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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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家

篇1

唐代詩人李白,號青蓮居士;白居易,號香山居士;北宋文學家歐陽修,號六一居士;蘇軾,號東坡居士;詞人秦觀,號淮海居士,周邦彥,號清真居士;朱淑貞,號幽棲居士;南宋文學家劉克莊,號后村居士;詞人李清照,號易安居士;詩人范成大,號石湖居士;明代文學家唐寅,號六如居士;文征明,號衡山居士;李贄,號卓吾、又號宏甫、篤吾、恩齋、百泉居士、龍湖叟、禿翁、溫陵居士;清代文學家蒲松齡,號柳泉居士等。

二、稱“××道人”“××山人”“××”散人

北宋詩人、書法家黃庭堅,號山谷道人;南宋詞人姜夔,號白石道人;元代詩人、書畫家趙孟,號松雪道人;明代戲曲家湯顯祖,號清遠道人;戲劇家高濂,號瑞南道人。

唐代詩人杜荀鶴,號九華山人;明代文學家王世貞,號鳳州山人;王九思,號紫閣山人;宗臣,號方城山人;吳承恩,號射陽山人;清代戲曲家孔尚任,號云亭山人;詞人納蘭性德,號楞伽山人;吳趼人,號我佛山人。

元末明初文學家羅貫中,號湖海散人;明文學家馮夢龍,號顧曲散人。

三、稱“××齋”

南宋詩人陳與義,號簡齋;文學家洪邁;號客齋;元初文學家周密,號蕭齋;詩人薩都刺,號直齋;思想家、文學家王夫之,號姜齋;清代文學家袁枚,號簡齋;文學家張潮,號心齋;散文家魏禧,號裕齋。

四、稱“××庵”

南宋理學家、文學家朱熹,號晦庵;明代政治家、詩人于謙,號節庵;文學家張岱,號蝶庵;清代小說評點家毛宗崗,號不庵;文學家戴名世,號憂庵;詩人龔自珍,號定庵。

五、稱“××”翁

唐朝詩人顧況,號悲翁;北宋文學家,歐陽修號醉翁;南宋詞人,號覺翁;詩人陸游,號放翁;明代詩人沈周,號白石翁;戲曲家汪道昆,號函翁;清代戲曲理論家李漁,號笠翁。

六、“××子”“××先生”

唐代詩人王績,號東皋子;詩人盧照鄰,號幽憂子;明代文學家李夢陽,號空同子;散曲作家常倫,號樓居子;清代文學家張維屏,號松心子;近代文學家、文論家劉熙載,號融齋,晚號寤崖子;文學家文廷式,號純常子。

元代戲曲作家白樸,號主谷先生;明代哲學家、文學家王守仁,號陽明先生;散文家唐順之,號荊川先生;思想家、文學家顧炎武,號亭林先生;清代散文家姚鼐,號惜抱先生。

七、稱“××叟”“××主人”

元代戲曲作家關漢卿,號已齋叟;明代詩人袁凱,號海叟;小說家許仲琳,號鐘山逸叟。

元代詩人胡天游,號松竹主人;明代文學家凌蒙初,號空觀主人;清代文學家石韞玉,號花韻庵主人;學者、散文家梁啟超,號飲冰室主人。

八、稱“××生”“××客”“××老人”

唐代詩人羅隱,號江東生,詩人李商隱,號玉溪生;元代文學家陸友,號硯北生;明代詩人徐賁,號北郭生;戲曲作家沈自晉,號鞠通生;清代文學家劉鶚,號洪都百煉生。

唐代詩人賀知章,號四明狂客;南宋詞人黃升,號花庵詞客;明人游記文學家徐宏祖,號霞客;清代文學家鄭文焯,號冷紅詞客。

篇2

古代文學不但品類繁多,而且創作價值歷史悠久,從諸子百家到騷賦,從唐詩宋詞到元曲小賦,再到明清的小說傳記,真是不勝枚舉。中國古代文學是中國文化遺產的瑰寶。古代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當時的人文社會和當時的生產水平,表達了作者的思想情操和對當時社會的看法或者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

現代社會的各種文化因素,都和古代文化以及古代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古代文學對豐富現在人的精神世界以及情操陶冶等方面發揮著重大的作用,并且在提升民族的凝聚力以及促進社會文明的進步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古代文學在當代社會的價值,首先表現在文化價值,一部文學史就是民族的心靈史,民族文學就是對這個民族的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的反應,中國的文學凝聚著中國人民對于世界的認知和對于世界的感受,因此中國文學可以說是中國的靈魂和血脈,因為中國很多的文化、思想、風俗等都是通過歷史史書和文學經典記載傳承下來的。其次就是認識價值,閱讀古代文學和史書,現代人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認識當時的社會和人民的思想情感,并能通過文學作品的內容或者故事情節來聯想現代社會和自己的遭遇等,常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并對事件有自己的看法。最后是應用價值,古代文學作品有著不可低估的文化資源價值,對當今的旅游事業具有深遠的促進作用,古代文學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對名勝古跡具有宣揚的作用,很多人慕名而來,大都是從文學作品而知道的。而且有的作品具有軍事研究價值,有的作品具有醫學價值或者農用研究價值等。所以,古代文學作品對當今社會的價值是多方面的。

篇3

人文一詞最早見于3000多年前的典籍《易經》: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飛(《易責》)原意是指禮樂教化。人文精神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表現為對人的尊嚴、價值的維護、追求和關切,對一種全面發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

中國古代文學作為重要的人文學科,包含著豐富的人文精神,它既是古代先賢圣哲心靈歷程的形象化歷史,又是塑造炎黃子孫人生觀、價值觀的珍貴教科書,永遠值得后人學習。

中國古代文學體現了古人關注民生的人本思想。勤政愛民的民本意識在先秦時期已經出狐民本思想是中華民族的共同價值認同,至今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是中華民族文化中最具人文精神的財富。中國古代文學還體現了古人人生不朽的價值追求。早在先秦時期,先賢就已經對人生進行形而上的哲學思考了。他們深刻地意識到肉體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短暫,思考以立德、立功、立言的方式來提高生命的價值,以達到精神的不朽。中國古代文學還體現了天人合一的和諧理念。古代文人對大自然無比熱愛,甚至達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很多文學作品都體現著作家對天地自然的精微體悟以及天、地、人之間圓融統一的和諧之美。

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就是人文精神的寶藏,如何將其挖掘出來,傳播給當代大學生,使他們樹立崇高的人生信仰,在文明社會中傳遞正能量,是古代文學教育工作者應當思考并完成的課題。

二、互動教學在培養大學生人文精神中的重要作用

(一)變教師主導為師生之間的互動、交流和探討

目前,在很多高校的古代文學課堂中,教師還是采用單一講解的方式,照本宣科,缺乏感情和激情,自然無法激起學生學習古代文學的積極性。事實上,古代文學這門課程的價值并不完全局限于文學知識的簡單傳授,而應視之為流動的人生課堂。教師要合理地設計課堂內容,激發學生的參與興趣,讓他們主動探求文學知識之外的人文精神,如古文的美學律動、古人的心理文化等。學生甚至可以直接點評現代作家的創作和古代文學之間的關系。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應該積極互動,深入研討教學中的相關問題,還古代文學課堂以溫情脈脈和生機勃勃。

(二)變知識灌輸為情感體悟和審美,增強學生和古人之間的精神對話與互動

目前,高校古代文學課堂普遍存在注重文學史基本知識的簡單講解,輕視甚至忽視作品的朗讀、分析和體悟。戴建業通過對包括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在內的全國31所高校古代文學課程內容設置情況的統計、分析,認為目前大學中文系普遍存在一種現象,即偏重于文學史線索的梳理和常識的灌輸,相對忽視對文學作品的講習和體悟。這個結論值得古代文學教育工作者深刻反思。

