然保留——它成為“民族傳統文化”，也對當今社會的發展更具價值。在中國，儒家支配所有鄉村和家庭關系、道德關系、教育活動等社會中人的活動，是中國封建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思想基礎，從漢代（公元前206年至220年）至清代（1644年至1911年）。在越南，日本，韓國也是如此，儒家思想也強烈地影響社會的所有活動。在越南，儒家長時間是支配封建朝代所有活動的指導思想系統，自李朝（1010年至1225年）至阮朝（1802至1945年），特別是后黎朝（1428至1788年）至阮朝末期（1802年至1945年），儒家在社會占據了獨尊的地位。朝鮮李朝時期（1392年至1910年）和日本德川幕府（Mac phu Tokugawa）時期（1603年至1867年），朝廷重視儒家，儒家思想成為支配社會所有活動的思想體系。如今，儒家不再是支配社會一切活動的正統思想系統，但是，儒家仍在社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以及許多對當今社會發展有價值的思想，成為民族傳統文化。 

（二）經學相同。儒家透入越南的同時，經學經典也不斷地涌入越南。越南儒家并沒有創作出自己的作品，而是在中國儒學經典書籍的基礎上創作出越南儒學作品，最有代表的是《四書》和《五經》。因此可以肯定越南經學和中國經學是相似的。李朝時期至今的越南儒士都使用孔孟、程朱作品作為經典書籍。例如：13、14世紀朱文安（1292年至1370年），阮廌（1480至1422年）非常重視《四書五經》以及儒家仁義思想和教育思想。他們的話和引用語都是來源于中國經學中的內容。十五世紀，越南儒神吳士連編撰了《大越史記全書》，15卷有174段評語，其中有98段引用或提到作者和作品，如：《周易》《金詩》《書經》《春秋》《論語》等文獻，孔子、孟子、朱子等儒家學者。十八世紀末，中代時期越南最有學問的大臣代表——黎貴敦進士（1726年至1784年）十分重視朱熹。在越南，到目前為止，越南儒士忠于傳統儒家經學。越南儒家仍重視孔孟經學，程朱思想則是道學。潘珠貞、潘佩珠、黃叔抗以及提倡民本（一定意義上是民主）、抵抗君主專制制度的東京義塾運動都一直重視儒家思想。潘佩珠（1867至1940）編寫《孔學登》也是提倡儒學價值意義。 

（三）思想體系相同。從誕生到發展和傳播的過程，儒家和儒家內涵不斷地擴大和發展，并被社會經濟環境、地理空間所支配；換句話說，中國歷史階段，歷史背景和地域空間的不同，引起中國儒家思想不同的變化。簡單地理解為“中國歷史中沒有一種統一和純粹的儒家”（同一個空間和時間中沒有一種同一宗教形式），更沒有一種純朝鮮儒家、純日本儒家、純越南儒家。展開其觀點，可看出沒有確定何為中國儒家、朝鮮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劃分標準。在不同空間和不同時間，儒家都有異同之處，但總體來說能稱它們為儒家思想。因為在任何國家、 

任何時代，儒家都要依靠一個基礎、一種不可改變的哲學體系。儒家誕生與發展于中國后才蔓延到東北亞地區，可見儒家的基礎即是中國儒家。確定在豐富多樣的中國儒家思想系統中哪里是中國儒家、朝鮮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根本和共同點是一個難題。筆者認為有三種共同儒家思想流派在東北亞地區發展并支配該地區的所有活動，那是：1.孔孟思想的系統。2.漢儒思想系統（董仲舒為代表）。3.宋儒思想系統（程朱為代表）。上述三種中國儒家思想的所有內容（關于哲學、道德、教育等）是越南儒家、日本儒家和朝鮮儒家的基本依據。無論發展在自己的家鄉中國還是發展在異國（越南、日本、韓國），盡管在形式上有些變化，可儒家仍然還背著它的基本思想內容。因此，中國儒家、越南儒家、日本儒家、朝鮮儒家都有共同的名稱，為“儒家”。當認識到儒家在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的“共同基礎”和“不變”因素，我們才能了解到各國儒家的差異之處。 

