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縮性的財政政策范文
時間：2023-11-09 17:46:01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我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當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方法不得當，擴張型的財政政策可能會成為緊縮型的財政政策。當前有些地方政府的行為讓筆者對此甚為擔憂。
在我國的經濟體制下，地方政府都有投資的沖動，尤其是爭取中央財政資金的投資沖動，在2003年以來，這種沖動一直處在被壓抑狀態，隨著國務院出臺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該沖動立即釋放出來，從隨后各地報的項目的規模就可以看出來該沖動有多么強烈：一個并不富裕的省動輒報出3萬億元的投資計劃！比該省一年的 GDP還多好幾倍。
如此大規模的投資，錢從哪里來？按照老辦法，一般是中央財政拿一部分，地方財政拿一部分，其余由銀行貸款解決。其中，地方財政那一塊很重要，如果拿不出來的話，中央財政配套的這一部分也就無從談起了。因此，地方政府為了爭取搭上明年擴張型的財政政策的快車，必須落實自己的錢袋子問題――要千方百計增加地方財政收入！
“千方百計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幾乎成為今年年關各地方政府的頭等大事，有些城市甚至下了“死命令”――必須讓2008年的地稅比2007年增長多少百分比。于是，稅收系統的領導們發揮了天才般的想象力，把幾年前的老帳拿出來清算。根據稅務部門一貫的做法，在經濟狀況好的時候征稅往往較松，有些城市在2006年、2007年只征收一個季度的稅收，因為只要征收一個季度就可以完成上級制訂的全年稅收計劃，如果多征則下一年基數增加，不利于來年“超額完成計劃”。因此，在經濟下滑之時，將前幾年“未繳”的稅收拿出來充數，企業則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即使現在日子不好過，資金周轉都困難，但“欠稅”不繳是犯法的，不敢不從。
篇2
為應對通脹，2010年下半年以來，央行已9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兩次加息。目前，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到了20%，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然而，盡管抑制通脹是2011年中國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但在抑制通貨膨脹的同時，必須警惕緊縮性調控政策誤傷實體經濟，以有效預防經濟滯脹的發生。
經濟滯脹是高通脹率、高失業率和低經濟增長交織并存的一種經濟狀態，我國目前除了經濟增長率較高外，已具備經濟滯漲的多數特征。
那么，我國是否已經出現了經濟滯漲的跡象？整體而言，目前的經濟數據還不能說明滯漲已經顯現，但是，如果政策操作不當，有可能導致經濟繼續下滑，引發經濟滯漲問題。
通貨膨脹壓力較大，
CPI趨增態勢可能強化
我國的通貨膨脹大致包括需求拉動型、成本推進型和國際輸入型3種。我國近期出現的通貨膨脹不屬于需求拉動型，而是成本推進與國際輸入疊加的混合型通貨膨脹。
自2010年11月CPI達到5.1%以來，在各種調控政策的合力效應下，最近3個月通脹壓力似乎得到了部分緩解。目前，對于2011年我國CPI的走勢，大多數預測表示樂觀，認為全年CPI將呈現上半年走高、下半年走低，峰值出現在上半年。筆者認為，在勞動力成本、糧食、能源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趨勢均未達到拐點之前，我們尚不能對通脹走勢表示樂觀，也不敢斷言CPI全年會出現前高后低的倒V字型走勢。理由如下：
首先，2009年以來貨幣發行過多的滯后效應會繼續顯現。經驗表明，從貨幣投放到通脹的形成大約有18個月左右的時滯。基于這一規律，目前的通脹在很大程度上是過去兩年過度貨幣投放的結果。即使今年的廣義貨幣增長能夠控制在16%的目標以內，銀行信貸投放也能夠得到有效控制，CPI依然會繼續上行。某種意義上，當前的通貨膨脹是中國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所付出的代價。
其次，成本推動型的通脹將愈演愈烈。中國現在的通貨膨脹不僅僅是食品引起的，各種初級產品價格上漲、服務類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特別是低端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都在推升CPI，通貨膨脹高企不是一個短期現象。
從農產品價格方面看，世界糧食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近來，國際糧價飆升，部分糧食價格已破紀錄。國內糧價也隨著國家不斷提高最低收購價，農產品生產資料成本、勞動力成本、土地價格剛性上漲以及氣候等多種因素而不斷上漲，由此帶動2月食品類價格上漲11%。
從勞動力成本看，今年的“民工荒”比往年更甚，企業面臨非常大的工資上漲壓力。生產要素價格的進一步抬高，將反過來強化通脹預期，加劇未來的通脹壓力。
再次，油價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將進一步助推我國通貨膨脹的高企。美聯儲“二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措施導致美元的進一步泛濫，持續提高了世界市場上對美元貶值的預期，推高了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
近期，受利比亞和中東地區局勢影響，美國原油期貨價格近期連續上漲，每桶突破100美元，盡管近期有所回落，但這究竟是否是拐點，暫時還不敢妄言。需要關注的是，日本近期發生的大地震和核泄漏事件導致了日本央行巨額拯救資金的注入，對于我國來講，這也將加劇通貨膨脹的壓力。
第四，游資炒作和市場失序問題難以得到抑制。當前，我國市場上的游資一部分來自海外，但更多的是來自于國內。近些年，由于企業成本上升、利潤空間變小、投資環境不佳、風險較高以及體制機制因素的影響，民間資本不斷游離于實體經濟之外，在高回報的“誘惑”下，紛紛追逐虛擬經濟和進行市場炒作投機，從而推動了資產價格的快速上漲。
隨著房地產等調控政策日益嚴格，民間資本開始轉向價格相對較低且存在需求缺口的“菜市”和農副產品流通領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食品類價格上漲。客觀講，就目前的調控能力而言，我們尚缺乏對社會游資進行有效管理的經驗和措施。
以上說明的是2011年的通脹走勢不容樂觀，那么，目前的宏觀調控政策措施能否有效抑制通脹的高企？筆者認為，當前由緊縮性貨幣政策、緊縮性房地產政策、緊縮性勞動政策和擴張財政政策組合而成的緊縮性調控政策組合可能藥不對癥，甚至適得其反。
從貨幣政策看，歷史經驗表明，對于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緊縮性貨幣政策效應是明顯的，但對于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和國際輸入型通貨膨脹，緊縮性貨幣政策基本無效。
從房地產政策來看，盡管緊縮性的政策對抑制房價高企有一定作用，但這種作用不應高估。因為，當前我國房地產發展中的核心問題不是價格問題，而是深層次的制度性問題。僅僅盯住房地產的需求層面，而不把政策重心定位于供給環節，不努力解決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問題，不努力解決中央與地方的稅收政策問題，房地產問題不會得到根本性的解決。
從勞動政策方面看，最低工資制以及增加勞動者工資收入的動機是正確的，關注基本民生、改進福利狀況，也是各級政府的責任。但是，這都需要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擴大就業為前提，也需要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對社會福利增進統籌協調，合理把握，穩妥漸進。否則，就會加劇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
尤其是，民生問題的解決不能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包攬，也不能超越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而過早提出不切實際的高要求，否則，就會傷害經濟增長，甚至導致滯脹風險。
所以，政府有關部門與其對勞動市場進行直接干預，不如增加對勞動者進行技術培訓的投入；與其補貼農民種地，還不如補貼農民進城打工，將社會勞動力從報酬遞減部門轉移到報酬遞增部門，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從財政政策方面看，近兩年極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已經使我國經濟發展模式演變為行政主導型模式，其后果必定導致對市場的替代，這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相悖的。而且，極度擴張的財政政策是以高稅收為代價的，這對于激勵產業投資和居民消費都會帶來不利影響。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如果繼續沿襲現有的緊縮性宏觀調控政策，未來一段時間CPI將可能繼續上行。總體上，2011年CPI的峰值可能在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出現，而且峰值會達到7%左右，全年平均水平有可能超過5%，實現4%的調控目標面臨嚴峻挑戰。
宏觀政策要注意
抑制通脹促進經濟增長
當前我國經濟不僅有通脹問題，還面臨經濟下滑問題。兩個問題的疊加，極易誘發經濟滯脹。因此，決策層必須在調控政策上做出有效安排，既有效抑制通脹，又促進經濟增長，對可能發生的經濟滯脹保持足夠的警惕。
首先，宏觀管理應當由以需求管理為主轉向以供給管理為主，要通過結構性減稅，扶植低利潤、高就業的行業發展，來促進就業的增加；要通過實行差別稅率和差別工資津貼，引導生產要素合理流動，促進地區經濟均衡發展。
應當看到，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不是在短時間內就能解決的，也不是緊縮就能夠很快見效。成本推動型通脹的解決是一個長期問題，需要有長期的政策安排和準備，需要依靠自主創新、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和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等措施來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確保社會就業的不斷擴大，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內需，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由投資拉動向消費拉動的轉變。
其次，實行緊財政政策，降低通貨膨脹壓力。財政政策包括稅收政策，主要功能是促進社會公平，而不是依靠財政來拉動經濟增長。近幾年來，我國物價上漲帶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對于結構性通脹，必須通過財政措施來解決。
如，可以通過減稅增加居民收入預期；通過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將潛在供給轉化為現實供給，降低中低收入居民支出；通過吐出食品如豬肉庫存以平抑食品價格；通過增加某些“供不應求”產品的有效供給，有效緩解價格上漲勢頭；通過財政補貼受災地區的生產者，來抑制自然災害導致的農產品價格上漲。
第三，實行中性貨幣政策，促進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促進經濟增長，不能在總量控制上過多地做文章，要讓商業銀行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自主地進行貸款。
應對經濟滯脹，緊縮性貨幣政策是無意義的。提高準備金率等數量控制手段，表面上會減少社會流動性，抑制物價上漲，但也會抑制實體經濟的信貸需求，從而抑制產出，減少就業和供給。加息打擊的不是物價，而是本國的內需。所以，緊縮性貨幣政策只會加劇經濟之“滯”。
治理經濟滯脹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通過適當放松貨幣，保生產、保就業、保住社會穩定、保住經濟增長。在匯率政策方面，人民幣升值不能激進，我們應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以促進對外貿易增長，促進外向型企業的發展和整體經濟增長。
第四，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將經濟發展的目標從GDP轉向改善民生。目前，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40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國家，但也開始出現類似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馬來西亞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現象。
經驗表明，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須在確保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不斷增長居民收入，從根本上改善民生問題。否則，一旦經濟增長停滯，政府和社會財力衰退，民生問題得不到解決，社會矛盾就會激化，就會危及社會和政治的穩定。
篇3
