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論文范文10篇

一、加強農田基本建設，防止返貧發生

農村出現返貧現象，多數是由于自然災害造成的。例如，2003年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農村貧困人口不降反增的一年，2003年農村貧困人口為2900萬，比2002年增加80萬。由于2003年我國自然災害發生頻繁，全國農作物受災面積4386萬公頃，比上年上升15.4%，其中成災面積3251.6萬公頃，比上年上升19%，絕收面積854.6萬公頃，比上年上升30.3%，造成當年全國農村有1540萬人返貧，占當年2900萬貧困人口的53.3%。所以自然災害嚴重是2003年農村貧困人口增加80萬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農村貧困地區抗災能力較弱也是造成返貧現象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針對貧困地區基礎設施薄弱、抵御自然災害能力較差的實際情況，農村扶貧工作必須高度重視農田基本建設，扶持貧困戶創造穩定解決溫飽的條件，才能從根本上改變貧困地區生產、生活條件，抵御因自然災害等原因造成的返貧發生，鞏固來之不易的農村扶貧成果。

二、加大扶貧資金監管力度，確保扶貧資金合理有效使用

近20年來，隨著國家財力的增強，我國政府安排的專項扶貧投入不斷增加。2000年中央各項扶貧專項資金達到了248億元，與1980年相比，增加了30倍。我國政府安排的扶貧專項資金累計達到了1680多億元，其中財政資金800多億元（含以工代賑資金390多億元），信貸扶貧資金880億元。按照中央要求的配套比例（1996年以后為30%-50%），地方政府扶貧投入的力度也相應加大。這么多扶貧資金的投入使用，貧困地區是否做到扶貧資金合理有效使用，能不能達到預期效果，值得關注。

又根據國家審計署消息，2004年國家審計署審計21個省（區、市）592個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的扶貧資金，發現用于平衡預算4.28億元，用于買車和彌補行政經費等1.5億元；扶貧貼息貸款投向不合理，主要投向交通、工業、電力、通訊等基礎性和競爭性行業，而扶持農戶的小額貸款逐年減少。根據上文所述，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速度明顯減慢，但中央和各級政府的扶貧資金卻是逐年增加，也就是說，我國扶貧資金的投入使用，結果并不盡如人意，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摘要:精準扶貧的法治保障主要體現在立法與司法兩個方面。為了保障精準扶貧的順利實施，中央扶貧立法十分必要。中央立法需要在地方立法實踐的基礎上，根據精準扶貧的指導思想，在立法上明確或者規范“誰來扶”、“扶持誰”、“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監督”等問題。司法相對立法而言，在精準扶貧法治保障中的作用應該是次要的、輔助性的。司法除了降低職務犯罪的發生以防止扶貧資源的不當漏出，還可以通過恢復正義、人權保障、司法監督的方式減少、預防貧困現象的發生和增強扶貧的針對性，為精準扶貧的順利推進減少難度和阻力，從而提供全面的司法保障。

關鍵詞:準扶貧;法治;中央立法;司法;全面保障

黨的報告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精準扶貧思想是其重要組成部分。中央提出，到2020年實現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指的是絕對貧困人口的脫貧，而相對貧困的問題又會隨之而來。鑒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縮小貧富差距，減少發展的不平衡是以后我國政府工作的重點，所以，扶貧工作會長期在路上。目前，精準扶貧的法治保障顯然已經成為法學界一個重要課題，需要進行理論研究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從法理的角度講，法治保障應該體現在立法、司法、執法、守法這些環節，但由于我國目前扶貧領域總體處于立法缺失狀態，所以執法、守法這個兩個環節無法納入本文的研究內容。精準扶貧追求最大限度減少貧困情況的發生和扶貧效益的最大化，它強調瞄準效應，不但要瞄準貧困對象，還要瞄準貧困原因、瞄準扶貧資源的效益。不可否認的是，違法犯罪是導致貧困情況發生、扶貧資源不當漏出的重要原因，有必要加強精準扶貧的司法保障。基于此，本文將精準扶貧的法治保障限于立法與司法兩個方面。

