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經濟的啟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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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日本； 泡沫經濟； 啟示。

從 1983 年開始形成并于 1990 年破裂的日本泡沫經濟，對日本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以史為鑒，以他國為鑒，避免我國經濟發展出現重大挫折，促進我國和諧社會的建設，有必要重新審視日本的泡沫經濟生成、膨脹及破裂的全過程，供我國當前進行宏觀經濟調控時予以參考。

一、日本泡沫經濟介紹。

1. 泡沫經濟的形成過程。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經歷了兩個過程，第一個過程是從 1983 年秋到 1987年底，第二個過程是從 1988 年初到 1989 年底。第一個過程可以說是日本金融自由化的開端，持續到美國股票市場的股價創下最大暴跌紀錄的黑色星期一（ 1987 年 10 月 19 日） 為止。第一，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日本于 1984 年 5 月《關于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的現狀和展望》，隨后實行了一系列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包括外匯資金可自由轉換為日元并可作為國內資金使用，實際需求原則的廢除，日元轉換限制的廢除，使得日本對外證券投資急劇增加，擁有巨額資金的日本公共投資者的投資動向影響到美國的金融和資本市場。第二，《廣場協議》和金融緩和措施。1985 年 9 月達成《廣場協議》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海外投資受到巨額的外匯風險和外匯估價損失； 日本政府通過拋售美元、購買日元操作來干預外匯市場和接二連三的調低貼現率等積極的金融緩和措施，引起了國內貨幣供應量猛增，但猛增的貨幣供應量并沒有通過物價上升（ 流量） 而被吸收，而是急劇擴大了面向不動產的貸款，成了導致存量價格飛漲的原動力。日本地價與物價之比，1959 年 3月為 2.2，1970 年 3 月為 13. 2，1986 年 3 月為25.2，1990 年 3 月則急劇擴大到 68. 2。急劇擴大的面向不動產的貸款，為其后泡沫經濟的形成準備了資金方面的條件。第三，個人生財之道的拓寬和小額儲蓄免稅課稅制度的廢除。廣場協議之后的金融緩和措施改變了貨幣的流向，人們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存款上。以股票形態運用的資金，通過購買股票，在1987 年上半期達 8600 億日元，下半期繼續猛增 4. 58兆日元，全年共增加 5. 45 兆日元。第四，企業生財之道的拓寬和基金的擴大。1985 年以后企業積極地大幅增加金融資產的運用，擴大所謂的生財交易。1986 年以后，在利率下降和股價攀升的形勢下，企業改變以往向銀行借款的方式，采用在國內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券、在國外發行附認股權證公司債券等籌資方式。1987 年藉由發行有價證券的籌資比上一年增加 60.8%（ 1986 年增加26.3%） ，但通過權益融資形式以極低的利率籌集到的巨額資金并沒有完全用在工業企業的設備投資上，而是被主要用在金融資產上，特別是運用在股票投資上。第五，銀行抵押貸款的擴大。銀行在土地抵押貸款和股票抵押貸款上加大了力度。從不動產抵押貸款在全國銀行的貸款余額中所占的比例分析，1984 年為 17%，以后比例逐年提高，1987 年以后達 20% 左右。股票等有價證券抵押貸款比例也逐年上升，1988 年上升到 2. 5%。1986 年開始的地價和股價的上漲導致借款人抵押能力的增強和賬外資產的增加，促進了不動產抵押貸款的有價證券抵押貸款的增加。通過這些貸款籌集到資金的企業，將其大部分資金用于購買將來有可能升值的土地、股票、特定貨幣信托和信托基金，更進一步強化了地價和股價的上漲。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交叉上升，必將伴隨著信用創造，成為形成泡沫經濟的主要因素。

2. 泡沫經濟的膨脹期。第一，企業金融的變化。1975—1979 年度平均和 1980—1984 年度籌資與銷售額之比平均均為 2. 6%，1985 年度也不過2. 5% ，但 1986 年度以后逐漸上升，1988 年度為4. 5% ，1989 年度達 6. 2% 。如果企業進行“正常的交易”所需的籌資額為銷售額的 2. 6%，則可以看出1986—1989 各年度均超過了正常情況下的籌資?！斑^?；I資額”中的一部分被用于實物投資，其余的大部分被運用于泡沫經濟的膨脹上。這可從流動資金比例自 1986 年以后急劇增加這一點清楚地看出（ 1983 年為 1.18，1986 年為 1. 71，1989 年為 2. 02） 。企業不僅籌集了過剩的資金，而且其籌資渠道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所占比例明顯增大的是附認股權證公司債券、可轉換公司債券等以發行股票為中心的權益融資。權益融資之所以猛增，是因為只要以期待股價持續上升的資本收益為前提，就可以比銀行借款、一般公司債券的借款成本低得多的成本籌集到資金。第二，銀行擴大與中小企業的交易。由于大企業利用通過直接金融方式籌集到的大量資金來償還銀行借款，因而日本的金融機構迫不得已將重點轉向擴大與中小企業之間的交易。中小企業中資金需求旺盛的有流通服務行業、建筑行業、不動產行業、金融和保險行業、租賃行業，上述貸款都是抵押貸款，向這些非金融機構貸款和不動產貸款導致了泡沫經濟的膨脹。同時，市立銀行不經由中小企業而直接擴大以住房貸款為中心的面向個人的貸款。第三，股票期貨交易的擴大。在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影響下，1988 年 9 月起，開始了東京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和大阪證券交易所日經平均股價為對象的股價指數期貨交易，更促進了泡沫經濟的膨脹。

3. 泡沫經濟的崩潰過程。第一，兩個谷底。日本的股票市場自1989 年12 月29 日東京證券交易所收盤價創下歷史最高紀錄（ 38915. 87 日元） 以來，在一年內股票大幅跌落了兩次。第一次谷底是 1990年 4 月2 日的28002.07 日元，從1989 年的峰值跌落28. 05% ; 第 二 次 谷 底 是 1990 年 10 月 1 日 的20021. 86日元，從 7 月 17 日的峰值（ 33172. 28 日元）跌落 39. 1%。第二，三重下跌的結構。1990 年，在到 4 月 10 日為止的時期內，東京股票市場經歷了 10次股票大幅下跌，在股價下跌的同時，引人注目的是還出現了日元貶值、債券下跌的現象，即所謂的三重下跌。

二、泡沫經濟崩潰的后果與總結。

始于 1990 年的第四季度的美國經濟蕭條與從1991 年第二季度開始走下坡路的日本經濟具有相同之處，那就是以往未曾經歷過的以金融部門為主導的經濟蕭條即復合蕭條，這與過去的因有效需求不足而造成的經濟蕭條不同。這次的經濟蕭條是在 80年代后半期逐漸展開的金融的國際化和自由化后出現的現象，是金融自由化的歸宿，與以往單純的存貨周期造成的經濟蕭條不同，具有如下特征：

1. 國民財富總值增長的停滯。泡沫經濟形成期和膨脹期，國民財富總值以年率 2 位數的速度在遞增。但是，泡沫經濟崩潰時的 1990 年的增長率猛跌至 3.4%。在泡沫經濟的形成和膨脹時期，金融資產的構成比率較有形資產提高得快。但隨著 1990 年國民財富總值增長率的下降，有形資產的構成比率提高了 2. 3 個百分點，而金融資產的構成比率則相對下降。與 1982 年有形資產的構成比率超過 50%這一數字相比，其后的金融資產增長率之劇烈是顯而易見的。1987—1989 年的貢獻度，金融資產為59. 2% ，而有形資產超過 40. 8% 。金融資產中，股票的增長率特別明顯。在 1982 年的金融資產余額中，股票余額占 129 兆日元，而在 1989 年的金融資產余額中，股票余額就占了 890 兆日元。在金融資產余額增長 3. 08 倍的期間，股票余額增長了 6. 9 倍。1987—1989 年的股票貢獻度達 27. 3% 。在實物資產中，土地的增長率較大。1982 年為 862 兆日元，1989 年達 2. 5 倍。從 1987—1989 年的貢獻度來看，土地為31.4%，占有形資產的 40. 8% 的 3/4 以上。土地的增長和金融資產的增長除外的固定資產凈額的增長比 1982 年增長 1. 49 倍，期間的國民財富總值也不過增長 2.2 倍。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國民財富總值是如何因為泡沫經濟而膨脹起來的。1990 年是泡沫經濟崩潰之年，該年國民財富總值增長率下降 3.4%，低于該年 7.6% 的名義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這是自 1975 年開始公布國民財富總值余額統計以來首次出現的情形。在實際 GNP 增長率下降以前，由于泡沫經濟的崩潰而使得國民財富總值的增長率下降，這一點可以說是金融危機引起的經濟危機的最大特點。

2. 全國銀行收益大幅度減少，金融機構喪失媒介現象。1989 年期中結算期正好是泡沫經濟的膨脹時期，銀行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最高利潤，與上一年相比的增長率也較高。但是，進入泡沫經濟崩潰時期的1990 年期中結算和1991 年3 月的結算，日本的銀行收益均比上一年大幅度減少。在日本，1988 年 4月 1 日的小額儲蓄非課稅制度的廢除與上一年私營化的 NTT 股票的上市重疊在一起，大大改變了個人的資金運用形態。特別是 1988 年，規定利率定期存款自 1954 年開始進行統計以來首次出現大幅減少，而自由利率存款比上一年增加了 6. 97 兆日元。日本出現了所謂的喪失媒介現象，資金開始流向相對有利可圖的開放市場。

3. 國際清算銀行限制的影響。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也是金融國際化的過程，國際上確定至 1993 年 3月將自有資本比率保持在 8% 以上的國防清算銀行限制。國防清算銀行標準的特點在于，在計算自有資本比率時，不管是分母的資產總額還是分子的資本，都以一定的方式來決定。在泡沫經濟崩潰后，既然難以增大部分的自有資本，那么為維持自有資本比率，銀行只好壓縮部分的資產，特別是壓縮風險比重為 100% 的貸款，從而導致貨幣供應量的減少，并為實際國民生產總值進入負增長鋪平了道路。由于金融自由化和國防清算銀行限制，圍繞日本經濟的金融框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作為新框架的調整過程，不可避免地要對泡沫經濟部分進行調整，出現金融和證券行業的重組。復合蕭條無非是日本為適應這一新框架的調整過程。

4. 日本式信用危境。日本銀行業采用成本估價法的會計處理原則，因泡沫經濟崩潰而發生的持有有價證券的估價損失就不會顯露出來，也反映不出為攤還因不能支付泡沫經濟膨脹時期擴大的不動產貸款利息而猛增的銀行的壞賬且認定壞賬的標準也有問題。在日本，若拖延一年以上，可以作為“應收利息”列入，并不將其視為壞賬，而且日本的銀行其備抵壞賬原則上一律采用累積貸款額的 0. 3% （ 不課稅） 的方式，不考慮貸款的償還可能性。因此，日本的資產負債表不能如實反映壞賬的程度，而且備抵壞賬也有過少列入的傾向。對于那些由于股價的低迷不振而對有價證券的賬外資產感到不安的日本銀行來說，也難以使銀行邁出積極擴大貸款的一步。泡沫經濟崩潰之后，日本國內陷入了長期蕭條的深淵。資產價格持續縮水，銀行信貸不斷減少，國內投資萎靡，企業大批破產，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甚至負增長。日本經濟長期蕭條迎來了失去的 20 年。

三、對我國當前宏觀經濟調控的啟示。

泡沫經濟的崩潰是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這一新的框架下不可避免的一個調整過程或者說是重組過程，它是金融自由化的歸宿。泡沫經濟的崩潰導致了實體經濟的蕭條。政府在采取針對復合蕭條的經濟對策時，不能僅僅停留在為調整存貨的低利率政策和擴大公共投資等以往的對策（ 擴大有效需要的對策） 上，而應當采取調整因金融自由化而產生的不良金融資產的對策，以及盡快恢復信用為目的的金融重組對策，由此來消除金融危機引起的經濟危機。問題的焦點應從有效需求的不足轉移到了信貸收縮、金融系統監管上。

1. 中國面臨房價下跌、信貸資產質量惡化等多重風險。第一，我國金融體系面臨多重風險。我國的金融體系內，由于市場、機構、跨境交易等的交互關系日益加大，影子銀行、表內業務表外化與日俱增，再加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信貸資源分配上占據的角色，都導致或有負債的不斷累積，金融體系面臨的風險正不斷累積、日益加大。我國金融體系面臨的風險包括信貸快速擴張導致的信貸資產質量惡化、影子銀行和表外敞口導致金融脫媒現象增加、房地產價格下滑及歐債危機下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等風險。中國房地產價格的急劇上升與銀行對房地產的巨量貸款相迭加，加深了房地產價格回調對我國銀行體系的負面影響。房地產相關貸款占我國貸款總額的約 20%，近 30%—45% 的貸款是由房地產抵押擔保。房地產價格的回調將降低抵押品的擔保價值，在借款人違約的情況下削弱貸款回收比例。與房地產相關的上下游產業也面臨巨大的風險?；诂F階段房地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房價回調引起的經濟減速對信貸資產質量將產生較大負面影響。第二，銀行業壓力測試結果： 多重風險互動或導致嚴重影響。根據 IMF 和中國政府共同對全國最大的17 家商業銀行進行的壓力測試結果，如果其中幾項風險同時發生，銀行體系就可能會遭到嚴重沖擊，金融危機在我國爆發也不是沒有可能。

