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經濟的好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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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虛擬資本是資本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指同實際資本相分離的、本身無價值卻能夠帶來“剩余價值”(它其實是對剩余價值的一種分割)、并具有獨立的價值增值運動規律的各種資本憑證。它一般以貨幣、票證(本票、支票、匯票、大額可轉讓存單等等)、股票和債券、金融衍生產品等形式存在。虛擬資本的形成是與貨幣的產生分不開的。貨幣開始時本來是為突破物物交換的缺陷而出現的一種交換媒介,但貨幣產生(并由紙幣取代金屬貨幣,而成為一種價值符號)后,在交換媒介功能之外,又增加了價值儲藏功能,使得貨幣具備了轉化成資本的可能性。在借貸關系或者說信用關系出現后,資金借貸雙方聯系日益密切,資金需求者愿意向資金供給者支付利息,貨幣本身產生了“收益”,貨幣也就轉化成了虛擬資本(借貸資本)。虛擬資本的出現,可以給企業帶來巨大的效益。一般說來,資本越多,企業所產生的利潤也就越大。企業若只能利用自身積累的資本,企業規模將難以擴大,經濟效益就會受到極大的制約。若存在虛擬資本,企業不但可以利用自有資本,也可以利用虛擬資本,其規模的擴大、競爭力的增強及利潤的提高是顯而易見的。并且,在正常情況下,虛擬資本規模越大,企業效益從而整個國民經濟的效益就會越大。正是由于能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虛擬資本才能夠得以發展。繼借貸資本這種最原始的虛擬資本之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股票和債券、證券化資產以及金融衍生品等不斷出現,資本的虛擬化程度越來越高。在當今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虛擬資本呈現出越來越豐富的趨勢,并且越來越與實質經濟相分離,而成為一種相對獨立的經濟體。

據有關資料,截止到1997年,西方各主要工業國家的金融資產的總額都已超過其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倍以上。美國經濟學家彼得•德魯克在80年代將這種經濟稱為符號經濟,并指出,符號經濟已取代實質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飛輪。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林頓指出,目前世界上每天的金融交易中,只有2%與實質經濟有關系,符號經濟與實質經濟有日益分離的趨勢(袁鋼明,1999)。虛擬資本發展到現在,按照其虛擬化程度,大致可分為四類:借貸資本(包括外匯)、股票和債券、證券化資產以及金融衍生品。借貸資本主要出現在銀行和企業之間(外匯只有在出現借貸關系時才可被稱為資本,它一般出現在國際借貸關系中);股票和公司債券則是最明顯的虛擬資本,它們與實際資本呈一一對應關系。證券化資產是因資產證券化而發展起來的。銀行將住房抵押貸款、汽車抵押貸款、信用卡貸款等各種信貸資產經過重新包裝后實行證券化,或者在一些低信用等級的證券中加入較高信用等級的證券,并用其作為抵押發行新的債券,從而提高資產的流動性。這些信貸資產及初級證券本身就是虛擬資本,經證券化后,新出現的證券化資產是虛擬資本的虛擬資本,虛擬化程度更高了。虛擬化程度最高的是金融衍生產品。金融期貨、期權合約的買賣者都并不真的擁有合同中規定數額的證券或貨幣,也不必在交易清算時真的買入或者賣出這些證券或貨幣。特別是指數期貨和期權交易,實際上只是就指數的漲落打賭,無任何實際的對應物。這是最徹底的虛擬資本。對虛擬資本分類后,我們可以估算出其規模的大小。從銀行對企業的貸款規模,我們可以計算出借貸資本的總量。股票和債券(包括公司債券和政府債券)的規模可從其發行總額得出。外匯一般為政府、企業、個人所持有,但作為(借貸)資本出現,其規模等于國家、企業進行投資時利用外匯之和。證券化資產規模可以根據證券化資產的總量來計算。

以上三者加總,基本可得出虛擬資本的發行總規模。虛擬資本除發行規模外,還存在與之密切相關的交易規模。交易規模在數量上比發行規模大得多,它是虛擬資本的發行規模、二級市場上的價格以及交易次數的函數,可以從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上的交易額得出。而第四類虛擬資本,包括金融期貨、金融期權、遠期協議、金融互換等金融衍生產品則由于其虛擬化程度太高,離實質經濟甚遠,基本上無對應的現實資產,我們只能得出其交易額。這也是一個巨大的數字。目前全世界衍生工具交易總量已突破40兆美元(王文靈、于瑾,1998)。80年代以來,各主要工業國家的金融資產迅速膨脹,交易規模迭創新高,這在西方被稱為經濟的“金融深化”(麥金農,1973;格利和肖,1960)。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格利和肖在創立金融深化理論的同時,向發展中國家大力推薦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的好處,使得80年代以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資產也快速膨脹,在有些國家,其速度甚至超過了發達國家。金融深化與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和國際化結合在一起,世界金融市場聯系越來越緊密,交易額達到驚人的程度。這一方面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為泡沫經濟的出現及世界性的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埋下了禍根。

二、虛擬資本與泡沫

虛擬資本能帶來巨大的收益,但收益與風險往往是相伴而生的。虛擬資本在增加收益的同時,其所帶來的風險也會相應地提高。這種風險的最重要的表現就是“泡沫”。金德爾伯格在為《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編寫詞條時,曾指出泡沫是由投機行為引起的。投機行為大致遵循凱恩斯的“選股如選美”理論,或者所謂的市場接力棒理論。投機者普遍存在“博傻心理”,對金融資產的購買并不是看中了它的價值,而是見到大家都看好某一金融資產,自己也加入這一行列之中,期望自己手中的“接力棒”能傳到下一個人手中,自己獲取投機帶來的風險收益。而由于只要大家有相同的預期,在相反的預期未形成主流之前,市場接力棒就會不乏接手者,從而帶來市場的火爆,以至資產價格遠遠超過價值,形成泡沫。其實,除了投機帶來的泡沫外,投資中也可能存在泡沫成分。企業為了解決資金不足問題,可以向銀行貸款,也可以發行股票和債券等。因此,在存在虛擬資本的情況下,存在著兩種資本運動形式,一種是實際資本運動,另一種是虛擬資本運動,兩種資本運動都有獲利的要求。虛擬資本運動依賴于實際資本運動,其獲利必須以實際資本運動為基礎。但虛擬資本運動也有相當大的獨立性。如銀行貸款和債券,一般都是在貸款或債券發行時,約定一個固定的利率,企業在一定的時間里,不管經營狀況如何,都必須還本付息。虛擬資本運動能否實現價值增值,必須以企業實際資本(基礎資本)運作的有效性為前提。一旦企業經營不善,或遇到整個經濟的全面衰退,企業破產倒閉,實際資本創造的“價值”得不到實現,實際資本運動進行不下去,則企業先期的銀行貸款和股票債券等虛擬資本較之實際資本來說,就成了空中樓閣。企業資不抵債的部分或者說虛擬資本超過實際資本的部分,實際上也是一種泡沫。因此,泡沫可以說是虛擬資本市值超過所對應的有效的實際資本的部分,包括投機帶來的泡沫和實際資本縮水兩個方面。其中投機帶來的泡沫主要由資金供給者的炒作引起,而投資帶來的泡沫則主要由企業(資金需求者)引起,它是由于企業投資失誤,經營不善,或整個經濟衰退,使得實際資本縮水造成的。

三、虛擬資本與泡沫經濟

泡沫是虛擬資本的伴生物,但是,泡沫并不必然導致泡沫經濟,只有在虛擬資本中泡沫的成分不斷加重,資產價格普遍大幅度地偏離或完全脫離由實質經濟因素決定的資產價格,泡沫成為一種普遍而大量存在的虛擬成分時,才會導致泡沫經濟。我們可以用資產價格的基本計算公式來估計泡沫的嚴重程度,判斷是否出現了泡沫經濟。資產價格的理論值(基礎價格)等于資產未來的金融性收益與長期利率加風險升水之比。但是,在現實中,資產實際價格總是在不斷變化,因此,實際的資產價格常常與理論上的基礎價值相背離。當資產實際價格比資產理論價格要高時,我們就認為經濟中出現了泡沫,泡沫程度等于實際資產價格高出基本理論價格的部分。當二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最終使經濟領域的各個環節都普遍出現嚴重脫節時,我們可以認為,泡沫經濟出現了。泡沫從理論上看確實存在,但是,使用現實的數據推算泡沫程度極為困難,主要是資產基礎價格的測定困難。因此,在實證研究中,一般根據資產價格增長和實質經濟增長的異常程度來判斷一定期間資產價格是否出現了泡沫。以日本為例,1983年,東京股市上日經平均股價只有8800日元,到了1989年,日經平均股價最高達到38915日元,6年間上升了3倍以上。

日本城市土地價格也上漲迅速,從1984年到1989年,上漲了約兩倍,東京和大阪等大城市甚至達3倍。土地價格上漲使得普通住宅價格與一般職工年工資的比率,從80年代中期的5倍上升到1990年的10倍,東京市中心更是上升了近20倍(胡堅,陶濤,1999)。這無疑是泡沫經濟的表現。泡沫經濟的產生有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原因。從主觀上來看,我們前面已分析過,主要由金融投機引起。人們在“博傻心理”支配下,金融資產價格越高越買,越買價格越高,從而導致金融市場超常規膨脹,引起泡沫經濟。從客觀上說,實質經濟的內在失衡才是導致泡沫經濟的根本原因。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人們對這一點已有深刻的體會。被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指責為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的索羅斯坦承,“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正是東南亞國家經濟中內在的結構失衡才使他有機可乘(李羅力,1997)。索羅斯“打敗”英格蘭銀行,也是英格蘭銀行存在內在失衡促成的。

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實質經濟歸根到底是虛擬資本及泡沫經濟的基礎,投機者不能不考慮自己投機炒作的金融資產的順利轉手問題。只有在實質經濟確實存在問題時,投機才有較高的成功可能性。投機是泡沫破裂乃至引發金融危機的催化劑,是外在原因,實質經濟存在的問題才是根本的、內在的原因。金融投機的猖獗與實質經濟的失衡相結合,導致了泡沫經濟。也正是這兩個原因,使得泡沫經濟必然會走向破裂。虛擬資本,從而泡沫經濟的發展歸根到底要受到實質經濟的制約,如果沒有實質經濟的支撐,在實際資本的增值運動受阻時,虛擬資本的增值運動也會難以進行。無實質經濟支撐的泡沫經濟必然會走向破裂。泡沫經濟產生的另一個原因是金融投機。從投機的作用機制看,泡沫經濟存在著破裂的必然性。投機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博傻”的過程,投機者都期待有更傻的“傻瓜”來接手。只要有新的加盟者,使得金融資產接力棒能夠不斷地傳下去,一場金融游戲就能得以維持,金融泡沫就不會破裂。但是,這場游戲注定會結束。讓我們略作計算來加以說明。假設一項金融資產價值為V,第一個人a1按照比原值高10%的價格購買,這項金融資產價格就是V(1+10%),前一個人賺得10%的收益;a1也在賺得10%后就拋,這項金融資產價格變為V(1+10%)2,這樣,前面的每一個人都在賺得10%后拋出,被n次轉手的這項金融資產價格就會是V(1+10%)n。要使游戲不斷玩下去,n將趨向于無窮大,永遠不停止,這樣V(1+10%)n也會趨向于無窮大。若貨幣發行量可以無限增大,以適應這項金融資產增值的要求,泡沫還是不會破裂(這里不考慮泡沫經濟會帶來的其它問題)。但是,貨幣的發行量總是有限的,從而使得泡沫的破裂帶有必然性。貨幣發行的有限性正是金融泡沫膨脹的終結者。

