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特征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流動人口特征，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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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流動人口；艾滋病；防治對策

隨著中西方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接軌，近年來流行在西方社會的艾滋病在中國的發病率迅猛增加。2009年，中國衛生部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評估中國艾滋病發病情況顯示[1]，當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HIV/AIDS）約74萬人，包括確診艾滋病患者10.5萬人。2009年后，對艾滋病攜帶者和患者數目沒有大范圍統計，但局部資料顯示，艾滋病疫情持續上升且性傳播已成為主要傳播途徑，男-男同性戀傳播艾滋病所占比重明顯增加[2]。為研究人口流動與艾滋病發病之間的關系，筆者搜集近幾年來人口流動特征與艾滋病發病特征，并進行綜合分析，具體報告如下。

1流動人口現狀

流動人口是指在沒有改變原居住地戶口的前提下，到戶口所在地以外的地區生活和工作的人群。流動人口的概念包括務工人員、經商人員和社會服務工作人員，但不包括旅游、度假、探親、上學和從軍等。我國流動人口以進城務工農民工和外出經商者為主。2014年某地區2183名流動人口資料統計見表1。

表1顯示在流動人口中男性占絕大多數（72.97%）；年齡20～50歲者所占比例最大，這段年齡人群也多處于性活躍期；初中學歷最多（47.41%），流動人口學歷層次普遍不高；多從事制造業（34.31%）和建筑業（28.77%）。

2流動人口中艾滋病流行現狀

2183名流動人口中，發現艾滋病病毒攜帶者102例（4.65%），艾滋病患者23例（1.05%），遠高于同時期全國艾滋病平均發病率。流動人口在社會中所處社會地位較低，經濟條件困難，他們的身體健康很難引起社會的重視，致使這一艾滋病高危人群在很長時間內都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和救治。

3流動人口中艾滋病流行的原因分析

3.1艾滋病防范意識較差 劉勇鷹等[3]在廣東省流動人口艾滋病相關知識、行為現狀及其影響因素分析中指出，當地艾滋病的聽說率為74.76%，艾滋病防范知識的總體知曉率為43.97%，對艾滋病傳播途徑（血液傳播、母嬰傳播、性傳播）的知曉率為67.98%，總體均偏低。更有20.74%的受調查人群認為蚊蟲叮咬可以傳播艾滋病。

流動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較低，他們在學校沒有獲取或很少獲取艾滋病相關知識，所以他們在生病就醫、與人接觸方面的防范意識較為淡漠，以致暴露于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危環境而渾然不知。針對流動人口具體從業環境和生活環境對其進行恰當的教育，應該有助于增強他們對艾滋病的預防意識。

3.2高危活躍 杜佳校[4]調查研究表明，流動人口中發生婚外的比例達到20.34%，在婚外中安全套的使用率僅為63.98%，同性戀達到3.92%，大大增加艾滋病的傳播幾率。

本研究中外出務工人群中男性占72.97%，其中年齡20～50歲者所占比例最大，該群體正處于性活躍的高峰期，且多為已婚單身流動男性，配偶不在一起居住，發生高危概率較大。隨著社會風俗的日益開放，觀念的淡漠，很多年輕流動人口并不反對高危，因此社會加強對此類人群艾滋病干預尤為重要。

3.3自身經濟條件差 流動人口普遍經濟條件較差，生活節儉，有調查顯示68.86%的流動人口生病后不會選擇大醫院就醫，而小診所就診的患者中57.35%是外出務工人員。而這些小診所大部分未達到國家的衛生標準，注射器、針頭等醫療器械消毒不嚴格，在這些地方就診感染艾滋病的風險很大。

4流動人口艾滋病預防和控制對策

2010年我國《關于進一步加強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明確指示加強"政府組織領導、有關部門各負其責、全社會共同參與"艾滋病防控格局的形成。流動人口的上述特征和艾滋病在流動人口中的流行趨勢顯示，加強流動人口對艾滋病的防控是勢在必行。針對上述三點原因分析，筆者提出以下防護對策。

4.1增強流動人口的艾滋病知識和防范意識 我國流動人口以初中文化的中青年為主，可以在農村初中設立艾滋病宣教中心，讓艾滋病知識進入課堂，使流動人口得到事先教育。在輸出流動人口前，當地村政府宜統一進行艾滋病的知識培訓和務工青年行為引導，樹立艾滋病預防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同時積極開展留守家屬和配偶教育，在家庭觀念和環境影響下減少的傳播[5]。

4.2加強對商業場所的監管 相關部門應該貫徹"政府組織領導、有關部門各負其責、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指導思想，整改和取締非法商業場所。以流動人口工作地、居住地為干預場所，周邊杜絕非法商業的發生。在醒目位置標示并免費投放安全套[6]，加大安全套使用的宣傳力度，廣泛宣教艾滋病的傳播知識和危害，鼓勵正確使用使用安全套。

4.3提高流動人口的社會地位 流動人口為祖國的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在艱苦的環境中還要努力工作，理應得到全社會的尊重和認可。在全社會廣泛弘揚尊重流動人口的風尚，減輕流動人口看病就醫負擔，鼓勵流動人口到正規醫療機構就醫[7]，防止艾滋病在流動人口中的非性傳播。

綜上所述，流動人口是艾滋病的高危傳播人群，針對流動人口的特征，采取合適的干預手段，能夠有效減少艾滋病的傳播，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 中國艾滋病疫情情況， 2009-11-30.http：//.

[2]陳文，李群，劉磊.等. 某中型旅游城市流動人口艾滋病KAP 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J]. 現代預防醫學，2010，37（3）：502-504.

[3]劉勇鷹，林鵬，付笑冰，等. 廣東省流動人口艾滋病相關知識、行為現狀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華南預防醫學，2009，35（6）：23-27.

[4]杜佳校.我國流動人口特征及艾滋病防控對策[J].實用醫藥雜志，2011，28 （05）： 452-454.

[5]邱守中，林小華，廖業山. 流動人口特征與艾滋病防治對策思考[J].中國保健營養（下旬刊），2012，22（07）：2378-2379.

篇2

我國城市化水平曾較長時期保持穩定。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城市化水平開始大幅提升，流動人口也隨之快速增加。到2011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突破一半，改變了我國人口總體結構。當前流動人口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

總體數量增多，比例明顯增大。1995年，我國流動人口僅為5000萬人左右，到2010年已超過2.2億。過去只在一些大城市出現的流動人口，如今遍布幾乎所有城市，人口流動已經演變為全國普遍現象。同時，流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不斷增大。1982年，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僅占總人口的0.66％，2000年流動人口比例上升到7.9％，2010年這個比例達到17％。

結構發生變化，組成更加復雜。一是年齡結構發生變化，中年農民工和兒童比重增加。在2000年，流動人口主要由年輕人組成，呈現明顯的年輕化特征。到2010年，流動人口不僅變“老”了，40歲以上農民工的數量和比例都增加了；而且變“小\”了，流動人口子女到城市里與父母一起居住、接受教育的現象越來越多，全國流動兒童比例已經超過留守兒童比例。二是性別構成漸趨均衡。近幾年，更多的已婚農村女性進入城市，流動人口呈現出家庭化流動趨勢，促使性別比趨于均衡。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監測數據顯示，已婚流動人口中有84.5％與配偶一同流動。

工作不穩定，流動仍然頻繁。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流動人口，職業技能總體較低，多在技術含量不高的崗位上工作，工資待遇不高，工作不穩定。不少人在不同城市、地區之間流動，即使在同一城市，也頻繁更換工作。流動人口在一個行業內平均就業時間只有3年左右，而在流動人口大量聚集的住宿餐飲業，平均就業時間僅為32個月，在制造業僅為35個月。

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982年以來的全國人口抽樣調查和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長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982年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58年，全國平均水平為5.5年；2000年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66年，全國平均水平為7.62年；2005年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89年，全國是8.3年。這主要是由于流動人口群體相對年輕，基本都接受或完成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另外，流動人口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越來越多。目前流動人口中具有本科學歷的人數已超過300萬人，拉升了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

流動人口面臨的主要問題

近些年來，各地各部門在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更好地保障了流動人口的各種權益。但目前仍然存在不少問題，一些問題還比較突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勞動權益保障。主要是勞動合同簽訂和執行不規范，簽訂勞動用工合同的比例較低；工作時間較長，據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監測數據顯示，流動人口平均每周工作60.4小時，其中批發零售業68小時，制造業52小時；社會保障覆蓋率不高，由于尚未實現流出地與流入地社會保障方面的銜接，流動人口不能充分享有各項社會保障。

子女教育。工作不穩定，流動頻繁，致使流動人口子女難以得到連續而穩定的教育，受教育質量偏低。接受完整義務教育的問題尚未完全解決，在流入地參加中考、高考的問題也已經凸顯。一些城市公辦教育資源不足，不能完全滿足流動人口子女的求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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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深圳市 流動人口 定居意愿 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G9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3）09-0009-01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城市發展迅速，而隨之而來的龐大流動人口，成為我國城市、特別是一線城市發展的重要參與者。深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廣闊的發展空間、優質的社會服務、優質的社會生活，都成為吸引外來務工人員的重要因素。流動人口已成為深圳社會經濟、人口轉型過程中的突出特征。本文針對深圳市6個區的流動人口調查，分析其定居深圳市的意愿，以提高深圳市在未來的發展中，更好地落實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戰略。

一、深圳市流動人口定居意愿調查

為全面而科學地了解深圳市流動人口定居意愿，本文通過對深圳市6個區的流動人口進行了問卷調查。在此次問卷調查中，共發放2000份問卷，并收回1801份，收回率為90%。應該說，此次問卷調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下表1所示，是所有調查流動人口定居意愿概況。

深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數以萬計的外來務工人員，構成了深圳市龐大的流動人口群。從此次的調查來看，有定居意愿的人數只占18.84%，而持不確定態度者占到了52.09%之多，沒考慮過或沒有定居意愿的占29.07%。所以，深圳市流動人口定居意愿相對比較冷淡，在各方因素的綜合影響下，深圳市流動人口對定居持觀望態度。

