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女性作家文化背景研究論文

時間:2022-11-21 10:34:00

導語:清代女性作家文化背景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清代女性作家文化背景研究論文

論文摘要:根據廣泛搜集來的清代桐城女性文學史料,本文探討了明末心學、婚姻和母教以及桐城特殊的文化氛圍和女性文學興盛的關系,認為心學、婚姻和母教為清代桐城女性文學的發展提供了相對寬松的機會和條件,而桐城特殊的文化氛圍是女性文學創作得以積淀并傳世的主要原因。

論文關鍵詞:清代;桐城;女性文學;原因;

桐城向稱詩歌之鄉。據《桐山名媛詩鈔》記載,清代以降,桐城有女詩人近百家,吳希廉所輯《桐山名嬡詩鈔》序言中云:“吾桐白昔多性癖耽吟之士.而閨閣中亦往然。……我朝選閨秀詩者有王西樵《然脂集》,陳其年《婦人集》,胡抱一《名嬡詩抄》,汪仞庵《擷芳集》,……其以女史選詩者則有王玉映《名媛詩緯》,惲珍《浦正始集》,吾鄉方唯儀則《宮闈詩史》,未聞輯一隅閨秀詩至有百余家者。”清代桐城女性詩歌創作之浩繁。成為整個桐城詩歌創作中別具一格的一道風景,是桐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探究這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形成的原因,首先應該從明末清初整個社會思潮變化的背景出發。

一、明末心學思想的傳播與桐城女性文學創作的關系

影響明代士人風氣的一個特殊因素是心學對理學的沖擊,宋學經明初政府的大力推動,一時形成所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的局面。從朱元璋建國到正德時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與明初嚴密的政治統治相適應,在思想文化領域內,學術上承襲元代,尊重程朱理學。有人曾這樣記敘明初思想界的狀況:

“明興,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見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為功令。士之防閑于道域,而優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從正德至萬歷中期,(1506--1602),是人文注意思潮興起的市民文化期,隨著王陽明“心即是理”的學說大興,宋儒包辦、政府選定的對儒家經典的解釋,除了供科場之用外,不在對士子的行為發生有效的規范作用,在傳承方面,王學倡導的自由的書院講學風行之后,游學大興,官辦學校為之一虛.士人不在學校而到山水坊院之間去“致良知”了,正如明史中所說:“嘉隆之后。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所謂“致良知”學說,認為“喜怒哀惺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而且良知人人皆有,雖眾人、賢人、小人沒有區別。”嘲§董夢石跟晚年的王陽明學道,一次出游回來告訴老師,:“今日見一異事,……見滿街人都是圣人,”王陽明說:“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王艮出游歸,也發現滿街人都是圣人,王陽明說:“你看滿街人都是圣人,滿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翻由此可見,王陽明學說,大大取消了圣人、小人的道德和本體上的距離,這對于與小人并列的婦女是有利的。而且他的良知是融合著“性、情、理、欲”的渾沌未分的“一點骨血”,其中“主真”“主情”“主欲”說與文學關系甚密,而真、情、欲往往被認為是與婦人、女人性近。婦女解放是衡量社會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婦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有待于禮教這根繩索的松動,而這種松動在理論上是由李贄完成的。

王學后進中李贄是談論女性問題并與女性接觸較多的人,有人對他說:“婦人見短,不堪學道”李贄作答書道:“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李贄的“童心”說,從王陽明“良知”而來,但偏重以“真”矯“偽”“假”。他說:“夫童心者,真心也,……絕假純真。最初一念本心也。”闈四‘‘真心”包括“真情”和“真性”,他又說:“念佛時但去念佛,欲見慈母時但去見慈母,不必矯情,不必逆性……真心而動,是為真佛。”眷五他以此為準則來對待一些婦女問題。李贄的這種思想無疑為明代后期乃至清代女性文化的發展打開了一扇窗戶。

