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儒家思想的貢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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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 儒家思想 影響 意識形態

儒家是古代諸多思想學派之一。它的創始人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孔子。儒家思想的出現打破了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由“學在官府”到“私人講學”的轉變，使得傳統文化教育能夠傳播到整個民族。正因為這樣，才導致了儒家思想有了強大的民族群眾基礎，對舊時代的整個社會而言，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儒家思想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極為復雜，其內涵也極為豐富。在早期，儒家思想是由封建皇權逐步發展出的基礎理論和思想，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和講華夷之辨。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禮樂，后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影響。

一、儒家思想的變遷

儒家思想起于春秋戰亂年代。中國文明史經歷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

（一）儒家思想的興起

早在漢武帝之前，秦朝、漢朝都是以法家思想為政權的統治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后，加之漢字尚處于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以儒家思想為國家的哲學根本，杜絕其他思想體系。漢武帝采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此時，孔子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體的政策上將道家，陰陽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統治的部分加以發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漢代的儒家思想普及過程中，很多社會問題得到解決。儒家思想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國家，政治家們以此為根據，限制土地過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體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綱五常”，等政策。

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于法”，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蕩年代，軍閥割據，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蕩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當國家穩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后，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出了互相融合趨勢。

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后，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二）儒家思想的變遷

漢朝以后，歷朝歷代四書五經被無數次修訂，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學在魏晉時期演變成玄學。唐代政權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滲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時發展為理學，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現在所說的儒家思想，絕大部分來自宋朝的文獻。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對思想產生了很大的束縛。直到才取消了儒學的統治地位。

二、儒家思想對后世的影響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會影響在與它為封建統治階級創造了整套治理國家和社會的理論思想體系，并讓中國的統治階級成功的應用于中國的社會國家治理實踐獲得了封建社會統治中國二千多年的光輝人類發展社會史，這在全世界范圍內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是空前絕后的。也是中華民族以前現在和將來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國理論學說，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外殼，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會倫理思想，正是封建社會倫理觀從國家統治階級的高度期望出發將人們生活現實中的行為規范用通俗的語言--道德意識規范起來，讓農民成為社會道德思想的奴隸，而這種封建倫理觀作為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建筑社會意識中的最廣泛影響治理社會群眾基礎的核心，從而完成對國家社會雙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至今都還很明顯的。在韓國，信奉各種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倫理道德上卻以儒家為主。

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經典不僅是思想統治工具，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保存了豐富的民族文化遺產。儒家學說不僅在中國，在東亞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并對那里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篇2

一、儒家管理哲學新詮釋

從1840年起，我國社會形勢發生了巨大轉變，傳統文化不斷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沖擊，儒家思想也開始悄然發展，緊隨時展的新儒家思想破繭而出。康有為擇取西方文化中適合我國國情的部分，將其與儒家思想相融合，推動了；梁漱溟作為“中國最后一位儒家”，為糾正西方文化的不利之處，對儒家道德倫理進行了深入研究，是“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儒家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思想的轉變，雖各自解讀不盡相同，但儒家思想的本質卻未曾改變。康有為提出的“今文經學”是在董仲舒公羊春秋學基礎之上引申發展而來，梁漱溟的“新儒學”同樣未脫離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的儒學理論。當前，我國經濟、文化發展迅速，且日趨“現代化”，儒家思想若要輔以解決現代問題，如仍固守陳舊的理論學說，則實難成事。

管理現代化的核心特征就是高效。時代的轉變，主要以國家統治管理機構、模式的變化為特征。現代化是國家富強的保證，是軍隊兵力壯大的基礎，所以現代化之于國家的涵義便是經濟、政治、軍事三方面均實現現代化，這些都是基于管理而言的，因此，有效、高效的管理是現代化實現的前提條件。管理伴隨著人類的產生而出現，歷史十分悠久，包涵的內容也很寬泛，從對每個人的生活起居，到企事業、各類組織機構的活動，乃至一個國家的統治、運作，管理活動無處不在。我國人口基數較大，且幅員遼闊，如何將我國的人、財、物三種資源進行有效利用、合理分配，就切實體現了管理的藝術所在。

儒家思想自成體系，其中包含了很多理論思想的分支，管理學是其中較為重要的理論。王鼎曾在《近思錄集注序》中寫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集于孔子。孔子之道，著于孟子。”從中可以了解到，儒家思想的雛形產生于周代以前，最初由文物典章制度演變而來，儒家思想做為封建主義的衛道思想，一直受統治階級推崇，且蘊藏著諸多治國愛民的正面理論。這種對管理哲學發展起到極大促進作用的理論，應被重新詮釋，以符合當前社會形勢，用于解決現實問題。

二、“仁禮義”與新人本管理思想

（一）“仁”與“以人為本”

1.儒家“仁”的思想解讀。在儒家思想中，“仁”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從廣義的角度來看，“仁”是德的總括，包含了所有與德相關的內容；從狹義的角度來看，“仁”是人與人交流時的道德準繩，是情感上的規范，是人與人之間關系處理的情感與道德基礎。封建王朝在我國存在了三千年之久，期間涌現出諸多不同學派的管理理論，但在各類學派中，儒家思想長期處于難以撼動的主流地位。

在儒家思想產生之初，“仁政愛民”便成為其管理學說的主要內容。孔子構想的社會，是一個崇尚禮教、尊卑有序、和睦融洽的社會。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中，“仁”處于最為核心的位置，是人應具備的根本品質，“仁者，人也”“仁者愛人”等闡明了孔子對于人生修養的看法，是構成人這個具象物體所應具備的內在本質，是人的道德原則和思想意識，究其實質就是“以人為本”。與此同時，孔子還推崇“以德治國”，“德政”是仁君的評價標準之一，只有推行“德政”，才能得到百姓的擁護。管理著眼于大處便是治理國家，著眼于細微之處便是管理人，治好人方能治世。

孟子是“人本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他在對人的價值和尊重進行肯定的同時，強調人在政治中發揮著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他提倡人們通過對心志、筋骨、身體發膚的磨煉，使其銘記遵守社會規范，并通過自身勤懇的勞作，沖破萬難，使個人價值得以體現。孟子還提出民貴君輕的理論，愛民思想盡顯。同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說法對人們行事、做人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

2.“仁”與“以人為本”管理的關系。通用汽車公司總裁墨菲認為，一個企業成功的關鍵取決于人，因此管理者的一切管理活動應始終圍繞管理人來進行。儒家以“仁”為核心，處處都將“人”作為研究對象，認為“惟人萬物之靈”，與新人本管理提倡的企業要尊重人、激發人的創造性是統一的，這與儒家“以人為本”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以人為本”就是要崇尚“為政在人”。譬如說，索尼董事長盛田昭夫為“發牢騷”的員工排憂解難，中石油提倡員工主人翁的意識，宏董事長施振榮推崇與員工利潤共享等，這些案例都是“以人為本”思想在新人本管理中的具體應用。

（二）“禮”與學習型團隊

1.“禮”的心理契約解讀。“禮”是對社會規范的概況，其實質就是通過一系列規章制度，以確保社會能夠健康、有序發展，這即是“禮”在新人本管理中的應用。儒家思想中的“禮”能夠避免員工矛盾的產生，如企業在招聘新員工時，崗位說明書中，將待遇、工作內容、工作環境等進行詳細闡述，則在產生勞資糾紛時，企業和員工便有章可依，矛盾便迎刃而解。如果員工的工作行為都以“禮”為準則，則新人本管理模式就能夠順利開展。就企業而言，“禮”應為企業管理的核心理念。使員工從心理上對企業制度進行認可，使員工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作用。

2.“禮”在“人本管理”中的實證研究。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講究“人和”，在現代企業的人本管理中，人是管理的核心所在，而提及人便離不開人際關系。在企業當中，每個員工都將企業發展作為自己努力的方向，則企業便會形成一種凝聚力和向心力。儒家“人和”思想并不是指一味聽從，而是在和諧的氛圍下各抒己見。對于企業的成敗來說，團隊精神不可或缺，團隊精神能夠使企業聚成一股力量，全力發展。以海爾公司為例，優秀的團隊對海爾的發展至關重要，而團隊精神的形成得益于海爾的新人本管理理念。在新人本管理模式下，員工的積極性得到了極大的調動，員工為企業盡心盡力，企業發展自然既快且穩。

（三）“義”與新人本管理哲學

1.儒家“義”的思想解讀。“義”是我國倫理思想史中的一面旗幟，它的內涵和外延都十分豐富，春秋時期的《左傳》中“多行不義必自斃”，便可說明古人對“義”的重視程度。從廣義的層面上來看，“義”是道德義理，是倫理正義；從狹義的層面上來看，“義”是人們心中的一桿秤，是能夠衡量世事對否、判斷人們善惡、評價人們行為的一桿秤。