二、深圳市流動人口定居意愿的影響分析

在對深圳市流動人口的調查分析中，我們發現，影響深圳市流動人口定居的因素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流動人口個人特征；二是流動人口的家庭狀況；三是深圳市所具有的吸引力；四是社會參與。并且，各主要影響因素中，又包含相關的具體內容。

（一）個人特征

對于在大城市的流動人口而言，其個人特征中受教育程度、留居年數、戶口等，都是影響其選擇定居的重要因素。其實，個人特征對定居意愿產生直接的影響。由于戶口的限制，受教育程度低、離鄉背井到城市打工的流動人口，其工資水平相對較低，這也是流動人口難以選擇或無能力選擇定居深圳的重要因素。而流動人口留居年數越長，對城市的熟悉程度加大，這也勢必增進其對城市的感情。在此次的調查中，選擇有永久性定居意愿的18.84%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在深圳留居了至少6年以上。而流動人口自身低工資與深圳高消費、高房價形成了巨大差距，也成為沒有考慮過或沒有定居意愿的首要原因之一。

（二）家庭狀況

家是中國人意識中的主體，家庭狀況往往左右人的諸多行為。在調查中我們不難發現，隨遷人口數、婚姻狀況，成為流動人口選擇何種方式生活的關鍵因素。在選擇永久性定居的人群中，有60%的人是因為希望家人享受更好的社會化服務、子女有更好的教育。對于年輕人而言，在某地建立了婚姻，這也很可能成為建立愛巢的地方。所以，婚姻狀況是成為是否選擇定居的重要因素。在不確定定居的52.09%的人中，有21.3%的人是因為另一半或愛人不在深圳發展；而選擇永久性定居的人，絕大部分是愛人也在深圳發展。

（三）城市的吸引力

毋庸置疑，深圳是我國四大一線城市之一，城市所呈現出的吸引力也是多元化的。在調查中，一部分人認為深圳有廣闊的發展空間，且生活質量高、社會化服務好、城市環境好、公共設施完備等，這成為其選擇定居的重要因素。當然，很大一部分人認為，深圳消費高、工資低，而江浙一帶新興發展的熱點地區，也在不斷地吸引著流動人口，致使流動人口處于觀望態度。

（四）社會參與

人作為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參與勢必成為影響其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在被調查中，由于不能積極融入當地社會，以致于在城市生活、工作的意愿薄弱，這也是7.29%的人選擇不考慮的重要原因所在。深圳所煥發的魅力是無窮大的，但流動人家在社會層面、制度層面以及文化心理層面均存在融入困難的現實，也是逐漸削減流動人口定居意愿的關鍵因素之一。

三、結束語

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背景下，流動人口已然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參與者。通過對深圳市流動人口定居意愿的調查分析，有助于建立有效的人口宏觀調控機制，在吸引人才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調查分析來看，影響深圳市流動人口定居的因素是多元化的，但集中體現在流動人口個人特征、深圳市所具有的吸引力、社會參與及家庭情況四個方面。這也就說明，當前深圳市流動人口在定居上持觀望態度是多方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參考文獻】

[1]吳瑞君.城市流動人口留居意愿研究——基于上海、蘇州等地的調查分析[J].人口與發展，2011（05）.

[2]盧小君.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居留醫院的影響分析——以大連市為例[J].大連理工大學學報，2012（12）.

篇4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越來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門，被大規模地吸納進藍領職業以及服務性行業，其中有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農村流動婦女。工業經濟時代的農村女性由于參加社會生產活動，從事有償報酬，在經濟上不再像以前一樣依賴于男性。通過在家庭以外自己賺錢得到應有的地位為途徑，她們獲得了一定權力，有助于在家庭里擺脫受壓迫的地位。據新近的女性主義分析，這是公共父權制削弱了私人父權制對婦女生活的控制，是工業化的經濟動力與現存與家庭和國家中的父權制體系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結果。

在現代中國，流動婦女從私人父權制的堅固堡壘——農村家庭中走向國家和經濟生活領域的公共父權制，會面臨怎樣的境地？流動人口中，就業的性別隔離狀況如何？萊斯金(Reskin,1988)認為，不論是婦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樣的勝利成果，男性精英都會重塑資源分配的規則，使婦女相對來說總是處于失利的一方。[1](P325)流動人口的性別收入差異如何？是否如萊斯金所說，整體上流動婦女的工薪工作的收入補償要少于男性？

本文主要對廈門市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影響因素進行多元回歸研究。研究的結果顯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農村流動人口工資差異可以用性別、原工資收入、受教育年數以及目前工作上的年數等因素來解釋，年齡、婚姻狀況和從事非農工作年數對其工資沒有顯著影響。分析表明，決定農村流動人口收入的顯著因素是性別和原工資收入狀況。

二、樣本特征簡介

樣本來自近幾年在福建省廈門市舉行的流動人口系列抽樣調查(2002年廈門市流動兒童健康和教育狀況抽樣調查和2003年廈門市流動人口婚姻家庭狀況抽樣調查)。前一次調查采取分層隨機等距的抽樣方法，對被抽取的樣本進行問卷調查，有效問卷共940份。后一次流動人口婚姻家庭狀況也采取入戶問卷調查形式，調查范圍包括廈門市私營企業、學校、工地、飯店等各行各業的外來人口，總共有491個樣本，有效問卷為487份。廈門市位于福建省東部沿海城市，經濟較發達，大體可以反映我國東部沿海城市的流動人口狀況。

本文分析利用的是那些擁有工資收入的人，兩次調查中，總共有1130個符合本文研究要求的樣本。其中流動婦女有效樣本個數為672個，占59.5％；流動男性人口樣本個數為458個，占40.5％。表1給出了這些農村流動人口總體樣本的基本特征，下面我們逐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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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動人口的人口特征

在這次調查的樣本中，他們年齡在14-79歲之間，平均年齡為30歲，男性平均年齡為31歲，女性為30歲。流動人口不論男性還是女性主要年齡段均為20-35歲，分別為各自總人數的77.3％和84.3％。這與全國各地流動人口的年齡段相吻合，如據珠海市、廣州市的抽樣調查，流動人口也主要為年齡在16-35歲和18-35歲之間的青壯年。(見圖1)

性別結構對流動人口的構成有一定的影響。不同行業對性別不同的勞動力要求也有所不同。據廣東省公安廳1996年統計，在1101萬流動人口中，男女比例分別為569萬和532萬，男性高于女性，而據1998年上半年的統計，男女分別上升為575.3萬和578.5萬，女性高于男性，總體上兩性差別不大。但實際上有的地方因行業和工種的不同，使用性別不同的勞動力卻有著諸多差別。這次調查中，59.5％為女性，40.5％為男性，性別比同廣東省及全國大部分流入地區情況相差不大。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譚深認為，從外出類型上看，未婚者與已婚者的差別是很大的：未婚男女的外出基本上屬于個人的自主性流動，而一旦結婚成家，男外女內、男主女輔的性別分工就立刻鮮明起來，結婚成家帶來的責任感鼓勵了男性的外出，但卻是女性外出的制約因素。即使夫妻同出，往往是丈夫先出，然后回來接妻子，形成妻子的從屬性流動。婚姻狀況是否會加劇性別對工資收入的影響，與工資收入存在某種相關性呢？

2.流動人口的文化特征

文化素質、受教育程度是構成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重要影響因素。文化層次的高低是衡量不同群體類型流動人口素質的主要標志之一。樣本中有研究生學歷，也有文盲，主要為小學和初中、高中文化程度，所占比重依次為25％、44.2％和20.4％，而大學以上學歷和高中分別占4.2％、6.2％。這說明調查對象絕大部分屬于中低層次文化程度。調查中文盲、半文盲人數較少，這也與我國農村的教育普及程度相一致。

3.流動人口的工作經驗

樣本中流動人口在外打工時間最長為26年，平均在外打工時間7年以上。在廈門滯留時間即表中“廈門年數”有些長達24年，平均滯留時間近6年。流動人口中有個別原工作工資收入(即前期工資)高達4000元。打工時間、廈門滯留時間可以作為反映工作經驗的變量，前期工資可以反映出流動人員的工作經驗。

當然，實際生活中影響個人工資高低的因素很多，如行業、勞動熟練程度、職務以及國家隨機增資政策等。但由于本次調查農村流動人口多從事建筑業、加工業、環衛一些“臟、重、累”等工資低的行業，因此這里未將工種作為一個獨立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廈門市近幾年的流動人口的月平均工資收入為500-800元，工資最高的為5000元，而最低的才300元，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是如何產生的呢？從表1中可看出工資高的人所受的教育年數要遠遠高于工資低的人，從事工作的年數也長于工資低的人。雖然我國長期實行的男女平等的社會政策，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特別是決策者形成了“社會發展自然帶來婦女發展”的思維定勢，會不會忽視發展可能帶來的擴大差別、剝奪脆弱群體發展機會的負面作用？如果這樣，在提高婦女地位的同時將不可避免會形成新的“性別盲點”。那么是否性別會對農村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產生影響？影響有多大？在后面的兩部分中，我們將通過多元計量分析來具體解釋這個問題。

三、流動人口工資的決定因素

我們下面建立一個多元回歸模型來看看流動人口現期工資收入與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打工時間、在廈門滯留時間、原工資收入等變量間的關系。回歸的因變量是流動人口現期工資；自變量分成人口特征、文化特征和工作經驗等三組。人口特征包括年齡、性別(男性=1，女性=0)和婚姻狀況(結婚=1，單身=0)。文化特征為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0，小學文化程度=1，初中文化程度=2，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3，大學文化程度=4)。工作經驗包括在外打工年數、在廈門滯留年數和原工資收入。

我們共進行了兩次回歸。第一次是用Backward對全部因變量回歸，結果見表2。第二次是對性別、受教育程度、在廈門滯留時間和原工資收入幾個顯著性因素進行回歸，結果見表3。