而在桐城眾多女性詩人中。以方氏一門,最負盛名。《中國婦女文學史綱》認為“清初龍眠閨閣多才,方孟式、方維儀、方維則姊妹尤杰出。”閻探方氏家學之源流,則多以心學為宗.據黃宗羲《明儒學案》所列,方氏姊妹之祖父方學漸屬心學的重要學派——泰州學派的繼承者:“泰州學派是一個強調以身為本的具有平民色彩的學派,以個人為中心來重新審視個人與家庭、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在婦女問題上認為:婦人、女人在本質上、智慧上是亦同有是理,并不比男子遜色,夫權也不是絕對的,族權主要是用來通財濟貧的……”。學漸育三子,長大鎮,次大鉉,皆進士,季大欽,郡廩生,孟式、維儀乃大鎮女,吳令儀乃大鎮媳,維則乃大鉉女。陳濟生《方大鎮傳》記載大鎮躬親政務,好尚心學,曾與當時名流聚集京師,建首善書院,講學其中,可以說,正是方學漸父子兩代道德學術滋養,至第三代才出現一門名媛彬彬盛況。

二、婚姻的需要與桐城女性文學創作的關系

清代女性文化的繁榮的背后還體現出社會對女性需求層次的提高。清代有禁止官員狎妓的禁令,致使大多數有閑階級的男子們把興趣轉向了自己的家庭,有些買姬妾、蓄家樂,有些便以與妻妾們酬和為樂事,文學畢竟是比較風雅的一種消遣,于是士大夫們爭相效尤,蔚成風氣。對于婦女自身來說,文學成了名正言順的事,更加求之不得.因為不僅她們被束縛的才華終于得到了某種施展的機會,而且還因此增添了家庭生活的情趣,增進了夫妻之間的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們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

謝肇制,《五雜俎》的作者,在一段關于女子之才與色的論述中曾說:“婦人以色舉者,而惹次之,文采不章,幾于木偶也。”他說得非常清楚,美即意味著長相,也意味著文學才華。清代王相母親作《女范捷錄》,其“才德篇”日:“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猶可;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誠非;——蓋不知才德之經與邪正之辨也。”這段話即明確了“才”在“女教”中的位置。“才”之地位的確立。為女性文化的繁榮創造了良機。

《桐城續修縣志》卷之三風俗卷中有這樣的記載:“女家重擇婿.男家亦重擇婦。”謄三雖然文章中沒有詳細列出“男家擇婦”的標準,但我們是否可以推斷出,女子的才學應該是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桐城名嬡詩鈔》一書中記錄了不少閨房之內,夫唱婦和,舉案齊眉的和諧畫面,可見受過良好教育的妻子是成為“閨中良伴”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

張瑩,方中履之妻,性慧,喜讀書,于歸后,即屏棄紛華,從夫學詩,以寫起意,多見道語,不類世俗女子香奩之音。著有《友閣集》;

張姒誼,與瑩為姐妹行,太守同邑姚文燕室,工詩,隨夫宦游蒲亭皇華,而不廢吟哦。文燕每退食,必倚身唱和為樂。著有《保艾閣集》;

姚苑,幼讀史書,好吟詠,年十五歸茂稷,閨中唱和,如良友焉:

姚鳳翔,幼博經史,既歸云旅,分題梧閣,此唱彼和,積稿盈尺:

左如芬,階州知州同邑姚文熊室,伉儷甚篤,文熊遠客,如芬思念,輒賦詩遣悶;

姚德耀,中城指揮同邑馬占鰲室,素嫻內則,性喜為詩,閨閣中倡隨歌詠,互相詩友,不減梁、孟。

三、母教的要求與桐城女性文學創作的關系

“母教”是儒家倫理傳統的一個長久信條。劉向的《列女傳》以十四位模范母親的故事為開篇,是女性訓誡文學的開山之作。到了明代,通過給士大夫的妻、母授予名譽頭銜,明政府從官方正式承認了女性對男性的教育貢獻。桐城一縣,明清兩代,男子外出做官或遠游者不計其數,母親就當仁不讓地擔負起教育后輩的職責。正如《桐城民俗風情》一書中所錄地方民謠:“桐城好,鄉校頌聲傳。都堂繼志開家塾,南路延師啟后賢,膏火給良田。

