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措施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措施，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宏觀經濟學認為：短期決定國民收入水平的因素是社會總需求。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中，社會總需求由三部分組成，即：居民消費、企業投資和政府支出。在國民經濟運行的過程中，受各種因素的制約，個人消費和私人投資有不斷下降的趨勢，總需求與社會生產能力之間出現缺口，國民經濟增長受到抑制。政府可以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膨脹總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但是在貨幣供給量保持穩定的情形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使利率水平上升，從而擠出私人投資，政府擴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應下降。這就是擠出效應的一般理論模型。為了克服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應當把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混合使用，以便使市場利率水平保持穩定，弱化或者完全避免政府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擠出效應的理論模型表明，政府在對經濟增長進行調控時，一定要注意政策的一致性，避免政策上的矛盾，也就是減少政策的成本支出，增加政策的收益。

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大小，決定于市場經濟中的多種因素，如用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均衡模型，即“IS-LM”模型分析，它決定于IS和LM曲線的斜率。斜率主要反映的是市場經濟中私人投資對利率變動的反映程度。由于投資是利率水平的減函數，投資對利率的變動十分敏感，通常所講的投資利率的彈性大，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就大；投資利率的彈性小，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就小。如利率不變，即在凱恩斯陷阱區域，擠出效應為零。如隨著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利率上升的非常高，即在古典區域，擠出效應將無限大，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等于零。在一個完全由政府配置資源的市場，擠出效應問題不存在，因為政府支出的變化，不受利率水平的影響。

擠出效應也可以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考察。從總需求的角度看，政府擴大投資需求，一定會引起利率的上升，反而使私人投資下降，這就減弱了政府支出的擴張效應。我們可以把這種擠出效應界定為需求型擠出效應。從總供給的角度看擴張性財政政策也有擠出效應。在經濟蕭條時期，政府為應對社會總需求的不足，短期內大幅度增加政府開支。如果產出效率很低，必會引起社會物價總水平上升，在名義貨幣供給不變的情形下，實際貨幣供給減少，實際利率水平上升，個人投資需求減少，積極的財政效應減弱。如果社會產出率高，供給型的擠出效應可能不存在。

二、擠出效應在我國市場經濟中的轉型

在第一部分討論的擠出效應僅僅是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講的。實際上擠出效應在我國目前的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出現了轉型。宏觀經濟學上講的擠出效應并不明顯，但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有擠出私人投資需求、政府與民爭利、弱化積極政策效應的傾向確是實實在在存在的。長期觀察供給型的擠出效應在我國表現的將會更為明顯，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擠出效應的轉型問題。

第一，由于我國目前的利率并沒有完全市場化，政府支出的增長并沒有引起利率水平的上升，民間投資的成本沒有增加。宏觀經濟學意義上的擠出效應不會出現。事實上，從1995年起，在政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也實行了擴張的貨幣政策，市場的貨幣供給量不斷增加，利率水平呈不斷下降的趨勢。

第二，由于在我國每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個體和私人經濟投資占的比重仍比較小，即使利率水平上升了，對總體的投資規模影響也不大。實際上從1996年起，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大體上保持穩定。（見下表）：

從表中可以看出：我國不同經濟類型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從1996年以來變化并不大，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仍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絕大比重。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對私人投資影響比較小，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不明顯。

第三，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又確實存在著擠出效應。從1995年開始，政府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也實行了積極的貨幣政策，連續地降低銀行的存貸款利率，不斷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但個體經濟的投資比重并沒有增加，說明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又產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

第四，由于在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經濟占絕大比重，因此國有經濟投資的效率、國有經濟投資的產出率是決定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供給型擠出效應是否出現的關鍵。

政府投資重點是公共基礎設施和部分國有企業新建和改建項目。這些投資項目逐漸到位以后，一定會拉動社會需求的增長。但由于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還沒有到位，長期制約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一時難以解決，這就制約了政府投資效率的提高，限制了社會總供給量的擴大。隨著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不斷實施，社會總需求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如供給不能乘數地增加，通貨緊縮就會轉化成通貨膨脹。積極的財政政策就達不到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這就是目前擴張性財政政策中的一個令人憂慮的、獨特的“擠出效應”。根據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總資產額度及外匯儲備數量，近期內即使出現了私人投資熱潮，市場利率也不會波動太大。宏觀經濟學上的擠出效應也不會太明顯。因此防范由于投資效率太低而出現的供給型擠出效應是我們在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特別應當注意的問題，而且是一個需要長期注意的問題。

三、當前我國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表現

雖然近幾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別是在周邊的國家和地區經濟普遍出現蕭條的情況下，我國經濟仍保持了7%以上的經濟增長率。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雖不明顯，在一定程度上卻又是存在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1995年以來，我國個體經濟的投資增長率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說明了政府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努力擴大投資的過程中，引起了私人投資增長率的下降，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是明顯的。根據2000年《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1995年個體經濟的固定投資增長率為上年的19.2%，1996年下降為11.3%，1997年為5.5%，1998年為8.9%，1999年下降為3.5%.80年代以來，一直到1995年，個體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都高于國有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但從1995年以后，個體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都低于國有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這說明了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確實存在著擠出效應。

第二，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問題，國內的許多學者認為：由于我國目前利率尚未市場化，政府增發國債，擴大投資的舉措，不會影響利率水平，不會增加私人投資成本，因而沒有擠出效應。同時我國商業銀行具有充分的資金供給能力，增發國債不會導致資金供應緊張，從而也不會存在與民爭奪投資資金的問題。筆者認為僅憑上面幾點就斷定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目前無擠出效應的論斷是不全面的。從市場利率來看，雖然我國利率仍未市場化，但從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利率市場化進程不斷推進，目前在同業拆借市場、債券市場以及其他有價證券市場的利率已經市場化，國債招標發行方法中利率的確定也已市場化。這樣隨著股票、企業債券、金融債券等有價證券發行量的不斷增加，國債發行的規模及國債利率水平的高低肯定會影響到同業拆借市場和其他有價證券市場的利率水平，影響到私人的投資成本，影響個體經濟的投資規模。以上的分析說明，以大量增發國債為主的擴張性財政政策，肯定引起了擠出效應。實際上1995年以來個體經濟投資增長率的下降就是例證。

第三，擴張性財政政策方向的不一致，即在擴張性財政政策中，有些政策屬于擴張性的，但同時有些政策又是緊縮性的；或者存在政府的擴張財政政策與民爭利的情況，是目前我國擴張性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又一獨特表現。

如1998年，政府在增發1000億國債的同時，當年稅收卻增加了約1000億元。可能從加強稅收征管的角度是合理的，但增發國債的擴張性政策應在很大程度上被緊縮性的增加稅收政策所抵消了。對于非國有企業，緊縮性的政策效應甚至大于擴張性的政策效應。又比如，政府在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不斷鼓勵居民增加消費需求，但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又出臺了許多增加居民負擔的改革措施，或者是降低居民收入的措施，使居民想擴大消費而又不敢消費。特別是城市下崗人員的增加，農民收入增加的減緩，都弱化了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應。再比如2001年，政府又在證券市場上，盲目地推出了高價減持國有股以補充社會保障基金的方案，導致深滬股市全面下跌（該方案目前雖已停止執行，但受到重創的深滬股市仍處于低迷狀態），籌集到的社保基金不足百億元，股價市值卻蒸發了好幾千億元，90%多的股民虧本，居民收入下降。在此情況下，居民怎么能擴大消費需求呢？

第四，至于擴張性財政政策供給型擠出效應，它的表現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出現的原因就是國有投資的低效率，如果國有投資的效率提高了，這種擠出效應就不會出現。在此不再贅述。

四、弱化擠出效應的對策

宏觀經濟學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混合使用，可以克服張性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為了財政政策效應的最大化，擬提出以下對策。

第一，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要一致，避免政策本身的內耗和效應的抵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一方面要求擴大政府支出（目前表現為發行國債），同時要求政府減稅，并且努力增加居民的收入。緊縮性的財政政策要求減少政府支出，同時增加政府的稅收。這個基本的政策組合不能顛倒。

第二，政府應努力避免與民爭利、與民爭投資。應通過經濟的持續增長，不斷擴大經濟總量來增加政府收入。

第三，增強居民收入增長的預期。在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時期，要增強居民的收入預期。保證政府在擴大支出的同時，增加居民的消費需求。經濟體制改革的舉措要有靈活性，在經濟緊縮時期，增加居民負擔的改革項目要暫緩，使他們不斷地擴大消費需求。

篇2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財政風險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三)中國財政短期內風險不大，但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確有財政風險。按照前面的分析，雖然幾年來財政支出迅速增長。赤字率和債務率上升較快，但由于同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也較快，目前財政風險并不大。但如果從中長期看。中國財政風險有累計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規模增加稅收的條件并不具備，未來財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長期內仍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結構性職能要求財政支出規模不能減少。支出壓力較大。 

