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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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財政政策;居民消費;稅收;財政支出

一、前言

財政政策是一個國家的政府為實現預期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對財政收支關系進行調整的指導原則和措施，由預算政策、稅收政策、支出政策等組成，其主要功能包括導向功能、協調功能、控制功能、穩定功能。居民消費指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內所有常住居民對最終商品和服務的全部消費性支出，與政府消費一起構成最終消費。財政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的物質基礎，為政府履行各項職能提供了有力的財力保障，財政政策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提供了政策保障。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我國的居民消費率呈現出復雜化且逐漸下降的趨勢。擴大內需提高消費率是當下促進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重要任務。現有的文獻主要是從擠入效應和擠出效應來分析財政策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同經濟發展階段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產生的影響具有差異性。本文從文獻研究小視角出發，找出財政政策影響居民消費的文獻并進行整理和歸類，并略提出一些建議。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目前，學術界針對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研究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結論，即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存在擠出或擠入效應之爭。正因如此，財政政策是否會影響居民消費以及如何影響一直是經濟學主流研究所關注的焦點。

(一)國外研究現狀AlfredoSchclarek(2006)基于經驗數據的分析，選擇了21個發達國家和19個發展中國家30年(1970－2000)的相關數據，分析了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結果顯示: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入效應。［2］AthanasiosTagkalakis(2008)利用經合組織19個國家1970年—2001年的面板數據，在不同經濟周期下實證檢驗了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之間的關系，研究結論表明:當經濟處于由衰退向繁榮時期轉變時，增加財政支出更能促進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且兩者之間的擠入效應強度與其國內信貸市場的發達程度呈反向關系。［3］此外，也有學者通過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發現財政政策對私人(居民)消費并不存在擠入效應，而是存在擠出效應即替代效應。JuanA．Correa(2014)通過利用理論工具在跨時期的政府預算約束條件下，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會帶來未來的稅收收入增加，從而給私人消費帶來負面影響。［4］此外，VictorValcar-cel(2013)通過構建兩期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并運用VAR模型進行估計，研究結論顯示: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擠入效應主要體現在居民非耐用品的消費上，而財政支出對居民耐用品的消費具有擠出效應。［5］

(二)國內研究現狀從財政政策的角度，儲德銀(2011)理論闡釋了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產生非凱恩斯效應的作用機制，選擇1978－2008年期間省級面板數據(去除西藏的數據)，通過建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采用廣義矩估計方法實證檢驗財政政策對全國居民消費、城鄉二元結構框架下的城鎮居民消費和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效應，發現在過去的30年里我國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產生了顯著的非凱恩斯效應。［6］郭長林(2016)從金融市場扭曲的視角，基于中國1998年至2014年的宏觀數據，理論分析表明:在積極財政政策下導致居民消費下降的重要原因是金融市場扭曲;經驗分析表明:實施以政府主導投資擴張為主要特征的積極財政政策不僅會抑制居民消費，而且具有不對稱影響［7］范金、伍琳瑜、嚴斌劍(2018)基于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年度宏觀經濟數據，采用消費者選擇模型，研究了在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下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產生的差異效應，研究結果顯示:在經濟衰退期，財政政策對居民消費的刺激作用要比經濟繁榮期更明顯且更有效，產生差異效應的影響主要源自初始政府財政狀況、流動性約束人口比重的變化等。［8］從財政支出政策的角度，岳增剛、王玉鳳和王春艷(2014)利用1997年至2012年的相關經濟數據，建立了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模型，通過數據處理以及檢驗，進一步論證了財政支出F與居民消費兩者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得出:政府增加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入效應且財政政策具有一定的時滯效應。［9］吳強，劉云波(2017)通過構建計量模型，運用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2007年至2014年的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結果表明:從結構來看，財政分類支出對居民各項消費的影響存在差異性，即教育財政支出擠入了居民的食品和衣著消費，擠出了居民的教育消費;社會保障及就業支出擠出了居民的教育消費;文化財政支出擠入了居民的衣著消費;醫療財政支出擠入了居民的醫療消費。［10］從稅收政策的角度，廖信林、吳友群、王立勇(2015)在不同稅負水平下，通過建立DSGE模型來分析直接稅比重變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并且采用兩步一階差分廣義矩估計方法進行實證檢驗，檢驗結果表明:當前稅負水平對居民消費的負向影響更大。［11］李宏濤、吳偉軍、熊志發(2018)運用有向無環圖，分析了財政政策對中國居民消費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企業所得稅對居民消費在短期內具有一定的影響，消費稅與企業所得稅在長期內對居民消費的影響較大，而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無論短期還是長期對居民消費都沒有顯著的影響。［12］樊軼俠(2018)認為在減稅降費的大背景下結合稅收政策對消費升級的理論效應與現實情況，進一步完善相關稅收政策，促使國民收入向居民部門傾斜，強化其改善消費者預期的作用，并進一步從消費供給入手進行完善。［13］通過文獻的搜集與整理，發現研究結果依舊可分為財政支出促進居民消費和抑制居民消費兩大類，兩者之間的驅動性關系從某種角度上說并不意味著在任何時候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都對居民消費產生促進作用，如果過度擴張政府的財政政策規模，將不利于改善居民的消費環境，甚至會抑制居民的消費。從我國的現狀來看，經濟系統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在達到長期的均衡之后會出現擠出效應。

三、對策建議

(一)從財政政策的角度面對經濟衰退時期，財政政策在提高居民消費中有著很大的作用，在財政政策中，提高對居民消費的互補品的供應，可以提高財政政策的效應。此外，財政支出要更加傾向于給居民帶來較高的收入效應的領域，這樣能直接提高居民收入，才能使居民消費的提高有堅實的基礎。［14］財政政策的制定要結合中國的國情，利用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結構的優化，為居民消費提供更為有利的政策環境。

(二)從財政支出政策的角度財政支出對社會經濟發展和居民消費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財政支出的增加對居民消費產生了擠入效應且具有時滯效應，當財政支出與居民消費需求不符時，會影響內需拉動作用，通過利用相關的模型分析出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程度就顯得尤為重要。中國政府的財政支出應更加傾向于公共產品供給，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滿意度，滿足消費需求的增長，同時也應考慮到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產生積極影響的滯后作用。

篇2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布置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和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假如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功能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和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探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探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有關宏觀調控的探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熟悉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布置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和邊界新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和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布置(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新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布置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功能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布置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布置和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布置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靠等新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新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布置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新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新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

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功能的熟悉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布置。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布置，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功能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靠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布置和外生的制度布置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和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假如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布置。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布置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布置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重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重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布置，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預備金率、恢復中心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有關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功能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假如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策略。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新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和政府的雙重依靠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

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和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假如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和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心銀行和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和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和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和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和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布置，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布置，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和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布置，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功能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功能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功能，其關鍵的新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新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布置，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靠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和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和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

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和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yy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新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和外生布置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重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新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新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和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功能(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有關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索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新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和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和體制收縮的矛盾。假如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和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和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非凡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yy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布置，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假如到此為止，則很輕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布置，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新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假如宏觀調控功能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新問題；假如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新問題，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

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有關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和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有關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新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新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yy，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新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有關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和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新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功能，此時假如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和重視財政政策功能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

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四周，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有關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四周。新凱恩斯主義有關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和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四周。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假如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假如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熟悉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假如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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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功能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和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有關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和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布置，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功能對象和目標。有關宏觀調控政策功能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熟悉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熟悉市場經濟中市場和政府的功能。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布置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和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和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布置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功能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布置。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假如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功能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功能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和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假如依據功能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新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功能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的

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布置(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新問題嚴重，政府布置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向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和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假如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布置，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假如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新問題主要是結構新問題，但結構新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新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有關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和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假如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非凡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新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索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功能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