2. 銀行變相推高利率，企業融資行為潛藏著巨大金融風險。第一，表內貸款表外化。次貸危機發生后，由于我國政府為保增長而實施的 4 萬億投資計劃，使得銀行信貸與之相伴而過度擴張。為防止流動性泛濫，2009 年下半年開始，政府逐漸加大了對房地產等行業的宏觀調控，收縮流動性。2011 年開始，人民銀行對銀行信貸進行數量、價格的嚴格管制后，金融機構采取各種方式與工具，把表內業務移到表外，傳統的銀行信貸關系演變為隱藏在證券化中的信貸關系，信用擴張仍然是其核心目標?，F在，表外業務已占銀行貸款額的 25%—60%，而借款人大多數房地產商，利率在 20%—25% 之間甚至更高。

在信貸嚴控政策下，房地產商對資金的依賴推高了利率，并導致大量中小企業難以獲得信貸支持。第二，上市公司及大企業的融資行為攪亂信貸市場并可能導致巨大金融風險。一是上市公司及大企業通過從資本市場低成本融資后再轉貸給利率更高的其他資金需求者以賺取利差，變相開展了商業銀行的存貸業務。上市公司及大企業的過度融資、發債，說明在我國通過債券募集資金的方式及用途、流向等方向存在較大的空白監管領域，特別是對募集資金的流向，缺少嚴格的監管手段。大規模資金流向信貸領域的背后則是監管的空白。由于上市公司及大企業的過度融資，導致了信貸市場資金不足，而委托貸款或商業銀行發行的理財產品，其根源都來源于對借貸高收益的追捧。二是“影子銀行”帶來巨大信貸風險。通貨膨脹引起存款相對較低或負利率，形成了培育表外業務的肥沃土壤，相對高利率的信托產品使大量的居民儲蓄轉而流向高利率的信托產品及其他理財產品； 商業銀行為避免信貸風險和相關的責任追究，也將信貸客戶大量集中在大中型國企特別是壟斷國企身上，但由于這些國企的新項目大多并沒有太多效益，國企承貸的大量貸款，最終變相地再次以高利率貸放出去，從而造就一個個的規模巨大的“影子銀行”。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通過把巨量的資金持續不斷地注入房地產市場及其他高風險的投資項目，不僅繼續吹大了國內的房地產泡沫，同時也將巨大的金融風險注入了國內的金融系統。三是大批中小企業盲目依附高利貸。泡沫經濟的根源在于資本沒有流向實體經濟之中。高利貸背景下的中國同樣如此。由于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大量從事實體經濟發展的中小企業具有大量的資金需求，但由于信貸領域中大量的信貸資金流向房地產業等泡沫經濟領域而沒有流向實體經濟最需要的地方，致使中小企業別無選擇只有選擇高利貸。在實體經濟領域利潤率遠低于高利貸的高利率的情況下，中小企業積聚了較大的經營風險，而這也可能導致由高利貸形成的信貸危險的擴大與爆發。

四、防范信貸風險，防止我國金融危機發生的建議。

1. 穩妥積極地處理好人民幣匯率問題。第一，要完善匯率政策與制度。我國 1994 年開始對外有匯體制進行重大改革，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有管理的兌換。1994 年 1 月 1 曰，人民幣匯率并軌，形成了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當時的人民幣匯率為： 1 美元 = 8. 70 元人民幣。1996 年，我國取消了經常項目下的匯兌限制，12 月 1日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自由兌換； 2005 年 7 月 21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告，著力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我國的匯率制度形成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單一盯住美元，而是形成了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1996 年，中國實現經常項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兌換，2006 年 3 月宣布要實現資本項目下的“基本可兌換”。中國沒有如同日本那樣，為簡單迎合外部需要而對外匯市場加以干預，而是通過對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的推進，獨立自主地采取適合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需要相適應的匯率管理制度和形成機制。應該說，匯率在處理外部失衡時具有較大的政策效果，對于來自外部的任何關于我國匯率的要求，我們應采取冷靜的態度，堅持匯改的自主性，獨立自主地形成我們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第二，要積極穩妥地調節國際收支特別是貿易結構的失衡問題。目前我國的國際收支、對外貿易存在著嚴重的失衡問題。與美國形成了大量的順差，而與其他貿易國家則形成了較多的逆差，產生了大量的外匯儲備。這使我們一方面面臨以美國為主的匯率升值的壓力，另一方面與其他國家的過量逆差不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給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帶來種種難題。在我國前外匯儲備超萬億美元、貿易順差較大的情況下，適當擴大石油、黃金等戰略物資的進口，增加國家戰略物資儲備，改變外匯資產投資和管理方式，有利于解決我國順差過大、緩解外匯升值壓力。

2. 引導合理預期的形成。國民經濟的連續高增長，預期人民幣持續升值意識的加強，上市公司業績的提升，房地產等經濟領域的過度火爆，使部分投資者沉醉于資產價格的上漲，推動了泡沫經濟的發生并可能導致泡沫經濟破滅后的巨大災難。由于人們的預期通常超過資產價格的上漲，形成經濟學中的“羊群效應”、股價暴漲暴跌，日本股市及房市在 20世紀 80 年代后期的表現就是現實的例子。為使投資者作出“理性預期”，我們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升信息供給的效率，向市場提供的信息要更加充分、及時、準確、廉價，使人們能獲得低成本的、正確的、充分的信息，形成資產價格的正確預期，以防止泡沫經濟形成，阻止泡沫經濟破裂可能帶來的毀來性災難。

3. 加強金融監管，防止泡沫經濟形成。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與該國的金融自由化有很大的關聯，由于在金融自由化進程中，政府放松了對金融的管制，加之金融監管體制的不完善，容易使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異化，加大投機行為，刺激泡沫經濟的形成與發展。我國入世后，金融自由化程度得到提高，金融創新步伐也日益加快。我國當前金融監管的重點應該是金融主體、金融資產和金融商品的價格。金融主體的監管即對企業、個人、金融機構在金融活動中的行為進行監管，特別是對金融活動中起著重要作用的機構的監管。對金融資產和金融商品的價格監管，主要是利率、匯率、證券價格的監管，防止金融資產和金融商品的價格的大幅波動。

4. 綜合運用各種工具，引導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綜合運用各種工具，引導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首先要控制投機資金流向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目前，各金融機構推出形式各異的金融產品吸引客戶，為投機資金進入證券和房地產市場提供了多種可能。由于我國金融監管技術和監管手段還不夠完善，我們要加強對投機資金進入證券和房地產市場的控制，規范金融機構行為，監控資本市場上的異常變動，避免投機資金流入引發資產價格的過度上漲。國內銀行信貸及金融產品的創新，刺激了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與繁榮。開發商通過大肆“圈錢”、“圈地”刺激了房地產泡沫的膨脹預期，而投機者利用信貸資金或金融杠桿進行的投機炒作加大了房地產的泡沫膨脹。我們現階段必須堅定不移地做好房屋的限購政策的落實，通過對房地產開發貸款、土地儲備貸款、住房消費貸款、商業用房購房貸款等的嚴格限制，嚴格把關，運用政策的、經濟的、行政的甚至法律法規的手段，保證房地產市場的逐步去泡沫化。如果能向韓國等國家那樣逐步過渡到一個家庭只能擁有一套住房，則在房地產上的投機行為將得到有效控制。

5. 汲取日本泡沫經濟及華爾街的教訓，提高服務意識，加強內部風險控制。世界經濟發展出現的諸多問題，都是金融闖的禍，金融業是第三產業，它只能為社會經濟發展服務。但金融業的過度膨脹和發展，使金融業與實體經濟日益分離，成為虛擬經濟日益膨脹的推動力，并促進了泡沫經濟的膨脹，尤如飲鴆止渴，它本身成長也必將為其的貪婪付出巨大的代價。金融機構要加強內部風險控制，抵制過度投機和所謂的金融創新，明確其是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的服務部門，它本身不能創造財富，只能參與社會財富的再分配。

6. 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風險。金融自由化以及全球規模放寬管制，無疑從根本上動搖了凱恩斯經濟政策，從而使資金再一次為中央政府所控制，為避免一國的蕭條而采取有效的政策就變得越來越難以實現。局限于一國的凱恩斯經濟政策將難以奏效。經濟的劇烈動蕩已經從一國經濟轉移到了世界經濟，左右世界經濟的力量已經從商品、勞務的生產以及貿易方面轉移到了國際性的資金流動方面。各國要加強金融在貿易、投資等多領域的合作，充分控制巨額資金的世界規模的流向，共同抵御金融風險。

參考文獻。

［1］［日］宮崎義一。 泡沫經濟的經濟對策： 復合蕭條論［M］。 陸生華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2］［日］水野和夫。 金融大崩潰之后的世界變局［M］。 劉姝含譯。 太原： 山西出版集團，2010.

［3］［英］凱恩斯。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M］。 高鴻業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7.

［4］［澳］米契爾。 合理預期理論———理論、運行和政策［M］。 余永定譯。 北京： 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

［5］張圣平。 偏好、信念、信息與證券價格［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王自力。 反金融危機———金融風險的防范與化解［M］。 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8.

［7］李建軍，田光寧。 九十年代三大國際金融危機比較研究［M］。 北京： 華夏出版社，2002.

篇2

（1.赤峰學院 經濟與管理學院，內蒙古 赤峰 024000；2.遼寧大學 經濟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6）

摘 要：當前國內外經濟趨勢實踐使經濟周期問題研究再次被提上日程，但就目前教科書層面的經濟學而言，并不存在被一致認同經濟周期模型。本文基于新奧地利學派提出的資本性商品概念，結合系統科學反饋機制原理學說，構建了“均衡點漂移”泡沫經濟（周期）模型。結合中國經濟數據，本文對模型進行了計量檢驗，檢驗結果顯示，除個別時點，就樣本總體而言（1978-2015），我國經濟泡沫關系并不明顯，經濟運行總體平穩。

關鍵詞 ：資本性商品；泡沫性經濟周期；均衡點漂移模型；市場分割性質

中圖分類號：F724.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60X（2015）08-0111-05

1 背景

自2010年最后一個兩位數增長以來我國經濟運行一直呈下行趨勢，經濟增長勢頭回落使經濟周期問題被重新關注。然而，關于經濟周期問題，還尚無清晰的理論描述，教科書中關于此問題大多語焉不詳，經濟實踐活動中，更加顯得疑問多多，無從把握。

回顧經濟周期問題的研究歷史，會發現如下幾個事實：其一，凱恩斯曾經提到過經濟周期問題，認為經濟周期是資本邊際效率的周期性波動所致，但他并沒有進行更深入的繼續探索，可以認為，凱恩斯理論是一種緊緊抓住衰退環節特征的一種周期理論片段，而非一個完整周期的全貌理論；其二，在凱恩斯理論之后，經過弗里德曼理論的過度，以盧卡斯和普雷斯科特等人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經濟周期模型，即實際經濟周期模型，雖然使用了變分法和其他動態規劃數學方法，在形式上更具科學性，但新古典宏觀理論并不為現在大多數經濟學家所接受，該理論的價值主要在于開辟了新的研究方法，而對經濟問題現象實質的探究上，并不存在更多新的含義；其三，對經濟周期問題的繼續深入探索而言，目前研究者的視線更多的聚焦于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等為代表的新奧地利學派思想，該學派思想極力推崇自由主義，以其極端的自由主義政策主張所著稱，然而，該學派思想是犀利深刻的，構建新的能夠更加深入描述經濟關系實踐的經濟周期理論模型，所選擇理論基礎非該學派莫屬。

米塞斯和哈耶克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區別于消費性物品的“資本性商品”概念，指出了“資本性商品”價格變化規律不同于消費性物品價格變動規律，指出了在經濟周期現象發生過程中，兩種物品之間的價格出現相對變化（而非不變）關系。本文在這個理論假設和推演關系基礎之上，構建出了基于資本性商品概念的泡沫經濟性質的經濟周期關系模型，并結合現代經濟基本模型，提出描述泡沫經濟關系的均衡點漂移模型。

2 假設

1870年代，不同的經濟周期學說逐漸被歸并為“消費不足”和“投資過度”兩個主要流派。經濟學學科似乎是一種相對簡單的理論體系，從一種簡單的邏輯上看，消費不足和投資過度似乎不過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側面，兩種理論似乎沒有實質性差別。然而，當我們引入“理想的均衡狀態”假設之后（這個假設的基礎源于現代微觀經濟學關于一般均衡的存在、唯一和穩定性的論證），則兩個理論還是存在鮮明的區別的，當在某個時期內一個經濟體系運行態勢高于理想均衡狀態（或可用長期均衡來代表），我們可以稱之為投資過度經濟，此時擴張需求的政策無效，因為經濟終究要向長期均衡點回歸，當經濟運行低于理想均衡狀態，擴大投資的政策無效，因為可能存在制度性消費抑制。

