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水資源調查報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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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水資源的狀況，或者說水資源對環境的承載力可以用兩個方面的指標來反映。一是水量狀況，二是水質狀況。通過調查了解，我區的水資源狀況是這樣的：水資源總量、水質狀況總體均呈下降趨勢。

1.水資源總量年均趨少

2.飲用水源地單一，缺乏飲水安全保障

城區飲用水源主要靠索溪水庫保障，這種單一的供水水源模式為飲水安全埋下隱患，一旦發生不可預見的水源安全事故，城區供水將完全中斷，帶來嚴重后果。因此，有必要考慮籌建后備水源建設問題。

3.水質狀況總體呈下降趨勢

根據已進行過的水質檢測情況表明，我區水質狀況總體呈下降趨勢。水污染的來源主要是生活污染，不僅地表水如此，局部地區淺層地下水也是一樣，如軍地坪城區，通過水樣分析，其大腸菌群數量至少要超過國家飲用水標準100倍以上。水體受到污染，直接影響到河道生命健康，破壞水生態環境。具體反應到索溪河，造成的是河床中的石頭變黑，藻類等水生生物滋長，嚴重影響河道的容貌。

二、形成原因

(一)水資源總量減少緣由

1.降雨量減少

2.城鎮用水多元化，用水量急劇上升

3.水環境的維護未完全到位，水資源無序開發，水資源浪費現象嚴重

由于我區建區較晚，城市供水基礎設施未跟上，早期所建賓館酒店基本上都是自辟水源，其中大部分是鑿井取水。抽取地下水不僅取水方便(一般都在賓館酒店院內)，而且取水成本低廉，因而各大小賓館竟相鑿井取水，至2000年僅辦過證的就達52家。肆意取水不僅造成供用水秩序混亂、用水安全得不到保障，也造成了水資源的大量浪費，直接導致了水資源的短缺。經調查，到2000年，部分水井因地下水超采已無法取到水。索溪河也因軍地坪城區過量抽取地下水而徑流量銳減。張家界森林公園的地下水超采，可以說也是造成金鞭溪上游生態用水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2000年，地下取水引起了區委區政府高度重視，并于同年出臺了《禁止擅自取用地表地下水的通知》，區水務局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陸續封停了近40家取水單位。但受利益驅動，私采地下水屢禁不止，特別是2003年干旱以來，地下取水呈愈演愈烈之勢。僅森林公園就有16家單位無證取水，其中地下水9家，地表水7家，總取水量近30萬m3/年?？梢韵胍?，如再不采取有效措施，有效保護水資源，核心景區特別是金鞭溪，一遇干旱性天氣則無充足水源，則何以成景，以何賞景。

篇2

[關鍵詞]農村；調查；綜述；底層；陜西

[作者簡介]田富強（1972―），男，陜西寶雞人，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西安外事學院教師；(陜西西安710077)池芳春（1973―），女，陜西寶雞人，寧夏大學農學院草業科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寧夏銀川750021）田富利（1984―），男，陜西扶風人，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生。 （陜西楊陵712100)

農村代表生態平衡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與家庭組織及社會結構緊密聯系，是可持續發展的載體。中國數千年以農立國，文化積淀多源于此。[1]

一、農村基層民主研究

鄧武紅博士指出在平民社會日益強大、個人權利不斷彰顯的語境下，農村基層民主成為現代鄉村文明治理的必然選擇。選舉主要問題：(一) 賄選普遍存在。黑金扭曲選舉結果，使惡人通過合法形式獲取農村基層公共權力。運行制度不完善，候選人當選后很難監督制約，，貪污腐化。村民抓住眼前利益，賄選者與受賄者達成合謀。（二）防止基層民主演變成農村宗族勢力實現家族利益的工具。對策有：（一）村級財務公開；（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三）提高農民素質，增強參政意識；尊重個人權利，培育基層民主文化。農村基層民主處在中國場域特有的文化、制度和利益糾葛中，是現階段政治、經濟、社會諸方面矛盾的深層次反映；缺乏整個社會的根本性變革，基層民主只能是“孤島政治”。[2]