四、中國經濟中的泡沫風險

我國由于長期實行計劃經濟,商品價格由國家計劃決定,基本上不受市場的影響,而金融交易更是近乎為零,因此,基本上沒有出現什么泡沫現象,以至人們對“泡沫”十分陌生。但是,進入90年代,自從深滬股市建立和房地產市場開放以來,中國人近乎在一夜之間,領會到了泡沫的威力。不僅股票二級市場上有泡沫,中國股市一級市場也存在泡沫現象。在中國上市公司中,一種很常見的現象是“一年賺,二年平,三年虧。”企業股票在發行時,賬面上是盈利的,經過兩三年,原來盈利的企業出現虧損了,賬面資產縮水。我國目前股票的發行價格大部分是按照15倍以上的市盈率來確定的。企業虧損后,股票市價超出其相對應的資產許多,我們認為也是泡沫。在股市泡沫嚴重膨脹的同時,中國也出現過房地產泡沫。一塊地皮幾經轉手,價格上升好幾倍。瘋狂炒作引起的房地產泡沫比起股市泡沫來,有過之而無不及。并且股市炒作的參與者絕大多數是居民個人,而房地產的炒作主要是由有實力的企業進行的,資金量大,泡沫膨脹厲害。

股市泡沫和房地產泡沫都是泡沫的表現形式。在我國,除這兩種泡沫之外,還存在更嚴重的泡沫形式,這就是由于實質經濟結構存在問題,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而造成的泡沫。這種泡沫集中反映在銀行不良貸款上。現在,我國企業融資還是以間接融資為主,銀行介于存款人和企業之間,起資金融通作用。這中間的關鍵是企業經濟效益必須好。企業效益好,銀行、存款人和企業之間的資金循環才能正常。如果企業效益不佳,則不論破產與否,都會給銀行帶來風險。若企業進行破產清算,清算價值難以還清貸款,銀行會出現壞賬;若企業拖欠貸款,銀行會出現呆賬。企業風險還只是單個的風險,當這種風險通過不良貸款轉嫁到銀行時,就會出現巨大的系統風險。我國企業經營管理不善導致銀行大量不良資產的存在,這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顆定時炸彈。泡沫經濟對實質經濟最大最壞的影響,還是在泡沫破裂之后。在泡沫經濟的高漲階段,人們心理預期高漲,消費和投資不斷膨脹。因此,在泡沫經濟崩潰后,金融資產將面臨著全面縮水的窘境。一方面,人們收入銳減,將減少消費支出,從而導致消費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金融資產的縮水,將不可避免地造成企業出現大量的不良負債,銀行等金融機構出現大量的不良債權,信用制度遭到破壞,企業和銀行將面臨破產倒閉。從宏觀經濟方面來看,將出現投資和消費的雙萎縮,同時引致螺旋式的通貨緊縮,最終導致經濟危機,嚴重時甚至會引發社會和政治危機。

五、加強虛擬資本風險管理的建議

前面的分析表明,虛擬資本是把雙刃劍,在能夠帶來收益的同時,也隱藏著導致泡沫和泡沫經濟的可能性。因此,對于虛擬資本,我們的對策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如何使虛擬資本收益最大化,另一個是如何使虛擬資本風險最小化。這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或者說,這二者是合而為一的。我們在使虛擬資本收益最大化的同時,也能實現虛擬資本風險最小化。麥金農、格利和肖反復論證過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好處,我們前面也分析過虛擬資本的巨大收益。要使虛擬資本收益最大化,很重要的就是促進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如果我們能夠破除金融經濟中的重重壁壘,促進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讓國民經濟的虛擬化程度更高,將能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但是,盲目的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卻會帶來巨大的風險。推進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引入競爭機制有幾個條件:一是微觀競爭主體要具有硬的預算約束。軟預算約束的企業可以把風險轉嫁給政府、銀行或其他股東和債權人,擾亂競爭秩序,從而引起金融危機。二是宏觀經濟基礎結構要相對合理。金融危機歸根到底都是由不合理的經濟基礎結構引起的,現實經濟的失衡在虛擬經濟的推波助瀾下,就會產生難以預料的惡果。三是要有必要的金融監管,以防范金融風險。

篇2

隨著今年3月份以來美元匯率的下跌,督促人民幣升值的聲音又起。人民幣再度面臨升值壓力。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出口行業遭受較大沖擊,人民幣升值進程暫停。2008年9月份開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直維持在6.82～6.83的水平上,市場波幅也大大下降,人民幣似乎又重新盯住了美元。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是有變動的。危機爆發,中國為了避免使亞洲陷入輪番貶值的惡性循環,采取了人民幣匯率盯住美元的做法。中國的決定為穩定亞洲地區形勢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贊揚。同樣是在危機時采取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這一次卻受到了巨大壓力。

上世紀90年代后期,美國股市上“技術泡沫”騰起,投資美國股市的美元需求上升,美元匯率也跟著上漲。而且當時中國周邊的國家貨幣紛紛大幅貶值,中國的出口受到升值的壓力應該比今年大得多。今年,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持續走低,與美元掛鉤的人民幣也呈疲軟之勢。由此可見,中國并沒有故意操縱人民幣的匯率去尋求出口的好處,而是美元的大幅貶值造成了人民幣的匯率下滑。

在全球經濟衰退而未見好轉,而中國經濟卻顯示出強勁復蘇之時,有些國家不免產生醋意,希望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

10月15日,美國財政部在半年一次的《國際經濟與匯率政策》報告中沒有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但卻在報告中表示,人民幣匯率仍然被低估。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也表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維持不變長達一年之多,其目的是為了扶持出口,中國應該采取更多措施恢復世界平衡。歐盟希望特里謝在年底前訪問中國,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西方學術界也跟著施壓。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聲稱,在美元貶值的情況下,中國仍堅持保持人民幣與美元匯率固定不變,“最大的受害者可能就是其他國家的工人。”

隨著國際壓力的加大,中國面臨著人民幣升值與否的兩難選擇。如果人民幣升值太快,中國的出口繼續下降,中國經濟的復蘇就會受到很大影響,失業會加劇。如果想讓人民幣不升值,隨著升值預期的加強,中國干預市場的力度必須加強,勢必要引起外國資本與中國貨幣當局的一場博弈。而博弈的結果很可能是中國國內流動性大幅增加,泡沫騰起,政府處理泡沫經濟的后果可能更加麻煩。

篇3

【關鍵詞】廣場協議     日元升值     人民幣升值。

一、對當時日本經濟的思考。

廣場協議前，日本經濟高速發展，gdp總量已達到世界第二。而美國經濟卻面臨著逐年增加的貿易逆差和急劇擴大的財政赤字。為了緩解這種狀況，美國開始對其它主要經濟體國家施加壓力，要求它們升值本幣，日本首當其沖。

在日元升值后，日本經濟出現了短暫的衰退，但在1986年底就恢復了增長，日本政府卻認為日本經濟將面臨大衰退，在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間，連續5次降低利率，把中央銀行貼現率從5%降低到2.

5%，為當時主要國家最低。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進而造成資產價格上漲。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90年。但此時，提高利率等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卻直接挑破了經濟泡沫。因此造成日本經濟泡沫的重要原因是政府決策錯誤。

二、中日經濟對比。

今天中國的經濟會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日本經濟有許多相似之處。二者都是出口導向型經濟，對外依賴大，都處于經濟轉型時期，都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但中國經濟與日本經濟仍有許多不同之處。第一是經濟體制不同。戰后日本的經濟體制有相互持股制、終身雇傭制等，這些制度已完全不適應當時日本經濟發展。而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已逐步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進行了股份制改革。這些體制的改革與完善，為防范經濟危機奠定了基礎。第二是國內需求潛力不同。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已進人了后工業化階段，地區、城鄉差距非常小，國內需求已趨于飽和。而目前，我國除沿海地區經濟較發達外，中西部、東部發展潛力巨大，尤其是廣大的農村市場。這在一定程度上為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三，當時日本實行的是浮動匯率制，不易控制資本流入。

目前中國的匯率制度依然是在資本項目存在管制下的匯率制度。如果人民幣匯率短期內出現極端波動，央行干預的可能性會非常大，以保證人民幣匯率的整體穩定。中國目前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狀況決定了人民幣在短期內不能出現大幅度升值，中國可以發揮資本管制的作用，遏制投資因人民幣升值預期而大量流入。

三、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既是機遇，又是挑戰。首先分析人民幣升值的好處。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引進資本密集型產品，加快技術進步，有利于調整產業和經濟結構，實現經濟從外向型到內外平衡型的戰略轉型。

其次，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主要現象就是物價上漲，我國目前的通貨膨脹部分原因是由于國際原材料價格上升，從而導致進口企業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可以降低企業的進口成本，這樣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產品的價格，減小外貿順差，從而減少基礎貨幣投放，緩解通脹壓力。同時，人民幣升值抬高了外資在中國大陸的購房成本，降低購房需求，有利于房價調控。另外，人民幣升值提高了企業在國外市場投資能力，有利于其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提高中國經濟的知名度與競爭力；加快中國企業國際化步伐。

人民幣升值的挑戰有首先，與日本相同，二者都是出口導向型經濟，對外依賴度大。2010年3月，中國的對外依存度一度達到60%，而日本在2000年以前最大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才為25.13%（1985年），人民幣升值，中國的出口行業勢必會受到打擊。通過粗略估計，人民幣每升值1個百分點，作為中國出口主力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凈利潤率就將直接下降1個百分點，而這些行業當前的平均利潤率僅僅為3%—5%。如果按照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估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被低估了41%，那么中國的出口行業將無法生存。其次，人民幣升值后，我國外匯儲備大幅縮水，同時可能引發美國國債下跌和熱錢大量進入，推高人民幣計價資產價格，造成經濟過熱。另外，人民幣升值還將增強對人民幣再升值的預期，進而激發短期流動資本的投機沖動，。目前，多種投機機構已進駐香港，尋找中國內地的投機機會。這種“熱錢”大進大出勢必影響中國乃至全球金融秩序的穩定。

四、建議。

根據巴拉薩一薩繆爾森效應，一個強勢經濟體必然引發一個強勢貨幣，即帶來匯率升值。事實上，近幾年，我國經濟實力迅速提高，人民幣升值問題已成為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逾越的瓶頸。中國應早做準備，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立足于中國的實際情況，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近性原則，在合適的時機進行適度的升值。目前，我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主要是來自美國。因此，要排除外來因素的干擾，防止本幣過度升值而引爆泡沫經濟，同時要采取各種措施早做預防，消化升值的壓力。

2.保持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根據“蒙代爾”理論，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的自由流動和匯率穩定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因此，政府必須在三者之間進行選擇。在政策選擇方面，要維護國內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在廣場協議后馬克升值，德國央行堅決奉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國內產出和物價都比較穩定，而日本試圖利用貨幣政策穩定匯率，最終匯率沒有穩定，卻引起了國內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日德兩國的經驗表明，只要維護好國內物價和產出穩定，匯率浮動并不足以破壞國內經濟。

3.繼續加強金融管制，實行賬戶開放需要逐步進行，建立起相配套的監管框架及風險約束機制。其中，要特別注意對短期資本流入的監管，以免造成經濟的大幅波動。目前，中國的匯率制度依然是在資本項目存在管制下的匯率制度，這點決定了中國可以遏制因人民幣升值預期而大量涌入的短期資本。

4.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加強技術創新，加快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德國在馬克升值后，大力促進競爭力強的產品出口，盡量減少成本因素的影響。從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看，加大自主研發投入，不斷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逐步實現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過渡。

5.加強區域貨幣合作。區域貨幣合作的理論基石是最優貨幣區理論，在此區域內，支付手段或是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的可兌換性，其匯率互相釘住，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的國家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區域貨幣合作有利于匯率的穩定，減小成員國面臨的外匯風險。中國應積極參與東亞貨幣合作，努力發揮在該區域中的影響作用，提升人民幣的地位，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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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主 持: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張之清 王玉光特約撰稿 方圓

嘉 賓:

劉洪玉(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中國房地產估價師學會副會長)

尹中立(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場研究室副主任)

宋廣菊(保利地產董事總經理)

張華綱(金地集團總裁)

從經濟發展的時間和匯率升值的時間看,中國和日本都剛好相差20年。日本房地產泡沫的膨脹始于匯率開始升值的1985年,破滅于5年之后的1990年。若以時間跨度進行簡單類比,從人民幣開始升值的2005年算起,5年之后,會不會在2010年出現宿命式的巧合?

