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學的本質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生態學的本質，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語文教學；生態課堂；構建策略

中圖分類號：G427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992-7711（2014）18-087-1一、生態語文的內涵和意義

1.從語文學習的面貌上看，生態語文是生機語文。生機，指生命力的勃發狀態。我們應該意識到語文是借助于語言形式外殼，詮釋宇宙規則和生命序列等內容的。語文學習的本質是人本與文本的碰撞，若能將文本生命圖系與作者構思相契合，并與讀者產生心靈感應，就能觸發審美的共鳴，從而使得語文學習在課堂中呈現勃勃生機，也會徹底改革語文讀本在學生眼里的“冷硬面孔”，變得嬌美可愛，活力四射。

2.從語文學習所需情感介質分析，生態語文是生命語文。語文教學包括“教”和“學”兩個層面，教師和學生是合作伙伴。因此語文教學和學生要力求尋找情感上的平衡點，“尊師愛生”是課堂呈現生機的必要條件。

3.從語文學習的外延分析，生態語文是生活語文。語文課堂有第一課堂，也有第二課堂、第三課堂等。語文學習不能僅限于一個“小小讀本”，語文學習天地廣闊，語文學習的外延必須伸展。而且語文學習不能割斷與生活的血脈聯系，語文生活也必須成為語文學習的補充形式。

4.從語文學習中的師生地位看，生態語文應該是實踐性很強的應用語文。所謂教學相長，教師在教學中不能擺架子，不能總是教師正確，學生和教師在學習中處于平等地位，兩者應該是相互進行學習交流的伙伴。

5.從語文學習的形式上看，生態語文應該是實踐性很強的應用語文。語文學習中要持“做事”觀，具體，可操作。只要按既定程序、方法去做，就能收效。這樣，學習成就感成為了學習漸進的動力，語文學習的價值得以體現。

二、生態語文課堂的構建策略

1.以課堂環境為例，要有和諧、自然的師生關系。利于學生健康成長的事可做，否則要避免。當前做課前伏筆也相應多起來，其實這都是讓學生不恥的。這種潛移默化的教育不利于學生的成長。

以著名語文特級教師鄧日的生態環境建設為例：他抓閱讀和訓練兩條線。突出的閱讀的做法包括：指導學生摘抄、剪貼；召開課外閱讀討論會等。加強課外練筆，以指導學生寫生活速記為主要形式。使學生的得到了良好的指導，接觸生活和大量的讀本，潛移默化地接受熏陶。教師雖沒施加強制力，但學生樂得完成。其中語文環境所起的導向作用不言而喻。

2.緊密圍繞教學媒體進行優化整合。新的語文課程標準要求語文教學要適應社會發展和學生的需求，要積極開發，合理運用課程資源，靈活運用多種教學策略和現代教育技術，努力探索網絡環境下的教學方法。可是縱觀語文教學課堂，不少人充分運用新的教學方式，但傾向性的問題則令人不能相信這些新的教學方式的達成度，因為我們在現代教育技術運用過程中忽視了學生體驗性的實踐；因為我們忽略了傳統媒體的作用，過多的是學生和多媒體的互動；因為我們重視課程資源的積極開發利用，但利用的合理性值得懷疑，所以語文教學課堂在看似十分精彩的背后卻隱藏著諸多的不利于生態課堂構建的弊端。因此，新的課程方式不是完全摒棄一切傳統教學方式。生態語文課堂的構建必須是創造性地優化整合教學媒體，必須是通過優化媒體的整合去推進教學流程，讓啟發式、討論式的教學在啟迪學生智慧、提高語文教學的質量方面達到應有的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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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日本茶道；發展；歷史；精神

所謂茶道，實際上是“茶湯之道”的簡稱，茶湯最初在由中國宋代盛行，在鐮倉初期傳到日本，并逐漸日本化。關于茶道的歷史，室町時代中期，即所謂的東山時代，出現了能阿彌和珠光兩位杰出的藝術大師。能阿彌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大師，他原來是一位武士，武士生活的最大特點就是充滿了活力，能阿彌不光是茶道大師還擅長文學，精通連歌。他規定了在書院茶室做茶道時壁龕，高低隔板的裝飾方式。壁龕中首先要掛兩三副掛軸，掛軸一般是裱好的唐繪，它的前面要放置‘三具足’，即香爐，花瓶和燭臺，這一系列做法大體引用了佛像裝飾的手法。此外的高低擱板，擱板上層放香盒，茶葉罐，天目茶碗和湯瓶。據考證臺子一式運用到茶道的第一人就是能阿彌。除此之外，他還對臺子點茶以及東山御物的制定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談起珠光，他被譽為是茶湯的創始人。珠光主張人類平等的茶湯之道。在他之前，茶湯中階級差別明顯，而在《珠光一紙目錄》中寫道：“應對上怠慢，對下禮遇”。學習茶道的過程中，他也強調“事事需謹慎，處處關照人”“真心愛潔凈”“節制酒色”這一系列理念，他還給我們留下“茶會之常客，亦應待其如名人”這一至理名言。到了室町時代末期的戰國時代，出現了武野紹鷗和千利休這位集日本茶道之大成者。紹鷗是利休的老師，他發明了鐵制細鎖鏈，竹藤炭筐等一系列茶具，他主張：“應咀嚼般小口飲用，大口飲用不知其味”，他還說“如若茶不涼，甘愿一日飲”。《山上宗二記》中還記載紹鷗對弟子們說過：“雖說六十定命，然壯年僅二十載，唯不斷潛心茶道，方可擅長此道，如若缺乏橫心，必將不善此道”，真正的人生與生存價值存在于“鼎盛二十年”之中。如果能領悟這一點，年輕人就會珍惜光陰不會虛度時日了。他還強調“然須用心書籍”，不管是茶道還是研究其他學問，都要廣泛閱讀擴大知識面。

說到利休流的茶道，現在已經發展成日本茶道的核心。明治之后，開始盛興的三千家，即表千家，里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的先祖就是千利休。千利休的孫子千宗旦，以“鰲輩櫛琶于世。從宗旦開始，千家分成了三千家，他的次子辭官隱居，并在京都的武者小路有宅邸，于是被稱為武者小路千家。不審庵原本是利休的茶室，后被傳給三子江岑宗左，成為了表千家的茶室。后宗旦又在不審庵的北側后方建立了今日庵，傳給了四子，由于今日庵在不審庵后方，于是被稱為里千家。于是日本便形成了三千家，弘揚茶道直至今日。

茶道在德川時代開始趨于秩序化，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前日本處于長期的無規則狀態，人們渴望有秩序的和平的生活，于是自然而然的，人們建立了規范的茶道標準和精神。而此前一直以佛教思想為基礎的茶道精神，隨著時代的需求漸漸被轉化為儒家思想。孔子認為，每個人需要做自己身份相符的事，如果僭越身份去做事，就會導致社會混亂，自身也會滅亡。于是，為了建立和平秩序，逐步形成了身份制度，階級差，到了德川時代，士農工商的身份制度被最終確立。而利休在《山上宗二記》中明確規定了成為茶道名人的資格，第一必須是“茶湯者”，第二必須是“茶湯愛好者”，第三必須擁有唐物的名物茶器，第四必須專于此道。

而這些標準，隨著武家茶道的興起很快遭到了破壞。茶道首先出現在寺院和市町，到了江戶時代，隨著武士力量的崛起，迫切需要建立武士流茶道。石州流是公認的武家茶，大名茶的代表。其中武家茶的著名石州流茶人松平不昧就是代表之一。他將茶道精神運用到政治理念中，成為了著名的明君。與此同一時代一位叫做川上不白的天才茶人，以表千家為中心參與制定了“七事儀式”。所謂的“七事儀式”，包括品茶，花月，回炭，回花，一二三，且座，數茶。雖然這只是一種游戲但也是修煉茶道的一種方式。這一時期的町人茶的地位逐漸下降，為了抵抗武家茶，形成了家元制度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明治維新之后，也迎來了茶道的新時代，隨著日本社會的大變革，“文明開化”及“歐化主義”開始流行起來。現代社會中，舉辦茶事或者茶會大多出現在企業家名流之中。日本人隨著年齡的增長，會從熱衷于外國文化轉向于本土文化，但一般的茶會，往往是地位顯赫之人比較天下名器之處，忘記了茶道的根本精神。女士們在結婚前也會學習茶道或者花道，但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模仿，并不能理解而去改變自身。總而言之，茶道應該是人與人交往的一種社交生活規范，消除人與人心靈之間的隔閡，所謂“和敬清寂”及“一期一會”等至理名言應努力理解消化，懷著“茶之心”去不斷努力發現，改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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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高中學段 生態文明 綜合實踐活動課程 校本化開發與實施

福建教育學院基礎教育研究課題――《生態文明主題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校本化開發與實施之研究》（項目編號：JYZD-2013067）課題組，按照研究規劃選擇建甌第一中學、吉陽中學、建安中心小學為研究樣本校，分別同步開展高中、初中、小學三個學段的生態文明主題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校本化開發與實施研究。本研究選擇建甌第一中學、吉陽中學、建安中心小學為研究樣本學校，是因為這三所學校均為南平市青少年水土保持普及教育基點校，具有至少十年持續規范開展以水土保持為突破口的生態文明普及教育的歷史積淀。

本報告是福建教育學院基礎教育研究課題――《生態文明主題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校本化開發與實施之研究》（項目編號：JYZD-2013067）結題報告的重要組成部分暨高中學段的生態文明主題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校本化開發與實施之研究結題報告。

一、高中學段研究完成的內容、取得的成果及達到的目的和水平。

（一）本學段研究完成的內容、取得的成果

1.開發了《我與生態文明攜手同行》綜合實踐活動課程基礎級課課程（必修）和升華級課程（選修）。

基礎級課程（必修）的課程對象為全體學生。本課程倡導責任使然、人人可為、人人應為的理念。該課程設18課時。學生修滿18課時并經過考評合格者獲得1學分。

升華級課程（選修）的課程對象為部分學生。本課程倡導責任使然、興趣所至、特長展示的理念。學生可自主選擇參加其中的一項或者若干項活動，若經過考評合格者可獲得相應的學分。

2.實現了《我與生態文明攜手同行》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常態開設。

基礎級課程（必修）已在2013―2014學年、2014―2015學年、2015―2016學年的建甌一中高一年段分別開設，有2900多位學生完成了該課程學習并獲得了一個綜合實踐活動學分。

升華級課程（選修）已在2013―2014學年、2014―2015學年、2015―2016學年的建甌一中高一年段分別開設，有2900多位同學自主選擇參加其中的1項或者若干項活動，并獲得相應的綜合實踐活動學分。

3.建構了《我與生態文明攜手同行》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施教機制。

為了保證《我與生態文明攜手同行》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有效實施，同時為了更有效地促進學生更好更快更直接地優化自己的生態文明知情意行模式，提升學生踐行生態文明的能力，特別創建或者建構八方面的制度（機制）。

（1）課程導師制。《我與生態文明攜手同行》基礎級課程（必修）所有活動和升華級課程（選修）序號為1―6號的活動實現學校指定課程導師制，即這些課程活動必須接受學生所在班級的班主任或者任課教師的指導。升華級課程（選修）序號為7―19號的活動實現學生聘請課程導師制，即序號為7―19號課程活動的指導教師由學生自主聘請。

（2）課程代表制。在開設《我與生態文明攜手同行》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高一各班級設置課程代表，各班課程代表分別由高一各班班主任各自指定。各班課程代表負責指導各自班級學生完成《我與生態文明攜手同行》綜合實踐活動課程修行記錄卡填寫等相關事項。2013―2014學年、2014―2015學年、2015―2016學年總計完成5700份《我與生態文明攜手同行》綜合實踐活動課程修行記錄卡填寫（注：各班課程代表須與《我與生態文明攜手同行》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組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簽訂有償勞務合同。各班課程代表只要完成合同中約定的工作，就有權獲得相應的勤工助學金）。

（3）方案征集制。基于升華級課程（選修）序號為19號的活動要求，每學年向高一或者高二學生征集生態文明主題的綜合實踐活動方案。2014―2015和2015―2016學年共征集40個生態文明主題的綜合實踐活動方案。