在對全部因素的回歸中，有幾個有意義的結果值得我們注意。首先，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經驗中的“原工資收入、在廈年數”高度顯著，說明所受教育程度與工作經驗都可以增加流動人口的工資水平。這就說明流動人口雖然大部分從事體力工作或簡單腦力工作，但其工作收入仍要求有一定文化水平，與工資收入成正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流動人口知識水平要求必然還將繼續提高。

其次，從表2中可以看出，在人口特征中，只有“性別”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會產生影響，而“年齡、婚姻狀況”與流動人口的工資的相關關系不強。因此可以認為，雖然隨著流動人口的年齡增長，體力會逐漸減退，但工作經驗、生活閱歷的增長可以彌補其影響。另外人們也許會認為婚姻有助于個人的成長與發展，但模型顯示它并不能給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帶來顯著變化。

第三，出乎意外的是，“打工時間”的長短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影響不大，反而是在流入地滯留時間的長短與工資收入有明顯的相關性。不過打工時間不能影響流動人口的工資水平，同“年齡”不能影響工資水平倒似乎保持了一致。對于流動人口來說，與其輟學外出打工賺錢，不如多讀些書，提高受教育水平。模型回歸結果表明靠延長打工時間獲得的工作經驗的想法是錯誤的。

從表3我們可以看出，第一，性別與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相關性很強。同等程度下，男性比女性的平均工資要高一個檔次，近400元。排除男女體力上的差異，如此大的差距似乎說明勞動力市場還沒有完全達到性別平等。關于性別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影響，我們將在下一部分詳細闡述。

第二，教育水平與現期工資相關程度也很強。平均而言，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個層次，工資水平就上升200多元，也就是說，同等條件下，小學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要比文盲、半文盲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要高200多元；而初中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又比小學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要高200多元，其它依次類推。隨著社會的進步，對教育程度的要求應越來越高。因此，農村流動人口要獲得更高的工資報酬，就應不斷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重視子女的教育。

第三，原工資收入與現期工資正相關。雖然原工資收入不能直接決定一個人的工作能力，可能的解釋是，它可以傳達一個人的工作能力方面的信息。一般來說，流動人員若原工資收入高，工作能力必然較強，現期工資收入也不會低。

第四，在廈門滯留時間也與工資收入成正比。在廈門多滯留1年，可以增加流動人口工資23元左右。在勞動力輸入地滯留時間越長，越有助于流動人口提高在當地的適應能力，獲得語言優勢，更加融入當地社會，人際關系也會處于相對優越的地位。

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存在顯著差異，其差異可以由性別、受教育程度、原工資收入以及在廈滯留時間所解釋。決定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性別和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性別對農村流動人口工資的影響巨大。相比之下，除了性別外，受教育程度最重要，其次是工作能力，最后是在流入地的滯留時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彌補由于工作能力方面缺陷帶來的工資損失。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多接受2、3年教育的工資可以相當于在廈門多滯留10年的工資。而年齡、婚姻狀況則對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影響不大。

這些結論說明，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狀況明顯有利于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男子。工資收入與教育水平和工作經驗相關這一結論表明，流入地看重流動人口的知識和能力積累。流動人口之所以被當地接納，在于其經濟價值，流入地也應按市場經濟運作，給予他們相應的工資報酬。

四、工資收入中的性別差異

我們將結合多元回歸的結果，從教育程度、工作能力和流入地滯留時間三方面來具體分析流動人口工資收入中的性別差異。

首先來看看流動人口的教育程度方面的性別差異。表4顯示，文盲、半文盲的女性流動人口占女性流動人口總數的8.5％，而男性接近2.8％；女性中受教育水平為小學、初中占絕大多數為女性流動人口總數的73.5％，男性中絕大部分人受教育水平為初中、高中，占男性流動人口總數的73.6％；由于59.5％的樣本為女性，所以大學文化程度的女性絕對數量比男性多1個，但從百分比的相對數來看，女性比男性少近兩個百分點。因此，總體上來說女性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要比男性流動人口低于一個層次。

表4不同性別流動人口教育程度狀況

我們再來討論一下不同性別流動人口的原工資收入狀況。從表5中可以看到，少于500元工資收入的女性流動人口不論是絕對數還是相對數都遠遠多于男性流動人口，達到57.3％。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相對較分散，雖然低于500元的也占男性流動人口總數的42.4％，但工資收入為500-800元、800-1100元之間的有23.1％和18.3％，比女性流動人口要多。中、高工資段的流動人口，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普遍偏少，這可以從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素質培養等條件限制中得到解釋。

表5不同性別流動人口原工資收入狀況下來看看在廈門市滯留時間長短會對男、女性流動人口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很顯然，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在流入地滯留時間方面的性別差異不大。(見表6)不過在滯留10年以上的時間段里，男性流動人口的百分比要大于女性。我們可以理解為，流動人口多以夫妻共同流動以家庭的狀態待在流入地，而且這種狀況與滯留時間成正比。從這里看，滯留時間對不同性別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差異的解釋力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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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表5與表7進行對比，就能發現流動人口從流動中是獲益的。工資收入不論男性還是女性均有大幅度的改善，尤其是男性流動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由42.4％飛速下降至9％。相比之下，女性流動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下降幅度僅為11.6％。而且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上漲幅度遠遠大于女性流動人口，男性流動人口工資收入500-800元段的百分比變化不明顯，800-1100元段的百分比上漲尤其突出，由18.3％變為30.6％，其它各工資段男性流動人口百分比均有小幅度上升。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狀況相形見絀，大部分工資收入上漲集中于500-800元段，雖然其它工資段百分比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增長幅度均小于男性流動人口。總體上說，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集中于800元以下，占其總數的76.8％，而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則位于500-1400之間，比例為66.2％。這樣看來，流動能使女性流動人口獲利，但不是最大獲益者。比較而言，她們的整體狀況相對下降。因此女性流動人口處于貧困狀況的概率要遠遠高于男性流動人口。

*

最后讓我們對將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納入性別因素為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與未納入性別因素的回歸結果進行比較，即表8。很明顯，有性別解釋變量的擬合優度更好。性別對工資收入的影響相當于教育程度提高兩個層次，也就是說，如果一名文盲、半文盲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一般情況下與一名初中文化程度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相當，而一名初中文化程度的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會達到一名大學文化程度的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水平。

*

五、結語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性別差異是兩性不平等在工作報酬上的反映。目前，兩性不平等狀況在我國甚至全球普遍存在。如我們前面分析的流動人口男女兩性受教育程度不同，就與兩性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密不可分。前者是果，后者就是因。男性工資水平明顯高于女性工資水平。雖然我國在工資分配上實行“同工同酬”，不同的工作的確也存在不同的性別要求，而且流動人口大多從事體力活，男性流動人口具有先天的生理優勢，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挑選性歧視”。受教育機會的兩性不平等加劇了這種工作機會上的兩性不平等，從而帶來一定的工作報酬不平等。在已經制度化的職業分層上，流動婦女同其他女性一樣處于不利的位置上。正如萊斯金(Reskin,1988)所預言的，不論是婦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樣的勝利成果，男性精英都會重塑資源分配的規則，使婦女相對來說總是處于失利的一方。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婚姻家庭關系的變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流動人口的流動也慢慢在農村擴散開。現代愛情婚姻模式已經被人們認可，家庭軸心在向夫妻平等的生活模式轉變，家庭規模變小，越來越多的農村婦女有時間和精力從事社會生產活動。然而經濟上剛剛獲得獨立的流動婦女，在職業進入、工作性質、工資收入和工作評價等方面遇到明顯性別差別和性別等級化。這些將給她們帶來社會資源利用的不平等，使她們對社會發展的貢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而且還有可能出現經濟發展而女性社會地位下降的局面。如上一部分我們就說到改換工作，反而使流動婦女整體狀況變壞的情形。這些不平等狀況會對流動婦女的整體發展起著負面作用，鼓勵她們從經濟上更加依賴男性，從思想上更加接受女性的從屬地位，最終促使她們接受采用其他手段來獲取社會資源的傾向，帶來不良的社會影響。

篇5

在筆者看來，文化認同與其他類型的認同共同源于英文的Identity。查閱英漢詞典發現，認同內涵包括以下三重：一是使等同于、認為……一致；二是同一性、一致；三是身分、正身、本體、個性、特性。從其內涵考察，認同是一種動態建構而非靜態過程，是一種個體在具體文化場域中實踐的結果。這種實踐是在個體與外界客觀和主觀條件互動的背景下發生的，個體的文化認同也產生在這種背景中。個體從一種文化場域中到達另外一種文化場域中，通過逐漸改變自身原有的文化特征，消除與流入地文化場域的差異，從而最終實現一致和同一。這是文化認同的過程。文化認同也呈現三個過程和特征：文化震驚—文化類化—文化認同或涵化。首先，從一個文化場域到另外一個文化場域，流動人口總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不適，這是文化震驚的階段。中國作為具有高度復雜文明的社會，其地域文化各有特點，這種各有特點卻又和而不同的文化認同格局構成了中華文化幾千年的發展格局。各個文化地域的民眾既對自己所處地域文化產生認同，也對國家層面的文化有一致認同，這是古代中國的天下文化觀，它是一種同心圓式的文化認同格局。這種同心圓式的文化認同能夠，共同生存和發展。②當代中國的文化認同雖然幾經變遷，依然在某些方面呈現出天下文化觀的特征。其次，在經歷了文化震驚階段之后，文化類化階段開始出現。即以同一種地域文化為中介，習得這種文化的個體總能夠聚集在一起，形成某種社會組織，即某些學者所謂的我群的形成階段。在這個階段，個體根據某些標準，將自身與其他群體區別開來，進而形成“異—己”的群體劃分。無論是歷史上各地的會館還是現代的同鄉組織，都是文化類化的表現形式。文化類化階段可能與認同或涵化的目標背道而馳，但隨著時間的流逝終將會融入個體所處的地域文化之中，成為地域文化大圓包涵的小圓。第三個階段就是文化認同或涵化。作為流動的個體與流入地群體接觸，總是流入地群體的地域文化居于支配或主導地位，流動個體的文化處于從屬地位，從而出現流動的個體被流入地群體的地域文化涵化或流動的個體主動接受流入地文化，融入當地。流動人口融入當地之后，故鄉原有文化形態的烙印逐步消除，而流入地文化形態的印跡逐步加強。