為了防止房地產市場的大起大落,處于發展戰略機遇期和關鍵期的中國,應該建立什么樣的調控制度與住宅供應制度,進而從根本上促進房地產市場進入良性發展的軌道,并且實現“居者有其屋”的目標?

《財經國家周刊》:1991年,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曾經的經濟巨人走進了“失落的十年”。如何認識日本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對中國有哪些警示?

劉洪玉:日本土地資源緊缺,人口密度大,因此日本政府通過土地開發利用規劃體系、農地保護制度等對土地資源利用實施嚴格管制。除了土地私有制外,與中國的情況非常相似。

從1956年到1993年,日本房地產市場經歷了4個房地產周期。1986年至1993年是日本所謂的第4個房地產周期,這一階段的重要特征,是第三產業發展及東京商業中心繁榮引發了寫字樓的旺盛需求。與此同時,日元大幅升值,迫使日本政府對持續了30年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進行戰略調整,推行內需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日本政府對購買住宅采取優惠政策,金融機構降低住宅貸款利率并擴大住宅貸款范圍,房地產市場因此熱度飆升,市街地價高漲,特別是大都市商業用地價格。居民紛紛涉足高收益的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形成了全民性投機生財熱,同時也導致了嚴重的“泡沫經濟”。

1990年日本地價上漲達到頂峰,土地稅收政策調整使得地價隨即出現回歸。1991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此后的兩年中,房地產投資額迅速跌落,各類用地價格大幅下跌。

從1993年開始,日本房地產市場進入長期蕭條階段。全國市街地價指數持續下降,直至2002年日本經濟復蘇,才看到走出谷底的希望。但從地價指數來看,至今仍難以看到明顯的景氣回升態勢。

從日本房地產市場周期的發展中可以看出,導致房地產市場繁榮的主要原因是工業化、城市化、第三產業發展、經濟增長、政府政策刺激等導致的需求上升。在空間資源供給受限的情況下,投機行為導致了超常規上升,并形成房地產價格泡沫。

而在房地產價格泡沫已經比較嚴重時,石油危機、貨幣政策、國際金融危機等內外重大事件的沖擊所致的宏觀經濟的停滯或倒退,導致房地產市場向下調整或泡沫破滅。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又會進一步加劇宏觀經濟運行的困難。

所以,外部宏觀經濟的劇烈變化或重大事件沖擊,是出現房地產市場危機的重要外部誘因。而房地產市場本身健康與否或泡沫程度的高低,是外部宏觀經濟劇烈變化或重大事件是否最終誘發房地產市場危機的內因。

尹中立:日本房地產泡沫產生的一個最主要背景是,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迅速地完成了工業化。但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讓日本出現了貨幣升值的壓力。

1985年,在美國的壓力下,日元被迫升值,結果導致國際游資匯集,出現了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資產泡沫。匯率升值初期會對GDP和整個經濟產生沖擊,使得經濟增長放緩。日本政府當時在貨幣政策上出現失誤,采取大幅降息以增加貨幣供應量,最終刺激了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泡沫的膨脹。

應該說,當年日本房地產泡沫的產生和破滅,最值得中國借鑒。二者的發展模式均是出口導向型,人民幣和日元均遭遇匯率升值壓力。

《財經國家周刊》:中國當前是否存在房地產泡沫化風險?

尹中立:泡沫是一件非常有爭議的事情。但任何一個國家和城市的房價出現持續上漲,本身就是一個危機醞釀或者說產生危機的過程。這個現象值得警惕。

自2002年年初,國內房價持續了六七年的上漲,可以說泡沫一直在吹大。但預測什么時間會出現泡沫破滅或者說崩潰,是很難的。

從經濟發展和匯率升值的時間看,中國和日本都剛好相差20年。1985年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被迫匯率升值;中國是2005年遇到這種情況,正好相差20年。日本房地產泡沫的膨脹是從1985年到1990年,持續了5年時間。如果從時間跨度來做簡單類比,不采取得力措施,現在中國房地產市場可能也到快出問題的時候了。

張華綱:從目前看,2009年房地產的上升有些過快,也有點過熱。當整個經濟的其他部分,包括實業投資、產業和消費等還未見起色、出口下滑還未停止時,只有這么一個產業過熱,對整體經濟的發展可能是一個隱患。未來的資產價格膨脹過快,對整體經濟也將產生較大影響。

現實中也可以看到,當前的中國購房者中,有非常大的投資性需求,而剛性需求的比例在變小。這說明市場中剛性需求客戶的供給能力,即可支付能力在變弱。

《財經國家周刊》: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是,中國的高房價已經引發了社會形態的系統性風險,對此有哪些評估手段?

劉洪玉: 2004年以來,尤其是2007年和2009年商品住房價格的快速上漲,住房及住房相關的因素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可以說房地產市場風險已經積累到了一個比較高的水平,承受外界環境因素重大變化或沖擊的能力在下降。因此,從確保宏觀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和社會穩定發展的角度,應該高度重視房地產市場風險問題。

關于房地產市場風險的評估,可以有許多指標,大體上可以分為房地產市場內部均衡關系的指標、房地產市場與經濟基本面、城市發展、社會發展及資源環境等方面協調均衡的指標。

我們曾經設計了12項指標來監測房地產市場的運行,包括 “量價彈性”、“價格指數”、“房價租金比”、“吸納周期”、“住房可支付性指數” 、“住房價格合理性指數”或“住房價格泡沫指數”、“土地住房轉化效率”、“平均住房抵押貸款價值比率”、“房地產開發資金杠桿率”、“開發商信心指數”、“購房者信心指數”等,還準備在這些指標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工生成“房地產市場風險指數”等復合指標。

這些指標均有科學的定義和具體的測算方法,已經開始對部分城市進行跟蹤試算。但由于中國房地產市場上的數據不完善,獲得真實數據比較困難,所以還未對社會公開相關的測算結果。

《財經國家周刊》:真正行之有效的房價調控之道在哪里?

尹中立: 首先要解決整個稅收體制的問題。從制度上來說,中國現在實行分稅制,地方政府財權有限,但事權很大。財權和事權的不對等,是房地產產生泡沫的根源。從操作層面來說,要管住貨幣和信貸。當然,管住了貨幣,就業、GDP增長、社會穩定都會成為問題,所以決策面臨兩難。

劉洪玉:應該承認,1998年到2007年在住房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忽視了住房保障問題。所以,我非常贊同中央把住房保障制度建設,作為當前住房領域中的重中之重。

但目前與1998年的情景不一樣,當時加快住房建設是為了拉動經濟增長。目前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主要是為了解決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的住房問題。如果同時賦予住房建設兩個政策目標,即公共住房政策目標和帶動經濟增長目標,由于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指標過于重視的慣性,極有可能會忽略其公共住房政策目標,導致我們的公共住房供給是波浪式、運動式的,這不是進行住房保障制度建設的態度。

住房保障制度建設對平抑房價的作用也不要期望過高,因為我們目前的住房保障還主要是針對低收入家庭,他們的住房需求本來就不可能直接與市場銜接。當住房保障的對象范圍(或收入線)擴大到一定程度時,公共住房的供給才能對商品住房價格產生實質的抑制作用。為了平抑住房價格,我的一個理想化的建議,是將政策性住房供給的數量與政府土地出讓收益進行強關聯。

當然,應該特別指出的是,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在不同的城市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東部城市、中部城市、西部城市,幾乎每類城市的情況都不一樣。所以,除了中央統一政策、因地制宜、分別決策的指導思想和原則外,我一直強調地方政府要主動作為。

宋廣菊:政府應該做好廉租房的建設,加強對廉租房的管理,來解決暫時無房住的人的問題。應該實事求是地分析目前的現狀,不能“被” 引導。

當然,廉租房的供應需要一個過程,從征地、建設,到交付使用最快也要兩年。我覺得還需要完善一些廉租房的制度。最近中央政府也在分層次做這些工作,我反倒擔心政策會不會矯枉過正。一旦市場掉頭,反而會傷害更多的人。房地產應該維持一個穩定健康的發展,中央政府的意思也是如此,但是往往解讀政策會過頭,這種慣性很可怕。

張華綱:政策的指向非常正確,但關鍵一點還在于怎樣落實,效果還不能很快看出來。

篇5

[關鍵詞] 企業制度 法人相互持股 主銀行體制

一、日本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

1.法人相互持股的企業制度。日本企業制度主要以公司制為主。日本公司的股權結構是以法人持股，特別是以法人相互持股為特征的，公司大部分股權主要控制在金融機構和實業公司這一類法人手里。因此，日本公司又有“法人資本主義”的別稱。

一般來說，日本的中小企業資本所有權結構仍以個人為主，法人持股率較低。當中小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單靠個人或家族資本已經無法滿足企業擴張需要時，銀行或其它企業法人持股的比例則會相應上升；一旦法人持股比例上升，法人大股東很快就控制了大企業。因此，法人資本主義所有制主要在日本的大公司即公開上市的股份公司中較為普遍。值得重視的是，在日本的股份公司中，絕大多數為非上市公司。在上市公司中，個人股東持股率低，法人股東持股率則高達70％以上。

2.以銀行直接持股為基礎的主銀行體制。在日本，所有大企業都有自己的主要貸款銀行。日本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一般比較固定，一旦結合很少變動。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⑴日本沒有形成象美國那樣非常發達的資本市場；⑵日本金融機構依法人形式持有許多大公司的股票，密切了銀行與企業間的關系。因此，日本企業的融資方式與美國正相反，主要依靠銀行貸款，間接從社會籌借資金。一般把在某企業接受貸款中居第一位的銀行稱為該企業的主銀行；當企業遇到危機時主銀行必須采取救助措施。

3.日本公司內部的組織結構包括股東大會、董事會與日常業務的最高責任者，這在形式上類似于美國公司。其中，董事會是公司決策機關，董事代表是業務執行機關的代表，它相當于美國公司的總經理，并能夠代表公司。由于負責經營管理的高級職員都兼任董事，從董事里再選出董事代表，它使日本公司的決策機關與執行機關在實際上合二為一。在公司中的社長、總經理及董事一身兼二任，既是決策者，又是執行者，這一重要特征由此構成了日本公司權力制度的一大特色。

4.日本公司中對經營者的監督和約束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1)法人股東的監督制約。由于法人相互持股，日本公司中的經理人員擁有高度的經營自，普通股東在經營者權力的形成及維持方面，基本上起不到控制作用；但經營者不能因此漠視股東利益，尤其是法人大股東的利益。一旦公司經營出了問題，法人股東將從維護股東利益出發進行干預，其主要形式是：法人股東聯合起來罷免或更換公司經營者。因此，與美國公司股權分散所形成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經營者成為公司權力主體不同，日本公司由于法人相互持股，經營者在享有高度自的同時，也受到來自法人股東的有效監督及其約束。

(2)主銀行的監督制約。與美國公司不同，日本公司同銀行的關系密切，銀行尤其是主銀行既是公司的持股者，又是主要貸款者。由于這一特定關系，日本銀行十分關心所貸款公司的經營狀況，一般通過銀行信貸及其賬戶來監督公司經營狀況，在公司經營不佳時，甚至可以通過召開股東大會或董事會來更換公司最高領導層即經理人員。