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熟悉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功能。然而，現實結果和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索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新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探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假如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非凡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有關長期經濟增長要依靠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布置的功能，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和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布置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楚的熟悉。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布置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新問題上的熟悉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新問題的基本熟悉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假如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布置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非凡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布置。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功能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新問題。

篇3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進行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這種體制變革導致經濟運行機制的相應變化，即由國家計劃對企業和各種經濟單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調節，逐漸轉變為在市場信息影響下，以經濟利益引導企業和個人進行微觀決策的自動調節。在此情況下，價格、利潤、成本、收益、供給與需求的協調機制產生了，計劃機制逐漸讓位于市場機制。

隨著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及其形成機制也發生了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擴張和經濟收縮都是由行政性的強啟動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經濟衰退一般都會帶來總體經濟水平絕對量的下降，（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發生了五次經濟周期波動：（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經濟周期波動均出現經濟的負增長。）造成經濟的重大破壞。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四次經濟周期波動（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則沒有出現經濟的負增長，屬增長型的經濟衰退，即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最低點，其經濟總量的絕對水平并不下降（見表1）。出現這一情況有客觀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國仍處在短缺經濟的狀態下，市場制約的因素幾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生產過剩危機；另外，它與如下情況也有一定的關系，即隨著市場機制作用范圍的擴大，我國已逐步采用了宏觀調控的反周期措施，從而使經濟周期的波幅和波動系數縮小，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增強。

表1中國GDP增長率的歷次波動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然而，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在較長的轉軌時期中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這使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場化的調控手段難以一步到位，經濟周期波動仍呈現明顯的“計劃同期”（注：即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成為周期波動的直接原因，經濟周期為國家的集中計劃所推動。）的特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統收統支的中央集權的資源配置方式表現為國家以向國有企業財政撥款的形式進行投資。在這種投資方式下，企業的發展嚴重依賴于國家，并具有爭奪國家投資的強烈沖動。因此，每次經濟增長的啟動，一般都同時帶來經濟的“過熱”，從而使經濟周期帶有明顯的人為“計劃”推動的特點。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情況幾乎沒有改變。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的幾次因經濟“過熱”引起的經濟大波動，均起因于國家投資的擴張。其中，第一次經濟大波動發生在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計劃者的沖動，即在當時確定了大量不切實際的建設項目。為了克服這次經濟波動的后果，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處于經濟調整時期。

第二次經濟大波動始于1984年。該年年底，我國決定把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并把部分投資項目的審批權下放。由于我國的“預算軟約束”是一種制度性的軟約束，它來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產權關系。因此，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只是把國家投資的財政渠道改為銀行渠道，是不可能結束銀企之間在資金鏈條上的體制性“軟預算”約束狀態的。正因為如此，在基本建設投資由撥款改為貸款后，便發生了銀行競發貸款、基本建設規模迅速擴大、社會消費需求膨脹、貨幣發行失控的情況。當時，政府曾設想以“軟著陸”的方式緩解經濟生活中日趨嚴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實際上財政、信貸“雙緊”政策幾度夭折，經濟繼續升溫，通貨膨脹不斷升級，并在后來演變為1988年8月爆發的搶購風潮。這次由擴張性貨幣政策引發的工業超高速增長，在遭遇資源制約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即此前的兩位數的高增長率和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已不復存在。當年，通貨膨脹率第一次達到兩位數，這迫使國家于該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實行緊縮的經濟政策。在經濟緊縮的情況下，國有投資率先回落。1989年非國有投資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據此認為，這是“中國農村持續發展推動時代的轉折”。

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下，國家與企業間的預算關系必然使企業表現出對資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謂投資“饑渴癥”、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把向國有企業提供資金看成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現的壞賬寄希望于由國家的財政撥款沖抵，因而往往導致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調整期間，銀行的信貸規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沒有擋住又一次經濟過熱的到來。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第三次經濟過熱主要是由社會集資規模的急劇擴大和國有銀行資金大量以非貸款方式流出（銀行辦企業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國家重新啟動國有投資（以比非國有部門高出10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增長），并帶動非國有部門投資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長率高達72％）后，經濟過熱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長率分別高達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從減少國有投資入手，開始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出現持續多年的經濟“軟著陸”。

以上情況表明，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在轉軌時期，舊體制因素仍廣泛存在。它們對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方式仍產生著巨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

1.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仍是經濟周期波動的直接推動力。資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間，我國實際投資增長與GNP的實際增長的相關系數高達79.5％，即GNP實際增長波動的近80％可用投資來解釋；名義投資與名義GNP的相關關系系數則高達99％，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波動基本一致。（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頁。）而在經濟景氣循環中，國有投資總是起著經濟啟動和收縮的先導作用。在國有投資確實啟動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跟進；在國有投資收縮從而結束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快速退出。

2.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未能解決預算軟約束的問題，即對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會通過信貸膨脹的形式表現出來。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使用國家的財政撥款與使用國有銀行的貸款并無本質區別，資金來源渠道的改變并未形成對企業資金使用的硬約束。在此情況下，企業仍強烈地表現出“投資饑渴癥”，只不過是從爭奪財政撥款轉而表現為爭奪銀行貸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銀行貸款的規模受到國家的硬性限制時，企業也會力圖通過其他形式籌資，如銀行辦企業、企業非法集資等。而一旦經濟過熱難以為繼時，國家只能采取強制性的緊縮措施來控制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經濟的劇烈震蕩。

3.經濟中的“軟預算”約束源于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的產權關系，因此，只要企業歸國家所有，企業的經營損益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直接由國家財政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國有銀行的貸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通過國有銀行這一中間環節間接地由國家財政承擔。正是由于這種“軟預算”約束，造成國有企業仍然缺乏競爭性和經營效益。這從國有企業的高額微觀負債可以明顯看到。1980年，國有企業的負債率為18.7％，到1994年，對12.39萬戶國有企業（含商業、金融業）清產核資，資產負債率高達75.05％，若扣除實際損失掛賬，則高達83.3％。1995年國有企業虧損與贏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虧損則比贏利高出近1倍，國有企業基本上喪失了償債能力。據工商銀行調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產案8138件，其中后兩年為5128件，占受理總數的63％，在破產加速后，銀行的虧損率達85.1％。（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頁。）在此情況下，國家財政不僅必須（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補充國有銀行的資本金，而且要承擔國有企業高負債導致的國有銀行的壞賬損失，國家成了潛在的國有企業債務的最終承擔者。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微觀負債最終總是要轉化為政府的宏觀負債的。很顯然，宏觀經濟能否平穩運行，宏觀經濟政策能否奏效，不僅取決于宏觀政策本身，而且還需要微觀層次的制度保證，即企業產權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轉折及其效應

如上所述，由于轉軌時期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在從傳統的直接調控走向通過市場中介的間接調控的過程并不順利，特別是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滯后，使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的過渡也受到嚴重的障礙。更為引人關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走向甚至發生了重大的逆向轉折，即通過發行長期國債，增加對國有部門的投資，重新強化了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的沖擊，也給我國經濟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尚未開放，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1998年，我國外貿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并于該年5月曾出現負增長）。因此，客觀而論，我國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強度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其主要原因還在于國內的經濟形勢。

自1993年7月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后，我國經濟的增長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長率分別為13.5％、12.6％、10.5％、9.6％和8.8％，而且，這種下滑趨勢在繼續（1998年和1999年分別為7.8％和7.1％）。在市場長期疲軟的情況下，企業的兼并、破產加劇，失業人數劇增，國有企業下崗分流的人員每年約達1000余萬人。與此同時，由于制度環境和經濟形勢的制約，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密集運用的貨幣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央銀行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改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降低準備金率、頒布積極實行貸款支持的指導意見等措施。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沒有產生明顯的政策效果，經濟下滑的趨勢依然。很明顯，貨幣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當狹小。

在此情況下，我國從1998年開始實行連續數年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1998～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國債6500億元（注：②這一數字尚不包括用于臨時財政支出的特殊國債。例如，1998年，為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國家一次就發行了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各年的數額分別為：1000億元、1100億元、1500億元、1500億元和1400億元），用于安排國債投資項目。這種超高強度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了多方面的不同效應。