多年來,受高考應試教育的影響,古代文學教學舍本逐末,將原本富有哲理意蘊內容的理解和體悟變成了支離破碎的字詞默寫、文句簡單翻譯及層次結構分析。這種做法忽略了古代文學作品中豐富的生命精神和生活哲理,扭曲了學習文學的真正意義,導致的結果就是青年學生興趣的萎縮、心靈的枯竭和情感的荒蕪。我們認為,古代文學教學應摒棄泛泛談論作品思想內容與藝術特點的講述模式,而應更多地關注作家的時代背景、生存狀況及其思想形成,深刻體悟作家獨特的思想意識和人生態度。教師應該引導學生從思想和理論的角度出發,去認識作家、感受作品,通過作品還原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再現一段段形象的歷史,接受各種富有認識價值的思想與觀念,實現從文學到思想、再到人生的飛躍。

(三)變就事論事為緊密結合現實,古為今用,強化學生理論知識與現實生活之間的雙向循環、互動

當前,高校古代文學教學就事論事、割裂歷史和現實之間的關系也是導致教學效果不理想的一個重要原因。誠然,時代變遷,滄海桑田,今天的情況已經不同于古代,但是,古代文學蘊含的很多人文精神具有普世價值,可以超越時空,照亮當代人們的心靈。這種精神是有一定高度的,不是就事論事式的,它要求通過對某事、某物的認知上升到對社會、人生乃至宇宙的關照。這就需要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循循善誘,引導學生在深刻理解作家、作品的基礎上,通過聯想、想象,體悟這些崇高精神并能夠運用其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

高校學生來自五湖四海,家庭情況各不相同,貧富也很懸殊。針對這種情況,教師可以利用孔子與其弟子子貢的一段對話來對學生進行鼓勵和教化。在《論語.學而》篇里,孔子委婉地否定了子貢滿足于貧而無餡,富而無驕的態度,并提出了貧而樂,富而好禮的人生追求。這給我們以很大的啟示,我們無法改變出身,但是,我們能夠決定自己對待人生和貧富的態度:貧困病患,不忘安貧樂道;富貴安康,仍能溫、良、恭、儉、讓。這樣,無論遇到怎樣的挫折,我們都能不拋棄,不放棄,用平和之心堅定地走向預定的目標。

三、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加強人文精神培育的內涵

古代文學蘊含著豐富的人文精神,古代文學教學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就是將它們挖掘出來并傳授給學生,以優秀的作品提升其人格,以高尚的精神凈化其靈魂。

篇4

【關鍵詞】古代文學;情感;體驗式思維;本真;原創

文學作品脫離不了關于“情”的描述,所謂“一枝一葉總關情”,又說“一切景語皆情語”,這點在中國古代文學藝術作品中表現得尤其明顯,脫離“情”字,文學便不成其為文學,藝術也就沒有了生命與靈魂;因此,分析古代文學藝術作品,必須習慣于從“情”字入手,解剖開了古代文學作品中的“情”的元素,也就能夠充分把握住古代文學作品的脈搏所在了。

一、古代文學中“情”的要素具有原創意義

古人對世界的認知,以“天人合一”為主要特征,其情感體驗也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情感體驗屬于一種感性活動,這就決定了古人在文學創作中的體現出來的“情”是具有原創意義的;文學藝術本身是文化的子項目,其必然是從屬于文化并受文化的制約的,因此,揭開了“情”在古代文化中的原創意義,也就自然揭開了“情”在古代文學中的原創意義;對于古代文學而言,其顯著的特征就是緣情而生與緣情而立;對于古人而言,其生存的過程就是情感體驗的過程,因此,中國古代的文化不可避免的成其為一種情感體驗類型的文化,所謂“憑天機本能,糊涂了事”,便是對這種情感體驗文化的直觀描寫,充分體現了難以言說的直覺體驗的文化特征,這也構成我們古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正因為古人的情感來自于生活中直觀的體驗,因此,古代文學中關于情的內涵意義,首先就是一種原創性質的意義。

二、古代文學中“情”的要素具有本真規定

情是屬于一種人性的本能,是不需要去特意學習而能具備的一種特質,表現為喜怒哀樂愛惡等等方便,這是一種本能生理需求,是人的一種生命活動的自然行為;因為情發端于生命的本真,所以情的狀物又往往和另外一個用來表述生命存在特征的“性”連接起來使用,通稱性情之謂;古人熱衷于對各種社會現象的探究,以追求其本真為目的,古人在建構文化和藝術實踐方面,往往是從追求其本真的角度出發,并基于本真的標準來把握事物的發生發展的原理,評判行為的標準。因此,可以理解在古代文學中體現的“情”的要素,本身就是古人對事物本真的一種探索和嘗試,所以可以這么說,古代文學中體現出來的“情”,符合本真的規定。

三、古代文學中的“情”具有原創意味

古人的思維形態中,其情發乎于本真,而本真出于血緣親情,因此,古代文學中的情之一字,是具有原創特征的,其本質上是古人建構和把握世界的心靈方式;古人通過這種思維形態來關聯日常社會文化生活活動與藝術活動,并使二者之間不存在于直接明顯的界限和區別。古人的情感主要是一種體驗型的情感思維模式,其關注點在于現實與歷史的各種情感關系,這種情感關系的包含范圍相當廣泛,不但包括人們之間的情感關系,也包含個體的人與整個社會之間的情感關系,還涉及到社會的人與大自然之間的情感關系,通過對這些情感關系的體驗,并細膩真切的表述出這種情感體驗,便構成情在古代文學中的體現。

四、古代文學中“情”是創生藝術的母體

中國古代藝術不同于西方藝術的明顯差異,在于中國古代藝術中往往充滿了強烈的抒情要求,這種早熟的抒情藝術,催生了我國古代文學藝術各種形式的創造性涌現。在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形式中最早出現的無疑是音樂,而音樂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抒情性;音樂不但是中國古代文學藝術中最早出現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其中國古代音樂的出現是一種自覺的行為,并在這種自覺中走向成熟。音樂之外中國古代藝術中另一個很早就出現的藝術形式就是詩,而無論是音樂還是古詩,其都是以抒情為基礎,并通過情與樂將詩與音樂有機結合,形成了璀璨的藝術隗寶。音樂與古詩通過情的粘合而為一體,體現的是中國古代的人倫文化,這種人倫文化構成了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本質。

五、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文論以“情”為統領

篇5

關鍵詞: 人性分析古代文學教學意義

古今有變化,中外有不同,如果說這世界上有一種東西會讓我們在陌生中彼此熟悉,莫過于人性。每個時代的人性,既凸顯出特定時代略有差異的人的本性,又體現為人的一般本性。眾所周知,文學是感情的表現,感情又多取決于人性,因此,那些從作家筆端用心走出,又走向讀者心中的文學經典,往往也同時展現著亙久不變卻又異彩紛呈的人性。因此,合理地加強人性的分析,把握其一般性,區別其獨特性,在相關古代文學作品與文學現象的講授中非常重要。

一、加強人性分析有助于學生對作家作品增加情感認知,提高其學習熱情。

文學是情感的外化,“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①在“綴文者”與“觀文者”之間,最能起溝通作用的是“情”,因而對作者為文之“情”的領會十分關鍵。以《聊齋志異》為例,此書最突出的特點是寫了大量的狐鬼花妖,特別是不少作品涉及花妖狐鬼與書生的相戀。大多數文學史立足于蒲松齡本人“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的自白與王士G“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的題詠,認為蒲松齡是要借花妖狐鬼的美好善良諷刺人間的丑惡與黑暗,借人與異類的自由戀情表達廣大青年男女對愛情的憧憬與渴望,以及對封建婚姻與禮教的反抗等。這些偏向于時代性與社會性的分析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不免流于片面化與泛泛而談,不能很好地激發學生去主動感悟《聊齋志異》文本中的情感因素。這時,合理的人性化的分析就顯得很必要了。如有文學史認為:“如《綠衣女》、《連瑣》、《香玉》等,大體是寫一位書生或讀書山寺,或書齋臨近郊野,忽有少女來到,或吟唱,或嬉戲,給寂寞的書生帶來了歡樂,數度相會,方知非人,或者進而生出一些波折。有理由認為這正是他長期處在孤獨落寞境遇中的精神補償,”因為蒲松齡曾長期在外坐館,與家人聚少離多,故“獨自生活的落寞,不免假想象自遣”②的分析就頗為真實可信。人總是會為自己尋求心理補償,在孤寂失意之時尤其如此,這是人的一般本性,因而“《香玉》等篇實為蒲松齡寂寞情懷的詩意幻想”這種說法很容易讓學生信服,產生情感上的認同。就實際的教學效果而言,強調這一頗具人性的論斷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綴文者”與“觀文者”因“世遠”而生的疏離感,進一步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熱情。