明確了經濟周期的基本經濟運行過程關系之后，我們所要求索的問題是，經濟運行為什么會在兩種基本狀態之間隨著時間進程做周期性轉換運動呢，我們必需對于其中的動力機制予以說明。為此，我們引入資本性商品概念和正反饋機制原理假設，用以說明一種可以被稱之為泡沫性經濟周期模型的動態演化機制模型。

首先，資本性商品（物品），可以被定義為一個社會經濟中除被即時消費掉的其他所有被交易的物品或無形價值對象，現實經濟中最典型的資本性商品的代表是有價證券、房地產和貴金屬，古玩、奢侈品等有時也可以包括于其中。

其次，資本性商品或物品區別于消費性物品的特有屬性，在于這類交易物品無論實物數量還是價值數額，具有顯著的隨著時間進程而發生變化的伸縮性或彈性，短期內可以觀察到其數額或價格的成倍的增長或萎縮，這種特征在谷物、蔬菜水果、肉蛋奶等即時消費性產品對象身上難以發生，資本性物品的這一特性，或可以稱之為“交易彈性”。

再次，基于“隨著經濟發展與收入增長過程，資本性物品必然占據越來越大財富構成比重”這一事實，資本性商品的交易彈性屬性同時也解釋了經濟周期或經濟波動關系，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動資本性商品交易市場的波動關系呢，對此，我們可以引用邊緣學科系統論科學中的一種理論來說明，即系統科學中的反饋機制原理（feedback mechanism），這種反饋機制就是正反饋機制，正反饋機制使一個事物運行系統向偏離均衡的態發展，而負反饋機制（“反應”作用結果削弱促進這個反應）使事物反應系統回歸平衡態反饋機制普遍存在以我們周圍的任何自然地和社會的運行過程當中，經濟運行關系中也存在這樣的基本運行機制原理，而資本性物品交易彈性特征，提供了形成正反饋機制的最為重要的基礎。

最后，正反饋機制不可能無限延續（由于其越來越偏離均衡態），表現為隨時間發展而形成某種系統性質突變或災變行為，在經濟運行關系中，這種突變或災變行為顯然是經濟危機的爆生，而過度繁榮也可視作是同類性質經濟關系行為。

3 模型

資本性物品概念、正反饋機制原理假設，提供了泡沫性經濟周期關系的基本邏輯。進一步把這種假設或邏輯關系與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和市場出清模型等基本經濟模型相結合，則可以得到以“均衡點漂移”為特征的各種描述泡沫經濟關系的泡沫經濟模型。

局部均衡模型從效用函數的存在性論證入手，建立了如下的（靜態）規劃問題模型：

該數學規劃問題的解x*關于價格參數向量p的函數一般稱為需求函數，具體的，一般把每個分量關于各自對應價格分量的函數，稱之為馬歇爾需求函數。假設效用函數具有等替代彈性（CES）形式，函數，那么可以推導出，從這個結果中，大體可以判斷，馬歇爾需求函數具有向下的傾斜斜率（價格導數為負），但這只是從一個特例導出的結果，推導也不十分嚴密（沒有考慮收入變動的情況）。

局部均衡泡沫模型，推導過程異常簡單，只需在均衡模型基礎上加上正反饋機制既得：設消費者對某一種交易物品在一段時期內的預期價格連續攀升（正泡沫），需求曲線（假設具有向下的斜率）連續右上位移，如圖1所示，此時，市場觀察者就會觀察到e1、e2、e3、e4、…這樣連續的成交點，這些量價齊升的成交點，導致經濟出現泡沫性增長。

在上述推導中，z以及x和y均關于價格是零次齊次的，即對于一切，這個關系是由于生產與消費行為的約束條件的性質導出的，也可以說這是源于一般均衡的一個基本假設推導的結果。然而，這個假設于泡沫經濟描述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看到，在Rl中，價格空間集中于一個超平面之上（在二維圖示中，為中的一條不過原點的直線P），正是這個性質的體現；當經濟發生泡沫的時候，一部分商品（主要是資本性商品）價格會先于其他商品價格發生變動的情況下，這個性質就會不再成立，價格空間不再局限于一個超平面之上（這并不難理解，價格的零次齊次性表示相對價格總是保持不變，因而表示價格系統的點集必然處于一個超平面內，這在二維示意圖中為一條直線，當相對價格發生變化之后，直線的斜率就發生變化，原直線必然會發生繞線上某一點轉動關系），而是出現移動或連續漂移，如圖3所示。

事實上，如果把經濟學中所有的由數學規劃問題導出的均衡關系模型都視作是從不同側面對任何一個經濟體系基本運行關系的描述的話，那么，在這些基本模型基礎之上，加上資本性物品及其市場交易的正反饋機制假設，則都會的出其相應的“均衡點漂移”模型，即市場出清模型、索洛增長模型和拉姆齊卡斯庫普曼斯模型，都可以有其相應泡沫經濟關系模型，而其性質與上述一般均衡泡沫經濟模型類似，本文限于篇幅不再寫出這些模型。

資本性物品的泡沫性增長或衰退，在模型中表現為經濟均衡點的漂移關系，這一理論在現實經濟中易于觀察到其經驗證據，以滬深股市市價總值和成交量占國內生產總值百分比為例，2003年，兩個數值分別為31.3%和3.5%，到了2007年，兩個數值增長為123.1%和10.9%（數據來源，財新網宏觀數據庫，以當年12月份數值計算）。

如果把資產價格泡沫經濟關系進一步與貨幣數量方程式相聯系，我們會發現由于資本性物品與消費性物品兩類物品之間的價格變動不在保持協同一致關系，即兩類物品之間相對價格發生變化，這也正是均衡點漂移的另一種表述，因而，傳統的貨幣數量方程式MV=PQ不在成立（用線性代數語言描述，即為原價格向量矩陣不再有共同的基底），因兩類物品之間有各自不同的價格體系（價格變量），即MV=PCQC+PIQI，我們把這種經濟關系現象定義為“市場分割”，即由于資本性物品交易市場的正反饋機制導致的兩類市場之間價格不在保持協同變動關系，而是分裂為兩個各自獨立的價格系統。

4 檢驗

對本文提出的泡沫性經濟周期模型的主要檢驗原理有兩個，（1）從傳統貨幣數量論方程入手，對原方程兩邊先取對數，再取微分處理，得到dm/m- dp/p=dy/y關系式（這里假定V為常量），計算各年度等式左右兩邊數值，如果左邊小于右邊，說明出現正泡沫，（當發生正泡沫，資本性商品價格上漲，設新的價格體系向量為P’，則顯然有MV=PY<P’Y，此時有dlnm-dlnp’<dlny成立），也意味著傳統貨幣數量論方程不在成立，應當修正為上述具有市場分割特征的泡沫經濟數量方程式，（2）考慮本文所闡述的泡沫經濟模型，其以兩類交易物品價格之間不存在系統變動關系為特征，這在代數學中表現為兩類變量線性關系的不存在性，計量經濟學中協整檢驗恰為向量之間線性關系的有無的檢驗，因而，依據本文泡沫經濟模型，當檢測到兩類價格變量不存在協整關系的，說明經濟中含有泡沫性經濟關系成分。

本文主要計量檢驗過程如下，以貨幣和準貨幣增長率、GDP增長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長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p1）上漲率、固定資產價格指數（p2上漲率等十幾個主要宏觀經濟變量為樣本數據（數據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2015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附錄部分，樣本期間自1978年至2015年），對各變量均進行先取對數再取一階差分的處理方法，調整為增長率形式（原數據為增長率形式的不再進行調整），然后利用HP濾波分解方法，得到各變量的周期性成分并進行平穩性檢驗，完成這些數據獲取和預處理工作之后，既可就本文模型預測的變量關系進行計量檢驗。

本文的主要計量檢驗結論包括：

（1）從數據序列對比關系和向量自回歸模型以及時差相關系數方法的分析結果看，我國經濟表現出如下一些規律性，貨幣增長率和投資增長率一般以高于收入和消費的增長率增長，貨幣和投資引領收入、消費、財政收支的波動，而收入和消費的增加導致了隨后（滯后兩期）的包括消費價格水平在內的多種價格指數的上漲；

（2）從依據貨幣數量方程的泡沫經濟關系檢驗上看，我國經濟1988-1989、1994、2007年呈現出正泡沫態勢，這個結果說明本文所闡述的泡沫經濟關系導致的對貨幣數量方程的修正關系是存在的，圖4給出了檢驗的折線圖形式的輸出結果；

（3）從消費性物品和資本性物品兩類物品價格之間的協整關系檢驗上看，利用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作為資本性物品價格的樣本數據的情況下，兩類價格之間并沒有出現不存在的情況，這個結果與本文模型闡述結果并不一致，表1給出了檢驗輸出結果；

（4）為解決資產價格統計可信度較低導致的檢驗結論不準確問題，本文改用證券市場數據代替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數據，來重新完成兩類物品之間的協整關系檢驗，表2給出了檢驗輸出結果，其中變量psz為滬市A股綜合價格指數，取每個年份12月份最后一個交易日收盤價得出，從這個檢驗結果可以看出，當重現選取代表資本性商品的數據樣本之后，兩類價格變量之間協整關系明顯趨弱，以致不在存在協整關系（最大似然統計量檢驗下）。

5 結論

首先，泡沫經濟關系反應在數學模型上，就是各種基本經濟模型的均衡點漂移模型，這些發生漂移關系的均衡點，都是瞬時的均衡，從長期關系來看，具有不穩定和不可持續性，因而并不代表真正的均衡，而是一種泡沫性經濟關系；

其次，泡沫經濟關系具有關于資本性物品與消費性物品之間的“市場分割”性質，這種經濟關系屬性修正了貨幣數量方程，即標明泡沫經濟關系的數量方程為MV=PCQC+PIQI，而傳統方程不在成立；

再次，以我國1978至今以來的數據作為觀察樣本進行計量檢驗，實證檢驗結果一方面驗證了了泡沫經濟關系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就我國經濟（樣本觀察期間），除個別時點外，我國經濟總體運行平穩；

最后，從2010年以來的發展趨勢看，去除通脹因素的貨幣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距離漸趨減小，這可能說明我國經濟目前貨幣政策操作空間并不是很大，或需采取適度謹慎的貨幣政策，防范經濟進入泡沫性波動風險。

參考文獻：

（1）Stock， J。 and Watson， M。W， 1998， 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s in US Macroeconomic Time Seri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ew York。

（2）Behzad T。 Diba and Herschel I。 Grossman， 1988， the Theory of Rational Bubble In Stock Price， The Economic Journal，9 8 （SeptemberI9 88）， 746-754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3）Shigenori。Shiratsuka， Asset price fluctuation and price indices， Monetary and Economic Studies/December 1999.

（4）Burns A。F。 and Mitchell W。C。 1946， 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ew York。

（5）Zarnowitz， V1， 1992， Business Cycles： Theory， History， Indicators， and Forecast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John F。 Muth，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 Econometrica， Vol。 29， No。 3. （Jul。， 1961）， pp。 315-335.

（7）M。 Friedman， 1968；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 （1968）， pp。 1-17.

（8）CR Nelson， CI Plosser； Trends versus random walks in macroeconomic time series： Some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0 （1982）， pp。 139–162.

（9）LH Summers； Does the stock market rationally reflect fundamental values？ Journal of Finance， 41 （1986）， pp。 591–600.

（10）JD Hamilton， CH Whiteman。 The observable implications of self-fulfilling expectation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5 – Elsevier。

（11）JD Hamilton。 Rational-expectations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hanges in regim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988 – Elsevier。

（12）S。Johansen， K Juselius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and inference on cointegrationwith applications to the demand for money。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 1990.

（13）Hamilton， James D。 （1994）， Time Series Analysi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4）（奧）米塞斯。貨幣與信用原理[M]。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社，1967.

（15）（英）海約克。物價與生產，騰維藻，朱宗風合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16）（美）默里·羅斯巴德著。美國大蕭條[M]。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7）（挪威）拉斯·特威德。逃不過的經濟周期[M]。中信出版社，2012.

（18）（比利時）普里戈金。從存在到演化[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19）（美）狄克遜·韋克特。秦傳安譯。大蕭條時代[M]。新世界出版社，2011.

（20）（美）海曼·明斯基。穩定不穩定的經濟[M]。一種金融不穩定視角[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21）（美）本？S。伯南克。宋芳秀等譯大蕭條[M]。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3.