一、學術回顧

近年來，出現了不少針對扶貧立法研究的學術成果，筆者目力所及，主要限于學術論文。由于這些成果大都發表在2013年之前，缺乏從精準扶貧的角度對中央扶貧立法具體問題的研究，此研究的不足與客觀原因有關，因為精準扶貧理念是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調研扶貧工作時首次提出。有學者從精準扶貧的角度進行了一些立法方面的思考，一致當前我國扶貧立法是是依法治國的內在要求、是建立精準扶貧長效機制的重要保證并且已經具備了立法的可行性，這種認識十分到位，為我們的后續研究提供了基礎。但當前究也存在以下不足:研究內容比較單一，不夠全面，僅集中于地方扶貧立法保障，沒有從精準扶貧的角度清晰論述中央扶貧立法的必要性，如張靜認為將精準扶貧的有效落實局限于地方扶貧立法的創新。［1］再如楊秀麗認為由于精準扶貧處于困境要依法扶貧，依法扶貧是不是僅靠地方立法扶貧就夠了，并沒有從精準扶貧的順利實施需要中央立法的保障來探討。［2］此外，學界對精準扶貧法治保障的研究主要限于立法領域，司法保障的研究相對薄弱，并且對精準扶貧司法保障的內容相對狹窄，主要圍繞如何預防與打擊職務犯罪展開研究。預防和打擊職務犯罪可以有效減少扶貧領域的腐敗現象，防止扶貧資源的不當漏出，提高扶貧資源的利用效益。但這樣的研究就顯得不夠全面和深入。但在我看來，精準扶貧的司法保障不限于此。當然這種研究的片面化也許是受到了實務界的影響，如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在全國檢察機關、扶貧部門集中加強和整治預防扶貧領域職務犯罪專項工作會議上指出，通過開展為期5年的集中整治和加強預防扶貧領域職務犯罪工作，保障扶貧資金落實到位，為如期實現脫貧攻堅目標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環境。基于此，需要深化對精準扶貧司法保障的研究，提高司法者的相關思想認識水平，以促進精準扶貧的司法保障能夠全面到位。

二、精準扶貧的中央立法保障

農村貧困對我而言是一個沉重的話題，有時，我會故意回避它，因為我沒有勇氣再次觸及這個問題：我感覺到了個體在社會面前的弱小和無奈，也感覺到了我的思考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然而，我卻無法真正忘懷它，因為我是一個從貧困農村走出來的孩子：我不會忘記童年生活過的鄉村，也不會忘記每次回家之后所看到的蒼涼的畫面。當我忙忙碌碌的時候，它沉淀在了我的心底，而我空閑的時候，又禁不住去思考它。我想掙扎著逃脫，卻發現已經深陷其中。現在，我不得不回顧曾經走過的路，不得不對曾經思考過的問題進行重新思考，好像是在“還債”。

——作者題記

農村貧困與貧困線的制定

建國后，不論在時期還是在時期，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方針下，加之政治運動此起彼伏連年不斷，農民的生活水平都沒有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從1952－1978年間，農民人均消費糧食幾乎沒有什么增長，1952年為191.5公斤，而1978年也僅為195.5公斤，20多年間僅增加了4公斤。更有甚者，1959年的災荒持續了近20年：在整個六七十年代，農村人口消費糧食水平一直未達到1952年的水平；直到78年的豐產以及其后的體制改革，農村才徹底消除了60年代初期災荒的陰影（劉文濮和吳國寶，1997：54－5）。從以上的數字中我們可以看出，改革開放前，農村人口中的基本消費水平是極其低下的，甚至可以說農村人口的溫飽并沒有得到滿足，農民或處于直接的饑荒中或處于饑荒的陰影中。

伴隨著肇始于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80年代在農村的普遍推廣，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加之這一時期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及國家投資的明顯增加，農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1978－1985年間農村貧困人口從2.5億減至1.25億，每年平均減少近1800萬，農村貧困人口發生率也由30.7％降到14.8％，而按世界銀行的估計每年平均減少2300萬（參見劉文濮和吳國寶，1997：67－8；陳俊生，1998：488）。然而好景不長，1986年農民收入首次出現下降，此后農業經濟在政策的搖擺中又陷入了艱難的歷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

在這種背景下，國家制定了農村絕對貧困線，以幫助農村走出貧困的境地。需要指出的是，國家制定的貧困線并不是固定不變的，事實上，我國曾出現過多個貧困線，而且，貧困線的標準也不斷提高。最早的貧困線是在1984年提出的，當時確定的絕對貧困標準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幣120元以下。1985年，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建議，按1984年不變價格，戶人均純收入200元作為貧困線，這個絕對貧困線在后來的扶貧實踐中經常被采用。1988年，國家統計局采用人均純收入與基本生存費用相比較的方法，得出中國農村戶人均純收入260元為該年的絕對貧困線（參見李強主編，1997：118）。而在2000年，農民解決溫飽的標準是人均純收入625元，也就是說，該年的絕對貧困線是625元（參見《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

[摘要]本文從扶貧審計的實施背景入手，結合審計項目實際，重點研究國家審計在精準扶貧中發揮的作用，同時指出扶貧審計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改進建議。