與從人性角度關注作者的為文之情一樣,對作品本身所蘊人性的合理分析也同樣有助于學生與作品產生情感共鳴,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在漢樂府名篇《孔雀東南飛》的實際教學中,劉蘭芝形象的解讀是教學重點之一,與之相應的是,焦母不滿并逼遣劉蘭芝的原因也一直是本篇作品講授的難點。長期以來,我們多從反封建禮教、反封建家長制的眼光去理解這首作品的主題,將焦母視為封建禮教勢力的代言人,而劉蘭芝被遣歸的原因也多集中于與此相關的討論與推想,除傳統的門戶不當說之外,尚有無子說、③性剛說④等,各執一端。近年來,研究者們開始使用精神與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這一問題,認為是家庭生活中婆媳間固有的矛盾、焦母的戀子情結導致了劉蘭芝的被遣。⑤較之于傳統的認知,新興的研究角度對人性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從人性的本能去看,婆媳間一般或多或少帶有些敵對情緒是普遍存在的事實,況且,人在情感上總是習慣于就自身立場去思考處理問題,很少會換位思考。且不論焦母與劉蘭芝的矛盾是否一定與焦母的戀子有關,⑥我們在詩中可以看到的是,劉蘭芝向焦仲卿抱怨說“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得出“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的結論,而劉蘭芝在焦母眼中卻是“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以致她“吾意久懷忿”。一方面媳婦對自己的勤勞與巧質自信滿滿,認為自己非常完美,無可指摘,另一方面婆婆卻認為媳婦喜歡自作主張,關注的是她對自己不夠尊重的問題,婆媳雙方在意的都僅僅是自身的感受,于是,無論劉蘭芝怎么努力想按自己的方式做好每一件事,都得不到焦母的認可與喜愛。人性是復雜的,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愛憎也因之非常微妙。即使我們淡化焦母與劉蘭芝間的婆媳關系,僅將其視為普通的人際交往,這種缺乏換位思考與互相溝通的相處方式也并不能保證她們互生好感,更何況她們之間是微妙的婆媳關系。在課堂上,鼓勵學生本著換位思考與移情入境的立場討論劉蘭芝與焦母間的問題,不僅可讓他們對作品產生深刻的印象與親切感,而且可為他們的日常人際交往提供一些啟示。

二、合理的人性分析可以幫助學生深刻全面地解讀作家作品,促進學生更積極主動地思考并解決問題。

試以《金瓶梅》中潘金蓮的形象塑造為例略作闡述。一般認為,作為一部成功的世情小說,《金瓶梅》不僅以西門慶的人際交往圈織起一幅晚明社會的時代風情畫卷,而且為我們展現了一個非常復雜的人性世界,而具體到潘金蓮身上,人性的復雜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她美貌聰慧,心靈手巧,解詩文,懂風情,伶牙俐齒;她善妒,爭強好勝,以致狠毒無情,殘害無辜,毫無人性;她在沒有人身自由、婚戀自由的處境中,為了生存而選擇與環境同流合污,在追求自我的變態滿足中走向毀滅。立足于晚明社會人性覺醒的文化背景理解潘金蓮,我們對她是既同情又痛恨,并認為造成她人性泯滅及人生悲劇的主要原因在于那個男權至上的荒世界,以及人欲放縱的時代風氣。筆者以為,這樣的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但若從人性表現的細微處去看,關于潘金蓮的形象認識及悲劇原因仍有進一步討論的余地。

教學過程中,筆者曾嘗試著引導學生以潘金蓮與潘姥姥的母女關系為切入點,讓他們帶著兩個問題去閱讀小說文本,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討論與人性有關的討論。這兩個問題分別是:(1)潘金蓮對母親是否狠毒無情?(2)潘金蓮的悲劇命運與她的母親有無關系?此處將師生共同討論的結果加以簡要陳述。

(1)潘金蓮與母親有矛盾,但并非對母親無情。

潘金蓮與母親的往來一直比較頻繁,小說中多次寫及這對母女的相處。潘姥姥的正式出場是在武大死去才兩月時,她來女兒家,不料金蓮與西門慶有約,“一力攛掇他娘起身去了”(第六回),⑦看來母女感情欠深。其后金蓮嫁入西門府中,潘姥姥來府中走親戚,母女見面也往往是不歡而散,以致家人玳安這樣評價金蓮:“他一個親娘也不認的,來一遭要便搶得哭了家去。”(六十四回)因為金蓮表現得頗為無情,于是便有論者認為這是由于的異化使潘金蓮喪失了人性,狠毒得連親母都不認了。那么,潘金蓮對母親的態度是因為她本性變得狠毒,還是另有原因呢?一次母女間的正面沖突給出了答案。小說第七十八回中,因為金蓮生日,潘姥姥坐了轎子來串門,從夾道里進了府,潘金蓮因為在大廳等候,所以沒有碰上,潘姥姥沒有帶轎子錢,吳月娘的丫鬟小玉便故意來向潘金蓮要錢,潘金蓮在眾人面前下不來臺,便堅決不付錢,還責怪母親不體諒自己的難處,“教人家小看”,母女為此大吵一架。至晚間,潘姥姥至李瓶兒屋中歇息,向如意兒和迎春說起李瓶兒生前對她甚厚,每次自己來府中都有禮物相送,對比著數落自己女兒:“半個折針而迸不出來與我”,“你娘(李瓶兒)與了我些甚么兒,他還說我小眼薄皮,愛人家的東西。想今日為轎子錢,你大包家拿著銀子,就替老身出幾分,便怎的?咬定牙兒,只說他沒有”,并進而怨訴說:“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聽人說,還不知怎么收成結果呢!”直到金蓮的丫鬟春梅看不過,來向潘姥姥說出實情:“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潘金蓮)她爭強,不伏弱的性兒。比不同的六娘(李瓶兒)錢自有,他本等手里沒錢,你只說他不與你。”“他本沒錢,姥姥怪他,就虧了他了。”潘姥姥依然怨氣未解。這樣看來,潘氏母女的矛盾主要在于母親想從女兒處得到長久的接濟與財物的饋贈,而女兒因為個性要強,從不愿意在攢存金錢上多加留意,故而無法滿足母親的要求,所以屢屢口角,不可簡單地理解成潘金蓮對母無情。在潘姥姥去世后,因為西門慶亦是新喪,吳月娘便沒有準許潘金蓮參加出殯儀式,潘金蓮還偷著讓陳經濟送出五兩銀子幫忙辦理母親的喪事,后“聽見他娘入土,落下淚來”,更是表現出潘金蓮的無奈與對母親的復雜情感。