5.實行頗具特色的諸種激勵制度，形成多層次管理體系。日本公司普遍推行了職工持股制度。為鼓勵職工持股，各公司一般都規定了相應的獎勵制度。在企業勞動及工資制度方面，日本企業尤其是大企業普遍實行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崗位輪換制、企業內工會制以及限于企業內部的教育制度等，多層次的管理制度，強化了企業管理及其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二、日本企業制度的分析評價

1.與英美模式相比，日本企業制度有著不同的特點，其中法人相互持股是其突出特征。一般來說，股票占有的基本方式應是單向持股，但在日本，法人持股卻經常采用相互持股、環形滲透的方式。其原因是:(1)法律不同。由于法人持股易形成壟斷，各國法律對此都加以限制。但在日本，法律上對企業間的相互投資幾乎完全沒有限制，它使法人相互持股在日本得以實行;(2)傳統的影響。日本的企業組織在歷史上有財閥體系的傳統，受其影響形成的法人相互持股制度，使日本企業間形成了比一般企業更為穩定的持久的長期協作關系。

2.日本公司有效管理的基礎在于法人相互持股所形成的特有的股權結構。這種獨特的股權結構使經營者在具有充分經營自的同時也相應地得到有效的監督。它既維護了所有者的權益也保障了企業長期穩定的發展。基于此，日本公司一向重視市場占有率和新產品開發等長期投資，這與美國公司把提高股價作為經營目標有很大的不同。與此同時，日本公司側重于長期發展，這在客觀上為日本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了可能，但其前提及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很少顧及甚或犧牲個人股東的利益。

3.日本企業的相互持股制度強化了企業與企業間，以及企業與銀行間的關系，它使銀行尤其是主體銀行在日本企業的經營活動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作為公司的主要股東它可以使公司避免被兼并的危險，也可以通過貸款等形式幫助公司度過經營困難。企業實行主銀行制度的弊端在于：易導致“泡沫經濟”及其金融風險，由此累及到法人相互持股制度。大量研究表明：在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年代里，多數企業非常依賴主銀行體制，以銀行為中心的企業集團亦具有約束高層管理人員的有效監督系統和治理機制。但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銀行的重要性已大為下降。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泡沫經濟”破裂，銀行因此背上大量不良貸款的包袱，一些大企業也因此出現巨額赤字負擔。“泡沫經濟”的崩潰，使日本公司的融資方式及資本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1)公司對外部資金依賴度降低，外部資金中借款比例減少，；(2)公司利用有價證券融資的比例相應得以提高。借款依存度高的僅是一些中小企業和制造業，相應地，大企業中制造業的借款依存度較低，利用企業證券、股票融資卻呈增長態勢。由此可見，日本公司中的自有資本比率業已大幅上升，并已出現了“企業脫離銀行”及“企業選擇銀行”的現象，主銀行體制已經發生動搖。

三、如何借鑒日本企業的治理經驗

1.法人持股制度的利弊。日本企業實行法人持股，可以使股權相對集中，最終使所有權與經營權趨于結合，其好處在于：法人相互持股可以使公司法人股東之間形成一種相互依賴、相互控制、相互支持的協調互動關系，有利于企業及公司結構的穩定及其經營行為的長期化。與股權分散的英、美公司相反，在股權相對集中的日本公司中，很少出現公司相互之間的“惡意收購”，企業或公司間的兼并常以“善意接管”的形式出現，即：合并雙方的大股東事先進行協商談判，達成一致意見后，再通過證券市場轉移股票，實現合并。法人持股制度的弊端在于：法人相互持股易產生壟斷行為，并有可能出現公司經營者相互勾結侵犯所有者利益。

2.重視經營管理。日本公司重視企業經營管理者的作用，一般通過削弱股東的權力給經營者以最大限度的自，同時也強調公司內部的監督制衡。日本公司的主銀行體制和法人持股制度運行的實踐表明：機構投資者、銀行和法人股東對經理人員的監督制衡作用，有利于保障股東和職工的權益，從長遠看有利于企業的發展。

3.間接融資為主。日本公司重視外部融資，銀行與企業長期保持密切聯系，企業融資主要以銀行貸款即間接融資為主，近年來卻在逐漸減少對銀行的借款依賴。從國際上對資本市場和融資方式的評價看，日本的評價較高。由此可知：企業需重視包括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在內的多種渠道、多種方式的融資，但從長期績效看，企業應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

4.銀企關系密切。日本長期奉行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日本公司則受該經濟模式的影響，政府以及家族對公司的治理運營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市場的約束作用不夠顯著；股東的作用主要集中在以銀行為主的大股東上，法人相互持股制度使得銀企關系緊密，公司治理及其運營不可避免地深受公司主銀行的影響，難以避免經濟泡沫及其金融危機的影響。

5.日本企業制度中值得借鑒之處在于:企業內部摩擦力小，凝聚力強，企業和職工利益和諧共振，形成為全體職工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從而獲得和汲取了強大的發展動力，并為日本經濟騰飛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的公司治理正由以往的“單邊治理”向注重利益相關者共同利益的“多邊治理”模式轉變，公司治理呈現出趨同性。中國經濟正處于體制轉型期，因此，中國企業的公司治理需要特別強調“利益相關者的共同治理”，同時需要結合中國的國情、中國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資本市場的成熟程度以及國有商業銀行體制改革的目標，適時選擇適合中國企業公司治理的最佳模式。

參考文獻:

[1]青木昌彥:比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

篇6

[關鍵詞]匯率 升值 廣場協議

從去年開始,國外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此起彼伏,特別是日本更是試圖通過各種的途徑迫使人民幣升值。如日本財相鹽川正十郎及首相小泉純一郎在公開場合多次提及人民幣升值,希望歐美發達國家與日本一道通過一項協議,強行要中國將人民幣升值,就像1985年西方國家簽訂“廣場協議”強行要求日元升值那樣。

在美國,盡管官方對此行事低調,但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一些有影響的經濟學家都指出美中雙邊貿易逆差占美國經常賬戶總赤字20%以上,希望通過人民幣匯率調整來校正美中貿易不平衡。這些就是近來“妖魔化”人民幣的緣由。當然,這些國內有學者指出,人民幣有升值的條件與可能,但不是由于中日及中美貿易失衡引起。而日本之所以要求人民幣升值,其原因在于日本為了自己在日元炒作中的利益,在于阻止或減緩外資流入中國。對于這樣的說法,從感覺上來說有此同感,但實際上有更為深層的原因。

現在,我們要問的是,日本為什么會要求達一個新“廣場協議”?該協議產生的背景及內容是什么?這樣的“廣場協議”是否要在中國重演?如果重演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影響如何?還有,即使七國能夠就人民幣達成一種新的“廣場協議”,那么日本經濟的痼疾及美國經濟的衰退能夠因此而天開云散嗎?其實,只要看一下歷史,日本之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僅僅在于人民幣升值過程中獲得日元炒作之利,而在于不愿看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不愿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在東亞崛起。

下面我們首先來看看什么是廣場協議。

從1980年起,美國國內經濟出現兩種變化―對外貿易赤字逐年擴大和政府預算赤字的出現。在雙赤字的陰影下,美國政府便以提高國內基本利率引進國際資本來發展經濟,外來資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斷升值,美國出口競爭力下降,于是擴大到外貿赤字的危機。在這種經濟危機的壓力下,美國寄希望以美元貶值來加強美國產品對外競爭力,以降低貿易赤字。

1985年,為了遏制日本出口導向的外貿政策在全球刮起的廉價日貨出口狂潮,美國聯合法、德、英等國的財政首腦在紐約廣場飯店與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其主要內容為,將美元對世界其他主要貨幣的比率在兩年內貶值30%,從而逼迫日元升值。此后,從1985年到1996年的10年間,日元兌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

在日元與馬克持續升值而美元大幅貶值的情況下,疲軟的美元對國際經濟穩定并無好處,美國的對外出口也沒有成長且貿易赤字仍舊在逐年擴大。相反的是,“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則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因為,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對日本以出口為主導的產業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為了要達到經濟成長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調降利率等寬松的貨幣政策來維持國內經濟的景氣。從1986年起,日本的基準利率大幅下降,這使得國內剩余資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產等非生產工具上,從而形成了1980年代日本著名的泡沫經濟。這個經濟泡沫在1991年破滅之后,日本經濟便陷入戰后最大的不景氣狀態,一直到現在,日本經濟仍然沒有復蘇之跡象。

當然,國外對人民幣升值的呼聲我們也不能置若罔聞,因為,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經濟早已融入到整個世界經濟的進程中,美國、日本及歐洲早已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與重要的國外直接投資來源地。他們對人民幣匯率的關注也是理所當然。無論是國際研究成果表明還是人民幣在周邊國家的強勢表現,人民幣被低估已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也如“廣場協議”所導致的結果那樣,對人民幣匯率的調整對當前全球經濟失衡并無實質上的效果。如高盛的研究表明,即使對人民幣一次性升值10%-15%,它對校正美國巨大的貿易赤字作用不大,對日本國內經濟不景氣影響輕微,對歐元區GDP增長影響幾乎為零。也就是說,如果“廣場協議”在中國重演,除了減弱中國經濟的活力之外,對他國沒有多少益處。這種損人不利己的事情,日本為什么還是要窮追不舍?國人對此種司馬昭之心得多加反思。

不過,既然國際上對人民幣的匯率如此關注,也該是我們重新審視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時候了。也就是說,目前這種盯著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是否適應已經發展了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呢?我們該好好反省。

根據東亞經驗,當資本大量自由流動時,貨幣政策必須求全于維持固定匯率制度。由于資本的高流動性,固定匯率制度下的貨幣當局無法實現以控制通貨膨脹為首要目標的獨立貨幣政策。蒙代爾的“三難困境”理論指的是在自由資本流動、獨立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中只可同時選其二。因此,在現行的情況下,中國引進一個完全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是不成熟的。因為,如果匯率過于不穩定,就會破壞以穩定國內價格為目標的貨幣政策,而貨幣急劇貶值都使與貨幣搭配不當相聯系的資產負債問題更加惡化,而貨幣急劇升值則會導致國際貿易競爭力的下降。而且匯率的不穩定而導致的資產價格的不穩定會影響國內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

當然,我們也可以在現有的固定浮動匯率之間建立起一種在固定與浮動之間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而要建立這個中間匯率制度的第一步確立多種貨幣一攬子計劃(MCB),從而為人民幣提供參考匯率。這個包括了美元、日元及歐元等主要貨幣的貨幣組合會更好地反映出人民幣的有效匯率。因為主要貨幣之間匯率經常大幅變動,因此只要參考匯率的計算扣除了各國之間的通貨膨脹差異,相對于只與美元掛鉤比較,這種方法更能反映貿易競爭力。與現行的固定匯率制度相比,這種匯率制度會增加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短期變動。而且一種靈活的匯率制度有利于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有利于減少固定匯率下的黑市套匯或資本外逃壓力、有利于克服市場結構上的剛性及更好地吸收沖銷外部沖擊等。

參考文獻:

篇7

1.1社會生態意識日本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后修復、重工業化、輕工業化、泡沫經濟、經濟復蘇等社會發展過程，親歷了城市擴張、重經濟輕環境以及泡沫經濟帶來的生態和社會惡果。政府及全民致力于保護、治理環境是痛定思痛的結果。生態意識已經達到了全民化程度。景觀設計時，生態意識是不可回避、不可或缺的，至始至終貫穿于設計中。

1.2宗教生態意識日本是一個多國家，現有人口一億二千五百萬，宗教信徒超過2億。其中僅神道信徒就超過了1億人。日本人有強烈的信仰，認為萬物有靈，在精神根源上崇尚自然，這種意識尤其體現在景觀設計中。日本的景觀設計注重自然、環保，注重設計基地現有資源的利用與保護，這種理念不僅為設計師所推崇，也為市民廣泛接受。