[關鍵詞]國家審計;精準扶貧;作用

一、扶貧審計的實施背景

黨的十八大以來，把扶貧、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任務，提出要堅決實現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開啟扶貧工作新局面。黨的報告指出“要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按照“十三五”規劃要求，到2020年實現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區域性整體貧困得以解決。在具體扶貧工作中，按照“中央部署、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總體要求，各級政府部門要將幫扶措施落實到每一名貧困群眾。截至2018年，全國脫貧成效顯著，已有6300多萬人口實現脫貧，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審計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本質屬性上看，國家審計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項基礎性制度安排，能夠預防、揭示、抵御國家治理中出現的各類問題，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石。從特點功能上看，國家審計接觸部門多、了解情況多、實地核查多、上下聯動多，通過審計可以了解各方情況、發現問題漏洞、提出意見建議。中央審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出，要拓展審計監督廣度和深度，加大對黨中央重大政策措施貫徹落實情況跟蹤審計力度，加大對重點民生資金和項目審計力度。扶貧工作是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的重要環節，是農業農村事業最大的民生任務，加強扶貧審計是體現國家審計本質屬性、發揮審計功能、落實審計職責的必然要求。

二、國家審計在精準扶貧中的作用

精準扶貧是一項由多部門聯合開展的系統工程，國家審計由于其本質屬性和功能的特殊性，在扶貧工作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助力貧困人員的精準識別。精準識別是精準扶貧的首要前提，是實現“扶真貧、真扶貧、真脫貧”目標的基礎，識別貧困人員數據是制定扶貧政策、落實幫扶措施的重要依據。在實際操作中，對貧困人員的認定實行屬地化管理，具體由市縣部門開展，通過“個人申請—提供材料—民主評議—審核審批—公示公布—檔案管理—事后監督”等環節進行認定。在認定過程中，市縣扶貧部門大多停留在對上報材料真實性、完整性的審查，并未關聯匹配其他部門掌握的數據，導致最終認定的貧困人員名單不精準。審計在核查中，將多個政府部門提供的信息數據與現有貧困人員數據進行核對，以核實貧困人員的認定是否精準，如將貧困人員數據與工商部門企業注冊數據、稅務部門繳納個人所得稅數據、財政部門財政供養人員數據、公安部門死亡人員數據、交警部門車輛登記數據、住建部門房產登記數據等分別進行核查比對。經過比對，發現貧困人口中存在經商辦企業人員、高收入人員、財政供養人員、已死亡人員、擁有高檔轎車人員、擁有商品房人員等情況。（二）規范教育補助的精準發放。扶貧先扶智，要解決貧困地區代際傳遞問題，教育普及是重要方式和有效手段。教育扶貧主要針對農村貧困家庭子女上學問題，要求實現控輟保學、應學盡學，切實減輕貧困家庭上學負擔。目前，扶貧教育補助的發放涵蓋學齡前至大學全過程，使貧困家庭子女上學得以保障。但實際中，仍然存在扶貧教育補助發放不規范問題。審計在核查中，通過將教育部門的歷年扶貧教育補助發放情況數據與扶貧部門的貧困戶家庭信息數據進行比對，發現存在部分貧困家庭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未獲得教育補助，而非貧困家庭子女獲得補助的情況。同時，將貧困戶家庭信息數據與教育部門的學籍信息數據進行比對，發現存在部分義務教育階段的貧困家庭子女輟學情況。此外，結合貧困戶家庭信息數據及高中畢業生大學錄取數據，與歷年教育補助發放情況進行比對，發現存在部分貧困大學生未獲得補助的情況。（三）推動扶貧資金的管理完善。扶貧資金是財政專項資金，在實際操作中，扶貧資金的發放由各級財政部門負責，具體的管理使用由各級扶貧部門主導。如何讓扶貧資金落到實處，讓貧困群眾享受到實際的幫扶政策，使扶貧資金產生最大效用，取決于資金能否按時、準確發放和規范管理使用。現實中，往往存在財政部門扶貧資金結余過多、扶貧部門對資金的管理使用不規范等問題。審計在核查中，通過調取當地財政部門的預決算報表、財政指標支付進度情況，發現部分市縣、鄉鎮存在扶貧資金結余過多、許多扶貧補助資金應發未發、扶貧項目進展緩慢的問題。通過調取各類扶貧補助標準制度文件，向扶貧、住建、教育、醫療等部門了解扶貧專項資金的具體使用狀況，發現部分市縣存在盲目提高標準、吊高群眾胃口，多發、錯發補助資金的情況。而在扶貧資金具體使用中，投入企業用于產業扶貧項目的資金缺少有效監管，企業對扶貧資金任意使用，財政資金的安全存在風險隱患。（四）核查產業扶貧的績效水平。產業扶貧是通過產業項目帶動貧困戶發展的扶貧方式，使貧困戶既能獲得項目經營產生的分紅收益，又能掌握一定的生產技能，實現給貧困戶“造血”的目的。具體而言，產業扶貧采用“農戶+合作社”的運作方式，通過將扶貧資金投入各類農業種養殖合作項目，讓貧困戶參與到項目的生產經營中。而在實際運行中，產業扶貧由各市縣扶貧部門主導實施，村鎮確定擬實施的產業項目，上報扶貧部門，審核立項通過后，報財政部門申請撥付資金。在實施過程中，會出現一些產業項目經營不規范、績效較低、貧困戶內生動力不足等問題。審計在核查中，采取項目績效評價與實地調研的方法實施審計。首先，審計人員調取扶貧部門歷年的產業扶貧項目實施情況表，對各類產業項目進行整理、分類和篩選；其次，調取財政部門出具的產業扶貧項目績效評價報告，對績效評價較低的項目予以重點關注；再次，實地調研重點關注的產業項目，查看項目的運作模式、經營收益情況、貧困戶參與情況等；最后，通過分析和實地調研，發現產業扶貧項目存在以下問題：合作化模式下，貧困戶很少參與到項目的種養殖經營中，自我發展能力不足，呈現“輸血”狀態；許多項目的產品銷售情況不佳，投入的扶貧資金不具備長期效益；部分合作社未與貧困戶簽訂項目合作協議書，貧困戶的利益缺少保障。（五）監督農村危房改造工作。農村危房改造是實現“兩不愁三保障”的重要一環，是改善貧困戶基本居住條件的重要措施。危房改造需經過“個人申請—村級評議—鎮級審核—縣級審批—市級備案—公示公布—組織實施”等環節開展，改造工作申報人數多、投入資金大。在農村危房改造中，存在村干部優親厚友，同一家庭、同一人員重復申報危改資金，提高改造標準等情況，造成危房改造補助資金的損失浪費。審計在核查中，對于不同年度農村危房改造數據表，利用與危房改造人員的身份證號進行關聯，發現存在同一人員重復申請危改資金的情況；通過將歷年農村危房改造數據表與農村戶籍信息表進行關聯，發現存在同一戶家庭以不同家庭成員的名義重復申請危改資金的情況；通過將歷年農村危房改造數據表與住建部門危房鑒定等級表進行關聯，發現存在鑒定為局部危險的房屋按照拆除重建的補助標準進行危房改造，隨意提高補助標準的情況；通過將上述問題疑點情況與村委兩級干部信息表進行關聯，發現存在村干部優親厚友的情況。