二、流動人口文化認同特征與困境

在日常生活實踐中，文化認同總是與特定的文化模式相聯系。在流動人口未流動之前，他們的文化認同與流出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相一致，他們的地方文化認同是穩定的。然而，流動人口因為各種原因流動到異地，他們實際上處于一個從封閉到開放、從穩定到劇變的過程，這個過程導致前述文化認同的三個過程開始發揮作用。作為認同主體的流動人口在流入地處于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文化撕裂”、“文化震驚”狀態。這種文化震驚和撕裂狀態我們可以透過個案訪談材料加以證實。王JH在H市工作和生活了兩年，然而依然無法認同H市。根據他的說法，他還是喜歡河南，H市的風俗習慣與老家差別太大，他不習慣。只是為了生存，他才勉強適應H市。王JH的個案可以證實流動人口文化認同的撕裂和震驚階段的存在。其實不僅是王JH，所有的流動人口在流動初期都會經歷這一階段。隨著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工作和生活的逐漸穩定，他們開始試圖尋找某種自己能夠信賴的組織，而現階段，血緣和地緣組織是他們最為依賴的，他們通過血緣與地緣方式結群應對各種問題，這是文化認同的第二個階段。從李M的經歷中可以看到，盡管在H市已經居住了長達9年，然而他的日常交往還是以同鄉為主，H市的朋友也有，但在李M的日常生活中并未占據主要地位。李M也知道了H市文化中的一些風俗習慣和忌諱，也與當地人開始交往，這說明他已經開始逐步適應當地文化，開始融入當地文化。與同鄉交往既是慣性，更是方便求助。徐M已經開始逐步融入到當地，他的朋友圈開始以當地人為主，孩子已經和當地的孩子沒有差別，這是文化認同的第三個階段。在筆者訪談的其他個案材料中，甚至有流動人口將老家的父母接過來與自己在流入地一同居住，這種舉家遷移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上述個案大略顯示了流動人口文化認同的三個不同階段，這三個階段也是文化認同的形成過程。通過這三個個案我們可以回答當代有關認同的一些問題，即認同是由外界環境影響和塑造的，文化和社會是影響認同形成的主要因素，認同既是差異也是一致，不經過差異就無法達到一致。然而，流動人口的文化認同也存在現實困境。在全球化和資本追逐利潤邏輯的影響下，在社會的制度限制中，流動人口無法形成整體的群體意識和階層意識，反而表現出一種個體化狀態［8］。個體化的流動人口很難應對強勢資本家對他們的盤剝、應對流入地政府和居民對他們的政策性歧視和社會歧視等。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制度設置導致作為認同主體的流動人口與作為認同客體的城市及城市居民之間產生了巨大差異，鄉村與城市不是作為一種職業區分，而是作為一種身份區別在流動人口與城市居民之間形成差異化的認同。這種身份區別帶給外出農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差異化認同在各個方面表現出來，不僅在社會方面產生距離，在心理方面也產生了距離。這種差異化的認同還不斷通過社會制度進行固化。這種固化使得流動人口的文化認同過程難以為繼。盡管隨著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工作與生活，作為認同主體的流動人口與認同客體之間社會和心理距離會縮短，但現行條件下并未消除。盡管流動人口為流入地城市做出了巨大貢獻，城市居民和地方政府依然視流動人口為他者，作為他者的流動人口依然很難得到與流入地居民相同的國民待遇。久而久之，流動人口群體的被歧視和被污名化成為他者的典型表征，同時也是流動人口與城市居民、地方政府之間矛盾與沖突激化的表征。長此以往，以人為中心的城鎮化建設的推進、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的消除、城鄉統籌和一體化發展都將會受到嚴重影響。導致流動人口認同困境的原因有兩點：一是在于現行財稅體制下，中央政府把流動人口的公民權化約為市民權，造成地方政府和城市居民普遍認為流動人口與流入地城市居民的關系是利益博弈和競爭的關系。這是限制流動人口城市融入和認同形成的外在制度原因［9］。二是流動人口與農村的客觀聯系在減少，重新回到農村的主觀意愿在降低。盡管與農村產生脫離，但在城市他們的市民權和公民權又囿于外在制度原因，無法在流入地城市落地生根，進而在制度層面和心理層面完全消彌認同主客體之間的差異。正是上述兩種原因導致流動人口的文化認同出現了困境。

三、在地化：流動人口文化認同困境的消解

篇6

就醫行為是指人們在感到身體不適或出現某種疾病癥狀時而采取的尋求醫療幫助的行為［1］。居民的就醫行為是醫療衛生和醫療保障制度發生、發展、變化的根本動因，只有全面掌握就醫行為的現狀及其特點，才能夠有針對性地對醫療衛生領域及醫療保障制度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改善，從而更好地滿足人們求醫的需要［2］。目前我國相關研究大多僅針對某一類特定人群［3～6］，而針對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就醫行為差異及影響因素的研究甚少。2011年，廣州市登記在冊流動人口數量為726萬，基本接近戶籍人口，相當于7年前的2．5倍。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在醫療保障、工作、居住環境、經濟、文化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深入挖掘其就醫行為的差異及影響因素，對合理配置衛生資源，更好地推進新型醫療體制改革，滿足居民的衛生服務需求有著重要意義。鑒于此，本研究于2009年對廣州市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的就醫行為進行了調查，通過分析居民在就醫行為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影響因素，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1資料和方法

1．1研究對象

2009年3～6月居住在廣州市且時間大于6個月，年齡在15～60歲的廣州戶籍人口613人、流動人口258人。

1．2研究方法

1．2．1抽樣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階段隨機抽樣的方法，首先在廣州市隨機選取4個區，再在每個區內隨機選取2個街道，在街道內選取871人進行問卷調查。

1．2．2調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填式問卷的方法進行調查，調查所用問卷由課題組自行設計，問卷內容包括一般人口學特征和就醫行為兩部分。其中，就醫行為包括最近一次患病的就診情況，所患疾病嚴重程度，最近一次去醫療機構就診對醫療費用的評價，就診醫療機構的方便程度等。

1．2．3統計方法

采用Epidata3．1建立數據庫，SPSS13．0進行數據處理和分析，運用x2檢驗或秩和檢驗對戶籍人口及流動人口在一般人口學特征、就醫行為方面的差異進行分析，按α=0．05水準，所有的P值都采用雙側概率。運用logistic回歸分析居民就醫行為的影響因素，將最近一次患病的就診情況作為因變量，把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每周平均工作時間、個人平均月收入、醫療保險參與情況、自評健康狀況、就醫方便程度、最近一次去醫療機構就診對醫療費用的評價及所患疾病嚴重程度作為自變量進行分析。

2結果

2．1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一般人口學特征的差異本次研究共調查871人，其中廣州市戶籍人口613人(70．38%)，流動人口258人(29．62%)。男性402人(46．15%)，女性469人(53．85%)。流動人口較戶籍人口年輕(P＜0．001)，流動人口30歲以下者占51．10%，戶籍人口僅占23．70%。戶籍人口的文化程度高于流動人口(P＜0．001)，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戶籍人口、流動人口分別占39．97%和22．90%。戶籍人口平均每周工作時間較流動人口長(P＜0．001)、醫療保險參保率較流動人口高(P＜0．001)，但流動人口的自評健康優于戶籍人口(P=0．004)。詳見表1。

2．2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就醫行為的差異

流動人口最近一次患病未就診的比例高于戶籍人口(P=0．024)，分別有46．66%和55．04%的戶籍人口及流動人口患病未就診。相比流動人口，戶籍人口到醫療機構就醫更為便捷(P=0．036)。尚不能認為兩者對最近一次就診醫療費用評價的差異(P=0．367)和所患疾病嚴重程度的差異(P=0．055)有統計學意義。具體見表2。

2．3就醫行為的影響因素

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戶籍類型、對就醫費用評價、自評健康狀況、就醫方便程度、疾病嚴重程度是居民就醫行為的影響因素。與戶籍人口相比，流動人口在患病時更可能選擇不去就醫(OR=1．616)。認為就醫費用貴(OR=1．928)、所患疾病更輕(OR=1．494)、自我健康評價更好(0R=1．894)的居民也更傾向于患病不去就醫。距離醫療機構的方便程度是居民患病未就診的保護因素(OR=0．452)，相比距離醫療機構更遠的居民，距離醫療機構近的居民不容易出現患病未就診。見表3。

3討論．

通過研究發現，廣州市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的性別，主要表現在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每周平均工作時間、醫療保險的參與情況、自評健康狀況以及就醫行為存在差異。經過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戶籍類型、對就醫費用評價、自評健康狀況、就醫方便程度、疾病嚴重程度是居民就醫行為的影響因素。

3．1戶籍類型與就醫行為

通過研究發現，廣州市49.14%的居民患病未就診，分別有46.66%和55.04%的戶籍人口及流動人口患病未就診，高于2008年衛生部第四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結果(38.2%)。單因素分析顯示流動人口文化程度低于戶籍人口，平均每周工作時間比戶籍人口長，流動人口醫療保險的覆蓋率(61.24%)低于戶籍人口(84.67%)。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戶籍類型是居民患病未就診的影響因素，流動人口更傾向于患病不去就醫。相關研究顯示［7］，由于外來人員中文化水平普遍較低，缺乏正確的健康觀念，同時經濟收入低，工作時間長，醫療保險覆蓋率低，故出現疾病癥狀而選擇不去就醫。所以應增加對流動人口的衛生經費投入，提高流動人口醫療保險的覆蓋率，加強對流動人口衛生知識的宣傳。

3．2健康情況與就醫行為

自評健康狀況更好，所患疾病更輕的居民更傾向于選擇患病不就醫，這和王敏［8］在中國城鄉患者就醫行為研究中得出的結果一致。與健康狀況較差者相比，自評健康狀況較好的居民更傾向于選擇休息及自服藥等自我醫療方法［9］，而沒有及時采取更加合理的醫療方式，增加了健康風險［10］。同時，本研究發現，就醫行為也和疾病的發生情況有關系，疾病病情更嚴重，更易引起患者的重視，從而增加其就醫的行為［8］。因此，應加強居民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從而形成合理的就醫行為。

3．3醫療服務的可及性與就醫行為

篇7

【摘 要 題】實證研究

【英文摘要】This essay analyses the princip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fference in wage earning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Xiamen City through utilizing the data from a series sample survey and establishing a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wage earning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related to their gender， educational level， former wage income and length of stay in Xiamen， but unrelated to their age， marital status and length of time working away from home. The essay makes a separate analysis of gender a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wage earning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explores how gender impacts one' s educational level and other factors and how those factors further affect the wage earnings of migrant women，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improvement of women' s educational level is the key to resolving gender difference in wage earnings.