1.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成效

應當肯定，在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經濟增長滑坡的情況下，我國有必要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較大規模地擴大了投資需求，從而遏制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動了經濟的繼續發展。據有關部門測算，國債投資對GDP增長率的拉動，1998年為1.5個百分點，1999年為2個百分點，2000年為1.7個百分點，2001年為1.67個百分點左右。按照這個比例計算，1998～2001年，國債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在各年GDP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0％、28％、21％和20％。（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經濟環境趨緊、國內市場疲軟的情況下，這對于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無疑是必要的。

其次，國債投資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緩解了長期以來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而引起的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其中，在國債投資的支持下，我國對大江、大河、大湖進行了大規模的堤防工程建設和水毀工程修復。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國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樞紐工程25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75項、蓄滯洪區安全區建設22個，并拓展節水灌溉面積6500萬畝。這些工程已在經濟中發揮實際效用。在改善交通運輸條件方面，1998年以來的3年中是我國公路、鐵路、民航建設發展最快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公路新增通車里程約17.4萬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國公路總里程達140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為1.5萬公里），鐵路新增長度2070公里（其中復線里程586公里），水運航線、民航機場建設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項目。此外，糧食倉儲設施、農村供電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環境和生態保護等方面的建設，也取得重大進展。

最后，部分國債資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發長期國債后，預算中原準備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部分資金，被用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的保障和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發放等。該年發行的高達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則被用于充實國有獨資銀行的資本金。這些均屬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對于緩解改革風險、保持社會安定以及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轉軌進程中某些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有明顯的負效應。這種負效應是多方面的。這里我們首先要分析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負效應，即它重新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導致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其一，強化了一些部門的壟斷趨勢和國家機關的行政控制。

傳統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國家壟斷和政府控制的經濟，經濟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斷打破國家的經濟壟斷和放松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從而促進經濟的市場化和活躍經濟主體之間的平等競爭。然而，執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國家成為主導經濟增長的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別是國債投資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部門，更強化了國家對這些部門的壟斷性控制，并進而強化了整個國家的行政壟斷和直接管理。在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過程中，我國出現了行政控制明顯加強的趨向。例如，在糧棉購銷體制改革后，由于個別地方出現搶購現象，國家曾經又恢復了對糧食和棉花的收購體制，取締和禁絕私商的相關活動，由糧食部門和供銷社壟斷糧食和棉花的經營；當一些產業部門出現生產能力過剩時，價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現象，但國家在此情況下不是通過鼓勵正常競爭促進產業集中和產業進步，而是倡導搞所謂行業“自律價格”，實際上是想通過價格卡特爾來抑制競爭，等等。

壟斷的加強除了強化政府部門的行政控制外，還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如在電力、通訊、鐵路、民航等部門，這種利益集團往往依仗對國家經濟資源的實際占有，千方百計地阻止民間資本的進入；它們畫地為牢，排斥競爭，阻礙要素的自由流動，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損害社會和公眾的利益。壟斷會扭曲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造成壟斷租金：一是通過壟斷價格體現出來的社會福利損失，二是行業壟斷部門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項費用，將自身低效運行的成本和發展投資的負擔轉嫁給廣大消費者。根據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國壟斷行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大大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內壟斷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卻大大高于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1995～1999年期間，我國電力行業每個職工比其他行業職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該行業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資額為79.1億元。1996年，在壟斷行業的價格與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漲，而且上漲幅度大大高于通貨膨脹率的情況下，我國電力工業的資金利稅率卻僅為7.33％，與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鐵路運輸虧損13.8億元，與1985年贏利64億元相比，減利120％。市話虧損35.6億元。郵政虧損70億元。（注：過勇、胡鞍鋼：《不可低估行政壟斷造成的經濟損失》，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7月13日。）由于壟斷行業上繳的利潤中包括了政府從國有投資中應得的回報、政府給予國有企業的大量補貼以及所得稅返還、減免等優惠，因此，壟斷行業多年來不僅耗散了本行業的巨額租金，而且也耗費了大量國家本應得到的財政收入。

事實表明，壟斷的加強正在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因素。當前，大部分被用于擴充國有經濟的國債投資，實際上是民間資本轉化而來的，這部分投資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而當國有經濟的發展加劇了經濟的壟斷時，壟斷部門的尋租活動又必然阻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在轉軌過程中，在市場經濟體系已初步確立的情況下，行政壟斷的加強一方面表明國家計劃經濟權力的擴張，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壟斷部門市場經濟利益沖動的加劇，它實際上是這二者的結合。在此情況下，壟斷行業的企業往往通過制定壟斷價格，或依仗其壟斷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種費用，最大限度地謀求本單位的經濟利益，尋找并耗散其壟斷租金。據2001年11月末的統計數字，國有企業贏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業大戶，其中，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海油、國家電力公司五家企業的贏利合計占重點企業贏利總額的58％。（注：楊繼繩：《凱思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有人擔心，在當前的情況下，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國經濟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二者的弊端。這種擔心或許不是沒有道理的。

其二，過分倚重財政擴張強化了轉軌時期中金融市場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貸資金進一步集中流向國有部門。

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神經中樞。在新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凱恩斯主義進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國家已逐漸擺脫在刺激經濟增長中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倚重，轉而著重通過調整貨幣供應量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在實行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后.也較好地處理了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兩大基本經濟關系，從而使宏觀經濟管理逐漸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轉為政府通過市場中介而進行的間接調控。在此情況下，提高金融調節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應是實現市場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在國債投資日增、財政亦字擴大和銀行不良貸款數額巨大的情況下，金融風險的積累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加之人們對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戀，因而在金融運作方式和監管方式上出現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強化。（1）金融發展出現了某種縱向一體化的傾向。例如，貸款權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國債投資擴大信貸發放的同時，信貸也明顯向國家銀行集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明顯上升。該年1～11月，國家銀行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達78.5％，比上年同期高7.7個百分點，為近4年來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銀行的合并，關閉產權交易中心，取消場外交易等等。（2）經濟啟動主要依靠增發國債和銀行的間接融資，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視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強化，中小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為了刺激投資，1998年在不到9個月時間里連續三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并放寬了利率浮動的幅度。三次下調利率使貸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個百分點，由此減輕企業（主要是國有大企業）利息支出600億元以上，降低國債利息負擔300億～400億元。然而，對利率浮動的規定卻對中小企業存在明顯的歧視，即規定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對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現行的10％擴大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變。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現行的40％擴大為50％。（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課題組：《中國貨幣政策分析》，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頁。）很顯然，關于利率浮動幅度的規定對中小企業（主要是非國有企業）的融資是不利的。與此同時，民間金融仍基本上處于非法地位，這更使非國有經濟和中小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強和金融政策的進一步傾斜使信貸資金更加集中投向國有部門，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的壟斷地位。

3.擴張性財政政策給經濟發展帶來的隱患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僅強化了國家的行政壟斷，導致了某些方面舊體制因素的復歸，而且也給正常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隱患。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導致財政赤字的迅速膨脹。1997年，我國的財政赤字為582.42億元。而在1998～2001年期間，各年的財政赤字則分別達到922.23億元、1743.59億元、2491.27億元和2598億元，年增長率分別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財政赤字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財政預算赤字更達3098億元，比上年增長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國際警戒線。（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