二、中越儒家的差異 

除了相同之處外，越南儒家、中國儒家以及其他國家的儒家也有許多差異之處，最凸顯的是儒家學者隊伍和思想風格。 

（一）越南儒士與農民和農村密不可分。越南儒士親近農民，他們的生活與農村生活緊緊相連。據史料記載，17世紀，越南都市已發展到一定的繁華程度了。升龍、蒲獻、會安和順化是越南商品經濟發達地區，但蒲獻儒士寥寥無幾，只有三貢生、沒有進士，17-18世紀的會安也有如此狀況。19世紀，絕大部分貢生（舉人）和進士都出身于農村。比如說，自19世紀初至1919年，阮朝時期，39屆考試的555位進士，47屆考試的5226位舉人大多都出身于農村。當官者在位時被調動到全國各地，他們退隱之后仍然選擇回歸農村生活。可以肯定的是，越南儒士是農村儒士，農村生活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越南儒家及儒士，對越南儒家發展有重要的意義。農村儒士階層當老師、當大夫，同時也將儒家傳播到農村。此外，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儒家與越南有不同之處。中國清明時期，華南地區的士大夫多出身于都市。余英時教授講到：“清明時期，商人開始當官，他們也可以得到官品和功名。地方商人是有勢力的。付依菱教授也有相似的觀點。從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也能看出士大夫生活的環境是城市生活環境。朝鮮韓國的儒士是社會精英。在日本，儒士是研究儒學的專家或尋求儒學作為個人道德學科的武士。越南儒士階層生活與農村鄉村生活緊緊相連，因此諸多儒家觀點，特別是宗法思想中的宗族和家庭組織滲透進農村生活中。越南儒生是越南封建朝廷選拔人才的主要來源。據黎貴敦在《喬文小錄》中所統計獲悉，在山南鎮，壬午年（1462）香考共有4000多名考生，乙未年（1499）香考共有5000多名考生。18世紀，考生數量猛增，朝廷必須通過指定名額來限制報考者數量，如：乙酉年屆（1765）大城市考生名額為70名，中型城市考生名額為50名，小鄉鎮考生名額為40名。自紅河三角洲枝清藝地區的考生數額也達到上萬人。根據上述數據獲悉，鄉村中，系統學習儒學的儒生數量繁多，直到21世紀初。在19世紀，阮朝主張通過儒學教育、科舉考試和訓條加強儒家思想在社會的地位。

    （二）越南儒家的思維風格。研究越南儒家學者的認識和思想活動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越南儒家與其他的國家不同，它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1.面向實際與功利。面向實際與功利體首先體現在學習目的。絕大部分越南儒生設定自己學習目的，學習是為了考試，考試是為了做官，做官是為了享榮華富貴的生活，完成學習目標標志著結束學習過程。極少人有遠大的志向，學習是為了探討地區熱門問題，學習是為了服務社會或為了國家社會文化的進步。此外，儒家學者的學術態度也是該關注的問題。客觀分析可見有一些儒家學者關注學術研究工作，他們常關注政治道德問題，少討論玄學或高級思維領域，其中隱藏在內深刻的認識和創新的能力。甚至，他們將無形變成有形，運用于實踐活動中。例如：天地人關系中“天”的概念，他們不考慮作為一種自然實體、“天”的本質怎樣，或不考慮作為一種精神實體、超自然實體、“天”在宇宙中起了什么樣的作用，而只從利于人類的角度來考慮，如：“天”運行得有“時”、人要知道天時、種植耕作才能豐收，或從宗教信仰的角度來看，人類要如何對待天才能享福，從而主張“敬天”“順天”“奉天”等。另一個例子，《易經》提出世界原本：“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兇，吉兇生大業”， 越南儒家學者并不關心到底何為“太極”“兩儀”和“四象”，而是對最后一句“八卦生吉兇，吉兇生大業”感興趣。他們關注到能帶來給他們直接利益的東西。因持有如此的學習方法和思想，他們很少做出大貢獻。高榜提名的成千上萬舉人和進士，很少有人能創作出國家和民族能記住的工程和光榮的事業。當然，越南儒家也有偉大的文化家，如：阮廌、阮秉謙、黎貴敦，阮攸。但是這是罕見的。2.習慣性地簡化內容。越南知識淵博諸子在中國巨大淵博的儒家寶藏前都會有意識地簡單化，選擇主要內容，編輯成簡單、明了又易懂的教學教材。例如，在中國已有關于某問題的完整書籍，如：朱熹的《四書集注》和宋、元、明、清的《四書大全》，到越南就變成“說約”（學說簡約）和“約解”（簡約注解）；或明朝胡廣的《性理大全》到越南卻成為“節要”。該現象并不是一個朝代特有的現象，而是越南封建王朝較為普遍的現象。關于《四書》的簡化工作，陳朝有朱文安《四書說約》，黎鄭朝有黎貴敦的《四書約解》，阮朝有阮文超的《四書選講》；黎鄭朝裴輝壁的《性理節要》仍被阮朝視為經典教材。簡單明了的優點是易懂、容易記住、容易傳授和學習。簡單明了卻是學術的局限，因為簡潔等于要刪略學說的許多觀點，失去許多潛在的暗示教義，刪除學說中豐富多彩的含蓄內容。更不用說簡略和節要很可能將核心內容減去而留下來次要的。傳授知識者滿足于簡單明了的內容，學習者也如此，這樣抑制了人的思想和創新能力。 

三、總結語 

總之，儒家傳入越南后，在越南領土上存在和發展幾百年了，雖然有時達到頂峰，有時衰落。但儒家思想深深地影響了越南人民和社會。儒家作為統治階級的精神工具，封建階級以其建設封建社會制度，推進封建社會的發展。封建統治階級對原有的儒家思想進行了一定改變，并成功運用到處理朝廷內部事務以及抗外敵事業。除此之外，儒家思想是越南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影響到當時越南社會及人民生活，尤其是道德教育領域。儒家融入越南文化，被“越南化”，成為越南儒家。與中國儒家相比，越南儒家與中國儒家存在諸多異同之處，越南儒家有著本國特有的風格，包括儒家在社會發揮的作用不同，儒家運動方向和發展動力不同，思考風格不同；越南儒家遠離超形、崇拜利益的現象，越南儒家與人民實際生活緊緊相連，融合和折中人民的思考方式，為人民的利益而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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