(四)中長期財政風險的限度。在中長期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考慮財政風險是否有可持續性的問題，即未來政府能否償還到期債務。如果隨著債務積累。政府既無法利用財政節余償還債務，也無法通過發行新國債償還舊國債，政府只剩下兩個選擇：使國債貨幣化或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意味著財政風險轉化成為財政危機。 

 

五、積極財政政策下一步調整的方向 

 

無論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僅僅是一項階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當其初始目標完成后，就應當考慮它的淡出、轉型和調整的問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量上的投入應逐步由擴張轉為適度調整。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積極財政政策中以反周期為主要目的的擴張功能應當淡出。 

(二)積極財政政策應加快向體制性、結構性政策轉型。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為體制性、結構性政策后，為保證政策調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時間保持一定規模的赤字，來達到加快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促進攻堅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礎設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應逐步由應急性決策轉向“規則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資機制。自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人們最關注的是財政風險、國債投資效率以及公共財政的功能性改革等問題。要防范財政風險以及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在反周期擴張性財政措施淡出后，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提供資源引導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應加強財政政策的規則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國債投資進入、退出的標準。保證財政政策的連續性、規范性和公開性，堅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財政資源和國債投資的使用效能。 

(四)積極財政政策在投資領域應縮短戰線，并按照貫徹“五個統籌”要求調整投向。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擴大內需的主角讓位于消費和民間投資，公共投資的范圍是不與民爭利，在建立公共財政的體制框架的同時，掃除消費和民間投資增長的相關障礙。因此，適度規模的國債投資只可能有限解決目前最緊迫、最根本的發展問題，而把其他的發展問題留給市場和民間投資。 

(五)積極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職能。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從中長期看，我國社會保障壓力是由三個因素組成的：一是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社保覆蓋面將大大擴展，不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之后應該被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而且社保范圍也應該延伸到農村：二是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就業情況不容樂觀，社保壓力也相應增加；三是我國在人均收入較低，養老保險體系建立時間不長，特別是一部分退休較早的職工沒有交納個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趨勢。下一步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繼續提高社會的保障能力。重點完善相應的保障制度。 

篇3

一、擴張性財政政策

擴張性財政政策也叫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指國家通過財政分配活動來增加和刺激社會的總需求。通常是在經濟增長滯緩，一部分經濟資源未被利用，經濟運行主要受需求不足制約時，政府通過增發長期建設國債，增加經濟建設支出，擴大財政赤字，減少稅收等手段鼓勵投資，刺激消費，擴大出口，降低失業率，拉動社會總需求增長，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如在1982-1987年、1998-2004年期間，針對極其復雜的經濟形勢，我國采取了實際內容不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2008年下半年以來，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經濟狀況日趨嚴峻，政府及時將穩健的財政政策調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近幾年，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急劇變化，世界經濟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上升，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存在不少困難和挑戰，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不斷變化。2012年以來，我國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斷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加大民生領域投入，積極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嚴格財政收支管理，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當然，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是在不斷調整中逐步淡出的。隨著“十二五”開局，中國經濟進一步回升向好，財政政策逐步向中性調整。

二、穩健性財政政策

穩健性財政政策實質上是中性財政政策，是介于積極財政政策和緊縮財政政策之間的一種財政政策。它是指財政的分配活動有松有緊、松緊適度，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保持中性，財政的收支活動不會產生明顯的擴張效應或緊縮效應。它適合在經濟運行基本處于穩定狀態又存在結構性矛盾的條件下實行，其核心是松緊適度、著力協調、放眼長遠。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要按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對不同行業“有保有壓，有促有控”。這樣區別對待經濟結構性矛盾，既有利于經濟結構調整，又有利于經濟持續增長。根據經濟運行狀況，2005-2008年的上半年，我國實施以“控制赤字、調整結構、推進改革、增收節支”為主要內容的穩健財政政策。

三、緊縮性財政政策

篇4

關鍵詞：　積極財政政策；　積極財政政策轉型；　穩健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是一國政府為了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而調整財政收支規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導原則及其相應的措施。它是由稅收政策、支出政策、預算平衡政策、國債政策等構成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

財政學理論根據財政政策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將財政政策分為擴張性、緊縮性和中性三類。中性的財政政策是指財政活動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保持中性，財政的收支既不會產生擴張效應，也不會產生緊縮效應。財政政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政策的中性。

200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自2005年開始我國將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財政政策為何轉型以及如何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已經成為當前及今后廣大財政理論及實際工作者需要探討和研究的課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一定程度上以適當擴大財政赤字和國債發行規模來實現國民經濟持續適度增長和社會穩定的目標。

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是在中國出現了外部影響的不確定性增加，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等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反周期性的適度擴張政策。從本質上講，積極財政政策是一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主要以國債和支出兩大政策工具的運用為主。

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1997年7月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在1998年逐漸顯現，尤其是外貿方面受到的沖擊更為明顯。外貿增長幅度明顯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現負增長，極大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這種形勢客觀上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創造了基本條件。

二是中國經濟處于周期性低谷階段，經濟增長明顯趨緩，并出現通貨緊縮跡象。同時，物價水平持續負增長，居民消費價格和商品零售價格均下降，通貨緊縮顯現。

三是買方市場全面形成。1997—1998年我國出現了全局性的“買方市場”，絕大多數產品供給能力大量閑置，有效需求不足成為影響和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四是貨幣政策效果不佳。盡管貨幣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銀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央銀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降低準備金率等，但貨幣政策沒有產生足夠明顯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間和余地已經相對狹小。

在上述背景下，為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快速健康發展，我國自1998年開始啟動了積極財政政策。實行7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對于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拉動經濟增長（平均每年拉動經濟增長1.5—2個百分點）、刺激投資需求、增加出口、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等方面起到了顯著的作用。

二、積極財政政策轉型的原因分析

從世界各國的實踐經驗看，擴張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通常是一種短期的臨時性反經濟周期手段，長期實施則有可能導致財政風險增加并會對經濟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在運用財政政策調控宏觀經濟、刺激經濟增長過程中，都會遇到財政政策的適時調整和轉型問題。

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過擴大政府投資使總供求均衡維持在接近充分就業均衡的水平，利用投資轉化的收入效應改變居民消費預期、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增強民間投資意愿，最終使市場機制恢復自主運行能力，經濟增長恢復內在的秩序。這也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行做法。但是作為一項反周期調節的政策，積極財政政策始終未能在刺激有效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恢復經濟自主增長方面產生明顯的效果，投資需求越來越依賴政府，對居民消費拉動弱，而政府消費率卻節節上升。

特別是近兩年來，我國經濟運行已進入新一輪快速、穩定增長期，民間投資能力迅速擴大、外部經濟環境改善。同時，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堅持“五個統籌”、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已經箭在弦上，作為宏觀經濟重要調控手段的財政政策本身為適應這種變化而作出相應的調整也在情理之中。

積極財政政策轉型，并不意味著財政將從建設投資領域全盤推出，而是賦予其更多、更重的宏觀調控戰略職能。實際上是要將短期策略性財政政策逐步轉向中長期的戰略性財政政策，或是要將積極財政政策逐步轉向均衡財政、協調財政或者中性財政，它是包括財政調控目標方向、調控手段組合、調控方式方法的適時、適度轉換在內的一個系統工程。

從當前的突出問題來看，隨著民間的以及地方政府驅動的投資明顯趨于活躍和旺盛，我國投資總量的增幅過大，同時貨幣供應量增長偏快，物價上升，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取代通貨緊縮而成為經濟運行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畢竟是宏觀“反周期”操作適用于經濟低迷階段的政策類型，當通貨膨脹逐漸成為影響宏觀經濟發展的壓力時，繼續實施這一政策，將形成逆向調節并加大經濟健康運行的風險和阻力。因此必須實施財政政策的轉型。

1、財政政策轉型有利于逐步化解累積的財政風險

積極的財政政策持續7年來，期間僅發行的長期建設國債就達到9100億元之巨，財政赤字率從1997年的0.78%上升到了2003年的3%，國債余額已經超過26000億元，債務負擔率已經從1998年的10%上升到2003年的約20%，累積的財政風險愈益加大。若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排除爆發財政危機的可能性。

2、財政政策轉型有利于抑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和通貨膨脹壓力

篇5

在1998年第1季度后，經濟發展的宏觀統計數據一出來，政府遂決定增加投資，擴大內需。在貨幣政策效應不理想的情況下，考慮更多運用財政政策實施擴張。1998—2003年期間，財政政策以增加財政支出為主進行宏觀調控，以帶動民間投資、促進社會消費和擴大出口潛力，以此實現拉動社會總需求，達到拉動經濟增長的目的；通過增發長期國債來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以調整稅收政策來擴大出口，吸引外資，減輕企業負擔。與此同時，增加社會保障、救災和科教領域的重點支出，并作出了支持西部大開發的重要戰略部署。第二輪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仍然以擴大內需為主要目的，4萬億主要用于投資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災后恢復重建等項目上。后經過兩次調整，基建項目和生態環境工程建設項目方面投資比重有所下降，用于醫療衛生和文化教育事業和農村民生工程建設項目資金所占比重有了較大幅度的上升。