1.3“以簡為美”、“以適為美”的審美觀20世紀90年代，日本社會與經濟發展達到高峰期，無論是國民經濟還是城市建設均已達到發達國家水準。均衡的社會發展，良好的國民教育，從容的生活狀態使日本人具備了深層的優雅。日本人崇尚“以簡為美，追求極致”。如日本著名的枯山水，僅僅以山石、石子、青苔3種元素再現自然山水的禪意。現代日本，在建筑、服飾、日用等各個方面，無不力排花哨、力求實用、力顯簡約，體現出日本人簡約的審美傾向。日本文化強調對人與萬物的尊重與愛，促成了“在有限的空間內盡可能滿足需求”的設計思維，注重發現和審視“真實需求”，周全并適度地滿足，以需為求，適度為美，從不鋪排彰顯[2]。

2日本景觀設計過程及探索

在泡沫經濟的沖擊下，意識轉變的陣痛里，日本人的景觀設計經歷了復雜往復的探索過程，其主要體現在設計整合、設計創新、設計傳承、設計過程4方面。

2.1設計整合

2.1.1功能整合景觀設計中，各種元素不僅僅具有單一的功能，因為設計師通過元素形態的整合與變化，使設計功能相互轉化，從而實現一物兩用或多用。這種設計方式不僅可使設計形態更為簡約美觀，同時也增加了功能性，更節約了空間。如表參道上的人行道欄桿（圖1）兼顧了空間界定功能與休憩功能；難波公園的排水設計（圖2）與建筑形態呼應，從而起到空間提示作用；表參道PRADA旗艦店室外排水（圖3）與建筑立面形態呼應，通過體塊分割營造場所景觀；某市政道路的排水（圖4）起到了銜接2種不同鋪裝的作用。

2.1.2形態整合1）景觀建筑化。在日本，建筑與景觀的界線日益模糊。對于許多建筑設計師而言，在以建筑為主體的場所里，同時完成景觀設計，景觀平面布局、立面構圖乃至素材選擇充分與建筑形態呼應，營造出與建筑形體外延一致的景觀。例如，安藤忠雄采用三宅一生“一整塊布”的服裝設計理念，設計了“一整張鐵板”的21-21designsight博物館（圖5）。該博物館為2層，地上地下各1層。形態以三角形為元素，前低后高，如一張巨大的折彎的厚紙板扣在地面上。在建筑周邊的景觀設計中，與地面相接的建筑前側采用簡約的草坪，而抬起的建筑后側則采用成排的尖聳杉木與建筑的整體形態相呼應。21-21designsight博物館景觀設計雖然著墨較少，但張力十足，強調了建筑獨特的形態，與建筑融為一體。建筑思維同樣被運用于景觀與建筑小品設計中。裝飾形態與建筑結構結合，相互呼應，形成有趣的“建筑化”形態，同時弱化裝飾感，強調功能與建筑的協調。如miho美術館中的燈飾設計與建筑結構設計相結合，巧妙地通過結構形態的呼應，使燈飾成為建筑設計的一部分（圖6）。2）模塊化設計。日本市政綠化廣場及人行道的鋪裝、排水、照明、樹池均采用模塊化設計，即將各個功能板塊設計成形態、大小相同的基本單元，靈活組合，保持形式的完整感和統一感，同時削弱鋪裝與排水、照明、樹池的界限，增大空間感（圖7）。3）機理整合。材質選擇在景觀設計之初就被融入規劃設計中，從而使景觀設計更加務實，設計概念現于細節之中。景觀設計師尤其注重各個景觀元素材質的一致性，從而營造景觀的統一感。如常見的窨井蓋，采用與路面一致的鋪裝形式，可弱化窨井蓋對路面整體感造成的影響（圖8）。又如大阪的難波公園，其墻面、花槽、燈飾等不同元素均采用統一的肌理與色彩，使設計具有整體感（圖9）。4）感受整合。日本景觀設計注重人的感受，以人的感受為出發點來進行設計與再設計，并通過有效手段，讓使用者獲得預期或更佳的游覽感受。景觀設計時，設計者通常充分分析了停留點的景觀視線及視域，以保證景觀的最佳看面，如東京中城綠地的停留點與視域景觀（圖10）。同時考慮人的拍攝需求，設計時考慮了拍照的前景、中景與背景，甚至考慮拍攝站點與被拍攝對象的最佳距離，如昭和公園的拍攝點設計（圖11）。日本崇尚古典園林，因此，針對大量游人涌入會破壞園林意境的問題，設計時采用了相應的對策進行游線再設計。如二條城清流園（圖12），不只是簡單的開放游覽，而是根據園林意境，進行視線與游線的再設計，通過“可視范圍”與“可達游線”的整合與配合，兼顧空間融合感，使游人能完整欣賞美景，體會園林的意境，不因游人“入畫”而相互干擾（圖12）。

2.2設計創新設計創新是日本景觀設計發展的驅動力，其中尤以結構與工藝的創新最為常見，運用型創新也屢見不鮮。工藝創新最能體現設計風格。如安藤忠雄常用的清水混凝土，其獨特的工藝與嚴格的要求使其以結構形式直接替代外墻裝飾面，形成獨特的質感與觀感（圖13）。日本景觀設計中，不乏結構創新，如貝律銘的miho美術館場地內的吊橋，為了體現設計意境，獲得輕盈的美感，采用了九梁節點（圖14）。

2.3設計傳承日本景觀設計不僅注重創新，而且也注重傳承。許多在中國已經失傳的工藝，在日本依舊屢見不鮮。如日本千代田區皇宮的黑松廣場，采用傳統的修剪工藝，將廣場上數千棵黑松以盆景形式修剪，堪稱修剪工藝的博物館。日本古典式園林更多沿用以往的工藝，如鋪裝、路沿、欄桿的處理均采用質樸的傳統工藝和木料、石子等傳統材料，景觀意境質樸、自然。

2.4設計過程日本園林設計不是一個簡單的結果，而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設計時將時間作為基本元素，根據植物的生長進行再設計，后期養護也十分精細。如昭和公園廣場，設計之初，為了匹配廣場體量，栽植了多株櫸木。小林治人是昭和公園的終生設計顧問，隨著櫸木的生長，他適時對其進行了移植、移栽，如今，整個廣場上僅剩1株櫸木，巨大的樹冠與廣場形成恰到好處的體量關系。又如在古典園林中，園路極少采用硬質鋪裝，但隨著時間推移，土質園路與綠化便形成了自然邊界。這種設計方式使時間參與到設計中，形成了更為靈活、自然的園路形態。精細的后期養護也是日本園林的一大特點。雖然許多市政景觀已經開始提倡“低養護景觀設計”，但重要的景觀項目及古典園林依然通過大量人工來維護其整潔性與完整性。例如圖15，龍安寺櫻花季后，園林養護工人正徒手將苔蘚中的花瓣挑出（圖15）；難波公園園林養護工人在以“抔土”為單位對花卉栽植區的種植土進行補充以確保花卉不倒伏（圖16）。

3結語

篇8

從宏觀歷史學的視野出發考察近代開端以來的世界歷史進程，可看出它就是一部全球化進程準備、啟動、發展和初步形成的歷史。全球化進程發端于15世紀末16世紀初的歐洲，經過大約500余年的發展與演變，到20世紀末，全球化時代才真正到來。

20世紀末以來全球化的形成與發展主要表現在：一是生產全球化范圍日益擴大，國際生產分工已發展為以現代工藝技術和產品專業化為基礎的分工，于是“以世界為工廠，以各國為車間”的生產模式不斷涌現，“宇宙牌產品”日益增多；二是貿易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世界貿易擴展到技術、金融等服務貿易，貿易自由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成立，標志著一個以貿易自由為核心的世界多邊貿易體制大框架的建立；三是金融全球化進程明顯加快，金融國際化局面形成，國際資本流量年均增長率達到20%，國際金融市場的年金融交易量達500萬億美元，全球外匯交易的日周轉額已達1.3萬億美元；[4]四是跨國公司蓬勃發展，據統計，1980年全世界跨國公司只有1.5萬家，子公司3.5萬家。而到1997年，全球跨國公司數量已超過4.5萬家，子公司已達28萬家。目前僅在中國從事經營的跨國公司就有4.5萬家。[5]五是經濟區域一體化趨勢強勁，據統計，目前已有146個國家和地區參加了35個區域性經濟集團，[6]歐洲共同體、亞太經合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經濟組織在全球經濟發展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另據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區域性貿易協定(RTAs)的實施數量在1950-1959年有3個，1960-1969年有19個，1970-1979年上升到39個，1990-1998年則達到82個。目前，55-60%的世界貿易是在貿易集團內發生的。[7]

全球化所表現出的上述特征并非偶然現象，它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一種過程，是資本主義產生之后為延長自己壽命的一種方式。從本質上看，驅動全球化的根本動力是資本積累與擴張的內在沖動，是資本推動下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的結果。正如沃勒斯坦所說，“全球化”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結果，歷史資本主義的邏輯最終必然達到全球范圍，“整個世界都是在這個單一的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社會分工的架構之內動作的。”[8]因為資本主義具有開放和擴張的本性，它一開始就要求以全世界為它的活動舞臺，如果不掠奪世界，它就無法發展，而不發展，實際上就意味著它的滅亡。因此，資本主義自產生之日起就極力向外擴張，向海外殖民，向世界各地傾銷商品，掠奪世界各地的廉價原料，使用世界各地廉價的勞動力，攫取高額利潤，以維護資本主義的正常發展。這樣做的一個直接結果是客觀上把那些落后國家和地區卷入到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導致世界各地區聯系的加強。使世界逐步由分散、孤立、隔絕的狀態發展成為互相依賴、密切聯系的有機整體。

二、全球化與東亞金融危機

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短短的30余年間創造的“東亞奇跡”引起了世人的矚目，一時間，關于東方行將崛起，西方即將衰敗等說法彌漫全球。然而，正當人們為東亞模式大唱贊歌的時候，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了。這場危機給先前人們對東亞發展模式的熱情重重地潑上了一盆冷水。于是乎，否定東亞奇跡和東亞模式的呼聲又甚囂塵上，“東亞經濟高速增長的神話已經破滅”，“東亞奇跡已經完結”等論調充斥傳媒，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斷言：東亞模式已不再奏效，只有美國風格的自由市場系統才是成功的。[9]

究竟應當怎樣看待東亞金融危機，東亞金融危機與東亞模式之間存在的何種關系，東亞金融危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國內外發表的文章和著作難以數計，但歸納起來關于東亞金融危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即國際投機因素、銀行不良貸款、金融監管不力、匯率政策僵化、政府干預不當與裙帶關系以及對國際環境變化反應遲鈍等多種因素。[10]應當說，這些方面對東亞金融危機的發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有的還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從直接的或者表層上看問題，尚缺乏本質上的深層次的分析。筆者認為，東亞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主要應從這樣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要從當代世界國際環境的大背景下來審視；另一方面，還要從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經濟制度尤其是東亞發展模式上來考察。

從當代世界國際環境的大背景出發審視東亞金融危機的成因，首先要弄清的問題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只有弄清了這一點，才能抓住問題的本質。毫無疑問，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特征，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不僅改變了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現有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條件，而且還對世界的經濟、政治、文化甚至人們的社會心理等方面產生深刻的影響。當今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傳統意義的現代化，并且開始步入后現代化（后工業化）階段，信息經濟已經成為這些國家的主導產業，所以在世界經濟大潮中一直處于主導、示范和中心的地位，全球化對它們的影響主要是積極的。如全球化為它們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經濟活動空間，使其可以不斷地擴大經濟勢力范圍，謀取最大的經濟利益。同時也進一步促進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發展和全球擴張，使發達國家的經濟向科技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升級，在高新技術方面不斷創新，引導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潮流，從而在國際競爭中處于較為有利的地位。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正在為實現現代化努力奮斗，有些國家甚至還沒有完成工業化的重要一環——資本的原始積累。全球化對他們來說是福是禍，是得是失？從不同的立場和觀點看問題，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結論。筆者認為，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把雙刃劍，既有利，也有弊；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既給它們帶來難得的機遇，又使它們面臨巨大的挑戰。正如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說：“全球化猶如一股洶涌的波濤，它既可以吞沒一些國家，也可以將另一些國家向前推進”。[11]