孔子在《論語》中明確提出，“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于比”，強調人應該好善而惡惡，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指的是君子想到的是社會道義，而小人卻只知道關心個人的利益得失，孔子認為“義”代表“公”，既代表社會群體的利益，又代表人的道德情操，而“利”往往代表是“私”，是個人利益，代表個體的欲望要求。個人的利益應當服從群體的利益，個人的欲望要求應服從于社會道義，這是他區分君子和小人的標準，也表明了他在義利之辨上的道義特色。

孟子對于“利”和“義”的取舍也有明確的闡述，在《孟子?告子下》中，“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在孟子看來，為人處世應該遵行義務在權利之上，當個人的得失與整體的利益相沖突時，應懂得取舍，以整體利益為重。同時這也揭示了生命的意義不僅僅是以實體的形式活著，而更需要展現生命的道德意義，只有將道德做為己任，為社會貢獻己力，才能使生命之樹常青，生命之花常開。孟子對于個人處世提倡先義后利，對于國家行為認為：“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認為治理國家時，也應該對人民施行仁政，而不是一味的盤剝，給予人民一定的私產利益，使其能夠安居樂業，這也是先義后利的一種體現。后世很多思想家也與孟子有同樣的觀點，比如荀子主張“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先義后利”“以義制利”。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如果重義而輕利，便是君子所為，而重利輕義則為小人作風，抑或無惡不作的劫匪。

2.新人本管理對“義”的解讀。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反映了孔子對于獲取財富的觀點。孔子認為追求財富是正常行為，但是需當以正常的手段來獲得，采用不道德的手段獲得財富是不可取的。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是說君子心中存公利，而小人僅在意一己私利。在現代企業中，企業管理者在追求財富的時候應做君子所為，將社會責任、道德觀念放在首要地位，義字當先，將社會和員工的利益放在首位，先人而后己。

3.“義”是新人本管理哲學的拓展。儒家的思想歷經千年而不消，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現代企業在管理過程中應借鑒儒家利益觀思想，將其融入企業管理中。盈利是企業生存之根本，但企業在逐利時，也應做到生財有道。陳光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企業家，在“5?12汶川大地震”后，陳光標身先士卒，帶著救援隊伍趕赴受災現場，向災民無償提供了過億元的財物。災難無情人有情，陳光標為所有的企業家作出了表率，他時刻銘記著自身擔負的企業家責任，盡力為社會分擔責任，福利事業開展得如火如荼。儒家“仁禮義”思想中主張“義”為上，在企業管理中，管理者應構建一套有效的激勵制度，將員工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不但要滿足員工對利的需求，還要加強對員工道德品質的教育。

三、新人本管理模式的深層次思考

儒家思想在我國已經盛行幾千年，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現代人本管理是對儒家思想的承襲，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企業管理的結合。我國傳統文化淵遠流長、博大精深，我國應致力于將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西方的優秀管理方法相融合，構建符合我國市場環境和企業發展的管理模式。

人本管理顧名思義，在管理中以人為中心，體現人的價值，凸顯人的重要性，在規范中進行管理、操作。人本管理作為現代化的管理理念，究其本質就是要尊重人、重視人和發展人。世上所有科技、財富、生產力都集結了人的管理和勞動，人是古代文明的創造者，是現代文明的踐行者。因此，在管理中，應愛護人、關心人、理解人，將“以人為本”作為企業管理的信條，使以人為本隨處可見，這是現代人本管理的內在要求。人本管理業已成為人類管理發展的標志性理念。

“仁禮義”是儒家思想的重點所在，而現代企業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也需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這與儒家思想的先義后利高度契合。在現代企業中，經濟目標和社會責任應一同實現。在企業管理中，應努力塑造具有“社會人”和“文化人”雙重屬性的員工，員工不僅應具備個人情感，還應在工作中進行自我管理，具有對社會的責任心和對工作的自覺性。此外，還應將“仁”用于管理中，用“仁”來引導員工追求真善美，使其愛己愛人，熱愛工作崗位，將自己的前途與企業相聯，提升企業的凝聚力，在實現經濟效益的同時，體現社會價值。

篇3

人并不是獨立的個體， 而是與他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如今社會中， 護士和患者這兩個特殊的群體在相處的過程中經常發生護患糾紛， 而醫院80%的護患糾紛都是由于溝通不良或溝通障礙所造成的[1]， 因此良好的護患溝通是維持良好護患關系的重要手段。而護理工作者在學習和應用護患溝通的技巧當中， 應在接受西方的溝通思想和溝通方法的過程中， 融入中國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 使患者感受到優質的護理服務， 促進身心疾病的康復。

1 儒家的核心理念對護患溝通的重要影響

1. 1 “仁義”理念對護患溝通的影響 所謂“仁”， 就是對他人的愛心， 即“仁者愛人”。愛誰呢？首先， 是愛自己的親人， 即“親親為大”；其次， 要敬事自己的老人進而敬事別人的老人， 愛護自己的孩子進而愛護別人的孩子， 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護士更把這種愛心運用在患者身上， 減輕其痛苦， 即“推恩足以保四海”在和諧美好的護患關系下開展護理工作。

1. 2 “忠恕”理念對護患溝通的影響 儒家強調“忠恕”。所謂“忠恕”， 可以概括為這樣兩句話：“盡己為人謂之忠；原己宥人謂之恕。”就是說， 盡自己力量為他人、為社會作貢獻， 稱為“忠”；將心比己地寬待他人稱為“恕”。關于“忠”， 孔子的名句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意思是：自己要想站穩， 就要讓別人也能站穩；自己要想通達， 就要讓別人也能通達。關于“恕”， 孔子的名句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意思是， 自己不喜歡的事情， 就不應當強加于人， 遇事要將心比己。顯然， 這正是今天所謂“換位思考”。“忠恕”思想的教育是讓護士在工作中能熱愛自己的工作， 關愛自己的患者， 不斷修煉自己的道德修養和道德品質， 影響并決定著護士對待護理工作及患者的根本態度， 以及護士的行為舉止和工作質量[2]。當護士遇到患者因為生理或心理上的病痛而導致的過激言行時， 護士應該理解患者， 給予必要的幫助和心理支持， 使患者在痛苦中得到安慰。

2 儒家的處世原則對護患溝通的影響

儒家強調“聞道”， 即追求真理。孔子的名言是：“朝聞道， 夕死可矣。”意思是：人生最重要的意義在于追求真理， 哪怕早上明白了真理晚上就死去， 也是值得的。對于護士， 應該熱愛護理事業， 熱愛患者， 應該把奉獻護理事業、患者的安危放在最高位置上的， 才會涌現出越來越多的“南丁格爾”和在非典期間犧牲“葉欣”護士長。才會在目前緊張的護患關系中取得患者的信任。

3 儒家的財富觀念對護患溝通的影響

儒家對榮華富貴之類很不看重， 甚至相當鄙薄。他們一致主張， 生活應當節儉， 物品應當愛惜。孟子宣稱：“為富不仁矣， 為仁不富矣。”意思是：追求富有的人， 不可能仁愛；躬行仁愛的人， 不可能富有。目前護患比例嚴重失調， 據中國 2004 年底的統計數據顯示， 我國護理人員隊伍將近130萬， 與13億人口相比， 大約是1：11000， 而發達國家的比例是5.7：1000， 在世界排名中倒數第三[4]。目前國內護理人才嚴重緊缺， 國家衛生部優質護理服務標準明確規定普通病房護患比是1：8， 而實際上1名護士通常要照顧14名甚至更多的患者， 要完成繁瑣大量的護理工作， 她承受的壓力和風險是巨大的。而護士的社會地位及收入遠遠與她的付出不成比例， 正是受了“為富不仁矣， 為仁不富矣”的價值觀的影響， 護士才能在自己的崗位上無怨無悔的工作。

4 儒家的和諧主張在護患溝通中的影響

儒家與整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樣， 特別強調上應天理、下合人倫、貫穿于萬事萬物之根本的一個“和”字。這個“和”， 乃和平、和解、和睦、和諧、和樂、和美、和合、和祥之謂。這種“和”的思想， 在中華民族儒、道、佛、醫、易的諸多典籍中， 不僅隨處可見， 而且正是所有這些典籍的靈魂所在。護士在與患者接觸， 交流溝通的過程中， 應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互相關心、互相愛護， 準確把握人和事的分寸和火候， 護士在護患溝通的方面才能與患者保持和解、和諧的狀態。

護患溝通是一門特殊的藝術， 是護士綜合素質的集中體現[5]。中國的護患糾紛繁多， 而儒家思想體現了護患溝通中的核心思想， 需要護士認真學習和體會， 根據儒家思想找到更符合中國思維的的護患溝通方式， 以“仁愛”之心關懷照顧患者， 以“忠恕”之心進行換位思考， 感受患者的痛苦和所需， 盡心盡力為患者提供優質的護理服務。綜上所述， 儒家思想對于規范護理行為， 提高護士核心能力， 滿足患者需求， 做好護患溝通， 促進護患和諧等方面起到了非常總要的作用和意義。

參考文獻

[1] 洪永毅，方珍.護患溝通技巧.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4：1.

[2] 姜小鷹.護理美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6：143.