2政策效果分析

兩輪積極財政政策對拉動經濟增長、保持平穩發展態勢作用明顯。從1998年到2004年的7年間，GDP增長率分別為7．8％，7．6％，8．4％，8．3％，9．1％，10％，10．1％；有效擴大了對外出口和消費需求，實現了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1999－2003年間，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由6．8％上升到25％；出口商品增長率也處于6．1％～34．7％之間，說明雖面臨通貨緊縮狀況，積極財政政策給我國乃至亞洲經濟都帶來了正面的影響。第二輪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將處于低迷期的經濟拉回到平穩較快增長軌道，2009年GDP增長率達到9．2％，2010年為10．3％，2011年達到9．3％，2012年也保持了7．7％的增長率，居民消費需求也呈現逐漸擴張態勢，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指標的情況看，2009年以來，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均保持了14％以上的增長速度，特別是2010年增速達到了23．3％。政政策實施期間，固定資產年投資額與遞增率均呈現上升趨勢。拉動經濟增長，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推動西部大開發邁出實質性的步伐；特別是2008年后，4萬億元投資計劃的付諸實施，使得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明顯加快，2008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25％，2009年則達到了30．1％，為1993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3積極財政政策的可持續問題分析

3．1赤字問題

赤字財政政策是在經濟運行低谷期使用的一項短期政策，在短期內，社會若處于非充分就業狀態，閑散資源并未充分利用時，財政赤字可擴大總需求，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刺激經濟回升。但財政赤字也可能增加政府債務負擔，引發財政危機。從1998年的第一輪財政政策實施以來，財政赤字問題一直存在。1998年至2002年連續5年財政赤字年年遞增，2002年更是達到了3149．51億元。2008年以來的第二輪財政政策實施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從1998年到2012年的15年間，只有2007年財政是盈余的。這反映出以中央財政投資性支出為引導，地方投資性支出為配套的財政支出規模的擴大直接導致了財政赤字規模的擴大。另外，赤字財政政策還可能誘發通貨膨脹，進而引起社會動蕩。

3．2經濟結構失衡問題

可發現我國兩輪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期間的GDP與一、二、三產業之間的關系特征：首先，第一產業比重在下降，而第二、第三產業比重在上升；其次，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增長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第三，我國目前產業結構中第一、第二產業比重偏高，第三產業偏低，且內部結構不合理、效率偏低。而2005年美國的三大產業占GDP的比重分別為1％、20．4％和78．6％。自1998年以來，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很大部分是依靠固定資產投資來拉動的，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在2012年更是達到了70．23％。國家發改委的資料證明，2008年以來的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資金投入安排中，用于鐵路、公路、機場、水利等重大基礎設施和城市建設電網改造的資金安排占總資金的比重達到了37．5％，而用于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的資金比重只占3．75％，這樣一種偏向于基礎建設和重工業的投資方式，強化了產業結構失衡與經濟發展方式粗放問題。

4對策及建議

4．1國外經驗借鑒

4．1．1美國奧巴馬經濟振興計劃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美國出現了銀行倒閉風潮，并且危機到了實體經濟。國內生產總值下滑，失業率持續上升，自2008年8月以后，CPI和PPI變化率皆表現為緊縮狀態。鑒于經濟快速下滑，奧巴馬政府于2008年12月提出了經濟振興計劃的初步方案。主要包括：大規模改造聯邦政府辦公樓、大力投資公路和橋梁建設、大規模改造學校硬件設施、安裝節能系統、在美國各地推廣寬帶網絡應用、改善醫院等設施等5個方面。另外，奧巴馬政府在2013年年初調整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確保經濟平穩運行。

4．1．2歐盟聯合應對策略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歐盟采取了許多措施進行應對。財政政策方面，采取了直接作用于歐盟經濟、擴大內需的財政相關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則注重協調各成員國財政政策，盡量將各國政策措施納入統一框架，以整合全歐盟資源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從2008年至今，歐盟的財政相關政策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8年至2009年末金融危機發生并不斷惡化，歐盟在這一階段將政策重心放在大規模經濟刺激上；第二個階段是2009年末希臘發生債務危機及隨后出現的歐債危機，歐盟將政策重心放在救援債務危機國家和建立安全網；第三個階段是2012年至今，歐盟將政策重心放在強化財政紀律上。

4．1．3俄羅斯穩健財政政策俄羅斯普京政府實行中性穩健的財政政策，利用減稅來促進經濟增長、財政收支平衡、穩定財政。并設立財政穩定基金，將政府在資源豐沛期獲得的一部分“超額”收入存儲起來，以備資源枯竭時使用，以便化解財政收支不可持續性帶來的財政風險，保持政府預算長期穩定。出于這一目的，俄羅斯于2004年開設穩定基金。短短幾年內，國際原油價格的持續攀升為俄羅斯穩定基金帶來了豐厚的收入。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全球蔓延、世界經濟全面下行的情況下，儲備充沛的俄羅斯穩定基金有效發揮了抑制經濟波動、減緩經濟衰退、加速經濟復蘇、保障國家預算平衡、防范財政金融危機發生的積極功效。

4．2幾點建議

第一，慎用赤字財政政策，特別是連續使用。政府采用可持續積極財政政策發行國債擴大政府投資、刺激經濟增長是必要的，但從中長期來看，正向的政策效用不一定大于逆向效用，也不會總是可持續積極的。因為赤字財政政策以國民經濟中存在閑置資源為前提，但閑置資源畢竟有限，長期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超過經濟承受能力，會導致經濟過熱，引起通貨膨脹。故而，采取赤字財政政策必須審時度勢，謹慎而行，政策調整要留有余地和空間。第二，權衡短期與中長期發展，調整財政收支結構，積極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優化。從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與經濟結構調整考慮，調整財政政策，努力改變我國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投資、出口、內需三駕馬車共同拉動的局面，帶動服務業的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對固定資產投資進行系統規劃，進行全面績效管理。增加教育、醫療、衛生、住房、社會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實質上擴大內需，以解決民眾的后顧之憂，從而帶動消費拉動內需，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內需不足的問題。第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為財政政策運行營造良好的體制環境。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方面的積極性，要完善金融市場體系，落實金融監管改革措施和穩健標準，完善監管協調機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等，增強財政可持續性，為可持續積極財政政策的運行營造一個良好的體制環境。

5結束語

篇6

關鍵詞:財政政策;經濟增長;探討

一　財政與財政政策要研究財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財政。但是,目前學術界對于財政的定義還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較多關注的包括再分配論、政府收支論和公共財政論。再分配論認為財政是社會再生產分配環節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財政處于社會再生產的分配環節,而且和同處于分配環節的信貸分配、工資分配、價格分配和企業財務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會產品分配,它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需要,憑借政治權力及財產權力,參與一部分社會產品或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動,包括組織收支活動、調節控制活動和監督管理活動等(劉邦馳,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論認為財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來滿足公共需要,進行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動,并通過收支活動調節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以達到優化配置、公平分配、經濟穩定與發展的目標。

公共財政論認為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通過政府的收支活動,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于履行政府職能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蘇明,2001)。應該說,前兩種關于財政的定義各有所側重,前者突出了財政的社會分配和政府職能,后者強調了政府的活動。而公共財政論則簡單明了地指出現代財政的公共性,為建立公共財政奠定了理論基礎。明確了財政概念,就可以對財政政策加以研究。財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財政理論為依據,運用各種財政工具,為達到一定財政目標而采取的財政措施的總和。簡言之,財政政策是體系化了的財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實現財政職能。同時,它也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的指導財政分配活動和處理各種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準則,是客觀存在的財政分配關系在國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也是國家實施財政宏觀調控的過程。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又是國家干預經濟、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的主要手段。財政政策是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不斷發展的。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由于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制約,國家不可能大規模組織社會經濟生活,奴隸主和地主階級的財政政策主要是為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政治職能服務。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國家,一般都實行簡政輕稅、預算平衡的財政政策,以利于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財政政策不僅為實現國家政治職能服務,而且成為政府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工具。

財政政策按其構成體系可以分為國家預算政策、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國債政策、投資政策、補貼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數據和技術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種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

二　三種主要財政政策工具對經濟增長促進效應的分析(一)國家預算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國家預算政策包括財政赤字政策、財政盈余政策和預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種形式,筆者主要討論財政赤字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它對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財政赤字影響貨幣供給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和赤字規模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取決于赤字的彌補方式,即向銀行透支或借款來彌補財政赤字。出現財政赤字意味著財政收進的貨幣滿足不了必需的開支,其中有一種彌補辦法就是向銀行借款。可見,財政向銀行借款會增加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從而增加基礎貨幣,但財政借款是否會引起貨幣供給過度,則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財政有赤字,銀行發票子”這句話來形容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關系,而事實上,赤字與貨幣發行并不一定存在這樣的因果關系,財政赤字對貨幣供給的影響雖可能與赤字規模的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取決于赤字的彌補形式。