關鍵詞：MF模型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轉軌經濟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以下簡稱MF模型）在國際金融理論演化途中具有里程碑意義，該模型是由美國經濟學家蒙代爾（R.Mundell）和英國經濟學家弗萊明（J.M.Fleming）于20世紀60年代在封閉條件下的IS-LM模型基礎上，加入了外部均衡而形成的。它是分析開放經濟條件下經濟偏離均衡狀態時政策搭配的工具，同時又是分析在資本流動限制不同條件下，不同政策手段調控效果的工具。
西方學者針對MF模型展開了深入的研究，總結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向：一是針對模型假設前提進行放松或更正，演繹出適用于不同條件的MF擴展模型和相關理論成果；二是根據現實情況對原有MF模型中包含的部分理論推理邏輯予以修正然后得出新的結論；三是將新的經濟變量引入原有模型進而擴充MF模型的分析角度。這些深入的研究可以從三個維度來劃分其對原有MF模型的貢獻，分別是模型假設、模型變量、模型推理邏輯。之所以有學者不斷對MF模型的自身框架及其適用性做出研究，一方面說明模型本身較強的理論應用價值與可進化的強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說明模型自身假設與邏輯推理的開放性與復雜性，這一切又是由于當今全球化經濟背景的深化以及各經濟體經濟發展的不同軌跡與方式。
在我國對于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研究與應用主要沿著兩個方面進行。一是對于原有模型前提假設和理論分析過程的修正和驗證，并應用模型對中國經濟政策有效性分析并給出政策搭配建議。二是進行中國與其他貿易伙伴間政策協調與政策效應傳遞的理論分析。吳照銀（2003）從我國資本賬戶管制的非對稱性角度出發，分析了我國與美國間利率水平不同情況下兩國經濟政策的傳遞，黃玲（2010）對MF模型進行了進一步推演，分析財政與貨幣政策調控的效應并提出對沖手段下的MF模型。焦瑾璞，龐莉洋（2009）在MF模型框架下分別分析了美國、日本、中國不同貨幣政策的實施影響，并提出對我國政策實施貨幣政策帶來的干擾。
在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有許多經濟制度帶來了轉軌經濟中的特殊經濟現象同時也對相關經濟調控政策效果帶來了不同影響。反觀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經濟調控政策經歷了多次變革，調控效果明顯，經濟調控水平也處于不斷提升的進程中，當然與此同時也帶來了政策調控的相關副作用。本文在前人的基礎上依據中國轉軌經濟運行情況對MF模型進行修正，并運用修正后的MF模型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與影響進行定性分析，同時提出了兩個命題并加以證明，最后針對經濟發展處于轉軌過程中的發展中大國所體現出的特殊經濟現象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關政策建議。全文共包括以下幾個部分，第一部分：MF模型的修正；第二部分：運用修正模型對政策調控效果進行分析；第三部分：修正模型下的兩個命題與證明；第四部分：基于模型特殊性的轉軌經濟異象的探討。
一、MF模型的修正
在經典的MF模型中，一共包含三條曲線分別是衡量產品市場均衡與否的IS曲線、衡量貨幣市場均衡與否的LM曲線與衡量國際收支平衡的BP曲線。其中LM曲線形式與封閉條件下的曲線形式完全相同，這顯然存在著不足，即無法將外幣資產等引入分析框架，在開放條件下的貨幣市場上割裂了與外界的聯系。同時在中國特殊的經濟運行背景中，我們需要對IS曲線和BP曲線進行深入地再考察，得出充分適用于我國經濟運行分析的曲線工具。因此對三條曲線的具體修正如下：
(一)BP曲線的修正
BP曲線反映了一國凈出口和凈資本流出的差額情況，被稱為國際收支差額曲線。其具體表達式為：BP=nx-F。表達式中包含兩個函數，分別是凈出口函數與凈資本流出函數。傳統的MF模型中nx函數表現為一國凈出口與一國收入成反方向變化，凈資本流出函數表現為■國內利率r的反函數。我們僅對nx函數提出修正，反觀中國從94年到09年的經濟數據，由于我國經濟增長的嚴重外向型依賴，導致我國凈出口與國內生產總值同時增長，因此我們認為nx函數在中國具有正向斜率，即曲線方程滿足■均為正參數。參數被稱為邊際進口傾向，即凈出口變動與引起該變動的收入變動的比率。根據《中國2010統計年鑒》及巨靈數據平臺相關統計數據，我們收集了從1994年到2009年中國經濟運行的相關年度數據采取多元回歸分析的方式擬合出了BP曲線，回歸輸出結果為：（如表1所示）。
方程實際表達式為■（單位：億元），這里回歸分析目的是判斷偏相關系數的符號，因此存在正向自相關的前提不干擾我們對回歸所得方程中符號的判斷，得出方程與本文之前的理論分析相符。則在我國特殊經濟發展背景下，修正的BP曲線呈現出向下傾斜的特征，其表達式方程為■。
具體我國特殊情形下BP曲線的理論推導圖1-1示。
按照宏觀經濟學定義，一國國際收支平衡被稱為外部平衡，是指一國國際收支差額為零。當BP>0時，稱國際收支出現順差，也稱國際收支盈余。反之，則為國際收支逆差。
(二)LM曲線的修正
在MF模型中LM曲線與IS—LM模型中的曲線形式相同，沒有充分反映出開放經濟模型的基本特征。因此，對其修正的角度我們遵從引入新變量從而帶來與外界經濟運行聯系的原則。從我國近段時間的通貨膨脹成因中，可以看出我國貨幣供給渠道的內生性與外生性雙重性質，一方面是為刺激經濟復蘇和保證經濟增長而產生的國內信貸膨脹性溢出，另一方面是結售匯制度帶來的由于外匯資產持續高速增加而產生的被動貨幣投放。因此我們將LM曲線方程M=PL（R，Y）中的變量M進行進一步擴展，根據黃玲（2010）將其分為央行的國外資產F與國內資產D，這樣使得LM曲線在貨幣市場方面與外部發生聯系，曲線方程形式為■，其中a為貨幣乘數。
(三)IS曲線的修正
對IS曲線的修正具體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由于nx函數的改變導致IS曲線斜率的輕微變化。另一方面則是更具近年來中國經濟運行殊的經濟現象，推導新情況下的IS曲線，本文將其中命名為IS曲線的反常狀態。凱恩斯理論框架下由于投資與利率的反向變化關系導致IS曲線的下傾。但是由于市場機制不完善、轉軌經濟過程中的政策制度安排等綜合因素，在中國經濟運行中部分年份中出現了利率與投資正相關的情形，因此反常狀態下IS曲線呈現向上傾斜的形式.正常情況下IS曲線的表達式為■。
反常情況下的IS曲線的表達式斜率和截距項符號相反，其理論推導圖示1-2。
我們依據中國經濟運行的自身實際情況對MF模型中的三條曲線依次進行了相關修正，形成了修正后的MF模型。在一定假設前提下，我們可以運用其進行進一步的理論分析。
對以上方程式及修正方程中所含變量匯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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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所含主要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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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用修正模型對政策調控效果進行分析
理論分析的相關假設前提如下：
一是一國施行固定匯率制且資本自由流動受到一定限制；二是產品市場中商品價格保持不變；三是對于模型中所有方程，被解釋變量均對參數成線性關系；四是分析中不考慮政策作用的循環自我反饋，僅考慮初始效應。
(一)在IS曲線正常狀態下，政策調控效用分析
1、IS曲線斜率小于BP曲線斜率時
當資本自由流動限制較少時，σ較大時，IS曲線斜率會小于BP曲線斜率，圖像上表現為IS曲線較BP曲線較為陡峭。
(1)施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效用分析
經濟初始均衡點處于A點。政府在施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時通過轉移支付、政府購買等不同途徑，使得IS曲線右移至IS＇，新的均衡點B位于BP曲線上方，出現國際收支盈余，本國貨幣存在升值壓力，外國資本大量流入，同時央行在市場中買入外匯資產間接投放本幣，維持原有匯率水平，以上一系列措施使得LM曲線右移。在固定匯率這種情況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施行不會帶來BP曲線的移動，因此為我們在尋找新的均衡點時帶來了依據。最終經濟均衡點處于C點（見圖2-1）。若我們放寬假設，允許匯率小幅調整，則在B點時，本幣匯率下降，BP曲線右移，最終均衡點為點C。匯率的小幅調整會在一定程度減弱擴張性財政政策的調控效果(見圖2-2)。
(2)施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效用分析
為施行緊縮性貨幣政策，必然使得本幣投放在市場上數量減少，導致LM曲線左移，與IS曲線交于點B。新的交點B位于BP曲線上方帶來國際收支盈余，本幣存在升值壓力，同上述效果相同，為保持本幣匯率穩定的相關措施使得LM曲線右移，最終交于一般意義上的均衡點C，即為初始均衡點A，如圖2-3。以上分析過程與結論與傳統的MF模型下得出結論相同，即是資本自由流動限制與固定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獨立性完全喪失，其均衡點取決于IS曲線與BP曲線交點。但是，值得討論的地方存在于緊縮性貨幣政策與國際收支盈余現象的異常經濟現象其背后的原因。
2、IS曲線斜率大于BP曲線斜率時
當資本自由流動管制極為嚴厲時，即σ趨向于0時，IS曲線斜率會顯著大于BP曲線斜率，圖像上表現為IS曲線較BP曲線較為平緩。
(1)施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效用分析
經濟初始均衡狀態為A點。政府在施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時，使IS曲線右移至IS’，帶來產出增加和利率的上升。在B點，出現國際收支盈余，且在該種情況財政擴張帶來的國際收支盈余效應要遠遠大于BP曲線正常情況下的盈余效應。本幣存在升值壓力或匯率存在下降趨勢，為使匯率固定央行要買入外匯資產并投放本幣，使LM曲線中的D項與F項增加，帶來LM右移，帶來外部均衡狀況的進一步偏離，本幣升值預期加大同時本幣實質匯率不斷下降，產生政策調控的循環悖論，如圖3-2。同時這一理論推導過程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中國在過去一段時間中違背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The 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的原因和近年強烈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形成的一個可能性路徑。可見在這種情形下，擴張的財政政策可以帶來產出的增長，但為保證匯率的穩定只有以不斷犧牲外部均衡的代價換取一國匯率水平的暫時穩定。只有在逐步放松資本自由流動限制和放寬匯率調整幅度的情形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國際收支盈余效應才能減弱，財政政策調控的循環悖論才能予以解決，最終得到理想的調控效果與穩定的外部均衡與內部均衡狀態。
(2)施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政策效用分析
當中央銀行施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時，促使LM曲線左移，與IS交點位于BP曲線下方，形成國際收支逆差，為本幣帶來貶值影響，一國為維護本幣匯率穩定必然賣出外匯儲備并購入本幣，以維持本幣匯率水平避免過度貶值，LM曲線進一步左移。此時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出現模糊化，并且產生調控慣性，最初由于緊縮性貨幣政策需要對貨幣量收緊，但是當出現需對外部均衡進行同時調整時，貨幣政策緊縮程度無法受到有效控制，緊縮趨勢進一步加強，政策調控目標受內外均衡的制約而模糊化，如圖3-3。只有輔助財政政策的變化才能有效控制貨幣政策并產生預期的調控效果，如圖3-4。因此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稱貨幣政策的運行機制扭曲并產生強烈的政策依賴性。就經濟運行現實情況來看，近期我國貨幣政策由中性轉為偏緊的同時輔助以積極的財政政策，一方面主要為保證后金融危機時代經濟增長的持續，另一方面從模型中我們也看到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源于對貨幣政策調控依賴性和扭偏的需求。
(二)在IS曲線反常狀態下，政策調控效用分析
回顧我國近年來固定資產投資與利率的關系，可以看出在2004至2006年份，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與利率的相關性表現為正向且投資對利率敏感性較強。
這里我們僅分析IS曲線斜率大于LM曲線斜率時的情形，因為當IS曲線斜率小于LM曲線時，使之成立的一種條件可理解為d■，在這種情形下投資對利率彈性較大的經濟含義可表述為利率下降伴隨投資嚴重萎縮，利率上升投資急劇擴張，而且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太大以至于抵消了政策擴張的正常效應，這些結論嚴重違背了基本經濟學理論。因此我們忽略此種情況，僅討論IS曲線斜率大于LM曲線斜率的情形。
1、施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用分析
