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詁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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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

【原刊地名】太原

【原刊期號】199502

【原刊頁號】061-067

【分類號】H1

【分類名】語言文字學

【作者】楊光榮

【復印期號】199508

【標題】訓詁學的現代觀念

【正文】

提要訓詁學的傳統觀念形成于唐代的孔穎達，而國學大師黃侃則創立了訓詁學的現代觀念。黃氏界說一

出，訓詁學的現代觀念有了很大發展，主要有“分工派”與“綜合派”兩家。前者以陸宗達、王寧的“古代文

獻詞義學派”影響最大，后者以殷孟倫、許嘉璐等的“綜合派”為代表。筆者在考察以往訓詁學史的基礎上，

繼承章太炎、黃侃的學說，首次提出訓詁學的“二重性”問題，并將訓詁學劃分為三個部門：“詞義生成學”

、“微觀文獻疏證學”與“古代文獻詞義考證學”。前二者屬訓詁學的基礎理論學科，后者屬訓詁學的應用學

科。

一現代觀念的產生

從觀念上對訓詁學進行思考，已有很久的歷史了。

在產生于秦漢之際的《爾雅》中，第一篇與第三篇分別以“釋詁”“釋訓”命名。在這里，“詁”與“訓

”分立，這表明，在作者心目中，“詁”與“訓”是“釋”的對象，是作為兩個實在對象出現的，并非構成一

個術語。這從《爾雅》十九篇均以“釋×”為命名方式也可以得到證明。清代朱駿聲在《說文通訓定聲·豫部

第九》說得更加明確：“《爾雅·釋詁》者，釋古言也；《釋言》者，釋方言也；《釋訓》者，釋雙聲迭韻連

語及單詞、重辭與發生助語之辭也。”

到了西漢《詩詁訓傳》中，“詁”“訓”“傳”三字并立，這是漢代毛亨在繼承前人及《爾雅》的基礎上

所創立的三種訓釋方式。“詁”大致為訓解古詞古義及其他基本詞，“訓”大致是訓釋連綿詞及重言詞，“傳

”是在“詁”與“訓”的基礎上闡釋詩的內在涵義等。毛亨的“詁”“訓”“傳”有兩個特點，一是“詁”“

訓”“傳”的含義及使用，仍具有詞源的特征，二是《周南·關睢·詁訓傳第一》之類名稱表明毛亨并未將“

詁”“訓”及“傳”作為一個術語來使用，因此，毛詩中“詁訓”并非連用，而是分用。

到了東晉，郭璞在《爾雅·序》中說：“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yǒng①，

hū②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郭璞又在《爾雅·釋詁第一》中第一條下說：“此所以釋古今之

異言，通方俗之殊語。”這里郭璞已接近于在概括了。

到了唐代，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說：“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為釋詩，而篇

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為《詩》立傳。傳者，傳通其義也。《爾雅》所釋，十有九篇，猶

云詁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言》則《釋詁》

之別。故《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

然則詁訓學，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義，盡歸于此。《釋親》已下，皆指體而釋其別，亦是詁

訓之義，故唯言詁訓，足總眾篇之目。”在這段話中，孔穎達展示了他的概括歷程：由“詁訓傳”概括為別名

“注解”構成了一個術語，這是一次對學科認識的質的飛躍。又由“詁訓”總括其對象：“通古今之異辭，辨

物之形貌。”最后又加以補充道：“故唯言詁訓，足總眾篇之目。”可見，孔穎達在訓詁領域中已初步進入了

術語的確定及對象的劃分領域中，已由具體的對象初步上升為抽象的概括了。可以說，到孔穎達這里，傳統的

訓詁學觀念已形成了。從孔穎達到清代乾嘉學派，這一觀念一直流傳了下來，時至今日，這一訓詁學的傳統觀

念仍然有著極大的影響，支配著許多人的工作實踐。

訓詁學現代觀念的產生，要算是從黃侃先生開始的。

清朝末年，隨著反清革命運動的高漲，國學大師章太炎與黃季剛兩位先生，在宣傳革命思想與參和革命活

動的同時，也受到了西方語言理論的影響。章太炎在《論語言文字之學》一文中說：“合此三者（按：指文字訓詁、聲韻），乃成語言文字之學。此固非童占畢所能盡者。然猶名小學，則以襲用古稱，便于指示。其實