(2)潘姥姥的貪富心理導致金蓮人生道路的扭曲,她對金蓮的悲劇命運負有間接責任。

我們注意到,在潘金蓮一生三次被賣的不幸命運中,有兩次是經了她親生母親的手。小說第一回交待說:“這潘金蓮卻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顏色,……父親死了,做娘的因度日不過,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里,習學彈唱,……況他本性機變伶俐,不過十五,就會描鸞刺繡,品竹彈絲,又會一手琵琶。后王招宣死了,潘媽媽爭將出來,三十兩銀子轉賣與張大戶家。”終致被張大戶收用,造成“美玉無瑕,一朝損壞;珍珠何日,再得完全”的悲劇。而潘姥姥兩次狠心賣女兒的原因更值得我們仔細推敲。“度日不過”只是表層理由,更深層次的動因在于潘姥姥向如意兒怒罵女兒的話中可見端倪:“想著你從七歲沒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從小兒交你作針指,往余秀才家上女學去,替你怎么纏手縛腳兒,你天生就是這等聰明伶俐,到得這步田地?”她還進一步向如意兒解釋:“他七歲兒上女學,上了三年,字仿也曾寫過,甚么詩詞歌賦唱本上字不認的。”(七十八回)由此可見,她第一次賣女時并沒有到“度日不過”的地步,再對照第二次她賣女的大費周章與所賣人家,潘姥姥兩次賣女的真正原因似乎可以這樣認定:因女兒有幾分顏色便努力培養女兒,希望女兒日后成為權貴妾室,為母女倆博得富裕的生活。潘姥姥這位母親為了滿足自己的貪念,兩次親手為女兒潘金蓮的悲劇人生鋪上基石,母女之情變得如此功利,不免令人唏噓,也讓人對人性的弱點感嘆不已。而經過這次討論,學生也普遍反映,他們對文學史中所引清人張潮“《金瓶梅》是一部哀書”的結論有了別樣而具體的認識。

一切文學即人學,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通過人物形象的塑造直接或間接地展現人性,描寫社會生活,反映時代風貌的。對于這些作品,除了要將它們置于廣闊的時代文化背景中,將知人論世、推源溯流等科學的評價方法滲透到課堂教學中之外,相應的人性的分析也不可或缺,而對此有意識地加強不僅可以逐步培養學生深入解讀作品的能力,而且可以讓學生更深入地思考人性,明辨是非,并進而反思生活。

最后要補充說明的是,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行之有效的人性分析的實踐必須通過細讀文本來完成。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一方面是要讓學生掌握文學發展的基本知識,閱讀經典,了解文化,一方面是要幫助學生逐步提高自身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就處于教學中的師生雙方而言,文本細讀既是一種教學方式,又是一種文學閱讀的態度。與作家生平、創作背景等需要以教師講授為主的內容不一樣的是,人性作為一種需要用心感受的東西,體現在相關作品的字里行間,要對之進行敏銳的體察、深入的分析,離不開學生對作品有意識的細讀,而教師的職責,則是要對教學對象加以合理的引導。

注釋:

①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715.

②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VOL4:270.

③趙新蔚.新探劉蘭芝被逼走的主要原因.喀什師范學院學報,1982,(1).

④北京大學中文系編.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中華書局,1962.

⑤持此意見者頗多.如湯斌.《孔雀東南飛》的悲劇與父系社會家庭形式的瓦解.文學遺產,1989,(6);趙紅娟.《孔雀東南飛》中家庭悲劇的心理析解.南京師大學報,1997,(2).

篇6

關鍵詞:唐汝諤;《古詩解》;古詩選本

            唐汝諤,字士雅,明末松江府華亭人。華亭又名華亭谷,在今上海松江縣西。其弟唐汝詢著有《唐詩解》五十卷,暢行于世,唐汝諤繼作《古詩解》二十四卷。又有《詩經微言合參》八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著述《古詩解》:“其兄汝詢有《唐詩解》,故此以古詩配之。其注釋體例略同。惟《唐詩解》以五七言分古近體,此則分為五類:曰古歌謠辭、曰古逸雜篇、曰漢歌謠辭、曰樂府、曰詩。其訓詁字義頗為簡略,所發明作意亦皆敷衍。又樂府之類聲詞合寫者,汝諤不究其源,一一強為之說,尤多牽強。”機山錢龍錫在《古詩解敘》中說:“吾鄉士雅唐君,少為諸生即博雅嗜古,與其弟仲言裒采漢唐諸詩而分解之。仲言《唐詩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業。及以明經振鐸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詮次之,得若干卷,為歌謠樂府者十之五,為五言古詩者十之四,為四言、雜言、七言者十之一,總名《古詩解》。”

        一、《古詩解》的選詩情況

        《古詩解》二十四卷,共選詩近八百七十首,入選作家從帝王、公卿到方外異人、無名氏、閨秀、宮人計一百八十四人。具體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為古歌謠辭,共錄八十首;卷三為古逸雜篇,錄詩七十七首;卷四、五為漢歌謠辭,錄詩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為古樂府詩,共錄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漢樂府三卷錄詩八十八首,魏樂府二卷錄三十五首,晉樂府一卷錄詩四十六首,宋樂府三十首,齊樂府十首,梁樂府二十六首,陳、北魏、北齊、隋三朝合錄樂府詩十二首;卷十四為四言詩,總錄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錄五言詩,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八代共錄三百零六首;錄六言古詩八首,七言古詩九首。

        從所錄樂府詩來看,漢樂府詩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為晉樂府,共四十六首。顯然唐汝諤認為這兩個朝代樂府詩成就最高,均屬“體裁古雅、辭意悠長”者。就所錄五言古詩而言,晉詩錄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詩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錄詩數量多少統計詩人,樂府詩類魏武帝和陳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齊鮑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詩類共錄詩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潛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詩數量的33.3%。五言古詩類錄詩數量第一位是陶潛(三十首),占全部晉詩數量的37%。其次為謝靈運(二十三首)。僅就四言詩和五言詩而言,共計384首,陶潛兩類詩歌共錄56首,占整個漢魏六朝古詩的14.6%,可見陶潛(淵明)在唐汝諤心中的地位,同時符合漢魏六朝詩歌在明末詩壇實際接受情況。(詳見附表)

        附表

        《古詩解》錄詩數量統計 

          

        二、《古詩解》的選錄標準

        唐汝諤的《古詩解》的選錄古詩標準是什么呢?“是編所選,大都主體裁古雅、辭意悠長,而原本性情有關風化,但不失古人溫柔敦厚之旨,即亟為收錄。惟樂府自晉宋迄齊梁,半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風使然,不得一切刪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幾亦十三國風不刪鄭衛之意云。”(《古詩解?凡例》)依照唐汝諤劃定的標準,符合以下幾條標準方可入選:一要“體裁古雅”,二要“辭意悠長”,三是“原本性情有關風化,但不失古人溫柔敦厚之旨”,四是樂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標準是儒家“溫柔敦厚”之說。

        這里唐汝諤所說“體裁古雅”,應該是指傳統的四言詩、漢魏以來形成的五言詩及與漢樂府之后形成的歷代樂府詩,自然而然那些齊梁之后的宮體詩等作品均在刪汰之列。“辭意悠長”當指詩歌感情抒發與表達方面,要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余味深長。同時,許多樂府民歌中表現男女真摯愛情的歌謠,在“不失古人溫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廣為選錄和傳播。相較于唐汝諤之前的眾多古詩選本,《古詩解》顯得難能可貴。