篇3

作為虛擬資本的有價證券不是勞動生產物，自身沒有價值。作為所有權證書，能夠給其所有者帶來收益，收益便成為它的“價值”的內容。馬克思指出:“人們把虛擬資本的形成當作資本化。”其資本化的基礎就是有價證券的收益，其資本化的尺度便是市場利率，其資本化的結果便是虛擬資本的量。虛擬資本市場價格的變動及其決定方法有其獨特的運動形式。它的市場價格是由證券的定期收益和利率決定的，不隨現實資本價值的變動而變動;其市場價值與定期收益的多少成正比，與利率高低成反比;其價格波動，既決定于有價證券的供求，也決定于貨幣的供求。馬克思指出:“在貨幣市場緊迫的時候，這種價證券的價格會雙重的跌落:一是因為利息率提高;二是因為這種有價證券大量投入市場，以便實現為貨幣?！边@表明虛擬資本價格的漲落，取決于有價證券與貨幣這兩種資產的相互替代程度，而導致它們相互替代的因素，是人們的資產選擇。

二、虛擬資本發展與金融危機的內在聯系

虛擬資本存在內在矛盾，隨著虛擬資本積累形成虛擬經濟，這種矛盾的影響也日漸擴大，凸顯為虛擬經濟的二重作用。虛擬經濟的負作用會引致泡沫經濟，最終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發生。

(一)虛擬資本的二重性虛擬資本的內在矛盾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虛擬資本是以現實資本為客觀基礎的;另一方面，虛擬資本的增值過程與其所對應的現實資本運動具有相對獨立性，有價證券的貶值或增值同其所對應的現實資本的價值無關。由此可見，虛擬資本具有二重性的特征，即客觀衍生性和相對獨立性。虛擬資本的客觀衍生性表現在:一是虛擬資本的規模具有衍生性。作為虛擬資本載體的有價證劵的發行規模是由現實資本的發展水平決定的，而有價證券的發行規模又直接決定了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規模。雖然一些金融衍生工具與現實資本并沒有直接產生聯系，但是它要依托于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它的發展規模自然也要受到現實資本的規模所制約。二是虛擬資本的價格具有衍生性。虛擬資本本身只是收入的資本化，并不存在價值，其價格運動受相應的現實資本價值的制約，現實資本的價值是虛擬資本價格波動的軸心。三是虛擬資本的運行具有衍生性。只有現實資本正常運轉，為虛擬資本提供良好的衍生基礎，虛擬資本才能朝著健康快速的方向發展。虛擬資本的相對獨立性表現在:一是價格變動的自由性。虛擬資本在交易所可以不停地交易，其價格的變動不需要有現實的對應物。二是行為主體的投機性。虛擬資本的多數行為主體通過預期價格的漲落，把通過交易獲取一定投機利潤當作主要交易動機。三是財富積累的虛幻性。虛擬資本一旦進入交易場所，其價格的波動往往與現實資本的價值相脫離。在交易過程中，虛擬資本的價格上升，不等于財富的實際增長，只是財富形式的增加。虛擬資本投資過程中增加的財富具有虛幻性。

(二)虛擬經濟對經濟發展的二重效應虛擬經濟是指與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的循環運動有關的經濟。簡單地說，虛擬經濟是直接以錢生錢的經濟，對實體經濟的發展既有正效應，也有負效應。虛擬經濟對經濟發展的正效應主要表現在:一是優化社會資本配置，增加社會資本總量。在當代信用經濟中，投資所需貨幣資金的一個重要來源是虛擬經濟交易。通過虛擬經濟的各種融資方式，在較短時期內，能最大限度地對社會資本總量進行調配，聚集大量資金并滿足資金短缺部門的需求。二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引導要素合理流動。虛擬資本的交易機制能引導投資者向那些信譽好、效益高、有發展前景的領域投資，促進要素的合理流動和資源的高效配置。三是完善風險分擔機制，防范投資集中的風險。虛擬經濟具有對經濟風險轉移和分散的功能，促進了經濟的穩定發展。四是擴大收入渠道，提高收入水平。虛擬經濟過度發展對經濟發展也有負效應。一方面，虛擬經濟過度發展會大量擠占實體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本。經濟增長和現代化進程的主要推動力是現實資本的投資。虛擬資本投資，只有通過其籌集到的資金真正地進入生產領域，并真正地促進了生產資本的形成，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但是，如果虛擬資本與其衍生基礎嚴重背離，就會造成大量資本運轉在虛擬資本的領域，而不能進入現實資本的領域。當虛擬資本占社會總資本的比例過大時，虛擬資本不僅不能夠真正促進現實資本投資，還會擠占經濟發展所需的現實資本的空間，導致現實資本的投資得不到滿足，從而阻礙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虛擬經濟過度發展還會引發并放大經濟風險。虛擬資本的相對獨立性，將金融資產以及金融交易活動與其對應的現實資本是否實現增值進行了分割。因此，在虛擬資本運動獲得大量收益的同時，會使業已存在的經濟風險放大，甚至引發新的經濟風險。

(三)虛擬經濟的負效應與金融危機的發生虛擬經濟過度發展滋生經濟泡沫，并最終形成泡沫經濟。泡沫經濟是高度投機下的虛擬資本交易行為造成的經濟虛假繁榮。泡沫經濟的根本成因就是虛擬資本的二重性矛盾的無限擴大，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的價格劇烈波動，嚴重背離其所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經濟泡沫破裂引發金融危機。泡沫經濟過度發展，資本過度集中于虛擬經濟領域，擠占了投入到現實資本領域的資本空間。當再生產的規模不再擴大，現實資本的收益向虛擬資本轉移停滯，信用會劇烈地收縮，投資主體對虛擬資本需求急劇下降，虛擬資本價格直線下滑，經濟泡沫隨即破滅，經濟泡沫破裂可能造成金融危機的發生。

三、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以及現實啟示

虛擬資本的二重性決定了只要發展以虛擬資本為交易物的虛擬經濟，就存在泡沫經濟和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近年來的國際金融危機是一個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性的絕好案例。

(一)國際金融危機的形成與衍化國際金融危機的萌芽。2007年2月，美國次貸危機初步爆發。這一階段的危機對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都沒有產生太大的沖擊，人們對危機的嚴重性未予以足夠的重視，美國政府沒有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2007年6月后，次貸危機深化，次貸危機逐步轉化為金融危機，金融市場開始做出劇烈的反應。在這一階段，股票市場的波動加劇，投資者的恐慌情緒開始蔓延，對經濟前景的預期越來越悲觀。為了應對可能的經濟衰退，美國政府實施了總額達168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國際金融危機的擴散。2008年3月后，金融危機惡化并迅速地向全球蔓延，股票市場反應強烈，許多非美元貨幣開始大幅貶值，投資者陷入極度的恐慌之中。這一階段，美國金融危機迅速轉變為全球金融危機，歐洲尤為突出，不僅股票市場大幅下跌，歐洲貨幣兌美元匯率也大幅下挫，銀行體系的流動性迅速惡化。國際金融危機的衍化。2008年底至今，歐洲部分國家和美國的金融危機衍化為債務危機與財政懸崖。債務危機與財政懸崖實際是金融危機的延續和深化。

(二)國際金融危機的誘因金融衍生工具種類多樣化。金融衍生品作為虛擬資本的高級形式，使虛擬資本的獨立性日益增強。20世紀中葉以后，美國的虛擬資本快速發展，債券、股票、外匯、股指期貨、大宗商品期貨市場等大量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場等逐漸成為美國人創造新的貨幣財富的重要工具，在這個過程中，虛擬資本的獨立性快速擴大。金融衍生品投資短期化。隨著金融市場逐漸成熟，產品層次和結構日益深化和復雜，風險成為不可忽視的問題。金融投資機構逐漸從關注單一投資品種轉向整體投資組合，并更加注重收益與風險的匹配。最初，發行金融衍生品的目的就是為了分散風險。然而，美國金融衍生品發行者的投機套利動機明顯強于分散風險的目的，金融衍生工具分散信用風險的基本功能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被其投資套利功能無情地弱化，導致金融衍生品投資短期化。金融政策和監管錯位。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影響下，美國政府在危機之初對金融機構的救助和金融市場的干預十分猶豫，既擔心金融危機繼續惡化，又顧忌政府的干預適得其反，違背其自由主義的精神。在金融危機發生前，為了刺激經濟發展，美聯儲實行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制造了金融市場的泡沫，為金融危機發生埋下隱患。實體經濟發展緩慢。二戰以后，美國的經濟運行方式走上了“去工業化”的道路，其典型特征就是以服務業為主要內容的第三產業無論是在國民經濟的產值中所占的比值還是在就業貢獻率上都逐步提高，而傳統制造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降。20世紀初，美國從事制造業生產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口近2/3，21世紀初下降到21.8%;農業就業人口占比從38．3%下降到1．6%，服務業就業人口占比從33．2%上升到近80%的水平。美國經濟的“去工業化”伴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現實資本占社會總資本的比重越來越低，現實資本投資的GDP占比大幅下降，由1950年的37．1%下降到2009年的17．8%，與此同時，虛擬資本積累的GDP占比大幅上升，由15%上升到33.6%。當前，以金融房地產業為主的虛擬經濟占據了美國經濟的主導地位。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客觀必然性。

篇4

關鍵詞:日本 貨幣政策 利率

一、引言

日本在1985年，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的同時，也與美國產生了巨額貿易逆差問題。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簡稱G5）在紐約簽訂了 “廣場協議”，五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各國開始拋售美元，繼而形成市場投資者的拋售狂潮，導致美元持續大幅度貶值，日元快速大幅度升值。

日元大幅升值使日本出口導向型經濟受到極大沖擊。為防止經濟增長下滑，日本實施了寬松的財政和金融政策，這樣的大背景下，日本掀起了一輪設備投資熱潮，投資的增長遠高于消費的增長。低利率更是刺激土地和股票價格持續而急劇地上升。到了1989年5月，由于資產價格出現持續、大幅上漲，日本政府在美、歐各國紛紛加息的背景下，日本銀行也不得不從1989年5月開始多次上調貼現率，這成了泡沫經濟破滅的導火線。從1990年開始，日本股價持續下跌。1992年8月18日日本股價降至14309日元，與1989年最高點相比下降了63％，成為日本歷史上空前的“大股災”。以至于1990年之后的十年被稱為日本“失去的十年”，這十年呈現嚴重的經濟停滯發展狀態。

為了恢復和刺激經濟的增長，日本政府采取了怎樣的貨幣政策及其運用效果如何呢？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無疑對我國當前的貨幣政策取向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20世紀90年代之后日本貨幣政策的回顧

20世紀90年代之后日本政府針對泡沫經濟破滅帶來的經濟長期不景氣狀況，采取了相應的政策和措施。從貨幣政策的角度看可以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1.低利率時期（1995~1999）

公定貼現率是90年代早期和中期日本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是指日本銀行在同業拆借市場向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的商業票據、國債和特定證券的抵押貼現率，是商業銀行等從日本銀行取得貸款的成本。公定貼現率作為當時日本金融市場的基本利率，其變動可以影響各種短期利率的變動，且變動方向與公定貼現率保持一致。作為當時日本銀行的重要政策工具，公定貼現率是日本貨幣政策的風向標，金融機構、企業和公眾會根據公定貼現率的變動來改變各自的經濟行為。日本銀行在泡沫經濟崩潰后，于1991年7月1日開始采用擴張的貨幣政策，連續9次下調公定貼現率至1995年9月8日的歷史最低水平0.5%，并保持這一公定貼現率到1999年初。

2. “零利率”政策的初步實施階段(1999年2月一2000年8月)

1999年2月，日本銀行為應對經濟衰退和金融系統大量的不良債權，決定實施“零利率”政策，將有擔保的隔夜拆借利率降至0.07%，同年4月進一步降至0.01%的超低水平?？鄢泿攀袌鼋浖o傭金成本，短期利率己經降至O。

3.數量寬松政策的實施(2001年3月至2006年)

2001年3月l日，日本銀行將基本貼現貸款率再下調至0.25%，將有擔保隔夜拆借利率下調至0.02%。3月19日，日本銀行采取進一步的放松銀根政策即數量寬松貨幣政策。

2006年3月9日在經濟回暖的背景下，日本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決議結束數量寬松的貨幣政策。

三、貨幣政策有效性分析

3.1對前面兩個階段的分析

日本的貨幣政策是不是落入“流動性陷阱”了？

1992年1月，經濟企畫廳宣布日本經濟擴張局面在1991年第一季度最高峰后進入衰退期。

日本政府在1991年7月開始逐漸下調利率應對經濟的衰退，見下表：

“流動性陷阱”指的是在貨幣政策的極端情況下，名義利率已經接近或為零時，貨幣當局擴大基礎貨幣對宏觀經濟變量不產生影響，也就意味著傳統的貨幣政策已經失靈。根據克魯格曼（Krugman，1998）的理解，“流動性陷阱”是名義利率為零或接近于零時出現的一種特殊情形，此時的最大特征是貨幣政策基本失靈，因為貨幣與短期債券被視為完全替代品，所注入的基礎貨幣不會起任何作用。

關于這段時間日本貨幣政策是否陷入了流動性陷阱很多學者做了深入的的研究。

吳群剛和胡鞍鋼將通貨緊縮劃分為初發期、發展期和惡化期。在此理論的研究下來分析,日本所謂的“失去的10年”(即1992~2001年),就是日本經濟陷入流動性陷阱的10年。