由于國債資金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過長的回收周期和過低的投資收益率導致短期內難以獲得投資收益，這就往往導致借新債還舊債的情況，使國債規模越來越大。2000年底，我國內債余額已達13000億元人民幣，外債余額達1500億美元，內外債共計25000億元人民幣。2001年和2002年，債務余額進一步增加。（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數字尚不包括大量隱性債務，而這種隱性債務確實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級政府拖欠的公務員工資和養老保險欠款，以及國家糧食經營虧損掛賬，等等。（2）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兩級）財政通過各種不規范的方法舉借的債務（估計有1000億元人民幣）。（3）國有銀行剝離出的1.4萬億元不良債權，經處理后，樂觀估計能收回4000萬億元，損失的1萬億元將最終由國家財政承擔。因此，我國的實際債務余額比公布的顯性債務余額大得多。2002年3月，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回答與會者的提問時表示，當年我國的債務余額為8000多億元，只占GDP的18％。顯然，這里指的只是顯性債務，如果加上隱性債務，比例將高得多。據樓繼偉透露，到2002年，我國包括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在內的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世界銀行曾估計是50％～70％，比較樂觀的估計是40％～50％，而比較悲觀的估計則達70％～100％。國外的經驗數據表明，積累的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一般不應超過60％，我國的債務余額顯然已突破了國際警戒線。

更為嚴重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財政支出的擴大，特別是國債的增加。2000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當年GDP的比例為36.81％，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8.63％。到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例增長到38.43％，而國債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則高達65％。這表明，GDP的增長主要是靠投資特別是國債投資推動的。中經網2002年8月2日刊載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總需求即名義GDP的增長率為6.3％，其中實際增長7.7％，價格下降1.3％。而財政支出增長率為19.8％，財政赤字增長率達62.4％（因債務利息支出記賬方式的改變，這里的財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長率略有高估）。很顯然，以每年近20％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60％多的財政赤字增長率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肯定不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

還應指出的是，隨著國債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國債的金融機構積聚的風險更是不斷增大。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機構持有的國債9367億元（不含財政對商業銀行發行的2700億元特別國債），比上年增加1022億元，增長12.2％，占國債市場總量的比重達56.7％，較上年末上升3.3個百分點，占其資金總運用量的比重為5.5％，比上年末上升0.3個百分點。在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成為國債市場上最主要投資人的情況下，存貸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壓縮商業銀行的贏利空間，對其經營狀況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在國債品種、期限趨同的情況下，一旦風險突現，變現遭遇困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幾點啟示

1.擴張性財政政策所引起的國家作為投資主體地位的加強，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下宏觀經濟運行方式的復歸。因為，這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實際上是預算軟約束在新時期的一種表現，它仍源于政府與國有部門的特殊的產權關系，是新時期國家以財政資金推動國有經濟繼續發展的一種形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資金直接來源于財政撥款，這是預算軟約束的典型表現。在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后，國有企業的資金來自國有銀行的貸款。當國有企業無力還貸時，其損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因此，預算約束依然是軟的。而當企業競相爭奪銀行貸款造成信用膨脹并引起經濟過熱（如我國上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情況）時，國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銀行貸款在內的強制性的緊縮措施。然而，國有經濟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積累機制獲得發展。為了保持必要的經濟增長率，以緩解巨大的就業壓力，啟用赤字財政政策成了難以避免的選擇。國債投資無論用于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改革成本的支付，還是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都是國家財政對國有經濟的輸血。但是，赤字財政政策不可能無限制使用，當它難以為繼時，經濟震蕩就會到來，大起大落的所謂“計劃周期”也有可能重現。這是必須高度警惕和極力避免的。

篇4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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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概念常常被人們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賦予多種意義。首先，財政可以是指一種行為，即國家為了滿足公共需要而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活動，包括財政收入、財政管理和財政支出等；其次，財政可以是指一種制度，即財政活動據以運行的機構和規則體系。它既可能是法律規定的顯性制度，也可能是財政活動中自發形成的、有待法律確認的隱性制度；最后，財政還可以指一種社會關系，它既可能是指從過程來看的國家機關之間以及它們與財政行政相對人之間，在財政活動過程中發生的相互制約的或管理性質的社會關系，即財政行政關系，也可能是指從財政分配結果來看的各種主體之間的經濟利益分配關系，即財政經濟關系，還可能兩者兼而有之。

從形式層面看，財政法就是調整財政關系之法。按傳統的部門法劃分標準，這種界定方式因為凸現了財政法獨特的調整對象，所以可以使財政法與其他部門法相區分。由于這種定義方式頗具中性色彩，既不涉及到意識形態之爭，也不涉及到法律的價值追求，因此它可以適應各個歷史階段不同國家的所有情況。無論是奴隸社會時期，還是封建社會時期；無論是資本主義時期，還是社會主義時期，財政法的形式共性都可以從其調整財政關系這一點找到。也正是基于這個共性，財政法學才可能將自己的研究視角延伸到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政治經濟背景的國家，從而形成財政法制史或比較財政法等研究分支。

然而，概念的廣泛適用性必定是以高度抽象作為前提的。當事物的共性被作為唯一的追求對象時，其諸多的特性就不得不被舍棄。對于身處特定歷史階段特定國家的個人或團體來說，抽象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種與自身發展密切關系的特殊性同樣不可忽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事物的特殊性在決定其發展方向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眾所周知，自從國家產生、法律創制以來，人類共經歷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等四種不同的歷史類型，不同歷史時期財政法的職能定位和價值追求也是不一樣的。一般情況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期的財政法都是建立在君主專制的基礎上，君王或皇帝是國家權力的源泉和中心，財政權力只是君權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理論上財政權力并非來自于人民，相反，它們是壓制人民權利的武器。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法僅僅是利用法律形式推行財政政策的一個工具而已，缺乏獨立的與民眾利益聲氣相求的價值取向。財政法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財政收入的征收和管理，而財政支出方面則僅僅停留在技術性層面，滿足于統治階級內部從上到下的管理和監督。

封建社會末期，新興資產階級與君權的矛盾集中體現在財政問題上。封建君主的橫征暴斂激起了資產階級和普通民眾的強烈不滿，市民革命由此爆發。如英國的歷次革命均因國王濫施稅負而起，最終為人民通過議會爭得“課稅同意權”；美國的革命則發端于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人民抗繳茶葉稅，最終了英國的殖民統治，建立了獨立的新國家。資產階級國家建立之后，至少在形式上開始確認國家權力來源于人民，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各項制度的設計和建設。基于這個前提，財政法的宗旨和原則都較以前發生了質的變化。首先，財政被定義為一種服務于大眾的公共物品，它源自于人民的公共需要，因此必須受到人民的制約；其次，財政權力不再是一種單純用于統治的工具和手段，它來源于人民的授權，同時也在此范圍內受人民的監督；再次，財政的民主基礎備受重視，人民通過議會行使對財政的決定和控制權成為財政法的基本原則；最后，財政法的功能開始轉向保障財政的民主統制，財政權力的失范成為關注的重點，人民的基本權利開始凸現。因此，這一歷史時期的財政法明顯不同于君主專制時期的財政法，盡管它們都符合在調整對象方面的共性。

社會主義革命在部分國家勝利后，盡管消滅了私有制，在最根本的程度上為人民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傳統和認識方面的原因，公有制的實施并沒有為人民如何授權、如何規范和監督的權利提供太多的機會。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國家被定性為人民的利益當然代表。由于缺乏民主和法治，權力在造福于人民的同時，也曾因為不受限制和監督而釀成大錯。財政法雖然理論上代表著人民的意志，但在現實生活中仍舊會變成保障國家行使權力的工具。具體的表現是，大量的財政法規由政府執法部門制定，財政的民主統制被視為毫無必要的妄談；財政法的核心主要不在于規范財政權力，而更多地在于推行國家政策；人民不僅難以實現對財政的決定和控制，在具體的財政執法中也難以得到程序的保障。這種理論和實踐的背離使得財政法未能走出權力的陰影，其先進性自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所以，就財政法而言，揭示出其調整財政關系的形式共性當然必要，因為這有助于界定與其他法律部門的關系，同時通過對調整對象的解構，可以構建財政法的活動范圍與內部體系，但是，對于二十一世紀的財政法學來說，僅僅滿足于此是十分不夠的，因為它無法揭示出財政法更深層次的內涵，對我國目前的財政法治建設也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故此，財政法的概念還有待于從時代特性方面進行深入挖掘。