[3] 譚秀瑜.護理技術實驗教學中護生形象美的培養.中國護理雜志， 2007， 4（7）：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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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儒家孟子亞圣孝悌仁義悖論

〔中圖分類號〕B22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4）10-0001-05

今天人們已經習慣了用“孔孟之道”作為“儒家”的代名詞，因此也很少深入反思一個具有思想史意義的重要問題：在孔子去世之后那么多的著名儒者中，為什么從韓愈起的儒家主流學者偏偏挑選了一個在當時并不怎么特別起眼的孟子與作為“至圣”的孔子相提并論，乃至最終在儒家的“道統”內賦予了他（而非顏子、有子、曾子、子思、荀子等人）以“亞圣”稱號呢？本文試圖圍繞儒家思潮的兩大支柱理念――“孝”和“仁”，對此做一些初步的探討。

一

要想從核心價值的層面找尋儒家思潮區別于中國乃至世界上其他任何文化思潮的最獨特之處，恐怕非“孝”和“仁”這兩個概念莫屬了。這一點集中體現在：盡管古往今來的儒者們曾經提出和闡發了大量都有儒家特色的概念（諸如“誠”、“敬”、“天理”、“良知”等等），但如果說去掉其他概念，儒家仍然還有資格叫做儒家的話，一旦去掉了孝和仁之中的任何一個，儒家卻再也不可能成其為儒家了。有鑒于此，要找到孟子何以成為亞圣的內在原因，自然也應當首先從作為儒家命根子的這兩個支柱理念入手。

周公雖然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理論家，但作為儒家思想的先驅，他已經論及了“孝”和“仁”的問題――雖然對二者的重視程度有所不同：一方面，他只是在“予仁若考”（《尚書?金》）的自我評價中，單純提到了“仁”這個字而沒有加以闡發；另一方面，他又極大地強調了“孝”的重要意義，甚至還在“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尚書?康誥》）的命題中，將其說成是人生在世的終極性“元善”。作為周公的真誠景仰者和儒家的真正創立者，孔子比周公前進了一大步，第一次從哲理高度深入探討了這兩個概念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

先來看“孝”。孔子一方面從“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論語?陽貨》）的角度出發，頗有說服力地揭示了子女理應對父母盡孝的血親理據，另一方面又直接繼承周公將“孝”視為“元善”的看法，反復強調了它在道德生活中的源頭意義：“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論語?泰伯》）。結果，以血親之孝作為人倫道德的本根基礎，便成為了儒家思想的一大特色。事實上，在孔子的門生中，“其言似夫子”的有子便指出：“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明白把“孝”說成是“仁之本”，而據說撰錄了《孝經》的曾子則進一步將其提升到“天下之大經”（《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的重要地位予以彰顯。

盡管不是孔子的親炙弟子，孟子在這個關鍵問題上一點也不比有子和曾子遜色，毋寧說更富于創造性。首先，他把“愛親敬兄”說成是人們生下來便擁有的“良知良能”（《孟子?盡心上》），從而無需訴諸“子生三年”的血親事實，就充分彰顯了孝悌規范的天經地義。其次，他不僅把仁義道德的實質內容統統歸結為孝悌，主張“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孟子?離婁上》），而且還百尺竿頭更上一層，在駁斥墨家夷子“二本”說的時候特別強調“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孟子?滕文公上》），明白將父母視為人生在世的唯一本根，并且從中得出了“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孟子?離婁上》）、“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的著名結論，十分清晰地把“孝”說成是人之為人的本質所在，以致主張任何人一旦缺失了它，便不再具有作為“人”的道德資格了。也正是由于孟子的這種原創性首倡，在后來的主流儒家思潮中，“孝悌”作為“元善”才不僅構成了“仁之本”，而且構成了“人之本”。所以，在涉及血親情理精神的這些重大問題上，孟子可以說都的確是“發孔子所未發”，為儒家思潮做出了獨一無二的理論貢獻。

二

再來看“仁”。與只是點到為止的周公不同，孔子不但在哲理高度上清晰地賦予它“愛人”的內涵，而且也更充分地肯定了它的價值意義，將它擺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強調，以致儒家思想常常又以“仁學”著稱。這一點特別體現在他的下述命題之中――“茍志于仁矣，無惡也”（《論語?里仁》）：人們只要有志于“仁”，就不會在道德領域內做出任何“惡”的事情來了。事實上，只要在“不害人”的前提之上來理解“愛人”之“仁”，這個命題可以說是人類思想史上第一次把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不可坑人害人，應當愛人助人”的質樸信念確立為評判一切道德善惡的普適性標準，明白主張：任何沒有坑人害人、而是愛人助人的行為在道德上都是“善”的，任何沒有愛人助人、而是坑人害人的行為在道德上都是“惡”的，從而成就了人類道德意識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偉大歷史進步。劉清平：《忠孝與仁義――儒家倫理批判》，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4～50頁。

不過，雖然也提出了“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泛愛眾”（《論語?學而》）等見解，孔子畢竟還沒有彰顯“仁愛”適用于所有人的普遍性意蘊，也沒有清晰地指出“仁愛”對于“不害人”前提的依賴。同時，顏子雖然在踐履仁德的方面十分突出，據說出自子思之手的《中庸》雖然強調了“仁者人也”，但他們也都缺乏足夠扎實的理論建樹。能夠完成這些任務的儒者不是別人，又是孟子。

首先，孟子特別強調了“仁者無不愛”（《孟子?盡心上》），從而無所不包地展示了仁愛針對每個人的群體性內涵。其次，他還明白主張“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孟子?盡心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公孫丑上》），從而通過“仁義一體”的途徑，有效地彌補了孔子沒能自覺指出“仁愛”以“不害人”為前提的理論缺失。尤其是他在獨樹一幟的“心性”理論中提出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等見解，更是將普遍性的仁愛直接建立在看到他人受到傷害便會生發出來的惻隱同情的基礎之上。誠然，孟子在這些方面也從倡導“兼愛”和“公義”、反對“別相惡交相賊”、主張“殺一人謂之不義”的墨子那里汲取了一些思想資源；張岱年曾指出：“墨子最崇尚義，孟子的注重義，將義與仁并舉，大概是受墨子的影響。”（《中國哲學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268頁）。不過，這種借鑒并不足以抹煞他自己對于儒家理論做出的重大原創性貢獻。

進一步看，在孔子那里，“孝”與“仁”這兩大支柱理念之間已經存在著某種反諷性的悖論了：一方面，他試圖以血親孝悌為基礎實現泛愛眾之仁；另一方面，他又通過“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等命題，將孝悌凌駕于泛愛眾之上，要求人們在出現沖突的時候不惜以放棄普遍性之仁為代價也要維系特殊性之孝，結果實質性地違反了他自己確立的“志仁無惡”的道德標準。

絕非偶然，在孔子之后，又是孟子最有原創性地展現了孝與仁之間的這種深度悖論，因為他不僅把血緣親情說成是君子安身立命、實現仁愛的唯一本根，而且還把維系這個唯一的本根說成是人生在世的頭等大事，明確主張“事親為大”（《孟子?離婁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孟子?萬章上》）。更有甚者，他還通過贊美大舜圣王在“瞽瞍殺人”的情況下將其“竊負而逃”（《孟子?盡心上》）、在弟弟無才缺德的情況下將其“封之有庳”（《孟子?萬章上》）的舉動，要求人們在出現沖突的時候為了維系本根至上的慈孝友悌，不惜否定惻隱仁愛的倫理規范，乃至從事徇情枉法、任人唯親等腐敗舉動，結果同樣實質性地違反了孔子確立的“志仁無惡”的道德標準。劉清平：《“美德還是腐敗？――析〈孟子〉中有關舜的兩個案例”》，《哲學研究》2002年第2期。

綜上所述，孟子不僅比孔子更充分地強調了“孝”的特殊性維度，而且也比孔子更充分地強調了“仁”的普遍性維度，結果不僅比孔子更充分地展示了傳統儒家的核心價值，而且也比孔子更充分地彰顯了兩者在儒家架構內所陷入的深度悖論。

三

如果說孟子在孝和仁及其悖論性關系的問題上都大大發展了孔子，那么，其中主要又是哪種因素直接導致他被后世主流儒者納入道統、奉為亞圣的呢？細究起來，應該說是孟子在普遍性仁義觀念方面做出的無法替代的原創性理論貢獻。

在孟子之前，不但周公和孔子，而且有子、曾子、子思等人，都已經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肯定了血親孝悌本根至上的終極地位。因此，孟子雖然在彰顯其唯一性方面確有創新，但畢竟還難以說成是鶴立雞群。相比之下，只有在普遍性仁義的問題上，他才真正以獨樹一幟的方式實現了理論上的原創性突破，不僅實質性地超越了偏重親身踐履、缺乏觀念建樹的顏子，不僅實質性地超越了重視孝超過仁的有子、曾子、子思等人，而且還實質性地超越了儒家的開山鼻祖孔子本人，因此屬于最明顯最深刻的“發孔子所未發”。在孟子之后，雖然荀子和董仲舒也因為大力推崇“禮義”和“三綱”的緣故在儒家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們卻又流露出強調“忠孝”勝于“仁義”的片面性，甚至還在很大程度上用“忠孝不能兩全”的倫理悖論替代和遮蔽了“仁孝不能兩全”的倫理悖論。從這個角度看，在孔子去世之后的一千多年間，雖然獻身儒學的人士難以數計，卻只有孟子一人真正原創性地發展了孔子的“愛人”之“仁”觀念，不但將其推擴到“無不愛”的普遍性之端，而且還將其與“不害人”之“義”內在地結合起來。