郝曉雁博士指出村民自治存在問題：（一）經營方式轉變與管理功能轉型不匹配，自治組織運作機制不協調，管理方式滯后；（二）集體經濟瓦解與傳統資金運作方式破壞，導致村級債務增加，影響自治組織行政效率；（三）經濟利益表面化和干部身份多樣性，導致自治組織班子渙散，責任心下降；（四）農民參政意識淡漠，村民議事組織松散。對策有：（一）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組織運作體系；（二）依照高效、透明原則，完善村民議事和監督規范及辦事聽證制度。[3]

陳昌洪博士剖析了村民自治存在問題：（一）腐敗嚴重，難以選出為民辦事的村官；（二）縣鄉政府對村民自治指導不力，村兩委班子協調困難；（三）村級經濟弱小，難以提供村民滿意的公共產品。對策是：（一）加強制度創新，建立健全以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為基礎的民主決策制度，以村規民約和村民自治章程為主體的民主管理制度和以村務公開、民主評議為核心的民主監督制度，加大懲治村官腐敗力度；（二）縣鄉黨委和政府應加強對村委會的指導，為村民自治創造良好環境；（三）政黨主導，政權支持，自治主題，漸進發展：遏制、打擊農村社會黑惡勢力和財團勢力；有效激勵村干部；發展農村經濟，為村民提供必要公共產品。[4]

二、退耕還林還草研究

程默博士認為退耕還林要充分考慮農戶利益，進行管理制度創新：（一）盡快構建退耕還林區生態效益補償制度；（二）通過鼓勵產權合并實現林權相對集中，提高資產價值特征與產權制度匹配程度；（三）通過政府公共支出政策促進退耕還林地區經濟結構改善，拓寬退耕農戶就業增收空間。公共支出應主要用于：基本農田建設和農用能源建設；扶持龍頭企業，發展支柱產業；救濟補貼政策到期后生活貧困的退耕還林戶，對其進行免費技能培訓。[5]

葛文光博士指出退耕還林存在的問題：農民對政策了解不夠；缺乏總體規劃，實際退耕面積超過國家任務，補助資金難以滿足完善工程需要；驗收不及時、不嚴格；造林技術應用不到位，種苗采用缺乏科學性，不重視林木后期管護；林權證發放不到位；后續產業發展存在盲目性；農民對八年后生活不樂觀。建議以科學發展觀統領政績觀；出臺《國家退耕還林總體規劃》；保證農民擁有基本農田；進行生態環境教育；建立林木管護體系；制定科學合理的后續產業發展規劃；引導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盡快發放“林權證”。[6]

三、農村專業組織研究

李雙元博士關于陜西關中地區農民專業協會調查的案例為支部推動型、能人帶動型和政府推動型：（一）專業協會是農戶抵御市場和自然風險、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的現實選擇；（二）作為現行經濟環境下農村誘致性制度安排，專業協會與村支部、村委會等強制性制度安排的協調，需要良好的制度實施機制，以促進基層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的良性互動；（三）專業協會應先發展后規范。存在問題：（一）協會功能未完全發揮，與農戶預期差距較大；（二）設立門檻，有悖國際合作聯盟合作原則。[7]

岳佐華博士與李小玉女士指出：農村專業合作組織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了信用資本，蓄積了人力資本，盤活了市場，促進了特色經濟發展。漢中市農村專業合作組織類型有：龍頭企業依托型、能人大戶依托型、部門依托型、農民自發型。問題有：（一）1／2的合作組織沒有明確的組織章程，4／5的合作組織未注冊；（二）部門依托型合作組織體制和產權不明晰；（三）管理欠規范，信息手段落后；（四）人員素質低，資金不足。[8]

四、農民增收培訓研究

張聰群博士指出漢中市農民增收的障礙：（一）鄉鎮企業、村辦企業收入下滑；（二）農民缺乏市場信息和經營指導，抵御市場風險能力差；（三）農用物資價格上漲；（四）外出務工人員組織化程度和培訓率低；農民增收思路不廣，收入差距拉大。并提出對策：（一）優化農業內部結構，挖掘農業自身潛力；（二）扶持以農產品加工營銷為主的龍頭企業，帶動農業產業化發展；（三）消除體制，統籌城鄉居民就業；（四）改革完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五）多渠道融資，加大農業扶持力度；（六）加快農業信息建設，增強農民規避風險、應對市場競爭的能力。[9]