[論文關鍵詞]農村金融小額信貸扶貧

[論文摘要]為解決我國落后地區人口的貧困問題和彌補信貸扶貧政策的缺陷，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引進并推廣農村小額信貸扶貧模式。由于小額信貸成功解決了長期以來扶貧資金使用中的“三低”（即資金到戶率低、資金回收率低、項目成功率低）問題，提高了資金的扶貧效益和經濟效益，這種扶貧方式受到了廣泛的稱贊和肯定。

一、小額信貸外部環境的問題及原因

（一）市場經濟體制問題

市場經濟是小額信貸運作機制的載體，只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扶貧資金的籌集、運用和管理才有可能擺脫政府過多的行政干預，建立起緩解貧困的目標體系；也只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生產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才可能打破部門壟斷，農戶的經營行為才有可能完全獨立自主，才有可能獲得除去資金以外，更多相應資源的能力；此外，也只有通過市場機制，小額信貸機構本身才能實現優勝劣汰，可持續發展。

我國尚未建立完整的市場經濟體制，貧困地區的市場機制發育更為緩慢，在這種情況下，小額信貸的緩貧效果必定大打折扣。如貸款到達農戶手中后，在其它生產要素當地欠缺的情況下，如何獲得這些生產要素就是一個大問題。目前市場化改革的不配套，已嚴重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加。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包括過去片面采取“西化”發展戰略造成城鄉“二元結構”，以及既得利益部門的抵制等。

1花垣縣基本情況

全縣人民經過60余年的水利建設，特別是“十二五”期間，借助西部大發展的東風，水利設施總體布局基本形成，全縣范圍內基本形成了以水庫為骨干、塘壩為基礎、蓄引提并舉、大中小相結合的灌溉體系。花垣縣位于湖南西部邊陲，水利基礎設施薄弱，特別是水資源短缺且分布不均，造成全縣農業生產條件差，經濟發展緩慢，群眾生活困難。“十二五”以來，在縣委、縣政府和上級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項目建設年”為抓手，不斷拓寬思路、創新機制、集中連片、重點打造，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2小型農田水利和貧困村基礎設施現狀