從積極的方面來說，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能夠吸納外國直接投資，從而為本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資本積累創造條件，使他們可以通過吸收外資獲得資本積累。同時，也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資本外投的經濟環境與條件，使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從而為它們的資本增值創造了必要條件。另外，也促進了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發展，使其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逐漸增強。

從消極的方面來看，全球化沖擊著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使它們在現代化初期階段發展起來的民族經濟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和挑戰。也加劇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嚴重，使窮國越來越窮，富國越來越富成為一種主要趨勢。跨國公司在全球擴張雖然深化了國際分工，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垂直分工的本質仍未根本改變，從而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命運很難說能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國家經濟出現虛置現象。

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帶來的積極影響為東亞國家和地區大力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積極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加快資源等要素配置的國際化，參與國際經濟世界性大循環，融入全球化進程創造了條件。而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消極影響則對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埋下了陷阱，如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加劇了金融風險，投資貿易的自由化導致了泡沫經濟和出口市場的壓力，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危機傳遞的加速作用等。因此，東亞金融危機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全球化對東亞國家帶來的負面影響所致。

從東亞模式本身來看，它在實現東亞經濟騰飛的過程中起了制度性的保證作用，是東亞成功的基礎。但是，東亞模式也確實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這些缺陷和不足隨著東亞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越發暴露出負面效應，從而為金融危機的爆發潛藏下禍根。或者說，東亞模式在取得成功的同時，也為危機的發生留下了隱患。

首先，從政府主導現代化進程，對經濟發展實行最大限度干預方面來看。政府主導在后發現代化國家經濟起飛階段具有重要作用，它是東亞實現經濟騰飛的重要原因，因為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現代化初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西方，而且資源匱乏，空間狹小，有機合理的產業結構尚未形成，尤其是市場機制嚴重殘缺，政治民主化進程相對遲緩。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政府實行強有力的干預，可以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最急需發展的部門，可以運用強制辦法推進市場機制的發育、形成和完善，從而有助于迅速實現工業化。但是，政府干預在現代化初期取得了成效，并不等于說它就是萬能的救世良方，就應當一直干預下去。市場經濟本質上是由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發展的，經濟越是成熟，政府干預這只看得見的手就應當及時收回來，讓位于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其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干預就會走向反面，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然而，東亞大多數國家沒有及時實現這個轉變，有的國家甚至越走越遠。在這方面，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這些遭受危機重創的國家表現的尤為突出。被譽為“漢江奇跡”的韓國長期依靠政府干預，實行以財閥大企業集團為主體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政府把經濟發展強調為原則性目標而且為達此目的毫不猶豫地干預本該由市場導向的經濟。在樸正熙時期，政府建立了被賦予大權的經濟計劃委員會(EPB)用以策劃經濟藍圖，并負責控制國內預算和實施計劃。商業和工業部(MCI)的角色也被進一步加強，進口控制、出口提升、工業發展計劃、投資申請和貿易許可均由其負責。財政部(MOF)則負責監管國內外的金融機構。特別是在金融領域政府干預更大，政府擁有并控制著所有的商業銀行、特別銀行和大部分金融機構。這種做法的結果是導致了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均聽命于政府，銀行被迫維持定量信用和低利率政策，造成了大量呆帳和壞帳。但是，許多國家的政府在高增長方針的指導下，不斷調高經濟增長速度，擴大投資規模，以至于在泰國出現了一個以“高爾夫球場資本主義”為特征的投資場面，這些投資即沒有贏得泰國賴以生存的出口收入，也沒有促進本國經濟并提供長期就業機會的工業長期增長。正如世界銀行指出的那樣，在泰國已經出現了與泡沫經濟隨影附形的明顯的貧富差距的拉大，并且使相當多的民眾愈發不滿。[9]另外，企業為了迎合政府的偏好，獲得大量的低息貸款，又不斷盲目擴大企業的規模，企業的規模越大，貸款也就越多，從而與政府的關系也就越密切，反過來也就能獲得更多的貸款。這種貸款越多，政府承擔的風險越大，國家金融的基礎就越不穩固。爆發金融危機也就不足為奇了。與政府主導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時，強有力的政府高層支配經濟必然導致盛行，經濟社會制度缺乏民主監督，官商不分，政治腐敗。正如西方一些社會學家所反復論證的那樣：“權力意味著腐敗，而絕對的權力意味著絕對的腐敗。”[9]在印度尼西亞，蘇哈托的家屬和親信壟斷了最賺錢的行業和主要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享受稅收優惠等特權，中飽私囊。這種國家權勢人物任人唯親，搞裙帶關系，為親朋好友謀取私利的腐敗往往被西方媒體稱為“朋黨資本主義”(CronyCapitalism)。蘇哈托的女兒，金泳三的兒子的不法行為，全斗煥八年任期中大約撈取4-5億美元的好處，盧泰愚繼任后大肆侵吞國家財產等事實都是明證。朋黨資本主義導致了，貪污受賄等腐敗行為的蔓延，民眾的不滿也日益凸顯。因此，腐敗是影響東亞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第二，從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方面看。東亞國家和地區大部分在現代化初期都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后來，又適時調整了發展戰略，轉向出口導向戰略。而且出口產品大都是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工業。這種戰略對于東亞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但是，長期實行出口導向戰略勢必帶來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會使本國經濟過分依賴國際市場，在市場開放度逐漸增大的情況下，其遭受外部風險的機率也隨之加大，致使經濟表現出很強的脆弱性。東亞國家和地區在出口導向戰略指引下的一個直接后果是無論市場還是技術都嚴重依賴先進國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國。從市場上看，由于它們的制造業都是在日本資金和技術輸出下建立起來的，與國內產業的關聯度十分有限。加之國內市場狹小，就決定了東亞的制造業必然是大進大出的外向型特征。如1993年印度尼西亞、馬亞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的出口依存度分別為23.3%，73.1%，23.9%和29.3%。在這種外向型經濟發展中，東亞多數國家始終不能擺脫對日本市場的進口依賴和對美國市場的出口依賴，而且，對美國的出口越多，從日本的進口就越大，對美國的順差越巨，對日本的逆差就越嚴重。[12]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國際市場不景氣，就會反過來影響自身的經濟發展。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實行了對外開放，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使國際市場日益趨于飽和，競爭十分激烈。而且，東亞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勞動力成本也不斷提高，從而使其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下降。致使出口越來越困難。從技術上看，韓國每輛轎車總技術成本的30%要以專利的形式支付給外國精密技術供給商，每臺攝像機總技術成本的50%，每生產一個DRAM半導體總技術成本的30%，每臺筆記本電腦總技術成本的70%要以技術專利形式支付給外國廠商。韓國所謂的汽車三大家（現代、起亞、大宇）平均研發(R&D)投入僅為美國三大汽車廠（通用、福特、克萊斯勒）的6.2%和日本前三大汽車廠（豐田、尼桑、本田）的10.7%。[12]面對這種情況，東亞國家應當及時調整發展戰略，因為任何發展戰略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受到時間和空間條件嚴格制約的。可是東亞國家未能及時做出這方面的調整。出口下降，赤字上升成為危機的主要誘因。

第三，從東亞區域特有的梯級發展序列，即“雁行發展模式”(flyinggeesepattern)方面看。東亞地區的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種如同“大雁飛行列陣”的產業鏈，在這個鏈條中，依照其先進程度，形成了以日本為“雁頭”，“四小龍”為“雁身”，東盟為“雁尾”的有序發展序列。80年代后期，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也加入了這一“雁陣”。于是在日本、“四小龍”和東盟之間形成了一種“產業階梯”，當日本發展高技術產業時，“四小龍”接受日本轉移出來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東盟及中國沿海地區再接受“四小龍”轉移出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樣在區域內產業的升級換代，形成一種整個區域經濟由先進帶動后進的發展局面。這是東亞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區域經濟的緊密聯系、梯級發展也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連環鎖鏈。而且，這種雁行模式要保持其活力，必須具備一個重要的前提，即“領頭雁”必須有強大的金融實力和不斷的創新能力，以便做到時刻引領“雁群”翱翔。但是日本在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頂峰發展之后，90年代初就進入經濟衰退期。其技術引進的后發優勢逐漸喪失，而新興知識經濟下的主導產業未能崛起，于是，日本的產業升級停滯不前，沒有較新的產業向“四小龍”轉移。日本將大量的剩余資金流向房地產和海外市場，引發了泡沫經濟，待到泡沫破滅，海外投資失敗，日本就元氣大傷，從而失去了“領頭雁”的資格。與此同時，日本打破了先前先向“四小龍”轉移，再向東盟轉移技術的順序，而是同時向兩者轉移，使得東盟與“四小龍”之間的差距縮小，東亞早已形成的產業轉移鏈出現混亂。在東亞產業轉移出現“盲點”的情況下，韓國將目光轉向不切實際的“世界化”，香港則轉向服務業，臺灣設計出“亞太運營中心”，新加坡則想取代香港在東亞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東盟國家更是把目光轉向“短、平、快”項目，泡沫經濟越吹越大，終于釀成危機。因此，東亞金融危機雖然發生在金融層面，但其根子卻在于產業結構上。即使金融制度整頓、完善了，如果產業結構不升級，東亞經濟體的發展仍會碰到嚴重障礙。[13]當危機爆發后，這種雁行模式不但沒有阻止危機的蔓延，反而利用早已形成的這種鏈條加劇了危機的傳遞。

第四，從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方面看。東亞國家的高儲蓄保證了工業化資金主要來自于內部，不依賴大量舉借外債就能獲得較為充足的資金，保證較高的投資率，是東亞現代化起飛的重要特征。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投資需求急劇擴大。而由于國內資本市場欠發達，在金融政策上又缺乏一種將分散的小額儲蓄轉化為長期投資的資本形成機制，所以，為了保證經濟高速增長，許多國家轉而鼓勵企業向外大量借債，并以開放資本市場的方式來吸引海外證券投資。在韓國，由于低利率政策超出了資本的要求，人們缺乏將錢存入銀行的刺激，所以在高膨脹的經濟環境中國內儲蓄受到抑制，結果政府不得不借助國外貸款以維系其工業運行。由于大量舉債導致韓國的國際債務迅速增加。1993年韓國外債為43.9億美元，1994年為56.9億美元，1996年就達到104.7億美元，1997年更達到154.4億美元。[9]對外來資本的過分依賴，致使在外來沖擊之下韓國經濟顯得異常脆弱，因為它需要通過貿易形式得到足夠的國外資金以應付它的巨額債務。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外部環境變得不利，韓國的工業生產勢必受到沖擊。另外，大量的外債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短期債務，因為國際借貸者更愿意將短期款項借給東亞國家的企業，這樣可以避免負債。可是韓國企業將短期借款卻用于長期投資，加之東亞國家又普遍缺乏駕馭短期資本的能力，不能有效的引導資本流向可貿易的生產性行業，所以，導致大量資本流向獲利較高的投機性強的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從而直接導致了大量泡沫經濟的形成。當從泰國爆發的危機席卷東亞之時，外國借貸者突然決定收回他們的短期貸款，韓國措手不及，陷入危機的泥潭。