從實質的層面出發，我們認為，現代財政法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以增進全民福利和社會發展為目標、調整財政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其具體內涵包括：

（1）民主是財政法的制度基礎。財政法的民主性體現為，財政權力來源于人民，人民可以通過選舉組成代議制機構，也可以直接通過全民公決行使財政權力，決定和監督重大財政事項。財政法與的關系表現為，財政法涉及到公權力的分配，因此必須在憲法的框架下運行。憲法所規定的國家結構形式、政權組織形式、公民的基本權利等都是財政法有效施行的前提。由于財政法與憲法的關系如此密切，因此，各國憲法大都花費較多的篇幅規定基本財政事項。就此而言，財政法其實就是憲法在財政領域的具體化。

（2）財政法的目標在于增進全民福利，促進社會發展。盡管廣義的財政法包括稅法、費用征收法等可能導致公民向國家讓渡財產的領域，但從整體上看，財政法應該是以維護和保障基本人權，促進人權保護水平不斷提高為基本宗旨的。無論是財政收入法還是財政管理或運營法，其除了保證行政過程的公開、公正、公平，防范行政權力侵犯人民基本權利外，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在于通過規范管理，提高財政資金使用的效益，增進全民福利，促進經濟發展。即便是財政收入法，其合法性依據除了相關法律規定外，還在于通過調整資源分配、收入差距、景氣周期以及保證合理財政支出等職能消除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不公平現象，并最大可能地促進經濟總量的增長。因此，財政法的目標不僅在于體現憲法基本權利的質的規定性，同時也在于從量上擴大權利的覆蓋范圍及實現程度。

（3）財政法以財政關系為調整對象。財政關系其實只是一種學理上的擬制，它指的是財政行為未經法律調整以前所引發的經濟關系。通過對財政關系的分析，可以劃定財政法的內部體系框架，理清財政法與其他相關部門法的關系，從而確定財政法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

二、財政法的調整對象

通常情況下，財政法的調整對象既可以表述為一種財政行為，也可以表述為一種財政制度，還可以表述為一種財政關系。財政行為著眼于財政主體的動態過程，財政制度著眼于財政運轉的外在環境，財政關系則著眼于財政現象的內在聯系。動態過程受制于外在環境，但也是外在環境的創造力量，而內在聯系則是對動態過程和外在環境更高層次的概括，其內容更為豐富和兼容，因此，在表述財政法的調整對象時以財政關系為最優。

在歷史上，由于人們對財政職能的理解不同，財政關系的范圍也隨著變化。自然經濟條件下財政的主要職能是替君王籌集行政管理、國防安全與擴張以及皇室開支的經費。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的財政也僅限于籌集收入滿足國家日常經費開支的需要，很少通過再分配的形式調節社會收入不公平，也不需要干預資源配置。

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期以后，因為市場失靈所帶來的種種惡果集中爆發。為了應對危機，財政的職能開始不斷擴展。首先，財政應當在市場和國家之間有效配置資源，然后保證財政內部資源的合理分配。如界定財政活動范圍，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安排財政投融資的規模、結構，并通過稅收、補貼等方式，引導社會投資方向等。其次，財政開始通過自身活動進行社會范圍內的收入再分配，以緩和兩極分化現象，實現社會分配的相對公平。如個人所得稅累進征收，開征遺產稅、贈與稅，實施社會保障等。最后，為解決市場自發運行中所產生的經濟周期問題，“反周期”的財政政策開始實施，如在經濟過熱中提高財政收入水平、壓縮財政支出，而在經濟蕭條時則通過減稅等方式培育消費和投資能力，同時加大財政支出以增加社會需求，以此刺激經濟的發展。

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財政的主要職能是進行以國家為主體的、對包括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在內的一切社會資源的分配。由于生產和生活都通過財政進行控制，不會出現收入分配不公或生產周期波動，因此財政資源配置職能也就將收入分配和經濟調節完全包容在內。另外，由于財政活動無所不包的稟性，財政與企業財務、財政與金融都呈現難舍難分的關系。如，國家從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中不僅可以取走企業擴大再生產所需的積累，而且還包括折舊基金等維持簡單再生產的物質資料，企業職工的工資標準和工資款的撥付也都是通過財政直接進行的。這樣，企業財務的獨立性就會完全喪失，從而依附于國家財政。又如，銀行不能自主從事貸款業務，卻必須按照財政的意圖為相關項目提供建設資金，銀行存款成為財政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銀行也被稱為“第二財政”。

跟計劃經濟時期相比，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對財政職能的探索已經出現了顯著的進步。第一，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都被視為獨立經營的商業主體，其財務關系與財政關系完全分開，財政只是在投資和利潤分配時才與企業發生聯系。第二，財政與金融的關系也已經理順，財政可以通過經濟杠桿引導銀行發放貸款，但是不能進行強迫。財政關系的范圍至少將商業性貨幣資金關系排除在外。第三，在向市場經濟推進的過程中，由于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現象日益明顯，財政的收入分配調節職能開始顯現，開征個人所得稅、實施社會保障等都是其中之例。第四，受市場失靈的影響，我國經濟發展也開始出現周期性波動。為保持經濟的穩定性，財政開始主動尋找反周期的對策。如為了消除經濟疲軟，我國近幾年一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其核心內容就在于通過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

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我國在財政改革實踐中開始接受公共財政的觀念，財政的活動范圍及未來發展方向都據此作了大幅度調整。例如，對設計院、工程局等完全能夠進入市場的單位，財政不再對其提供資金；對高等院校、文化藝術團體等介于市場性和公共性之間的單位，財政不再全額承擔其費用，差額部分由其通過收費加以解決；對于社會保障等關系到人民生命健康權的領域則不斷增加投入，社會保障的范圍從城鎮下崗失業人員擴展到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人員，現在又在逐漸向農村推進；在財政投資方面，對于競爭性產業，財政不再作重點投入，財政資金開始明顯地向基礎產業、幼稚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傾斜。是否具有公共性以及公共性的大小已經成為中國財政活動范圍的一條準則，公共財政已經成為中國財政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

篇6

關鍵詞:美元;宏觀調控;房地產行業;房價

中圖分類號:F293.3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9.20 文章編號:1672-3309(2010)09-54-03

一、美元上漲周期下非美資產價格面臨調整

1、美元下跌周期的終結

2001年7月,美元指數創出歷史最高點121.02。同年12月,中國加入WTO。12億人參與到西方主導的自由貿易體系中,這是世界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日本工業品崛起時,人口要少得多。加入WTO,相當于世界市場的大門向中國敞開,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優勢得以發揮,經濟取得巨大成就。國際貿易體系采用美元結算,貿易繁榮和財富積累以美元來計量,按照傳統的供求理論,美元應該升值。但事實恰恰相反,美元一路貶值,直到2008年。

加入WTO時,中國工人的工資不及美國的1/10,如果不是美國把中國的收入拉上去,就是中國把美國收入拉下來。拉中國很困難,因為12億人口規模空前;拉美國也很困難,因為工會和勞動法。美元貶值可以增加美國產品競爭力,美元必須通過貶值拉低勞動力價格,增加經濟彈性。資本持續流向中國,中國維持著低匯率、低利率和低資源價格的經濟格局,投資不可避免地持續增加。中國不斷擴張的產能、地方競爭性補貼和出口退稅補貼,維持著中國強勁的出口競爭力,同時也促使美國生活用品價格的不斷走低。簡單來說,美國只是轉移了工業,但獲得了國民福利。