當名語言文字之學，方為確切。此種學問，僅藝文志附入六藝。今日言小學者，皆似以此為經學之附屬品。實

則小學之用，非專以通經而已。”章太炎將“小學”易名為“語言文字之學”，不是簡單的更名，而是標志著

語言文字學學科觀念的產生。太炎先生是中國語言文字學的創始者。在學科觀念的支配下，太炎先生撰著了《

文始》，這是具有現代科學意義的我國的第一部語源學專著。

太炎先生撰寫《文始》之初，黃侃先生曾參與了條例的擬定（見黃侃《聲韻略說》）。在繼承太炎先生“

語言文字之學”的基礎上，黃侃先生進一步發展了學科觀念。黃先生說：“夫所謂學者，有系統條理，而可以

因簡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雖字不能遍識，義不能遍曉，亦得謂之學。不得其理與法，雖字書羅胸，

亦不得名學。”［②］該書還記載道：“黃先生云：‘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

訓詁者用語言解釋之謂。若以此地之語釋彼地之語，或以今時之語釋昔時之語，雖屬訓詁之所有事，而非構成

之原理。真正之訓詁學，即以語言解釋語言。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

與根源也。’以上黃先生語。”黃先生的界說中，包含三方面的內容：第一是研究對象，即“解釋語言”，而

且沒有“時地之限域”，這較之于古人的訓釋古語顯然是擴大了范圍；第二是理論和方法，即“法式”和“義

例”；第三是研究目的，即“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黃侃先生對訓詁學所作的這一界定，是在明確的學

科觀念下作出的。即使拿今天的標準來衡量，這一界說也稱得上是對傳統觀念的革新，是訓詁學觀念發展史上

的一個巨大進步，黃先生對訓詁理論的建議，并沒有局限在觀念的更新上，而是在觀念的指導下，初步創建了

訓詁學的現論體系。早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初，他便擬定了訓詁學的理論提綱，定名為《訓詁學講詞》，并

且在多所大學施以講授。該提綱由“訓詁述略”與“十種小學根柢書”兩大部分組成，前者屬理論與方法部分

，后者屬訓詁要籍介紹。這雖然是一份簡略的提綱，但其中已明確有了理論與方法，對象分類等當代學科思想

。黃先生在他的教學活動與著述中，具體闡述了他的理論與方法，并施之以實踐。可以說，黃先生是中國現代

訓詁學觀念的提出者。

二現代觀念的發展與分歧

黃侃先生的訓詁學界說問世后，有關訓詁學的觀念有了很大的發展。

齊佩róng③說：“訓詁學既是探求古代語言的意義，研究語音與語義間的種種關系的唯一學科，它

就應當是歷史語言學，全體中的一環。這樣，訓詁學也可以叫做‘古語義學’”。［③］這可以稱為“古語義

學派”。在這種觀點中，歷史觀點是其重要支柱。

王力說：“我們所謂語義學的范圍，大致也和舊說的訓詁學相當。但是在治學方法上，二者之間有很大的

差異。”［④］王力先生一方面認為二者在方法上差異很大。學科的大致相當表明研究對象的大致相當，而從

大致相當的對象卻導出了方法上的“很大差異。”這表明王力先生對訓詁學的認識還不太明晰。近年來，王力

先生的弟子們明確宣稱：訓詁學就是語義學。這可以叫做“語義學派”。

陸宗達先生說：“訓詁學（狹義的）：語言所含的思想內容是它的核心。傳統的訓詁學著重研究詞語的思

想內容和感情色彩、詞的產生和發展變化。”［⑤］陸宗達、王寧先生又對訓詁學解釋說：“對象：古代文獻

語言及用語言解釋語言的注釋書、訓詁專書；任務：研究古代漢語詞的形式（形、音）與內容（義）結合的規

律以及詞義本身的內在規律；目的：準確地探求和詮釋古代文獻的詞義。所以，它實際上就是古漢語詞義學。

如果把它的研究對象范圍擴大到各個時期的漢語，包括現代方言口語的詞義，就產生漢語詞義學。可見，訓詁學就是科學的漢語詞義學的前身。”［⑥］這可以稱之為“古漢語詞義學派”或“古代文獻詞義學派。”