2、財政赤字擴大總需求的效應凱恩斯主義所奉行的財政政策是運用政府支出和稅收來調節經濟。在經濟蕭條期,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經濟中存在失業,政府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以實現充分就業。增加政府支出、減少政府稅收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必然出現財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為財政政策中擴大需求的一項手段。財政有赤字,必然擴大總需求,但其擴大總需求的效應有兩種,如前分析,一是財政赤字可以作為新的需求疊加在原總需求水平之上,使總需求擴張;二是通過不同的彌補方式,財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門需求而構成總需求的一部分。它僅僅改變總需求結構,并不直接增加總需求規模。完全以國債收入彌補的“軟赤字”,只要不超出適度債務規模,其擴張效應一般可被控制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經濟周期的安排,在經濟蕭條階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動,一般不致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對我國的經濟是有現實意義的;第三,財政赤字與發行國債。發行國債是世界各國彌補財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認為是一種最可靠的彌補途徑。但是,債務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來源,會隨著財政赤字的增長而增長。另一方面,債務是要還本付息的,債務的增加也會反過來加大財政赤字。

篇7

一、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依據

1.保持經濟增長目標,需要財政政策適度擴張

首先,擴大投資需求是啟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而擴大投資需求的舉措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財政政策的支持。擴大投資的主要方向是公共工程、基礎設施、農田水利、環保及高新技術產業。這些產業目前普遍存在發展后勁不足的問題,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仍不能滿足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需要。在基礎設施擁有水平方面,我國的許多指標都低于世界平均值。因此,加大財政對重大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成為當前經濟特別是財政工作關注的焦點。雖然財政擴張過程中存在一定風險,但主要通過財政擴張形成的社會基礎設施也可以為經濟長期發展提供優良資產,從而降低擴張的風險程度。

其次,積極啟動消費需求,依賴于政府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目前城鄉有效需求相對不足,主要表現為:一是農民和鄉鎮企業承擔的稅費過重,農民收入連續數年增長幅度小于經濟增長速度和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幅度;二是城市居民社會保障處于改革的關鍵階段,養老、醫療等改革過程中必然會增加居民個人的負擔數額,居民對遠期消費的預期存在一定顧慮。因此,要在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過程中,適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并通過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到位增強居民遠期消費的安全感。

再次,高居不下的失業、下崗及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消化,需要我國經濟在較長時期內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失業、下崗及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不解決,內需擴大就將遇到障礙。只有相對較快的經濟發展速度,才有可能滿足勞動力市場的特殊需要。

2.產業結構進一步調整的任務需要財政政策適度擴張

9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產業結構失衡,農業基礎仍然薄弱。能源、交通和基礎設施薄弱的狀況雖有所好轉,但與經濟社會成長的要求相比,仍然供給不足。通訊、生命科學、新材料、新能源和海洋科學等高科技產業在世界范圍的迅速發展,也對我國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提出了新的課題。

工業內部結構不盡合理。主要問題是基礎工業與加工工業的增長不協調,加工工業低水平重復,一些基礎性第三產業(如郵電、通訊)和新興第三產業(如金融保險、信息、咨詢、科技等)發育不足。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影響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更是制約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換的主要障礙,消除障礙應主要依靠科技進步,進行內涵式結構調整,以提高經濟整體素質和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在全社會科技投入總量不足、總體水平偏低的情況下,政府應彌補這一缺口,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在直接增加政府投入資金的同時,應從稅收、信貸和其它政策方面配合產業政策給予大力扶持。

3.緩解國企困難狀況需要財政政策適度擴張

舊體制與新體制交替時期各種矛盾相互作用的結果,使國有企業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從法律上講,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國有商業銀行,它們的債務債權最終都由一個主體——國家財政來承擔。因此,財政是消除國有企業過度負債的核心所在。實際上,國有企業的過度負債與財政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如“撥改貸”后,財政不再對新建企業投資,國有企業唯有靠借貸來發展自己。長期以來,過重的稅負及名目繁多的攤派和其它費用導致企業無力進行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國家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雙重財稅政策使國有企業處于競爭的劣勢。企業職能和財政職能的錯位更是拖累了企業,養老、醫療保險等本應由財政或全社會承擔的負擔卻由國有企業來承擔。雖然,這是轉軌時期難以避免的問題,但在社會保障改革沒有到位的情況下,國家財政有責任通過國有資產減持、社會保障基金設立等方式與國有企業共同承擔責任,為國有企業改革創造有利條件。

4.配合經濟體制改革需要財政政策適度擴張

我國目前處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階段,中央政府的職能之一就是充分發揮市場經濟體制的作用,讓市場在經濟運行中以其特有的競爭機制,將經濟資源配置到需要的行業和地區,減少經濟運行中的無 序,緩解沖突,縮短轉軌和轉型過程,保證平穩、順利地實現市場化改革目標。目前由于失業問題顯性化,全社會范圍的社會保障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歷史的欠賬需要歸還,所以財政部門必須從社會安定的角度出發,保證退休人員的生活穩定,保證病人所需的醫療費用,保證城鎮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同時,在物價持續走低的形勢下,農產品收購的任務迅速增大,收購、儲運所需的財政支持迅速增長。此外,提高教育普及程度和教育深度,也需

要國家財政給予更多的財力支持。 5.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需要財政政策適度擴張

由于自然地理和歷史基礎的原因,我國經濟發展的東、西部之間一直存在較大的差異。改革開放后,東部沿海地區利用其自然地理優勢和科技文化環境優勢大力發展經濟,取得了顯著成就,進一步加大了與西部和內地之間的經濟和社會差距。國家適時制定西部大開發戰略,在西部和內陸地區開放的同時,增加了對西部和內陸地區的公共投入,以改變我國東、西部長期以來存在和正不斷加大的差距。事實上,解決東、西部經濟和社會>文秘站:環境保護方面的財政投資,為此,適度的財政擴張政策應當是必要的和連續數年所必不可少的。

二、繼續實行適度財政擴張政策的具體措施:

1.繼續擴大公共支出

財政支出重點:一是用于農業的支出。農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也是人民群眾生活的基本要求。為保持國民經濟長期穩定地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基本衣食需要,必須在高度重視農業的基礎上,加大對農業包括水利事業的投入,通過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水平的提高,增強農業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以保證國民經濟基礎環節和發展潛力得以持續,國家各項宏觀政策如糧食、水利和環境保護政策得以落實。二是用于科技教育的支出。科教投入的增加是科教興國的需要,是經濟科技含量、產業結構調整和人才資源發展的客觀要求,切實保證科教投入是經濟持續增長和提高國民素質的不竭源泉。三是用于國企改革的支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完成向真正經濟實體的過渡,需要一個轉軌時間,而轉軌過程中國家有必要對國有企業改革提供必要的外部條件。國有企業改革的順利推進之際,才是我國經濟全面煥發活力之時。各級政府應當積極采取措施,加強財政監管,優化支出結構。

2.適當調整稅收政策和制度

在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同時,對于重點投向進行適當的稅收優惠,規范各種行政性收費,實行費改稅。商品稅政策的調整應以增值稅為重點,尤其是對設備更新快、資本密集型的高科技行業和產品品質、成本和設備投入差異較大的能源、礦產企業,有必要加快由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的轉變。對主要用于宏觀經濟調控需要的消費稅則可考慮部分稅目的減免問題,如對農用柴油、軍用柴油、生產用(包括工程用、礦山用、建筑用)汽車輪胎、農用汽車輪胎(如農用拖拉機、收割機等和公共汽車輪胎)等,實行消費稅減免或定期減免,應是有利于擴大內需和經濟增長的有效措施。

各種稅收優惠可結合《當前我國重點鼓勵發展的產業、產品和技術目錄》予以實施。促進企業的技術進步應成為稅收優惠的主要方面,對研究開發、設計等費用實行稅收抵扣。當企業采用先進技術將新產品投入大規模生產時,政府應采取加速折舊或建立技術準備金方式在計稅前予以扣除,并對新產品給予稅收減免。

加快費改稅進程,以減輕企業負擔。加強預算外資金管理,取消各種亂收費,確需保留的可以降低收費標準或相關項目歸并,屬稅收性質和具有稅收功能的收費應盡快并入稅收。

3.穩定公債發行,強化財政投融資

1998年以來,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國家財政利用銀行利率下調、銀行和社會閑置資金較多、國家籌資成本較低的有利時機,連年大規模發行公債作為擴大公共投資和內需的基本措施,業已起到實際效果。但連續數年大規模的公債發行,也必然會有償債高峰期的到來,政府財政不得不考慮如何面對償債高峰。所以,今后一段時期保持公債發行規模穩定,將是一種必然的政策選擇。同時,可考慮發行針對保險公司、社會養老金的專項國債,專門用于國內大中型基礎設施 建設。也可考慮增發外債,增強外資對中國的投資信心。必要時還可考慮讓一部分經濟發展狀況較好的地區,由中央發行一定規模的、用于長期建設投資、投資項目由地方設立和管理、到期由地方歸還的地方公債。另外,在國企改革的‘抓大放小’中,變現一部分國企的股份來從事公共工程及基礎設施等的投入,其余可作為國家資本金注入企業用于企業設備更新及技術改造,或注入社會保障基金。