中國超越日本成為美國最大債主。中國財富流向美國低息國債市場,美元通過不斷貶值享受著資本收益;同時美元資本流入中國股權和資產市場分享成長收益。這是美國鼓勵中國加入WTO的本質所在。美元沒有理由走強,因為美元通過貶值帶動了消費,拉動房地產持續繁榮,拉動美國工業轉移。唯一值得擔憂的是,美國債務逐年上升。當世界上3個主要的貿易順差國――中國、德國和日本的居民儲蓄率達到頂點時,當美國高借貸杠桿的消費模式到達頂點時,美元貶值周期就終結了。次貸危機爆發,美元成為主要避險貨幣,美元回流美國。

2、美元上漲周期是國際資本博弈的結果

次貸危機早已有之,但真正成為金融危機的是伯克南猛烈的降息政策之后。因為在危機之前,日元是國際上主要的套利交易供給方,美元高于日元必要的利差是套利交易的存在基礎。在伯克南先生快速將聯儲利率降至接近于零時,日元套利交易快速離場,引發美國風險資產快速下跌,次貸等金融資產問題嚴重暴露,以市值計量的美國銀行資產大幅縮水,美國成為金融危機重災區。

美國迅速啟動金融救助計劃,拯救華爾街于水火。但此前,美國財政部拒絕拯救雷曼兄弟。從美國的利益出發,雷曼應該倒掉,這樣世界債券市場就會崩潰,歐洲、亞洲的銀行將比風暴中心的美國更受傷。美元是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美國不需要變好,只要其他國家變得更差,強勢美元符合美國利益。

美國在金融拯救計劃之后做了以下幾件事:

第一件事,引爆迪拜危機。迪拜危機是美國金融危機基本見底時引發的,其實問題早已存在。迪拜危機的本質是教育中東石油美元這個事實:中東沙漠建不起拉斯維加斯,也建不起香港,石油美元只是一顆棋子,石油美元的歸屬是美國國債。

第二件事,豐田危機。豐田汽車在美國早有案底,為什么在迪拜危機之后引發?豐田危機是美國攻擊日本出口產品的一個突破口,意在打壓日本經濟,影響日本國內美元流向。

第三件事,希臘債務危機。希臘在歐元的份額是最小的,希臘國債規模也不大,希臘國債的衍生產品市場CDS規模更小,通過炒高希臘國債的CDS,可以達到快速提高希臘發債的成本、進而達到拖垮歐元的目的。CDS是信用違約掉期,也就是債務利率保險,如果壓低CDS,債務利率低,反之則債務利率高。金融危機以前,規模巨大的CDS主要功能是為債券降低融資成本。希臘事件暴露的是歐元的體制性危機,即歐洲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經濟問題、政治制度和壓力團體,各有各的貨幣政策,如果只用一種共同貨幣(歐元),每個國家就要放棄自己的獨立貨幣政策,只能采用財政政策,結構性問題的出現在所難免。加上低出生率、人口老齡化及高福利政策,這些都是歐元調整困難的原因。希臘債務危機是美國打擊歐元的突破口,意在獲得對歐元的比較優勢。

3、美元套利交易平倉將給新興市場帶來動蕩

美聯儲實行量化寬松美元政策,但大部分美元并未入實體經濟,銀行部門的風險資本缺口巨大。寬松美元主要是借給投行和對沖基金,用于商品市場和新興市場資產交易,美元套利交易取代日元套利交易成為國際熱錢的代表。2009年,商品市場絕地反彈,新興市場股票翻番,中國全民炒作房地產,都是美元套利交易及其影響所在。套利交易本身規模也許不大,但它可以影響市場,引發跟風交易。美元套利交易存在的基礎是,美元利率基本為零,美元匯率下行,新興市場和商品市場上行。如果美元的利率上漲,或美元匯率走高,套利交易成本將大為增加,從而引發商品市場和新興市場動蕩。當2009年12月美元指數探底回升后,世界主要市場開始調整。美元指數的上漲周期已經開始,真正發力的因素將是美國利率上升。2010年,美國面臨大量國債到期,需要發行巨量國債來維持龐大的金融帝國。所以,聯儲需要繼續壓低利率,以解決國債融資問題。正如上文分析,石油美元、歐洲美元和亞洲美元為了避險而流入美國國債,推高國債價格,也就是降低國債長期利率。當美國國債融資完成后,美國需要平衡過高負債與經濟發展的長期問題,削減財政赤字的緊縮政策就會出臺,屆時美國利率將開始上漲。

4、加強金融監管也是美元上漲的因素

次貸危機后,世界投資者對美國金融創新一片喊打之聲,迫使美國監管當局加強監管,以挽回美國金融機構聲譽。美國立法機構加強金融監管的政策不斷出臺。這些政策監管的重點是降低融資杠桿,增加透明度,防范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綁架經濟。這些政策的后果是逃離交易杠桿降低,世界范圍內的美元供應減少,加強美元的上漲趨勢。美元是影響世界商品的主要力量,當新興市場的資產價格面臨下調壓力時,房地產作為資產,其價格將面臨較大壓力。

二、宏觀調控周期下的貨幣數量控制

1、貨幣超發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包括:固定匯率下的貨幣超發(高流動性)、低利率管制、低勞動力和低資源價格、地方政府GDP競爭和對投資的補貼。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國內外資本在中國的投資意愿強烈,各個行業普遍存在產能過剩的困局,出口是化解國內產能過剩的主要策略。因此,出口部門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部門之一。由于我國實行有管制的匯率調節機制,在出口換匯和外資投資逐漸增加的情況下,央行貨幣發行體制日益受外儲壓力,央行被動超發貨幣。

2、危機管理的貨幣超發不可持續

2008年底,為應對國際經濟危機,國家實行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刺激計劃,并對市場投放巨量貨幣,市場流動性到達頂點。但是,這是不可持續的。在經濟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流動性追逐生活資料和消費品,當收入水平達到一定程度,流動性首先追逐風險資產。2008年底以來,中國的股價從底部翻番,房價翻番,黃金價格大幅上漲。資產價格上漲之后,流動性依然會向消費品轉移。通脹壓力與政府的職能和目標背道而馳。當宏觀經濟轉暖時,貨幣政策必須退出。因為擔心各行業利潤惡化,央行謹慎加息,將更多采用數量控制型調控措施,比如提高存款準備金、發行短期及中長期央票等;同時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率、嚴格控制存貸比等政策。

3、外匯儲備減少導致貨幣超發結束

在過去的10年,國內宏觀調控時期,國內貨幣緊縮時,總是伴隨著國際資本的流入,每一次宏觀調控都增強了外資在中國經濟領域的話語權。但2010年以后,這樣的格局將會改變:其一,中國將面臨更加嚴厲的外需:歐洲正在緊縮財政以減少赤字,美國宣布削減財政支出以維護美元強勢,日元貶值引發亞洲國家貨幣貶值,與中國爭奪市場。其二,國際資本在中國套利的模式面臨調整,國際資本流入趨勢減緩。這兩大不利因素會降低中國的外匯儲備增長速度,貨幣超發勢頭減緩,市場流動性回歸正常。

4、地方債務的流動性困局

地方收入與事權相比,入不敷出,嚴重依賴土地財政和融資平臺。過去10年,地方政府經營城市、建設城市的巨大成功,完全建立在兩個循環之上:房價上漲――地價上漲的循環;投資――稅收循環。4萬億投資加大了地方政府的投資規模,也增加了債務規模。如果出口下滑、產能過剩、經濟增長失速、房價步入下跌周期,地方政府債務將出現危機。而且,2011-2012年政府債務集中到期時,國際市場需求緊縮,國內資產投資回報低下,地方政府因流動性不足而產生大量債務違約。地方債務違約將導致銀行資產狀況急劇惡化,對經濟而言是一個嚴重緊縮的系統性風險。2008年危機形勢下經濟擴張的負面效應正在體現,因此宏觀調控也將轉向。即使政府為了繼續“保八”而進行適當微調,但無論如何,中央和地方再無財力支持另外一個4萬億計劃,通過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并不具有長期的可持續性。