【關 鍵 詞】流動婦女/工資收入/性別差異

migrant women/wage earnings/gender difference

【正 文】

一、前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越來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門，被大規模地吸納進藍領職業以及服務性行業，其中有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農村流動婦女。工業經濟時代的農村女性由于參加社會生產活動，從事有償報酬，在經濟上不再像以前一樣依賴于男性。通過在家庭以外自己賺錢得到應有的地位為途徑，她們獲得了一定權力，有助于在家庭里擺脫受壓迫的地位。據新近的女性主義分析，這是公共父權制削弱了私人父權制對婦女生活的控制，是工業化的經濟動力與現存與家庭和國家中的父權制體系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結果。

在現代中國，流動婦女從私人父權制的堅固堡壘——農村家庭中走向國家和經濟生活領域的公共父權制，會面臨怎樣的境地？流動人口中，就業的性別隔離狀況如何？萊斯金(Reskin， 1988)認為，不論是婦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樣的勝利成果，男性精英都會重塑資源分配的規則，使婦女相對來說總是處于失利的一方。[1] (P325)流動人口的性別收入差異如何？是否如萊斯金所說，整體上流動婦女的工薪工作的收入補償要少于男性？

本文主要對廈門市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影響因素進行多元回歸研究。研究的結果顯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農村流動人口工資差異可以用性別、原工資收入、受教育年數以及目前工作上的年數等因素來解釋，年齡、婚姻狀況和從事非農工作年數對其工資沒有顯著影響。分析表明，決定農村流動人口收入的顯著因素是性別和原工資收入狀況。

二、樣本特征簡介

樣本來自近幾年在福建省廈門市舉行的流動人口系列抽樣調查(2002年廈門市流動兒童健康和教育狀況抽樣調查和2003年廈門市流動人口婚姻家庭狀況抽樣調查)。前一次調查采取分層隨機等距的抽樣方法，對被抽取的樣本進行問卷調查，有效問卷共940份。后一次流動人口婚姻家庭狀況也采取入戶問卷調查形式，調查范圍包括廈門市私營企業、學校、工地、飯店等各行各業的外來人口，總共有491個樣本，有效問卷為487份。廈門市位于福建省東部沿海城市，經濟較發達，大體可以反映我國東部沿海城市的流動人口狀況。

本文分析利用的是那些擁有工資收入的人，兩次調查中，總共有1130個符合本文研究要求的樣本。其中流動婦女有效樣本個數為672個，占59.5％；流動男性人口樣本個數為458個，占40.5％。表1給出了這些農村流動人口總體樣本的基本特征，下面我們逐一分析。

表1　總體樣本特征(1130個樣本)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標準差　 方差

現期工資(元)

＜500

＞3000

500-800

2.25

5.07

年齡(歲)

14

79

30

5.45

29.7

受教育程度

文盲

研究生

初中

0.93

0.86

打工年數(年)

26

7.4

4.69

22.02

原工資收入(元)

＞3000

500-800

1.77

3.13

廈門滯留時間(年)　0

24

5.93

4.3

18.52

1. 流動人口的人口特征

在這次調查的樣本中，他們年齡在14-79歲之間，平均年齡為30歲，男性平均年齡為31歲，女性為30歲。流動人口不論男性還是女性主要年齡段均為20-35歲，分別為各自總人數的77.3％和84.3％。這與全國各地流動人口的年齡段相吻合，如據珠海市、廣州市的抽樣調查，流動人口也主要為年齡在16-35歲和18-35歲之間的青壯年。(見圖1)

性別結構對流動人口的構成有一定的影響。不同行業對性別不同的勞動力要求也有所不同。據廣東省公安廳1996年統計，在1101萬流動人口中，男女比例分別為569萬和532萬，男性高于女性，而據1998年上半年的統計，男女分別上升為575.3萬和578.5萬，女性高于男性，總體上兩性差別不大。但實際上有的地方因行業和工種的不同，使用性別不同的勞動力卻有著諸多差別。這次調查中，59.5％為女性，40.5％為男性，性別比同廣東省及全國大部分流入地區情況相差不大。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譚深認為，從外出類型上看，未婚者與已婚者的差別是很大的：未婚男女的外出基本上屬于個人的自主性流動，而一旦結婚成家，男外女內、男主女輔的性別分工就立刻鮮明起來，結婚成家帶來的責任感鼓勵了男性的外出，但卻是女性外出的制約因素。即使夫妻同出，往往是丈夫先出，然后回來接妻子，形成妻子的從屬性流動。婚姻狀況是否會加劇性別對工資收入的影響，與工資收入存在某種相關性呢？

2. 流動人口的文化特征

文化素質、受教育程度是構成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重要影響因素。文化層次的高低是衡量不同群體類型流動人口素質的主要標志之一。樣本中有研究生學歷，也有文盲，主要為小學和初中、高中文化程度，所占比重依次為25％、44.2％和20.4％，而大學以上學歷和高中分別占4.2％、6.2％。這說明調查對象絕大部分屬于中低層次文化程度。調查中文盲、半文盲人數較少，這也與我國農村的教育普及程度相一致。

3. 流動人口的工作經驗

樣本中流動人口在外打工時間最長為26年，平均在外打工時間7年以上。在廈門滯留時間即表中“廈門年數”有些長達24年，平均滯留時間近6年。流動人口中有個別原工作工資收入(即前期工資)高達4000元。打工時間、廈門滯留時間可以作為反映工作經驗的變量，前期工資可以反映出流動人員的工作經驗。

當然，實際生活中影響個人工資高低的因素很多，如行業、勞動熟練程度、職務以及國家隨機增資政策等。但由于本次調查農村流動人口多從事建筑業、加工業、環衛一些“臟、重、累”等工資低的行業，因此這里未將工種作為一個獨立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廈門市近幾年的流動人口的月平均工資收入為500-800元，工資最高的為5000元，而最低的才300元，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是如何產生的呢？從表1中可看出工資高的人所受的教育年數要遠遠高于工資低的人，從事工作的年數也長于工資低的人。雖然我國長期實行的男女平等的社會政策，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特別是決策者形成了“社會發展自然帶來婦女發展”的思維定勢，會不會忽視發展可能帶來的擴大差別、剝奪脆弱群體發展機會的負面作用？如果這樣，在提高婦女地位的同時將不可避免會形成新的“性別盲點”。那么是否性別會對農村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產生影響？影響有多大？在后面的兩部分中，我們將通過多元計量分析來具體解釋這個問題。

三、流動人口工資的決定因素

我們下面建立一個多元回歸模型來看看流動人口現期工資收入與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打工時間、在廈門滯留時間、原工資收入等變量間的關系。回歸的因變量是流動人口現期工資；自變量分成人口特征、文化特征和工作經驗等三組。人口特征包括年齡、性別(男性=1，女性=0)和婚姻狀況(結婚=1，單身=0)。文化特征為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0，小學文化程度=1，初中文化程度=2，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3，大學文化程度=4)。工作經驗包括在外打工年數、在廈門滯留年數和原工資收入。

我們共進行了兩次回歸。第一次是用Backward對全部因變量回歸，結果見表2。第二次是對性別、受教育程度、在廈門滯留時間和原工資收入幾個顯著性因素進行回歸，結果見表3。

表2　流動人口工資收入Backward法多元回歸結果

未標準化的

標準化系數

t

顯著性水平

系數估計值

估計值

模型

參數

標準誤

Beta

常數

0.219

0.344

0.637

0.524

性別

1.320

0.120

0.288

11.000

0.000

年齡

0.01

0.012

0.021

0.719

0.472

1　 婚姻狀況

-0.284

0.215

-0.038

-1.318

0.188

受教育程度

0.710

0.061

0.293

11.569

0.000

打工年數

-0.013

0.017

-0.028

-0.787

0.432

原工資收入

0.319

0.033

0.250

9.786

0.000

在廈年數

0.089

0.019

0.170

4.813

0.000

常數

0.394

0.243

1.623

0.105

性別

1.336

0.118

0.291

11.328

0.000

婚姻狀況

-0.214

0.192

-0.029

-1.114

0.266

2　 受教育程度

0.708

0.061

0.292

11.550

0.000

打工年數

-0.013

0.017

-0.026

-0.747

0.455

原工資收入

.320

0.033

0.252

9.851

0.000

在廈年數

0.090

0.018

0.173

4.904

0.000

常數

0.385

0.242

1.588

0.113

性別

1.326

0.117

0.289

11.316

0.000

3　 婚姻狀況

-0.232

0.190

-0.031

-1.218

0.224

受教育程度

0.710

0.061

0.293

11.581

0.000

原工資收入

0.317

0.032

0.249

9.855

0.000

在廈年數

0.081

0.013

0.154

6.078

0.000

常數

0.170

0.167

1.023

0.306

性別

1.345

0.116

0.293

11.574

0.000

4　 受教育程度

0.721

0.061

0.297

11.898

0.000

原工資收入

0.317

0.032

0.249

9.878

0.000

在廈年數

0.077

0.013

0.146

5.964

0.000

表3　對顯著性因素的回歸結果

未標準化的系數

標準化系數

估計值

估計值

t

顯著性水平

參數　 標準誤

Beta

常數

0.170　 0.167

1.023

0.306

性別

1.345　 0.116

0.293

11.574

0.000

模型　 受教育程度　 0.721　 0.061

0.297

11.898

0.000

原工資收入　 0.317　 0.032

0.249

9.878

0.000

在廈年數

0.07667 0.013

0.146

5.964

0.000

在對全部因素的回歸中，有幾個有意義的結果值得我們注意。首先，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經驗中的“原工資收入、在廈年數”高度顯著，說明所受教育程度與工作經驗都可以增加流動人口的工資水平。這就說明流動人口雖然大部分從事體力工作或簡單腦力工作，但其工作收入仍要求有一定文化水平，與工資收入成正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流動人口知識水平要求必然還將繼續提高。