唐代韓愈第一個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點。在《原道》中描述儒家“道統”的時候他曾明白指出：“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③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198頁。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不但沒有提到與孔子關系更緊密、同時身為孟子師長輩的有子、曾子、子思等人，而且也以不屑一顧的口吻貶抑了當時頗有名氣的荀子、揚雄等人。在《與孟尚書書》中，韓愈更是明白點出了孟子超越他人的“精詳”之處：“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③所以，毫不奇怪，他在《原道》中最強調的兩句話便是：“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眾所周知，韓愈撰寫《原道》的主要目的，是想通過“排佛抑老”的途徑維系傳統儒家的正統地位。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因為從孔子那里也很難找到像“惻隱”觀念和“心性”理論這樣足以與佛禪倡導的普遍性“慈悲為懷”、“直指人心”的見解相抗衡的思想資源，他才會公然撇開這一千多年間的眾多顯赫儒者于不顧，沙里淘金地單單挑出了孟子這位將仁義原則推擴到普遍性之端的儒者，把他說成是孔子思想的唯一接班人――所謂“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②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198、199頁。

盡管宋明儒家對于韓愈說的“博愛之謂仁”也有一些微詞，但由于同樣承擔著“排佛抑老”的歷史使命，他們也只能是別無選擇地照著他首倡的“道統”講，在孔子之后首先從孟子那里汲取種種精神養料和理論資源，憑借彰顯“仁理”或“仁心”的“理學”、“心學”，來對抗佛教“慈悲”觀念以及道家“齊物”觀念向儒家提出的嚴峻挑戰。對此他們也有著清醒的認識：“孟子有功于圣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②事實上，朱熹在選編《四書》的時候，之所以獨具慧眼地在專門記錄“子曰”的《論語》、高度提綱挈領的《大學》和富于哲理意味的《中庸》之外又挑中了《孟子》一書，卻毫不手軟地把先秦其他儒家論著（包括大名鼎鼎的《孝經》）統統棄之一旁，主要就是基于這一考慮。

不過，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或許是下面的事實：盡管《四書》中也收錄了據說分別為曾子和子思所撰的《大學》和《中庸》，盡管他倆都是無可爭議的孟子師長，并且與孔子的關系應該說更直接更親密，但兩千年儒家思想史上獨一無二的“亞圣”桂冠在經歷了一番曲折之后，最終還是以“舍我其誰”的方式落到了只能算作孔子遠房弟子的孟子頭上。無需廢話，單憑《孟子》一書的篇幅最長，肯定不足以解釋這個奇異的現象；只有訴諸它包含的遠比《大學》和《中庸》更富于原創性的思想觀念，我們才能找到個中隱藏的玄妙天機。

從這個角度看，孟子之所以能在從先秦直到唐代的萬千儒者中異軍突起、一枝獨秀，成為儒家思想史上唯一有資格能與孔子相提并論的人物，榮登“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亞圣”寶座，絕非只是出于偶然地由于韓愈等人的一時興起，毋寧說是儒家發展脈絡的邏輯使然。換言之，即便韓愈等人當時沒有把孟子納入“道統”，后世肯定也會有其他儒者出于儒家發展脈絡的內在需要，不惜舍棄孔子的眾多親炙弟子、再傳門生乃至血脈嫡孫，單單挑出當時看起來并不怎么起眼的孟子，作為綿延孔子思想的頭號傳人。原因很簡單：只有孟子才以后世儒者繞不過去的原創性方式，繼承發展了孔子首倡的普遍仁義觀念。

四

盡管孟子憑借他在普遍仁義觀念方面的原創性貢獻成為儒家思潮當之無愧的“亞圣”，但如上所述，他也沒有因此消解、相反還進一步加深了仁與孝在儒家架構內陷入的內在悖論。只是強調孟子的普遍仁義觀念在“排佛抑老”方面的理論效應的韓愈和宋明儒者，當然就更不可能跳出這種悖論性架構而否定傳統儒家的血親情理精神了。結果，對于儒家來說，仁與孝這兩大支柱理念的張力沖突也因此構成了一個具有思想史意義的根本問題，以致歷史上的所有儒者都沒法繞開它們之間的深度悖論――就像他們沒法繞開孟子做出的原創性理論貢獻那樣。

從兩千多年的儒家發展史看，不僅察覺到、而且試圖克服這個悖論的第一位儒者，當推現代新儒家的頭號代表人物熊十力。他在“衰年定論”中反復指出：雖然孔子五十歲后轉而“同情天下勞苦小民，獨持天下為公之大道”，但其早年卻積極倡導“以宗法思想為主干”、偏重“天下為家”的“小康禮教”，并且極大地影響到了孟子荀子以及宋明儒學（見《原儒上卷?原外王第三》、《六經是孔子晚年定論》）。他還一反以往主流儒家的通行定位，別出心裁地認為孟子比荀子更狹隘更固蔽：“孟子、荀卿同是堅守小康之壁壘，與大道學說之主旨根本無可相容。孟子最頑固，宗法思想狹隘一團。”（《乾坤衍?辨偽》）而他為此給出的論證恰恰是：“孟氏似未免為宗法社會之道德訓條所拘束，守其義而莫能推，則家庭私恩過重而泛愛眾之普感易受阻遏”（《論六經》）；“孟子主張以孝治天下，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六經是孔子晚年定論》）；“曾、孟之孝治思想……其賊仁不已甚乎！”（《原儒上卷?原學統第二》）徐復觀雖然不同意熊十力對于孟子孝治論的激烈批評，卻也提出了某些類似的看法：孟子關于“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的見解是“非常有害的說法”，“容易發生流弊”（見《徐復觀文集》第1卷，《文化與人生》，李維武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3頁）。顯而易見，在這些論述中，熊十力已經敏銳地揭示了以普遍仁義為主旨的“大同之道”與以血親孝治為主旨的“小康禮教”之間的張力沖突。

當然，熊十力對孔孟的批評也有某些偏頗之處。先就孔子來看，便不存在早年堅持小康禮教、晚年倡導大同之道的歷時性二元對立；毋寧說，他早年就積極推崇“仁者愛人”的倫理觀念，晚年也沒有放棄“君臣父子”的宗法思想，兩者在其理論架構中始終保持著悖論性的關系。再就孟子而言，雖然他一方面的確在“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的命題中以極固蔽的形式呈現出小康禮教的“賊仁”傾向，但另一方面也以極開放的形式將“仁者無不愛”的大同理念發展到極致，從而不僅比很少談到仁愛問題的荀子更包容，而且也比沒有論及“惻隱”、“不忍人之心”的孔子更深刻，并且恰恰由于這一緣故才得以成為儒家的“亞圣”。不過，盡管存在種種缺陷，熊十力試圖通過這些批評找到一條消解儒家仁孝悖論的途徑，還是充分體現了他作為20世紀最富于原創性和批判性的儒家大師的理論特色，同時也因此真正奠定了他在現代儒家思想史上同樣繞不過去的里程碑地位。

篇5

關鍵詞：儒家思想；圖書館；人力資源管理

一、儒家思想對現代圖書館人力資源管理的滲透

（一）儒家創始人孔子提出以“仁”為核心的倫理道德思想。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愛人”確立為最高道德標準。孔子還系統性地闡述了他所向往的理想化的君子人格，并相應的提出了一系列人格修養理論與方法。在孔子《論語•雍也》中：“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道出了理想的人格形象。（二）從古至今，個人修養方面都要求一個品格高尚、禮儀修養高雅的人具備“文”與“質”的兩種素質，言談舉止應該與內在的美好品質相統一，兩者不可偏不可廢。這是儒家思想與現代圖書館人力資源管理貫通之處，儒家思想一直受到各個時期思想家的重視與推崇，并且獲得新的闡述與弘揚，與在各個方面都講創新的這個時代有更多的契合之處。例如，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新加坡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飛速發展，受到世界的普遍關注，就曾從儒家思想中汲取營養，融合到本國國情當中。（三）中國已從計劃經濟穩步跨向市場經濟，在社會轉型與企事業單位轉制態勢下，儒家理想人格思想的內核與價值并未褪減，依然對現代企事業和人力資源管理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儒家思想中的重道、明德、信義、崇禮，與現代圖書館倡導的“以人為本”、“傳承、弘揚歷史文化精髓”是相通相融的，銜接著歷史與未來。就現代圖書館的發展來看，管理模式有很多種，人力資源管理模式也根據圖書館的管理模式而不斷更新調整。儒家思想與人力資源管理相結合，這是必需的也是完全可以實現的與西方有著文化差異的中國現代圖書館人力資源管理的思想資源與科學模式。