三、房地產增長周期的進攻極限

1、房地產2009年的繁榮消耗了購買力

2009年單個房地產項目價格上漲超過100%,這在世界上絕無僅有。短期上漲幅度過大,嚴重消耗了購買力。房價收入比高企說明剛性需求的壓力。房地產市場消費功能快速萎縮,基本讓位于投資和投機。投資的目的在于租金回報,投機的目的在于轉讓套利。當前房地產的租金回報率已接近存款利率,說明住宅投資回報已不具備吸引力,而不斷高企的住房空置率則說明投機占比之高。

由于龐大的居民儲蓄存在,投資和投機需求可以迅速形成,也可以快速消退。因為投機需求取決于升值預期,一旦預期逆轉,不僅需求減少,投機客囤積的房源也將與開發商競爭出貨。2010年的宏觀調控主要是在打擊需求,無論是提高首付比例、提高貸款利率,還是市場準入資格、提高稅收,甚至房產稅,都是在遏制需求,特別是投資投機需求。開發商已經認識到需求的消失,但并不急于降價,一方面是因為資金充裕而庫存不高,一方面是因為降價并不能增加有效需求。房地產企業可以博弈的因素是,政府政策放寬和有效需求恢復。

2、二次房改:降低開發企業財務杠桿

二次房改的關鍵是改變開發企業的強勢根源,這來源于產業鏈設計的高杠桿率和金融對接制度。購買土地之后,開發貸款到位,工程前期墊款,開始支付工程款時開始預售,客戶首付到位,封頂后按揭到位,企業歸還開發貸款,資金可以進入下一個項目。這是標準的正規經營,銀行承擔了大部分風險,開發企業獲得了最大的收益和流動性。這樣的產業格局使銀行成為最大的風險承擔者,低利率環境下銀行信用大擴張,對銀行的資產安全是不利的。監管當局深知銀行在房地產行業中的角色,因此,近期以降低開發商資金流動速度為目的的調控成為重點話題。比如廣州等地監管銷售資金、固定資產貸款辦法等。

土地財政的問題相當于地方政府的投資分成。如果將土地財政收歸中央,實行收支兩條線,地方財政將失去自,地方競爭格局將發生改變,對地方債務負擔不利。如果土地財政聽之任之,將繼續推高房價,國家宏觀調控面臨巨大阻力。兩難選擇下,只可能改進招拍掛制度,而不可能改革土地財政。

3、城市化并沒有結束,但城市化成本已經提高

股市往往反映經濟短周期,房地產則反映經濟長周期和人口趨勢。中國人口高峰在2012-2015年,屆時人口的負擔最低,因此市場認為人口紅利并未結束,城市化和房地產長期增長的潛力并未消失。而且,宏觀調控也限制供應,提高需求。招拍掛制度的本質是維持政府供地的壟斷性,宏觀調控更嚴格的限制小產權房、自建房,是維持目前房地產產業格局最大的利益保障。

但是,城市化的成本將大幅提高,供房不易。目前在校學生高峰已從高中轉移到大學,說明初級勞動力供應增速放緩,中級白領勞動力供應4年后也將放緩。初級勞動力的價格開始上漲,城市生活服務價格也已上漲。同時,農村勞動力的快速老齡化,其勞動生產率的進步與工業生產率進步的速度明顯拉大,農產品價格將向城市服務價格看齊,以食品為主要權重的CPI指標會持續上漲。社會老齡化加快,醫療等支出也將大幅增加。隨著服務和農產品價格的上漲,消費占家庭支出的比重將會逐年增加,城市化的成本將增加,以月供收入比為指標的購房需求將會受到抑制。目前過剩的勞動力主要是大學生,當大學生畢業高峰逐漸過去,白領工資才可能真正上漲,房地產的真實需求才能追上房價的漲幅。

篇7

一、美國的存款保險制度

經過19世紀歐洲和北美經常出現的金融恐慌，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西方人看到了銀行體系的脆弱性。無論哪家銀行，只要有風吹草動，就可能引發存款人對其實施擠兌，并且這種擠兌行為具有很強的“傳染性”。其結果無論是“好銀行”還是“壞銀行”都會在擠兌的沖擊下，因流動性枯竭或高昂的貼現成本而破產。美國人深刻總結這個經驗教訓，1933年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并于1934年1月1日成立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其主要功能是為商業銀行、儲蓄銀行提供存款保險，接管經營失敗的銀行，以及管理、監督、檢查投保銀行。應該說美國是存款保險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

美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也并非一帆風順，開始美國人的存款保險和擔保計劃是以各州為基礎進行過多次嘗試，均由于損失過重而失敗。在《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最終通過之前，美國國會討論了大約150多個議案，但都未獲準。根據實行過存款保險制度各州的經驗，反對者認為存款保險削弱了市場的紀律，促使銀行冒更大的風險，并且危害了經營良好的銀行，因為這種制度使其不得不承擔經營不善的銀行所產生的損失。反對者包括大型銀行，這些銀行通常具有分支行，實行多元化經營；還有一些政治家，比如當時剛當選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和參議員卡特?格拉斯，后者是《聯邦儲備法》的制訂者之一。存款保險的支持者認為，該制度可安全保管小儲戶的流動資產，而不要求他們對銀行的財政狀態有深入的了解，還可避免擠兌。如果某一家銀行發生擠兌會波及其他銀行，促使儲戶從銀行提出資金，從而減少經濟中的儲蓄總量和貨幣供給，對宏觀經濟會造成不利影響。另外，尤其在危機期間，存款保險可保護支付體系的有效運轉，幫助維持為避免銀行業過度集中而普遍實行的小型單一銀行制。

在美國，所有聯邦特許銀行必須成為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的成員，州特許銀行可以申請成員資格。多數州銀行都申請了成員資格。要求所有FDIC成員必須參加聯邦儲備體系，FDIC收取投保銀行國內存款總額一個百分點的1／12(0．00833或8．33個基本點)作為保費支持營運。FDIC還有權從財政部取得借款，但以30億美元為限。根據與貨幣監管官和聯邦儲蓄體系達成的協議，FDIC主要對非聯儲成員的州特許的投資銀行進行管理，監督、檢查，還復審貨幣監理官員關于國民銀行的報告以及美聯儲關于各州成員銀行的報告。

直到20世紀80年代，公眾都普遍認為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制度取得完全的成功，美國銀行倒閉數目從30年代后急劇下降到歷史最低水平，每年很少超過10起，銀行擠兌現象幾乎消失，銀行體系在美國自20世紀30年代之后被認為是穩定的。即使在確實發生的少數幾起銀行倒閉事件中，只有為數不多的未投保儲戶遭受損失，而其他銀行并未受影響。一般來講，FDIC能夠讓特許機構在一家銀行的資本下降到零以下之前宣布破產，這樣，損失大體限制在股東身上。而且，為了維護一個社區中不間斷的銀行服務業，FDIC越來越多地安排其他銀行來購買經營失敗的銀行承繼其全部存款，從而降低了進行清償的必要性。由于FDIC的損失很小，它的儲備金迅速增加，并通過年度退款降低了對銀行收取的實際保費，退款額最高可達保費的2／3。