當政府施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IS右移至IS’與LM曲線交于B點，由于B點在BP曲線上方，因此產生國際收支順差，并且由于IS曲線向上傾斜BP曲線向下傾斜，帶來了相比于IS曲線正常情形下國際收支盈余效應的雙重強化。本國為維護本幣匯率水平，投放本幣同時買入外匯資產，使得D和F上升，LM曲線右移形成新的均衡點C。可以看出在這種情形下，擴張性財政政策無擠出效應，但其作用被貨幣政策的被動調整所削弱，如圖4-1。
當我們放寬對匯率固定與資本流動的限制時，財政政策在開放條件下產生特有的棘輪效應（ratcheting effect），即表現為財政政策的擴張導致本幣升值IS曲線下移趨勢，會被BP曲線的上移而部分抵消，同理當財政政策收緊時，由于本幣貶值導致的IS曲線上升會被BP曲線下降而部分抵消。如圖4-2，經濟初始均衡點位于點A，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得IS曲線右移至IS’，由于與LM曲線交于點B，由于位于BP曲線上方，因此國際收支盈余使得本幣存在升值壓力，匯率下降使得出口減少進口增加，從而IS曲線左移同時BP曲線右移，最終均衡點位于C點。
2、施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效用分析
當央行施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時，LM曲線左移至LM’，與IS曲線交于點B，產生國際收支盈余，本幣存在升值壓力，為維護本幣匯率水平恒定，央行投放本幣并買入外匯資產，導致D與F上升，從而LM曲線右移趨向初始均衡點，緊縮性貨幣政策效用大幅減弱（見圖4-3）。若為確保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效果，一國應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配合，產生了如本文第二部分中提及的貨幣政策調控的依賴性，貨幣政策調控自由度減弱。
若放松匯率固定與資本自由流動限制的假定，則緊縮性貨幣政策效用會逐步體現出來。在初始均衡點A，當貨幣政策收緊，導致LM曲線左移與IS曲線交點位于BP曲線上方，出現國際收支盈余，本幣升值進一步導致IS曲線左移至IS’，BP曲線右移至BP’，最終交于點C，如圖4-4所示。
三、修正模型下的兩個命題與證明
在修正的MF模型框架下，我們提出兩個命題并通過模型中所包含的方程進行嚴格的數學推導論證。
四、基于模型特殊性的轉軌經濟異象的探討
針對文章的上述分析，我們對理論分析過程中的特殊經濟現象進行總結，并對現象的存在給出了可能的原因解讀。
(一)關于模型修正中體現出的在特殊經濟現象。
1、近年來凈出口與國民生產總值同向變化的現象轉貼于 我國經濟增長中出口帶動的比重常年保持較高，一方面是我國現階段貿易活動中的比較優勢存在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客觀上出口紡織品、以及裝配加工的電子產品等對于本國經濟增長是有利的，并且出口產品大多屬于必需品范疇因此受外部經濟環境沖擊極為有限。另一方面從政策角度來看，在出口相關政策鼓勵以及進口相關的約束條件下，我國出口企業積極性較高，出口創匯以及為經濟增長貢獻較為明顯。當然關于凈出口額與國民生產總值間的因果關系有待進一步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進行實證研究，于此我們僅從不同角度給出產生這一現象的可能原因。
2、投資對利率的彈性為正
在過去的幾年中，中國固定資產投資與利率呈正相關關系。產生上述現象的可能原因如下：a、利率的非市場化因素。利率作為我國貨幣政策框架中的工具，其運用和形成具有較強的政策含義，因此在某些情況下名義利率會大幅偏離實際利率，進一步使得投資與名義利率間的關系被扭曲；b、國有銀行主導型體制導致貸款獲得途徑的非均衡性。由于國有企業在資金市場具有壟斷優勢，且投資占比較高，同時其自身特性可概括為資金需求量大，議價能力極強，資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這對于利率提升帶來的投資抑制效果帶來了很大程度地減弱；c、資產替代限制的效應。由于資本市場發展的滯后以及居民儲蓄的剛性表現，導致資金的逐利性被動弱化，使得名義利率調整幅度縮小，同時資金流向受到影響，名義利率對于投資的指導作用大大減弱。
(二)關于政策效用分析中體現出的特殊經濟現象
1、IS曲線正常狀態下
財政政策調控悖論的產生。如圖3-1所示，固定匯率制下，財政政策的擴張必將伴隨本幣資產的投放，外部失衡的進一步擴大。
貨幣政策的調控依賴性。如圖3-4所示，在此種情況下，貨幣政策收緊趨勢的終止依賴于財政政策的實施，貨幣政策目標在政策實施過程中模糊化。
產生上述兩種現象的原因均來自與匯率固定的影響，因此合理放寬匯率調整幅度，放松對資本流動項下的管制，對有效解決上述問題具有一定的意義。
2、IS曲線非正常狀態下
在放寬前提假設條件下，財政政策出現棘輪效應。財政政策的調整會由于匯率變動帶來的BP曲線移動而使效果更加顯著，具體體現為擴張和收緊時，均存在一條外部機制限制政策自身的慣性調節。這一效應得益于匯率的一定浮動。
(三)對兩個命題的思考
命題1中我們考慮了外國利率對于本國經濟的影響。命題2中我們考慮了財政刺激計劃或赤字的融資方式對于一國經濟的影響。在相關的嚴格條件約束下，兩個命題均對中國自身經濟運行存在一定的意義。
首先，在美國經歷多次量化寬松政策，西方發達國家紛紛擴大貨幣供給時，國外的利率水平處于較低的狀態，在滿足命題的一定條件時，若我國利率水平長期保持恒定，根據命題1結論，外生經濟沖擊會帶來我國的產出的下降。其次，目前由于政府投資拉動的主導效應等使我國經濟長期保持增長態勢，而我國在財政赤字逐年增加的經濟發展時期合理彌補財政赤字缺口以及合理為財政刺激計劃融資對經濟增長與穩定都具有重要意義。根據命題2結論，利用發行國債的方式為財政刺激計劃財政赤字進行融資，在一定約束條件下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
綜上幾點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產生經濟運行異常現象的原因是復雜的，但主要集中與利率的非市場化、匯率水平的固定及資本項目的嚴格限制，資本市場發展的滯后以及經濟增長方式的單一。為有效解決政策調控中問題，具體政策建議為以下幾個方面：
1、完善利率、匯率等資金價格指標的作用
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步伐，完善利率形成機制，逐步減弱利率作為政策變量的性質，有效連接金融市場內部不同利率形成機制和傳遞機制，進一步發展并完善資本市場，使居民投資的資產形式多樣化，同時配合利率形成機制的完善，進一步提升資金流動的趨利性，使得資金擁有個體對于政策調整做出有效合理的反應，使利率的價格信號作用顯著改善；逐步放寬匯率的調整幅度，緩慢放松對資本賬戶的管制，使得匯率形成機制更加健全同時避免外部因素對本國經濟體的沖擊。
2、針對國企資金獲取途徑設立監督渠道
并對其資金的非正規漏損及效率缺失設置指標進行監控，減弱其資金議價能力進而提升其對調控政策反映的敏感性，逐步改善資金市場上的壟斷現象。
3、加大對經濟增長結構轉型的投入
宏觀層面，從增長依賴途徑轉變入手，為繼續保證經濟增長將動力逐步轉向國民內需的開發，同時在短期中保持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微觀層面從企業技術進步、產品創新角度提供輔助，鼓勵企業等市場微觀主體技術革新，并且進一步提升本國人力資本的質量，保障經濟增長途中所需的知識與技術積累。
本文構造的MF模型是對西方經濟理論在中國特殊背景下修正的一種嘗試。經濟理論和分析應充分結合中國經濟的運行背景，對于西方經典理論的運用和考察應本著謹慎的態度加以學習和研究，只有有效合理地將其融入我國的經濟運行框架，理論與模型才能體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在上述分析與命題中中國轉軌經濟中存在的經濟異象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均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時在新的時期也對經濟增長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的高速經濟增長締造了東方乃至世界的神話，其經濟體量已躍居世界第二，并將在不遠的將來成為經濟體量層面的頭號大國。但是反觀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部質量與為保證經濟增長動力而付出的成本代價，我們不得不冷靜的思考許多異常現象背后的問題所在。目前中國人均GDP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如何避免重蹈拉美國家等地區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怪圈，平穩走向發達國家行列；如何避免激化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沖突，有效調整經濟結構；如何擺脫身處世界工廠中資源凈輸出者的尷尬地位，從創新與技術發展角度分享世界市場的紅利；如何合理解決長期中自身的“雙順差”現象問題及其間接影響，兼顧內外均衡的實現；如何避免在高速經濟增長后期產生滯漲的可能，同時在后危機時代繼續保證全球經濟引擎的功用等等，這些始終困擾并將長期伴隨中國經濟發展的現象是轉軌經濟中永恒的音符，只有合理應對這些從歷史長河中走來并在現實中不斷相遇的問題，中國經濟才能譜寫出永恒而輝煌的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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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通貨膨脹；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宏觀調控
自2008年以來，我國物價呈現加速上漲的趨勢。這意味著我國物價偏離中央銀行規定的控制線（3%）越來越遠，通貨膨脹趨勢日益明顯。盡管還不能由此斷言我國將要發生嚴重通貨膨脹，但為了抑制物價上漲的加速化趨勢，我們無疑應當未雨綢繆，將治理通貨膨脹作為未來一段時期經濟工作的核心任務。
一、目前通貨膨脹的成因
由于去年價格的持續上漲對今年價格的翹尾影響較大，再加上推動價格上漲的因素較多，因此今年控制物價上漲的難度正在加大，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成本推動導致價格上漲。目前，國際石油和農產品價格維持高位運行，而國內農產品生產成本受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不斷上漲的推動而上升。2008年南方出現冰雪災害以及5月的四川大地震進一步推動物價上漲。與此同時，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基本建立，部分地區實施農民工醫療保險、失業保險、養老保險以及住房公積金制度，勞動合同法實施等，不同程度地增加企業生產成本，進而推動物價上漲。
二是物價上漲滯后影響較大。2008年，物價翹尾影響較大，據有關方面統計，會影響全年居民消費價格上漲3.4%。也就是說，如果2009年我國物價絕對水平和2008年12月份持平，沒有新的漲價因素，但由于去年的物價漲幅不斷加快，統計上仍表現為月同比價格仍在上漲。
第三，居民的通脹預期對物價上漲形成支撐。首先，從需求看，公眾的通脹預期會促使其減少儲蓄，增加即期消費，由此增加社會總需求，從而提高價格總水平；其次，從供給看，通脹預期會促使工人要求增加工資，這樣就抬高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從而降低社會總供給，導致工資物價輪番上漲；再次，通脹預期的增大還會使公眾更少地持有貨幣資產，轉而增加持有證券、房地產以及實物資產，進而引發資產價格上漲。當前我國居民和企業的通貨膨脹預期在不斷上升，這很有可能進一步推高價格。
由于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大，其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緩慢，這部分人對物價上漲的承受力明顯較弱，所以，維護經濟社會的穩定，防止個別產品的結構性物價上漲演變成全面的通貨膨脹，是今年國家宏觀調控的重大任務。我認為必須以有效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應對通脹，并將這二者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成為防止通貨膨脹的真正有效的“防火墻”。
二、應對之策
要使對策起作用，首先要了解通脹的原因，對癥下藥。通貨膨脹通常是指，由于貨幣供應量超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所造成的貨幣貶值、物價上漲，“錢不值錢了”，是一種貨幣現象。通脹是貨幣問題，得用貨幣及有關貨幣的政策解決問題。如果把一國的經濟比作列車，那么，貨幣政策就如剎車的功能一樣，控制著車速的快與慢。經濟發展慢了就要適當地放松“剎車”，反之，經濟發展過快了就要“踩一下剎車”。在經濟發展已經偏快的情況下，如果還不踩貨幣政策這個“剎車”，那么，最終結果就是“翻車”。
治理通貨膨脹無疑首先應當從控制貨幣供應入手。自從2007年以來，我國中央銀行不斷加大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連續5次提高利率，連續7次提高存款準備金比率，目的就是通過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來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抑制總需求的過快增長。但是，從實際執行情況看，如此密集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措施的出臺效果并不理想，流動性過剩問題仍然存在，CPI還在加速增長。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力度還不足以有效抑制物價的上漲；二是在缺乏財政政策有力配合的情況下，單一的貨幣政策對于克服通貨膨脹必然顯得力不從心。