        唐汝諤在《凡例》中自稱其詩選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余述是編,不專步驟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參入之。于楊(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樂府》)則加精,于李(攀龍《古今詩刪》)、鐘(惺《古詩歸》)則加博,庶幾選古之一變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選》是準,他要選出符合自己所定標準的古詩。他聲明《古詩解》所選古詩,在選目上要比楊慎《五言律祖》(9卷133詩人311首)和左克明《古樂府》(10卷)更加精當,意圖“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四庫總目提要》“總集類”),同時較之李攀龍《古今詩刪》(唐前古詩9卷545首)和鐘惺《古詩歸》(15卷836首)更為博洽。那么,唐汝諤拿來對照的四部的古詩選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楊慎為嘉靖初期文壇鴻儒之一,為反對前七子派“詩必盛唐”之主張,力倡六朝詩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風雅逸篇》十卷、《古今風謠》一卷等盛行于當時,且以之作為宣傳自己文學主張與反撥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楊慎在其《升庵詩話》卷一評王融《上巳詩》:“王融《上巳》詩‘粵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詩評》:‘四言詩,《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諤《古詩解》推崇的古詩第一標準正是“古雅”,不能說他沒有受楊慎詩論的影響。楊慎《五言律祖》純錄六朝五言詩,較之唐汝諤《古詩解》而言,沒有《古詩解》古歌謠到古樂府,從四言詩到五言詩,“體裁古雅,辭意悠長”那么的精純,也許缺乏“古人溫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樂府》十卷,是繼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之后一部重要的樂府詩選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書錄古樂府詞,分為八類,曰古歌謠,曰鼓吹曲,曰橫吹曲,曰相和曲,曰淸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雜曲。自序謂‘冠以“古歌謠”詞者,貴其發乎自然;終以“雜曲”者,著其漸流于新聲,又謂風化日移,繁音日滋,懼乎此聲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陳隋,截然獨以為宗。雖獲罪世之君子,無所逃焉’云云。”“此集務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題古詞,而變體擬作,則去取頗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詩解》的樂府詩部分選錄而言,唐汝諤受左克明影響很大,盡管郭茂倩《樂府詩集》影響更大,但唐汝諤《古詩解》選錄樂府詩標準與左克明《古樂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選錄“古歌謠”詞,合計八十首,也許出于與左克明相同的標準:“貴其發乎自然”;樂府與古詩均止于陳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樂府序》中闡明不選唐代的原因一樣:“唐人祖述尚多,非敢棄置,蓋世傳者眾,弗賴于斯。”《子夜歌》晉宋齊辭郭茂倩《樂府詩集》只錄四十二首,《古樂府》僅錄二十首,《古詩解》僅八首,從數量上來說夠精的了。

        與明代李攀龍《古今詩刪》和鐘惺、譚元春的《古詩歸》相比,唐汝諤《古詩解》在當時的影響要小得多。但是,選錄八百六十九首古詩的規模要遠遠超過前兩部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評李攀龍《古今詩刪》:“是編為所錄歷代之詩,毎代各自分體,始于古逸,次以漢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繼以明,多錄同時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蓋自李夢陽倡不讀唐以后書之說,前后七子率以此論相尚。攀龍是選,猶是志也。”“熏蕕互異,此直門戸之見。入主出奴,不緣真有限斷。厥后摹擬剽竊流弊萬端,遂與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詬厲。豈非高談盛氣有以激之,遂至出爾反爾乎?然明季論詩之黨,判于七子。七子論詩之旨,不外此編錄而存之。亦足以見風會變遷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廢也。”作為前七子派的領軍人物,李攀龍無理論綱領性宣言,此詩歌選本不錄唐大歷以后及宋元詩歌的做法,成為反復古派攻擊的口實。雖然古詩與樂府詩部分受人詬病較少,唐汝諤的《古詩解》選詩面要比《古今詩刪》廣得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三評鐘惺、譚元春《詩歸》:“是書凡古詩十五卷,唐詩三十六卷。大旨以纖詭幽渺為宗,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為玄妙。又力排選詩惜群之說,于連篇之詩隨意割裂,古來詩法于是盡亡。至于古詩字句,多隨意竄改。”實際上,《詩歸》在當時非常流行,幾乎家置一編,洛陽為之紙貴。就選詩數量與特點而言,二書最為接近。就古詩而言,《古詩歸》錄詩八百三十六首,《古詩解》錄詩八百六十九首,相差僅三十三首;《古詩歸》錄詩最多的詩人是陶潛,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謝靈運,二十六首;第三是謝朓,錄二十二首。而《古詩解》錄詩最多的是陶潛,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謝靈運,錄二十三首;第三是謝朓,共十一首。二書非常接近,說明《古詩解》受《古詩歸》影響很大。

        與前述四種古詩選本相比較,唐汝諤的《古詩解》有詳細的文字訓詁,配以串講式的評解,對每首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均有精到的分析與鑒賞,是其獨特的價值所在。有的評解參照詩人生平遭際,詩的本事背景對詩篇融會貫通,評解真義;有的評解通俗地串釋詩意,補足空白,使其語意貫通,明白曉暢。當然,限于唐汝諤對詩歌藝術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傳統的“言志”“緣情”說。對于深刻反映現實,有著豐富內涵的現實主義詩篇,僅從儒家“溫柔敦厚”的“發乎情,止于禮義”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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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m].齊魯書社,1997年版.

[3]張廷玉等撰.明史[m].中華書局,197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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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課程是中國古代文學系列選修課之一。 長期以來,中國古代文學作為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核心課程, 主要以中國古代文學史和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為授課內容。 通過中國古代文學史和作品選的學習,讓學生了解中國古代文學嬗變的歷程, 認識中國古代文學的基本特征,把握各種文體的特點及其演變規律,分析文學流派、文學現象產生的原因等。 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早已形成了分朝斷代的文學史教學與分階段講授文學作品的模式, 往往在梳理各時期文學發展的線索時追溯作家作品之間的承接淵源和創新流變, 縱向把握中國古代文學發展演變的規律和特點, 特別是每一時期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成就與影響。 實踐證明,這種教學方式成效顯著,優勢明顯,但這門課程較少關照地域文學的發展和特征,這無疑為中國古代文學課程體系的建構留下進一步拓展的空間。

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 課程和教材建設 ,擬以近年來蓬勃發展的文學地理學為理論依托, 注重描繪地文人關系中的河隴文學與文化的發展面貌。 一方面關注河隴地形、地貌、氣候等自然地理特性對古代河隴文學的影響,另一方面關注河隴歷史文化、社會生活在形成河隴文學獨特面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特別是歷代隴籍文人和客居河隴文人在形成河隴文學與文化方面所產生的推動作用,即如學者所言:就是通過文學家(包括文學家族、文學群體和流派、文學社團、文學中心等)的地理分布及其變遷, 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對文學家氣質、心理、知識結構、文化底蘊、價值觀念、審美傾向、藝術感知、文學選擇等構成的影響,以及通過文學家這個中介,對文學的體裁、形式、語言、主題、題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觀等構成的影響,同時考察文學家所完成的積累,所形成的文學傳統,所營造的文學風氣等,對當地的人文環境所構成的影響。 ①以揭示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的深刻內涵和鮮明特質。

一、開發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課程的意義

河隴一詞是歷史上人們對于河西、隴右的合稱。 河隴地區指今六盤山以西,新疆以東,包括河西走廊及其南北邊緣地帶, 以及青海省的一部分地區。 河隴地區位于青藏高原、內蒙古高原和黃土高原的結合部,東部黃土高原地帶以農業的早期開發而著稱, 河西走廊地區則以畜牧業的發展稱譽史冊; 河隴是一個農業文明與畜牧文明混合并存的地區。 河隴文學與文化一方面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不斷豐富發展。

自古以來,河隴就是戎羌之地、華夏邊陲,胡漢雜居,民族構成復雜。 河隴作為古代民族大遷移大融合的舞臺,是歷代中原王朝與邊疆少數民族政權攻占爭奪的地域。 西羌、西戎是這塊土地上古老的居民。 秦漢之際,月氏、烏孫、匈奴據有河西之地,而隴西、隴東、隴南仍有羌戎各部分布。 隨著秦漢王朝建政設郡,戍邊屯墾,大量內地漢人移居河隴,許多降服的少數民族居民被安置于此, 民族的交流融合成為河隴歷史的一大主題。 在漢唐至明清統一強盛的時代,河隴既是邊防重地,又是王朝聯系西北少數民族的橋梁;在國家分裂動蕩之時, 則成為少數民族政權與中原王朝分庭抗禮的割據之地,匈奴、氏、羌、鮮卑、吐谷渾、回鶻、吐蕃、黨項等族曾先后入主河西、隴右。