諶坤認為,日本經濟經歷長期衰退的真正根源在于,日本政府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導致了流動性過剩,從而導致資產泡沫迅速膨脹,隨后急劇地緊縮銀根,刺破資產泡沫,最終導致了日本經濟陷入長期的衰退階段。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金融體系在零利率貨幣政策時期,面臨著“流動性陷阱”的高風險。雖然這一觀點得到諸多學者的實證證明,但是日本經濟是否真正陷入“流動性陷阱”,一些學者仍堅持不同的看法。 關鍵問題在于對“流動性陷阱”定義的分歧方面。可是不論大家對日本是否陷入了“流動性陷阱”的觀點如何，針對這段時期，日本流動性過剩的看法還是一致的，而且對于這個時期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普遍都認為收效甚微。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時，學界普遍把眼光集中放在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上來。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影響中介指標，進而最終實現既定政策目標的傳導途徑與作用機理。

貨幣政策傳導途徑一般有三個基本環節： 從中央銀行到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然后到企業、居民等非金融部門的各類經濟行為主體，以及從非金融部門經濟行為主體到社會各經濟變量，包括總支出量、總產出量、物價、就業等。

例如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買入證券、降低貼現率以及降低法定準備金率等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將會使利率降低。更低的利率降低了消費者的借貸成本，刺激了額外的支出。利率的降低還降低了投資的成本，促使投資增加，這一系列的傳導最終會影響到生產、消費等各個社會經濟變量，從而總產出增加。

雖然凱恩斯理論是如此闡述，可是在20實際90年代的日本，貨幣政策的實際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從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方面看來，發現了諸多問題。

日本經濟戰后時間最長、力度最大的蕭條始于泡沫經濟的破滅，其直接后果就表現在資產價格的大幅度下降和銀行產生的大量不良貸款上面。

資產通貨緊縮本身就對消費、投資的支出有很強的逆效應，而且資產作為資金借貸市場的擔保物的價格下降會造成借貸雙方交易成本的提高，會抑制銀行的對外貸款。

所謂不良債是金融機構指因擔保價值貶值而無望回收的債權等。當時日本金融界的不良債有如下特點：大量的舊債未處理完，新債更加迅速積累，處理不良債的費用甚至超過了銀行業主的收益，不良債的發放對象多在地產、建筑行業，對這些行業的貸款當時還在增加。

大量的不良債至少從三個方面影響了貨幣政策對經濟的有效調節：首先銀行很難回收不良債導致金融中介功能的減弱，再者在一些生產效率不高的行業和領域出現了資本等經濟資源的緊張，最后不良債使消費者和企業對金融業信任降低，最后也抑制了消費和生產的再投資。

3.2對第二個階段貨幣政策有效性分析

小泉內閣上臺后，進行了強有力的經濟改革，2002年推出了《金融再生計劃》加速處理不良債權，主要把不良債權的焦點集中在一些大型銀行上面，包括三點：1.對銀行的資本核定制定了嚴格的標準2.充實銀行的自有資本3.加強銀行的治理。到2006年末，大型銀行的不良債比例已經由2001年末的8.4%下降到了4.5%。

處理不良債的同時，日本政府保持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即所謂“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

這對于不景氣的經濟有諸多好處：1.可以提高國民和生產者的消費、投資預期。2.為金融機構提供了較好的外部環境。3.伴隨著不良債的處理，金融體系抗風險的能力得到加強，金融的中介功能也得到了改善。

當然，任何經濟政策要發揮作用都會有一個政策時滯的問題，也還有要面對世界經濟環境、自然災害等問題。從現有的GDP數據來看，2004年之后日本經濟恢復了穩定的增長和日本既定的相關貨幣政策不無相關。

四、對中國的借鑒

日本的經濟在戰后飛速飛速發展，其歷史經驗與中國有很多相似的情況。在泡沫經濟破滅及相關的問題上，學術界予以了很高的關注。日本經濟失去的十年，其實也是日本反思和探索的十年，借鑒日本大約二十年的貨幣政策軌跡至少可以給當前的中國幾點這樣的啟示：

1.在貨幣政策方面要保持央行的獨立性和貨幣政策的主動性。可以看到，90年代初日本央行對于泡沫經濟破滅帶來的影響沒有及時反應，并給以貨幣政策的調整，失去了較好的時機，以至于后來的多次下調利率收效甚微。

2.在貨幣政策的使用方面要注重貨幣政策的指導。日本90年代中后期所執行的急速下調的貨幣政策與前期相比，簡直就是兩個極端。這種急速調整的貨幣政策沒有充分考慮到貨幣政策的時滯和對經濟的指導作用，片面高估了貨幣政策的作用，以至于要面對“流動性陷阱”這樣的問題，貨幣政策一度失去了主動性。

3.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主要是集中在以證券為代表的金融行業和房地產為代表的建筑行業上面，而逐漸牽引影響到其他領域。我國2008年股市暴跌之前，就有學術界從日本的歷史經驗給當時的經濟建言，現在的情況是我國的股市泡沫破滅了，而樓市的價格還在一路上升，這就與日本當年的情況非常不同了。這兩個市場迥然相異的格局，到底是我國特殊的市場經濟運行規律所產生的，還是因為我國在泡沫經濟破滅問題上吸取了日本的經驗，有意的時樓市泡沫維持下來，以便于銀行業有時間處理其資產組合，降低因為樓市泡沫破滅可能帶來的銀行業的大量不良債，最后減少對整個經濟體的損傷呢？若是這樣，在股市泡沫破滅后的三年以來，銀行業已經有了很充足的時間做好準備應對樓市泡沫的破滅。那么今年二季度新一輪的房地產貸款壓力測試得出的“即使房價下跌五成，銀行業也可以承受”的消息對于無法抑制的樓市泡沫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利空。

參考文獻：

[1]樂紹延.日本金融市場為什么出現負利率.全球繚望[J，2003年第8期。

[2]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6版)[M]，北京:華夏出版社，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1999年。

[3]陳作章.日本貨幣政策問題研究[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4]堪坤. 克服貨幣政策的“流動性陷阱”：日本的經驗及影響. [J].福建金融，2007年第l期。

[5]尹玉梅，劉洪倉. [J].日本問題研究，2000年第2期。

[6]]辜嵐.從貨幣傳導機制看日本貨幣政策的失效「J〕.世界經濟研究，2004年第n期。

篇5

關鍵詞：土地本位制 土地金融化 泡沫經濟 啟示

20世紀70至8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日本房地產市場形成了“土地神話”這一神奇的現象，日本土地價格大幅上漲并不斷向其他領域傳導，最終泡沫經濟破裂并引起了長達10年的經濟衰退。目前，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房地產市場的金融化程度不斷提高，也存在類似的以“土地財政”為核心的房價和地價循環持續上漲的過程。因此，以比較和借鑒的視角，對中國和日本在這一特殊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經濟行為和政策操作進行研究和反思，對于促進中國房地產市場及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和防范泡沫風險具有重要的參考和借鑒意義。

日本“土地本位制”催生的“土地神話”

20世紀70至80年代是日本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伴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加速，對土地的需求不斷增加，日本的土地價格出現了長期快速上漲的過程。由于土地價格長期持續單邊上漲，久而久之在日本民眾中產生了一種類似于“幻覺”的錯誤觀念，即認為在日本這樣一個國土資源狹小的國度，土地的價格只會上漲，不存在下跌的可能。但在當時，日本的地價已經遠遠高出了其可以利用的價值，只是在財富效應的作用下，大量資金涌入導致了日本地價的虛假繁榮。認為“土地的價格絕對不會下降”這一在事實上并不存在，但在民眾中根深蒂固的觀念，被稱之為“土地神話”。

日本作為一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擔保物在日本銀行體系的運行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土地作為一種重要的抵押品，更成為日本經濟金融運行的核心。據日本大藏省的統計顯示，1980-1990年的十年間，日本年均新增貸款中，近60%的貸款是以土地為擔保發放的。因此對于日本經濟而言，土地在社會資金配置中處于核心地位，各種資金的運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圍繞土地這一抵押物開展的，這種現象被稱為“土地本位制”。

土地本位制具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征：

（一）土地所具有的融資擔保屬性是“土地本位制”的前提和基礎

由于日本的大量貸款是以土地為擔保進行的，隨著土地價格的不斷上漲，日本企業獲得的貸款數量不斷上升。大量企業將獲得的貸款又通過各種渠道再次投入到土地的炒作中，使得土地的價格出現了循環式的上漲過程。這在戰后資本不足的情況下，使很多日本企業獲得了大量的貸款支持，支撐了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這一過程能夠得以維系，其必要前提是土地價格會永遠上漲，否則，日本的金融體系就將面臨巨大的系統性風險。在當時的環境中，日本金融界堅信“土地神話”的存在，因此逐漸把土地價格上升的預期加入到擔保評價因素中，據此來評估貸款。這進一步鞏固了“土地神話”在日本社會中的地位。

（二）金融自由化導致的銀行風險偏好上升，進一步鞏固了“土地本位制”

20世紀70 年代，日本逐步放松對金融的管制，大幅降低了國內企業進入股票市場融資的限制，許多優質企業轉向股市融資，因此出現了金融“脫媒”現象，銀行業的利潤率也開始下降。同時，為了應對日元升值導致的經濟低迷不振，日本央行長期保持低利率，使銀行利差不斷縮小，由此導致大量銀行貸款流向風險相對較高的中小企業，土地在這一過程中充當了重要的抵押品。這一方面增加了對土地和股票的需求，資產價格進一步上升，另一方面為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后出現大量銀行壞賬埋下隱患。

（三）匯率改革進一步強化了日本的“土地本位制”

1985年，迫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壓力，日本政府被迫簽訂了“廣場協議”，由此開啟了日元大幅升值的過程。1985年6月，1美元兌換250日元，但到1987年末，已經上升到1美元兌換120日元左右，升值達50%以上。受日元大幅升值的影響，日本的工業受到了相當大的沖擊，1986年日本工業出現了負增長。為了緩沖升值對日本產業的沖擊，日本中央銀行放松了銀根。日本的貨幣供應量M2增速從1985年初的約8%增加到1987年的12%，增加了近50%；日本央行從1986年到1987年短短兩年的時間內連續5次降息，將官方貼現率從5%降到2.5%。

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大量資金進入到以房地產和股票為主要標的的資產市場，帶動了房價的進一步上升，而房價的上升進一步提升了土地的市場價值和擔保價值。當時，日本銀行界將土地視為沒有風險的抵押物，因此，無論企業的規模與性質，以土地為抵押進行貸款申請，可以輕松地獲得銀行的貸款支持。從某種意義上說，土地等同于銀行的信貸額度，這更加刺激了企業對土地的追捧，土地在日本經濟體系中完全處于核心地位。

“土地本位制”下日本泡沫經濟的膨脹及破滅

在大量廉價資金的帶動下，日本房地產價格飛速上漲。1986年，東京房地產價格上漲62.2%，1987年上漲106.20%。除東京外，橫濱、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戶這5個城市的房地產價格在1988年后也快速上升。按照當時東京的地價水平計算，東京的地價已經可以買下整個美國。

土地價格的快速上漲也帶動了股票市場的大幅上漲，日經225指數從1986年開始上升，到1989年末達到38915點，是1985年廣場協議時的3.1倍。此外，土地融資擔保功能的進一步加深，使得大量的企業放棄主業，轉而進行土地炒作。在大量資金的作用下，日本的土地價格繼續快速上漲。而伴隨這一過程的是住宅及商業用房價格的快速上漲。這產生了兩個重要的問題：一是大量以工薪收入為主的日本居民沒有能力購買價格超出自己收入數倍的住房，特別是在東京等大都市，高達年收入數倍的高價住宅將大部分人擋在了購房大門之外，造成了日本社會的不穩定。二是商業用房價格的高企，使得大量在日本投資的企業成本大幅上漲，在某些較大的城市，其辦公租金的價格占其成本的近一半左右。土地的高價格成為外國企業進入日本的障礙。至此，以土地為核心的日本經濟泡沫已經嚴重影響了日本經濟運行，導致經濟運行中的風險不斷加大，社會問題不斷增多。

在此情況下，日本政府開始采取措施，抑制房價的過快上漲。首先是緊縮貨幣。日本央行從1989年5月起連續提高基準利率，在短短一年的時間里將基準利率從2.5%升至6%，并且從1991年4月開始實施對以土地作擔保進行融資采取總量限制。在緊縮性政策的作用下，土地價格從1991年開始下滑，到當年已累計下滑50%，“土地神話”宣告終結。由此，金融機構的許多貸款轉化為不良資產，資產質量急劇惡化，金融體系受到嚴重打擊，信貸急劇萎縮，最終導致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十年的衰退過程。

中日房地產金融化及其發展比較

深入分析日本以“土地本位制”為核心的房地產市場泡沫的形成、發展和破滅的過程，可以幫助我們觀察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運行軌跡和其中蘊藏的風險，并從日本應對政策的得失中汲取經驗和教訓。