（1）農田水利設施基本情況。全縣共建中、小型水庫52座，其中：中型水庫3座，中型水輪泵站1座，小（I）型水庫10座，小（II）型水庫39座，總庫容11411萬m3，有效庫容8968.5萬m3，設計灌溉面積0.687萬hm2（10.31萬畝），工程完好率75%。骨干山塘243口，總庫容132.73萬m3，設計灌溉面積541.3hm2（0.812萬畝），工程完好率71%；小型水輪泵站75處，設計灌溉面積313.3hm2（0.47萬畝），工程完好率51%；小型堰壩引水工程666處，工程完好率48%。大小渠道252條，總長1458.5km。其中明渠142條長1439.93km，工程完好率46%；隧洞35處長8685m，工程完好率61%；倒虹吸管40處長7572m，工程完好率66%；渡槽25處長2315m，工程完好率68%。花垣縣內有大型灌區1處，酉水灌區（包括小排吾灌區、紅衛提引聯合灌區和兄弟和水庫灌區），在花垣縣內的設計灌溉面積0.534萬hm2（8.01萬畝），實灌面積0.26萬hm2（3.91萬畝），灌溉范圍包括排吾鄉、雅橋鄉、貓兒鄉、龍潭鎮、道二鄉、花垣鎮、團結鎮、長樂鎮、邊城鎮。花垣縣內有中型灌區2處，分別是蓮花山灌區和廣車灌區，蓮花山灌區設計灌溉面積986.67萬hm2（1.48萬畝），有效灌溉面積353.33萬hm2（0.53萬畝），實灌面積280hm2（0.42萬畝），灌溉范圍包括吉衛鎮、補抽鄉，現有骨干渠道2條，總長度45.40km，其中防滲襯砌長度為8.17km，襯砌率為18％；有渠系建筑物22處，其中流量在2m3/s的渠系建筑物，目前建筑物完好率為45％；灌區范圍內已發展田間節水灌溉面積53.3hm2（0.08萬畝）。廣車灌區設計灌溉面積826.67hm2（1.24萬畝），有效灌溉面積553.33hm2（0.83萬畝），實灌面積293.33hm2（0.44萬畝），灌溉范圍包括麻栗場鎮、雅橋鄉，現有骨干渠道2條，總長度38.2km，其中防滲襯砌長度為6.88km，襯砌率為18％；有渠系建筑物19處，其中流量在2m3/s的渠系建筑物，目前建筑物完好率為52％；目前完成高效節水灌溉面積約336.67hm2（0.505萬畝），完成高標準農田建設面積838.93hm2（1.2584萬畝）。全縣干流長度在5km以上的河流32條，水能理論蘊藏量為14.32萬kW，技術可開發量9.1萬kW。到目前為止，全縣共開發水電站22座，裝機總容量3.33萬kW，占技術可開發量的36.59%。電站年平均發電總量為1.10億kW•h。（2）貧困村基礎設施基本情況。花垣縣目前有貧困人口4萬多人，占農村人口的23%，是全國低收入貧困人口比例的三倍多。花垣縣有162個貧困村，占整個行政村總數的56%多，全國有重點貧困村14.8萬個，占行政村總數的21%，花垣縣貧困村的比例比全國高出兩倍多。花垣縣計劃到2017底摘除貧困縣帽子，農村貧困發生率減少到3.8%以內，貧困人口下降到0.99萬人以內。全縣162個貧困村，2016年第一批退出貧困村93個，減貧25000貧困人口以上，2017年第二批退出貧困村69個，減貧剩余貧困人口的22109人。目前已經實現鄉鄉通等級公路，村級公路和村間道路硬化率81%。“十二五”期間，截止2016年底，全縣162個扶貧村新建及改造渠道145.025km，配套渠系建筑物新建改造627處。除險加固整治重點山塘61口，整治小溪壩12座，新建排澇渠12.05km，新建水窖138口，灌溉蓄水池8口4150m3，新修引水隧洞工程1處6km。

3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統籌規劃問題。“十二五”期間，花垣縣大部分基礎設施項目已基本由縣委、縣政府統籌規劃，但仍然存在不少漏掉村，特別是一些自然條件差、基礎設施落后的貧困村。一部分單位申報項目選在經濟相對發達、基礎設施條件好的地方便于出成績，一部分單位不愿得罪人仍然沿用“撒胡椒面”辦法，造成項目建成后，效果不明顯，發揮不出應有效益。（2）資金政策問題。由于經濟差距問題，湖南省除少數縣市外大部分地方財政收入都無法和發達地區相比較，雖然在人飲安全、水庫除險加固等項目已經基本取消了地方配套資金，但小型農田水利建設項目仍然存在部分配套及投工投勞，由于本身就是國家貧困縣，縣級配套根本難以到位，加上貧困村原就是因為農民收入低，青壯年勞動力基本外出務工，在家都是老小，投工投勞屬于“紙上談兵”。（3）建后管理問題。工程管理機構不健全，規范化管理滯后。12個鄉鎮無明確管理機構，工程無固定專業管理人員，缺少必要的監測設施和管理資金，對工程設施維護管理全靠政府投入，投資渠道單一化。但由于政府投入極其有限，無力對工程進行系統性和整體性的管理，只能采取“頭痛醫頭，足痛醫足”的近利辦法進行簡單維護管理，使得工程整體功能嚴重下降，農民用水戶協會形同虛設，難以正常運作。