二、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后存款保險制度的改革

美國的銀行倒閉數目由80年代初期每年10起左右急劇上升到80年代末的每年大約200起。盡管銀行總數基本保持不變。但1987年至1990年，4年時間倒閉的銀行總數幾乎相當于自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成立至1987年這53年間倒閉的銀行總數。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損失也急劇上升，其儲備金1987年時達到180億美元的水平，到1991年底已完全枯竭。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不但減少并最后終止了保費退款，到1991年中期還將保險費率迅速提高到23個基本點，但都無濟于事，況且這些數字還低估倒閉銀行的數目以及以美元計的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損失，原因是一些經濟上失去償付能力或資不抵債的銀行并沒有實行法定倒閉，也就沒有在統計表上體現出來。當然這一問題是許多人關注的。是什么原因導致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和銀行的命運急轉直下呢?原因是美國的國民經濟變得更加反復無常，尤其是涉及重要的工業和地區時，經濟日趨不穩定增大了銀行風險組合的損失，在越來越多的銀行里，下降的資本水平已無力消化損失。20世紀70年代美國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率，尤其是能源和農產品價格迅速上漲的現象在80年代初突然消失，首先給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和銀行造成打擊。1978年至1981年間，主要由于產油國在伊朗革命后減少出口，使得石油價格由每桶12美元上漲到35美元，并且普遍預計還會進一步上漲。其他能源價格也隨之上漲，使美國主要的能源生產地區得克薩斯、俄克拉何馬，路易斯安娜進入繁榮階段。以基本能源價格至少會保持下去為出發點，這些地區和其他一些地區的銀行對出口，商業及住宅不動產的擴張進行了融資。相反，能源價格卻急劇下降，到1986年時又重回到每桶12美元的水平，上述地區因此受到不利影響而陷入經濟衰退，拖欠償還貸款的現象迅速增加，貸款抵押品價值降到貸款額之下，結果，倒閉銀行的數目急速上升。1985年至1989年，美國上述三個州共有482家銀行倒閉，占美國倒閉銀行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得克薩斯就有352家，并包括該州10家最大銀行中的9家。20世紀80年代后期，美國的商業房地產價格驟然下降，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實行了《1986年稅制改革法》，該法逐步取消了曾經對大規模房地產建設起到促進作用的稅收優惠政策。另一方面是在部分地區，尤其是新英格蘭和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對商業建筑需求過于樂觀的估計，這些建筑主要是辦公樓和購物中心。許多銀行在房地產剛開始過熱時增加了對商業房地產的貸款，結果拖欠還貸現象增加，他們也品嘗了苦果。這不僅在美國的西南各州，而且在已經遭受打擊的新英格蘭及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引發了新一輪的銀行倒閉。

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此時不愿對大

銀行進行破產處理，也不愿給其投保儲戶及其他債權人帶來損失。這加劇了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自身的損失。根據與其他銀行監管機構達成的協議，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視這些銀行為“大的倒不了”的公司。首先，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害怕引起系統風險，即一家大銀行倒閉及其包括國外儲戶和其他銀行在內的大量儲戶所帶來的損失會引發人們對其他銀行發生倒閉的恐懼而產生擠兌現象。這樣，無論銀行經營是否有麻煩，都會增大倒閉實際發生的可能性，還會對整個金融領域產生不良的外溢作用，甚至波及宏觀經濟。同時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也害怕銀行倒閉會減少社會的貨幣及信貸量，損害就業，招來儲戶、管理層，股東、雇員甚至一些大借款人的政治壓力，這些借款人會害怕隨時要求他們償還貸款。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還擔心承認大銀行破產，將給其安全記錄帶來污點，他們希望推遲破產或者能為銀行贏得時間重獲清償能力，或者將倒閉的麻煩推給繼任者。另外，“大的倒不了”的原則在美國的大陸伊利諾國民銀行1984年失去清償力時被正式采納，這家銀行因給得克薩斯州的能源生產廠家貸款而損失巨大，這些貸款銀行又是從俄克拉何馬川倒閉的Pennsquare銀行購買來的。大陸銀行經營失敗時是全美第七大銀行。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并未使其按法定倒閉，而且給予幫助以保護該行所有投保與未投保存款的平價，保護該母行控股公司債權人的利益。此舉極大地加重了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費用，盡管后來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對失去清償力的大銀行實行了法定倒閉，并不再保護母行控股公司債權人，但它繼續保護經營失敗的大型銀行的所有儲戶以及視為“特殊而不能倒閉”的銀行的所有儲戶。在美國1987年至1989年間得克薩斯州倒閉的9家銀行，及1991年倒閉的新英格蘭銀行、華盛頓國民銀行其損失幾乎使美國聯邦儲備金面臨枯竭。

在考慮對銀行保險基金(BIF)進行資產重組的建議同時美國國會也開始考慮進行存款保險制度改革以降低巨額損失并消除銀行過度冒險而產生的“道德風險”問題。改革的焦點：當銀行開始出現金融問題時，監督部門即盡早進行結構性干預，在金融機構資本完全枯竭前提出解決方案，取消了“大的倒不了”的原則，根據銀行風險暴露程度給保費分級，以及限制賬戶的覆蓋面。許多改革措施都被寫入1991年年底出臺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改進法》。人們期待未來的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繼續在消除動搖整個銀行體系的銀行擠兌方面取得成功，同時又不會助長銀行的冒險投資行為和低資本率經營，而且期望對無清償力銀行的容忍政策能有所節制，該政策曾明顯地加重了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自身的損失。

三、我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應該借鑒什么

隨著我國銀行業改革的不斷推進，特別是西方金融機構在我國建立越來越多的分支銀行，我國居民過去那種無風險的存款方式已經不存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一個競爭機制和破產機制充分有效的銀行體系中，必須建立一個功能健全的存款保險機構來保證它的長治久安。由此可見，銀行體系必須引入存款保險制度，以防止發生大面積擠兌的系統性風險。

第一，建立銀行存款保險制度，讓商業銀行自己承擔風險成本。從公平的角度講，商業銀行如果自身不承擔風險成本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也不利于金融體系的完善和建設，政府不該承擔化解銀行風險的成本，更不應該通過稅收或鑄幣稅的形式向普通納稅人轉嫁。我國的銀行體系雖然不同于美國，但美國的存款保險模式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第二，建立類似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存款保險制度，有利于政府實施明確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銀行的風險要用市場經濟的方式加以解決。如果銀行的風險由財政撥款或由中央銀行再貸款(或用外匯儲備注資)解決，會使政府在進行宏觀經濟調控時喪失一部分自。在我國隨著銀行業對外和對內開放步伐加快，銀行間的競爭將日益激烈。如果國有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依然保持目前的資產狀況，那么政府對它們實施救助的頻率、范圍和成本肯定會逐漸增加。從長遠看，這是不利于完善我國金融體系建設的。

第三，存款保險可以有效防范銀行業的道德風險問題。實際上我國過去是沒有存款保險制度的，銀行不需要交納保費(零費率制)，并且存款保險實際上又覆蓋了所有存款賬戶。所以我國銀行業的“道德風險”問題要比實施明確意義上的存款保險制度的國家要嚴重得多。一個明顯的證據是，即使是我國那些內部治理結構較好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它們并不存在嚴重的歷史遺留問題)的平均不良貸款率也達到了6％，而美國商業銀行的平均不良貸款率則低于2％。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在沒有明確的存款保險制度的條件下，金融當局根本無法通過實行差別保險費率，調整最優存款保險額上限，實施保險金返還等政策措施來改善各銀行的“道德風險”動機。可以預見，如果金融管理當局不突破目前的這種制度安排，那么中央銀行和各級財政所承擔的償債壓力還會越積越重。這樣就使我國金融業在全球統一的金融大市場面前，形成很難擺脫的負擔。

第四，如果不建立完善的與國際接軌的存款保險制度，那么將來四大商業銀行改革的成果可能會大打折扣。在美國各銀行也無時無刻不面臨風險，但他們形成的機制是該保護的保護，該淘汰的淘汰。而我國目前缺乏存款保險制度，使經過股份制改造并實現上市的國有銀行依然缺乏風險管理的壓力，它們還會產生新的不良資產。

第五，建立完善的存款保險制度可以極大地減輕政府負擔。很明顯有了存款保險機制，會提前積聚一大筆常備資金，這筆常備資金不但可以大大減輕各級政府在未來某個時點，某些商業銀行發生危機時，實施救援。而且這筆巨額資金在籌集上，時間路徑上是均勻分布的，每個銀行都很容易承擔，特別是我國目前農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及城市商業銀行很需要這種機制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