殷孟倫先生說：“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的一個部門，它是以語義為核心，用語言解釋語言而正確地理解語

言、運用語言的科學，因此它是兼有解釋、翻譯（對應）和關涉到各方面知識的綜合性學科。”“應該注意的

是，訓詁學雖然以語義為核心，但不限于語義的范圍。因此，訓詁學并不等同于西方的語義學。”［⑦］許嘉

璐先生說：“傳統訓詁學以訓釋實踐為其主要形式，以文獻語言的內容形式為其對象，因此它具有綜合性的特

點，語言以及用語言形式表現的名物、典章、文化、風習等等都在詮解范圍之內。……現代的訓詁學就應該在

更高的層次上把訓詁學與社會學、文化學等等結合起來，這就是所謂訓詁學的延伸。”［⑧］許先生對訓詁學

的解說在本質上與殷先生一致，只是解說得更加明確了。持這一主張的還有洪誠等先生，我們稱之為“全面解

釋派”。

從以上各家對訓詁學的理解中可以看出，訓詁學觀念在當今的發展不外乎兩個方向：一個是“分工派”，

認為訓詁學是向著語言學的方向發展，齊佩róng③、王力、陸宗達、王寧諸先生均屬此列。在分工派中

，尤以陸宗達、王寧兩位先生的影響最大。陸、王兩位先生在其代表作《訓詁方法論》一書中，鑒借當代國外

語義學理論，科學地分析了乾嘉學派以及章黃學派的訓詁理論與實踐，使傳統的訓詁學理論系統化，然后又創

造性地提出了“比較互證”這一新的訓詁方法。是書一出，古老的訓詁學便又煥發出青春的活力。從理論淵源

上看，陸、王兩位先生繼承并發展了黃侃先生的訓詁理論，但是又有一定差異，即在黃先生訓詁觀念中加進了

“時”的限制。這一“時”的限制，使訓詁學在對象上獲得了相對穩定的“區間”，這十分有利于理論的系統

化。但陸、王兩位先生并未將對象“區間”限得很死，而是展望了未來：訓詁學的對象區間將“包括現代方言

口語的詞義”。

以殷孟倫先生、許嘉璐先生等為代表的“綜合派”，強調對古代文獻從形式到內容的全面闡釋。從理論淵

源上講，這一派繼承了黃先生界說中“以語言解釋語言”的觀點并界定訓詁學的對象區間是從古代文獻的形式

到內容，這是對黃先生觀點的一個延伸與發展。這一派的重點是在語言及語言所表達的內容上，如果我們結合

訓詁學觀念的發展史來觀察，“綜合派”的訓詁學觀念在本質上是一種觀念的復歸。但這決不是說這種觀念等

同于傳統觀念，而是說這一派在詮解文獻語言上以整體為對象，在詮解內容上自覺地同社會學、文化學相結合

，這是一種對象區間與方法論的延伸，即許先生所說的“訓詁學的延伸。”

三訓詁學觀念中存在的問題

綜合以唐代孔穎達為代表的傳統訓詁學觀念以及以近代黃侃先生為代表的現代訓詁學觀念來考察，我們發

現以下幾點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在傳統訓詁學觀念中，“注解”是其核心觀念。從起源上看，訓詁學產生于對古代文獻的詮解、疏

理，《周易》有經有傳，其傳便是對經的詮解；《左傳》、《公羊傳》、《谷梁傳》是對《春秋》經文的詮解

，這可以說是訓詁學的萌芽。西漢毛亨的《詩詁訓傳》，可以說是比較成熟的訓詁學著作了。盡管在秦漢之際

已出現了《爾雅》，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傳統訓詁學的“注解”性質，無怪乎唐代孔穎達要得出“詁訓傳者，