黃雯博士指出，西安市藍田縣農村勞動力流動呈現年輕化、知識化、技能化、區域不斷擴大、數量質量快速增長趨勢：（一）以青壯年和男性為主；（二）素質、技能與收入正相關；（三）自發性為主；（四）長期務工人員比重大；（五）行業分布不均，以餐飲業為主。建議因地制宜進行實用技術和職業技能培訓，增強進城務工人員競爭力；出臺就業準入法，嚴格就業準入；推行勞動預備制度和資格認定制度，延緩勞動力供給，緩解就業壓力。[10]

張藕香博士認為年輕力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力資本型勞動力轉移，造成農村人力資本流失，阻礙科技知識普及、良種推廣、土壤改良、新技術應用和產業結構調整。應進行農業深度開發，消化剩余勞動力，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11]

五、陜西蘋果產業研究

李繼翠博士指出陜西蘋果產業化發展的制約因素：（一）產后商品化處理環節薄弱，標準化程度低；（二）行業協會不成熟，果農組織化程度低，龍頭企業缺乏長遠規劃；（三）技術推廣、管理及金融服務體系不完善，質量安全監管體系尚未建立；（四）資金和人才遭遇瓶頸制約。建議：（一）推行標準化管理，發展綠色果業和生態有機果業；（二）提高行業組織化程度；（三）加強蘋果服務體系建設；（四）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建立蘋果生產保障體系；（五）創新體制，做大做強龍頭企業；（六）實施名牌戰略。[12]

宋東風、王恩胡、鋒博士指出，陜西白水縣蘋果發展要推廣“四大”關鍵技術，規范化生產，提高果品質量；鼓勵科研院所參與，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科技興果；提高果農種植積極性，促進蘋果生產社會化、現代化、市場化。[13]

六、農村醫療教育研究

睢黨臣博士指出陜西省洛川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宣傳力度小，農民參保意識弱；籌資難度大，水平低；報銷范圍窄，受益面小；組織機構不完善，報銷制度不科學。建議強化政府職能，建立多層次、多渠道籌資機制；健全監督機制，規范基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率；強化行業管理，普及衛生知識。[14]

肖湘雄博士指出，運行機制制約了陜北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一）醫療市場混亂，農民就醫困難；（二） 費用居高不下，農民因病返貧；（三）投入不足，缺醫少藥，鄉鎮衛生院步履維艱。他建議：（一）推進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二）糾正專項經費使用和預算外資金財政統籌存在問題；（三）因地因時制宜，探索以農村合作醫療為導向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將其作為非營利組織給予扶貧資金支助；（四）有效補助鄉村醫生。[15]

王朝輝博士指出陜西農村學校經費困難：老校危房增多，新建校債臺高筑；拖欠工資和“普九”債務償還無望；負擔轉嫁給農民和村集體；縣級財政教育包袱沉重。建議制訂義務教育投入法，建立以國家、省、市為主，各級財政按比例負擔機制，完善農村中小學教師工資保障機制和校舍維護改造建設機制。 [16]

七、水資源與農村金融

王文軍博士指出當前陜西安康水資源存在的問題：（一）洪旱災害制約社會經濟發展，生態退化與水污染嚴重；（二）產業結構布局與水資源條件不適應；水資源管理制度創新不足，分配不均衡現象嚴重，供水短缺與用水浪費并存；（三）水電站與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問題嚴重；旅游業發展與水源地保護存在矛盾。建議：（一）適水發展，提倡節水型產業；（二）加大執法力度，保證水質和水環境安全；（三）開發非常規水資源，滿足用水需求；（四）加強環境質量評價，有效、合理、科學建設水電站；（五）建立有助于水資源合理利用的水權水價制度；（六）協調完善水事決策機制。[17]

高波博士分析了西安郊區農村金融發展緩慢的原因：（一）農村金融機構數量銳減，功能萎縮，實力不足；（二）農村經濟基礎薄弱，信用環境不佳。對支持“三農”的影響是：（一）金融機構從農村市場退出，縣域資金流失，影響信貸資金投放力度；（二）管理體制不活，制約金融服務水平；（三）農村住房產權缺失，影響農民獲貸能力和商業銀行信貸支持范圍。建議多方聯動，優化農村金融投資環境；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健全農村金融市場體系；構建農村金融風險管理和補償機制，調動金融機構支農積極性。[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