（4）資金資助制。為了激勵學生踴躍參與生態文明主題的綜合實踐活動方案的設計，每學年從征集到生態文明主題的綜合實踐活動方案中選擇五項作為資金資助的活動項目。

（5）課程評鑒制。在每學年的6月上旬，召開《我與生態文明攜手同行》綜合實踐活動課程評鑒會，該會由高一各班級《我與生態文明攜手同行》課程代表和部分指導教師⒓櫻共同完成生態文明學分認定。2013―2014學年、2014―2015學年、2015―2016學年總計完成5700人次的生態文明學分認定（注：生態文明學分證書見附件1和附件2）。

（6）骨干培訓制。在每學年的10月上旬，對包括各班課程代表在內的水土保持志愿者進行生態文明素質提升培訓。2013―2014學年、2014―2015學年、2015―2016學年共培訓100位學生。

（7）分享引領制。要求學生在參與《我與生態文明攜手同行》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過程中，積極主動地與同伴分享參與活動的收獲，以此引領同伴更有效地參與課程活動。例如：在每學年的“三節”期間開展“水保綠網杯”裝置藝術作品競賽獲獎品展示活動；在每年中國水周期間舉辦“水保綠網杯”美麗鄉村寒假環保行手機微拍作品展示分享活動；在每學年的10月和3月期間分別舉辦資金資助活動項目的設計說明課、成果匯報課；在每學年的上下學期各舉辦1期感悟展評活動。

（8）評優準入制。把學生參與生態文明綜合實踐課程所得學分作為評優（先）的準入條件之一。

（二）高中學段研究達到的目的和水平

1.達到的目的。

第一，促進了學生更好更快更直接地優化自己的生態文明知情意行模式，提升了學生踐行的生態文明能力。

第二，實現了《〈我與生態文明攜手同行〉綜合實踐活動課程》被納入建甌一中綜合實踐活動課程體系。

2.達到的水平

本學段研究不僅填補了建甌一中在生態文明主題綜合實踐活動課程校本化開發與實施方面的空白，而且為教育部頒布的《關于全面深化課程改革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意見》的實施提供了有借鑒價值（在實踐層面上）的范本。

二、比照原申請書制訂的研究工作計劃，對任務完成情況進行自評與原因分析。

高中學段研究嚴格按照課題組設計的研究路線圖和研究步驟，開展課程開發研究子方向、課程設置研究子方向、課程指導研究子方向、學業評估與管理研究子方向、課程激勵研究子方向五個子方向研究，且高質量地完成了課程開發研究子方向、課程設置研究子方向、課程指導研究子方向、課程激勵研究子方向四個子方向研究。之所以能完成這些研究任務，最主要的原因是契合了福建省普通高中多樣化發展改革試點實驗項目――建甌一中《完善立人課程體系，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實驗研究之需要。

學業評估與管理研究子方向特別是學業評估沒有完全達到預定目的。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各項綜合實踐活動學業評估細則制定得較粗放（客觀上評估細則的制定是很難的），再加上活動過程的記錄有失周詳和縝密。

三、同期國內外同類研究工作的進展情況，以及對本項目后續研究工作的設想和建議。

（一）同期國內外同類研究工作的進展情況

目前，國內外開展高中學段的生態文明主題綜合實踐課程的校本化開發與實施方面的研究較少。在開展研究過程中，對養成化原則、趣味化原則、精細化原則、鄉土化原則、校本（課程）化原則疏于恪守，存在五方面的缺陷或者不足。具體表現：

第一，由于疏于養成化原則的恪守，開發出的高中學段生態文明主題綜合實踐課程不能發揮較好的養成教育作用，即沒有較強的養成性。

第二，由于疏于趣味化原則的恪守，開發出的高中學段生態文明主題綜合實踐課程不易吸引學生主動參與，即沒有較強的趣味性。

第三，由于疏于精細化原則的恪守，開發出的高中學段生態文明主題綜合實踐課程，即沒有較強的操作性。

第四，由于疏于鄉土化原則的恪守，開發出的高中學段生態文明主題綜合實踐課程不會較好地貼近學生家鄉的生活生產實踐，即沒有較強的針對性。

第五，由于疏于校本（課程）化原則的恪守，開發出的高中學段生態文明主題綜合實踐課程不會較好地融入學校的課程體系，即沒有較強的持續性。

（二）高中學段研究后續研究工作的設想與建議

1.開展課程目錄優化研究。

2.開展課程學業評估優（細）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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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網絡輿論　生態系統　運行機制

中圖分類號G209　文獻標識碼A

作者簡介　中國計量學院藝術與傳播學院講師，杭州310018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網絡逐漸成為民意傳達的一塊沃土。與傳統媒體信息的強勢性單向流動不同，網絡賦予了受眾相對平等的話語權。作為賽博空間的傳播范式，網絡以其獨有的傳播生態衍生出帶有似真性特征的網絡人際關系，滿足著人們多方面的心理需求，成為現代輿論形成的重要陣地。

網絡輿論的興起與信息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Dholakia、Bagozzi和Pearo(2004)是較早關注網絡輿論的學者，他們認為，web 2.0賦予用戶進行內容的創作(如博客，播客)、編輯和篩選可能所引發相關“社會變革”；希爾(Hiller，2003)也指出網絡增加了公民參與政治和公眾議題的新熱情和可能性。這種公眾對時政和社會話題的參與和關注，典型地體現在西方新聞學者所謂的“公民新聞學”、“草根新聞學”的實踐上，以及網民通過內容上的貢獻對公眾日常話題和媒介議程設置的參與。國內學者對網絡輿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從大眾傳播的角度，著重分析在公共突發事件中政府應對網絡輿情的應對能力與建設能力；從媒體的角度，分析網絡等新媒體在危機事件中的宣泄功能，在輿論引導中所扮演的媒介功能與角色；從網民心理的角度分析網絡輿情的形成機制及特點。

總而言之，網絡輿論主要研究網絡與輿論之間的關系，包括互聯網對輿論的影響以及網絡輿論的發展演變過程。事實上，對網絡輿論的研究并不能僅局限于網絡本身，因為網絡只是從技術層面使得每一個輿論主體能更為自由地進行自我訴求，也使得主體能夠快速聚集，形成共鳴。網絡輿論的本質是公眾訴求與意見在互聯網中的全方位映射與多角度重組。網絡輿論中的各種現象與問題不是孤立的，它們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網絡輿論系統的各個要素，如輿論信息的資源、信息生產加工者、信息傳播者和消解者，與其生存的環境因素構成了一個整體，各要素之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構成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

最早運用生態學來研究傳播現象的學者是尼爾·波茲曼，他在1970年提出“媒介生態學就是媒介作為環境的研究，它試圖使媒介環境中隱蔽的具體規范清晰起來”，“它試圖發現媒介究竟迫使我們扮演著什么角色，媒介如何構建著我們的所見、所言、所行”。隨后，國內學者開始將生態學引入傳播學與媒介研究，如林文剛(2000)認為，媒介生態學的研究重點應集中在各種傳播媒介的符號和信息本質及傳送特性，從人類傳播的結構和過程來了解文化的形成、延伸和變遷。支庭榮(2004)則認為傳播生態的內涵廣于媒介生態，他將傳播生態做了三個層次的劃分，傳播原生態、傳播內生態與傳播外生態。還有學者提出網絡生態的概念，張慶峰(2000)指出，“所有的影響網絡發展的其它社會系統構成了網絡發展的生態環境，當我們用聯系發展的眼光分析網絡與網絡生態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時，便形成了網絡生態……”。

以上研究都是借用生態學的方法，參照生態學中的生態系統、生態平衡、生態種群、生態集群等概念，以生態學的角度來探尋媒介和大眾傳播領域中的生態學規律和原理，為大眾傳播學的研究拓展了視野和思路，但都集中在傳播學和新聞學等領域，關于輿論生態方面的研究較少，目前尚無學者提出一個完整的輿論生態模型，至于網絡輿論生態系統方面的研究更是空白。鑒于此，本文認為由于網絡已經成為民意宣泄的重要平臺，網絡輿論的分散性在反映民情、民意，促進社會民主進步方面固然體現出其自身的優越性，但網絡意見表達的分散性與低成本，也使得輿論的形成及傳播非常迅速、復雜并且難以控制。因此，本文將從生態學的視角探討網絡輿論生態系統的構成及其運行機制，從而為后續研究提供可行的框架。

二、網絡輿論生態系統的含義與構成要素

由于生態學的一些基本規律存在普遍的適應性，因此本文借用生態學的基本概念和核心來探討網絡輿論生態系統的含義和構成要素，同時強調和突出系統中的互動性。

(一)網絡輿論生態系統的含義

網絡輿論生態系統是一個以信息資源為核心，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由信息主體因素與環境因素構成的一個整體。信息資源與信息主體因素構成輿論微觀生態；環境因素構成輿論宏觀生態，是政治、經濟、技術、文化等生態因子與輿論信息的相互制約與相互影響。這個整體具有相對穩定的大小和結構，信息生產者利用信息資源生產信息，傳播者、消費者、分解者和規制者借助信息的傳遞、消耗和管制而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依存，同時受到環境因素的制約，最終形成具有自我組織、調節和修復功能的復合體。

在網絡輿論生態內，如果信息的產生、流動和消解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輿論主體因子都能進行信息、能量和資源的交換、交流與共享，那么這個生態系統就是健康安全的；否則，就需要對系統構成的各個子要素進行調節，促使其微觀系統、宏觀生態保持協調和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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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學；實踐教學；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 G642.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7）04-0085-03

生態學專業是一門多學科交叉滲透的新興學科，其知識體系涉及現代科學的各個領域，與人類和生物生存、現代工業發展、城市建設息息相關。[1]目前，隨著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國家對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越來越重視，黨的十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在最新修訂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2年）》中，將生態學由原來隸屬于生物學的二級學科提升為獨立的一級學科，這說明了國家對生態學專業人才培養的重視。培養高素質生態學專業人才是構建生態文明社會、實現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迫切需要，而實踐教學是完成高素質生態學專業人才培養的核心環節。[2][3][4]開展實踐教學是將生態學基本理論與實際應用相耦合的重要步驟，是培養學生動手能力和工作技能，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和挖掘學生潛力的重要試驗場。[5][6][7]林業院校具有深厚的林學背景，如何更好地發揮林業院校特色，推動林業院校生態學的實踐教學水平，是提高林業院校生態學整體教學質量的關鍵所在。本文在分析生態學專業人才培養面臨問題的基礎上，針對實踐教學這一薄弱環節，提出生態學專業實踐教學改革的一些思路，旨在為學生創新培養和生態學專業建設提供參考。

一、生態學實踐教學存在的問題

生態學是以生物學、地學等為基礎的綜合性、實踐性都較強的學科。然而，受傳統教育觀念和現實因素的影響，實踐教學中還存在著一些缺陷和問題。

（一）教師和管理人員主觀上不重視實踐教學

學校的教師和管理人員普遍存在重理論教育而忽視實踐教學的傾向。應試教育體系下培養的年青教師實踐教學經驗欠缺，一些骨干教師也因科研任務繁重，投入到教學工作中的時間不足，尤其是實驗和實習教學，這導致學生專業知識結構不夠系統，知識理解留于表面，甚至存在盲區。許多學校教學質量檢驗標準不科學，學校教學管理人員的教學檢查也只針對理論教學的教學效果，而實驗及野外實踐教學的質量好壞則很少關注。此外，生態學野外實踐教學人員偏少，一位任課教師要承擔1個甚至多個班級的實習教學，實踐教學質量很難得到保證。這種教學思維不可避免地導致對實踐教學重視程度不夠，如實踐教學經費投入嚴重不足，實驗儀器設備嚴重短缺，實踐教學隊伍人員偏少，實踐教學過程敷衍化和形式化。這是大學生態學實踐教學中普遍存在的問題。

（二）實踐教學內容綜合性和系統性較差

很多學校的實踐教學內容以單一課程為依托，自成體系。這種單科的實驗實習模式把相互聯系的知識體系割裂開來，導致學生知識掌握的連貫性、系統性較差，學生缺乏宏觀、綜合的思維訓練。在實踐過程中筆者發現，許多學生無法將其他學科的實踐內容與生態學實踐內容有效結合。同時，以單一課程為依托的實驗實習模式還存在實習地點和實習內容重復的現象，造成教學資源的浪費。由于實踐課隸屬于不同的專業課程，再加上生態學的交叉學科發展較快，各門課程都制定了相應的實踐教學大綱和內容，這造成了各課程的實踐內容與操作方法的重復，以及時間和資源的浪費。如普通生態學、氣象學、林學概論和地學基礎等課程都設置了生態因子的測定實驗，但多數高年級學生在完成多門相關課程后仍無法將生態學與相關基礎學科的知識有效耦合。