摘要：扶貧先扶智，治貧先治愚。職業教育扶貧作為精準扶貧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精準扶貧中起到扶“志、德、才、技”、擴大教育消費需求、提升人才質量、降低社會經濟管理成本以及環境綠色發展的作用。國家需要轉變扶貧思路，從制度、政策、內容、形式等方面強化教育精準扶貧理念、加大農村貧困地區教育精準扶貧實施力度，制定相應的職業培訓體系和協調機制，實施“三個共建”、嚴把經費使用與管理關，開發民辦學校扶貧潛力，以加大農村職業教育精準扶貧的力度，開創精準扶貧的新思路。

關鍵詞：農村職業教育；精準扶貧；作用；思路；對策

現階段，國家大力重視農村的精準扶貧工作，并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層面和攻堅環節。幾年的實踐和探索，精準扶貧工作已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是從長遠來看，教育元素特別是職業教育元素并沒有列入精準扶貧的重大項目之中，國家也沒有出臺與職業教育相關專項政策以及專門扶貧經費預算和支出項目。職業教育的精準扶貧具有長效機制，其主要功能是培養技能型人才，精準針對扶貧對象，使農村貧困家庭子女接受相關職業知識與職業技能教育，脫貧致富能力得到提升，因此是最有效的“造血式”扶貧。當前職業教育在增加貧困個人的經濟性資本、符號性資本以及緘默性資本方面成效顯著，但在精準聚焦、拔根除貧和長效保障方面還存在著一些客觀困難〔1〕。為助推職業教育精準扶貧的效用，研究其在精準扶貧中的作用、思路以及路徑尤為緊迫與重要。

一、職業教育在精準扶貧中的戰略性作用

（一）職業教育可以對貧困地區做到扶志、扶德、扶才、扶技。職業教育的特點是職業技能的培養與提高。通過對貧困地區貧困家庭子女進行系統的職業教育，不僅使其掌握個人生存與發展的必備知識與技能，還使其精神強大起來，立志擺脫貧窮落后的局面。因此，在貧困地區加大職業教育精準扶貧力度，能夠從總體上提升貧困地區高技能人才的培養質量，達到扶志、扶德、扶才與扶技的目的。（二）職業教育精準扶貧有利于擴大教育消費需求。在貧困地區重視和發展職業教育，主要是發展當地的職業中專、職業大專教育，做到有計劃、有層次、有目標，同時加強職業技能實訓實踐基地建設，加大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力度，這樣可以直接增加貧困地區人口的消費需求，引導當地農民把有限的消費投入到職業教育的正當消費中去，在很大程度上抑制農村的封建迷信、麻將賭博、婚喪娶嫁等不正確消費，可為經濟增長提供充足而持續的消費動力，也可以從根本上改變貧困地區的社會風氣和精神面貌。（三）職業教育精準扶貧有助于提升貧困地區人力資源質量。從社會學角度來看，貧困極大影響著個體生長發育和身體健康。美國科學研究會的最新成果研究表明，農村貧困環境成長中的孩子相比于城市里富裕家庭的孩子，在智商、情商上普遍落后，而且這種差距隨著年齡的增加逐漸翻倍，這也就意味著在貧困環境下成長的孩子在身心發展、智力支持和社會交際等方面處于不利地位。通過職業教育精準扶貧，可以不斷提升貧困地區人口智力水平，拓寬人力資源開發渠道，增強貧困地區人力資源質量。（四）職業教育精準扶貧有助于降低社會經濟管理成本。貧困有可能會加劇社會物質價值升值、精神價值貶值的不利現象。當今社會心浮氣躁、急功近利，各行各業盲目追求“短、平、快”帶來的即時利益，不知不覺地加快了投機行為。有關研究表明，在貧富差距拉大的情況下，社會的焦慮感會普遍上升。教育過程本身是管理過程，通過職業教育的精準扶貧，孩子們接受教育，就是接受管理，就無機會去做危害社會和自身的事情。所以在貧困環境下職業教育精準扶貧可以保護弱勢群體權利免受侵犯。同時隨著社會保障費用投入的不斷加大，緩解了貧困人口對生活的畏難情緒和急功近利思想，增強了人們勞動創造價值的自信心，無形中降低了社會經濟管理費用和成本投入。（五）職業教育精準扶貧有助于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貧困地區的生態環境是非常脆弱的。傳統生態扶貧發展進程還存在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較為嚴峻、建構生態扶貧體系面臨社會阻力、生態扶貧的整體運行機制亟待完善、加快貧困地區生態扶貧政策的頂層設計迫在眉睫等主要問題。綠色減貧是脫貧攻堅戰的價值取向，職業教育可以系統了解脫貧攻堅戰中綠色減貧的內涵、定位及其價值，系統灌輸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的意義，利用職業教育所學的技能和知識，改變命運和環境，而不是靠過度的破壞環境來維持生存。