（一）中日房地市場運行比較分析

1.從市場膨脹的程度來看

與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的房地產市場類似，中國的房地產價格自2005年開始上漲以來，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正常的運行軌跡。雖然近兩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房地產調控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房價收入比平均在15-16倍左右，即使部分二線城市也在10倍左右，已經遠遠超過了90年代初日本泡沫全面膨脹時期8倍左右的水平，也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3-6倍的合理區間。最重要的是，在房價持續上漲的慣性下，公眾對房價繼續上漲的預期正在逐步形成。近幾年，政府出于控制房價過快上漲的目的，通過各種行政手段對房價進行控制，但是在每一次放松之后，都是房價報復性上漲的過程。無論是剛性需求的作用，還是投資投機，需求急劇擴張的背后，都是以房價會繼續上漲這一基本的思維為前提的，這與日本“土地神話”在公眾中不可動搖的地位有著驚人的相似。

2.從土地在房地產市場中的作用來看

與日本的“土地本位制”相似，目前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也存在著以“土地財政”為主要特征的運行體系。在中國“土地財政”的背后，是以“土地財政”為支撐的政府融資平臺的膨脹，“土地財政”所產生的現金流收入成為維系地方政府債務可持續性的一個重要支點。根據審計署公布的審計結果，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達10.7萬億元，其中融資平臺債務4.97萬億元，占46%左右，在10.7萬億元貸款中，銀行貸款約占80%。更重要的是，地方投融資平臺普遍依靠土地折價注資，或以土地抵質押舉債融資，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對地方平臺，特別是城建類平臺的投融資活動具有明顯的支撐作用，潛在風險具有顯著的系統性與關聯性。而通過地方投融資平臺的運作和房地產市場等一連串環節，土地融資的杠桿率被顯著放大。

3.從房地產市場的運行環境來看

中日兩國的房地產市場的運行環境面臨著巨大的外部失衡。日本房地產泡沫形成和破滅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廣場協議”后，隨著日元的持續升值，在匯差和資產升值的雙重作用下，大量的資金涌向了房地產市場領域，日本的貨幣政策幾乎喪失了獨立性。同樣，伴隨著中國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的過程，中國的匯率也出現了大幅度的升值。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美國提出再平衡戰略，拋出“中國為匯率操縱國”的言論，歐洲也同樣希望通過出口擺脫經濟危機。與2005年7月匯改時相比，截至2012年12月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31.7%，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升值21.4%和28.8%。隨著匯率持續升值，外匯資金大量流入，并廣泛投資于房地產等資產市場。截至2012年末，我國外匯占款余額25.85萬億元，比2005年末的7.12萬億元增長了近4倍。雖然中央銀行通過一系列手段回收流動性，但還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國的流動性泛濫，推動了房地產價格的持續上漲。

4.從貨幣政策操作來看

中日兩國都經歷了以低利率為主要特征的寬松貨幣政策通道。持續的低利率政策被認為是日本泡沫經濟的一個重要推手。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從1997年開始，中國經歷了兩個持續性的降息周期。一個是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一年期貸款利率由1997年末的8.64%下調到2002年2月的5.31%，并且一直持續到2004年；另一個是為了應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一年期貸款利率由2007年末的7.47%一年內5次下調，降到2008年末的5.31%，并且一直持續到2010年10月。由1997年開始的第一個降息周期持續了5年左右的時間，與當年日本的降息持續時間基本相同，這輪長達5年的降息過程成為了2005年房價啟動的一個重要貨幣條件。雖然房價在2008年末到2009年初經歷過短暫的回落，但從整體上看，這一輪房價上漲一直持續到2010年。面對著房地產市場的持續膨脹，從2010年10月開始，央行再次開啟加息通道，從而使房地產價格下行壓力加大。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與當年的日本一樣，低利率加劇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膨脹，而貨幣政策的收緊成為房地產承受下行壓力的重要事件。

（二）中日房地產市場金融化程度對比

在土地本位制的支持下，日本房地產金融化程度不斷加深。在泡沫時期，日本房地產及其相關領域的融資總和達到了銀行融資總量的25%，特別是許多房地產相關融資，是經由政府監管不到的“住宅金融專業公司”、“住宅地產信托”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的。據野村證券的統計數據顯示，2000年以來，包括銀行貸款、信托融資等對房地產領域的融資占房地產投資額的比例一直維持在30%左右。其中80%左右的房地產融資是以土地為抵押物開展的。這不但加速了房地產泡沫的膨脹，而且在泡沫經濟崩潰后導致不良債權問題更加嚴重。

從中國的情況看，近年來，中國住房金融市場發展迅速。截至2011年末，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房地產貸款占全部貸款的20%左右，與日本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相當。同時，還有部分貸款由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途徑最終流入了房地產市場。最為重要的是，在目前中國的信貸運行體系中，土地和土地上的不動產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了獲得銀行融資的一個重要條件，成為了事實上中國式的“土地本位制”。借鑒野村證券的研究方法，我們對中國的房地產金融化程度1進行了簡單的測算（見圖2）。由圖2可見，2000年以來，中國房地產金融化水平一直保持在30%左右，2007年以來出現持續上升的趨勢。2010年以來，更是快速上升到40%以上的水平，甚至超過了日本的金融化水平。特別是，鑒于數據的可得性，在測算中國房地產金融化水平時，只考慮了銀行貸款和部分信托資金，并沒有將通過政府融資平臺、民間借貸等其他各種隱性渠道進入到房地產領域的融資統計在內，如果加上這部分資金，目前中國的房地產金融化程度已經超過了日本，估計達到50%左右。根據部分上市銀行的財報估算，在銀行信貸融資中，以土地及房產為抵押物的融資占融資額的70%左右。

對中國金融宏觀調控的幾點啟示

（一）改變以“土地財政”為主要特征的房地產市場運行體系

“土地財政”是推動中國房地產市場持續膨脹的一個重要制度根源，也是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潛在來源。土地財政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因此，應從制度層面改變這種“地方財政”收入格局，其根本的出路在于通過市場的力量緩解地方政府的資金不平衡問題。如允許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市政債等市場方式進行融資，考慮將可以產生穩定現金流的經營性資產及目前大量存在的平臺貸款進行證券化，形成可持續的資金循環機制，構建多元化的財政收入格局，避免對土地收入的過度依賴，消除地價、房價循環上漲的怪圈。

（二）適度引導公眾預期，避免出現預期推動的房地產價格上漲

日本地產泡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公眾對日本的房價、地價形成了穩定預期，長期以來深信“土地神話”，所以即使發生了房地產價格暴跌，日本銀行界仍不相信情況會長時間持續。因此，應積極引導市場預期，通過“窗口指導”、貨幣政策宣誓效應等途徑，合理引導社會公眾形成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的理性預期，避免出現中國式的“房地產市場神話”。

（三）匯率、利率等宏觀政策的制定必須要審慎，要充分考察其對整體經濟的影響

在日本“土地神話”和泡沫經濟的產生過程中，匯率制度的改革以及利率的調整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低利率環境催生了土地價格的不斷上漲和經濟泡沫的不斷膨脹。因此，在制定匯率、利率等重要宏觀經濟政策時，要充分考慮其對其他經濟領域的影響，審慎選擇政策的出臺時機，并協調各種政策間的搭配，避免引起經濟的波動。

（本文屬個人觀點，不代表所在單位意見）

注：

1.房地產金融化程度是按照野村證券的相關指標，運用中國的數據計算得出，公式為：房地產金融化程度=（銀行資金來源+信托資金來源）/房地產投資資金總額。

參考文獻

1.袁鋼明：《日本經濟泡沫興敗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啟示》，《國際經濟論》，2007 （04）.

2.項衛星、李宏瑾、白大范：《銀行信貸擴張與房地產泡沫：美國、日本及東亞各國和地區的教訓》，《國際金融研究》2007（03）.

3. 張 銘：《銀行信貸與房地產市場的非理性》，《國際金融研究》，2009 （4）.

4. 伍戈：《對金融危機后貨幣政策目標的再思考 》，《宏觀經濟研究》，2009（8）.

5. 汪利娜：《我國土地財政的不可持續性 》，《經濟研究參考》，2009（42）.

6. 徐建國：《低利率推高房價：來自中國、美國和日本的證據》，《上海金融》，2011（12）.

7. 宋凌峰、葉永剛：《中國房地產行業宏觀金融風險研究――基于金融穩定的視角》，《經濟管理》2011（12）.

8. 徐滇慶、于宗先、王金利：《泡沫經濟與金融危機》，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0 版.

篇6

關鍵詞：虛擬經濟 金融危機 防范啟示

1、虛擬經濟與金融危機的關系

1.1、實體經濟運行失常

為了追求高速發展而忽視效益，也沒有注意結構的合理化是經濟運行失常的根本原因。表現為經濟發展的速度、結構與效益之間的失調，削弱作為虛擬經濟基礎的實體經濟。但是經濟的快速增長，容易造成人們的盲目投資和國外資金的盲目流入；另外企業間的相互拖欠、企業虧損和破產、原料和產品庫存積壓、生產力過剩、房地產大量閑置等實體經濟運行中的問題及企業從事金融投機活動失敗造成的損失等，都會以銀行壞賬的形式沖擊虛擬經濟系統并破壞其穩定性。

1.2、金融市場過度開放

上世紀70年代，拉美和東南亞等地區在實體經濟系統運行失常、結構性問題突出的情況下相繼開放金融市場，企圖通過金融完全自由并依靠虛擬經濟的快速發展刺激實體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但由于實體經濟的發展水平偏低并存在諸多問題，從而引發了泡沫經濟，導致一系列的金融危機。

1.3、金融體系脆弱

金融發展水平越高，金融體系脆弱性就越明顯，金融風險就越大。例如很多國家金融體系不成熟，金融機構信貸擴張過度且金融資產質量低下，存在大量呆賬、壞賬，就會以銀行為主要的融資中介，用短期的信貸支持長期的投資。但是由于缺乏其他融資手段，銀行只有不斷借新債還老債來彌補投資收益低下的狀況，這樣銀行在逐利情況下易產生道德危機。另外，銀行還會產生信貸過度擴張行為，貸款手續過于簡單導致許多貸款以被高估的股票和房地產作抵押，泡沫經濟破滅時被抵押的股票、房地產等抵押品出現大幅縮水狀況，銀行連本帶息都無法收回導致賬面出現大量呆賬、壞賬，公眾就容易發生擠兌導致銀行出現流動性危機，從而引發金融危機。

1.4、匯率政策失當

東南亞許多國家的貨幣都與美元或以美元為主的貨幣掛鉤，隨著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美元匯率上升，但是各國并未及時調整匯率政策，讓本國貨幣匯率隨美元的強勢不斷攀升導致外貿逆差日增現象。由于這些國家實行固定匯率制匯率機制缺乏彈性，并且外匯儲備普遍較少，政府在干預外匯市場時力不從心，使國際投機資本有機可乘。并且政府還鼓勵銀行向外大量借款，盲目刺激投資致使外資大量流入房地產和證券市場，虛擬經濟不斷膨脹，金融監管部門缺少對外資的控制力度，致使虛擬經濟不穩定，經濟泡沫隨之增多，引發金融危機。

1.5、國際投機資本沖擊

國際投機資本以國際游資的形式存在，由于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增長較快，金融市場開放度較高，并且在金融監管方面存在漏洞，使國際投機資本有機可乘、牟取暴利，國際游資的外部沖擊對虛擬經濟內部結構起著瓦解作用，從而導致金融危機。

2、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2.1、設計和發展金融衍生品時，要充分認識到金融衍生品既有分散風險的功能，也有放大風險的作用。金融衍生品在市場上主要使用MBS、CDO、CDS等衍生產品形式，其緩解了風險過度集中于銀行體系的狀況并且為貸款人提供了流動性，滿足了不同投資者的風險偏好。但如果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過度使用金融衍生產品會使其資產負債率和財務杠桿比率快速上升，金融機構的破產風險增高。因此對于金融衍生品的設計和發展要縝密思考，不能盲目夸大金融衍生品的優點，也不能因金融衍生品具有放大風險的缺點而不使用。要對金融衍生產品進行科學的定價并且避免金融產品定價出現工具化和復雜化傾向，讓金融衍生產品的定價具有科學依據和金融理論。

2.2、政府要時刻加強金融市場的監管力度，讓市場和政府協同發揮作用，保證金融監管發揮最大效用。政府可以運用財政政策適當降低一些商業金融機構的稅負或者對金融機構進行財政補貼，還可以鼓勵一些經營效益比較好的小型金融機構聯合發行債券等來提高各金融機構融資的自主性。同時政府還要鼓勵各金融機構進行金融創新，形成一種競爭的市場氛圍來增加整個金融業的穩定性。政府也應當加強金融創新來促進金融市場發展，例如我國股指期貨的推出就有利地推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因此我們既要充分利用金融衍生品又要避免金融衍生品的過度開發和投機，要加強對金融衍生市場有效監管并且正確處理信貸、貨幣供給和信用三者之間的關系，要結合我國自身的特點來進行金融創新。