（三）學生主動意識不強，缺乏學興趣

教學是“教”與“學”相結合的過程，僅僅依靠教師的 “教”無法達到預期效果。要改變生態學野外實踐教學的窘境，學生必須參與到教學中來，去感受實踐學習中的樂趣，這恰恰是實踐教學活動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但由于我們整w上對實踐教學重視程度不夠，經費投入不足，考核體系及標準不科學、實踐內容走馬觀花、與實際生產管理活動相關性較差，造成學生對實踐教學重視程度不夠，缺乏學習興趣。在實踐過程中，學生組織性、紀律性散漫，對學多采取應付的方式。加之部分學生缺乏吃苦耐勞的精神，對生態學野外實踐教學產生抵觸情緒。學生對提出的科學問題不能做深入研究，教學實習更像是一次科學研究的“演習”或者“旅游參觀”。畢業論文（設計）是實踐教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在雙向選擇的就業制度下，該環節往往與學生的擇業產生嚴重的沖突。按過去的教學組織模式，畢業生產實習和論文設計安排在第八學期進行。此時，大多數學生都在為就業而奔波，頻繁參加各種招聘會和畢業生供需見面會，甚至參加試用單位的各類培訓，學生無法安心進行畢業論文（設計）工作，這導致其畢業論文質量大打折扣。

二、生態學實踐教學的改革實踐及對策

篇6

【關鍵詞】新媒體;公共關系學;生態學范式

【中圖分類號】G206.3【文獻標識碼】A

本論文是在新媒體背景下對公共關系學本體論的一種創新思考。在社會科學中,本體論在很大程度上探討的是人類存在的本質,在傳播學領域,本體論聚焦的是人類社會交往中的本質問題(Littlejohn,S.W.2004),在公共關系學中,本體論探討的是關于世界觀、研究對象和基本范疇等一般性的本質問題。本文選擇此研究視角是基于對新媒體的互動性、關系性特征的本體論思考。

一、研究問題的提出

從歷史上看,每一新媒介技術的出現都激發了人們對傳播學研究的樂觀想象。從早期的印刷術、無線電、電視、錄影機、到現在的無聯網和移動通訊,關于新媒體帶來的對傳播學術研究的種種挑戰和顛覆,似乎成為整個傳播學研究領域的標準敘事。而在我看來,新媒體對傳播學研究的挑戰和顛覆首先是發生在本體論層次的,這種本體論的轉換可能發生在信息傳播和關系傳播之間,一直以來,傳播作為“信息傳導”的主流想象,導致傳播學對嵌入傳播之中的“關系訊息”的忽視。而多年之后,同樣的問題又出現在對新媒介的研究上。比如,主導人們對新媒介社會作用想象的,仍然是一些“傳導”和“運輸”的比喻,比如信息高速公路、電子通道等,這些比喻雖然為人們理解新興的互聯網及其社會功能提供了形象的進路,但是具象的比喻局限了新媒介研究的視野,使得關系傳播又一次在新媒體的研究中被邊緣化。

隨著web2.0技術的實現,使得新媒體的關系特征更加明確,與麥克魯漢的“媒介即信息”相比,另一個科技哲學家伊德從存在主義的現象學出發,將科技視為人類存在的延伸,人與科技之間的關系就成為一種“體現”的關系,這種關系延伸了、轉換了人身體的與知覺的意向性(Don Idhe,1991)。以此科技的“體現觀點”觀之,新媒體是一種關系媒體,新媒介作為‘關系的居間者[1],分別對人們的社會角色關系、文化關系和情感關系產生深刻而全面的影響”。從關系傳播的觀點來看待新媒介系統對于人與人之間溝通行為、關系方式的影響,可以把新媒介的研究層面從傳播技術層面提升到傳播關系的層面;把新媒介傳播研究從以技術性的信息傳播,引導向以對話性的關系傳播為主;把以網站為中心的“信息傳播學”,導向以人為中心的“關系傳播學”(陳先紅,2006)。正如莫伊所說的,新媒體傳播所提供的技術沃土已經為我們培育出各式各樣新穎的敘事方式,公共關系理論范式的轉移和創新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1980年代的新媒體時期,是公共關系理論創新的一個重要分水嶺。這一時期,一個新的詞匯“Public Relationships”取代“Public Relations”進入公共關系學者的研究視野,人們開始發出這樣的追問:“個體從哪里結束,關系從哪里開始?”、“把關系還給公共關系”、“關系應該成為公共關系理論研究的焦點領域”。在此之前,傳統公共關系理論如管理學派、語藝(修辭)學派和整合營銷學派都忽視“關系”的核心概念作用,始終是以傳播為中心,將研究重點放在public,即對公眾的傳播策略的制定,傳播效果的評估上。在此之后,研究重點開始從“傳播”轉向“關系-relationships”,即開始研究如何建立、維持和提高組織-公眾關系的質量,關系觀點的倡導者瑪麗.佛格森指出,“以關系為研究單位的組織-公眾關系為范式的集中提供最多的機會,它將會加速公共關系領域的理論發展”(Ferguson Mary,1984), 關系管理觀點的出現標志著公共關系開始從對民意的操縱轉向關系的建立,這是公共關系根本使命的重大變化,也是公共關系理論范式的巨大創新 。

但是通過文獻回顧發現,西方的關系管理范式多是以人際傳播理論為基礎,重點研究組織-公眾關系的維度要素、發展過程、功能作用等,基本上局限在比較微觀的關系研究層面,以至于到目前為止,學者們一致認為,雖然公共關系理論主流研究典范正在向關系范式轉移,但是仍然沒有出現權威范式(Lynne M, etc, 2001).本文認為,這種權威范式的缺失正是公共關系學理論框架的缺失,更確切地說,是生態學范式在公共關系學理論建構中的缺失。

當代公共關系理論和實踐模型都是以公關在組織-環境關系中的意義和角色為基礎的,都具有生態學的特征(James L. Everett, 1993)。從1952年卡特利普和森特提出的調整與適應模型,到格魯尼格1984年提出,1992年又修改的公共關系實踐的對稱模型,都是屬于生態觀點。另外,在公共關系領域先后出現的系統論管理學派、語藝修辭學派、整合營銷學派和關系管理學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公共關系研究的生態學意蘊,毫無疑問,借鑒生態學思想和方法的理論基石已經奠定。

但事實上,公共關系領域的生態研究成果是比較分散零亂,不成體系的,或者說是比較微觀的,這些研究都是從研究單個組織出發,利用個體生態分析方法,研究微觀公共關系活動中各有關利益主體的決定及其變化,試圖解釋組織公關行為與利益相關者行為的互動規律。盡管上述公關研究都從不同側面涉及到生態學思想,但是很少研究是以整個公共關系活動為考察對象,采用生態系統分析法,研究公共關系活動中各利益主體的相互調整與適應,解釋一般公共關系原理、概念、范疇、方法等問題,公共關系學一直缺乏一個能夠“一以貫之”的理論或典范,缺乏一個完整的理論架構(Hallahan,1993;Sallot et al.2003)。

因此,本文提出“運用生態學范式建構公共關系理論”這一命題,也就是說,運用生態學范式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來建構公共關系學的理論體系、基本觀點和研究方法,提供共同的理論模型和概念框架,形成該學科的理論傳統,并規定其發展方向,這不僅是公共關系學理論創新的需要,也是公共關系學科成熟的標志,這對理清時下混亂不清的公共關系學研究,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下面主要從公共關系學的基本假設、研究對象和基本范疇展開論述。

二、公共關系學的基本假設

在公共關系學研究領域,對生態思想的運用非常普遍,生態學由于其所主張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的生態思想,理所當然成為我們建構公共關系學的基本假設,這一點已經被廣泛證明和認可,但是運用不同的生態學范式,來建構不同的公共關系學理論體系,似乎尚未被人們廣泛關注和重視。

對公共關系理論建設最有影響的學者皮爾森(Pearson R,1990)曾經提出:“生態思想為公共關系理論建構提供了兩種方法:倫理方法和策略方法,這是兩種不同的系統思維方法,他們能夠引導公共關系學進入兩個不同的方向,究竟哪一個方向更適合公共關系學?這是公共關系所面對的具有深遠意義的選擇,這個選擇會影響公共關系理論的自我理解力及其未來的命運” 。遺憾的是,這一重大的研究命題因為皮爾森的英年早逝而中斷。在此基礎上,格魯尼格進一步把公共關系世界觀可分為對稱和不對稱兩種,不對稱世界觀是以勸說操縱為目的,對稱世界觀則是以解決沖突和促進理解為目的。

本人認為,我們可以運用挪威哲學家阿倫.奈斯(Arne Naess,1973)的深層生態學觀點,來解釋和建構公共關系。他認為,生態學范式可以分為形而下的淺層生態學(shallow ecology)和形而上的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兩種范式,他們提倡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態價值觀 。淺層生態學的思想基礎是“人類中心主義”,它主張在不削弱人類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它把人類的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點,認為保護資源和環境本質上是為了人類更好地生存;而深層生態學的思想基礎則是“生態中心主義”,它是從整體論立場出發,把整個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個生態系統,認為生態系統中一切事務都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人類只是這個系統中的一部分,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它主張走中間道路,對自然過程做出謙卑的默認,更傾向于人性化的、對環境有利的技術,它把生態危機歸結于制度危機和文化危機,而不是技術危機,因此深層生態學的危機處理主張是集中在個體意識的轉變上,要求每一個個體改變態度、價值和生活方式,尊重自然,與自然和平相處。舉例來說,在解決污染問題上,淺層生態學通常的做法是,用技術來凈化空氣和水,緩和污染程度;或者用法律把污染限制在許可范圍內;或干脆把污染工業完全輸出到發展中國家。與此截然相反,深層生態學從生物圈的角度來評價污染,它關注的是每個物種和生態系統的生存條件,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它對人類健康的作用方面。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雖然二者同為生態學范式,并且都是以“相互依賴和相互聯系”的生態思想為基本假設,但是他們的生態學世界觀卻有著明顯的差異性,如果運用格魯尼格的對稱和不對稱世界觀來分析的話,不對稱假設對應的是形而下的淺層生態學范式,它強調功利型倫理觀,遵循功利主義,強調策略方法,側重對公眾的說服,民意的操縱,偏向于微觀層面的公共關系;而對稱假設對應的是形而上的深層生態學范式,它強調義務型倫理觀,強調倫理方法,強調對責任和義務的承擔,強調關系的質量,社會整體的和諧,偏向于宏觀層面的公共關系。不同的偏向對公共關系學具有不同的解釋力和預測力。 其理論差異表現如下圖:

本文認為,宏觀而言,公共關系學強調“社會組織”這一研究對象的關系論、系統整體論和有機論,組織存在是一個由組織-公眾-環境構成的“無縫之網”,組織和公眾、環境都是“生物圈網上或內在關系場中的結”,他們都是一個系統整體,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主體和客體之分,所有的整體都是由他們的關系所組成的;公共關系的本質就是一種“關系居間者” ,或者用哈貝馬斯的話說,就是一種“主體間性”,公共關系堅持第三方立場的中間道路,通過倫理方法,通過文化影響和制度改造,追求組織利益、公眾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統一,最終建立信任和諧的關系生態。總之,公共關系的目的是要組織“擁抱世界而非征服世界”,是讓組織不斷擴大自我認同的范圍,從個體自我,逐漸轉化為社會自我,最終成為“生態自我[2]” ,從而“最大化的(長遠的、普遍的)自我實現”,達成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的真善美。

公共關系的本質屬性是“公共性”,通俗地說,就是“第三方立場”。簡單地說,公共關系是一種“組織-公眾-環境”關系,一種組織與相關公眾的溝通對話關系,一種組織與所處環境的研究監測關系,在這種復合性的關系中,公共關系是一只腳站在組織里,一只腳站在公眾關系和社會環境中, 既要對組織負責,又要對公眾負責,還要對社會負責,屬于典型的“一仆三主”,“吃里爬外”型的“關系居間者”。