在單一的貨幣政策功效難以一時奏效的情況下，財政政策的配合是必然的選擇。從財政政策上看，政府應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穩定物價方面的作用。通貨膨脹的實質是“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貨物”，因此，治理通貨膨脹不僅應當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還應當通過供應政策刺激生產、促進市場商品供應的增加。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實現的物價穩定和供求平衡，是一種消極的平衡策略，它以強制性地壓縮消費需求、降低社會消費水平為代價。而通過供應政策實現的物價穩定和供求平衡則是積極的平衡策略，它在不損害社會消費需求和消費水平的前提下通過刺激生產、增加供應來吸收過多的流動性，從而達到商品市場供求的平衡。從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情況來看，主要是由于食品類價格上漲過快引發，特別是油脂、肉禽及其制品更成為CPI上漲的領頭羊，而造成這些商品價格上漲過快的原因則是農民生產積極性下降導致的生產規模縮小和供應減少。這種原因造成的通貨膨脹僅僅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來壓縮總需求顯然是解決不了的，必須通過供應政策來克服。為此，必須改變過去過分看重消費者權益而忽視生產者感受的做法，采取切實措施保護生產者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刺激生產者的生產積極性。所以，我認為國家財政一方面要增加農業補貼，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遏制農資價格過快上漲，發展糧食、食用植物油、肉類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緊缺商品的生產；另一方面要通過關稅手段嚴格控制工業用糧和糧食出口，適當增加國內緊缺的重要消費品的進口。
另外，對低收入群體的財政稅收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我們國家幾次高通脹都引發了很多的社會矛盾，我們現在面臨的通脹也有高通脹的可能，所以我們必須特別小心。要想減輕這種風險，政府的財政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對低收入群體的減稅或者補貼，我認為這個領域里有很多的空間可以做，比如，凡是交稅的低收入群體都應該大幅度減稅；再比如說個體戶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起征點可以進一步大幅度提高，稅率可以大幅度降低；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扣除額可以進一步大幅度提高，其他稅目的個人所得稅也可以大幅度減輕負擔，這些都是對低收入群體有好處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低收入群體應付通脹的困難。與此同時，高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在加強監管的同時也可以通過減少級次，擴大級距，降低邊際稅率的辦法來降低稅負水平。
當然，對沒有交稅義務的低收入群體政府財政就要增加補貼，這些補貼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分別采取發放現金、減少這些低收入群體需要支付的費用等方式，比如減少醫療的費用、子女讀書的費用、交通費、通訊費等等，這些都需要統籌設計。這是財政政策的一部分，這部分非常重要，有這部分，就能夠在通脹相對比較高的水平上保持社會穩定。
綜上所述，作為國家宏觀調控兩大政策工具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各有所長，前者著重于控制總需求，后者則著重于增加總供給，只有兩種政策齊頭并進、互相補充，才能更順利地實現穩定物價，抑制通貨膨脹的目標，所以，今后在宏觀調控方面，我認為我國將會更多地使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組合拳”，從而使我國的宏觀調控更加有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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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IS-LM模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
一、IS—LM模型
IS—LM模型又稱為希克斯—漢森模型。由于凱恩斯有關利率的理論有兩個缺陷：一是利率的不確定性，二是貨幣市場均衡無法保證商品市場也達到均衡，因此希克斯于1937年第一次提出了IS—LL分析。20年后，漢森提出這一分析工具，并將LL曲線改稱為LM曲線，于是希克斯、漢森的IS—LM模型修補了凱恩斯理論的缺陷，把凱恩斯的收入決定論和貨幣理論結合起來，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IS—LM一般均衡模型是指在商品市場中，投資I是利率r的函數，I隨著r遞減而減少，儲蓄S是收入Y的函數，S是Y的遞增函數。希克斯認為，將I=I(r)和S=S(Y)合在一起，就得到收入與利息率的另一種關系，形成IS曲線。同樣由于下式決定了均衡收入：I(r)=S(Y)，在貨幣市場上，名義貨幣供給量為M，貨幣需求為L=L(r,Y)。貨幣供給有政府決定，是個既定的量，貨幣的需求量是利息率和收入函數，當下式成立時，貨幣市場達到均衡：M=L(r,Y)貨幣供求相等點的軌跡形成LM曲線。它表示在貨幣供給既定時，貨幣市場處于各種均衡態對應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各種組合。將方程I(r)=S(Y)與M=L(r,Y)聯立，可求得未知數(r,Y)的解，這個解就是IS曲線和LM曲線的交點E。這就得到一個關于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共同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交點E代表一般均衡態（如下圖）。這一利息率和收入的組合是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都達到供求相等的點。在經濟體系達到一般均衡狀態時，收入水平達到穩定均衡。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一般比較分析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應對經濟波動的兩種行之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但是，兩種政策的效應又會因為不同的宏觀經濟形勢而有所差異。
所謂財政政策，是指一國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而調整財政收支規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導原則及其相應的措施。它是由稅收政策、支出政策、預算平衡政策、國債政策等構成的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所謂貨幣政策，是指一國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所制定的關于調整貨幣供應基本方針及其相應的措施。它是由信貸政策、利率政策、匯率政策等具體政策構成的一個有機的政策體系。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效應的IS-LM模型比較
根據經濟學的一般理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的大小取決于宏觀經濟學IS-LM模型中IS曲線和LM曲線的斜率。這里有引入IS-LM模型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分析
IS-LM模型中的LM曲線是表示貨幣市場達到均衡時，收入與利息率(簡稱利率)關系的曲線:IS曲線則是表示產品市場達到均衡時，收入與利率關系的曲線。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是通過影響利率、消費、投資進而影響總需求，使就業和國民收入得到調節。這些影響可以在IS-LM圖形中看出。
如果LM曲線不變，政府實行膨脹性財政政策，會使IS曲線向右上方移動，它和LM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和收入都高于原來的利率和收入:而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則會使IS曲線向左下方移動，使利率和收入下降。相反，如果IS曲線不變，政府實行膨脹性的貨幣政策，會使LM曲線向右下方移動，它和IS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低于原來的利率，收入則高于原來的收入。而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則會使LM曲線向左上方移動，使利率上升，收入減少。
（1）財政政策效應
從IS-LM模型看，財政政策效應的大小是指政府收支變化(包括變動稅收、政府購買和轉移支付等)使IS變動對國民收入變動的影響。顯然，從IS和LM圖形看，這種影響的大小，隨IS曲線和LM曲線的斜率不同而有所區別。
在LM曲線不變時，IS曲線斜率的絕對值越大，即財政政策效應越大。反之，IS曲線越平坦，則IS曲線移動時收入變化就越小，即財政政策效應越小。如圖1所示。
IS斜率大小主要由投資的利率系數所決定，IS越平坦，表示投資的利率系數越大，即利率變動一定幅度所引起的投資變動的幅度越大。若投資對利率變動的反應較敏感，一項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利率上升時，就會使私人投資下降很多，就是“擠出效應”較大.因此，IS越平坦，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被擠出的私人投資就越多，從而使國民收入增加得就越，即政策效應越小。圖1(a)中Y1y3即由于利率上升而被擠出私人投資所減少的國民收入，YOY1是這項財政政策帶來的收入。圖1(b)中IS曲線較陡，說明政府支出的“擠出效應”較小，因而政策效應較大。
在IS曲線的斜率不變時，財政政策效應又隨LM曲線斜率不同而不同。LM斜率越大，即LM曲線越陡，則移動IS曲線時收入變動就越小，即財政政策效應就越小。反之，LM越平坦，則財政政策效應就越大。如圖2所示。
從圖2(a)和(b)中可見，政府增加同樣大的一筆支出，在LM曲線斜率較大即曲線較陡時，引起的國民收入增量較小，即政策效應較小；相反，在LM曲線較平坦時，引起的國民收入增量較大，即政策效應較大。這是因為。LM曲線斜率較大即曲線較陡，表示貨幣需求增加將使利率上升較多，從而對私人部門投資產生較大的擠出效應。結果，使財政政策效應較小。相反，當貨幣需求利率系數較大(從而LM曲線較平坦)時，政府由于增加支出，即使向私人部門借了很多錢(通過出售公債券)，也不會使利率上升很多，也就不會對私人投資產生很大的影響。這樣，政府增加支出就會使國民收入增加較多，即財政政策效應較大。
（2）貨幣政策效應
變動貨幣供給量的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即貨幣政策的效應，同樣取決于IS和LM曲線的斜率。
在LM曲線斜率不變時，IS曲線越平坦，LM曲線移動（由于實行變動貨幣供給量的貨幣政）對國民收入變動的影響就越大，反之，IS曲線越陡峭，LM曲線移動對國民收入變動的影響就越小。如圖3所示
LM曲線右移，貨幣供給增加，從而能夠增加國民收入。但實際上收入并不會增加那么多。因為利率會因貨幣供給增加而下降，因而增加的貨幣供給量中一部分要用來滿足增加了的投機需求。IS的斜率主要決定于投資的利率系數。IS陡峭時，投資的利率系數較小。LM右移時會使利率產生較大幅度的下降，從而導致增加的貨幣供給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滿足投機需求。國民收入水平不會有較大增加，政策效應不大。相反，IS平坦時，投資利率系數較大。LM右移時，利率下降不大，投機需求較小，政策效應較大。
在IS曲線不變時，LM曲線越平坦，LM曲線由于貨幣供給量變動時，國民收入的變動就越小，即貨幣政策效應就越小；反之，則貨幣政策效應就越大。如圖4所示。
為什么會這樣？這是因為LM曲線較平坦，表示貨幣需求受利率的影響較大，即利率稍有變動就會使貨幣需求變動很多。因而，貨幣供給量變動對利率變動的作用較小，從而增加貨幣供給量的貨幣政策就不會對投資和國民收入有較大影響。反之，若LM曲線較陡峭，表示貨幣需求受利率的影響較小，即貨幣供給量稍有增加就會使利率下降較多，因而使投資和國民收入有較多增加，即貨幣政策的效應較強。
因此，IS-LM曲線的形狀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應關系如下:
IS或LM曲線移動時,均衡收入與均衡利率會發生變動。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通過推動IS或LM曲線向右移動,從而實現帶動經濟增長,增加國民收入的目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增加自發性支出,通過乘數效應引起總需求和均衡收入增加,從而推動IS曲線右移。LM曲線越平坦,財政政策越有效;受"擠出效應"的影響,IS曲線的形狀與財政政策的有效性關系不確定。積極的貨幣政策通過法定準備金、再貼現、公開市場業務等方式增加貨幣供給,推動LM曲線向右移動。IS曲線越平坦,貨幣政策越有效；LM曲線越平坦,財政政策越有效。
三、從IS-LM模型分析我國的“雙穩健”政策