近幾年,財政收入中的兩個比重明顯提高,財政收支增長幅度明顯超過經濟增長速度,財政收入每年增長一千多億元,收入增長的良性機制已基本形成,國家財政對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保障能力明顯提高。加之配合公債政策,可保證政府擁有充足的財力在近期內甚至較長時期內實行適度的財政擴張政策。在用好公債政策的同時,還要關注其它政策方面,特別是財政投融資、利用財政資金的有償使用機制等,既用活一部分財政資金,又有利于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

三、適度擴張財政政策下的貨幣政策選擇

(一)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是現階段的客觀選擇

在我國現階段或一個較長時期內,宏觀經濟調控采取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是由中國改革和轉軌時期的經濟發展特點所決定的。

首先,我國還存在著通貨膨脹回升的潛在危險。我國正面臨著經濟轉軌的關鍵時期,財政困難、國企困難、農業基礎薄弱以及潛在的固定資產投資沖動都是引發通貨膨脹的因素。從我國經濟發展客觀實際來看,1996年底實現“軟著陸”后,國民經濟沿著“高增長、低通脹”的良性軌道運行,執行政策要注意連續性和相對穩定性,不能陷入“膨脹一緊縮—再膨脹一再緊縮”的怪圈。因此,對放松銀根的貨幣政策應持謹慎態度。

其次,放松貨幣政策在當前對啟動經濟作用不大。商業銀行本身追求盈利最大化,不會把資金投放到一些資金回收期長、盈利少、但對國民經濟有重要意義的行業上,因此對于改善經濟結構的作用受到商業銀行經營目標的限制。此外,下調利率雖對經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經過多次下調的利率其進一步下調的空間已十分有限,而且,在經營目標的左右下,企業和銀行貸款的動機都不會特別重視利率的小幅變動,所以,降息在我國已有的經濟機制下,其刺激貨幣需求和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明顯。

再次,通貨膨脹政策無助于失業問題的解決。我國目前面臨的問題與西方國家在性質上是不同的。我國的就業問題既有計劃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隱性失業顯性化問題,也有特殊人口政策帶來的長期后果,這種失業現象無法通過放松銀根來得到徹底解決。改革和轉軌時期的根本問題是穩定發展問題。只有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使經濟能夠穩定、持續發展,才能創造出較多的就業機會,從而實現貨幣穩定一經濟增長一充分就業的良性循環。同時,如果通過放松銀根來刺激經濟增長,那么其帶來的通貨膨脹,也必然給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帶來困難,反過來,又會要求國家提供新的社會保障增量來維持平衡。

最后,在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同時,要求貨幣供應在各個不同時期應當表現出彈性。如經濟增速正常或偏冷,而物價漲幅較低時,可以進行適時適量的增加,以配合財政政策刺激國內有效需求,而這種“微調”主要指階段性的適度松動,這與總體上較緊的貨幣政策并不矛盾。

(二)應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金融政策的協調配合,財政與貨幣金融政策的協調配合涉及到方方面面,以下幾個問題需要予以特別重視和考慮。

1.通過規范財政收支提高兩個比重

經過連續幾年財政收入超過經濟增長速度的總量調整,目前國家財政的預算收入已占GDPl5%,如果

加上預算外資金和制度外財政部分,財政總規模占GDP比重應當在25%—30%之間,政府財力總規模并不小。所謂“小”和應繼續提高兩個比重的說法,主要是指財政集中在預算內的收支和集中在中央財政的收支較小。同時,無論是從經濟發展的長期要求、還是從當前積極財政政策、擴大內需的要求看,繼續大幅度增加稅收并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且無助于財政擴張的效果。因此,當前之急應是統一財政,整頓財稅秩序;扭轉非財政部門越權行使政府職能參與分配的現象;嚴格規范收費項目和收費權限,并通過立法將必要的收費逐步改為正規的地方稅收;清理整頓各種基金、周轉金及其它財政體外循環的游離資金,并通過整章建制,使之納入嚴格的、科學化、規范化的財政管理與監督之下。最后應通過改革,徹底解決財政包攬過多和應管未管、以及管理方式不當的問題,使財政 的職、責、權相對應。 2.完善金融調控

保證中央銀行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進一步加快職能轉換,提高管理水平,理順與各級地方政府的關系,把商業銀行辦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在目前的經濟社會環境下,銀行要減少并逐步消除政策性和社會性職能,真正樹立銀行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要加強內部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減少壞帳呆賬,加強金融工具的創新,提高信貸資產質量,加快資金周轉,配合貨幣政策,達到控制調控基礎貨幣、實現適度從緊貨幣的目的。

在金融體制改革過程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尤其重要。要支持企業戰略性改組,加速完善和發展資本市場,促進資本市場長期穩定地發展,而不是時漲時落。應認識到資本市場長期穩定發展對我國經濟穩定和發展,對轉換經濟機制、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當然,在資本市場發展的過程中,由于新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問題,有時甚至是較為嚴重的問題,但如果沒有資本市場10多年風風雨雨的發展,也不會有國有企業改革順利進行的大好局面。

大力發展住房等個人消費信貸。各商業銀行從擴大自身業務發展角度考慮,應該積極探索和發展消費信貸,促進消費需求與生產需求協調、同步發展。同時,探索和積極發展個人金融服務的各個領域。

3.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運作

首先,財政、貨幣政策制定上,應相互協調,可考慮組成一個主要由這兩部門的若干負責人和有關專家參加的財政貨幣政策協調委員會。該委員會作為一個議事機構,定期舉行例會,例會議案只具有專家建議性質,對兩部門或對貨幣政策委員會和財經委員會或預算管理委員會起指導作用,而不具有強制性。其次,盡快建立財政投融資體系,保障貨幣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業務的沖擊。再次,在國債政策上應體現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財政、貨幣政策共同作用于國債,有利于協調各自的政策。目前上市流通國債總量偏少,銀行利率也非市場利率。財政和央行要對國債發行量、國債利率、品種和發行方式進行協商,財政應優先考慮中央銀行在開展公開市場業務時對國債的期限結構、無券化程度、利率水平的要求。最后,財政、貨幣政策應從城鄉消費結構的調整上增加需求。

4.宏觀調控的實現還依賴于微觀基礎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速度效應所造成的經濟效應結構、產業結構失調,往往使財政、信貸資金投入產生扭曲的不良后果,演化出一種“高速度一高投入一低效益一更高投入需求”的惡性循環。財政、貨幣政策都不可能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

四、關于積極財政政策“淡出”的討論

財政部部長項懷誠5月9日在上海指出,中國政府將積極主動地調整財政政策,深化財政改革,轉變財政職能,加快構建公共財政體制,更好地促進中國經濟和財政的可持續發展。項部長的講話傳遞了一個有關中國政府將積極主動地調整財政政策的重要信息,引起理論界和國內外的高度重視。

2009年,我國已經連續第五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作為一項過渡性的政策措施,財政擴張有利于保持較高速度的經濟增長率,有利于增加需求、增加就業,有利于經濟和社會的穩定。為此,五年中,僅建設性國債就發行和計劃發行6600億元,中央政府背上了較重的債務負擔,中央政府的債務依存度高達50%,債務余額占GDP16.3%,財政赤字2009年將超過3000億元。我國財政政策的風險在逐步增大已是不爭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講,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淡出”是肯定的。但“淡出”的時機和方式卻是一個需要十分慎重和認真研究的問題。

筆者以為,積極財政政策“淡出”的現實選擇需要滿足以下三個條件:第一,經濟運行完成由“低谷”到成長的轉折。第二,公共支出對經濟的拉動已經起到對私人部門的“帶動”作用。第三,社會總需求出現穩定的增長態勢。而目前我國經濟尚未具備上述基本條件。

首先,從經濟運行狀況看,90年代初期以來的經濟下滑趨勢雖然在1999年到達“底部”,2000年開始出現回升,但由于“911事件”的打擊和國際經濟狀況的影響,2001年的經濟增長率重新下滑,這表明經濟運行總態勢需要對“底部”進行重新檢驗。換言之,2009年和2009年將是考驗經濟運行曲線的關鍵兩年。因而這兩年應當是“拭目以待”的兩年,而非轉換財政政策方向的有利時機。

其次,公共部門支出對私 人部門的“帶動”效應不明顯,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仍然在起伏不定之中,企業和個人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所占比例沒有明顯改進。積極財政政策在這種情況下,也應當慎重對待運用方向的轉換。比較恰當的是在繼續保持財政擴張的同時,適當調整財政政策的著力點。在主要著力于公共部門本身的支出的同時,加強對私人部門投資政策的調整和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引導,只有私人部門投資有了真正的增加和投資動力,我國經濟的能動性恢復才有了比較牢固的基礎。

篇8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內容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當代各國政府調節宏觀經濟最主要的兩種手段，兩大政策各有特點，了解它們的作用機制，深入研究它們的協調機制有著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如何擺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協調配合使用兩大政策，達到宏觀調控目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本文的結構是第一部分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第二部分具體分析兩大政策的協調問題，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問題，并進一步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問題，第四部分總結全文。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