三、幾點思考

綜上所述，東亞金融危機表象上是金融領域的危機，但實質上既是全球化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的危機、全球化帶來的國際分工體系的危機、是全體化過程中世界經濟潛在危機的大爆發；也是東亞模式本身一些缺陷的危機、有關國家政策缺陷的危機、是一種發展性的危機。盡管東亞金融危機使東亞國家遭受沉重打擊，也不能由此否定東亞模式的存在及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否定“東亞奇跡”的存在。因為在危機爆發前的30多年中，東亞經濟創造了年均達8%以上的增長率，并且由30年前的只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10發展到今天已占世界經濟總量1/4的比重，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創造東亞奇跡的東亞模式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特殊道路，其實踐基本上是成功的，而且在今后還會繼續發揮作用。如果回顧世界經濟發展史，就不難看出，世界上任何地區的經濟發展都不是直線上升的，都會遇到挫折和困難，也不時地會出現一些危機。歷史上多次大的危機自不必說，僅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就發生了三次金融危機，而且，類似的危機今后也很難完全避免。那么，誰又能借此否認世界經濟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否認在世界經濟發展中所創造的各種發展模式的存在呢？當然，東亞金融危機也昭示人們：在全球化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的今天，東亞國家和地區要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認真總結經驗和教訓，在堅持東亞發展模式精華的基礎上，揚棄其內在缺陷，通過改革、完善、整合東亞模式，重振東亞經濟的輝煌。

第一，要繼續參與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帶來的世界經濟大循環之中，抓住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迅速發展自己的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爭得更重要的地位。同時也要注意防范全球化對自身發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規避全球化可能帶來的風險，趨利避害，加快發展自己，制定一條切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以應對全球化。

第二，要在繼續堅持政府主導的同時，不斷加大制度建設方面調整和改革的力度。促使政府的角色直接介入型向間接誘導型轉化。在不斷完善政府主導機制的前提下，加速各種形式市場、機制、制度工具的培育工作，特別是要健全各種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職能，并規范其運行。

第三，要在堅持出口導向戰略的同時，調整結構，將過去單獨依靠出口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逐步轉向促進出口和擴大內需相結合的模式，以便盡量降低過高的外貿依存度。把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逐步升級為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在相互協調、運行有序的基礎上推行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

第四，要大力發展科技和教育事業，走科技興國之路。當前的世界已經進入到知識經濟時代，依靠廉價勞動力發展經濟的時代已經過去，高新科技產業將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增加科技投入，大力培養科技人才，積極發展高新科技產業，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收稿日期〕2003-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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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法新社華盛頓，1999年9月15日英文電[Z].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0,(1):12.

篇9

一、從發展中國家角度看經濟全球化

所謂經濟全球化是指隨著全球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世界各國經濟出現的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一種新的經濟現象。經濟全球化相對于非經濟全球化而言，是一種制度創新，該制度的形成是緣于它能提供的相對于非經濟全球化更多的實際和潛在的利益。在這種制度框架下，國家經濟主體的視野已不再局限于本國一隅，而是能在全球范圍內尋求資源優勢，并進行配置。在經濟現實中，我們也看到：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日益享受到由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高質量的物質產品、高素質的無形服務，日益享受到由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高效、利潤和發展機會。但我們還應看到另一面，即經濟全球化不僅能夠帶來諸多好處，同時也能帶來壞處，甚至能形成經濟全球化的“陷阱”。因為發達國家經濟起飛的發展路徑以及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經濟全球化的實踐告訴我們，經濟全球化并非“救世良藥”，如果用“劑”不當，甚至能成為經濟發展中的“陷阱”，乃至引發經濟危機，導致經濟全面衰退。

（一）發達國家在趕超發展階段的路徑啟示

經濟全球化的首推者是西方發達國家，但這是否意味著：西方發達國家是依賴經濟全球化而進入發達國家之列呢？其實不然。以美德兩國為例，實際上，它們在經濟起飛階段都推行了保護國內市場的政策，只是隨著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乃至能與發達國家抗衡時，其貿易政策才發生相應變化。在18世紀，英法是當時的發達國家，經濟實力雄厚，美德兩國當時只是欠發達國家，經濟實力相對弱小。為趕超英法兩國，1791年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提出了著名的《制造業報告》，并指出為使美國經濟趕超英國，應保護美國的幼稚工業，此后為阻止英國商品的過度競爭，美政府把平均關稅率從19世紀初期的20％提高到1865年的479％。而德國的做法是，為支持德國民族工業的發展，“鐵血宰相”俾斯麥提高關稅的總體水平，并相繼執行了旨在保護國內市場的其他措施，如：設置進口配額、征收各種國內稅等。直到后來，美、德的工業發展水平在保護國內市場的政策扶持下，才有了較大的飛躍，并在短期內趕上了英、法等發展較早的資本主義國家。總之，發達國家在早期的歷史路徑表明：完全開放國內市場的經濟全球化模式并不是趕超型發展國家的必由之路。

我們應該明白，發達國家之所以積極倡導并推進經濟全球化，其目的濟環境、相對提高了經濟素質。其實，從本質上講，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發達國家的用意只是在于：利用其相對于發展中國家強大的經濟、技術優勢，盡力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占領更多的國際市場份額，繼續保持其在國際經濟領域中的主動權，以實現國家利益極大化的目標。

（二）經濟全球化所附帶的高風險性及發展中國家的不成功實踐

1經濟全球化，特別是全球金融一體化，使世界經濟具有很高的投機性和風險性。當今世界已進入信息時代，生產和管理方式隨之發生巨大變革，國家疆域對世界經濟的約束力減弱。信息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的開發，使得資金的跨國流動成本日益降低，流動效率得到提高；與此同時，生產活動的全球化又反過來促進了資金的全球流動，其結果是：虛擬資本急劇膨脹，金融資產總量及其增長與實際生產總量及其增長率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虛擬經濟與實質經濟嚴重脫節。目前，全球每天的外匯交易高達1.5萬億美元，而現實需求至多只有300億美元，占外匯交易總量至多達2％，其余的大量國際資金流動，目的純粹是為了套取利差和匯差等投機利潤。據統計，目前國際游資已達7.5萬億美元，相對于全球犌犇犘的1／4強，這些投機性很強的短期游資始終像幽靈一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徘徊，危機一旦爆發，危害巨大，增加了這個世界的不穩定性。

我們知道，過度投機往往伴隨著市場的無序化和高風險，這必然會破壞市場的效率，增加市場的不確定性，提高國際融資的成本，最終必然影響到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筆者認為這正是經濟全球化“陷阱”的根源所在。

2發展中國家的不成功實踐。對于經濟全球化浪潮，不少發展中國家都具有很高的熱情，在二戰后不久，各國就積極致力于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以此作為實現經濟全球化的前奏。在過去數十年里，發展中國家已創建了近百個區域性經濟集團，如：東南亞國家聯盟、阿拉伯國家共同市場、安第斯條約集團、中美洲共同市場、西非國家共同體等等。然而，發展中國家是否藉此取得經濟上的成功了呢？發展中國家的歷史實踐告訴我們：發展區域集團乃至實現經濟全球化并沒有藉此取得成功，甚至還陷入了這樣一種“怪圈”，即：經濟落后—發展區域集團—貫徹經濟全球化政策—出現經濟泡沫—泡沫破滅—經濟衰退，我們把它稱為經濟全球化的“陷阱”。韓國、墨西哥的經濟實踐便可以證明。

韓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初衷是為了分享經濟全球化的豐厚利益，然而其實踐如何呢？韓國在經濟全球化初期，利用其人力成本低廉的優勢，取得了對外貿易的繁榮，并維持了一段時期的高速經濟增長。但暫時的經濟繁榮掩蓋了韓國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問題，并導致該國政府錯誤的經濟決策。一方面，韓國為加入世界經合組織，輕率地放松了資本項目管理，不加區別地盲目引進外資；另一方面，韓國政府片面強調外向型經濟取得短期利益，不注重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結果導致自身在國際競爭中的劣勢，乃至爆發了目前仍在持續的嚴重經濟危機。

墨西哥的經濟實踐，也是令人深思的。該國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過高估計了經濟全球化的促進作用，以至于制定并實施了忽視自身積累、過度依賴外資的經濟政策，同時為盡快加入當時的關貿總協定（即今犠犜犗），不顧本國宏觀調控能力所限，過早開放了本國的資本市場，致使國際游資大量涌入，推動泡沫經濟增長，當一遇不利情況時，這些游資又迅速出逃，最終該國終于發生了1994年、1995年的嚴重經濟危機。

（三）對經濟全球化的思考經濟全球化會帶來風險與動蕩，發展中國家的歷史實踐也似乎表明，發展中國家不宜采用經濟全球化政策，因為存在經濟全球化的“陷阱”，但這是否意味著，發展中國家應摒棄經濟全球化，重新回歸“閉關鎖國”呢？否也。筆者認為，對經濟全球化的認識要客觀全面，畢竟經濟全球化這種制度在世界上已被運用了近兩個世紀，縱然在經濟全球化初期仍存在“閉關鎖國”的路徑依賴，但實踐表明經濟全球化已沖破“閉關鎖國”的制度慣性制約，是經濟運行的高級形態。應該認識到，經濟全球化在帶來風險與動蕩的同時，也帶來高效、利潤與發展機會。從某種意義上講，經濟全球化的“陷阱”更是發展中國家自身原因所致，是由于發展中國家不顧自身現實，錯誤采用經濟全球化政策所致。我們知道，發展中國家往往具有這樣一些特點：產業結構素質低下、抗風險能力弱；經濟規模相對弱小，具有易受操縱性；等等。發展中國家的這些特點決定，在經濟起飛階段，發展中國家不宜完全放開國內市場，而應大力發展優勢產業，同時注重本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在放開國內市場時要注重策略性，要根據自身的實力，循序漸進地確定適合于自身的制度安排，比如：可先實行經常項目可自由兌換，待時機成熟時再實行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在實行經常項目自由兌換時，可參照發達國家早期成功的經驗，設置相對高的關稅水平、非關稅壁壘，以保護國內稚嫩產業的發展；等等。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說明經濟全球化“陷阱”的存在，并不是否定經濟全球化，其重要用意在于加強發展中國家對經濟全球化所帶來風險與動蕩的認識，強調制定政策特別是關于經濟全球化方面政策要從本國國情出發，因為只有切合實際的政策安排才能恰到好處地推動經濟飛躍成長，而不至于冒高額風險成本，最終功虧一簣。

二、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我國政府的對應策略

自1978年我國實行對外開放以來，我國便一步一步走向經濟全球化浪潮，20年的實踐經驗表明，中國的經濟開放戰略是成功的。其成功之處很大程度上在于堅持了漸進式的、務實的外向型戰略。直到1994年我國才實行經常項目有條件可兌換，資本項目至今仍處于管制之下不能自由兌換。一定意義上講，正是這種務實的策略，才使我國在去年乃至延續至今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免受國際游資的沖擊，免于遭受被襲擊破落的命運。但鑒于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存在巨大的風險與動蕩，為保證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實現經濟社會目標，我國政府應采取如下幾項策略：

（一）建立我國國家經濟安全防范體系

國家經濟安全主要是指一國經濟免于因生態危機、經濟不穩定、失業、金融市場紊亂、通貨膨脹、大規模的貧困、商品不安全等的沖擊而處于穩定、均衡和持續發展的狀態。我們注意到，在來勢兇猛的全球化浪潮以及已經發生和潛在的金融危機面前，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已日益成為我國政府必須認真對待的重要問題之一。借鑒美、日、俄等國在這方面的經驗，筆者認為，建立我國國家經濟安全防范體系，應從如下幾方面著手：

1確定一個負責國家經濟安全的部門。該部門應具備如下幾項職能：（1）監測、預測并報告國家經濟安全形勢；（2）制定《國家經濟安全戰略》，定期提出《中國國家經濟安全報告》；（3）從國家安全角度提出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具體方針、政策和策略；（4）依據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適時提出我國防范和應對損害國家經濟安全的具體措施。

2建立國家經濟安全的聯席會議制度。該聯席會議應由國務院領導同志主持，由國家發展計劃委、國家經貿委、外交部、安全部、國防部、外經貿部、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等國務院主要部門參與。