注解之別名”的結論了。傳統訓詁學的這一“注解”性質，形成于毛傳，延續到清代的乾嘉學派之前。

有清一代，有休寧戴氏東原出，他在《轉語二十章序》中說：“昔人既作《爾雅》、《方言》、《釋名》

、余以為猶闕一卷書。創為是篇，用補其闕，俾疑于義者以聲求之，疑于聲者，以義正之。”此“音”“義”

互求之說，戴東原的學生段玉裁以及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創造性地運用于他們的訓詁實踐中。段玉裁的《說解字注》、王念孫的《廣雅疏證》、王引之的《經傳釋詞》，以音義互求之法，開創了訓詁實踐中的語言學研

究領域；段玉裁的《詩經小學》，王念孫的《讀書雜志》，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則是具有“注解”色彩的

訓詁學專著。到了清代末年，章太炎已十分明確地表示了訓詁學的“二重”性質，正如我們在前面所引述的章

太炎先生的一段話中所說的：“今言小學者，皆似以此為經學之附屬品。實則小學之用，非專以通經而已。”

這是訓詁學二重性的首次明確的表述。

現代訓詁學觀念的提出者黃季剛先生，繼太炎先生之后，又給訓詁學的二重性以明確的表達：“以語言解

釋語言”與“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

第二，從訓詁學的二重性，更可以明確地看到“分工派”與“綜合派”的分歧根源所在。“分工派”中的

“語義學派”，撇開訓詁學的詮解性質，將訓詁學的對象區間死死地限在純語言學范圍之內，無怪乎得出訓詁

學和語義學大致相當，但治學方法卻有很大差異的自相矛盾的結論了。

“分工派”中的“古漢語詞義學派”或“古代文獻詞義學派”，比起“語義學派”來，照顧了訓詁學的二

重性，但從其定名來看，也是偏向于語言學范圍的。

“綜合派”，從其“以文獻語言的內容和形式為其對象”的理論宗旨來看，似乎是關照了訓詁學的二重性

。但其訓解文獻語言而不限于詞的目標，將其訓解目標擴展到文獻語言的全部，這在理論體系的建構上及訓解

實踐上，將使自己不知不覺地走向純語言學的一端，這樣，勢必使其理論體系變得十分龐大而最終難以建成，

其訓解文獻語言的內容并將這種內容無節制地擴展到名物、典章、文化、習俗等各自的領域。鑒于語言承載信

息量之無與倫比，名物、典章、文化、習俗等各自領域內容之龐大，訓詁學將變得無所不訓、無所不解，而這

又是難以完成的。這是“綜合派”在訓解對象上所陷入的困境，這種對象上的困境又導致“綜合派”在理論建

構上的困惑。

第三，除了“分工派”中的“語義學派”外，無論是“古漢語詞義學派”，還是“綜合派”，他們的工作

實際都是以文獻詞義的考辨為中心的。目前流行的考據方式。多是條條式考辨，此種形式，起源于何時，我們

尚不得而知，但其大量出現，無疑是在清代，像顧炎武的《日知錄》、閻若璩的《潛邱札記》、王念孫的《讀

書雜志》等都是比較著名的筆記式考辨。至于這種考辨筆記的性質，趙振鐸先生說得明白：“讀書筆記本不在

于著書，而是為了著書作的一種準備工作。平日讀書有了心得就記錄下來，日積月累，材料多了，就進行整理

。”至于其價值及缺點，趙先生說：“這些筆記，精粗程度不太相同，同一書中各條之間的水平也不一樣，但

是從訓詁學的角度看，它們卻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可以利用的材料。”［⑨］可以看出，筆記式考辨原是訓詁

學家們用來著書的一種準備材料，但由于他們功底深厚，便有了可資利用的價值。今天有相當多的人把古人這

種材料的準備方式當成了考辨的正宗形式。由于今人在材料功底上遠不如古人，甚至在傳統訓詁理論的修養方

面也趕不上古人，因而錯誤很多。有的誤把隨文釋義當作了義項，有的不考慮文獻性質而胡亂解釋，如有人將

李白詩“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⑩］之“疑是”解為“

好像”，事實上，前三句都是作乾“遙看”之景，第四句，作者并沒看到其景，但古人認為實有“銀河”。“

疑是”正表明作者心中疑疑惑惑，這瀑布似乎是來自九天之銀河，這正反映了當時李白的認知心態。

但是，今人在功力趕不上古人，在訓詁理論素養有時也不及古人的情況下，怎樣才能提高考辨，尤其是筆

記式考辨的可靠性呢？

四訓詁學——古代文獻詞義考證學

筆者在前輩成果的基礎上，于1992年湖南湘西索溪峪訓詁學年會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筆者認為，訓詁學，應當是以古代文獻詞義的考證為對象與目的的一門學科。