近幾年,尤其是2002年之前,我國在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上,傾向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即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擴大政府支出,刺激經濟的增長。這與我國當時的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形勢是相適應的。不過,從2003年開始,經濟形勢開始發生變化,2003年我國GDP增長速度達到9.3%,2004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3.7萬億元,增長9.5%。在這種變化下,我國實施了7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在2005年開始轉變。從抑制潛在通貨膨脹,防止經濟過熱,保證經濟穩定的目的出發,中國在2005年實行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即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雙穩健"。筆者擬運用IS-LM曲線來討論這一“雙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
1.“雙穩健”的政策含義。
“雙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質上都是經濟學意義上的中性宏觀經濟政策。所謂"中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相對于擴張性政策和緊縮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種有保有壓,有緊有縮,上下微調,松緊適度的政策(劉國光,200A)。筆者個人認為,“穩健”是相對于“積極”而言,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說是穩中趨于緊縮的,尤其從理性預期的角度,反應在公眾的心理預期上,這種政策調整反應了我國經濟形勢的變化和應運而生的整個宏觀政策態度。雖然,穩健政策并不等同于緊縮,但在經濟主體的預期中,“穩健”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近似于緊縮。
2.我國“雙穩健”政策的著力點。
“雙穩健”政策的著力點是經濟穩定而非經濟增長。IS-LM模型探討的是國民收入與利率水平的水平關系,沒有討論經濟穩定的問題。而“雙穩健”政策,作為宏觀的經濟政策,更多考慮的是預防經濟過熱,推動社會公平和減少失業,調整行業結構,應付經濟壟斷等各個方面。這一政策通過對經濟的發展速度和各項經濟指標的分析,落腳于經濟平穩,致力于在經濟過熱和增長緩慢中間尋找平衡點。
3.“雙穩健”政策應加大市場調控的力度。
我國的IS-LM模型沒有確定的形狀,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無法精確擬合。因為利率沒有市場化等原因,一些變量實際上是政策性的,而定性分析存在許多無法克服的障礙,不能精確描述IS-LM曲線的形狀。所以,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國的IS-LM模型(筆者把它看作是在經典理論中加入一些條件的定性模型)是不精確的。盡管長期趨勢十分明確,但在短期內,或者在一定的時期內,模型的形狀和趨勢并沒有準確的界定。在不精確的IS-LM模型下,穩健的政策,即中性政策,應該說很好地配合了這種不精確性。因為穩健政策意味著政府干預的謹慎,意味著留給市場更充分的發展空間,意味著由市場機制的完善和市場力量的出清來實現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雙均衡,從而通過市場的培育,使我國的IS、LM曲線由理論上的陡峭趨向正常,由實踐上的不精確趨向可計量的穩定。“雙穩健”政策是比較謹慎的政策選擇。這一政策應在確保經濟穩步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致力于經濟發展各方面的協調性,以提供公共物品、解決外部性等市場失靈問題為主,并在此基礎上,謹慎地實行其它配套的政府干預,加大培育市場的力度,引導市場的完善,使市場的調控更加靈敏有力,從而促進市場經濟的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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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近段時期我國消費價格指數持續走低，貨幣供應量增速放緩，通貨緊縮跡象非常明顯
從宏觀層面上看，今年前5個月由于需求不足引發的通貨緊縮現象仍然是我國經濟面臨 的最大問題，作為宏觀經濟先行指標的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在前5個月均大幅走低，1到5月份 分別為－6.3％、－5.4％、－4.9％、－4.4％和－3.8％，累計同比下跌5.0個百分點，無論 批發還是零售，產業上游價格還是下游價格，一、二產業還是第三產業，價格走低成為一種 普遍現象。CPI（消費價格指數）的實際走勢也完全證實了這一判斷，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 的數據顯示，CPI在3月份又開始掉頭向下，達到－0.8％，4月份更是達到了出人意料的－1. 3％，創下1999年8月以來單月最大降幅，5月份是－1.1％，預計今年未來幾個月CPI仍會延 續頹勢。商品零售價格也持續低位運行，一季度，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同比下降1.6％，而1 月～5月份CPI則整體降低0.8個百分點，通貨緊縮現象有逐步加劇的趨勢。
消費價格的持續走低使實際利率上升，從而對市場利率構成一種下行的壓力，從全國銀 行間同業拆借平均利率來看，今年1月份以來銀行間同業拆借平均利率逐月走低，1月～5月 分別為2.37％、2.27％、2.22％、2.16％和2.12％，1月～5月累計為2.24％，比去年同期的 2.57％低了0.33個百分點，由于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利率形成是大宗資金的供給方和需求方 集體競價的結果，其利率走勢基本上反映市場的真實情況，并且是其他各類市場化利率形成 的基礎和參照，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今年以來的逐月走低預示著市場對利率有一種內在的下 調要求，這一點也應該引起決策層的注意。
中國國民經濟在總體上保持較高增速的同時，經濟體系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依然沒有很 好解決，股市低迷及貨幣流通性嚴重不足、產業的重復建設、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緩慢等都 是造成目前通貨緊縮現象重要原因，種種跡象表明，我國正在迎來一個持續時間較長的“低 利率時代”。
通貨緊縮成因的分析
國外歷史上發生的通貨緊縮，往往與經濟蕭條、失業率上升等相伴隨。事實上，引發通 貨緊縮的原因很多，既有貨幣因素，又有非貨幣因素，甚至不排除經濟體制方面的原因。非 貨幣原因如生產能力過剩、有效需求不足、資產泡沫破滅、新技術的普及和市場開放度的不 斷加快等，使商品和勞務價格下降的壓力不斷增大，從而引發物價的普遍下跌。經濟體制方 面原因如國民收入的積累率過高、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影響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壟斷的普遍 存在等等。我們認為引發通貨緊縮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各種非貨幣因素及體制因素，因為貨幣 只是對實體經濟運行情況的一種反映，但當一個社會的虛擬資本活動規模遠遠大于實體經濟 引發的貨幣流通規模時，貨幣因素引發的緊縮性力量就不容忽視（如股市下跌引起的“負財 富效應”）。
通貨緊縮既有外部環境的影響，也有自身體制性因素的影響。從去年開始的世界性經濟 滑坡和美國高科技泡沫的破滅，對我國經濟產生了“溢出”效應，出口的空間被大大壓縮， 外幣貶值更是加劇了這種趨勢，同時，IT技術的快速發展、通訊及網絡技術的普遍應用大大 降低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在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也進一步擴大了失業人口，信息技術和外商 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強化了競爭，貿易壁壘被打破，經濟全球化的步伐不斷加快，從而形成 了全球性的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成為引發我國通貨緊縮的外部誘因。但我國經濟固有的非 貨幣因素及體制因素卻是根本性因素，外部因素只是放大了這種沖擊效應。始于20世紀80年 代的改革開放到目前為止其體制性經濟擴張潛力已經基本釋放怠盡，而1998年政府為拉動經 濟較快增長而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起了相當的作用，但實證研究表明國債投資 并未有效帶動民間投資的快速跟進。歷史經驗表明，沒有民間投資的持續和高質量增長，經 濟是難以健康、快速發展的。目前民間投資已經占總投資的1/3，民間投資能否有效啟動， 已經直接影響到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將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可以 說，在積極財政政策逐步淡出后，民間投資將成為我國經濟的“發動機”。
民間投資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緊縮的貨幣政策，如“軟著陸”時期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滯 后效應、貨幣政策的取向未能及時調整及信貸政策對民間投資的歧視性；另外投資者的不良 預期所導致的投資意愿不強也是民間投資下降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造成我國通貨緊縮局面進一步發展、深化的最主要因素在于居民消費需求下降。我國居 民消費從1997年至2001年持續出現負沖擊，1998年為最大。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消費對GDP 的貢獻率一直占到了一半以上，且歷史上幾次居民消費的快速增長如農村消費增加、城市居 民家電消費增長等構成了當時經濟的增長點。而自1994年居民消費就出現了較大的下降，到 1998年底降幅將近4／5，且在通貨緊縮發生和最為嚴重的1997及1998兩年，居民消費的負面 沖擊在程度上都要大于其他部門。居民消費急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預期不佳。1997年亞洲 經濟危機的爆發，企業經營狀況的惡化，轉軌時期的特殊性，職工下崗壓力及住房、醫療、 養老保險和教育政策改革，加劇了人們對未來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即期消費下降，預防 性儲蓄增加。
長期以來實行的高積累政策，是我國通貨緊縮的深層次原因，而高積累的背后是經濟增 長的質量不佳和投資效率差，在長期的高積累政策下，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不斷受到壓抑 ，但消費需求不足的矛盾一直被過于旺盛的投資需求所掩蓋。消費不足導致中國的生產過剩 時代過早到來，過剩又導致企業效益下滑進而導致投資急劇萎縮，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顯現 出來并引發通貨緊縮。通貨緊縮的深層次原因決定了這一壓力將是中國經濟今后的一個長期 矛盾，因此需要將短期的刺激政策與中期改革目標和長期增長目標協調起來，著眼于提高增 長質量和投資效率從而改變高積累政策。
應當指出的是，貨幣緊縮并非我國通貨緊縮的主要原因，我國經濟的緊縮更多表現為“ 流動性陷阱”的特點。“流動性陷阱”是指當利率下降到某一低點，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并不 能使利率進一步降低，而只是引起人們手持現金增加的現象。日本經濟明顯符合“流動性陷 阱”的大多數特點，日本1999年三季度的隔夜拆借存款利率只有0.02％，而一些短期政府債 券的收益率僅為0.055％。我國在今年春節第8次降息后表現出來的某些特征也與日本相似， 今年1月份以來銀行間同業拆借平均利率逐月走低。而隨著央行第8次降息的付諸實施，場外 資金不斷涌入國債市場，國債市場的價格節節上揚，內在收益率不斷創出新低，其中以長期 國債的表現尤為明顯。最近數據顯示，在銀行間債券交易市場中，20年期國債010011券內在 收益率已降至2.89％，15年期國債010004年收益率也僅為2.79％。雖然交易所市場的20年期 長期國債0107券的收益率稍高，為3.3％左右，但如果考慮回購因素，則這只券種收益率應 該還會有所下降。4月份物價指數公布后，當日的交易所國債市場放量上漲，新老券種價格 的收益率全線下降，大都跌破了2.5％的防線，可見我國經濟也已經陷入“流動性陷阱”， 成為引發通貨緊縮的又一重要原因。
通貨緊縮會進一步加劇經濟滑坡，甚至引發金融危機，危害極大
從目前各種跡象判斷，我國未來幾年都不會具備引起通貨膨脹的因素和環境，但卻不可 避免需面對通貨緊縮的嚴峻挑戰。
篇7
關鍵詞：貨幣政策；非對稱性；主觀預期；價格粘性；傳導機制
中圖分類號：F82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7)04―0076―07