三、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組織―公眾―環境關系

公共關系學的對象問題,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的正確解決,規定了公共關系學的理論框架,規定了這門學科的特有角度,規定了這門學科與其他社會學科的區別與聯系,也規定了這門學科開展公共關系實踐的方向和主要途徑,從而也規定了這門學科存在的必要性。正如黑格爾所說的:“就對象來說,每門科學一開始就要研究兩個問題:第一,這個對象是存在的;其次,這個對象究竟是什么。”

透過目前的公共關系理論,公共關系學研究對象主要存在以下誤區:1、模糊性,籠而統之地將“公眾”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實際上與社會學發生較大程度的重合,其結果是喪失了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而難以獲得獨立存在和發展的合理依據。2、片面性,將公共關系研究范圍中的某一方面或幾個方面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比如國際上對“關系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組織-公眾關系(OPRS)的研究上,缺乏或者忽視對組織-環境關系(OERS)的研究,這導致了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的缺失。3、單一性,孤立地從主體層面、客體層面或者目的層面揭示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比如僅僅是把“單一的組織”、“孤立的公眾”或者“有效的傳播”作為其研究對象,而沒有把“關系”,沒有把“組織、公眾、環境”作為一個關系整體進行研究。

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傳統公共關系理論只是研究組織與顧客、競爭者、消費者等生命系統的公眾變量,而忽視了對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等非生命系統的環境變量的研究,環境只是作為一種背景出現的,這樣就使得公共關系理論限于一種戰術層面的微觀研究,而無法涵蓋宏觀層面的戰略研究。

最近有研究表明,雖然“環境變量”和公共關系之間的關系很難測量,但是其作為一種戰略公眾的觀點已經被廣泛認可,比如,格魯尼格等人認為,環境對于公共關系確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變量的研究上,對其他環境變量的研究關注較少;而Culbertson 和Jeffers(1992)提出SPE(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這三個環境變量對公共關系實踐極其重要;Dejan Vercic則進一步提出了五個影響公共關系實踐的環境變量:政治意識形態(主要指民主化程度)、經濟體系(經濟體制和發達程度)、激進性水平(組織面對壓力集團活動的程度)、文化屬性和 媒體系統(媒介體制和輿論環境)。 他認為,“環境變量是建立一個綜合性的國際公共關系知識體系的非常重要的開端,只有當研究超越了對一個國家中公共關系如何實踐的描述,把公共關系和其他變量如文化、政治體制、媒介環境等聯系起來,真正的理論建構才能夠實現”( Dejan Vercic & James E. Grunig,2000)。

識別環境變量有助于提高公共關系研究者的預測能力,也能夠幫助從業者制定正確的公共關系戰略或技術。但是,如何把環境變量納入公共關系學的知識體系呢?這又是一個引起爭議的問題,一些學者認為,可以將兩個研究對象合二為一:或者把組織-環境關系包括在組織-公眾關系的概念里,或者把組織-公眾關系放在組織-環境關系的框架內,我認為,無論哪一種表達都是不妥當的,因為從深層生態學的觀點來看,組織、公眾、環境之間并不是“人與自然”、“自我-他人”、“主體-客體”的二元對立關系,不應該被分成“作為主體的組織”和“作為客體的公眾或環境”,而應該是一個由組織-公眾-環境之間的內在關系構成的社會存在物,是組織-公眾-環境之間的生態關系。這種關系并不是外在的、偶然性的、派生的,而是“內在的,本質的和構成性的”,因為一個社會組織并非生來就是一個具有各種屬性的自足的實體,它與較為廣闊的社會環境的關系、與更為復雜的各類公眾的關系、與文化的關系等等,都是組織身份的構成性的東西。 社會組織既不是站在組織-公眾-環境系統之外,也不是站在組織-公眾-環境系統之上,而是在組織-公眾-環境系統的場景之中去完成公共關系行為的,這種行為是一種生態的評價和選擇。

因此,本文提出“組織-公眾-環境關系”這一概念,作為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這種提法并不是主觀杜撰的,而是符合以上深層生態學基本假設的,它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強調了關系而不是公眾是最基本的分析單元,關系是公共關系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點;第二,強調了組織-公眾關系是最核心的構成要素,是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部分;第三,強調了組織-環境關系是最廣泛的存在,是最具影響力的部分。按照“組織-公眾-環境關系”來理解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有利于糾正一些模糊的、不確切的、片面的說法,既能夠較好地體現公共關系學的總的精神和宗旨,又能夠貫串它的全部內容。總而言之,公共關系學就是以組織-公眾-環境系統的關系生態管理為研究對象,具體地說,公共關系學就是以組織-公眾之間的信任關系,以組織-環境之間的適應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綜合性學科。

四、公共關系學的基本范疇:織網、造流、占位

作為學科的公共關系學面臨的一個理論難題,就是如何將一盤散沙式的研究主題和興趣,整合成為一個系統完整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框架。縱觀當今國內外的公共關系教材,其內容就像一個“社會科學的大百科全書”,幾乎無所不包,從倫理到法律,從政治到環保,從歷史到文化,從媒體到廣告,從品牌到禮儀,從策劃到演講,從……到……,說的學術一點,就是“泛傳播”“大文科”的概念,說的通俗一點,就是“大雜燴”、“大拼盤”,這些問題的癥結在于缺乏對公共關系學基本范疇的界定。

本文提出,應該在生態學范式和關系過程理論的基礎上,來建立公共關系學的基本范疇。首先,生態學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世界觀和方法論,而且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調整與適應,和諧與均衡,生態網,生態流和生態位等,這些概念可以直接為我們所借用。其次,就關系過程理論而言,布魯姆和格魯尼格提出的 “關系形成模型”和“關系策略模型”,為我們奠定了宏觀公共關系學范疇的基本雛形。如表所示:

在以上兩個模型中,布魯姆用“關系前項”“關系概念”和“關系后項”來描述組織-公眾關系的形成。而格魯尼格則進一步修正為“情境前項”、“保持戰略”和“關系結果”,并強調了關系維持的策略 ,這兩種模型的共同特點都是討論組織-公眾關系結構化的過程及其分布的影響,以及關系資源的特殊結構和在網絡中流動的方式。它類似于生態鏈中從供應原點的前向關系,通過組織活動流向消費終點的后向關系,這兩個理論模型只是強調了一維的“流”的概念,缺乏一種整體關照,不能夠涵蓋所有的關系管理層面,正如生物學家阿伯瑞希特.梵.哈勒所說的那樣:“自然以網絡而不是鏈條方式聯結萬物,然而,由于人類的語言不能同時處理幾件事情,所以,人類只能以鏈條的方式跟隨。”

因此,作者對關系發展三階段模型進行橫向分解,提出“關系資源網、關系傳播流和關系生態位”,作為宏觀公共關系學的三個基本范疇,從而使關系管理的結構體系更加全面完整:

在組織-公眾關系的第一階段,布魯姆用“關系前項”定義了構成關系資源的要素,它們是社會和文化規范、集體認知和期待、資源的需要,對不確定環境的認知、合法/自愿的需要。格魯尼格則用“情境前項”強調了組織-公眾關系的六種類型:組織影響公眾、公眾影響組織、組織-公眾聯盟影響另一組織、組織-公眾聯盟影響另一公眾、組織影響組織-公眾聯盟、多樣組織影響多樣公眾等。

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他們所討論的問題都是“網”的問題,具體地說就是關于生態系統的成員要素和關系結構問題。作者把它稱之為“關系資源網”。

關系資源網就是“由組織-公眾-環境系統所構成的具有資源配置功能的關系網絡”(陳先紅,2006),具體的說,它包括兩大子網絡:組織-公眾關系網和組織-環境關系網,其中:組織-公眾關系網主要包括組織-員工關系、組織-持股者關系、組織-消費者關系、組織-社區關系、組織-媒體關系、組織-政府關系、組織-競爭者關系、組織-金融關系等等。組織-環境關系網主要指組織與政治、經濟、文化和媒體技術之間的關系。按照生態關系的性質,這兩大子系統又可以分為合作者關系網、聯盟者關系網、威脅者關系網和制約者關系網(見圖1)。在這一范疇,公共關系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建立與管理關系網絡,讓各種資源暢其所流,流于其必需之處,止于其當止之地。

在組織-公眾關系的第二階段,布魯姆認為關系代表了一種信息、能量或資源的交換和轉移,具有交換、交易或轉移等屬性,這些關系屬性既描述著系統中的關系,也體現了系統中的結構。格魯尼格則從關系維持的角度提出了對稱性整合戰略和不對稱性分配戰略。

從生態學的觀點看,這一關系階段的主要問題是“流”的問題,是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在信息傳遞的引導下流通變化的過程,我把它稱之為“關系傳播流”。

關系傳播流是指傳播在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發展中是一個永不間斷的過程,它在組織內外不斷產生、流通和利用,就像一種有源頭的“流”。任何一個組織中的關系傳播都不是一維流動的,而是多維流通的,因此,作者借鑒人際傳播和社會網絡的相關理論,提出了一個關系傳播流的三維框架:目的維度,性質維度和內容維度。目的維度包括由戰略性關系和日常性關系構成的連續統一體,性質維度包括由強關系到弱關系的連續體;內容維度包括從信息流向文化,從文化流向情感的連續統一體。目的維度和性質維度構成了四個象限,而內容維度以三個同心圓置于其中,形成一個立體多維的傳播分析框架(見圖1)。從目的維度來看, 關系傳播流是一個從完全無意識、無計劃的日常性傳播到完全有意識、有計劃的戰略傳播的變化連續體;從強弱維度來看,關系傳播流就是一個從強關系到弱關系的傳播變化連續體,從內容維度來看,關系傳播流包括信息流,文化流和情感流,具體地說就是由“社會層面”的關系、“文化層面”的關系和“人際層面”的關系所構成的一個傳播連續統一體;其中,社會層面的關系體現一種以社會分工信息為主的角色關系;文化層面的關系體現了一種以文化信息為主的價值觀關系,人際層面的關系體現了一種情感關系。 在這一范疇,公共關系主要是從信息、文化和情感三個層面來研究維持強弱關系的日常性傳播策略和戰略性傳播策略,主要的研究議題有:各種關系類型的強弱測量和變化規律;戰略性關系和日常性關系的實現和轉化策略;戰略性信息和日常性信息對關系強弱的影響;內向性信息和外向性信息對關系強弱的影響;強關系與弱關系的信息傳播模型; 強弱關系的文化傳播研究;日常性關系傳播中的情感投資模型;戰略性關系傳播中的情感表達;情感維度與關系結果評估,等等。

在組織-公眾關系的最后階段,布魯姆的“關系后項”包括目標達成、依賴和喪失自主性以及日常的制度化行為四個結果,格魯尼格的“關系結果”主要是指所建立的符號關系(如品牌的形成)和行動關系 (如相互控制,信任,滿意,承諾等)。

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這些結果都是關于“生態位”的問題,即關系主體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相對位置及其機能,作者把它稱之為“關系生態位”。

關系生態位是指一個組織的關系要素及其性質的集合,它是組織-公眾-環境之間關系的某種定性或定量的表述,它不僅包括空間概念,而且包括時間概念,它反映了一個組織對關系管理的適宜程度和對公眾的吸引力程度(陳先紅,2006)。它包括兩層含意:一是反映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管理的價值,這是一種抽象的性狀描述。比如關系管理是一種花費還是一種投資?關系管理的結果是建立了信任還是促進了合作?關系管理是否增強了組織魅力,增加了社會資本?關系管理在形成、維持和改變社會資本方面扮演何種角色等等。二是反映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管理的結果,即組織在其所處的生態系統中的時空位置。每一種組織在多維生態空間中都有其理想生態位,而每一種環境因素都給組織提供了現實生態位,理想生態位與現實生態位之差就產生了生態位勢。關系管理的任務就是一方面幫助組織去尋求、占領和競爭良好的生態位,建立聲譽,塑造品牌,能動地去改造環境,另一方面也迫使組織不斷地適應環境,調節自己的理想生態位,通過議題管理,危機處理,實現組織和環境關系的和諧發展,使現實生態位與理想生態位之差最小。所以,從公共關系角度看,可以把聲譽、品牌、議題、危機看作是某種生態位的具體體現。從功能性質角度看,品牌體現了組織所處的市場生態位,聲譽反映了組織的社會生態位;從時空角度看,危機體現了組織在某一時間點的特殊生態位,議題反映了組織在某一時間段進入的空間生態位。可以說,對關系生態位的管理就是對聲譽、品牌、議題、危機的管理(見圖1)。