二、儒家思想對現代圖書館人力資源管理的負面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地區、各高校圖書館都結合自身經濟實力，為應對社會變革、滿足讀者需要做出大跨度調整，許多創新型的管理思想和方法誕生，可這并不意味著傳統落后的思想會退出當前。（一）現代圖書館人力資源管理提倡民主時不可忽視地存在一言堂。中國歷史上很長時間是封建帝王專制管理，戰國時期的孟子曾力主“民貴君輕”，但這種“愛民”、“為民”之說沒有得到封建帝王的實質性認同，反倒是封建社會嚴重的宗法等級觀念影響下的高度集權制的管理方式得到不斷延續。從圖書館的發展演變來說，每個階段、每個時期，在館長負責制的圖書館管理狀態下，“管理層”在自己的任期內都會提出一些屬于個人決策的、缺乏全面的調研的創新主張，為所謂創新而創新，甚至在“贊同”與“反對”已經嚴重失衡狀態下依然“力排眾議”去執行，導致重復建設，或者建設的毫無意義，甚至建設未完成就已經夭折，浪費人力、物力、財力。圖書館已經從傳統的紙質圖書管理演變發展到以讀者為導向，以讀者的需求為服務目標，從被動提供服務向主動挖掘服務內容以應對隨時而來的服務內容、服務目標、服務形式。但是，在圖書館的運營管理以及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管理制度圈定的條條框框，對管理民主化依然產生壓制。員工在家長制、一言堂情況下，有才華的、敢于直言者被拒之門外，或者隨大流，唯唯諾諾。（二）圖書館運營中偏重人情化、弱視法制化管理。儒家管理思想表現在當代企事業管理機制上，常以非理性的倫理道德觀念為原動力，過分重視人情管理，忽視規章制度的作用。現代圖書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管理層對員工的管理，員工對讀者的管理環環相扣，在“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下，各項工作、各項服務都要在規章制度約束下進行，而不是完全的員工想如何便如何，讀者想要什么就是什么。對極個別員工或者讀者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或是違背規章制度的行為，不能把“以人為本”套在嘴頭上，而要有章可循、有章必循實施管理，不能因為害怕局部的“惡意差評”擾亂大環境的有序運行，否則，表面的和諧無法長久掩蓋問題的實際存在，而問題的積壓會讓問題越來越膨脹，在某時期某時刻，導火索的點燃必然引發大爆炸。（三）圖書館創新型服務理念下趨向為“零”的利益觀。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則進一步把“義”與“利”對立化，認為“利”是引發個人作惡和社會動亂的總根源，提倡“利”必然會危機“義”。至宋明禮學，更是直接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我國絕大部分圖書館是由國家財政撥款建設，為社會為讀者提供近似無償的服務，它的公益性質讓投資者、管理者一直以來以“絕對正面形象”自居，不敢正視“利益”的存在以及“利益”的獲取。圖書館的存在，有投入就必定有產出，作為產出的絕大部分是服務讀者、服務社會而產生的社會效益、公眾效益，這奠定了圖書館根深蒂固的正面形象，為了維護這一形象，管理層忽略了圖書館應得的收益，或是避諱不敢談及這實際上存在的利益。圖書館在創新型服務過程中，為個人或小眾提供了大量的個性化、便宜化、深層次的服務，而這個性化、便宜化、深層次服務所耗費的人力、物力、財力遠遠高于為群體讀者提供的普遍成本。而對于這一塊兒是否收費，收多少，怎么收，圖書館完全可以直視這份收益，并且把這份收益合理化分配，或進行硬件、軟件的再投入及維護，或用于對員工的獎勵機制，激勵員工樂于思考，敢于進取，避免員工在工作中大腦局限于慣性運作，缺乏自主，缺乏創新。在這個問題中，要糾正“義”絕對蓋住“利”這個長久以來存在的錯誤，也要把握分寸，避免“利”字當前偏離了“義”，把為讀者、為社會服務的宗旨演變成各種掘金手段。（四）圖書館普遍存在重均同、輕個性現象。一直以來，我們都在強調團結協作、共建和諧，這種管理思想以大局至上為基準觀念，團結協作并不代表回到大鍋飯時代，這與西方國家比較強調個性和個人積極性的管理思想并不矛盾。圖書館是一個員工眾多、崗位劃分眾多的服務機構，在圖書館內部管理機制上，普遍重視均同、公平，對競爭、貢獻、績效沒有足夠的重視，表面上說是打破“大鍋飯”，其實仍在一口鍋里混，在人力資源管理上由于沒有有效的激勵措施，員工還處在給活兒就干，沒活兒等分配狀態。對人力資源管理形成壓制的主要是圖書館的管理制度落后，圖書館在管理制度和方法上趨于共同，缺乏特點。長期以來，儒家的這種“求和去異”管理思想，造成了人們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抑制了員工的創新性思維，約束著員工的工作方式，圖書館以及員工缺乏生機與活力。

三、儒家思想在圖書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應用

（一）儒家思想“仁治”的應用。“仁治”就是從根本上關愛人、尊重人、發展人、快樂人，就是圖書館當前注重的“以人為本”，在管理方面應該從人的本性出發，正視人性的優點，但不忽略人性的弱點，在人與物之間重人輕物。圖書館在運營中、在人力資源管理中，都要體現出這種精神，從根本上關愛員工，激勵員工，獎懲有度。（二）儒家思想“禮治”的應用。儒家的“禮治”就是推崇上下有序、尊卑有度、親疏有分、長幼有別，推及到組織管理中，就是講究建立起有組織有秩序的構架，明確職責分工，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組織的流程與制度，員工各司其職，使得各級組織管理規范化、系統化。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管理將毫無績效可言。（三）儒家思想“人治”的應用。我國如今是法制社會，與封建社會時期君主帝王的“人治”截然不同。即使是法制社會，“人治”也依然穿插在內，孔子曾說過：“為政在人”，聰慧的有魄力的一個管理層，他們在研究、修訂規章制度時，在確定各崗位人力資源配置時都會做出合理規劃、正確任命，在組織構建、制度構建、文化構建中，“人治”強調的是重視人的作用。圖書館作為一個服務單位，管理層對基層在法治的基礎上實施“人治”，而每個員工在各自崗位上能夠明確各自分工與責任，在面對服務對象時，依據章程完成各自分工，又可依據章程在每一個突發小范圍事件中，“法治”、“人治”相結合，果斷迅速處理、善后，不必層層推諉，從而防止辦事效率低下，負面影響層層擴大。儒家講究“人當其次、人率其位、人盡其用”，因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與人是有區別的，人是有賢能、正直與昏庸、邪惡區分的，推及到組織管理中，就是要求通過人力資源管理的科學方法，把員工做到優化分配、合理使用。

四、結束語

中國有著數千年的文化積淀，儒家思想有著其獨特的利與弊，圖書館作為一個信息文獻的收集、儲備和傳播機構，在自身的管理運營、人力資源配置上，都需要理論聯系實際，把儒家思想和現代管理相融合，借鑒差異，吸納優秀，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服務平臺。

主要參考文獻：

［1］劉磊，王浩.圖書館核心價值研究———基于儒家思想的實證分析［J］.圖書情報工作，2011.23.

［2］賀紅梅.儒家文化精髓對圖書館構建和諧環境的啟迪［J］.時代文學，2009.6.

［3］張勇，時雪峰，劉艷磊，王蘭萍，陳萍秀.借鑒儒家人文思想，構建高職院校圖書館組織文化［J］.成都航空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1.