首先，我們應弄清“古代文獻”的含義。我們所說的“古代文獻”，是以古代漢語為記錄工具的古代書面

文獻。由于古代漢語包括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文言”以及以六朝以來以北方話為基礎而形成的古白話

，因此“古代文獻”便相應地形成兩個系統：一個是古代文言文獻系統，另一個是古代白話文獻系統。

其次，要弄清一部具體“古代文獻”的內在組成。以往，人們對這一問題并未給予應有的關注，更談不上

深入的探討了。事實上，一部具體的古代文獻，例如一部富有哲理意味的書，像《論語》、《莊子》、《老子

》之類，便是一個相對統一完整的系統；而這一系統事實上是由各個子系統組成的一個復合系統。這一復合系

統中的語言系統是一部古代文獻的承載系統；對象（或知識）系統是一部古代文獻內事物的組成系統；此外，

還有一個上下文義及言外之意粘附在語言系統及對象系統上。具體古代文獻的語言系統，又是由語義系統和語

言形式系統（由語序、形態、虛詞、特殊文例等組成）所組成的；就承載功能而言，語義系統是主體，而詞義

又是語義系統的核心。可以說，抓住了詞義，理解了詞義，是我們詮解、理解一部古代文獻語言系統的關鍵所

在。但是，我們對具體文獻的詮解、理解，如果僅僅停留在對該文獻語言系統的詮解、理解層次上，是很不夠

的，也是不能徹底了解文獻的整體的。例如《論語》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字面理解并不難；但語言

背后的深層含義是什么呢？可見，對具體文獻的理解還必須深入到該文獻的對象系統中去。“上下文義”及“

意外之意”在具體古代文獻中并不構成與該文獻語言系統、對象系統三足鼎立的一個子系統，而是粘附于語言

系統與對象系統之上的。其產生原因，是由于語言自身未能完全達意及表情而出現的。這一點在文學作品（詩

歌尤甚）與哲學作品中表現得十分突出，而在古代科技文獻中則微乎其微。

我們在上文提到的“古代文獻詞義”是存在于“古代文獻”這一大范圍之內的，它和字典辭書中的“詞義

”雖然有聯系，但并不相同。字典詞書中的“詞義”，是一種詞義的系統，它一般由本義或基本義與引申義、

比喻義、假借義所組成，而且是處于靜止狀態，尚未與事物系統發生動態的、表述的聯系，更不會有上下文義

及言外之意附麗于其上。“古代文獻詞義”是字典辭書詞義系列中的一個個體，或為本義或為基本義或為引申

系列中的一個義項，而且它與事物發生了動態的、表述的關系。有時，尤其在文學作品中會產生大量的上下文

義及言外之意。

因此，我們這里所謂的“古代文獻詞義”，是由下列兩部分組成的：

第一部分，是抽象義及附加義，這是長期形成的、相對穩定的、載于字典辭書的詞義；

第二部分，是上下文義及言外之意，這是附著于具體文獻的語言系統及對象系統之上的。

正如我們在前邊所提到的，無論是訓詁學中的“分工派”或“綜合派”，都是以詮解古代文獻詞義為核心

工作的。如果我們從“古代文獻詞義”的組成來審視這兩派，二者的分歧便一目了然。“分工派”，將自己的

詮解對象拘囿于古代文獻詞義的抽象義及附加義上，所得的結果是語言學范圍的成果，是一種近乎純語言學的

考釋。“綜合派”雖然在理論上宣稱自己要解釋古代歷史文獻的全部，從語言到語言的內容，但在實際工作中

很難實現目標的全部。從以往的訓詁名著來看，如西漢毛亨的《詩詁訓傳》，宋代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