2.3、進行統一協調的虛擬經濟管理，做到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結合。信用制度的發展導致現代經濟越來越虛擬化，從而虛擬資產快速膨脹，虛擬資產具有投資性而且投資者的預期決定其價格水平。政府應組建各種金融培訓機構讓投資者掌握不同虛擬資產的存在形式、投資方式、交易期限、交易方式和如何進行資產組合管理等知識，幫助投資者形成正確的投資預期及穩定虛擬資產的價格水平，從而避免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脫節。

2.4、遵循市場經濟運行的價值規律。市場經濟越發達，金融創新越頻繁，各種金融產品帶來的不確定性就越大，從而產生的投機活動就層出不窮，導致市場風險不斷加大。所以在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還要適時地限制市場上的各種投機行為來保證市場經濟的正常運作。并且金融資產的價格要與其價值一致，以防范金融資產的價格嚴重偏離價值而帶來的風險，使金融衍生品的需求與其供給達到均衡，并達到虛擬經濟的最優交易規模，有效規避金融風險并促進虛擬經濟的發展。

3、結語

虛擬經濟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虛擬的支付能力需求遠超過了實際支付能力需求，并且虛擬經濟的過度投機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國際金融危機，我們應正確認識并運用虛擬經濟的利與弊來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篇7

【關鍵詞】廣場協議     日元升值     人民幣升值。

一、對當時日本經濟的思考。

廣場協議前，日本經濟高速發展，GDP總量已達到世界第二。而美國經濟卻面臨著逐年增加的貿易逆差和急劇擴大的財政赤字。為了緩解這種狀況，美國開始對其它主要經濟體國家施加壓力，要求它們升值本幣，日本首當其沖。

在日元升值后，日本經濟出現了短暫的衰退，但在1986年底就恢復了增長，日本政府卻認為日本經濟將面臨大衰退，在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間，連續5次降低利率，把中央銀行貼現率從5%降低到2.

5%，為當時主要國家最低。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進而造成資產價格上漲。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90年。但此時，提高利率等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卻直接挑破了經濟泡沫。因此造成日本經濟泡沫的重要原因是政府決策錯誤。

二、中日經濟對比。

今天中國的經濟會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日本經濟有許多相似之處。二者都是出口導向型經濟，對外依賴大，都處于經濟轉型時期，都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但中國經濟與日本經濟仍有許多不同之處。第一是經濟體制不同。戰后日本的經濟體制有相互持股制、終身雇傭制等，這些制度已完全不適應當時日本經濟發展。而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已逐步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進行了股份制改革。這些體制的改革與完善，為防范經濟危機奠定了基礎。第二是國內需求潛力不同。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已進人了后工業化階段，地區、城鄉差距非常小，國內需求已趨于飽和。而目前，我國除沿海地區經濟較發達外，中西部、東部發展潛力巨大，尤其是廣大的農村市場。這在一定程度上為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三，當時日本實行的是浮動匯率制，不易控制資本流入。

目前中國的匯率制度依然是在資本項目存在管制下的匯率制度。如果人民幣匯率短期內出現極端波動，央行干預的可能性會非常大，以保證人民幣匯率的整體穩定。中國目前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狀況決定了人民幣在短期內不能出現大幅度升值，中國可以發揮資本管制的作用，遏制投資因人民幣升值預期而大量流入。

三、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既是機遇，又是挑戰。首先分析人民幣升值的好處。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引進資本密集型產品，加快技術進步，有利于調整產業和經濟結構，實現經濟從外向型到內外平衡型的戰略轉型。

其次，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主要現象就是物價上漲，我國目前的通貨膨脹部分原因是由于國際原材料價格上升，從而導致進口企業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可以降低企業的進口成本，這樣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產品的價格，減小外貿順差，從而減少基礎貨幣投放，緩解通脹壓力。同時，人民幣升值抬高了外資在中國大陸的購房成本，降低購房需求，有利于房價調控。另外，人民幣升值提高了企業在國外市場投資能力，有利于其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提高中國經濟的知名度與競爭力；加快中國企業國際化步伐。

人民幣升值的挑戰有首先，與日本相同，二者都是出口導向型經濟，對外依賴度大。2010年3月，中國的對外依存度一度達到60%，而日本在2000年以前最大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才為25.13%（1985年），人民幣升值，中國的出口行業勢必會受到打擊。通過粗略估計，人民幣每升值1個百分點，作為中國出口主力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凈利潤率就將直接下降1個百分點，而這些行業當前的平均利潤率僅僅為3%—5%。如果按照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估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被低估了41%，那么中國的出口行業將無法生存。其次，人民幣升值后，我國外匯儲備大幅縮水，同時可能引發美國國債下跌和熱錢大量進入，推高人民幣計價資產價格，造成經濟過熱。另外，人民幣升值還將增強對人民幣再升值的預期，進而激發短期流動資本的投機沖動，。目前，多種投機機構已進駐香港，尋找中國內地的投機機會。這種“熱錢”大進大出勢必影響中國乃至全球金融秩序的穩定。

四、建議。

根據巴拉薩一薩繆爾森效應，一個強勢經濟體必然引發一個強勢貨幣，即帶來匯率升值。事實上，近幾年，我國經濟實力迅速提高，人民幣升值問題已成為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逾越的瓶頸。中國應早做準備，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立足于中國的實際情況，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近性原則，在合適的時機進行適度的升值。目前，我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主要是來自美國。因此，要排除外來因素的干擾，防止本幣過度升值而引爆泡沫經濟，同時要采取各種措施早做預防，消化升值的壓力。

2.保持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根據“蒙代爾”理論，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的自由流動和匯率穩定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因此，政府必須在三者之間進行選擇。在政策選擇方面，要維護國內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在廣場協議后馬克升值，德國央行堅決奉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國內產出和物價都比較穩定，而日本試圖利用貨幣政策穩定匯率，最終匯率沒有穩定，卻引起了國內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日德兩國的經驗表明，只要維護好國內物價和產出穩定，匯率浮動并不足以破壞國內經濟。

3.繼續加強金融管制，實行賬戶開放需要逐步進行，建立起相配套的監管框架及風險約束機制。其中，要特別注意對短期資本流入的監管，以免造成經濟的大幅波動。目前，中國的匯率制度依然是在資本項目存在管制下的匯率制度，這點決定了中國可以遏制因人民幣升值預期而大量涌入的短期資本。

4.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加強技術創新，加快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德國在馬克升值后，大力促進競爭力強的產品出口，盡量減少成本因素的影響。從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看，加大自主研發投入，不斷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逐步實現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過渡。

5.加強區域貨幣合作。區域貨幣合作的理論基石是最優貨幣區理論，在此區域內，支付手段或是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的可兌換性，其匯率互相釘住，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的國家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區域貨幣合作有利于匯率的穩定，減小成員國面臨的外匯風險。中國應積極參與東亞貨幣合作，努力發揮在該區域中的影響作用，提升人民幣的地位，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參考文獻：

［1］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認真研究日本泡沫經濟發生的經濟教訓防范國民經濟出現過度波動。腦庫快參：2007（5）。

［2］王健，黃健。以國際視野調整貨幣政策治理通貨膨脹。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8（5）。

［3］朱博。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利弊分析［J］。今日財富：2008（6）。

［4］崔莉，梁青。日本泡沫經濟產生的原因及其對我們的啟示［J］。

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09，26（9）。

［5］單飛。中日貨幣對美元升值的影響：比較與啟示［J］。經濟與管理，2008，22（12）。

篇8

自然，日本學界、業界和決策層面對這樣劇烈的下跌，都在思考這樣的問題：日本經濟的衰退是否都是美國人惹的禍？日本的核心競爭力為什么對待這場危機會顯得那么疲軟？日本又從這場危機中應該學到什么？日本經濟今后該如何發展？當然，他們在思考的這些問題同樣對近來與之保持密切經濟往來、發展模式又相近的中國而言，也是很有啟發的。

首先，有著高技術附加價值的日本產品，在歐美市場上開始出現“賣不動”的問題是在去年中期開始的，因為明顯日本各大企業的存貨在開始增加。實際上，泡沫經濟崩潰后，經歷了十年漫長的調整時期，日本企業已經學會了如何輕裝上陣的管理方法。之所以會出現上述的問題，很多日本企業家認為是對金融大海嘯的本質和嚴重性認識不足，沒有及時做大規模的調整，才使得日本很多企業去年上半年還在盈利狀態，但到了下半年因為對方支付能力的下降和銀行的惜貸行為，而導致企業正常運轉所需要的流動性，出現了嚴重不足，進而導致目前企業停產歇業的現象日趨嚴重。

其次，日本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日本企業長期積累的結果。雖然，這些年來投入的經費在減少，但是，日本研發和創新是在企業內部完成的，所以創新過程中的交易成本、人力成本會和美國市場化機制的創新成本有較大的不同，而且，企業家精神也不會因為貨幣能量的降低而減少。總之，日本企業去年開始出現利潤下降的問題還有別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去年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過快，日元套息交易減少所帶來的日元增值問題開始出現，而日本企業的價格轉嫁過程（按理說，日本產品的高附加價值能力在需求市場沒有大萎縮的情況下價格轉嫁能力要高于中國的加工產品）跟不上這些成本變化（有較高的“菜單成本”），最終導致它們的利潤的收窄。更糟糕的是去年下半年當美國金融大海嘯導致了全球流動性恐慌的時候，美國消費者的信用透支能力和隨之而來的消費能力都在大幅萎縮，尤其是對高附加價值產品的需求下降得更為明顯。再加上資本市場價格破壞所帶來的消費者財富效應的降低，更加惡化了日本制造業的利潤收入。

第三，日本跟中國一樣，國內消費在這次大海嘯中并沒有大幅減少的跡象，尤其是年輕的三人核心家庭反而略有增長，但這絲毫不能挽救日本經濟下滑的態勢。因為從他們的消費結構中可以看出生活必需品和兒女成長的必需品占多數，而企業裁員集中在那些高收入的中高年層，對他們的消費并沒有實質性的影響。反而價格下降所帶來的實際收入增加的效應，刺激了他們在前期通脹階段被壓抑的真實需求。但是，如果經濟長期低迷，而日本的社會保障體系因為人口老齡化的制約而缺乏效率的話，那么，年輕人的消費也是有限的，他們會更多的延續父輩們的做法，增加儲蓄。何況日本家庭少子化問題正在日趨嚴重，通過內需來刺激經濟增長的可能性非常有限。

第四，也是跟中國一樣，日本金融體系受到的影響是滯后于實體經濟部門的。因為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監管部門對高風險金融投資的限制在加強，而專業投資部門對風險厭惡的程度也隨著泡沫經濟的崩潰而日益上升，相反，日本部分家庭的投資結構因為零利率政策的關系而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們不得不開始去尋找和銀行存款不同的其他高收益的投資。這也是近來日本國內消費者參與海外套息交易活動比較旺盛的理由之一。盡管如此，日本家庭的總資產結構中還是銀行存款要比美國家庭的比例高很多。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只要銀行體系還健全，日本消費者的財富效應不會受到很大的打擊。這一點與近日的歐美情況完全不同。但是，當企業業績下滑，資本市場受到美國市場的連累，銀行的資產質量開始降低，這就影響到他們的評級標準和海外融資的能力，所以，日本近來銀行體系也開始出現流動性短缺的問題。這也是造成日本一部分企業無法生存的原因之一。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日本央行一方面要向這些困難銀行注入資金，另一方面因為套息交易平倉回流的資金增多而不得不去市場進行“回收”。

最后，日本政府的財政能力經過泡沫經濟崩潰的沖擊后疲軟了很多。但是，日本政府想通過減少行政開支，調整稅收結構，比如，企業減稅而消費稅提高來增加公共投資的步伐，以改善阻礙日本社會消費能力和生產能力的社會保障體系。但這需要時間，不可能做到像中國政府那樣，能夠及時出拳，增加政府投資和消費的行為來遏制經濟衰退的地步。

不管怎樣，日本經濟今天又再次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是有目共睹的現象。當然，我們不能小視日本抵抗金融風暴沖擊的能力，甚至在某些方面這種能力還高于我們這樣處在高速發展階段的大國經濟。這主要表現在：一是日本企業的存貨管理在泡沫經濟崩潰后得到很大的改進，二是利用銀行的高負債來維持投資的這種融資結構也得到了很大的調整。三是泡沫經濟崩潰的初期，銀行為了減少其壞賬的比例，對沒有還款能力的企業實施了“展期”的救助策略，而對有能力還款的企業則加強了收回流動性的做法，尤其是對增長潛力大而缺乏資金的企業都放慢了貸款的節奏。結果造成壞企業擠出了好企業。但今天通過前一階段的痛苦調整，我們沒有發現日本銀行業因為害怕不良資產而“姑息養奸”的問題。缺乏流動性而倒閉的企業今天不是少數。也就是說，日本金融體系和產業調整一直在進行中，其適應經濟增長放慢的自我調節能力較高。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手上雖然沒有“中國牌”，但也有自己克服危機的比較優勢。