篇6

【關鍵詞】儒家思想;現代企業管理

1.儒家管理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積極意義

1.1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仁學”管理思想的基本管理原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對于現代管理文化的建設具有借鑒意義。“仁學”管理思想始于遠古堯、舜、禹、湯的先人們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文化傳統。孔子只不過是中國遠古以來就已經產生了的道德統治和禮樂文化的繼承者和傳播者。換言之，道德管理文化產生于中國有文字記錄以來的遠古文明時代，經孔子加以弘揚和發展成為系統的“仁學”管理思想，并成為中國傳統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管理原則而延續到現代。“仁者愛人”、“為政以德”、“修己以安人”這樣一些范疇和管理原則，反映了中國社會傳統文化基本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其發揮作用的根本機制在于協調人與人的關系和行為，其管理驅動力就在于管理者以“仁愛”之心去對待他人。從狹義講，“仁學”管理思想是處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的管理原則。

1.2儒家管理思想彌補了科學管理以來的缺陷

“仁學”管理思想對于緩解現代西方個人中心主義價值觀念所帶來的精神危機，彌補西方管理文化的根本缺陷，促進人類新型管理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仁學”的管理思想，對于長期浸染于理性化、制度化和物欲化的西方管理人群來說，無疑是極為向往的精神需求。因此，以孔子“仁學”管理思想為特質的東方倫理管理文化，對于變革西方文化為背景的現代西方管理理論的基本構造，緩解個人中心主義價值觀念帶來的精神危機，彌補西方管理制度的根本缺陷，改善西方社會的人際關系，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參照作用。

2.儒家思想在企業管理的作用

2.1儒家“重視人倫和諧”的思想可以創造企業良好氛圍

個體總是生活在群體中，如何處理個體與群體的關系，是儒家思想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儒家非常重視人類生活的群體性，并以倫理關系解釋群體生活的特征，強調人倫和諧。其主要人倫思想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講求以和為貴，重視不同事物之間的和諧統一。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和視為處理人際關系的準則。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強調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和為貴的思想，是積極地看待自然和社會中的差異，分歧和矛盾，提倡發揮不同個體各自的積極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整體的和諧與發展。二是講求“仁者愛人”。仁是孔子確立的最高道德準則，其核心是愛人，即對人的關心和尊重；為仁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與人；三是強調“五倫十義”，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要維系人際關系的和諧，就要明確每人在不同倫理關系中的位置，及相應的權利和義務，將其以適當的行為準則與道德規范確立下來；四是要求“知禮以立”“克己復禮”。“禮”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制度化體現，主張在等級秩序之下協調人們的行為。孔子認為社會要安定團結，個人要發展完善，沒有禮的約束熏陶是不行的。19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使西方國家乃至全世界在驚嘆之余開始探索“東亞經濟奇跡”的原因。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赫爾曼·卡思首先明確地以儒家倫理來加以解釋，并稱日本與東亞“四小龍”為“新儒教國家”。日本筑波大學高橋進教授在分析日本企業經營與儒家思想之間的聯系時說，日本企業的組織原則為“集體主義”“終生雇傭”和“年功序列制”；組織倫理強調忠誠，孝順、智慧，否定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其中“集體主義”體現了“禮”“和”，“終生雇傭”體現了“仁”“孝”，“年功序列制”體現了“禮”“五倫十義”。美國環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兼大英百科全書主編弗蘭克·吉布尼則認為，日本將中國古老的儒家文化與戰后的美國企業引入的現代經濟觀念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運用，形成東西合壁的“儒家資本主義”，以人為中心的“人力資源思想”，“和諧高于一切”的人際關系，這才是日本經濟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2.2儒家“育人為本”的思想可以提高企業人才素質

重視教育是儒家思想的另一重要特征。儒家思想既重視教育的社會作用，也重視教育在個人發展中的作用，《禮記》中《大學》篇“格物、至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著名論述說明了儒家進行教育的過程和步驟，也表明了儒家對教育作用的看法:通過對事物、人心的了解(格物、至知)做到樹立正確的倫理觀念，不為各種私欲邪念所動搖(誠意、正心)，從而形成完善的人格(修身)這是教育對個人發展起的作用；在此基礎上每個人都積極促進各自家庭的和諧美滿(齊家)為國家的安定繁榮作出貢獻(治國平天下)這是教育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孔子“因材施教”“有教無類”“循序漸進”“舉一反三”“性相近，習相遠”等諸多教育理念從古至今對人類的影響、教育都有著重大意義和作用。“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這是聯想集團總裁柳傳志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該企業創造了完善的人力資源教育培訓制度，遵循著循序漸進、不斷更新崗位的原則讓每個擔任不同職務從事不同工作的員工都受到相應的階梯式的教育培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重視對人力資源的培訓教育，重視“資本知識化”，把培養人才比做“縫鞋墊”與“做西裝”，首先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一步一個臺階，培養出很多復合型高層管理人才，不僅使企業的整體素質不斷提高，觀念不斷更新，而且對整個社會素質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影響。

在人力資源管理的全過程中，教育培訓是基礎的、根本的環節，培訓如何做事、教育如何做人對企業的影響雖然不是一朝一夕可見到的，但卻為企業的發展壯大打下了深厚堅實的基礎。世界上沒有一個企業能夠不依靠各領域的人才而躋身與尖端企業中，也沒有一個企業能夠不通過學習—探索—創新就長久不衰的，并且企業中每個個體素質的提高還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因此教育培訓人才應成為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使命。

2.3儒家“以德為先”的思想可以引導企業文化傾向

注重個人道德修養和自我完善是儒家思想的一貫主張。《大學》開篇中就提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孔子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是要求先做人后做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仁是儒家思想的最高思想境界，認為“能行五者(恭、寬、敬、敏、惠)于天下，仁矣”，而“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末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等觀點也是要求人們自我約束自我完善才能處理好同他人的關系。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的“仁學”管理思想雖然產生在古代封建社會之中，并且服務于其時的當政者，但是這種以人為本的軟性管理理論具有珍貴的普世價值，尤其在如今物欲化的現代社會中更具有積極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楊仲山．美日企業文化比較．企業經濟，1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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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儒家思想；和諧社會

中圖分類號：B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5）08-221-01

實現社會和諧，始終是人類不斷追求的一個社會理想。進入21世紀后，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全局出發，明確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并將其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我國歷史上有過許多有關社會和諧的思想，特別是在儒家和在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思想中“和”有著豐富的內涵，包括和諧、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義，蘊含著和以處眾、和衷共濟、政通人和、內和外順等深刻的哲學思想和理念。縱觀儒家的和諧思想可以看出它包括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個人自身的三重和諧統一。

自孔子起，經過歷代學者的努力，儒家積累了豐富的人生智慧和歷史經驗。它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起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啟發我們：人與自然應和諧相處

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提供了有益參考。“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這一學說的宗旨就是要求人與自然保持一種和諧統一的關系。孔子雖對天有一種極深的敬意，但他并不認為天是神。孔子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大何言哉！”宋明理學在總結前人“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礎上，進而發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學和人生哲學體系。

人類在過去的若干世紀里，由于對生態規律的忽視，已嚴重破壞了地球的生態平衡。現代工業文明的迅速發展，雖說大大改善和豐富了人類的物質文化生活，但當我們忘記了科技實踐活動應具備的生態倫理意義時，其功能就會被功利所扭曲，從而導致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態倫理思想在此是充滿智慧和具有意義的。

二、儒家“人和”思想啟發我們：人與社會應和諧發展

儒家“人和”思想由來已久，它們把“和”視為處理人際關系的一個準則，并欲以“中庸之道”化之。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就是以人與人之間矛盾的調和來求得社會矛盾的緩和，為了實現《尚書?堯典》中的“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的“人和”的理想模式，孔子倡明仁教，提出了仁、義、禮、恭、寬、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一系列旨在實現“人和”、實現社會和諧的道德原則。而在現實中在與人相處、調節人際關系時，則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也就是講究“忠”“恕”之道。這樣在協調好了人與人的關系時才能達到社會的和諧。而《禮記?禮運》中所描繪的有著和諧的人際關系，和平寧靜“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則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社會。

在現代社會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矛盾，這些矛盾的解決與否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甚至關系到社會的安定、團結。

三、儒家關于個人自身和諧的思想啟發我們：應使社會成員獲得真正自由的發展

儒家和諧社會的理想是建立在個人道德修養提高的基礎上，因此儒家特別重視個人自我身心內外的和諧。它通過提高個人自身的道德修養來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從而使社會成為一個和諧的理想社會。儒家認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生死和富貴不是人力可以追求到的，也不應成為追求的目標。而是應“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就是要追求學問的增長和自身道德水平的提高。因此，孟子說：做人應該“存其心，養其性”。一個人如果要保存他的本心，修養他的德性，以實現天道的要求，一定要修養自己，保持和天道的一致，這就是安身立命了。

四、儒家文化的倫理思想對家庭和社會和諧穩定具有現實意義

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家庭、親族、種族、國家、社會等組織形式，為了保證這些關系的正常運行，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倫理思想，即使在現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孔子認為在家庭關系中，應該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順；在鄰里及社會關系中，應尊老愛幼、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在國家生活中，應“君義臣忠”，即君要守君道，臣要忠于國家。當年齊景公問政于孔子之時，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儒家的這些倫理道德思想，在維護中國封建社會的成長和鞏固中國社會秩序的安定方面，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當今世界功利主義盛行，高科技帶來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資訊發達、生活節奏加快造成急功近利的心態，人際關系冷漠，個人精神空虛，認同感危機，道德觀念淡薄，暴力事件、吸毒、搶劫、欺詐、電腦病毒攻擊和商業犯罪行為等橫行。現代化過程在相當程度上是以犧牲人道精神、人文關懷、人的精神性和道德性為代價的。科學技術迅速發展和人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并沒有促進人的快樂指數的增長，相痛苦指數在許多發達國家有增無減。人作為具有理性的群居動物，需要一個充滿溫馨和人文教養及和諧的人際關系的社會，而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諧和的社會正是儒家的追求。

總之，儒家文化面對當今世界的種種矛盾和沖突依然有所作為，它仍然有自己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式和態度，還會貢獻出自己的智慧，我們期待著儒家文化在現代社會的進程中不斷展。