河隴是絲綢之路的咽喉之地,是古代中國與西方世界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國際大通道。 漢唐之際絲綢之路繁榮了近十個世紀,河隴成為融東西文明于一體,日益開放、日益發展、日益繁榮的地區。 古代西方的宗教、藝術、哲學以至于物種等,在河隴大地上傳播、生根,大量胡商販客、僧侶藝人、使者役夫在河隴往返、定居,其行蹤遺俗,迄今依稀猶存。 中西文化的雙向交流互補,既為河隴文化不斷注入新鮮血液和異質養料,又在域外文化本土化進程中,使河隴文學與文化得到重塑與改造。 因此,河隴文學與文化具有多元融合的地域性特征。 與西域文學相比較,它具有更多的漢文化特征;與中原文學相比較,它又更多地含有少數民族文化的成分,多元、兼容、開放、創新是其突出特征。

所以,開發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這一課程,通過課程和相關教材,豐富學生的地理和歷史知識,提高其文學水平和文化素養,開闊其心胸視野,加深對中華民族多元文化的認識和理解,增強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的研究現狀

學界對河隴文學與文化的研究, 是伴隨對西北邊塞詩歌的深入研究而展開的。 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末,學界開始關注古代西北文學和文化。 就文學方面而言,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唐代西北邊塞詩上,研究成果中有不少內容涉及古代河隴地區的文學創作。 進入八十年代,隨著西部大開發步伐的加快,河隴文學與文化的研究逐漸引起學者的重視, 出現一批有關河隴地區的詩文選本和研究專著,如《歷代詠隴詩選》(1981年)、《杜甫隴右詩注析》(1986年)、《歷代河西詩選》(1988年)、《甘肅歷代詩詞選注》(1988年)、《甘肅歷代文學概覽》(1994年)、《甘肅歷代詩文曲詞鑒賞辭典》(1994年)、《甘肅古代文學作品選》(1994年)、《隴文化叢書》(1999年)等,這些選本與專著或聚焦吟詠河隴的詩歌,或探討河隴文學與文化的演變軌跡,它們的相繼出現,為人們研究河隴地域文學與文化奠定了一定基礎。

2000年至今, 河隴文學與文化的研究不斷由宏觀向微觀發展,涌現出不少研究成果,例如《古今詠隴詩詞選》(2000年)、《隴右詩選注》(2002年)、《杜甫隴蜀紀行詩注析》(2002年)、《隴山交通與詩歌》(2003年)、《河隴文化覓蹤》(2004年)、《歷代詠河西詩歌選注》(2007年)、《隴右文學概論》(2007年)、《詩圣與隴右詩》(2008年)、《唐代文學與西北民族文化研究》(2008年)、《唐代文學與隴右文化》(2009年)、《河隴文化》(2011年)等,這些成果有力推動了河隴文學與文化研究向縱深方向發展。 此外,研究河隴文學與文化的學術論文也逐年增加,可以說,河隴文學與文化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和青睞。

據筆者統計,到目前為止,甘肅各高校只有少數院系開設有甘肅古代作家作品、敦煌文學、隴右文學概論、河隴文化等具有地域特色的課程。 本著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原則,我們試圖開發一門將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融為一體的課程,通過課程和教材,幫助學生了解古代河隴的地理風貌、人文歷史、文化淵源和文學特征,這對地處黃土高原、絲綢之路上的西北民族大學來說,就顯得尤為重要。

三、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課程建設的思路

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課程及其教材的開發與建設項目,2013年獲批國家民委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項目。本項目組8名成員均為西北民族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主講教師,其中有教授2人,副教授5人,講師1人。 長期以來,本項目組成員都十分重視課程建設和教學質量的提高,2007年 中國古代文學 課被評為校級精品課程,2011年中國古代文學課被評為省級精品課程。 在主講中國古代文學的過程中, 為拓展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內容,本項目組成員積極建構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群,先后為學生開設《先秦諸子思想研究》、《史漢導讀》、《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古代文人與傳統文化》、《唐詩研究》、《中國古典文獻學》、《國學元典導讀》、《中國古代散文》、《漢語與中國傳統文化》、《文獻檢索》、《古代小說與政治》、《中國神話研究》、《詩經、楚辭研究》、《蘇軾解讀》、《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等十余門專業選修課,初步形成涵蓋面廣、內容豐富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群。這些專業選修課的開設是項目組成員多年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收獲與總結,也是長期從事教學工作的一種追求,它在深化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方面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 課程及其教材的開發與建設,是中國古代文學主講教師在教育教學改革中的又一次新嘗試。 在新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模式的引領下,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 課特別強調將教師的研究性教學與學生的研究性學習結合起來。 從教師的角度說,研究性學習需要對教學環節進行周密的設計,即綜合考慮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課程設計中點(河隴作家和作品)、面(河隴的歷史變遷及文化背景)、線(河隴文學發展史)三者之間的關系。從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知識點的確定,到利用Blackboard網絡教學平臺制作網絡課程內容,再到教案設計、課后作業、課外閱讀書目及內容等,教師必須在研究課程內容的基礎上,設計問題、組織討論、評價學生表現和學習效果,各教學環節都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 從學生角度說,學生主動參與和密切配合是完成研究性學習不可缺少的環節。 在學習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內容的基礎上,學生可以搜集自己家鄉地域文學與文化的相關資料, 教師可以鼓勵他們完成對家鄉地域文學與文化點、面、線資料的搜集與整理,并使用Blackboard網絡教學平臺,展示其學習成果。 這樣不僅可以引發學生了解家鄉地域文學與文化的濃厚興趣, 而且可以激發其熱愛家鄉的情感,與此同時在研究性的學習中,還可提高其人文素養和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或者將學生分為若干小組,集中考察某一地域文學的特點,然后由教師作為主持者,引導學生在陳述資料的基礎上得出自己的結論。 總之,在龐大網絡資源的支持下,教師的研究性教學和學生的研究性學習,將不斷擴大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這門課程的學習內容。 這其實是對教師和學生同時提出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戰, 即教師必須具備豐富的知識和良好的學術修養, 及時把握學術前沿的動態,以保證在師生的交流互動中,對學生提出的各種問題作出正確評判,而學生也要在掌握背景知識的前提下,接觸各類學術觀點并形成自己的思考, 必須具備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

四、《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教材建設的構想

教材是體現教學內容和教學要求的知識載體,是開展教學活動的基本工具。 一部優秀的教材更是提高教學質量、 培養優秀人才的根本 。《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教材是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課程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項目組成員非常重視教材的編寫工作。《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將以河隴地理、歷史和文化發展為背景,突出河隴多民族聚居地多元民族文化的特征,描述古代河隴籍作家及其作品的文學成就, 考察歷代入隴詩人及其河隴詩文創作,探尋絲綢之路上的文學景觀,追蹤佛道傳播在河隴大地留下的印記, 以及敦煌石窟和敦煌文學對河隴乃至中國文學的影響等。 根據兼顧點(河隴作家和作品 )、引出 面 (河隴的歷史變遷及文化背景)、帶出線(河隴文學發展史)的流程,構成以河隴文化為背景, 以具體作家作品為中心的河隴文學發展的立體圖景。 在分析河隴文學發展時,既要注重河隴地域文學的個性特征,又要關照地域文學發展的一般規律。 對于作家作品(包括河隴籍作家作品、入隴詩人及其作品、歷代描寫河隴的作品等),或綜合分析,或對照比較,或點到為止,或批注解釋,努力闡明其作品風格與古代河隴地域之間的聯系,以多元化和立體化的視角,闡述古代河隴文學與文化的發展概貌,即以河隴歷史變遷和文學嬗變為經,以河隴作家作品為緯,縱橫交織,精心結構并撰寫河隴文學源遠流長而又迭起的歷史進程, 總結歷代文學家對河隴文學的貢獻,突現河隴人杰地靈、文化底蘊豐厚的地域特征, 展現河隴文學名家輩出、 佳作如林的豐碩成果,確立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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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古代文學中的獨特因素,對亭的藝術研究與古文學有著密切的關系,要體會亭建筑之美妙還要走進浩瀚的古代文學卷藏之中,細細體味。