總之，這場危機讓日本社會上上下下都學到了很多東西，在和日本學者的交流過程中，我注意到大家談得最多的是“東亞增長模式建立在美國無節制的信用透支基礎上是危險的”話題。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日本經濟有其優勢，但其脆弱性也在不斷表現出來，最近十幾年來，世界上大的經濟動蕩事件日本幾乎都沒有逃過去，這說明了日本經濟轉型的失敗。

另外，日本也意識到自己管理金融財富的能力還遠遠不如歐美國家，甚至在危機的現階段，日本海外投資的戰場主要也還是集中在成熟的歐美市場，而且多以存款和債券形式投資，結果收益率嚴重受到損失，而美國的海外資產有不少是放在新興市場，而且投資的產品有很多是股權類的高收益產品，充分分享到了新興市場高速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收益?，F在存量上美國還是債務累累，但是流量上美國海外資產的成功運用確實讓日本感到“自慚形穢”。

篇9

[關鍵詞]房地產 泡沫 啟示

日本經濟奇跡般的高速持續增長，使日本在短短一二十年時間里成為世界上少數的經濟實力強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的泡沫經濟，再次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視并成為熱點研究的課題之一。

房地產作為中國經濟的命脈，他的蓬勃發展既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偉大成就，也是中國經濟得以保持強勁增長的基礎保證。但與此同時民間過分的投機需求，銀行無視經營風險，放寬信貸條件，增加信貸額度，加之地方政府由于“尋租”所產生的對房地產監管不利，已經部分透支了房地產業未來的發展潛力，泡沫現象已初見端倪。社會各界加強對中國房地產的監督與管理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一、日本房地產泡沫產生的原因

1.金融自由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

日本之所以在70年代初期嘗試金融自由化，有兩方面原因:(1)日本國內金融管制過多和金融改革的相對滯后。特別是企業自有資金比率提高后，對銀行的貸款需求量減少，迫使銀行在業務競爭中不得不降低貸款利率。由于存款利差減少，銀行收益下降，這樣國內相對滯后的金融改革迫使日本金融企業到海外尋求發展。(2)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使日本經濟陷入蕭條之中。為了克服蕭條，政府不得不建設大量公共事業以刺激經濟回升。而經濟不景氣導致稅收不足，財政出現大幅度赤字。為了彌補赤字，從1975年起，日本每年都要發行大量國債，國債大量增加帶來的結果是債券市場的急速發展。債券流通市場的利率是自由利率，高于受管制的銀行利率，銀行如能適當地利用自由市場利率的商品，將能增加收益。這樣便有利地沖擊了政府對銀行利率的管制。在這種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為了在競爭日益激烈的金融市場上占據一定份額，大銀行絲毫無節制地向土地投機融資。銀行發放大量的抵押貸款，鼓動土地持有者和其他個人進行土地投機，并以他們持有的或購買的土地為擔保提供相當于地價70%的貸款讓他們再去購地。如此循環，反復貸款，銀行的土地抵押貸款額急劇膨脹。

2.土地的投機性需求

由圖表顯示，1973年的石油危機以后，日本經濟陷入前所未有的蕭條。日本政府在克服蕭條中，進行了大量公共事業以刺激國民經濟。而經濟不景氣導致稅收不足，財政出現大幅度赤字。企業為了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占據一定份額，而金融市場的開放與發展正適應了房地產和建筑公司等開發機構需要大量資金進行土地投機的要求，銀行更是毫無節制地發放抵押貸款，大量向土地投機融資。這樣引發了土地投機的熱潮，造成銀行的土地抵押貸款額急劇膨脹。

1984年房地產抵押貸款在日本全國銀行的貸款總額中所占的比例為17%，以后比例逐年增加，至1987年已達到20%。1992年3月末更是達到150萬億日元，占全國銀行貸款余額的35，5%。除了商業銀行外，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尤其是日本財政部支持的房地產貸款機構，也在土地開發中大量貸款給企業，進一步加劇了土地價格的上漲。房地產的升值和信貸規模的不斷擴大形成惡性循環，進一步推動了房地產泡沫的形成和膨脹。在泡沫的最高峰時，東京和周圍3個地區理論上的地價甚至超過了當時所有美國領土的價值加上所有在紐約股市上市公司的凈資產總值。除流入房地產開發機構的銀行信貸資金之外，由于日本經濟下滑，以及企業利潤的下降，大量的企業資金也參與了土地投機，獲取超額利潤。

3.“廣場協議”導致的日幣升值

根據圖表顯示，1985年日元大幅升值后，日本經濟形成過剩的流動性，但卻未引發通貨膨脹，主要因為日本股票市場極大的吸納了流動性過剩，其實在“廣場協議”后，由于日元升值的預期大增，日元資產投資成為除資本市場外又一個最好的投資方式之一，大量的居民存款、企業存款、金融機構存款和進入日本的國外資本在殺入股票市場的同時也將巨額的資金投向了日本的房地產——市場。

到1990年年末，日本土地資產總額高達2389萬億日元，比1985年末增漲了140%，所增長的1385萬億日元已經相當于當時日本GDP的三倍之多。1982年東京CBD的樓盤價格達到350萬日元/平米，1990年則上漲到3200萬日元/平米，按當時匯率折算相當于22萬美元/平米，漲幅達到了9倍多。日本上地資產總額在1990年時己經相當于當年日本GDP的5倍多;而1985年末到1990年末，日本土地總資產的升值部分就達到了1990年日本GDP的三倍之多，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60%，日本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已經非常嚴重。

在日元升值過程中，日本房地產市場呈現長期的繁榮昌盛局面，從上面分析的結論來看，日本房地產市場是促進日本經濟發展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日本在1990年之前的經濟發展帶給日本經濟的貢獻非常大，正因為如此，房地產經濟的增幅降低同樣會給經濟發展造成非常大的影響，當日本房地產市場泡沫經濟被刺破后，由于乘數效應的存在，那么它對經濟的打擊是毀滅性的，當然日本也不例外。

二、日本房地產泡沫的啟示

1.加強對房地產調控的力度與強度。

由于房地產業的特殊屬性及其對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國家應該始終將其作為敏感產業，通過宏觀經濟政策重點調控，完善機制，整合資源。各級省市政府部門也要切實轉變觀念，推進投資體制改革。杜絕“面子工程”，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

2.加強金融監管，健全金融體系建設。對于中國來講，金融自由化應該是循序漸進的。中國金融領域存在一系列問題，例如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監管薄弱，金融秩序混亂等。在目前中國金融體制不健全的情況下，金融部門大幅度解除金融管制，很容易造成大量信貸資金流入非生產性部門，引發泡沫。因此，強化金融機構的經營基礎和金融監管勢在必行。這方面的措施包括積極改革政銀、銀企關系，將政府的工作重點盡快由扶植企業和銀行轉移到培育競爭機制和競爭能力上來;利用股份制方式調整銀行的產權關系，完善治理結構，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使銀行的經營機制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并使銀行內部治理結構能夠對經營者實行更有效的監督;強化對銀行資本充足率、資產流動性、風險管理與控制能力方面的監管，同時增強銀行經營活動的透明度同時發揮公眾的監督作用。

3.設計合理地稅制，打擊投機。作為根本的地價政策，必須實現稅制的合理化，消除土地作為資產保有額的優越性。稅收方面的措施必不可少。正是從這樣的意識出發，我國已經醞釀導入地價稅。但土地稅制改革還遠未完成，我們必須盡快推進地價稅的實施，強化農地征稅。而且，為了消除凍結效果，還必須放寬讓與征稅。

4.減少貿易順差，提高外匯儲備的利用效率。對于如何減少巨額貿易順差，國家應該從調整結業結構入手，改變原先的單一的以低附加值的制造業為手段，而以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逐步擺脫掠奪式的發展模式，并實行一定的加薪政策，提高外貿企業勞動者的薪酬水平，進而拉動一些消費，同時迫使出口企業優勝劣汰。對于如何提高外匯儲備的利用效率，可以從三方面來考慮:一是改變比重結構，保持儲備資產多元化;二是提高外匯儲備在國內靜運用效率，減少國際市場籌集資金;三是調整外匯儲備的投資策略，增加收益。

參考文獻

[1]陳建安.產業結構調整與政府的經濟政策—戰后日本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研究[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7.

[2]孫執中.榮衰論——戰后日本經濟史(1945—2004)[M].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6.29.

[3]劉昌黎.現代日本經濟概論[M].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6.

[4]厲無畏，王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研究[M].學林出版社，2006.8.

[5]王慶仁，邱三發.貨幣升值下房地產發展趨勢實例剖析[J].產業觀察.

篇10

劉應杰,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司長、研究員。

研究方向:經濟社會發展、區域經濟、資源環境。

主要著作:《中國城鄉關系與中國農民工人》、《中國的發展戰略和基本國策讀本》、《中國生態環境安全》等。

摘要 通過在日本的訪問、考察、接觸和了解,我們深深地感受到,對日本發展的看法和評價不能簡單地被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表象所掩蓋?？傮w上,日本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高度發達文明的程度。與此相對照,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與日本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中國發展的定位,抓住機遇加快發展自己,高度重視日本泡沫經濟破裂的深刻教訓,更加重視生態環保和社會發展,全面提高我國的國民素質。

關鍵詞 中國 日本 差距 啟示

近期,我們組團到日本進行21天的考察調研,圍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題,到有關政府部門、企業、大學、研究機構訪問交流,聽取專家學者的意見,到東京、大阪、福岡等地參觀考察?？偟母惺苁?雖然日本經歷了20多年的經濟低迷,被稱為“失去的20年”,但日本經濟社會發展已進入到高度發達文明的階段,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與日本還有巨大的差距。我們必須時刻自省自警自勵,學習借鑒日本的長處,抓住機遇加快發展自己。

正視中國與日本發展的巨大差距

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和野村綜合研究所是兩家知名的民間智庫。我們訪問交流時,學者們都對日本的經濟發展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意識。橫井正配是野村綜合研究所的中國區域擔當部長,他一半時間在中國,一半時間在日本,他說感覺兩邊落差非常大,中國的發展是朝氣蓬勃,日本則是死氣沉沉。中原豐是三菱綜合研究所的副社長,他比喻說,日本是一個“日出的國家”,但現在卻是太陽下山的國家,而中國則是太陽當空的國家。我們深刻地感受到,日本許多有識之士都對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抱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們在研究日本面臨的問題癥結,并尋找著重振日本雄風的未來。

訪日之前,我們研究了中日經濟發展的對比,可以說中日經濟發展經歷了一個彼消此長的過程。1991年日本泡沫經濟破裂,此后進入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時期,被稱為“失去的20年”,深陷經濟的泥潭中不能自拔。過去20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達到10.5%,而日本只有1.1%。1987年,日本GDP超過前蘇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經濟占全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從1994年最高峰時的17.67%,逐步下降到2010年的8.7%;中國經濟占全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從1991年的1.83%,逐步上升到2010年的9.3%。1994年日本經濟總量相當于中國的8.55倍,達到戰后以來的歷史頂峰,隨后中日經濟差距迅速縮小,1997年日本GDP降為中國的4倍多,2002年降為中國的2倍多,2006年降為中國的1倍多,2008年之后兩國GDP已比較接近。1990年中國居世界經濟第10位,1995年超過巴西、西班牙、加拿大上升到第7位,2000年超過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2005年超過法國和英國居世界第4位。2007年超過德國居世界第3位,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今后五年,中日之間的經濟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到2015年中國GDP可能達到日本的1.5倍以上。世界各國公認,中國的崛起不可阻擋,中國長達30多年的高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

正是由于中國經濟發展的輝煌成就和日本經濟的長期低迷不振,使得國內外許多人看好中國,而看衰日本,甚至有不少中國人也認為,中國即將全面超越日本。

到底應該如何看待中國和日本的發展?這是訪日前后始終縈繞在我們心頭的問題。通過在日本的訪問、考察、接觸和了解,我們深深地感受到,對日本發展的看法和評價不能簡單地被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表象所掩蓋,日本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像有些人所認為的那樣“深陷泥潭”,相反日本經濟運行總體還比較平穩,經濟社會發展都進入到有序運行的軌道,經濟和社會管理的各個方面都達到了精細化的程度。日本的就業相對比較充分,人民生活比較富足,國民心態比較平和,社會秩序安定和諧,城鄉地區之間發展比較均衡?？傮w上,日本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高度發達文明的程度。與此相對照,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與日本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第一,經濟實力方面存在巨大差距。雖然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但中國的國土面積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多,反過來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國的10倍。2010年,日本人均GDP是42150美元,而中國只有4260美元。日本在世界上的高收入國家中名列前茅,而中國僅排在第120位左右。日本經濟方面的巨大優勢突出體現在三個方面:工業制造、金融實力、技術優勢。這是日本維持世界經濟霸權的三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