參考文獻：

[1].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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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強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儒家思想把個人的成長同國家和社會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認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以天下為己任”（《南史?孔休源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德責任感，“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的愛國精神，“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騰文公下》）的英雄氣概等，都是思想品德教育的絕好教材。這些教材有助于樹立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培養他們積極向上，努力為國家、為民族、為社會做貢獻的社會責任感。

二、培養學生的良好品格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所謂“仁者，愛人”，就是將別人看作是與自己一樣的人，有了這一前提，才能超越利己的天性，關愛、同情、尊重他人。這種良好的品格正是我們的教育所追求的：使學生通過學習，學會關心他人，為社會履行責任。

三、培養學生的刻苦學習精神

孔子說“學而不厭”，強調學無止境。他告誡學生，“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為政》），“數十年來，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并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教師要讓學生理解這些語言所蘊含的深刻含義，了解古人做學問的精神，使學生能有所感悟并內化為自身的行動，刻苦學習，努力追求。

四、促進學生學習質量的提高

孔子在學習方法上提出學思并重的原則，強調在學的基礎上發揮思維的作用，認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意思就是說，只注重學習而不注重思考，就有可能被知識的表象所蒙蔽；只注重思考而不注重學習，就有可能因疑惑而更加危險。這一學思并重的原則使學生認識到在知識獲取的過程中思考的重要性，使他們在進行科學研究時敢于創新，敢于質疑。

五、學以致用

孔子認為：“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意思是讀了詩文三百篇，交給他政治任務，卻不能完成；派他出使四方各國，也不能獨立應對；即使讀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隱含的意思就是，教給你詩文三百篇，目的就是要讓你有能力去完成政治任務，有能力去出使應對四方。由此可見，他認為學習要學以致用，教育要培養對社會有用的人才。在現代教學中，課堂外的航模、電腦、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興趣小組活動，暑期的社會實踐考察等都體現了這種思想。因此，教師要注重培養學生運用知識、適應社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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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要】孺家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主體，而儒家文化的核心，體現為它的倫理思想，儒學就是以倫理為中心的文化。和各種現象都含有正負兩面性一樣，儒家思想也有其精華的方面和糟粕的一面，并且儒家倫理思想在當代仍然具有很高的價值。因為儒家文化涉及的方面頗為廣泛，僅僅就精華的方面也不可能全面闡述，本文從儒家思想對于個人理想的形成、對于和諧的人際關系的形成、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等幾個方面做了簡單的分析。

    儒家文化積淀了中華民族兩千多年的智慧，總體來說是積極的，但在具體方面也有歷史的局限性。儒家文化對于我們民族心態的形成乃至全世界的發展和變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價值。

    1.儒家倫理思想和個人理想的形成

    中國從計劃經濟發展到現在的商品經濟社會，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隨著物質生活的極大改善，很多人思想變得浮躁，喪失了前輩人艱苦奮斗的作風，出現了精神危機，功利主義急劇惡性膨脹。現在甚至有一些中學生、大學生出現了炫耀比富心理，好像自己吃的比別人好，穿的比別人好就覺得有了值得驕傲的資本。作為祖國希望的年輕一代，如果越來越多的人抱有這種思想，我們國家的未來何在?我們應該樹立遠大的理想，把自己寶貴的精力用在有意義的事情上。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孔子曾經說過: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要克己、慎獨有理想。人若沒有理想，就失去了生活的航標，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幢一天鐘，這樣會浪費自己寶貴的生命，會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其實節約資源，也包括節約個人腦力資源，儒家文化中的“天地之間人為貴”，人是社會生產力的創造者，一個國家只有擁有具有較高理想，較高素質的人才能永遠前行，才有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現在評價一個國家是否進步的標志不是人口數量而是人口質量。因此，我們要從自身做起，做一個有理想的人，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2.儒家的“仁者，愛人”對于現代和諧人際關系形成的意義

    儒家思想的核心為“仁”，孔子說:“仁者，愛人”。只有愛人才能得到別人的愛，才能有和諧的人際關系。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因此社會上億萬家庭的和諧對于一個社會來說至關重要。在一個家庭中夫妻兩人是家庭的核心，夫妻的關系與家庭的幸福休戚相關。今天的離婚率逐年增長，固然一方面顯示了人的自由，但是對于社會的長足發展來說有很大的影響，要想擁有和諧的家庭，發揚儒家的修身思想就顯得特別重要。孔子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愛人”等思想對于夫妻關系同樣有益。對于家庭中的父子關系，儒家主張父慈、子孝。其實父子關系中，父親作為長輩，也應該尊重子女，不能家長專制，自己要修身、以身作則，給孩子樹立良好的榜樣。家庭中的婆媳關系歷來不容易處理，孟子主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要把自己配偶的老人當作自己的老人一樣孝順，對一個家庭的和諧也是不可缺少的。

      “以身作則，正人正己”，這是儒家講究道德教育有效性中反復強調的一個方面。孔子提出正人正己的觀點，認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強調教育者只有以身作則，才能帶動他人。荀子也十分注重“正己”和“修身”，特別指出“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從上行下效的角度說明正人正己的重要性。在現代思想教育中，我們仍然主張教育者必須高度重視自身形象。教育者的自我形象如何，直接影響教育的效果，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對受教育者都是一種暗示，可以引起他們的效仿意向，也可以引起他們對教育本身的抵觸。現在有些思想教育活動效果不好，也往往是因為教育者自身素質不高或其所為與其宣傳的“大道理”相去甚遠。

    推己及人，將心比心，這是儒家道德教育提倡的一個重要原則。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先立人，己欲達而先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這種推己及人，將心比心，充滿尊重、理解和寬容的心理換位法，有助于實現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溝通，增強教育的針對性。教育者對受教育者的教育是以雙方平等、真誠交流為前提條件的。如果教育者自以為是，憑空妄測，強加于人，無疑會阻斷雙方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因此，現代思想教育應提倡尊重人格、理解情感、寬容異己，將自己置于教育對象的心理位置上，去觀察體驗和思考問題，這樣才能有的放矢的開展工作。

    對于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孔子的修身思想，“仁者，愛人”思想同樣重要。另外孔子主張過猶不及，要給對方留出足夠的個人空間。《論語·季氏》之中主張交友原則有三:首先，朋友說話時，不要搶話說。其次，不要有話不說—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再次，要有眼色—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瞎子。即“知之才謂之智”，交友就要對人有所了解才行。

    只有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社會的發展才能有和諧的氛圍。

    3.儒家義利觀和杜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傳統義利觀是儒家倫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儒家道德教育的核心內容。“重義輕利，以義制利”是儒家倫理思想的基本傾向。孔子認為，“君子以義為上”(《陽貨》)。他主張一要“見利思義”(《憲問》)，“見得思義”(《子張》)，要以“義”來制約個人的私欲。二要見義勇為，“見義不為，無勇也”(《為政》)，三要不做不義之事，不謀不義之財，“不義而富且貴，與我如浮云”，“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贊揚“君子喻于義”，批評“小人喻于利”(《里仁》)。我}i7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要獲取利潤的，做生意是為追求富裕生活的，但一定要靠自己的誠實勞動，要遵紀守法，以正當途徑和手段來盈利，而不能唯利是圖，搞假冒偽劣、見利忘義，坑騙消費者利益。

    儒家的這種見利思義的道德觀念對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仍有現實意義。在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當今社會里，我們不僅應高度重視個人利益和人們的物質生活狀況，同時也應該重視社會的整體利益和人們的精神生活。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發展，乃是中國現代社會的唯一出路。現在有些人在義和利的天平上失去了平衡，只講私利，無視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當官不是一心做人民的好公仆，而是利用職權貪污受賄，把權利當作肥己的手段。如果各級領導干部不是以民為本，不懂荀子所說的“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的道理，損害群眾利益，一定會阻礙國家的發展。

    4.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杜會的可持續發展

    儒家學派認為人不能脫離大自然而生存，認為天、地、人同源，并提出“天人合一”學說。這里所說的  “天”是指大自然等客觀存在及其發展規律，“人”是指人類社會，“合一”是指人類對以“天”為代表的大自然的認識與適應，人類的活動應該符合自然界的規律。這就是“天人合一”的生態倫理思想。這種樸素的辯證唯物的觀點，在當今社會，仍有其不可估量的價值。

    多少年來，人類一味的強調“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總是無節制的向大自然索取，造成了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現在大氣臭氧層的消失已導致出現了臭氧洞、氣候的逐年變暖已導致南極冰雪覆蓋面積的減少，以及無節制的排放廢氣、污水已嚴重的造成了大氣、河流的污染等等，這些已經造成了生態的不平衡，如果再不引起人民足夠重視的話，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將成為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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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管理；儒家；“善”；人性

中圖分類號：B244.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9-0053-02

現代由于科技和信息的飛速發展，經濟全球化帶來了管理全球化和本土化管理的矛盾，加之長期利益最大化的目標也在另一個方面暴露著西方管理學的弊端。所以現代管理必須有一個新的方向。本文就儒家思想中“善”進行分析，發掘其對現代管理的積極作用和影響。