其次，從表2中可以看出，在人口特征中，只有“性別”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會產生影響，而“年齡、婚姻狀況”與流動人口的工資的相關關系不強。因此可以認為，雖然隨著流動人口的年齡增長，體力會逐漸減退，但工作經驗、生活閱歷的增長可以彌補其影響。另外人們也許會認為婚姻有助于個人的成長與發展，但模型顯示它并不能給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帶來顯著變化。

第三，出乎意外的是，“打工時間”的長短對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影響不大，反而是在流入地滯留時間的長短與工資收入有明顯的相關性。不過打工時間不能影響流動人口的工資水平，同“年齡”不能影響工資水平倒似乎保持了一致。對于流動人口來說，與其輟學外出打工賺錢，不如多讀些書，提高受教育水平。模型回歸結果表明靠延長打工時間獲得的工作經驗的想法是錯誤的。

從表3我們可以看出，第一，性別與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相關性很強。同等程度下，男性比女性的平均工資要高一個檔次，近400元。排除男女體力上的差異，如此大的差距似乎說明勞動力市場還沒有完全達到性別平等。關于性別對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影響，我們將在下一部分詳細闡述。

第二，教育水平與現期工資相關程度也很強。平均而言，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個層次，工資水平就上升200多元，也就是說，同等條件下，小學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要比文盲、半文盲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要高200多元；而初中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又比小學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員工資收入要高200多元，其它依次類推。隨著社會的進步，對教育程度的要求應越來越高。因此，農村流動人口要獲得更高的工資報酬，就應不斷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重視子女的教育。

第三，原工資收入與現期工資正相關。雖然原工資收入不能直接決定一個人的工作能力，可能的解釋是，它可以傳達一個人的工作能力方面的信息。一般來說，流動人員若原工資收入高，工作能力必然較強，現期工資收入也不會低。

第四，在廈門滯留時間也與工資收入成正比。在廈門多滯留1年，可以增加流動人口工資23元左右。在勞動力輸入地滯留時間越長，越有助于流動人口提高在當地的適應能力，獲得語言優勢，更加融入當地社會，人際關系也會處于相對優越的地位。

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存在顯著差異，其差異可以由性別、受教育程度、原工資收入以及在廈滯留時間所解釋。決定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性別和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性別對農村流動人口工資的影響巨大。相比之下，除了性別外，受教育程度最重要，其次是工作能力，最后是在流入地的滯留時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彌補由于工作能力方面缺陷帶來的工資損失。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多接受2、3年教育的工資可以相當于在廈門多滯留10年的工資。而年齡、婚姻狀況則對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影響不大。

這些結論說明，農村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狀況明顯有利于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男子。工資收入與教育水平和工作經驗相關這一結論表明，流入地看重流動人口的知識和能力積累。流動人口之所以被當地接納，在于其經濟價值，流入地也應按市場經濟運作，給予他們相應的工資報酬。

四、工資收入中的性別差異

我們將結合多元回歸的結果，從教育程度、工作能力和流入地滯留時間三方面來具體分析流動人口工資收入中的性別差異。

首先來看看流動人口的教育程度方面的性別差異。表4顯示，文盲、半文盲的女性流動人口占女性流動人口總數的8.5％，而男性接近2.8％；女性中受教育水平為小學、初中占絕大多數為女性流動人口總數的73.5％，男性中絕大部分人受教育水平為初中、高中，占男性流動人口總數的73.6％；由于59.5％的樣本為女性，所以大學文化程度的女性絕對數量比男性多1個，但從百分比的相對數來看，女性比男性少近兩個百分點。因此，總體上來說女性流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要比男性流動人口低于一個層次。

表4　不同性別流動人口教育程度狀況

女性

男性

總人數　百分比

受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文盲、半文盲

57

8.5

13

2.8

70

6.2

小學

198　 29.5

85

18.6

283

25.0

初中

296　 44.0

203

44.3

499

44.2

高中

97　 14.4

134

29.3

231

20.4

大學

24

3.6

23

5.0

47

4.2

總數

672

100

458

100.0　 1130

100.0

我們再來討論一下不同性別流動人口的原工資收入狀況。從表5中可以看到，少于500元工資收入的女性流動人口不論是絕對數還是相對數都遠遠多于男性流動人口，達到57.3％。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相對較分散，雖然低于500元的也占男性流動人口總數的42.4％，但工資收入為500-800元、800-1100元之間的有23.1％和18.3％，比女性流動人口要多。中、高工資段的流動人口，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普遍偏少，這可以從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素質培養等條件限制中得到解釋。

表5　不同性別流動人口原工資收入狀況

女性

男性

總人數　百分比

原工資收入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少于500元

452

67.3　 194

42.4

646

57.2

500-800元

121

18

106

23.1

227

20.1

800-1100元

53

7.9

84

18.3

137

12.1

1100-1400元

9

1.3

24

5.2

33

2.9

1400-1700元

5

0.7

21

4.6

26

2.3

1700-2000元

14

2.1

8

1.7

22

1.9

2000元以上

18

2.7

21

4.6

39

3.5

接下來看看在廈門市滯留時間長短會對男、女性流動人口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很顯然，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在流入地滯留時間方面的性別差異不大。(見表6)不過在滯留10年以上的時間段里，男性流動人口的百分比要大于女性。我們可以理解為，流動人口多以夫妻共同流動以家庭的狀態待在流入地，而且這種狀況與滯留時間成正比。從這里看，滯留時間對不同性別流動人口工資收入差異的解釋力度不大。

表6　不同性別流動人口在廈門滯留時間狀況

女性

男性

廈門年數

總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1年內

50

7.4

29

6.4

79

7.0

1-3年

173

25.8

120

26.1

293

25.9

3-5年

150

22.30

93

20.4

243

21.5

5-10年

227

33.8

153

33.3

380

33.6

10年以上

72

10.7

63

13.8

135

12.0

平均(年)

5.55

6.49

5.93

將表5與表7進行對比，就能發現流動人口從流動中是獲益的。工資收入不論男性還是女性均有大幅度的改善，尤其是男性流動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由42.4％飛速下降至9％。相比之下，女性流動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下降幅度僅為11.6％。而且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上漲幅度遠遠大于女性流動人口，男性流動人口工資收入500-800元段的百分比變化不明顯，800-1100元段的百分比上漲尤其突出，由18.3％變為30.6％，其它各工資段男性流動人口百分比均有小幅度上升。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狀況相形見絀，大部分工資收入上漲集中于500-800元段，雖然其它工資段百分比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增長幅度均小于男性流動人口。總體上說，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集中于800元以下，占其總數的76.8％，而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則位于500-1400之間，比例為66.2％。這樣看來，流動能使女性流動人口獲利，但不是最大獲益者。比較而言，她們的整體狀況相對下降。因此女性流動人口處于貧困狀況的概率要遠遠高于男性流動人口。

表7　流動人口不同性別現工資收入狀況

女性

男性

總人數　百分比

現工資收入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少于500元

374

55.7

41

9

416

36.8

500-800元

142

21.1　 107

23.4

249

22.0

800-1100元

72

10.7　 140

30.6

212

18.8

1100-1400元

22

3.3

56

12.2

78

6.9

1400-1700元

17

2.5

34

7.4

51

4.5

1700-2000元

13

1.9

24

5.2

37

3.2

2000元以上

32

4.8

56

12.2

88

7.8

最后讓我們對將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納入性別因素為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與未納入性別因素的回歸結果進行比較，即表8。很明顯，有性別解釋變量的擬合優度更好。性別對工資收入的影響相當于教育程度提高兩個層次，也就是說，如果一名文盲、半文盲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一般情況下與一名初中文化程度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相當，而一名初中文化程度的男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會達到一名大學文化程度的女性流動人口的工資收入水平。

表8　流動人口工資收入有無性別因素的多元回歸結果比較解釋變量

模型1

模型2

回歸系數

標準化系數　回歸系數　標準化系數

性別

1.345

0.293

0.85

0.35

受教育程度

0.721

0.297

0.394

0.309

原工資收入

0.317

0.249

在廈年數

0.07667

0.146

0.09918

0.189

AdjR[2]

0.347

151.188

0.27

F值

1.954

140.357

DW值

1.767

五、結語

流動人口工資收入的性別差異是兩性不平等在工作報酬上的反映。目前，兩性不平等狀況在我國甚至全球普遍存在。如我們前面分析的流動人口男女兩性受教育程度不同，就與兩性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密不可分。前者是果，后者就是因。男性工資水平明顯高于女性工資水平。雖然我國在工資分配上實行“同工同酬”，不同的工作的確也存在不同的性別要求，而且流動人口大多從事體力活，男性流動人口具有先天的生理優勢，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挑選性歧視”。受教育機會的兩性不平等加劇了這種工作機會上的兩性不平等，從而帶來一定的工作報酬不平等。在已經制度化的職業分層上，流動婦女同其他女性一樣處于不利的位置上。正如萊斯金(Reskin， 1988)所預言的，不論是婦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樣的勝利成果，男性精英都會重塑資源分配的規則，使婦女相對來說總是處于失利的一方。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婚姻家庭關系的變化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流動人口的流動也慢慢在農村擴散開。現代愛情婚姻模式已經被人們認可，家庭軸心在向夫妻平等的生活模式轉變，家庭規模變小，越來越多的農村婦女有時間和精力從事社會生產活動。然而經濟上剛剛獲得獨立的流動婦女，在職業進入、工作性質、工資收入和工作評價等方面遇到明顯性別差別和性別等級化。這些將給她們帶來社會資源利用的不平等，使她們對社會發展的貢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而且還有可能出現經濟發展而女性社會地位下降的局面。如上一部分我們就說到改換工作，反而使流動婦女整體狀況變壞的情形。這些不平等狀況會對流動婦女的整體發展起著負面作用，鼓勵她們從經濟上更加依賴男性，從思想上更加接受女性的從屬地位，最終促使她們接受采用其他手段來獲取社會資源的傾向，帶來不良的社會影響。