因此,本文提出,關系資源網、關系傳播流和關系生態位共同構成了公共關系學的基本范疇,公共關系學的主要任務就是“結網”,“造流”和“占位”。

五、公共關系學的理論建構模型

根據社會科學的性質, 公共關系理論模型共分為四層:最高層是世界觀層,第二層是方法層,第三層是核心概念層,第四層是理論觀點層。世界觀體現了理論建構的基本假設,生態思維所提倡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世界觀是公共關系理論建構的共同基礎。在這一世界觀指導下,公共關系學者可以采取策略方法和道德方法這兩種生態方法建構公共關系理論。迄今為止,圍繞“傳播”和“關系”這兩個核心概念,主要理論成果有勸服操縱模型、雙向對稱模型、調節-適應模型、社區模型和文化調節模型等,如下圖:

在此模型中,在圖的最左側,是純粹以傳播為中心的勸服操縱型公共關系,即理性主義的策略型公共關系,其特征就是以傳播為中心,以勸服為手段,最終達成利己單贏關系狀態,關系只是一種被利用的工具,其代表觀點為米勒的“勸服說[3]”。

在圖的最右側,是純粹以關系為中心的社區型公共關系,即社群主義的倫理型公共關系,其特征是以“建立社區感”為己任,通過積極主動承擔社區責任,來減少社會沖突,提升社會關系,它強調關系質量和承諾;強調社會認同感,強調核心價值和信仰的重要性;強調權力和責任的平衡,市民知情權。其代表觀點為克魯克伯格和斯達克的“社區感假設[4]”。

在該圖中間的上方,是以傳播為核心的雙向對稱公共關系,即理想主義的對稱型公關,在雙向對稱模型中,組織-環境關系主要是一種研究背景,作為傳播的外部變量或者干擾變量出現的,在這種情況下,傳播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既是倫理的也是策略的。該模型奠定了公共關系的世界觀基礎。同時也受到廣泛爭議和攻擊,其代表觀點是格魯尼格的“傳播管理說”和“卓越公共關系”。

在該圖中間的中部,是調整-適應模型,此模型強調了傳播與關系的相關性 ,在組織-環境關系的適應與協調中,傳播的協調作用改善了組織對關系變化的適應性。該模型仍然是以傳播策略為重點,組織-環境關系為調節變量的。其代表觀點是卡特利普,布魯姆的“關系管理說”。

在該圖中間的底部,或者說整個區域的底部,是文化調節模型。該模型以關系為中心,把原來處于背景地位的組織-環境關系納入到一個由組織-公眾-環境構成的復合關系生態中,從組織的社會文化角色出發,通過對話和研究,達到倫理和諧的關系生態,其代表觀點是陳先紅提出的“關系生態說[5]”。

從以上理論模型可以看出,公共關系學將公共關系理論的建構從策略方法導向倫理方法,從強調外在的公共關系技術、手段和策略,到強調內在的公共關系理念、文化和哲學,其目的就是要重新建構公共關系理論體系,還原公共關系建立社會信任,追求真善美這一本來價值。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科學發展是具有歷史階段性的,庫恩所說的“范式”是指某一個歷史時期為大部分共同體成員所廣泛承認的科學共同體,它表示了一個科學發展階段的模式,而沒有一門學科是完全不變的,正如皮亞杰所說的:“所有學科,包括高度發展了的學科,都是以不斷發展為其特征的……任何一門學科都還總是不完善的,經常處于建構的過程之中(Jean Piaget,1996)。”對于正在快速發展的新興學科公共關系學來說,新媒體時代正好是公共關系理論范式轉換的良好開端,而不是終結,所以,本人提出“以生態學范式建構公共關系學理論”,主要是為了引起更深入的思考, 期待更深刻的討論和更科學的知識體系和理論框架,僅以此文拋磚引玉,歡迎批評指正!

注釋:

[1]“關系居間者”的概念來自馬丁布帛的關系哲學,他認為人是關系的居間者。

[2]“生態自我”的概念來自奈斯,他用生態自我來表達形而上的大寫的我,來表明這種自我是在與人類共同體、與大地共同體的關系中實現的。當我們達到“生態自我”時,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

[3]米勒把公共關系定義為“竭盡全力用符號控制某些環境的過程”. 見Miller, (1989).Persuas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Two “Ps”in a Pod Gerald R. Miller. In (eds.) Carl Botan and Vincent Hazelton, Jr.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NJ.

[4]克魯克博格認為,公共關系是一種建立社區感的努力。見Kruckberg,D.,& Starck,K.(1988).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ity: A reconstructucted theory.New York: Praeger.

[5]陳先紅把公共關系定義為“組織―公眾―環境系統的關系生態管理,具體說來,就是社會組織運用調查研究和對話傳播等手段,營造具有公眾性、公開性、公益性和公共輿論性的關系生態,以確保組織利益、公眾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和諧”。參見《公共關系生態論》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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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erguson M. A.. Building theory in Public Relations: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Gainesville, FL. 1984, August.

篇7

[論文摘要]在對生態倫理學進行界定的基礎上，結合生態倫理學所涉及的主要流派對其內部自然觀念的發展變化進行梳理，指出生態倫理學發展的基本理論趨向；進而厘清生態倫理學的基本發展路向，即個體主義路向和整體主義路向。 

關于生態倫理學的界定問題，國內一些學者認為生態倫理學是環境倫理學內部以生態學為依托對傳統倫理學進行改造的環境倫理學。…還有一些學者認為，生態這一概念的基本內涵是指自然界有機體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生態系統，所以生態倫理學強調人只是生態共同體中的一員，而非其中心。正由于生態倫理學以生命實體乃至整個自然為研究范圍，關注生態系統中所有自然存在物，強調生態的整體利益，所以理論相對較為激進，因此在環境倫理學中具有獨特的理論地位。

就生態倫理學的特點和關注的問題而言，可以把動物權利論／解放論、生物中心主義和生態整體主義涵蓋在其研究范圍之內。其中，生物中心主義立足傳統倫理學理論，以生命個體的權益作為自己關注和研究的重點，而生態整體主義立足于生態學，以生態整體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試圖把倫理關懷的范圍由生命個體拓展到整個自然系統。

在生態倫理學內部，針對自然的倫理觀念從生物中心主義到生態整體主義經過了一個從關愛生命實體到關愛整個生態系統的過程，其目的都是要擴展人類道德關懷對象的范圍。而這種自然倫理觀念的轉變恰恰體現出它的兩條基本致思理路，即個體主義路向和整體主義路向。

一、生物中心主義視角：從個體生命角度出發的生態倫理學

生物中心主義包括施韋澤‘傲畏生命的倫理學”、泰勒“生物平等主義倫理學”以及辛格“動物解放的倫理學”、雷根“動物權利論的倫理學”，它們的基本觀念是把人以及人之外的其他生命個體納人道德關懷對象的范圍之內。

1923年，施韋澤提出一種以生命為中心的敬畏生命的倫理學，沖破了傳統倫理學只限于關注人與人之間行為和關系的觀念束縛，力圖把善賦予其他的生命。在他的哲學視域里，一個人能否成為真正有道德的人，不在于他是否是一個理性的存在物，不在于他是否具有內在的善，而在于他是否把一株植物、一個動物的生命看得與自己的同胞的生命同等重要，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沒有所謂的高低貴賤之分。敬畏生命的基本原則就是：‘菩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這是必然的、普遍的、絕對的生命原理。”這一倫理觀念的顯著特點就是要求我們對生命采取一種敬畏的態度，其目的是通過直覺、體驗等培養、提高我們的德性。本質上，這種倫理觀對以往的傳統倫理觀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戰，使人們發現倫理在本質上不是有限的，而是無限的。

泰勒尊重自然的倫理思想是對施韋澤敬畏生命倫理思想的延續和發展。生命在施韋澤的觀念中不僅僅指的是人類的生命，還包括自然界的其他物種，像動物、植物等。泰勒繼承和發展了施韋澤的生態倫理學思想，以善為基礎概念提出，任何生物均是由自己的本性決定了它們都擁有自己的善，善是對其生命事實的描述，所以，人類與其他的生命形式一樣都擁有絕對平等的天賦價值和道德價值。

從理論形態上看，這類生態倫理學關心的對象僅限于生命個體，只重視生命個體的權利和價值，而對生物共同體所具有的實體屬性卻視而不見，而且也沒有看到人對生物種群及生態系統的道德責任。但是，無論是動物權利論還是動物解放論，乃至生物平等主義都是從關愛個體生命出發，試圖重建人類對自然的倫理觀念。

二、生態整體主義視角：從生態整體角度出發的生態倫理學

生態整體主義以生態學思想為理論范式，利用生態學的基本原理把自然界的有機體、有機體及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生態過程和生態系統整體都預設為道德主體。其目的是通過道德主體范圍的拓寬，對生態環境問題做出倫理解答。生態整體主義主要有三個流派：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奈斯的深層生態學和羅爾斯頓的自然價值論倫理學。

三個流派通過對問題的解答，力圖轉變人們對待自然的態度，建立一種生態的、整體的觀念。例如，利奧波德大地倫理學的基本思想是要擴展道德共同體的邊界，他說“土地倫理只是擴大了這個共同體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動物，或者把它們概括起來：土地”0141193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被大地倫理學視為最高的善。利奧波德同時認為現代生態學已經證明人類只是生物共同體中的一員，他曾這樣表述道：“……土地倫理是要把人類在共同體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中的平等的一員和公民。它暗含著對每個成員的尊重，也包括對這個共同體本身的尊重。””我們人類要學會像山一樣思考，大地倫理學的建構不能缺少人類對自然的情感體驗，共同體的拓展過程不光要依托生態學所提供的知識，而且也需要我們的情感。

從理論形態上看，同前類生態倫理學相比，生態整體主義認為不僅生命個體具有道德主體的地位，而且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整體也是一個道德主體，所以人類應把自己倫理關懷的范圍從個體生命延伸到整體生態系統，應對整個生態系統負有道德義務和責任。為此，生態整體主義的哲學家們都從整體生視角出發，依托生態學的相關知識，力圖對生態系統所具有的道德主體地位的合法性進行確證。他們認為，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整體是其他有機個體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在其中無論是有機物，還是無機物都處于相互依存、內在關聯之中，生態系統本身固有的整體性、過程性、相關性使其具有不依人為判據的內在價值，所以自然本身就是一個價值主體、倫理主體。

正是基于上述兩個理論視角，生態倫理學內部形成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兩條基本進路。這一方面是源于生態倫理學內部自然倫理觀念的變化；另一方面是生態倫理學作為一門應用倫理學，擔負著一個責任，即為解決環境危機所表征的一系列問題提供指導人類行為的道德準則，但在理論實踐上，它卻無現成的倫理原則可以直接運用。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就在于，從起源上說，應用倫理學不是單獨發展了傳統倫理學中‘原理’之后的‘應用’這一部分，而是起源于現實生活中無法‘應用’傳統倫理學的原則來加以理解和解決的問題領域，換言之，是起源于現有的原則在同一問題上的相互沖突、以至相悖而使現實實際上無原則的問題領域”。所以，生態倫理學采用了多元化的方法來探尋解決問題的途徑，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是它的兩條基本路向。

三、生態倫理學的基本進路：個體主義路向和整體主義路向

如何把道德身份拓展到人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既是個體主義路向，也是整體主義路向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一般意義上，傳統倫理學只承認人的道德身份，認為人對自然并無直接的道德責任和義務。所以，道德身份范圍的拓展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如何拓展的問題，是生態倫理學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針對這一問題，作為個體主義路向主要流派的動物解放論、動物權利論和生物中心論是以人之外的生命個體作為道德的主體，從個體生命的權益、價值出發論述它們應具有何種道德地位、道德權力和責任等問題。在本質上，這些理論是建基于傳統倫理學的情感范疇框架之內，用人的情感來感知動物，所以具有西方傳統情感主義的理論特質。就具體而言，個體主義路向的生態倫理學是對邊沁、密爾的功利主義思想和康德的道義論思想的借鑒和運用，其實質是對傳統倫理學理論及概念的延伸和移植。例如，辛格對平等的基本準則進行重新詮釋和擴充，試圖使平等原則運用于其它物種，論證了所有動物擁有平等權益的正當性。他提出，各種動物之間感知能力、智力水平的差異并不能成為他們能否享有平等原則的依據。這一思想直接源于邊沁功利主義倫理學，邊沁認為感受痛苦和享受快樂的能力是獲得權益所不可或缺的條件。