二、職業教育助推精準扶貧的基本思路

摘要：自市場競爭機制引領金融界以來，以“三農”為主要服務對象的農村信用社便開始了改革。將農村信用社易名為農商銀行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是新疆農商銀行為了保住既有信貸受眾的同時，又能相應的拓展信貸市場。當下，以主席為核心的黨中央倡導“精準扶貧”大政，是新疆農商銀行拓展信貸市場、鞏固“三農”服務陣地的又一契機。為此，新疆農商銀行在“精準扶貧”攻堅戰中的自我建構就勢在必行。

關鍵詞：新疆；農商銀行；精準扶貧；自我建構

2001年，我國在常熟、張家港、江陰三市試點成功的基礎上，將農村信用社改制為農村商業銀行，簡稱農商銀行。最重要的是，郵政儲蓄、村鎮銀行等多家金融機構猶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了，與農村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構成了爭奇斗艷的局面。農商行定位的主要服務對象是“三農”和中小微企業。農業、農村和農民是我國整體發展中非常重要的基礎部分，是黨中央、國務院一直高度關注的焦點，也是當下黨中央精準扶貧的重點對象。在新形勢下，如何繼續在國家“三農”政策和精準扶貧戰略實施過程中抓住機遇，既能在“三農”金融活動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又能壯大和發展自己，不被郵政銀行或村鎮銀行取代，是一個值得天山農商銀行深刻思考的問題。

首先，天山農商行的員工，需要樹立競爭意識，需要充分認識到農村信用社時代一家獨大的經營模式和單一的信貸產品都已經不適應當下的新形勢了。否則，員工的思想很難統一。為此，天山農商銀行多次組織員工學習國家宏觀政策，了解新疆經濟發展趨勢以及精準扶貧工作帶來的契機等，綜合分析了銀行服務“三農”的重要意義。提出了踐行普惠金融政理念，深耕“三農”市場，穩定壯大農村業務市場的奮斗目標。

其次，面對競爭，“當下的銀行業都是同質化競爭，大家做同樣的事，在一個問題上很難勝出……只有發展特色業務，形成差異化競爭，才能成為贏家”。因此，天山農商行充分認識到，為了能夠更好地在精準扶貧工作中勝出，積極開發適應“三農”的金融產品，主動滿足“三農”需要，助力“精準扶貧”，突出產品特色，才是當務之急。比如：天山農商行通過積極搭建“農貸通”存貸平臺，開展電子銀行業務，拉動第三方支付等多種投資融資和結算方式，主動為客戶提供資產評估和管理，開通網上銀行、移動、電信和聯通等渠道的電話銀行，設立自助銀行等多種便捷服務模式以及抵押循環貸款等產品服務，以及首款惠農和互聯網+產品等。天山農商行還緊緊圍繞城鎮化建設，積極支持農民安居工程，開發了農戶購房按揭貸、城鎮住房裝修消費貸、個人住房擔保貸、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家庭親情貸”、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農家樂、設施農業、特色產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貸等，來創新信貸產品。同時，天山農商行還可以積極向內地卓有成效的農商行學習，借鑒了他們打造的“小額信用貸款、個體商戶評級授信、小微“四貸四通”、“公司+農戶”扶貧貸款等金字招牌金融產品”，以此來完善天山農商行的金融產品種類。第三，天山農商行在精準扶貧工作中需要完善組織機構。在原有組織機構基礎上，需要設置專門負責“三農”工作的專門機構。這些機構全權負責農戶和小微企業的生產經營信息收集及指導，經營方略培訓，開發信貸產品，開拓信貸市場，培育信貸客戶，以及監督管理等具體的一線工作。例如：各行社建立評級授信委員會，制定科學的行之有效的評級授信管理辦法，由專門機構和人員整村逐戶批量評級、批量授信，既能有效防控信貸操作風險，又能讓信貸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農戶和微小企業。此外，還需建立專業化農戶信貸條線隊伍和管理考核體系，并不斷修正完善制度和流程。確保以評級授信促“三農”信貸，為“精準扶貧”工作提供長效資金鏈。第四，天山農商行在精準扶貧工作中大力提升服務質量和服務標準。農戶統一評級授信工作就是天山農商行提升服務質量和服務標準的具體措施之一。因為這些措施可以為農戶和小微企業的信貸活動提供標準化、流程化、智能化、便利化的服務。農商行利用互聯網開展的一系列電子信貸業務，以“農貸通”產品為契機，簡化了辦貸流程，提高了辦貸效率，