財政政策是指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而規定的財政工作的指導原則，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動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

兩大政策調節的領域不同。財政政策調節的對象是財政收支，主要通過參與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分配來實現對國民經濟的調節。貨幣政策主要從流通領域出發對國民經濟進行調節。

兩大政策對收入分配，利率，產出的影響不同。財政政策通過轉移支付和稅收等各種政策可以直接調節社會收入分配。貨幣政策直接調節貨幣供應量。

表1：兩大政策對收入和利率的影響

兩大政策的效應時滯不同。從擾動出現到經濟政策產生作用的每個階段都存在時滯。這些時滯可以分為兩種時間層次：外部時滯，即政策行為對經濟影響的時間;內部時滯，即著手制定政策所花費的時間。

表2：兩大政策的時滯效應

兩大政策調節的主體不同。財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由中央銀行控制。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表明，只有將兩者有效地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雙松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其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刺激投資，促進經濟增長; 消極效應是往往產生財政赤字并誘發通貨膨脹。

雙緊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此種組合方式的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抑制總需求，控制通貨膨脹; 其消極效應是容易造成經濟萎縮。

松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這種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產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貨膨脹。

緊的財政政策與松的貨幣政策可以在不降低產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兩大政策的組合

需要強調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個隱含假設就是不存在流動性陷阱，貨幣需求曲線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傾斜。

三、進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及其差異，探討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價格不變，內生變量是利率和收入(決定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同時均衡時的收入和利率)，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作為外生變量，影響總需求。只有在短期內，產出和利率在貨幣市場和商品市場才表現為固定的關系。從長期來看，這種關系不存在或者說不穩定。

第二，忽略了總供給對經濟的影響。在考慮總供給的情況下，從短期來看，總供給曲線是水平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能提高總需求，導致產出增加。但從長期來看，供給曲線是垂直的，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只能使價格水平上升，對產出沒有影響。

第三，本文沒有考慮開放經濟的情況。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三元悖論原則是國際經濟學中的一個著名論斷。根據蒙代爾的三元悖論，一國的經濟目標有三種：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這三者，一國只能三選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開放經濟條件下兩在政策的效果(資本自由流動下)

四、結論

從短期來看，擴張的財政政策提高計劃產出，導致產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擴張的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導致產出提高，利率下降。

從政策時滯來看，財政政策內部時滯較長，而外部時滯較短。反之，貨幣政策內部時滯較短，外部時滯較長。因此，貨幣政策適合于對經濟進行微調，財政政策在經濟危機下往往比貨幣政策更有效。

在考慮總供給的情況下，兩大政策都能擴大總需求，引起產出增長，價格上升。因此，當產出低于潛在產出時，兩大政策都合適;如果經濟已經處于充分就業，應當盡量少用兩大政策。

在開放經濟條件和固定匯率制度下，根據三元悖論，如果資本自由流動，財政政策完全有效，貨幣政策完全無效。

中國經濟現在通貨膨脹高，對外貿易失衡，根據本文的討論，適合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和從緊的財政政策，或者是從緊的貨幣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前者會引起經濟衰退，后者不會引起經濟衰退。

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協調研究

1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聯系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對宏觀經濟產生作用和影響，達到政府既定的目標。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屬于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波動是市場經濟的常態，財政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防范經濟波動，保持經濟穩定。經濟衰退與經濟繁榮狀態總會交替發生，引發諸如就業壓力大、通貨膨脹、投資波動、外貿失衡等嚴重的經濟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間接作用于經濟，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狀態，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正是政府經常使用的兩大經濟政策。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具有一致性。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要達到的最終目標有四個：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這四個目標的本質都是要保持一國宏觀經濟的穩定。

(3)在一般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用以對付大的與拖長的經濟衰退，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的使用。貨幣政策則是通過貨幣供應量和信貸量進行調節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靈活的特點。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搭配，因而兩者可形成合力，對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發揮調控作用。

2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 財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財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與政府收支活動相關，主要有稅收、財政支出、政府投資、財政補貼和公債等。

(1)稅收。稅收是形成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國家調控經濟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廣泛強烈的調節作用。稅率的確定是財政政策實行調節目標的基本政策度量選擇之一。稅率的高低決定著一國財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稅負的分配是國家對于稅收結構的調整，其可以起到調節產業結構的作用。

(2)國債。國家發行國債主要目的是彌補財政赤字和發展社會公共建設。隨著信用制度的發展，國債的發行漸漸成為了財政政策的重要T具，具有調節貨幣供給、私人消費和投資的作用。國債的調節作用主要表現在：貨幣效應;擠出效應;收入效應。

(3)財政支出。財政支出是國家為了滿足一定的社會公共需要，對以稅收和發行國債等形式籌集來的資金的運用。一般性的財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務支出、政府投資支出，以及社會保障支出和轉移支付。政府的投資力度和投資方向對一國產業結構優化以及調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 貨幣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率是銀行存放在中央銀行或金庫中的準備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擴大或收縮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能力，加強央行的基礎貨幣吞吐實力，從而通過影響貨幣存量而對整個經濟產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響到各商業銀行利潤，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況下不常使用。

(2)再貼現率。再貼現率是商業銀行將其貼現的未到期票據向中央銀行申請再貼現時的預扣利率。再貼現意味著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貸款，從而增加了貨幣投放，直接增加貨幣供應量。再貼現率的高低不僅直接決定再貼現額的高低，而且會間接影響商業銀行的再貼現需求，從而整體影響再貼現規模。

(3)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發達國家將公開市場操作當作中央銀行調節基礎貨幣量的主要貨幣政策T具，通過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與指定交易商進行有價證券，調控貨幣供應量，以達到貨幣政策調控目標。公開市場操作業務具有市場化程度高、靈活性和微調性的特征。

3 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的實踐

我國改革開放已經歷經了30多年的實踐，實踐表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對于加快我國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政府采取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實踐中，還有很多要素制約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從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保持穩定出口的同時，出臺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擴大國內需求，并取得了較好的政策效果。進入后危機時期，我國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越來越繁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領域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互補的聯動效果，避免政策運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經過2009年的經濟刺激政策，使得我國國民經濟在2010年實現了高位穩定增長，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經濟轉變為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擴大內需和防止通貨膨脹。政策組合繼續保持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方面由極度寬松轉變為適度寬松，而年末則調整為穩健偏緊，在產能過剩和房地產等領域緊縮性政策的調控力度明顯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使用的實踐進行總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已逐漸向市場化調控方向轉變。在發展公共財政的總體結構下，從財政政策影響經濟的方式以政府投資性支出為主，逐漸轉變到通過公債、稅收、轉移性支付等多種工具的綜合運用。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貨幣政策的制定實施，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信貸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特征。

第二，在財政貨幣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強至弱，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強。改革開放最初，國家進行宏觀調控是以財政政策為主導，而貨幣政策幾乎沒有作用，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貨幣政策的核心模式轉變為通過對信貸規模的控制從而影響貨幣的供給。

第三，目前的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關注總需求管理，主要以經濟的穩定為目標。我國面臨著經濟發展與體制轉軌的雙重任務，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在長期來看，還必須關注金融制度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優化，以及以結構性調整為目的的供給管理等層面，這也是當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4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建議

4.1加強政策制訂的預見性與時效性

從過去來看，我國財政貨幣政策搭配的變化比較頻繁，財政貨幣政策的實行存在時滯問題，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預測能力，為政策調控及協調打下余量。

4.2財政貨幣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針對性

財政政策應更多地利用區別對待的方式，利用財政收支來控制資金流向，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同時通過稅制和社會保障措施，提高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有效調節整個社會收入構成。貨幣政策應當著重考慮未來經濟的走勢，避免出現通貨膨脹，通過各種手段抑制經濟過熱，在調整結構方面，貨幣政策應當通過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方式，推動經濟均衡發展。所以，在實施財政貨幣政策配合時，一定要注意兩者具有針對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靈活運用貨幣政策調控工具

要全面發揮貨幣政策工具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場，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大力發展短期融資工具，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使利率成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加強金融機構間的資金融通，實現金融機構間資金的良性循環。

4.4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篇9

一、日本90年代以來的財政政策回顧

1．背景。

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在土地和股市兩大泡沫(一般稱“資本泡沫”)的推動下，實現了較長時期的經濟增長。在當時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有所謂一枝獨秀的美譽。然而，進入90年代后，以地價下降為導火索，資本泡沫逐步破滅，日本經濟陷入長達10多年的徘徊或蕭條期。1990年gdp增長率達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長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為-2.5％，2001年為-0.5％。失業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為5．3％，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價連續下跌，批發物價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為0．6％外，其余年度均為負數；消費物價雖不象批發物價那樣長期下跌，也有兩個年度為負數，基本上在0值周邊波動。其二是泡沫經濟時期泡沫化了的資本嚴重縮水。股市縮水：日經平均指數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與1989年相比縮水70％以上。其間，雖在1993年和1999年出現過反彈，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動，目前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縮水：土地價格從1991年開始連續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價(日本中央政府國土交通省調查的價格)與最高價格的1991年相比，住宅用地價格共下跌了36．0％，商業用地價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調。