已有相當多的研究表明，男女兩性認知能力上的差異是由于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而造成的。即使真的有性別差別存在，量也是很小的，很容易被個體差異或沒有控制的其他因素所掩蓋。在中國，男尊女卑的觀念經過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已滲透、融化在社會生活、社會習俗的方方面面，積淀在社會文化心理結構之中，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行為和心理。隨著社會發展，越來越多的女性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走出家庭，成為職業女性，男女交往機會越來越多，都可能導致男女之間性格的“對流”，從而縮小兩性個性人格上的差異，改變人們的性別觀念和社會期待，流動婦女也能獲得它帶來的外溢效應。顯然，改善流動婦女地位，需提高包含流動婦女在內的所有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在整個社會的地位。

總的來說，流動婦女走出農村，走出家庭，參與社會勞動，這是一個良好的開始。流動婦女的職業生活，明晰的個人收入，促使她們的社會地位、社會心理、家庭地位發生相應變化。它可以充分開發利用社會人力資源，為流動婦女的自立創造條件，更好地展示人類社會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村女性群體的新形象。農村婦女的真正解放是對我們這個社會進步發展的最好證明。

篇8

關鍵詞：城市管理 流動人口 社區化管理

1949年建國之初，我國的初始城市化水平僅為10.6%，經過60余年的曲折發展，截止2009年中國城市化水平達47.3%，正處于城市化進程的騰飛階段[1]；有專家預測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將在2015年前后超過50%，并有望在2050年前后突破70%[2]。城市化進程中，各種城市問題屢見不鮮，城市管理隨之發展完善，各種研究視角都以其不同的立足和特色發揮著巨大作用；近年來，城市社區的發展與豐富實踐使得學者在研究過程中總結出一種新的管理模式和思考視角，即社區化研究視角。

1.引言：城市管理與社區化研究視角

1.1 社區化管理模式概述

社區化管理是指在政府的統一領導和宏觀調控下，在有關職能部門的積極配合和指導下，基層以社區資源為基礎，運用社區管理的機制與手段，促進社區整合與穩定運行的一種管理模式[3]。

與以往的管理模式比，社區化管理具有以下三個特征：一是屬地化管理，即以一定的聚集地為前提，實行的是“人住哪里，哪里負責”的原則，進行管理和提供服務；二是服務型管理，即以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為基礎，提供迫切必需的服務和保障，因此社區化管理也是一個社區整合的過程；三是參與式管理，即社區化管理特別強調讓普通平民積極參與社區服務和社區管理。

1.2 社區化研究視角：社區化管理與城市管理的聯結

城市管理強調城市不應該由政府單一中心主導，各種準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企業以及市民也可以、并且應該積極的參與到城市管理的過程中來，以充分利用各種社會資源促成公共目標，在社會上形成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4]。通過上面的敘述，我們不難看出現代城市管理的理念與社區化管理中的屬地化管理、參與式管理和服務型管理不謀而合，因此我們在這里找到了二者的連接點，這也是本文中的社區化研究視角題中之義。

2.實踐：城市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新模式

2.1 傳統流動人口管理概述

目前，我國城市流動人口約1.5億，占全國人口的10%，是城市住民管理中的一大核心點。

伴隨著經濟的發展、流動人口規模的擴大，流動人口在城市居住的時間逐步延長，許多人已經是事實移民，同時流動人口管理中也出現了許多新問題，傳統的管理模式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一種以社區化研究視角為基礎、針對城市流動人口的新型管理模式進入人們的視野，這也就是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

2.2 流動人口社區化管理的范圍與框架設計

簡單地說，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就是在流動人口聚集的地帶，模仿城市社區的組織形式和運行服務方式對流動人口進行管理，以維持聚集地社會秩序的穩定，并通過服務的提供為流動人口提供一定的社會保障[5]。按照這一概念，我們不難發現流動人口社區化管理模式的范圍應該包括法制管理、戶籍管理、勞務管理、治安管理、人口管理、社會管理和服務管理[6]，這一廣闊的范圍既包括傳統管理方式所題中的內容，也包括社區化研究視角下所特有的部分。

首先，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是在社會管理的網絡和法制管理的框架下展開的其次，新型的社區化管理以聚集地域為先導，以戶籍管理和人口管理為基礎同時社區化管理以治安管理為中心，這也是與城中村、城鄉結合部治理相聯系的一點，即通過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和疏導，最后我們回歸社區化視角本身，以服務管理為依托、以勞務管理為形式，這也正是社區化管理模式所題中的觀點，，另一方面提供培訓等可以提高流動人口自身素質的服務，并將這些與勞務和就業掛鉤，使流動人口最終實現就業，這也是保證社會安定的最根本措施。

2.3 流動人口管理中的社區化視角

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是社區化研究視角的典型應用，通過上面對其范圍、框架的敘述，我們不難從中發現這一管理模式實際上也是屬地化管理、參與式管理和服務型管理，這與社區管理模式的特征恰好吻合。

按照之前的分類，包含外來人口登記制度、單位管理制度、社會治安綜合管理制度在內的傳統流動人口管理模式 與社區化管理模式存在較大區別，本文將結合社區化視角的特點對這兩種方式進行比較。首先，傳統管理模式十分強調戶籍基礎，這與其產生初衷和二元結構限制是分不開的，而新的社區化管理則盡量淡化戶籍的因素，并在實質上以流動人口聚集地帶為基礎，采取一種屬地化管理的方式；其次，傳統管理模式下強調以公安機關為主體的管制和控制，將流動人口視為被動、威脅的群體，而社區化管理則把流動人口看作是主動積極的城市力量，尤其在其聚集地突出其主體地位，強調流動人口的參與和自治理，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另外，傳統的管理模式注重管理，強調對流動人口不法行為的限制，而社區視角下則在流動人口聚集地成立各種自治性質的組織為流動人口群體自身提供服務，使其獲得基本生活保障和福利，并且爭取通過服務的提供增強流動人口的自主性，提高其生活質量。

從上面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模式不僅僅是針對聚集群體管理的有益探索，也在符合社會背景條件和發展趨勢的嘗試，是今后流動人口管理方式創新的重要參考。

參考文獻：

[1]《2009中國統計年鑒》[m].國家統計局網站.

[2]《2009中國城市品牌發展大會文集》[m].p26.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12.

[3]魏娜、汪大海.《社區管理（第三版）》[m].p21.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6.

[4]趙晨.《公共服務社會化初探》[d].長春：吉林大學.2004.4.

篇9

【關鍵詞】開放街區制；農村流動人口；居住融合

一、居住融合：農村流動人口城市化的重要內容

農村流動人口是推動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自90年代開始，農村流動人口呈現出家庭流動的形態，且這一趨勢不斷擴大。從而使得居住選擇及其對于農村流動人口的影響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居住對于農村流動人口而言是個體及家庭在城市生活的延伸，也是農村人口社會融合及實現城市化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在農村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后，居住融合是實現其自身及家庭城市化的重要因素。

首先，居住融合是一種社會關系的融合。居住空間的選擇包含了流動人口對于空間以及生活環境的選擇，同時居住選擇也暗含著農村流動人口的工作收入、地點、生活環境等具體情況。但這些要素并不是簡單地加總就構可以成農村流動人口的居住環境及選擇，因為空間只有和社會成員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相結合是才構成真實的社會存在，才會對人產生影響。只有在社會關系網絡中，農村流動人口與所在地居民不斷地互動與交流，才能實現居住的融合，進而最終實現對于城市生活的融合。因此，從這一角度來說居住融合的實質應是社會關系的融合。這種社會關系是建立在以空間聚合及成員互動的基礎之上，而不是一種簡單的商品關系。這種居住上的融合是一種社群結構化的結果是一種創造出來的某種“共融性。”①這種源于社會關系的共融性可以進一步在社會成員的互動中演進為一種信任、互惠關系。

其次，居住融合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融合。對于農村流動人口而言，城市之所以有別于農村在于城市由于人口密度及異質性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的差異。特殊的社會關系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人口的密集性以及異質性使得城市流動人口所面臨的日常交互網絡從親緣首屬關系變為以職業次屬關系的轉變，人際間的交往距離增大。同時，城市中高度的社會分工使得城市居民生活的依賴性加強，在交互中形成的術語以及衍生的習慣也是農村流動人口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后，這種術語及其衍生出的生活習慣便成為生活方式融入的重要環節，在實際中表現為他們需要從衣著到飲食乃至觀念等方面做出改變，閑暇的支配方式做出改變，以及日常交往方式做出改變。這種改變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改變，是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接受城鄉差別，并朝著城市化成活方式轉變的一個過程，這一過程依托農村流動人口的居住發揮作用，因此，可以說居住上的融合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融合。

再次，居住融合是一種城市歸屬感的融合。居住融合不僅僅是一種物理形態的分布上的融合，更是一種社會心理層面的融合，它是外界的居住環境作用于人而產生的一種心理層面的認識，而這種心理層面的認識又會反過來進一步影響人的行為。那么對于農村流動人口而言城市歸屬感是指該群體對于所居住及工作的地域以及周邊人群的一種認同和依戀的感覺。居住上的融合比工作場所更能影響農村流動人口的城市歸屬感形成。農村流動進入城市，除去經濟改善的訴求外，在心理層面也存在著對于城市生活的認同，通過居住與交往改變原有的生活模式，也有強烈地成為“城市人”的心理訴求。在居住層面，他們可以與城鎮居民進行互動，并在交往中有效的改變自己的心理定位，形成對于城市的認同與融合，因此，可以說居住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城市歸屬感的融合。