整體主義路向在對個體主義路向進行批駁時，首先肯定了個體主義路向以生命本身作為判據對道德身份的拓展，是倫理思考的重要轉折點。這一思想把道德關懷的對象由人推及到自然界的大多數生命存在物，從而賦予倫理學新的理論意義。但是這一思想過于強調生命個體的權益，而沒有考慮非生命自然存在物和生態共同體的實在性以及整體性，使其理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顯得過于片面。而‘一個完整的倫理學必須給非生命的自然物體(比如河流和山川)和生態系統予以道德關注……生態倫理學應當體現‘整體性’，比如物種和生態系統以及存在于自然客體間的關系等生態‘總體’應當受到倫理上的關注”。整體主義路的這種觀念的確立，完全得益于生態學思想蘊涵的整體性。現代生態學的深入發展，使人們逐漸認識到自然界中的物種是普遍聯系的和相互依存的。受到現代生態學對生態系統的生物物種之間相互依存關系以及生物與非生物環境間緊密關系和相互作用的啟發，整體主義路向的學者通過強調系統的整體『生使道德身份拓展到人類以外的其他非生命存在物。他們基于生態學的相關知識提出，這些非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生態系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系統整體的觀點來看，它們本身就具有價值，這種價值是道德身份的判據。

篇8

關鍵詞：生成本體論人本生態觀美學生態化自然向人生成

當代科學的生態化趨勢，促使生態學與美學結合，催生了生態美學。法國社會學家J--M·費里在其《現代化與協商一致》中指出，“美學原理”可能有一天會在現代化發揮頭等重要的歷史作用，生態學以及與之有關的一切，預示著一種受美學理論支配的現代化新浪潮的出現。他認為，環境整體化“只能靠應用美學知識來實現”①。但是，并非任何一種“美學原理”或“美學知識”，都能發揮這種作用。現行的美學中，像“究竟什么是審美和審美價值？”“人的審美需要和審美活動功能的生命依據為何？”等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都還沒有得到切實的解答，這樣的美學本來就同人類生命活動和人性生成的生態實際相隔膜。所謂生態危機，從深層上說就是人性危機，人的素質的危機。而自來被看成人學的美學，不可能不受到人性危機的影響。那種為人性的分裂和異化張本的“美學”，并非就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美學要真能對人類的生態優化發揮應有的作用，就必須從生態學中吸取智慧，獲得必要的學理啟示和價值誘導，使美學自身生態學化。

以生成本體論為哲學基礎的人本生態觀②，在自然——社會——文化的網絡狀整體關聯中，揭示出“自然向人生成”的生態進化規律。這種生態觀不僅樹立起“為了人”的生態目的原則，同時也堅持“通過人”的工具原則，在兩者的統一中實現人的本質的全面生成，實現自然與人的積極統一。人本生態觀認為：“自然向人生成”的過程即是一個生態進化的過程，人只有遵循生態規律而不是違背它破壞它，才能夠健康地生成，在生態和諧的自由中進入美的王國。這種以人本生態學為主導精神的美學，作為美學的生態化形態，就是人本生態美學。本文僅對人本生態美學的幾個基本問題作一個初步的闡釋。

一、審美活動的生態本原

審美活動究竟是一種什么活動？為什么審美乃人之天性？對于這個美學的根本問題，生態學可以幫助我們從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動的生態本體中找到更為切實的答案。

自然向人生成，是一個生成性的生態過程。在人的生態生成中，不僅有物質和能量變換的生態關聯，還存在著信息變換的關聯。而在信息關聯中，根源于運動本性的節律感應最為原始。這種節律感應的生命活動方式，作為生命體的一種普遍的生態調適方式，正是審美活動的生態本原所在。

心理學對生物的反映功能的研究成果表明，生命的誕生本身就意味著陸個生物反映形式——感應性的出現。感應性作為生物對環境的最自然的反應活動，是一切生物所固有的特性。在生物進化的過程中，所有其他更高級的反映形式都在感應的基礎上產生。在原始結構的機體中，生物體的各個部分都有同等的受環境影響的感應力。到了較復雜的生物組織，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同周圍環境的直接接觸逐漸減弱或消失，分化出幾種專門組織來。這些組織，作為生物體和環境的媒介，形成了專門的反映器官，以接受不同形態和閾限的節律性信息。人的視覺和聽覺就是這種專門的器官；除此之外，還有觸覺和運動覺等。人的這些器官分別接受各種不同的“波”即節律，在從中獲得信息內容（意義）的同時，也在節律感應中引起生命節律狀態的相應變化。節律感應需要節律形式（光、聲、形體及其運動等是節律形式最基本的形態）作信息中介，使節律形式成了生態系統的重要因素，構成生命的生態環境，對生命體進行生態調適。正因此，視覺和聽覺才成了動物和人的最重要的反映——感應器官，觸覺和運動覺才有輔助的作用。

節律是運動在時空中的結構表現，包括事物和信息在運動中的力度、氣勢、節奏、韻律和張力結構；質言之，任何一種節律都是一種有方向性的張力結構。它以物質為載體，既是信息，也具有能量。作為信息，節律以特定的尺度表現物種的本質并傳達生命的意義，因而具有意蘊。作為能量，節律通過“力”的傳遞激發、調節和引導生命活動的節律并達到物我同一，因而富于生氣。生命意義的感悟和生命節律（形式）的激活，共同造成感應的效果。一切生命都是在特定的生態環境的節律感應中生成自己特殊的生命節律的。生命囑具有節律，節律感應就是以節律形式為中介對生命狀態的體驗和調節。正是這樣，節律感應成了生命存在和活動的一種生態基礎和生態機制。聲音、光（色彩）、形體及其運動，包括人類的實踐活動等節律形式對生命節律的影響，都是通過這種節律感應發生的。所謂審美，無非是通過節律感應對生命節律狀態及其生命意義的優化追求而已。在動物，還說不上對意義的追求，且不自覺。在人類，則意義追求成了主調，并逐步超越自發達到自覺了。由于物質變換和生理刺激也會對生命節律發生優化調節效應，引起身心愉悅，才有“食色”之美的說法。也正因為審美實源于這種生態性的生命本能，“節奏”才在審美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一切藝術才無不趨向于音樂。

人們早已認識到人是宇宙節律的產物，其結果就是人的生理節律。但是，人的生命節律并不只在生理領域（或層次），在人的心理活動和意識活動中，節律也存在著并更為精致和復雜。人的生命節律是以生理為基礎、心理為中介、意識為主導的節律活動系統，它不僅受自然生態的影響，更要受社會和文化生態的更直接的制約。人的感官和大腦都是以節律的方式活動的。福爾邁根據有關發現指出：“能夠體現腦活動的最令人吃驚和清楚的生理標志，是腦電波。……按照腦電波的頻率，人們把它區分為Alpha、Beta、Delta與Theta波，每一種這樣的節律，都和某種確定的心理過程相聯系。”③正是節律，不僅使人的生命成為氣灌注、靈肉合一的有機整體，也使其與環境建立起萬物相通、天人相生的生態關聯。也正是節律作為普遍中介（因為萬物皆有節律），才使自然與人、物質與精神、肉體與心靈得以溝通對應，使世界的生態性以最廣闊而又深幽的形式表現出來。

節律感應作為生物的生態調適活動，使生物本能地有對節律形式的選擇和適應。達爾文把動物性選擇中對色彩、聲音和形體動態等節律形式的特殊敏感稱為“美感”，這種美感活動實際上就是人類審美活動的生物性前提。在自然向人生成的過程中，它最終隨著人的生成而上升為一種主體性的審美“關系”。

二、審美價值的生態尺度

在自然向人生成的生態進化運動中，人作為自然迄今所生成的最高成果即主體化的自然，理應是生態價值的終極主體。一切價值都產生于自然界生成為人的生態關聯中，因此人也是審美價值的終極主體。從審美活動的生態本原看，人在生命節律活動上的生態需要所要求的尺度，也就是審美價值的生態尺度。

馬克思在論及人的生產能夠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時，明確肯定了體現著人的本質的“內在尺度”（或“內在固有的尺度”）與“美的規律”的密切聯系：正是由于人的“內在尺度”內在地符合美的規律，經過這一尺度衡量的產品才可能因體現美的規律而成為美。這個“內在尺度”作為體現了人的本質的量和結構，也就是具有人的本質的節律形式。這個節律形式，既表現了人的生命意義，又充溢著人的生命張力。由自然向人生成的生態規律所決定，只有適合于這個內在尺度的生成需要，使之在人的本質的水平上得到激活和調適的節律形式，才對人具有肯定性的生態意義，因而也才是具有審美正價值的對象。

審美價值的生態尺度，就這樣具體而微地體現在節律形式所具有的生命內涵之中。一方面，節律形式要發揮生態作用所具有的動力性，以其動勢顯示出生命的動的本質，并創生主體的動。通常所謂“力”、“活力”、“生命沖動”等，就是指的節律的這種動的特性。柏格森的“綿延”、尼采的“強力意志”、弗洛伊德的“性力”等等，正是對這一生命特征的強調和推崇。另一方面，節律形式既然有“節”有“律”，就具有生命機體所要求的秩序性。愈是高級的生命體，其序化程度也就愈高，而最基本的生態秩序就是多樣統一的“和諧”和綜合超越的“進化”。這種秩序性在一種有機組織狀態中創生出更高水平的生機與活力。上述兩個方面的結合和統一，使節律形式顯示出生態的氣象，發揮出生態的功能，從而具有向人生成的價值。在審美活動中，這種價值得以實現，或激發生命活力，或調節生命秩序，使人在身心和諧物我和諧的生命狀態中，達到存在與本質高度統一的生命之境。

中國古代哲學具有深厚的生態意識。無論儒家還是道家，都以“和”為生命之大義。儒家以“仁”為本，“仁者愛人”，“愛”即相和相生。后世儒者迄將“仁”釋為“生”，生即是仁。其中以二程傳人謝良佳的說法最為生動，他說：“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痹，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一核可種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④以“生”釋“仁”，著眼于“仁”的功能，其中內含著“和”的生態秩序。道家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乃源于“充氣以和”，仍然標榜一個“和”字，并以“游于自然之道”的“和”為護生持性之術。在人天關系上，儒家主張“上下與天地同流”，道家倡言“浩然與溟滓同科”，仍然以“和”為尊。所不同者，儒家著眼于人世的社會生態建構，道家則執意于返歸自然生態之中。但是，由于儒家的出發點是“孝梯”和“法先王”，就與道家的“法自然”同樣具有“向后逃”的傾向。

人本生態學認為，生態平衡乃是動態的平衡，生態系統是生成的，進化的運動體。正是在生態的進化中，才有自然向人的生成，才有人的本質的不斷躍遷和進步，生命的真義在于生成性造成的進化，而決不是為活而活，也決不能只是在同一水平上的循環或對原始和諧和的復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以馬克思所揭示的“自然向人生成”的生態進化規律為生態價值立極，同時也就是以之為審美價值立極。這也就意味著，審美價值的尺度本身也是在生成之中的。

審美價值的生態尺度的生成性，使人類總是面對著古老而又常新的“終極關懷”：人究竟應當是什么樣的？正如舍勒所說：“人只是一種‘介乎其間’，一種‘臨界’，一種‘過渡’，……一種生命對本身的永恒的‘超越’。”⑤處在自然向人生成進程中的人，因此得不倦地自我超越，自覺的超越性也就成了人的本質所在，永恒的超越就是人的宿命。人類歷史發展到今天，人懷狀況仍然堪憂。現代人的實利主義、消費主義和唯我主義中存在的、反人類傾向，說明人類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羅馬俱樂部的報告為此提出進行“人類革命”即人的素質革命的主張，建設性后現代思潮呼吁普及生態意識，高揚創造性的精神。在他們看來，人類若無對自身本質的深刻反省，沒有對自己的未來目標的合理選擇，就不可能走出生態困境。正視生態困境，合理設計無愧于人的本性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遵循生態進化的規律進行目標自律，已經成為審美價值生態尺度調整的根本內容。