針對國民經濟出現的長期停滯，尤其是通貨緊縮，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擴大國內需求為主要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這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預算擴張。稅收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參見表1)。同時，財政支出規模不斷擴大。中央財政預算的債務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參見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擴大政府公共投資為中心的經濟對策。采取經濟政策，是在政府感覺到預算安排的擴張力度仍不夠，需采取追加預算時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為對預算擴張的強化或補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實施政府經濟對策(這兩年預算安排仍是擴張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兩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對經濟的擔憂和“關心”程度。據估算，這些政府經濟對策共動用資金(包括增發國債和減稅等)130多萬億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擴大國債發行、減稅、擴大公共投資和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等。

(1)擴大國債發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債規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債余額(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債，下同)，占gdp比重為61．4％。但在90年代國債規模迅速擴大， 2002年公債余額占gdp比重上升為139．6％，約1．4倍。從絕對額上看，日本gdp約為500萬億日元(90年代用現價計算的gdp基本上沒有擴大)，1990年公債余額約為300萬億日元，2002年為700萬億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國債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萬億日元，年平均增加40萬億日元，年均遞增9％。公債余額增大速度快，無疑是大量發行公債的結果。

表1

日本租稅負擔率

(單位：％)

稅收 社會保障負擔 合計

國稅 地方稅 小計

1990 17.9 9.5 27.4 11.3 38.8

1993 15.4 9．o 24.4 12 36.4

1994 14.5 8.7 23.2 12.2 35.3

1995 14.5 8.9 23.4 13.2 36.6

1996 14.2 9 23.2 13.3 36.5

1997 14.2 9.2 23.4 13.6 37．o

1998 13.4 9.5 22.9 14 36；8

1999 12.9 9.2 22.1 13.8 35.9

2000 13.9 9.3 23.2 14．o 37.2

2001 14 9.6 23.6 14.9 38.5

1997年 美國 15.8 11.7 27.5 9.2 36.7

有關國家 英國 37.5 1.8 39.3 9.3 48.6

德國 25.5 3.7 29.2 25.2 54.3

情況 法國 29.8 6.5 36.3 25.7 62．o

注：負擔率為與國民收入相比。資料來源[日]日本銀行國際局編{國際比較統計}2000年版；[日]財務省2002年4月編發的宣傳材料《財政的現狀與今后的方針》。

表2

日本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

中央財政預算債務依存度(％) 公債余額(中 央與地方政府)占gdp比重(％)

美國 意大利

1990 8.4 61.4 55.3 105.4

1991 7.6 58.2 59.5 109.3

1992 10.1 59.8 61.9 118.3

1993 11.2 63 63.4 119.9

1994 18.7 69.4 62.6 126.1

1995 17.7 76．o 62.2 125.2

1996 28．o 80.6 61.3 124.3

1997 21.6 84.7 59，1 122.4

1998 20 97.3 56.7 119.9

1999 37.9 116.9 54.2 118.5

2000 38.4 125

2001 34.3 128.5

2002 36.9 139.6

資料來源[日]財務省2002年4月編發的宣傳材料(財政的現狀與今后的方針)；[日]財務省財務綜合政策研究所編(財政金融統計日報)2001年第5期。

(2)減稅。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實施一些臨時性減稅措施外，1994年進行了一次稅制改革。其主要特點是提高消費稅稅率，決定從1997年4月1日起將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兩個百分點中一個百分點作為地方消費稅)，同時從1995年開始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1999年再次下調了個人所得稅和法人稅(公司所得稅)的稅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由300萬日元提高到330萬日元，低稅率(10％)的適用范圍由300—600萬日元，擴大到 350—900萬日元，最高稅率由50％下調至37％。與此同時，以個人所得為稅基的地方居民稅(都道府縣民稅和市町村民稅)也采取了減稅措施。一般經營性法人的所得稅(即法人稅)稅率也由37％下調至30％。在增稅減稅同時進行的稅制改革中，減稅的力度明顯大于增稅，稅負呈不斷下降趨勢。日本稅負1990年為27．4％，1999年下降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為22．9％。1997年因提高消費稅稅率稅負略有反彈，但總體上未能阻止稅負下降趨勢。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減稅主要是針對國稅的，地方稅的稅負在90年代保持了相對穩定，甚至穩中有升，1993年為9．0％，2002年上升為9．6％，國稅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國稅稅負為17．9％，1999年下降為12．9％，2002年為14．0％。

(3)擴大公共投資。擴大公共投資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重點支出項目。在90年代，中央財政預算安排的公共投資支出保持了較快增長，每年比上年度增長5％左右(1997年為1．3％，1998年為-7．8％)，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所占比重為10—15％。加上綜合經濟對策等追加預算，政府公共投資規模相當可觀。如1998年，中央財政預算安排公共投資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經過兩次追加預算后，公共投資支出比上年度實際增長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資除一般預算安排資金外，還通過財政投融資提供資金。在90年代財政投融資保持了較大規模。1990年財政投融資計劃總規模為34．6萬億日元，1999年上升為52.9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4．8％。由于財政投融資是有償資金，其投向與私人資本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進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質疑，其增長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地方政府公共投資支出規模也較大，1999年都道府縣和市町村政府預算中公共投資支出分別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資主要用于交通、城鄉基礎設施，治山治水和社會福利設施建設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資力度，政府固定資產形成規模也大，1998年政府總固定資產形成占gdp比重達6．2％，遠高于歐美發達國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日本社會保障實行收費制，其運營原則上獨立于財政，由社會福利部門管理。但這并非意味著財政不承擔社會保障支出，相反財政資金在社會保障制度運營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負責公共救助、公共衛生醫療等職責外，對于實行社會保險制度的醫療保險、年金保險和失業保險也提供資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資金占社會保險制度給付總額的20—30％。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期間，把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對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億日元購物券，這在發達國家中是罕見的。90年代各級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增長較快，以中央財政為例，1990年社會保障支出為11．63萬億日元，2000年上升為16．8萬億日元，10年增加5．2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3．8％。在中央財政支出中，除作為國債成本的國債費外，社會保障支出增長最快，其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為19．7％。

二、財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來日本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增發了400多萬億日元的公債，相當于gdp總額的80％。目前公債余額已相當于gdp的1．4倍。擴張性財政政策對日本經濟的恢復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兩次出現了恢復性增長。但是，90年代日本經濟呈現出復蘇短期化特點。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長率分別達到1．5％和5．0％后，1997年出現了下降(-2．5％)；2000年實現了1．2％增長后，2001年又出現了下降(-0．5％)。長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雖然給日本經濟帶來了兩次暫短的復蘇，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強化日本經濟增長的基礎，沒有把日本經濟推向正常的增長軌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學術界，有人稱90年代以后日本財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眾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運用經濟政策，在戰后經濟發展過程中，各項政策的運用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那么，為什么90年代以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運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財政政策運用缺乏針對性，而財政政策孤軍作戰，以及公共投資效率下降進一步影響了財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經濟的問題主要發生在國內經濟，其對外經濟基本上保持了較好的態勢。如進出口總額，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遞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遞增4．3％。貿易順差，除1994年和1995年兩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擴大，1999年為1230．4億美元，比1990年的635．3億美元增長94％，年平均增長7．6％。由于對外經濟勢頭良好，日元也處于升值狀態之中，1990年美元對日元的平均匯率為144．88日元，1995年升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為113．91日元，目前為130日元左右。

國內經濟問題較多，最突出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費增長非常緩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為負數(-0．3％)。而且與政府消費相比，民間消費增長更加乏力。固定資產投資的情況則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為負增長(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樣，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間投資下降。有5個年度里政府固定資產投資雖有增長，有的年度增長幅度還相當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別增長16．0％和15．2％，仍沒能改變總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減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壓縮財政投融資規模所至。

導致日本國內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體系遭到重創。金融體系的創傷不僅嚴重影響了消費者和投資者的預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機構的功能。在資本泡沫膨脹時期，金融機構也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泡沫活動之中。一方面，金融機構資產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價格飛漲時期，金融機構的資產也以股票等有價證券和土地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業銀行的有價證券賬面收益曾高達34萬億日元。另一方面，在當時日本金融分業經營的框架下，金融機構通過向以證券交易和不動產買賣為主要經營內容的企業(包括金融、財務企業等)融資，實際上間接地將資金投入證券和土地市場。已經倒閉的7個住宅專業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總之，在泡沫經濟時期，日本金融機構資產也以嚴重泡沫化了的證券和土地為主。資本泡沫的破滅，不僅導致金融機構的資產嚴重貶值，而且由于貸款或融資對象的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甚至倒閉，不能還貸，致使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關于不良債權的統計標準不斷變化，其統計數字也不盡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監督廳公布日本金融機構“有問題債權”為87萬億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機構不良債權為43．4萬億日元，其中銀行32．5萬億日元。