20世紀20年代初期以前，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貨幣政策效應是相對穩定的，實施緊縮性與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效果是對稱的，即貨幣供應量與產出是線性關系。直到大蕭條時期，擴張的貨幣政策對經濟復蘇幾乎沒有產生什么影響的事實才使學者們開始感到，只有緊縮性貨幣政策才是有效的。流動性陷阱隱含著擴張性貨幣政策效果的局限性，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利率如此之低以至于央行不可能再降低利率來刺激經濟回升。Friedman將貨幣政策比喻為，“貨幣政策是一根繩子，你可以拉緊它來抑制通貨膨脹，但是你不能夠推動它來恢復經濟。正如你可以把馬牽到水邊，但你不能強迫它去喝水一樣。”他所指的貨幣政策非對稱性驗證了凱恩斯的觀點。在其后的數十年中，關于“緊縮性貨幣政策能夠有效地抑制經濟過熱，而擴張性貨幣政策在治理經濟衰退中卻顯得無能為力”這一觀點逐漸為經濟學家們所認同。
認識到貨幣政策可能存在著非對稱性效應之后，諸多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大量學者的研究集中于貨幣總量對產出的不同影響上。Cover的研究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文獻之一。Cover用M1來代替貨幣供應量，使用兩步OLS法，考察了美國1951-1987年的季度數據，檢驗貨幣政策對產出非對稱影響的存在性。結果發現，美國緊縮性貨幣政策比同等程度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效果更大。眾多學者為Cover的研究提供了進一步的實證支撐。許多學者研究貨幣政策對貨幣市場的非對稱性影響，同樣證實了Cover的研究發現。
實證研究為貨幣政策非對稱效應的存在性提供了數據支撐，那么貨幣政策非對稱效應產生的原因與機理是什么?引起貨幣政策出現非對稱效應的因素很多，各流派由于假設前提、研究視角和方法不同，對此給出的解釋也存在較大差異。本文對近期研究貨幣政策非對稱性形成機理的文獻進行梳理，從三個層次歸納和綜述了主要文獻。第一個層面是心理層面，主觀預期的變化是非對稱效應產生的主要原因；第二個層面是傳導機制層面，價格粘性是導致非對稱性產生的關鍵因素；第三個層面是市場環境層面，傳導渠道和經濟結構的非對稱是貨幣政策非對稱性的根源。
一、主觀預期的非對稱調整
經濟人是一個含義深刻而廣泛的概念，不同的經濟人假設會導致分析結果出現差異。古典經濟學假定經濟人是完全理性的，其所掌握的信息是完全的、對稱的，因而預期是理性且相同的，貨幣政策效應因而呈現出完美對稱的特征。但經濟人假設強調人的自利性而完全忽視了人的社會性。事實上，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假設并不符合現實情況。經濟主體的心理預期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經濟人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每個經濟人所掌握的信息也不可能完全對稱，從而經濟人很難完全理性地按照最大化原則來進行預期決策。因而，有限理性的假設構成了貨幣政策非對稱性的假設前提。中央銀行通過向市場發出信號、引導公眾預期來調控宏觀經濟活動，這是貨幣政策的主要傳導機制之一。因為經濟主體的心理預期受到邊際報酬率、通貨膨脹趨勢和市場情緒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公眾預期和情緒調整是不對稱的，使得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具有了不確定性，并最終導致貨幣政策效應的非對稱。
第一種對貨幣政策非對稱的解釋是：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經濟主體的信心會發生改變。在蕭條時期，即使利率水平非常低，對經濟回升的悲觀思想也會使企業減少投資、消費者縮減支出。這就是大蕭條期間和日本9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事情。當然，這里所說的非對稱性是指，相對于蕭條期間的悲觀情緒要遠大于繁榮時期的樂觀情緒，而不是指相對于緊縮性貨幣政策有效而言，擴張性貨幣政策是不發揮效應的。
第二種解釋是正向的通貨膨脹預期。正向的通貨膨脹趨勢是理性經濟人做出不對稱調整的根源。經濟環境是預期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市場氣氛中，由于“隨大流”的經濟人心理規律的存在，經濟人行為具有趨同的趨勢。當經濟運行在正向的通貨膨脹趨勢區間內(經濟擴張期)，人們預期價格水平還將持續上漲，貨幣政策的正向沖擊將得到加強，而負向沖擊將受到削弱；當經濟運行在負向的通貨膨脹趨勢區間內(經濟蕭條期)，人們的預期普遍低沉，從而使貨幣政策負向沖擊增強，而正向沖擊受到削弱。因此，由貨幣政策沖擊引起的價格和產量調整的不對稱就自然出現了。
二、價格調整的非對稱性
新凱恩斯主義的貨幣理論對貨幣政策非對稱提出了諸如價格粘性、菜單成本等微觀解釋。凱恩斯主義假設，工資和價格向下調整剛性和向上靈活調整，以及要素的邊際報酬遞減，從而總供給曲線為凸。在存在凸的總供給曲線的情況下，我們就很容易推導出貨幣政策對真實產出具有非對稱的影響。相同強度但方向相反的貨幣沖擊就會對價格和產出水平產生不同的影響；相對于負向的貨幣沖擊，正向的貨幣沖擊對價格將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對產出只產生較小的影響。
Mankiw and Romer為“粘性”提供了堅實的微觀基礎，在經濟緊縮階段，價格和工資粘性使貨幣政策的擴張性效應失效，貨幣政策效應出現了非對稱。貨幣政策對產出的減少作用大于對產出的增加作用，其理論依據之一是名義工資具有向下的剛性，因此總需求減少往往大于總需求增加的效應。Abel and Eberly指出，非對稱的真實剛性(例如投資的不可逆性)可能是造成貨幣政策非對稱的原因之一。Kandil也為貨幣政策非對稱提供了類似的理論解釋。Senda將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歸結為經濟生活中存在著的各種名義粘性和實際粘性，例如價格粘性和工資剛性等，這些粘性因素使得價格在經濟擴張期間向上變動的靈活性高于經濟收縮期間向下變動的靈活性。然而，Rhee and Rich用韓國的數據說明價格和工資粘性不能有效地說明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效應，結論是：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效應并非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時間而變化的，這個結論事實上表明非對稱效應在長期內表現為動態不一致性。
如果存在菜單成本，價格向下調整缺乏靈活性或者價格向上靈活調整，那么貨幣政策就可能對產出和通貨膨脹具有非對稱性的影響。Ball and Mankiw的菜單成本理論為新凱恩斯宏觀經濟學奠定了微觀基礎，也為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提供了一種解釋。貨幣政策沖擊非對稱效應取決于趨勢通貨膨脹和菜單成本的大小。在菜單成本模型中(壟斷競爭)，企業可以在一個范圍內無成本地設置價格，但是如果它們改變該區間的價格，他們將會承擔菜單成本。如果企業在改變價格時面臨著菜單成本，真實價格稍微偏離預期的價格水平將不會導致價格調整，但是如果價格偏離過多(超過了范圍線)，那么企業將
會調整價格。即在靜態分析中，標準菜單成本模型表明“大”的貨幣沖擊具有“中性”，而小的貨幣沖擊才具有真實效應。這是因為，廠商發現，當“大”的貨幣沖擊導致不調整價格的機會成本大于價格調整成本(即菜單成本)時，那么調整產品價格的策略則為占優策略，于是廠商便調整價格，由此可以看出，“大”的貨幣沖擊將導致物價水平的變化，而產出基本保持不變――激進的貨幣政策不具有真實產出效應；而“小”的貨幣沖擊如果不能被經濟人觀察到(即使被經濟人觀察到，由于菜單成本的存在)，將會導致產量水平的變化，而價格水平僅僅做較小的調整或不調整――即溫和的貨幣政策具有真實產出效應。所以，波動性較大的貨幣政策與微調性質的貨幣政策表現出了非對稱性。
基于菜單成本理論，Garibaldi認為貨幣政策對創造和減少工作崗位具有明顯的非對稱性。公司面臨市場經濟所特有的非確定性時，緊縮性貨幣政策能夠外生地提高利率，所以能夠立即傳導到經濟層面并使工作崗位“跳躍”減少；而擴張性貨幣政策對創造工作崗位起效較慢，特別是不能在某一個時期使工作崗位的增加產生一個“跳躍”。因此，凈就業率的變化對利率提高的反應強于對降低利率的反應，利率變化對創造和減少工作崗位的影響具有明顯的非對稱性，貨幣政策非對稱效應在改變就業率上非常明顯。
三、傳導渠道的非對稱性
貨幣政策主要通過“銀行信貸渠道”和“資產負債表渠道”對經濟產生影響，傳導渠道的非對稱決定了貨幣政策作用效果的非對稱。兩類傳導渠道對經濟的影響力度和作用機制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銀行信貸渠道從銀行的角度來考察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而資產負債表渠道則從企業角度考察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效應。但兩種傳導渠道都認為，由于信貸市場的不完全，使得外部融資比內部融資更加昂貴，反映在外部融資貼水上，最終反過來會導致借款人凈資產的變化。貨幣供給的減少會使銀行系統產生逆向選擇，繼而影響經濟活動，但是貨幣供給的增加則沒有類似的效果，貨幣政策呈現出了非對稱的特征。
1．貨幣政策傳導的銀行信貸渠道
Lamont把貨幣政策非對稱性的潛在原因歸結為“債務積壓”(Debt Overhang)。即新項目的投資收益都流向了債權人，使新項目流動性支持不足，因而當前債務形成了新投資的障礙。當經濟周期處于擴張階段時，因為投資收益高，廠商凈現金流充沛，凈現值也相應增加，可以直接通過內源資金或資本市場進行項目融資，而不必求助于銀行貸款，所以債務積壓不會對廠商形成硬約束，擴張階段貨幣政策幾乎無法通過信貸渠道傳導；當經濟周期處于蕭條階段時，廠商投資收益降低，甚至可能出現虧損，凈現值和凈現金流萎縮，以至于無法正常歸還銀行貸款，債務積壓問題突出，所以利用內源資金或證券市場進行項目融資難度較大，新項目投資資金來源主要是銀行貸款，此階段貨幣政策通過信貸渠道發揮的效果明顯。債務積壓生動形象地比喻出不同經濟周期不同階段廠商投資的障礙，正是這種債務障礙的存在隔斷了廠商連續投資的行為。由于廠商其他融資渠道有限，只能求助于銀行貸款，而廠商的凈資產和抵押資產縮水，銀行預期信貸風險增加，其信貸配給則會形成對廠商的硬約束，此時，貨幣政策通過信貸渠道產生的效果最為顯著，從而出現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
“雙重約束”也能解釋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的信貸渠道。Bliss and Kaufman在銀行親周期效應、信貸危機和貨幣政策非對稱效應之間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在該框架內，準備金約束和資本金約束都會對銀行的信貸行為產生影響。首先，在經濟衰退和貨幣擴張期，資本金將對銀行構成約束，這是因為在該階段，銀行資本金的實際水平很可能隨著貸款違約、呆帳核銷和呆帳損失準備提取而減少，這迫使銀行減少貸款，除非銀行能夠從外部融入資本金。在此期間，雖然擴張性貨幣政策為銀行提供了充足的準備金，但資本金約束使銀行無法將超額準備金轉換為貸款。所以，在準備金約束放松、資本金約束強化的條件下，擴張性貨幣政策對增加信貸總量、拉動經濟復蘇的作用乏力。其次，在經濟擴張和貨幣緊縮期，準備金約束對銀行信貸行為非常有效。在此期間，雖然銀行不受資本金約束，但其信貸擴張的能力受到中央銀行法定準備金政策的約束。所以，兩個階段比較而言，中央銀行約束經濟擴張比刺激經濟更加有效。由此可見，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具有非對稱效應。
2．貨幣政策傳導的資產負債表渠道
資產負債表渠道主要從企業角度考察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效應。在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銀行面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由此導致廠商的投融資行為受到融資約束和成本約束。融資約束是指企業資金的可獲得性受限；成本約束是指企業外部融資升水受到凈資產的限制。當資本市場存在缺陷時，借貸雙方人問題導致的金融摩擦使得內部融資和外部融資的可替代性大打折扣。在經濟衰退階段，由于廠商凈資產的現值降低、抵押資產縮水，銀行將向企業索取更高的風險升水和貸款留存。企業收益降低、成本增加、凈資產價值下降、財務杠桿提高，從而惡化了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和企業的融資條件，導致外部融資的可獲得性降低。盡管中央銀行為拉動經濟復蘇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但由于企業凈資產和貸款抵押資產價值下降，還款保障能力下降、經營風險增加，銀行不會貿然貸款，從而會產生政策時滯。其次，根據金融加速器理論，消極沖擊比積極沖擊具有更強的影響。擴張性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弱于緊縮性貨幣政策。在經濟繁榮期，緊縮性貨幣政策相當于消極沖擊，金融體系存在的金融加速器能夠將之加速和放大，從而對企業投融資決策產生顯著的影響。由此可見，緊縮性貨幣政策與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影響存在著明顯的非對稱性。