美國神學家托馬斯·伯里把后現代文化說成是一種生態時代的精神。他認為，生態時代的文化意識的核心是宇宙發展過程中固有的如下三種價值：分化（生命形式的多元化）、主體性（一切事物的內在性）和交流（通過交往來實現團結和對一切生命的熱愛）。⑥這里除了泛化的主體性觀念需要商榷之外，“分化”和“交流”的生態意義及其審美價值，都是毫無疑義的。“分化”造成的“生命形式的多元化”，不僅表現了生命的自由和繁榮，更為進化提供了豐富的基因和機遇。“交流”是以互補共生為前提的，它既表現出生命的活力，又使生命作為關系實在的互生性得以實現，進而在差異的綜合中獲得躍遷。這里不只是，而是使差異互補并且創生出更高水平的生命形態。至于“主體性”，如果只是在“事物的內在性”上來理解，無非是肯定了一切事物相對獨立的存在價值和作為生態生成目的規律看，這些事物作為向人生成過程中的“中間物”和“過渡者”，只能說是具有“準生體”或“非現實主體”的意義。也正因為這樣，這些事物的“主體性”理應受到尊重和愛護。而自然事物的審美價值，正是由這種非現實的“準主體性”賦予的。

三、精神之美的生態定位

人本生態觀所說的，不只是物質一肉體即生理的人，而是以物質為基礎、以精神為主導的，能實踐的人。在自然向人生成的過程中，人的精神是同人的肉體同步生成的。信息是精神的本原。不僅人類生態系統的信息—精神（文化）圈是精神生成的生態基礎，人的物質—肉體構成本身也以其機體活動的信息作用于精神的激活，人的精神也難以活化和生成。人本生態觀以人為本，既把人的生成看作生態運動的目的。人本生態觀以人為本，既把人生成看作生態運動的目的，又把人看成生態運動優化的工具。在“為了人”和“通過人”的統一中確立人在世界生態系統中的終極主體地位。基于此，就理應重視精神的本體地位及其在本體生成中的超越和創生作用，給精神美在美的本體世界中以合理的定位，肯定和重視精神之美的客觀存在。

對于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活活動來說，精神占有主導的地位，因此也是人的美的主導因素。比起物質世界來，精神世界具有更豐富、精微而活躍的節律形式，并且更直接而鮮明地表現著人的本質，顯示和推動著人性的生成，因而乃是一個更具審美內涵的領域。文學藝術作為物態化精神，把精神的節律用生動的形式予以物化、感性化，就展現了精神美無比豐富多彩的氣象。

對于美學來說，精神美的問題至關重要。中國當代美學論爭中的“美在客觀”說，以唯物主義或實踐論的名義不承認精神美的存在，更不承認精神美的客觀性。從人的立場看，這顯然是完全錯誤的。試想，既然物質世界有美，為什么物質運動的高級形式卻沒有美呢？排除了精神的美，人的美豈不成了一具空殼或僵尸？馬克思所說的那個決定和表現了美的規律的“內在尺度”，它所具有的人的本質的內涵和它的存在方式，不都是精神的嗎？人的精神之美不僅是在人身上客觀地存在著，而且由于人能在精神上把自己一分為二，他也能憑著內感官去感知和體驗精神之美。以想象把文學作品描繪的形象再現于意識之中，或把曾經游歷的景色在記憶中重新喚醒，還有文藝家尚未形諸筆墨的審美心象和審美情致，無不是精神美存在的事實。否定了精神美的存在，文學藝術之美豈不是大半要被驅逐出美的領地嗎？

人本生態學對精神美的本體地位的確定，不僅有助于消彌長期以來在美本質問題上的尖銳對立和分歧，更把精神美納入人性生成的生態系統之中，這就從根本上肯定了精神美對于人的審美生成的生態意義。

首先，精神美在人性美的內在結構中的生態意義。在人的生命存在和活動中，精神與物質之間，諸精神因素之間，無不存在生態關系。什么樣的精神結構才能使人的物質機體和整個生命狀態達到優化，臻于美境？在基本物質需求得到滿足之后，這個問題已經作為人類困境的中心問題提出來了。人欲橫流、物質主義、享樂至上，似乎已成天經地義。對精神的放逐和嚴重的“精神污染”⑦已使人性的現狀受到尖銳質疑，并引起對人性前進的嚴重關注。針對這一現實，人們發表了各種主張，或重振人文主義，或高揚科學主義；有的訴求于強化人的社會性和合作精神。中國的現代化正竭盡全力發展物質文明，同時也在聚精會神地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可以說這正是對世界性人性困境的戰略對策。

其次，精神美作為人性生成的生態環境對于自然向人生成運動的生態意義。在人的生成中，精神美作為生態環境的重要構成因素，其生態意義巨大而又復雜。一定時代的文化資源，時代精神、風俗時尚對人們精神面貌和生活追求的深刻影響，就是這種生態作用的表現。而任何一種特殊形態的精神美，又總是以別的精神美為其生態前提的。審美文化廣泛而又有力地發揮著精神美的生態影響，成為人類活動和生成的十分重要的生態條件。現代傳媒特別是廣告，正以全方位的轟擊和煽惑策動和創造市場所需要的精神生態，不斷打破和重建人們的精神平衡，以實現不可拒絕的欲望誘導。進入電子網絡的人，更是生活在一個虛擬的信息化精神世界之中，這個精神世界的生態效應已引起人們的關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正是要創造一個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態環境，為人們的精神美化和人性生成提供良性生態保證。

社會精神美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也有其得以生成的生態環境，包括自然的和社會的環境。如何優化社會精神美的生態環境，創造必要的生態條件，乃是精神美生態建設的重大的基礎性課題。社會精神美的生態條件，首先是物質條件，以及由物質提供的能量和信息。經濟是社會結構的基礎，存在決定意識，物質條件作為精神生態基礎的重要性理所當然。除此之外，社會的政治結構和政治文化對社會精神的生態作用也很直接。列寧在論及提高人民群眾的文藝生活質量時，既強調了面包與和平的必要性，也強調了文化和民主的意義。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建設和政治建設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即社會性的精神美創造良好的生態條件，以美化人的精神世界，從而推動人的本質的真正生成。

四、自然之美的生態意蘊

自然生態是生態學的本義所在，當然也正是生態的核心精神所在。人作為自然向人生成的成果，本來就是自然屬人的本質的生態化結晶。人的生成源于自然，自然在自組織進貨中生成了人。這個生態進化的規律，從根本上揭示了自然之美與人的本質的生態關聯，而這正是自然之所以具有審美意蘊的根源。一句話，自然之所以會美，就因為它是人性生成的生態之源。

自然與人類生成的生態聯系，使自然具有肯定和表征人的本質的意義，而成為美。宇宙誕生，天體演變，生物進化，人從動物中提升，在這個漫長的生成過程中，自然不斷地創生著人的本質，呈現出某些人的征兆，并最終在各種形態的自然屬人本質的綜合中生成出人。自然界的屬人的本質早就存在，其節律形式表現就是美---自然世界最本真的天然之美。美的規律在自然美中存在和表現出來，并有力地推動自然美的生態演化，終于在人的身上得到充分而自覺的表現。自然美對于生物進化的作用，達爾文對動物美感的性選擇誘導和激發的描述，就提供了生動的證明。顯然，即使是自然生態，也少不了節律感應這種“原美感”⑧的生態調適方式。這種方式后來成為人類理所當然地以更高的形式加以繼承。

人生成于自然的節律之中，自然的節律形式不僅通過感應給我們的生命注入活力和秩序，而且也使我們在感應中領悟到生命的智慧和意義，這種意義感悟又進一步激發和調適我們的生命節律，使之升入美的境界。自然的生態之美，不僅是活力之美，更是整體上的和合與生成之美。多樣分化，協調和諧，互補共生，綜合超越，這就是自然生態的基本秩序。在這里，即使相互對立的事物也相反相成，相克相生，在整體性的綜合中彼此超越而具有互生共長的意義。熱帶雨林開辟橡膠園造成的生態破壞，就是違背這種生態規律的結果。20世紀世界性的社會改造實踐的嚴重挫折，也證明了這個生態規律的重要。自然生態之美對于人類生存智慧的啟示，顯然決不僅限于審美生命之中。

自然生態之美是人類審美智慧永恒的教科書和啟示錄。但是，誠如普利高律所說：“自然只對那些承認是自然的一部分的人作出回答”。對于那些否認自己的自然根基，“弒母情節”深重的人，蔑視自然生態規律、踐踏自然生態之美的結果必然是使自己淪為陷人類于困境和危機的罪人。現代高科技無疑為人類的審美文化打開了一個神奇的領域，它的美學意義有待于冷靜的考察和思索。但是，高科技把人置于各種創造物（包括人工信息）的層層包圍攻之中，使人失去了同自然的直接聯系和真實感受。由于喪失了這種生命體驗的直感，也就使人的與生俱來的同大自然相溝通的靈氣逐漸枯萎。大自然從那生命整體中發出的節律如果被單向的電磁波所取代，人的生命的整體和諧和整體向力也就會發生畸變。人是自然的系統生成之物。被現實生活的片面性、破壞性和間接性弄得身心交瘁、靈魂無根的人，只有在自然生態之美的懷抱中才能手實現生命及其靈魂的康復。這既是人類古老的經驗，也一定是恒久的法則。

由于生態觀念本來就涉及自然與人之間和人自身生命存在和生成的最本真、最深層的奧秘，人本生態學與美學的關系就既是根本的，也是全面的。所謂“美學革命”，首先應當是美學自身的“革命”。向生態思潮吸取智慧，就是這場“革命”啟動的重要途徑。只有從人本生態學出發的美學，才可能對人類走向生態文明的努力給予切實有力的學理支持。而這也正是關系著21世紀中國美學理論走向的重要課題。

①見《文藝研究》1994年第4期第159頁。

②對于本體論這個哲學根本問題，馬克思從世界的生成性作出了綜合的、整體的回答。在馬克思看來，包括人類及其社會歷史在內的自然史，乃是自然界生成為人即自然向人生成的過程；世界的本體就是自然向人生成的本體。這個思想，把哲學史上先后出現的物質本體論、精神（理性）本體論和生命本體論等的合理因素加以綜合，并通過實踐中介予以序化建構，揭示出本體的生成性。這就是筆者所說的“生成本體論”。從生成本體論看生態，就應把生態學建立在生成本體論的基礎上，即使是生態學的原生形態自然生態學，也不能孤立地看待自然而應當立足于自然向人生成及人與自然之間被實踐和社會中介化了的關系，去確立人在生態生成中既是目的（“為了人”）也是工具（“通過人”）的主體地位。這種生態學主張以人及其生成為終極價值標準的觀念，因此稱為“人本生態觀”。詳見《從生成本體論到人本生態觀——對馬克思“自然向人生成”說的生態哲學闡釋》，載《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1998年第4期。

③[德]福爾邁：《進化認識論》，第125頁。

④《上蔡語錄·上》。

⑤[德]馬克思·舍勒：《資本主義的未來》，第187頁。

⑥比利時學者P·迪維諾在所著《生態學概論》中論述了由于文明化而帶來的精神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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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生態觀的內涵

課程生態觀從本質上說，就是強調自然、社會和人在課程體系中的有機統一與和諧發展。生態主義課程目標致力于充分自由和完全解放的公民的培養，注重課程目標一致性與差異性的統一、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意識與潛意識的統一以及課程目標的個體需要與社會需要的辯證統一。課程生態觀要求課程應當關注生命，回歸生活，注重學生的持續發展。

（一）關注生命。個體蘊藏在生命本質之中，教育的本質即是與生命同在。課程的設置不能單純以傳授知識為唯一目標。而要使學生的情感、意志、行為等各方面得到全面發展。生命的成長、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課程的發展也應是動態的，其動態性的特征能夠關注學生的健康成長。窒息生命、壓抑生命必然表現在對個性的束縛上！因此體現人文情感關懷是課程發展的必然趨向。

（二）回歸生活。學校課程重返生活世界，找回失落的主體意識，確立一種新的課程生態觀，是當代課程發展的一個重要理念。它關系到21世紀教育的成敗與人類自身的命運。設置課程的目的在于讓學生獲得完整、系統的知識能力，獲得持續的成長與發展。課程必須以人的生活經驗為基礎而超越理性生活。建構一個真切可能的完整生活世界。