沒有任何一部訓詁專著能達到訓解古代文獻語言與文獻語言所表述表達的全部對象的目標。但“綜合派”的優

點，是在于走出近乎純語言學的訓釋天地，進入了文獻語言所表述的對象領域。這是繼承了傳統訓詁學的優點

，值得肯定。

我們以為，一門學科的發展方向，一方面應從它的研究對象去看，另一方面又要從它的功用去看。世間的學科，有的以研究實體對象為主，有的則以研究關系，功用對象為主，前者如生物學、地質學、語音學，后者

如技術經濟學、數學。此外，還有一類學科，它既研究實體對象，又研究關系、功用對象，我國的傳統訓詁學

就是以研究實體對象和關系，功用對象為主的一門學科。一方面，它以詮解“古代文獻詞義”這一實體為對象

；另一方面，它又以訓詁學是詮解古代文獻的工具這一功能以及訓詁學家對文獻的理解關系等為對象。可以說

，我國自漢代以來的訓詁學史，便是一部對古代文獻詞義的考證史以及訓詁學家對古代文獻的理解史。古人所

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陸九淵語）正揭示了訓詁學的性質。但是，我們主張的“古代文獻詞義考證學”

既不是“分工派”近乎純語言學的考釋，又不是“綜合派”的對古代文獻的全面闡釋，更不是主客渾然一體的

“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是以古代文獻詞義的考證為中心，而在考求中一要弄清具體文獻中詞義的音義、形

義以及形音義的共生關系及相互制約關系，二要弄清“知識義”（屬具體文獻的對象系統及該知識的自身系統

）與詞義中抽象義、附加義的關系，即“知識義”對詞義的生成關系及詞義對知識義的表述關系，并進而從“

詞義”及“知識義”這一微觀角度闡述古代文獻。如果我們將我們所理解的訓詁學作進一步劃分的話，可以劃

分為下列三個部門：一個部門是“詞義生成學”，它探討怎樣從“知識義”生成詞義以及詞義與詞音、字形之

間的生成關系；另一個部門是“微觀文獻疏證學”，（又屬“文獻疏證學”的一個部門），它探討詞義對知識

義的表述關系以及文獻作者怎樣運用詞義與知識義在微觀上生成文獻。

當代的古代文獻詞義考證中“考未知、證已知”這兩種形態，可以列入第三個部門。目前，這一部門比較

發達，在理論上也較前兩個部門成熟得多。但這一部門也存在明顯的缺點，如不講求詞義與“知識義”的關系

，筆記式考據中愈益脫離文獻系統的偏向等等。

那么，我們所理解的訓詁學中的三個部門——“詞義生成學”、“微觀文獻疏證學”與“古代文獻詞義考

證學”之間有什么關系呢？前二者為基礎理論學科，后者為應用學科。

綜上所述，我們對訓詁學提出新的理解，是在借鑒中國兩千年訓詁學史與當代訓詁學觀念及成果的基礎上

形成的，兩千年的訓詁實踐為我們提供了驗證新觀念的場所；“分工派”的理論研究引導我們更接近了真象；

“綜合派”的倡導喚起了我們對訓詁學本質理解上的復歸之心。如果我們對訓詁學的新理解能站住腳的話，那

也是站在前輩巨人臂膀上的登高一望，而不是“代溝”，更不是“斷層”。

注釋

①《國粹學報》第二年24—25期。

②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③齊佩róng③：《訓詁學概論》，中華書局，1984年版。

④王力：《新訓詁學》，見《龍蟲并雕齋文集》第一冊。

⑤陸宗達：《訓詁簡論》，北京出版社，1980年。

⑥陸宗達、王寧：《訓詁方法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

⑦殷孟倫：《“訓詁學”的回顧與前瞻》，見《子云鄉人類稿》，齊魯書社，1985年。

⑧許嘉璐：《關于訓詁學方法的思考》，見《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88年第3期。

⑨趙振鐸：《訓詁學史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⑩李白：《望廬山瀑布·其二》，見《李太白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責任編輯魏嘵虹）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言右加永

②原字打去丁加忽

③原字王右加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