一、性“善”

管理學從最早期的管理思想、古典管理理論、科學管理理論、行為科學理論到當代管理學與東西方管理學的互動與融合，經歷了漫長的歷程。而對于人性的假設一直是管理學思想的重要條件，從斯密、法約爾等人的“經濟人”假設，到行為科學理論的“社會人”，馬斯洛“自我實現的人”，馬克思“全面發展的人”和現代管理的“復雜人”，以及當代管理實現中的“博弈人”和“文化人”。不管是經濟學還是管理學，作為行為管理科學都是以人性假設為基礎的，因為在每一項決策和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有某些關于人性本質及人的假設。而且管理是人本管理，它不應該是對人性的壓制，而是對人性的張揚。如果不研究人性，就不可能把管理做好，要針對不同的人進行不同的管理。這樣管理才會有效率。

中國古代的人性論思想，尤其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經典——儒家思想，整個體系就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之上。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治人”，儒家十分重視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儒家認為天地間家人是最寶貴的。既然是管理人，必然從最基本的人性來分析。孔子《陽貨》中提出“性相近，習相遠也”。這包含這人性善惡的萌芽，具有發端意義。這里關于人性的善與惡，孔子并沒有展開解釋，只是說人的本性原來差不多，只不過由于環境和教育習慣不同，而使人的習性差別越來越遠。對于人雖然“性相近”，但是并不完全相等，而是有不同的等級之差，由于智慧、認知能力的先天性而分為不同等級。

到了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中，其認為“人之初，性本善”，這是孟子關于人性的學說，繼承孔子的學說，從“性相近”發展為“性本善”。孟子的性善論，首先從人性出發，提出它是區別人與動物的本質屬性。孟子認為人之所以區別于動物是因為人具有“人”的本質。這就是作為人所持有的善德，仁、義、禮、智四種美德。他認為人性的四種德是與生俱來，人皆有之的共性，從而主張人性平等。而這些先天的善的萌芽，就是“善端”。從這里可以看出孟子的思想是一種精神到物質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而擴充善端，主要來自于個人主觀的修養，通過自我追求以達到善的目的。

而荀子關于人性的觀點與孟子相反，他反對孟子的“性善論”，提出“性惡論”。他認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人性不是天生就有的，而只能是作為人的形體、感官的自然本能屬性。而不是以孟子的天賦的倫理道德觀念的人性。人性的物質欲望是本性，如果不加以節制肯定是“惡”的。至于善則是后天的人為努力的結果。荀子把惡放在人的本望上，而把善放在后天的認為中，看到了善與惡的對立。因此他提倡“化性起偽，積善成德”。從這里可以看出孟子和荀子實質都不是張揚人的自然性，而是教化人性善的方面，賦予規范和約束的必要性。

孟子的性善論、荀子的性惡論和美國的麥格雷戈的X- Y理論有相似之處。X理論是人性本惡，認為人們有消極的工作原動力，人們的工作本性是被動的。所以應該用各種方式加強監管措施。Y理論是人性本善，認為人們積極的工作原動力，主張用人性激發的管理，使個人目標和組織目標一致，會趨于向工人授予更大的權力，讓員工有更大的發揮機會，以激發員工的工作積極性。X—Y理論闡述了人性假設與管理理論的內在關系，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在實際工作中，人們不可能存在著工作懶惰和勤勉的本性，人們的工作積極性主要還是決定于人們在工作中能、責、權、利是否能夠統一。所以對于加強工作監控還是松弛的管理方法都應該采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儒家關于人性的觀點與主張對于現代管理的人性管理有很重要的作用。相對于西方的X—Y理論有一定的先進性，因為他在一定程度上教化人向“善”，這樣個人有了“善”對于人際關系的調整有著重要的積極作用。

二、仁“善”

人際關系是人與人之間通過相互的交往而建立起來的心理關系。在組織管理中，良好的人際關系有助于團結。團結是組織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相反，沒有團結互助的精神，組織就缺乏凝聚力，維持組織生存和發展的感情關系就會破裂，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沖突就會加劇，試問一個組織像一盤散沙似的，如何能夠承受住困難和挑戰呢？但是如果成員之間的感情融洽、關系和諧，他們就能相互支持、相互幫助，齊心協力地工作。可見人際關系的好壞直接影響著組織管理效率和組織效益的好壞。

在儒家的“善”關于人際的關系的理論的是“仁”，“仁”字是二人，原指兩人關系，尤其在春秋時期應用更加普遍，孔子看到春秋戰亂，民不聊生，提出為政以德，寬厚待民，施以恩惠，有利爭取民心的政治方略，即指仁慈的統治措施，讓統治者寬厚待民。在論語中，有109個“仁”字，作為道德原則使用有大約105次，足見其在孔子“善”思想中的地位，而“仁”最基本的是“愛人”。子曰：“愛人”就是愛人，相互關心，互相體諒，幫助別人，同時人要自重自愛。這種愛人是廣泛的，不僅在家族、貴族、城邦、還要推廣到普天之下。這種愛和西方基督提倡的博愛有相似之處，都是提倡廣泛的愛別人，相互幫助，相互關心。但西方更強調無私，無階級，沒有等級差別。“仁”的實質作用是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緩和各方面的沖突和矛盾，使社會安寧。在不同的階級中“仁”發揮著它的不同作用，在貴族和統治階級內部，仁使他們協調一致，維持原有的等級和特權。在貴族和勞動者之間仁使前者寬厚，后者恭順。在一定程度上讓統治階級更好的統治。但是孔子的仁具有一定人道主義，它提倡泛眾愛，把一切人其中包括奴隸當人看，這也是其進步的一面。

西方的企業管理中，過去一直非常注重目標、制度、結構、戰略，缺乏對正確價值觀的強調；注重強調企業經營的非道德性和法律的制約，忽視倫理規范的激勵和約束作用；片面地把個人視為追求最大化利潤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關注個體的私人利益和短期利益，忽略對利益相關者、環境保護、社會整體利益等關系的協調。與西方管理思想相比，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管理思想則更強調以人為本，突出對人自身的關注及對人類的終極關懷、突出普遍和諧是管理活動的核心。這是儒家思想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儒家思想在企業管理中能夠存在的理由。

儒家以人為本，崇尚“仁者愛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自己的意愿強加于人，而“仁”的最高境界“己欲立而立于人，己欲達而達于人”，在企業管理中就是要求管理者在管理整個企業的員工時，采取思想疏導、道德教化的手段，對員工要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滿足員工精神方面的需要，只有先讓員工有所得，才能讓員工心甘情愿、齊心合力地為公司作出貢獻，這樣，管理者才能實現其管理的目的，提高公司的利潤、創出業績。管理者要認識到人是管理的主體。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因此管理者要設身處地為員工著想，將心比心、推己及人，讓員工真正感覺到自己是企業的主人，從而更自覺自愿地為企業服務。

三、和“善”

只有正確認識和引導人性的“善”和正確處理和調節人際關系，才能達到管理的“和”也即管理善之美。儒家向來重視“和”，在《論語·學而》中提出了“以和為貴”的命題，以及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是通過各種不同因素的差異互補來尋求整體的最佳結合，而“同”不講差別，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沒有自我，這是不可取的。孟子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他還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即人心向背看做是統治者是否具備“人和”的基本條件。管理的五大職能的目的是實現各要素的最優組合與和諧運作以達到過程最優效率和收益最大化。管理不僅是各要素和各功能之間的和諧，更是一種精神與文化的和諧。過去管理以追求最大經濟效益和利潤最大化的工具性管理，實際是對管理的一種誤讀。這種管理與管理戰略的全局性和長期性發展相違背，只能使管理走向失衡，企業的管理走向死角，只有讓失衡的管理重新回歸和諧，實現和諧管理，體現和諧精神，才是現代管理學發展的新方向。管理學的這一和諧走向，賦予了管理學以全新的和諧內涵。

在以人為中心的管理大趨勢中，儒家的以人為本，以和為貴，強調人際關系協調的管理思想，比西方唯理性主義的科學管理方法更適合于現代社會的需要。一個企業要使自身處于最佳發展狀態，團隊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培養一支充滿團隊精神的高績效團隊，是企業決策層的管理目標之一。要盡可能使該支隊伍趨向于有著共同的目標和期望，有著相近或類似的觀念、信念、價值和行為規則，以致形成一種共同的行為模式，團結進取。

其培訓的著眼點不僅在提高員工的個人能力，更要讓員工對公司和企業文化的認同，這樣才能把理念傳達給合作伙伴和客戶，以及整個醫藥行業。堅持以人為本的和諧管理方針，辦公室注重人情味，以孔孟之道和儒家思想為根基，弘揚中國傳統美德，培養德才兼備的人才，將這些思想灌輸到全行業，進行規范行業秩序以達到良性循環。在激勵方面注重員工的物質保障和福利的同時，激發員工愛國愛家愛公司的熱情等等。這種正是現代社會的企業所學習和運用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