（三）注重可持續發展。“由于人在本質上既是一種生理意義上的存在同時也是一種超越生命的存在。因此人的存在的本真涵義更趨于一種可能性存在，而人的可能性存在實際上具有無限的豐富性和多樣性”。[2]“從表面上看，可持續發展解決的主要是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問題！但從深層次看，它要解決的則是人本身的持續發展問題。人的自我全面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終極目標。”[3]，以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觀透視課程，首先應著眼于使個體獲得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即終生學習的能力。

二、確立課程生態觀的必要性

（一）社會發展對課程的基本要求。可持續性發展、和諧發展是21世紀對社會發展的根本要求，但是現代社會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破壞自然環境為代價的。我國自改革開放后，經濟上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發展，但同時也逐漸破壞了生態環境。當前在我國新課程改革背景下，應當提倡生態課程，讓學生面對生活、面對社會、面對現實健康成長。

（二）課程自身的特點。課程是教師、學生、教材、環境四因素動態相互作用的生態系統，是生活世界的有機構成。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需要素質高、能力強的公民，課程在基礎教育中起著培養高素質人才的關鍵作用。確立生態課程觀，讓課程回到生態系統中才能回歸課程本身的特點，才能使學生與他們的現實生活有機融合。

（三）新課改的基本追求。在價值取向上，新課改強調要真正確立起系統、整體觀念。學生健全的人格，豐富的個性，能處理好與自然、社會、他人及自我的關系，比考試分數更重要。教師在課程實施過程中時時體現出對人性的尊重和人文的關懷，為學生提供健康、和諧的成長環境。這些決定了課改應該以生態課程觀作為基本追求。

三、課程生態觀對大學英語教學的啟示

（一）制定生態化的教學內容。教學內容大體可分為三部分：第一，教案，它是靜態文本的加工物。以文本形式出現，蘊涵著能動的力量，能夠為課堂教學做出前提準備，成為能動的教學內容。第二，教科書，是教學內容的主體部分，它告訴教師和學生一門課程到底該學什么，能夠依據課程標準系統地、準確地反映出學科的教學內容。第三，教學過程中創造的教學內容，該部分是由教師和學生共同創造的。

（二）倡導生態化的大學英語教學模式

1.堅持可持續發展性原則：大學英語教學生態系統作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系統，應該以培養個體可持續發展為主要目標，重點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此大學英語教學的可持續發展要顧及全面，以整體為出發點全面發展。

2.堅持開放性的原則：教師和學生都是有一定知識背景和思維方式的主體，受外界環境的影響，具有了不同的個體特征，所以開放性就是每位師生個性特征和經驗的開放。大學英語教學目標也具有開放性，教師可以根據不同學生的水平設置不同層次的教學目標，改變教學內容一成不變的形式，多設置與社會生活相關的教學活動。

3.堅持整體性的原則：不難看出，整個大學英語教學系統的主體是由教師和學生組成，其他多元素因子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共同形成了統一的整體。在整個教學系統中各個成員發揮不同的作用，各要素沒有主次之分，不可替代。只有各生態要素協同發展，大學英語教學系統整體功能才得以充分發揮，實現整體作用。

（三）采用生態化的教學技術。信息技術與課程的整合是現代教育發展的方向，也是大學英語教學改革的必然趨勢。從教育生態學視角審視當前我國大學英語課程及其教學，可發現諸多的生態失衡現象。運用現代化信息技術手段改革大學英語教學，使之成為大學英語課程生態系統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有助于實現該系統的生態平衡，促使大學英語教學改革進入兼容、動態的良性發展軌道。

（四）進行生態化的課程評價

1.課程評價主體多元化：過去的課程評價，教師按照專家和教育管理人員制定的評價目標、尺度、方法執行評價。而生態化課程評價則依據生態學整體、聯系的理念，它主張課程評價主體多元化，教師、學生、學校、社會、家庭等主動地參與到課程評價中，公平、公正、全方位地對課程的各個環節進行評價。

2.課程評價方式多樣化：單一的、量化的評價方式下，學生們的見解不被認可。在沒有批判意識、創新精?r的學習評價中得不到和鼓勵，而無法全而、真實地評價學生的學習能力，這種評價方法是不符合生態學理論的。采用多種評價方式是符合生態學理念的。一般來說，評價方式主要也括質性評價方式、量性評價方式以及元評價等幾種方法。這三種評價方式各有優劣，相互補充，所以在評價過程中，應充分利用這三種評價方式，發揮每種評價方式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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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生培養；存在問題；解決方法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36-0212-02

一、引言

隨著環境污染、生物多樣性降低、自然資源短缺、人地關系矛盾突出等問題的日益涌現，人們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生態環境的重要性。當前，“生態文明”、發展“綠色產業”等已經上升為國家的發展戰略，生態學這一學科也愈加受到公眾的關注與重視。生態學原本作為生物學的分支學科，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并形成了自己的學科體系。由于生態學專業的多學科性與跨學科性，現實生產生活中所出現的諸多環境與生物方面的問題多能從生態學的理論與實踐中尋找到解決辦法，生態學專業也逐漸成為熱門專業，特別是碩士研究生的報考過程中，生態學經常是學生選擇報考的熱門研究方向。然而，在這欣欣向榮的熱鬧局面下，卻隱藏著許多問題并逐漸暴露出來，著重反映在生態學專業的研究生培養方面。而這些問題也是作者在近年來進行生態學研究生教學培養過程中所發現的，雖然不能說具有完全的普遍性，但是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希望通過提出并分析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及過程，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并為將來生態學專業研究生甚至本科生的培養提供可供參考的方法。

二、存在的問題

（一）片面地理解生態學的學科任務

許多報考生態學專業的學生多存在對該學科認識不足的問題。大部分學生都將生態學專業與環境學專業等同，認為生態學就是治理污染、整治環境的一門學科。作者曾經就“為什么報考生態學專業”這個問題詢問過多位剛剛考上生態學專業研究生的學生，半數以上的學生回答是“因為現在環境污染問題很嚴重，學習生態學能夠治理環境”，或是“有關生態環境的問題現在都是熱門問題，學好生態學以后好找工作”，等等。這樣的答案充分體現出學生對生態學這門學科的錯誤認識，這種錯誤認知必然會影響該專業方向的研究生后續的學習水平，甚至是學習態度。

生態學是一門研究生物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一門學科。生物的生存、繁衍、演化都離不開環境，可以說生態學的核心研究任務是探索環境對生物的影響以及生物對環境變化的反應和影響。然而，由于受到當前整個世界范圍內所出現的環境問題的影響，促使我們對生態環境產生了超乎以往的關注，長此以往就導致了社會大眾普遍認為“生態學是治理環境的一門科學”或是“生態學就是環境學”。因此，幫助學生糾正這一錯誤理解，為他們講解完整的生態學學科體系和正確的生態學研究任務，應該成為新生入學后的第一課。

（二）忽略或不重視生態學的基礎學習及研究

基礎知識和基礎理論的學習是每一門學科的必要學習環節，也是生態學方向碩士研究生培養過程中需要進行重點理解和掌握的方面。生態學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盡管具有門類眾多的分支學科，但生態學兼具理論和應用、基礎與創新的研究方向。因此，在針對生態學專業的研究生開設的相關課程中，需要設定符合這門學科以及社會發展需要的培養方案，開設多門有關生態學的相關課程，如理論生態學、應用生態學、基礎生態學、生態系統生態學、景觀生態學，另外也可以根據區域發展的特色，開設諸如流域生態學、植被生態學、農業生態學、恢復生態學等方面的科目。以上的學科是每位生態學方向的研究生在一年級階段展開全面學習的主要內容，都需要基于對相關的基礎知識和基礎理論的充分理解和掌握，才能夠進入到對特定科學問題進行提煉并展開深入研究的階段。

然而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作者發現大部分學生通常忽略了對基礎知識的有效累積，部分學生往往只注重應用研究，或者寧愿花費更多的時間用于學習相關的統計分析軟件，而不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再深入理解生態學這門學科的基礎知識和重要理論。這也導致了有相當比例的學生，雖然已經掌握了生態學方面的相關軟件，并能夠通過操作這些軟件對一些問題進行統計分析，但是卻不能針對研究結果展開合理解釋，出現了只會做圖而不會分析的尷尬局面，而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大部分學生都不具備扎實的基礎知識和理論儲備。另外，許多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普遍表現出比較浮躁的學習態度，并且缺少主動思考的能力以及對科研學習的興趣和探索精神，等等。這些問題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學生的學習能力，大大降低了學習和教學效果，因此這迫切地需要在今后的教學過程中尋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來解決。

（三）缺乏將理論應用于實際的能力

生態學基礎理論與實際應用相結合的一門學科，大部分的分支學科（如植被生態學、景觀生態學、種群生態學等）都需要進行野外的實踐調查研究。因此，進入生態學專業學習的研究生，一般均被要求進行室內或室外的調查和實驗。例如在一年之中，研究生需要針對所要研究的不同生物類別，分春、夏、秋等不同季節依次展開野外調查。野外實驗是生態學中重要的研究方法和獲取第一手數據的有效手段，也是將課堂和書本中的基本理論和知識運用于實際，接受現實檢驗的有效途徑。一方面，野外實驗能夠幫助我們發現現實世界中所實際存在的科學問題，另一方面通過野外調查和實驗所獲取的數據能夠有利于研究者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這也一直是生態學這門學科進行研究生培養的重要目標之一。

然而，目前在針對生態學方向研究生的教學過程中普遍遇到的情況是，大部分的學生缺乏主動參與到野外實踐調查的積極性，不能獨立制訂野外調查計劃和具體實施事宜，甚至部分學生在野外調查工作中消極應付，這些都是造成學生無法主動發現科學問題，展開實際調查研究的本質原因。此外，許多學生通常還會將理論與實際問題相分離，只會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實驗、處理數據、繪制圖表，卻無法解釋清楚隱藏在數據背后的真實規律。這其實是缺乏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能力，同時也是造成目前很多學生無法發表高水平學術論文的主要原因。

三、解決方案

（一）加強基礎理論課的教學，并出臺相應的考核機制

基于對當前生態學專業研究生教學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本研究認為應該首先加強對研究生的基礎理論課的教學，通過對生態學及其主要分支學科中的基礎理論的講解，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打下扎實的理論基礎，為之后實踐教學的開展奠定基礎。

目前我國在研究生教育過程中，大多缺少嚴格的考核機制，加之社會影響以及學生自身的原因，導致了研究生的教育質量一年不如一年，這在一定程度上既浪費了教學資源，也并不能成功實現科研人才的培養。因此，本研究認為，針對生態學專業的研究生教學，需要制定嚴格的考核機制，如可以開展不定期的隨堂考，課堂上加強提問以及討論環節，老師在課堂上隨即根據學生的表現進行打分，最終按照一定的評分標準，將這部分的成績納入到學科成績中。這樣的考核機制一方面能夠隨時檢驗學生的課堂聽課效果，同時也能督促學生的學習以及提高學習積極性。

（二）在實踐教學中設置考核環節，提高學生的參與性和相互學習的積極性

社會的發展需要能夠將專業知識和客觀規律應用到實際生產中的應用型人才。因此，在培養生態學專業方向研究生的過程中，需要著重提高學生們提出科學問題的能力，并引導學生自己去尋找研究方法或制訂實驗方案，讓學生帶著問題去開展野外或室內的實驗工作，這樣才能真正實現生態學方向的科研人才的培養。

由于受到時間、人力和物力的影響，在生態學專業的研究生進行野外實踐調查或室內實驗的過程中，很少會專門針對學生的調查和實驗過程設置考核環節，這就易于導致部分學生可能會產生缺少積極性、怕苦怕累的消極思想。因此，在實踐教學的環節中，就需要教師主動參與進來，不僅僅是充當“指揮者”，而是要善于成為一名“旁觀者”，觀察學生的調查以及操作過程，真正的讓學生成為實踐活動的主要參與者。每天實驗結束后，學生都要撰寫當天的調查或實驗日志，需要向老師匯報每天的野外調查或室內實驗的進展情況，并就調查和實驗中存在的具體問題與教師展開討論，與此同時制訂好第二天的研究計劃。在這個過程中，教師可以對每位學生的實際表現進行評分。這樣能夠為切實鍛煉學生的實踐能力、提高學生們的工作積極性提供有力的條件。另外，教師可以在野外實驗過程中，特意安排不同研究方向的學生在一起共同完成工作，這樣可以為學生提供了解其他研究方向的機會，擴展知識面，提高學生們相互學習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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