資產負債表的狀況是企業投資支出的重要決定因素；企業資產負債表的狀況與企業投資支出的相關度在經濟低迷時期比在其他時期更高；對大企業與對小企業投資的影響不同。Gertler and Gilchrist的實證研究發現，貨幣政策的作用在經濟繁榮期與經濟下降期不對稱，對小企業的作用甚于大企業。小企業的利息保障倍數(息稅前利潤除以利息費用)對存貨投資的影響在經濟周期過程中是不對稱的：在經濟衰退期高，而在經濟繁榮時期低。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后，小企業的現金流與固定資產投資的相關度比大企業的要高。Guariglia and Mateut發現英國在通貨緊縮期，小企業的存貨和投資對利息保障倍數更敏感。Mojon等人考察了1983-1997年間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投資情況，實證分析表明：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經濟衰退期，資產負債表對企業投資影響顯著，資產負債表惡化能放大貨幣政策的沖擊，并對公司投資支出有負面效應。不同企業的金融加速器效應存在差異，在經濟周期不同階段金融加速器效應亦不同。資產負債表狀況差的小企業投資受影響最大，對中等規模的企業和大集團公司，在非經濟衰退期金融加速器效應不明顯；在經濟衰退期，金融加速器對大集團公司效應仍然較小。吳建環等人將金融加速器機制歸納為雙重不對稱特點：資產負債表對公司投資的影響在經濟下
降時期比繁榮時期大，對小公司的作用比對大公司的作用大。
上述模型都將銀行置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中心，通過分析企業資金的可獲得性以及資金成本，來解釋貨幣政策非對稱性的形成機理。產出對貨幣沖擊的非對稱反應，最終還是應該歸結于投資。Karras研究了貨幣供給沖擊與利率沖擊對產出、消費和投資的影響，結果發現投資是引起貨幣政策效應非對稱的根源，而且外部融資渠道和存貨的變動又是影響投資的兩個關鍵因素。Mortensen and Pissarides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Karras的結論，使用匹配模型，他們發現：緊縮性貨幣政策能夠促使銀行快速地收回貸款，但是擴張性貨幣政策卻不能推動銀行快速地擴張信用，這是由于銀行難以發現好的投資機會且存在時滯，因此，銀行信用對貨幣政策的反應是不對稱的。他們對墨西哥和美國的實證研究支持了Dell’Ariccia and Garibaldi所建立的匹配模型，即銀行借貸對貨幣市場利率的上升和下降的反應存在著非對稱。
四、經濟結構的非對稱性
由于歐洲各國經濟結構、發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異，統一的貨幣政策對各國宏觀經濟會產生非對稱影響。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性對于EMU貨幣政策執行至關重要，因為不同國家間有差別、不對稱的沖擊很可能導致政治沖突和貨幣政策制定框架出現問題，目前這類沖擊使各成員國失業率上升到無法控制的水平，歐洲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中面臨嚴峻挑戰。
篇8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
在凱恩斯經濟學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觀經濟政策。這里主要分析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從它們對總需求的影響角度來考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
(一)財政政策的效力
當政府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政府需求增加將通過財政政策乘數效應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貨幣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貨幣用于交易。在儲備銀行不改變貨幣供給的情況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會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貨幣需求，另一方面又會減少投資需求，從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減稅對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將會大量降低投資。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貨幣需求將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著利率必須變動很多)。①(①參見[美]R.E.霍爾和J.B.泰勒： (宏觀經濟學>，171頁，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8。)
此外，財政支出乘數是衡量財政政策效力的一個重要指標。但是，財政支出乘數能否使財政政策的效力充分發揮出來，同樣要受到上述兩個因素的制約。如果投資對利率高度敏感而貨幣需求對利率不敏感，即使財政支出乘數很大，財政政策也無法產生強有力的效果。
與上述情況相反，當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利率水平沒有多大影響，那么，這種政策對投資的沖擊就很小。在這種情況下，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總需求就有很強的影響力。換言之，當投資對利率不敏感而貨幣需求對利率高度敏感時，財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強。
利用IS——LM曲線的形狀及其移動來展示財政政策效力的強弱。財政政策的效力與IS曲線和LM曲線的形狀有很大關系。當投資需求對利率很敏感時，IS曲線比較平緩，因為利率的較小變化和投資需求的較大變化有關。相反地，當投資需求對利率不敏感時，IS曲線就比較陡峭。
再看LM曲線的形狀。當貨幣需求對利率很敏感時，LM曲線就比較平緩，因為當貨幣需求隨著收入變化而增加時，利率的很小變化就足以使它減少;反之，當貨幣需求對利率不敏感時，LM曲線就比較陡峭。
當IS曲線比較陡峭，或者LM曲線比較平緩時，財政政策的效力比較強。相反，如果IS曲線比較平緩，或者LM曲線比較陡峭，財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較弱。
(二)貨幣政策的效力
貨幣政策的操作主要體現在貨幣供給的變化上。擴張性貨幣政策或松貨幣政策是貨幣供給增加;緊縮性貨幣政策或緊貨幣政策是貨幣供給減少。一項擴張性貨幣政策如果在貨幣供給的增加時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對投資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對總需求的影響就很大。這種效果產生的條件是：第一，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會使投資受到極大鼓勵。第二，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貨幣供給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貨幣需求提高到同較高貨幣供給一致)。在這兩個條件得到滿足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效力就強。
貨幣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效力也有弱的時候。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會使投資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貨幣供給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這種情況下，一項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較小，或對投資的影響較小，它對總需求的影響就較弱。
用IS——LM曲線的形狀及其移動來展示貨幣政策效力的強弱。同財政政策一樣，貨幣政策的效力也與IS曲線和LM曲線的形狀關系很大。如果幅曲線較為平緩或LM曲線較為陡峭，貨幣政策的效力就強;如果賜曲線較為陡峭或LM曲線較為平緩，貨幣政策的效力就弱。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獻綜述
摘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同屬國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據宏觀經濟調控要求進行合理搭配。圍繞著這個課題,國內外無論在理論的研究上還是在現實政策的運用上,一直存在爭議。本文重點對我國實行人民幣二籃子貨幣匯率制度后兩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獻進行綜述。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績效 政策搭配 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實現一國經濟穩定發展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也是學界長期論爭的焦點議題之一。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理論視角。運用各種模型和實證方法,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績效及其搭配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國外研究情況
經濟學文獻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定量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稱希克斯一漢森模型)。根據該模型,希克斯和漢森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在短期能夠影響產出,但是從長期來看,對產出都沒有影響,它們都是無效的,除了提高價格之外。之后,經濟學家在其基礎上,將視角延伸到對開放經濟的研究。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即“米德沖突”。在匯率固定不變時,政府只能主要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支出增減政策來調節內外均衡,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況。而支出轉換政策包括匯率、關稅等的實質是在總需求結構內部進行結構性調整,使需求結構在國內需求和凈出口之間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開創性地提出“兩種目標,兩種工具”的理論。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將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則”。若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政府至少具備n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間不會相互影響。蒙代爾(MundeB,1960)提出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指出將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給它能發揮最大影響力和具有絕對優勢的目標。斯旺(Swan,1960)用圖形說明了支出增減政策f財政貨幣政策1和支出轉換政策(匯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搭配來實現內外平衡的模型。蒙代爾(1963)與弗萊明(1962),研究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用于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經不斷完善而成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fPaul Krugmanl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將以上理論和研究方法應用于對我國經濟的分析,研究結論不盡相同。馬拴友(2004)運用IS-LM模型進行分析得出,在我國IS曲線較為陡峭而LM曲線較為平坦,說明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對治理通貨緊縮具有更大的效能。張學友、胡鍇(2002)運用修正的MF模型,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力進行比較,得出在我國現行匯率制度安排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要優于貨幣政策:當前我國的經濟政策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施建淮(2007)運用VAR模型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中國產出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人民幣升值在中國是緊縮性的:相對匯率變動的其他效應,匯率變動的支出轉換效應是支配性的,因此運用傳統斯旺模型來分析中國經濟是有效的。徐長生、劉士寧(2006)根據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論,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模型中的內部通脹、外部順差的區域,因此對內可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抑制投資過熱,采取結構性的財政政策著重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對外通過本幣升值的匯率政策改善國際收支順差,以實現內外均衡。