在我國古代文學作品中,亭不僅是停留休息、觀賞景色的場所,而是從更高的層面潤飾了這一建筑符號。正亭從最初的實用功能為主過渡到美學理念的象征,反映了古人對吉祥、美好、富貴、幸福的永恒追求。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亭建筑成為一種意象建筑的代表,是具有特色的文化內涵與象征意義的園林建筑。文字是記錄亭文化演變的最佳途徑,亭通過文學的解讀被賦予了更深刻的象征意義,而升華為多元的文化載體。在古往今來的藝術創造中,亭建筑成為物我交感、天人合一的媒介,生命的思考和創作激情由此產生。

首先,我國古代文學中亭的美主要表現的是實與虛的結合,是一種含蓄之美。這虛實之間飽含了濃烈的古典文學和文化意蘊。

所謂的“實”指的是園林中亭建筑本身,亭作為單獨的實體,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實用功能價值。亭的歷史十分悠久,周代的亭,是設在邊防要塞的小堡壘,設有亭史。到了秦漢,亭的建筑擴大到各地,成為地方維護治安的基層組織所使用。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亭建筑沿襲了古代亭驛館的功能,可用來接待南來北往的客人。由于亭具有驛館功能,因此也就成了南來北往的行人送別最好的場所,而且這種具有驛館功能的亭一般在大路旁或江水邊,這種環境容易使人產生離別的傷感。同時,隨著古代園林建筑的發展,出現了供人游覽和觀賞的亭建筑,除了關注亭的實用功能,也開始追求美的意境。由此可見,亭本文由收集整理建筑有了深層的美學內涵。

所謂的“虛”則是指古代文學作品中亭作為獨立建筑,既有著阿娜多姿的建筑美,又有著通過文學營造出美的意境。這種虛實結合,虛實相生,使人們站在亭中所期待的就是讓變幻多姿的實體亭建筑來獲取無限美的意境。亭建筑進入文學創作領域成為描述的對象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這個時期開始人們除了關注亭建筑的實際功用,更多的是增加其觀賞價值的“虛”。最著名的當屬王羲之應景而作《蘭亭集序》文曰:“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蘭亭詩的內容,或抒寫山水游賞之樂,表現文人的審美情趣,或由山水直接抒發玄理。反映了魏晉士子追慕自然、笑傲江湖的浪漫氣質。在當時政權更迭、社會動蕩的歷史環境下,文人墨客開始崇尚隱逸,并從自然中表現自我、體悟玄理。山水自然之本體是“道”,亭建筑是超越形質的一種宇宙自然的本體之美。隨著我國古典園林經營設計的日益精細,亭建筑不僅成為文人內心建構的精神綠洲之外化,而且為他們結交摯友、切磋藝術提供了理想的空間。人們身處小小的亭園建筑中再大到自然山水景色,以身心與整個大自然融于一體的姿態。這種由具體的“實”體驗到“虛無”的人生境界,就是擺脫器質形態的束縛,升華更高境界并獲得一種精神之美。

其次,我國古代文學中亭與周圍自然環境和諧之美,引發文人創作思想的升華。園林中亭建筑的造型千姿百態,且選址建造的周邊環境各具特色。在這種空間的美感中,包含了一種人生感悟。這就是由建筑的本身與周圍環境的和諧之美,所引發的作者一種形而上的感悟。

據記載,我國亭的選址力求因地制宜,造型應與環境協調統一,體量應與園林空間大小相宜。主要有:山地建亭、臨水建亭的形式。張說在《新都南亭送郭元振盧崇道》中寫道:“亂煙籠碧砌,飛月向南端。寂寂離亭掩,江山此夜寒。”寫這首詩的創作地點是在山中,屬于山中建亭。在山中建亭宜選開闊臺地,利于眺望及視線引導,為途中駐足休息佳地。如嶗山圓亭,就是山地建亭的代表建筑。王勃在《秋江送別》第一首中言:“早是他鄉值早秋,江亭明月帶江流。”在這首詩中所反映的場景是在“江亭”,屬于臨水建亭。這種亭建筑一般最宜低臨水面,布置方式有:一邊臨水,二邊臨水及多邊臨水。古時江邊之亭成了南來北往的行人送別最好的場所,宇宙無限,人生有限,連孔子在岸邊望著滔滔的江水都會發出感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在悠悠江水邊的環境下,容易使文人產生離別的孤寂之感。宋末愛國詩人林景熙的作品《溪亭》中:“清秋有馀思,日暮尚溪亭。”首聯破題,表明全詩以溪亭為中心,逐一描繪周圍的清秋初月的景色。寫作者于清秋日暮在溪亭散心,獨自在落葉飄零的樹林中穿行,形象地傳達出作者孤獨、徘徊的情緒。溪亭是指臨溪水建造的亭子,溪澗建亭主要是景觀幽深,可觀潺潺流水、聽溪澗泉聲。唐代張祜《題上饒亭》詩:“溪亭拂一琴,促軫坐披衿。” 宋代李清照《如夢令》詞:“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讀起來似有恬靜閑適的印象,細細品味,又覺不然。詩人徙倚溪亭,觀覽景色,思緒紛披,直至日暮,尚徘徊不下。此外,也有以曲橋、小堤、汀步等與水岸相連,而使亭四周臨水的建造地址,如北海公園五龍亭,亭上又有歷代文人留下寫景寫情的楹聯佳作,更增加了建筑的文化底蘊和美好意境,而人在亭內眺望全湖時,山光水色,著實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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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教育 創新教育 創新能力 古代文學

21世紀是教育創新的世紀。在教學中注重培養學生的素質教育與創新能力已成為教育界乃至全社會關注的熱點。中國古代文學作為一門傳統的學科,如何發揮自身的學科優勢和課程特點,在教學理念、教學方法、教學手段等方面適應中國高等教育的轉型和人才培養的要求,在傳統與現代的雙重變奏中探索出一條行之有效的教學之路,是我們無法回避的問題。

一、以文學史為綱,以作品為本,強化原典教學提升素質教育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應加強原典教學的分量,把作品的講析與導讀作為教學的主體內容,發掘其文化內涵,突出當今社會有重要意義的東西,首先,可以利用文學作品對學生進行人生觀的教育。古代文學作品中有許多格言名句是對學生進行理想、情操、立身、處世、廉正、愛國教育的好材料。如孟子“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修身處世態度以及岳飛“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的深切教誨,給后人以深刻的啟示和鞭策。其次,古代文學作品中塑造的許多人物形象也是教育學生的好材料,如勤勞、美麗、勇于反抗的秦羅敷;威武不屈、不辱使命的蘇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等,給后人留下了學習的榜樣。最后,利用古代文學作品對學生進行心理健康教育。現代社會需要具有獨到的創造力、強烈的競爭力和環境的適應力的人才,而當代不少大學生缺乏應有的心理承受能力,表現浮躁、自滿而又脆弱,在尊重他人、文明禮貌、處理個人問題和人際關系等方面有待加強和完善。古代文學教師可以充分利用教材對學生進行心理健康教育。教師還可以利用古代文學作品進行審美教育,讓學生理解什么是事物的真、善、美,什么是文學作品的藝術美,從而提高他們對事物的審美意識和對文學作品的鑒賞能力。