方便了廣大農戶。農戶和小微企業的信貸業務在“新流程、新模式、新平臺”三位一體的服務體系中，充分享受了便利的高質量服務。同時，“審貸分離、高度集中、分層管理、批量授信、名單管理”等新的農戶信貸管理制度和考核辦法，不但減少了審核環節，也為農戶節省了審核時間，有效規避了信貸業務風險，提高了農商行的社會績效效度。此外，建立必要的正向激勵及盡職免責機制，以“擴面、增貸、提質、增效”為員工考核標準，嚴格劃分營銷、審批、貸后管理等環節責任人，明確職責，盡職免責，獎勤罰懶等工作原則，充分調動信貸人員的積極性和熱情。再者，天山農商行有必要強化授信農戶和小微企業的考核力度，提高小額農戶和小微企業主的不良貸款容忍度。2017年，天山農商行加強了對已授信未用信的50萬農戶營銷活動的考核力度，保護評級授信結果，確保授信客戶的貸款需求。同時，各行社已建立監督機制，設立舉報電話。總行一旦發現對已評級授信農戶“拒貸”的，必須追究責任人的責任。而對于那些幫助農戶制定營銷策略并獲得一定收益的員工，則給予獎勵。以上措施，最主要的是降低了天山農商行的信貸營運成本，使農戶和小微企業獲得了便利，實現了“精準扶貧”的天山農商行的社會績效價值，實現了信貸機構和“三農”、小微企業雙贏的工作目標。

內容摘要：PPT（ProPoorTourism）是第一個把反貧困和旅游聯系起來的概念。但由于其帶有非公平的歧視含義，已經被ST-EP（SustainableTourism-EliminatingPoverty）用法所取代。把旅游作為消除貧困的途徑可以引導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走向繁榮，甚至幫助一些國家擺脫貧困。目前許多國際發展機構正密切關注這一領域，并開始幫助一些落后國家和地區實施ST-EP戰略。正確把握和理解這一概念也有助于我們的政府和相關部門更好地去吸引和利用有關國際組織或基金的捐助，切實推進旅游扶貧。

關鍵詞：PPTST-EP旅游扶貧

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中，有超過50個的旅游業產值在本國國民經濟的排序中位列前三名。旅游業也是在所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貿易流中，唯一顯示順差的一項服務產業。據世界旅游組織2000年的統計，第三世界旅游業當年的順差額達到6600萬美元。然而直到21世紀初，一些援助組織和國際基金機構才意識到旅游業可以作為一種消除貧困的武器。

PPT戰略的提出及其內涵

PPT（ProPoorTourismStrategy）即“有利于貧困人口發展的旅游”戰略，它最早由英國國際發展局資助的貧困人口旅游發展合作組織（Pro－PoorTourismPartnership）提出，意為“引導貧困人口凈利益增長的旅游”。在過去的五年中，這一概念在利用旅游消減貧困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PPT戰略主要有三種類型：以提高經濟利益為目標、以擴大非經濟的生存利益為目標和以加強參與與合作為目標。它關注的焦點不是哪一種旅游產品或是哪一類旅游企業能帶來上述目標的實現，而是到底有多少凈利益的增長是為貧困人口所分享的。在我國的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中，與PPT意義最相近的詞匯是“旅游扶貧”。

內容摘要：PPT（ProPoorTourism）是第一個把反貧困和旅游聯系起來的概念。但由于其帶有非公平的歧視含義，已經被ST-EP（SustainableTourism-EliminatingPoverty）用法所取代。把旅游作為消除貧困的途徑可以引導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走向繁榮，甚至幫助一些國家擺脫貧困。目前許多國際發展機構正密切關注這一領域，并開始幫助一些落后國家和地區實施ST-EP戰略。正確把握和理解這一概念也有助于我們的政府和相關部門更好地去吸引和利用有關國際組織或基金的捐助，切實推進旅游扶貧。

關鍵詞：PPTST-EP旅游扶貧

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中，有超過50個的旅游業產值在本國國民經濟的排序中位列前三名。旅游業也是在所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貿易流中，唯一顯示順差的一項服務產業。據世界旅游組織2000年的統計，第三世界旅游業當年的順差額達到6600萬美元。然而直到21世紀初，一些援助組織和國際基金機構才意識到旅游業可以作為一種消除貧困的武器。

PPT戰略的提出及其內涵

PPT（ProPoorTourismStrategy）即“有利于貧困人口發展的旅游”戰略，它最早由英國國際發展局資助的貧困人口旅游發展合作組織（Pro－PoorTourismPartnership）提出，意為“引導貧困人口凈利益增長的旅游”。在過去的五年中，這一概念在利用旅游消減貧困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PPT戰略主要有三種類型：以提高經濟利益為目標、以擴大非經濟的生存利益為目標和以加強參與與合作為目標。它關注的焦點不是哪一種旅游產品或是哪一類旅游企業能帶來上述目標的實現，而是到底有多少凈利益的增長是為貧困人口所分享的。在我國的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中，與PPT意義最相近的詞匯是“旅游扶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