也有學者通過計量建模,實證研究了近年來我國兩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對內績效的研究,鮮有在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兼顧內外綜合績效的系統研究。劉玉紅、高鐵梅、陶藝(2006)實證研究了財政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發現中國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性較弱,這是由于我國利率管制嚴格、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發展緩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國的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顯著,擴大國內需求方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應該繼續實施。王文甫(2007)通過模型分析。發現在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有一條真實變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長的均衡增長路徑:在均衡增長路徑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是相互獨立的,它們之間必須相互協調:財政政策對經濟有影響,貨幣呈非“超中性”。劉斌(2009)基于我國的實際數據的實證研究得出。我國的政策體制主要表現為主動的財政政策和被動的貨幣政策組合體制的結論:這種體制實際上是物價水平的財政決定理論的充分體現:因相機抉擇的政策會產生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對社會福利水平產生影響,這種體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繼續保持值得商榷:他強調今后我國應該從現行的體制向主動的貨幣政策和被動的財政政策組合體制轉換。黃志剛(2009)將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間匯率制度下研究發現,不管資本流動性如何,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基本有效,其效應介于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之間: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在進行宏觀調控時,最應該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搭配方法,此時政策效果最好。
三、總結及啟示
通過以上綜述我們發現,大多文獻將研究視角聚集于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及內外均衡,鮮有深入到對物價、居民消費、民間投資等重要經濟變量以及經濟內部結構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結論不盡相同,對我國匯率制度改革以來(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相關文獻不多。
本文認為,在后續研究中可進行新的嘗試,若能遵循“緊扣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總攬全局、內外兼顧、兩大政策密切結合”的構想,將會有很大的突破與創新。
看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的人還看了：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包括什么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必要性
4.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是什么
6.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篇9
［關鍵詞］緊縮政策雙順差擴大內需監管
一、經濟背景分析
本年度下半年，央行提高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這也是三年以來的央行首次加息，同時也預示著貨幣政策可能走向緊縮的趨勢。不斷走高的通脹壓力和通脹水平對于央行適時調整貨幣政策造成一定的壓力，此時出臺加息政策的一個顯著目標就是管理通脹預期。從統計數據看，當前我國貨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國內物價上漲的同時人民幣對外連續升值，通脹的預期不斷上升；經濟發展過多依賴出口貿易，外匯儲備居高不下，經常賬戶與資本金融賬戶雙順差，國際收支失衡。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見表1），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對收入和內部調節作用較為有效，財政政策趨于無效。所以這種背景下的緊縮性政策主觀上是為了抑制通脹，但在客觀上對國際收支會產生一定影響。
二、對國際收支的負面影響分析
在國際收支平衡表里，國際收支在會計核算最后總是平衡的，但在實際當中，國際收支經常存在出現不同程度的順差或逆差的失衡，并且現階段我國國際收支的失衡主要是結構性和收入性的。
根據一般性原理，在實行支出增減型貨幣政策進行國際收支需求調節時，存貸款準備金率的調整是重要方面（本次政策屬于此）。這種上調利率趨于緊縮的貨幣政策一般意義上會造成資本和金融賬戶中資本流入，逆差減少或順差增加；而對于經常賬戶短期則會導致成本增加，收入下降需求減少物價下降，從而出口增加進口減少，貿易收支逆差減少。然而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外資的涌入又會造成本幣升值的壓力，導致出口成本上升出口減少，貿易收支逆差增加。個人認為出現了一種順差逆差悖論的有趣現象，這種互抵機制取決于國內出口商品的總需求平均彈性，如果彈性系數E變化較小，則逆差較多；如果E較大，則順差成分大，就現階段來看我國的E比較大,順差居多。
于是緊縮性的政策在貿易順差和國內通貨膨脹并存的環境下，一般會導致順差的進一步強化也即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加劇；這也符合米德沖突關于內外均衡沖突矛盾的論斷，雖然有利于穩定物價，同時也造成順差擴大；斯旺模型（見表1）中支出增減性政策有利于解決內部均衡而對外部均衡不利的論斷也驗證了這種效果。國際收支順差程度的增加必然導致本國貨幣國內供給量的增加，這會使國內過熱的經濟更加深化，價格上漲的趨勢進一步強化，內貶外升造成國民福利水平的下降。
貿易順差的擴大化一是加大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有可能造成未來國際收支逆差的急劇增加，不利于未來出口；二是加劇了國際貿易間的摩擦和匯率戰，貿易條件惡化增加了未來國際間經濟交流的不確定性，尤其對中國這樣的以出口需求為主而不是內需拉動GDP的貿易大國更是加劇了未來經濟發展的波動；三是我們付出高亢的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從而造成國民經濟福利損失，降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這對于未來的國際收支穩定同樣不利。
三、合理化的建議對策
1.擴大內需是實現國內均衡發展，促進外部均衡的有效途徑。促進國內收入分配的均衡，擴大內需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不過度依賴于出口；利用稅收手段，轉變貿易增長方式，改變順差在國內，利潤在國外的不利局面。
2.在有效防范風險前提下，有選擇分步驟地放寬對資本流出的限制，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進行全球性戰略性投資，更多更好地利用國外資源和國際市場，逐步推動境內機構開展境外證券投資。
3.堅持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保持匯率水平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可行的措施是逐步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增強匯率彈性,利用市場機制調節外匯供求,使匯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調整,減弱匯率穩定要求對貨幣政策效應的約束,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性和有效性,發揮匯率作為價格杠桿對國際收支的調節。
4.有效監管投機資本的流入
現階段由于我國在國際資本市場的地位日益重要，資本與金融賬戶中充斥著大量的投機資本，因此我國金融監管當局要盡快完善對投資資本的監測預警和管理機制，及時掌控短期國際資本流入的源頭、動機、途徑、結構和規模，及時監督管理不良資本的流入。
篇10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突出的問題是結構問題，結構問題甚于總量問題。經濟結構上的不合理，會造成局部需求過高和局部供給不足，必須重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其他經濟政策的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分別通過對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調節，實現對經濟總量的均衡控制，面對我國經濟高位運行的狀態及經濟運行中不穩定因素的存在，我們必須要實現“雙穩健”的搭配政策，確定合理的政策取向，促進經濟的持續發展。
一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必須適應經濟形勢發展需要。要健全和完善國家規劃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組合得好不好，關鍵一點是看它們是否從國家的宏觀經濟走勢及微觀經濟狀態出發，進行合理的搭配，確立一致的目標，形成趨同的政策效應。我們知道，在不同的經濟領域、不同的經濟運行狀態下，二者發揮作用的機制是不一樣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稅收和政府的支出，來直接影響經濟的運行，具有較強的政策性，調控效果比較明顯，但長期使用，會引起赤字和貿易逆差及擠出效應。貨幣政策屬于間接性的經濟調控，具有較強的市場調節特點，調控也具有靈活性和伸縮性，可經常使用，但由于傳導過程的復雜和滯后，往往達不到預期效果。在經濟蕭條時期，財政政策使用效果明顯，貨幣政策使用效果弱些；在經濟復蘇和繁榮時期，財政政策使用效果遞減，而貨幣政策使用效果漸大；在經濟衰退時期，財政政策使用效果遞增，貨幣政策使用效果減弱。因此，二者的使用必須要和經濟形勢的發展和運行狀態相適應，根據經濟形勢的要求，分別選用，配合運行。
二是要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轉向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上來。目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的主要問題是出現投資增長速度過快、貿易出現順差和經濟的高位運行狀態。如果出現經濟過熱，勢必導致通貨膨脹或使經濟進入下一個蕭條周期。為此，要想抑制經濟局部過熱和物價上漲的苗頭，擴張性財政政策必須要適時退出，及時轉向穩健的財政政策上來。要針對不同的地區、不同的行業，分別采取相應的對策，合理把握緊縮、中性和擴張的政策力度，達到松緊適度，著力協調，放眼長遠，實現經濟總量和經濟結構上的優化。積極推進稅制改革和增值稅轉型步伐，推進內資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為企業的公平競爭搭建一個合理的稅務平臺。要進一步調整優化政府支出結構，要把資金向公共服務和公共消費上傾斜，著力解決好教育、住房、醫療、社會保障、環保和民生方面的問題。注重對不發達地區的扶持，促進地區結構的轉換。要發揮國債的經濟調節作用，適當地增加一些中短期的國債數量，降低償債風險。要加強對農村基礎設施和基層醫療衛生建設，促進城鄉協調發展。
三是間接調控機制，實現貨幣信貸的穩定增長。首先要積極推進匯率機制改革，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資本持續大量流入的情況下，要進一步完善匯率機制。選擇合適的時機，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中央銀行應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控制信貸規模，抑制個別地方和行業領域投資的過快增長。靈活運用利率杠桿，實現經濟總量的平衡與結構優化調整。要加快金融企業改革，尤其是推進政策性、股份制銀行的改革。支持資本市場改革，擴大融資渠道，改變融資結構，協調好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的協調發展。人民銀行和銀行監管部門要配合提出加強和改進信貸管理、優化信貸結構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