二、開放街區：農村流動人口居住融合的重要推動力量

從開放街區制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來看，開放街區制是西方社會對城市空間規劃不斷反思的結果。開放街區制反對城市的功能分區，提出尊重生活本質，尊重生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講求城市結構的多重性、功能的復合型，允許適當的高密度和功能混合理念。②開放街區有如下特征：第一，開放街區并不是要拆除已有的小區邊界，是在強調單體建筑的獨立性的同時不打破街道的整理性和連續性。街區有自己的入口，入口內部依舊是可以給居住成員帶來安全感和歸屬感的居住空間。第二，開放街區下強調建筑自身的個性與多樣性，在街區規劃中能相互配合、共同合作，在既定條件下可以營造出共生的居住環境。第三，開放街區制強調將建筑物的“墻壁邊界”，對于城市交通及便捷性有更大的關注，城市的街區越小，道路網絡就越密集，路線的多樣性會增加城市的公共性。第四，開放街區制追求街道建筑設置的異質性、混雜性，那么也就意味著更大的包容性，開放街區會增加城市的包容性，也是順應人口日益流動及融合的趨勢。

開放街區制會成為農村流動人口居住融合的主要推動力。原因如下：

首先，開放街區制度中對于異質性及混雜性的追求，不僅增大了城市的包容性，同時也為農村流動人口的居住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開放街區并不是拆除居住小區的邊界，而是通過入口等設施的建設增加區域內部的便捷性、道路網絡的密集性。對于我國城市而言，現在的居住已經日益呈現出階層化的趨勢，封閉化的小區成為社會成員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標識，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農村流動人口只能選擇條件及區位比較差的小區進行居住，這種居住的格局不利于農村流動人口的居住融合，也由于居住的層級性使得農村流動人口依舊居于城市邊緣，習得的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依舊處于城市的邊緣，不利于自我定位及城市歸屬感的形成。開放街區制中對于異質性和混雜性的追求，一方面強調建筑物自身的功能性，個體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抑制居住層級化的趨勢，農村流動人口在這樣的趨勢之下可以更好的實現居住上的融合，打破原有的差異性認識，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進而產生城市歸屬感。

其次，開放街區制中對于墻壁邊界的消解，不僅能夠便捷交通，同時也消解了居住邊界能更好的增強農村流動人口對于城市的了解與認識，進而從思維、生活方式等角度促進其融合。農村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后，對于城市較為陌生感，這恰恰是這種陌生感成為其居住融入的心理障礙。現有格局下，封閉的住宅小區已經小區周邊的配套環境，對農村流動人口熟悉的認識城市及城市生活制造了一定的障礙。那么，開放街區制中對于居住壁壘的消解，在便捷交通的同時，也使得農村流動人口能更好地了解城市的生活、城市的交通以及城市的區位特征。對于城市的充分了解，可以增強農村流動人口對于城市的認同感以及歸屬感，從生活角度促進其有當地居民的融合。

三、構建以融合為訴求的農村流動人口的居住管理策略

目前對于農村流動人口的居住管理主要是依托暫住證制度，這種制度是一種防御性的管理制度體系，并未關注到農村流動人口居住融合的質量。開放街區制及其相對的思維方式是對于農村流動人口居住融合質量的關注，也是實現有效的居住管理的重要內容。依托開放街區制度的相關理念，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促進農村流動人口的居住融合，實現對其有效的居住管理。

首先，以開放街區制理念為指導，為農村流動人口的居住融合塑造制度性的接納環境。開放街區制體現了一種區位上的開放態度及理念，而這種理念也是我們在農村流動人口居住融合中應秉持的理念。由此，不僅是區位上，在相關的制度接納環境上也要進行同步的轉變。對于農村流動人口而言，只強調區位開放，但制度不能同時開放的話，其依舊只是城市生活的過客，難以融入城市生活。因此，依托開放街區制，在制度方面也進行管理制度的優化，包括教育制度、醫療制度、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等等，通過制度理念及制度優化向農村流動人口提供平等化和制度化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使農村流動人口能與城市的制度體系相融合，進一步促進其社會融合，實現對其有效的居住管理。其次，以開放街區制的規劃為基礎，提升農村流動人口社會組織化程度，通過居住提高其獲得社會支持的能力。農村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后需要在城市中建立自己的社會交往關系以及網絡，但業已形成的一些差別使其在城市生活中處于弱勢，開放街區制的訴求可以進一步打破其交往的壁壘，隨其發展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交往關系網絡也會不斷的擴展，在交往中強化自身的權益觀念，進而依托社區或者街區職能部門，加強其組織化程度。對于農村流動人口而言，適當的組織化程度可以使其自我管理及爭取社會支持的能力，開放街區可以打破城市居民與農村流動人口之間的交往壁壘，促進其依托社區或者其他社會組織實現自己的權利訴求。再次，以開放街區制的管理為構架，通過社區平臺促進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與居住融合。街區制的管理構架是以信息的共享作為發展基礎的，在開放街區制逐漸消除居住壁壘的條件下，通過鄰里之間的互助，鼓勵形成一種具有開放精神的管理文化，通過原有社區異質性特點，不斷實現管理的社區平臺間信息的共享。進而實現對農村流動人口的精準化服務，同時在農村流動人口居住的社區中，鼓勵其參與到社區服務與社區文化活動中來，從居住及其環境的角度促進其融合，通過這種活動的參與可以加速農村流動人口構建自己在城市中的社會關系網絡，并通過這種融合培養其對于城市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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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村外來流動人口的基本情況及總體特征

我村外來流動人口總量約9330人，其中，男性6636人，女性2694人。此外，還有不少未登記在冊和申領暫住證的流動人口，全村流動人口數量呈上升趨勢。從暫住時間來看：居住一個月以下的834人，居住一個月至一年的4445人，居住一年以上的4885人。從從業結構看：主要從事一線工人、個體工商等工種和行業為主。從來自地區看：省內3029人，省外6301人。此外，我村流動人口還具有如下特點：①文化水平較低，法制意識比較薄弱。我村流動人口多數來自經濟發展水平低的欠發達的農村，受教育程度以中小學居多，法制意識相對薄弱。我村外來流動人口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0%，文盲占4%，文化素質較低，對法律和社會道德的認識比較低，進而給社會管理帶來諸多難題。②來源廣泛，成分復雜。我村外來流動人口主要來自我省蘇北的地級市和全國其它省（市、自治區）。在構成成分中，主要特征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即以青壯年勞動力為主，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為主，以內地農村人口為主，以從事加工業、建筑業、餐飲業、運輸業、服務業等勞動強度大，收入報酬低為主。③居住分散，外來流動性大。流入我村的外來流動人口以租賃房屋居住最多，其次是居住在沙鋼宿舍，其他居住在居民親戚家的則數量很少，外來流動人口在我村不僅居住地分散，而且外來流動性大，給管理工作帶來很大的不便。

2 我村現行的外來人口管理辦法

聯興村依托新市民事務窗口、房東協會、流動人口服務窗口，根據《張家港市新市民積分管理暫行辦法》①、《蘇州市流動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辦法》②的有關規定，運用信息化的管理手段，通過日常化的有序管理，力求建立人口流動相對穩定的管理制度。

3 外來流動人口管理存在的問題

①戶籍劃分遭歧視 傳統的“安土重遷”思想嚴重影響現代文明的發展，人為地區分外來人口和本土居民，加劇了對外來人口的歧視。大量外來人口的到來，也影響了社會治安的穩定。由于文化水平較低等原因，相當一部分流動人口找不到穩定的工作，經常處于失業或半失業狀態，如此面對高消費與自身打工謀生艱辛，心理落差可想而知③。②管理體制不健全。流動人口服務與管理涉及公安、計生、城管等多個部門，聯興村對外來流動人口的管理主要是借助新市民中心的暫住戶管理，以及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和管理等。但是，兩部門的運作和管理在理念和具體執行上存在差異性和局限性，單獨執行相關的管理制度，各自有一套對流動人口信息的采集，缺乏有效的溝通和協作，信息資源利用率低，信息浪費嚴重。③教育漏洞。多年來，子女教育成為困擾外來人口的一個重大問題。基于戶口限制，公辦學校多數拒絕接受外來子弟入學，而一些外來人口子弟學校，學校條件、教學質量、教師素質遠遠落后。而外來人口的子女又會是城市發展的主力軍，他們的教育水平直接影響到城市發展的可持續。然而在那種狀態下培養出的建設者，勢必會影響整個城市的發展。④

4 外來流動人口管理的建議和對策

①充分發揮各部門的管理職能。建議政府加強對新市民中心的管理，完善規章政策，充分發揮其在外來人口的管理職能，加強村委會、居委會、相關部門、鄉鎮街道的配合協作，促進外來流動人口的管理工作。②創新流動人口管理機制建設。依托張家港市新市民共進協會聯興分會、聯興村房東協會平臺，在新市民事務中心的指導和監督下，逐步實現對村外來流動人口的自治管理。包括深入了解外來人口的所需所求、綜合信息的采集，協助相關部門對流動人口進行普法、社會公德、衛生安全、維權等宣傳教育工作。③構建綜合信息共享平臺。建議整合公安、新市民中心、計生等部門的外來流動人口的信息資源，建立全村流動人口數據庫，實行一方采集，多方使用的信息采集和共享機制，及時更新信息，并適時對數據庫信息進行校對，建立集居住、治安、就業、就醫、計生等管理服務功能于一體的流動人口綜合信息平臺。④促進流動人口綜合素質的提升。強化用人單位對外來流動人口從業人員的崗位培訓，鼓勵流動人口從業人員參加職業技能培訓。充分發揮各類教育、培訓機構和工青婦等群團組織的作用，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開展職業技能培訓。

注釋：

①（張政發規〔2012〕3號）.

②蘇州市人民政府令2011年第12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