二、改進教學方法體現創新機制,激發學生學習古代文學的興趣

古代文學是一門歷史悠久的傳統課程,傳統的教學方法,形式單一,以填鴨式為主,師生之間溝通、交流不夠不利于教學相長。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知識的傳授固然重要,方法的獲得更為可貴。因此,教學設計的核心就是如何發揮學生的參與性,通過他們的獨立思考和判斷,提高學習能力。從而使他們在未來的工作、學習、生活中受益無窮。在古代文學教學中,可以借鑒哈佛大學MBA教程案例教學法,可以訓練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以及全面思考問題的能力;同時可以指導學生鍛煉開放性的思維方式,對別人的觀點、感情等采取開放寬容的態度,吸收別人的長處。如在講解李商隱詩歌朦朧美時,就可以以他的頗受爭論的《錦瑟》一詩為討論對象。由教師首先介紹前人關于此詩的十余種主要觀點,然后由學生對這些觀點進行評價、選擇,在思想的交鋒碰撞中,最終形成自己的看法。還可以實行暢所欲言式教學法,讓學生充分發揮大腦自由聯想的能力,大家交流各自的思想成果。如在講授古典小說《水滸傳》時,教師完全可以拋開陳舊的作者、思想、藝術等講解模式,而由學生自由發言,談談感受。暢所欲言法可以使學生自由展示自我的個性化思考,所以可能涌現出一些真知灼見,使學生彼此促進、交流。這種教學方法比通常的教學方法能使個人更富有創造性和主動性。總之,教師的教學方法應該發生改變,由簡單地傳授、灌輸知識轉化為對學生的指導、啟發,由教書向教學轉變,發揮學生的獨立自主意識,培養其鉆研精神,提高其創新能力

3.充分利用多媒體教學手段和網絡資源,大力提高教學效率

隨著教育現代化的不斷深入,現代信息技術越來越顯示其無可比擬的巨大優勢。古代文學教學信息量大,而應用現代技術手段上課就可以相對增加信息流量,節約有效的教學時間。而且,由于作品距今年代久遠,學生對于其中的許多文學文化知識感到陌生,在這種情況下,多媒體組合就能較為便利地提供可感知的事實材料,幫助學生建立起與教學內容及教師相關聯的共同經驗。多媒體課件將聲音、影像、動畫、圖像有機結合在一起,創造出圖文、聲樂并茂的藝術氛圍,這在調動學生興趣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傳統古代文學教學中作品的音樂性難以得到準確、生動的再現,無法讓學生受到感染,而多媒體的運用就使這一問題得以解決。如在講《西廂記》時,先讓學生看了一段黃梅戲《西廂記》,看完后當學生還在意猶未盡的回味時,將作品的重點以問題的方式交給學生討論。還應充分利用豐富的教學資源,諸如國學網,南京師大網,全唐宋金元詞文庫及賞析數據庫、中國期刊網期刊數據庫,中國詩歌網等,引導學生通過網絡打開一個學習古代文學的新天地,吮吸知識甘泉,攝取成才養料,培養自己的創新能力。

4.打破書面考試的單一模式,建立綜合考核、全面評價的新機制

傳統的教學評價,往往以書面考試的分數作為衡量學生學習成績的標準,不少學生憑借死記硬背來應付考試,以至變成了死讀書的機器。所以必須打破過去那種單一的考試模式,重新建立綜合考核、全面評價的科學機制。首先,調整試卷內容,縮小識記內容,增大實際分析問題的內容、特別是教材范圍以外作品的內容,增加不確定答案的題目比例,從而增大能力、素質考核比例。其次,豐富平時成績內容、落實實施方法。將學生課外的課程活動項目結果納入課程平時成績。如在古典詩文吟誦比賽、古典文學名著讀書報告會、學生研究性課題、發表與課程相關的論文或作品鑒賞文章等方面的表現都納入課程平時成績;落實課程論文和古代文學名篇背誦等內容。以此加強對學生理解能力、操作能力、應用及創造能力的評價。然后是建立多樣化的考核方式。以往輕視平時成績考核,我們調整了期末閉卷考試與平時成績的比例,做到期末閉卷考試與平時考核并重。并建立和落實由閉卷考試、課程論文、課堂表現、默寫背誦、課外活動項目等多樣化的考核評價方式。最后,是建立總結性評價與形成性評價相結合的制度,將學生的考核評價滲透到平時教學過程中。將平時成績登記表分課堂表現、上課出勤、課程作業、課外活動項目等欄目,基本涵蓋了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的各方面內容。這樣綜合考核的結果,既能客觀反映學生的學習實際,也能充分體現教師的教學成效,更能促使學生激發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水平,增強實踐創新能力,從而成為符合時代要求的創新型人才。

參考文獻:

[1]王升.研究性學習的理論與實踐[M].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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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甘肅古代文學地域特色

反映獨特的地域風貌和山川風物“邊庭節物與華異,冬霰秋霜春不歇”(盧思道《從軍行》)是西部典型氣候的寫照。“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胡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表現奇寒奇麗的景象;還有“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雄闊“,黃沙直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王之渙《涼州詞》)的悲壯,“明月出天山,蒼茫云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李白《關山月》)的勁拔警策,“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煙”(岑參《磧中作》)的蒼涼等。來濟《出玉關》、盧照鄰《隴頭水》、王之渙《塞下曲》、薛逢《涼州詞》等對“隴坂”、“沙塞”、“黃沙”、“九曲黃河”等甘肅特有自然風物的描寫,準確捕捉到甘肅文化的精髓。㈡體現特有的地域物產甘肅自古是名馬的養殖基地,馬文化是獨特的民族文化景觀,如西漢的《郊祀歌·天馬》、盛唐詩人張仲素的《天馬辭》、晚唐詩人翁綬的《白馬》等。還有苜蓿、石竹、鸚鵡、麝香、駱駝等隴物的記載和描寫。

如“苜蓿隨天馬,葡萄逐漢臣”(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杜甫《山寺》)、“羌女輕烽燧,胡兒掣駱駝”(杜甫《寓目》)。甘肅是葡萄、葡萄酒、夜光杯的主要產地,王翰的一首《涼州詞》,不僅是其生動的記載,而且把邊塞戰士的豪放曠達之情渲染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甘肅各民族有著悠久的酒文化,每個民族都有他們的“酒歌”,并伴有優美的舞蹈,如元縝的《西涼伎》。㈢傳達獨特的地域人文景象和精神隴人在與大自然感應交流中積聚形成了隴人獨特的精神氣質和人格魅力,作為詩文則自然流露出獨特地域特色。西部浩瀚的戈壁沙漠、連綿的群山培養了西部人豪放樂觀、直爽簡約、奔放流動、耿介正直、倔強頑強的品質;隴中隴東黃土高原積淀了隴人篤厚務實、和諧柔順、韌性頑強的性格;蘊育出隴人熱愛家園民族,關注民生疾苦的自覺而強烈的憂患意識。甘肅是古絲綢之路要塞,是東西文化交流碰撞之地和中西經濟貿易黃金地帶,使隴人胸懷天下、謙虛包容、處世不驚、關懷蒼生的品格境界由是而生。

常年的民族戰爭煉就了英勇剛毅、尚武衛國的精神風尚,隱含的離別、望鄉情感表達對和平的向往,令人蕩氣回腸。如朱慶馀《自蕭關望臨洮》、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權德輿《嶺上逢久別者又別》等。又如趙壹《刺世嫉邪賦》、胡纘宗《白龍吟》《不寐》、張澍《天心篇》、任其昌《流民嘆》等。㈣具有強烈濃郁的民族意識和民族特色甘肅自古就是多民族聚集地,各民族既保留其文化獨特性,又相互融合成多元交融的獨特文化體系,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奇葩。所以一方面是“烽火照山燃,鼙鼓聲不斷”“、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的戰爭慘狀;另一方面是“多來中國收婦女,一半生男為漢語”、“洛陽家家學胡樂”(王建《涼州行》)等民族融合的勝景。“刀劍作鋤犁,耕田古城下。高秋禾黍多,無地放羊馬”(唐·劉駕《田西邊》)是西部獨特的民族人文景觀的典型寫照。現存最早漢字記錄的少數民族歌謠《匈奴歌》“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體現出濃郁獨特的民族審美文化。諸如“西涼伎”“、胡騰舞”、“獅子舞”、“胡旋”等民族特有的歌舞,羌笛、琵琶、胡琴、畫角等特殊的西域樂器演奏、急管繁弦的場面等,都是甘肅文學所特有的表現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