金融資產貶值，不良債權增加，對日本經濟的打擊是破壞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費者和投資者對金融機構的信心不足，出現了謹慎消費與謹慎投資，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資產以在金融機構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為主，據統計，1996年底日本居民個人金融資產的52％是定期存款(美國為17％)，11％為現金或活期存款(美國為2％)。金融機構的風險增大及其表面化，嚴重影響了居民對金融機構，乃至日本經濟的信心和預期，出現了謹慎消費。90年代初以來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調，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實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費并沒有明顯增長。尤其是居民消費貸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謹慎消費影響國內需求，加上生產經營性公司、企業本身資產貶值導致經營困難和負債增加，投資者也出現了謹慎投資傾向。另一方面，金融機構在大量不良債權和資產貶值的影響下，出現了惜貸行為，金融功能嚴重弱化。90年代，日本貨幣供應量(m1)增長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過10％，而銀行貸款增長率很低，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為負數，

如上所述，日本經濟的問題出在金融體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對策重點放在擴大公共投資和啟動消費上(其中也有一些解決金融體系問題的對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義上講是下錯了藥，政府措施缺乏針對性，這是日本90年代以來長期財政擴張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財政政策擴張缺乏必要的貨幣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機構惜貸，實際上形成了財政政策孤軍作戰的局面，這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資效率下降也是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擴大公共投資，試圖以此來擴大內需。但是，公共投資擴大內需的效果與投資效率是有關系的。只有當投資能帶動民間的投資或者區域、產業的發展時，其效果才大，這就是所謂乘數效應。眾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發達國家，其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已具有相當規模，在此基礎上再過份擴大公共投資，往往是“奢侈”或浪費。

眼下，我國理論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緊縮”的財政政策，撲滅了日本經濟復蘇的勢頭，導致日本經濟長期蕭條。從而“洋為中用”，提出我國應吸取日本的“教訓”，不得調整目前積極財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筆者不能茍同這一觀點，認為，他們對日本“教訓”的把握不夠準確。日本經濟在1995年開始恢復增長，1996年增長率達5％。政府針對這一情況對其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行了調整。具體講：(1)通過了《財政結構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債(不包括建設公債)發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編制了相對緊縮的預算，財政預算規模增長幅度下降，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費稅稅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過的稅制改革法律確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實施特別的經濟對策。但是，從結果看，1997年的財政政策并非緊縮，而是擴張減速。雖然1997年的稅負比1996年僅上升0．2個百分點(提高消費稅稅率的影響)，但債務余額繼續擴大，1997年末公債余額占gdp比重為84．7％，比1996年上升4．1個百分點。

雖不能完全否認財政政策調整對日本經濟的影響，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經濟長期不景氣的根本原因，是金融體系遭重創。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調整政策取向，日本經濟是否就會保持較好增長勢頭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經濟出現再度下滑，除固有問題影響外，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也不可忽視。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雖沒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響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東南亞地區合資企業的收益，同時還影響了日本投資者、消費者的信心和預期，從而影響日本經濟的增長。1997年經濟增長回落是多種因素的結果，決不是調整財政政策的“教訓”。其后，1999年日本經濟重又出現過復蘇勢頭，但僅維持了幾個月，2000年下半年開始就又轉向下降，其間財政政策并未進行調整。總不能把這次下降的原因又歸結為財政政策吧!日本經濟在復蘇與蕭條之間掙扎，是其經濟本身的癥結決定的。此外，作為結論，認為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整，這在理論上也是存在問題的。作為景氣調整財政政策，根據經濟景氣情況調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沒有調整就無政策可言。而且這一觀點的理論前提也是值得商討的。該觀點認為擴張性財政政策取向不可調，意味著政府大量的國債和大規模投資是國民經濟運行的前提。我覺得，如果一國國民經濟運行離不開政府的大規模投資，或者說離開政府大規模投資就要出現問題，那么這種經濟就不是健康的經濟。我認為，我國在實施財政政策時，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資效率低下，從而導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訓，要隨時注意財政政策的效果和財政政策取向的調整。

三、日本財政政策展望

1．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難題。

當前日本經濟社會面臨的最主要難題有經濟增長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和財政能力低下等，它們是決定今后財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經濟增長乏力。根據內閣府公布的《2001年度經濟財政白皮書》，日本政府對當前日本經濟增長的預測并不樂觀。因出口的恢復，國內庫存調整和資本存量調整的結束等，預計2002年度下半年經濟會恢復增長，但增長率在1％左右，而且后勁明顯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體系問題影響投資者和消費者預期，制約投資和消費的擴大。而且政府推進的“結構改革”在近期內將增加企業倒閉和失業，加上美國經濟的不透明性，經濟恢復的動力明顯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進程加快對財政壓力增大。1999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稱為老年化比率)為16．7％，已進入高度老年化社會。不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進程十分快速。據日本政府預測，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將超過20％，2020年將達25％以上，成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僅意味著勞動人口減少，影響經濟發展后勁，而且將加大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壓力。據測算，70歲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醫療費為年輕人的5倍，加上現收現付制年金賬戶的高額赤字等，其對財政的壓力是巨大的。

再次，財政債臺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來的長期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擴大，債務累積。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債余額相當于gdp的1．29倍，2002年預算通過后，則進一步上升為1．4倍。不僅在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范圍內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據內閣府的測算，假定社會保障水平及其他稅制不變，2005年開始以提高消費稅為主來實現長期財政平衡，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23％，同樣條件下，2020年開始運作，則消費稅稅率應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稅制結構以所得稅為主，在所得稅稅制不變的情況下，將消費稅稅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認為調整財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緩。

2．今后財政政策展望與小泉結構改革。

在日本理論界、產業界和政治家中，對今后財政政策取向的看法分歧較大。主流觀點主張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他們認為經濟復蘇是基礎，只有經濟復蘇了才能真正解決財政問題。小泉純一郎在日本有“怪人”之稱，在政治家圈內也屬于非主流派。其能成為總理也是人們對主流派政策喪失信心的后果。小泉內閣誕生后，極力主張結構改革，結構改革的核心是壓縮政府支出，縮小政府職能范圍，加強競爭，活躍市場。從財政政策上講，主張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他主持編制的中央財政第一個年度預算(2002年度預算)突出反映了這一特點。中央財政一般會計預算收支規模比上年度預算下降1．7％，與上年度決算相比下降5．9％。頂住各方壓力，將國債發行規模控制在30萬億日元，公共投資規模壓縮10．7％；同時，大幅度壓縮財政投資規模(比上年度下降17．7％)。

篇10

【關鍵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經濟穩定；IS-LM模型

中圖分類號：F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6-033-02

一、引言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目前政府最常采用的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兩大經濟手段。二者從通過對利息率、國民收人和投資來影響市場的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以實現對宏觀經濟的有效調控。作為一國宏觀經濟調控主要的兩項工具，兩者之間的合理搭配使用對實現宏觀經濟穩定、物價平穩、充分就業和收入公平等目標，進而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結合

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如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平衡國際收支等，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給和利率，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財政政策是指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而規定的財政工作的指導原則，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總需求，從而增加國民收入，反之則壓抑總需求，減少國民收入①。

（一）為實現宏觀調控目標兩種政策的結合

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主要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在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的調控任務一般由貨幣政策來完成，因為貨幣政策可以增加貨幣供給量來促進經濟增長，可以通過穩定幣值創造良好的經濟增長環境，中央銀行可以靈活多樣的政策工具對經濟進行有效的微汨；而財政政策具有強有力的稅收政策杠桿，能夠調節企業利潤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在市場經濟欠發達的條件下，市場的缺乏更多需要政府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拾遺補闕。如在經濟過熱時期，要通過緊縮型貨幣政策使經濟迅速降溫，而在經濟不景氣的蕭條時期，則要更多地倚重于積極寬松的財政政策的強刺激作用才能拉動經濟的增長。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基本政策手段。二者主要是通過實施擴張性或收縮性政策，來調整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②。二者既各有側重，又緊密聯系，必須準確把握和正確處理二者的關系，根據實際情況協調而靈活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才能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保證國民經濟健康持續快速發展。

（二）同經濟條件下而兩種政策的選擇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出口需求都能產生影響，在經濟過熱、需求過旺的經濟時期，政府一般采取"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來消除經濟中的"泡沫"，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加強稅收征管和壓縮固定資產支出等手段來調節投資和消費③；而貨幣政策則主要是通過收緊銀根、提高利率等政策工具來回籠貨幣，減少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由于該政策作用平緩，不會造成經濟大起大落，所以，這一時期效果優于財政政策，因而在政策手段的運用上是以貨幣政策為主，財政政策為輔④。在經濟不景氣、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往往需要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刺激需求的增長。通常財政政策主要側重于投資需求，通過擴大目債發行和增加固定資產投資支出來影響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從而刺激投資需求迅速增長。而貨幣政策則主要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擴大信貸規模和種類以及降低利率等手段來刺激投資和消費，并可以通過匯價、利率手段影響出口需求。這一時期由于財政政策作用的直接性、政策性，其效果明顯優于貨幣政策，因而通常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進行調節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