3建立我國國家經濟安全預警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的功能在于及時反映國家經濟的異兆，以給決策部門以指導，及時采取措施，將顯性或隱性的損失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4建立必要的儲備和保障體系。建立該體系的目的在于將國家安全遭到損害時的經濟損失減至最小，防患于未然。5在適當時機制定國家經濟安全法規。保障國家經濟安全不能單靠政府的力量，還應制定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法規，以法律剛性，給妨礙國家經濟安全的行為以“硬性”制約。

（二）發揮經濟政治大國的優勢，積極倡導建立全球化新規則為此，我國政府應在如下四個方面采取措施：

1倡導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建立結構合理、基礎穩健的國民經濟，并保持足夠的即期支付能力。其中，調整包括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對內，即設計穩健的產業結構，清除經濟泡沫，保持經濟的健康發展；對外，即合理利用外資，控制債務規模，保持國際收支的長期平衡和足夠的即期支付能力。

2倡導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加強國際間的合作，加強彼此之間的政策協調，保持政策的一致性，以使國際游資難以對不同市場進行各個擊破。

3倡導世界各國適當提高國際資金尤其是短期資金流動成本。英國經濟學家托賓曾建議對外匯交易征收不超過5％的稅金，這樣做對長期投資的影響不大，但對頻繁流動的國際游資，卻可以有效地提高其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交易的頻繁程度，削弱市場的過度投機。當然，不一定要采取直接征稅的方式，但完全可以通過增加國際資金流動成本的經濟手段，控制過度的投機。

4倡導世界各國提高國際資金流動的透明度，建議各國貨幣當局彼此之間提供技術支持、實現信息共享，建立一個有效的國際監管信息系統。

（三）加強金融監管的力度，提高虛擬經濟對實質經濟的支持度

1要改變傳統的監管手段，放松對金融的直接管制，加強以促進金融業謹慎經營為目的的風險監管，保證金融業的效率和穩定。需要指出的是，放松管制并不是不要監管或者放手不管，而是在放寬一些管制的同時加強某些監管，或者在微觀上放松一些管制，在宏觀上又加強某些監管。從限制競爭改為促進公平競爭和提高安全性并舉，在保證金融業穩定的前提下放松束縛金融業合理競爭的過度管制，尋求保證金融業效率和穩定的最佳均衡點，達到對金融運行新的控制，而風險監管則正是適應這一要求產生的新的監管方式。

2要努力實現金融監管國際化，改變單項協調的管理策略，采取綜合性、國際性的監管策略、監管政策、手段，以與全球化發展趨勢相一致，達到國際先進水平。a.監管對象應包括國內金融業、國內金融業的國外分支機構和本國境內的外國金融機構；b.監管內容應適應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問題、出現的金融風險尤其是系統性金融風險；c.監管手段應比照國際標準，監管法規和會計、審計制度均應與國際接軌。

篇10

關鍵詞:金融危機;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金融管制

中圖分類號:F83文獻標識碼:A

一、前言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金融危機已不再是一家之事,隨著美國這個世界金融中心的倒塌,它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傳遍全世界。

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2008年9月14日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采訪時說,美國正在陷入“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之中。

世界銀行2008年12月發表的《2009年全球經濟展望》報告認為,2008年和2009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將大幅放慢,而2009年世界貿易也將出現自1982年以來的第一次下降。報告預測,2008年全球GDP增長率為2.5%,2009年則進一步回落至0.9%,均大于2007年3.7%的增長速度。其中,歐元區、日本和美國今年的增長速度分別為1.1%、0.5%和1.4%,明顯低于去年的2.6%、2.1%、2.0%,而明年的三大經濟實體將分別出現0.6%、0.1%和0.5%的負增長。報告預計發展中國家的2008年和2009年的增長率分別是6.3%和4.5%,也低于2007年7.9%的增速。

隨著改革開放經濟國際化的浪潮,中國的金融市場也逐步開放。在金融危機面前,盡管是金融開放程度有限的中國也難以獨善其身。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已經對我國經濟產生了負面影響――進出口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匯率風險、樓市下跌、股市不穩以及欲罷不能的美國國債,等等。

金融危機就像瘟疫一樣肆虐著整個地球。而金融深化,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必須面臨的發展問題――對于改革開放的中國尤其具有重要意義。

二、金融危機的產生

金融危機的產生多是由經濟泡沫引起的。而美國的次級房貸泡沫的破滅成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導火索。美國的次級房貸造就的房產經濟的虛假繁榮帶動了整個金融體系的泡沫大生產。大批的美國銀行和金融機構違規操作,利用房貸證券化,將風險轉移到投資者身上,有意無意地降低信貸的門檻,導致銀行、金融和投資市場的系統風險大大增加。華爾街的老板們絞盡腦汁開發新的金融產品,從MBS、ABS到CDO、再到CDS,再到最后就連美聯儲主席都不知道的金融產品。金融產品的不斷創新使收益率不斷提高,導致越來越多的經濟個體從事這樣的泡沫經濟,使風險成倍增加,并且越來越難以計量。

表面上看,利率的上升和住房市場持續降溫是引發美國次貸危機的直接原因――進而發展成為世界性的金融危機。然而,次級貸款本身就是自由化泛濫的結果。金融深化理論推崇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強調市場的自我調節,但是由于市場失靈的存在以及對于金融市場監管的缺乏必然導致道德危機――只顧牟取房貸利益而無視按揭客戶的償付保障與還款能力的脫節。當利率稍有上漲時,貸款人便無力償還,這時候大量的違約便產生。而房產的降溫使原本期望收回房產彌補違約貸款的計劃泡湯,那么銀行等貸款機構便面臨大量的壞賬。與此同時,給貸款機構提供保險的保險機構也跟著遭殃。由于房貸的證券化,使得風險可以迅速而又普及地傳播。就這樣,原本買賣雙方的交易風險成倍地擴散到整個金融體系。次貸危機便不可避免地產生了。

當大批的銀行、投資機構和保險機構背負巨額債務紛紛破產倒閉時,美國政府便開始出面干預救市,實施“國有化”。國有化的實質就是用納稅人的錢來彌補這些金融機構的債務。緊接著美國政府開始大印鈔票、大發國債。于是美元貶值、美國債券大幅縮水。與此同時,受金融國際化影響的其他國家的金融機構也跟著倒閉。而大量持有美國債券的國家,如日本、中國,也不得不為美國的債務埋單。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紛紛出場的時候總是伴隨著企業大量的倒閉、失業率的增加、對外貿易的減少,國際經濟局勢進一步惡化。就這樣,金融危機像傳染病一樣,危害著整個世界。其中,過度強調市場作用的金融自由化功不可沒,美國也成功地利用其金融深化發展將金融全球化的國家拉下了水,順利實現風險轉移。

由于匯率的管制,貨幣兌換的非自由化,使得存在“金融管制”的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之一的中國的金融體系沒有受到太大沖擊。這得益于我國對于金融市場的有效管制。那么,金融深化在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它的負面影響尤其值得我們深思。

三、金融深化與金融抑制

什么是金融深化?政府放棄對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的過度干預,放松對利率和匯率的嚴格管制,使利率和匯率為反映資金供求和外匯供求對比變化的信號,從而有利于增加儲蓄和投資,促進經濟增長。金融深化可通過儲蓄效應、投資效應、就業效應、收入分配效應,促使經濟發展。金融深化,就要放開利率管制,取消信貸配給制,實行金融的自由化。

與之對應的是金融抑制,在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金融業遠未達到成熟,金融體系效率低下,因而不能有效地為經濟發展服務。

西方的金融深化理論認為,金融深化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發達國家之所以發展快,就是得益于他們金融深化程度高,貨幣資金流動迅速所致。并且還認為,金融創新的速度要高于經濟增長速度,才能帶動經濟發展;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緩慢與金融抑制是分不開的。

麥金農在1973年《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一書中,對金融自由化作出了系統論證。他假定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市場極不發達,企業主體融資方式為內源融資且投資不可細分,所以貨幣與實質資本具有互補性。這樣,隨著實際利率的上升,將產生實際利率實際貨幣需求余額投資產出的渠道效應,而金融抑制政策會導致嚴重的脫媒現象和金融衰退。所以,他主張取消利率管制,控制通脹,放松外匯管制,實現金融自由化,促進經濟增長。肖在1973年《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一書中,從債務中介的角度闡述了金融深化理論。他認為:貨幣不是財富或生產要素,而是金融體系的債務中介。金融深化使金融中介機構規模擴張和完善成熟,并通過調劑流動偏好、分散風險、提高貸款的規模經濟效益、降低信息成本等途徑有效地配置資源,產生收入、儲蓄、投資、就業四大效應。

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深化措施包括:①通過提高名義利率、控制通脹、維持貨幣供給的外生性等手段推進貨幣深化;②通過在金融體系內提高競爭、消除行政干預、增加金融資產種類等措施推進金融體制深化;③改革財稅體制,提高稅收彈性,消除赤字型通貨膨脹;④進行外貿改革,實行浮動匯率制、貨幣自由兌換和外貿自由化等。

但是,此次金融危機正是由于缺乏管制的金融自由化發展的結果。在此次危機過程中,美國實施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國家干預,形式上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的重新啟動也意味著美國政府對于金融深化自由化發展的彌補。事實說明對于金融市場的適當管制是很有必要的。

四、金融深化發展的影響

(一)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的實踐意義在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得到了印證。但是金融深化不等于絕對的自由化,這也是發展中國家在推動金融深化過程中必須注意的問題。在充分利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提倡市場競爭的同時,也應該認識到市場調節的不足。由于市場失靈的存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必須發揮相應的效用,將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結合起來,從而避免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

爆發金融危機的美國,其金融體系的發展是相當完善的,然而由于自由化的過渡發展使得不可避免的道德風險普遍地產生――大量的次級房貸就是證明。因為房貸的證券化,提供貸款的金融機構可以將風險很容易地轉移到投資者的身上,當簽約一方不完全承擔風險后果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為就必然產生。無怪乎為什么貸款的門檻會那么低。

另外,由于監管的缺乏,脫離經濟實體的金融創新也是此次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的金融深化理論認為金融創新的速度要高于經濟增長的速度才能推動經濟的增長。但事實證明,在缺乏監管的金融市場,金融產品的創新過快,使得系統風險加大。更嚴重的是,金融產品會加速資金的流動,使風險迅速而又成倍的增加。投資銀行杠桿操作的高風險以及CDS市場的瘋狂就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

所以,在肯定自由化效率的同時,必須加強對金融的監管――金融不能完全自由化。我國現在處于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的過程中,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化。但是,我國的利率現在還沒有完全放開,人民幣的自由兌換也沒有放開。主要是考慮到自由化過程中應當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實現一個漸進的過程。此次世界金融危機中,我國的金融體系之所以沒有發生危機,除了我國金融市場沒有完全開放之外就是得益于國家的有效監管。

(二)金融深化帶來的國際化風險。從實質上來講,金融全球化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借助于金融全球化,發達國家既可以從落后國家得到金融資本、金融市場和巨額利潤,也可以向落后國家轉嫁金融風險,緩解自己的風險壓力。特別是對于美國這樣的金融發達國家,金融全球化的好處更不待言。華爾街的金融精英們事先完全能夠預料到次貸危機所蘊含的風險及其后果,也正是由于他們對于風險的認識,通過金融創新,通過金融全球化,他們將其中的風險轉嫁到全世界。盡管次貸危機給美國金融業帶來巨大損失,但最大的受害者不是美國,而是正在推行金融全球化的新興市場國家。所以,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在金融深化發展的過程中,防范和應對金融國際化帶來的金融風險是一個重要課題。必須認識到,在金融深化發展過程中,金融全球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它必須從各國經濟和金融的現實基礎出發。超越現實的金融國際化必然會為世界金融危機付出代價。

(作者單位:北京理工大學)

主要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