桐城好,母氏更操心。有父做官還做客,教兒宜古更宜今,宵共補衣燈。”書中且有后記說明:“吾鄉宦游與遠幕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先慈張太君,秉外王母胡母訓,恭儉人慈,深明大義,雖膝下僅不肖一人,而教誨之嚴與煦育之恩并重,故日則竭蹶延師,夜則篝燈課讀,每同志過談時,必于廳事后偵之,或援經道古,語語在名教中,即典衣沽酒出,以助談其興,倘稍涉戲謔,則呵逐立加。”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的培養,非一朝一夕,需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需要有個良好的家庭教育環境。從桐城大作家成材的經歷來看.他們的家庭教育環境有個共同的特點:全是出身于書香之家,父母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對孩子的教育極為嚴格。劉大拋的祖父死后,祖母章大家的眼睛失明“目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樾五歲,與伯兄、仲兄從塾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統奴皆睡去,獨大家偎爐火以待,聞叩門,即應聲策杖扶壁行啟門,且執手問日:‘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即應以‘書熟,未曾撲責。’乃喜”。姚瑩是姚鼐的侄孫,他在得到姚鼐教誨的同時,還得到其母的嚴格家教,用他本人的話來說:

瑩兄弟方幼,太宜人竭蹙延師教之,每當講授,太宜人屏后竊聽,有所開悟則喜,茍不慧或惰,則俟師去而苔之,夜必篝燈,自課瑩兄弟,《詩》《禮》二經,皆太宜人口授。旦夕動作,必稱說古今圣賢事。”桐城的一代文學宗師姚鼐也曾竭力贊揚婦女的才學過人。尤其認為母教對持家、教子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如在《鄭太孺人六十壽序》中,他贊揚“侯官林君母氏鄭太孺人,少善文辭。”在其丈夫死后,他說:“上事姑,下撫兩幼子,辛苦勞瘁,以其學教二子,同一年得鄉薦,季者成進士,為編修。余每與兩林君言論,非世俗淺學也,而皆出于母氏。”

桐城母教之美譽最為登峰造極的是桐城龍泉學博孫森之女,張文端公張英之妻姚氏。據馬其昶所著《桐城耆舊傳》所載,姚氏性好簡樸,雖夫位至卿相,不改其態,生平于《毛詩》、《通鑒》悉能淹貫,旁及醫藥、方數、相上之書,而尤好禪學。子廷玉,繼入翰林,直南書房時,康熙帝嘗顧左右日:“張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獨父訓也。”

四、桐城特有的文化氛圍與女性文學創作的關系

桐城以一縣之地.產生出如此紛繁的女性文學。其原因當然離不開文化之鄉濃郁的文化風氣。一是讀書風,桐城境內,書院多,私塾多,家學多,讀書的人數多,“通衢曲巷,夜半誦讀聲不絕;鄉間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瑯瑯”。學子不僅在本鄉本縣讀書。還到外縣外省讀書,許多人幾歲就學,二十出頭就讀遍經史百家,學問淵博,在科舉考試中蟾宮折桂,名列前茅。“窮不丟豬,富不丟書”這是桐城世代相傳,被奉為金科玉律的民間諺語。

《安徽名嬡詩詞征略》中便有許多桐城女子自小博覽群書的記載:吳令則,……博通經史,小從父學詩,聲調婉麗;吳令儀,……自幼勤學不倦;章有湘,……幼時人塾,常背誦《搗衣篇》《長恨歌》,一字無訛,與姊瑞麟、妹玉璜、回讕、掌珠,并善才名;吳坤元,……幼奇慧,從從祖應賓受書,輒成誦,十歲知屬文;姚宛,……幼讀史書,好吟詠;姚鳳翔,……幼博經史,善吟詠;吳氏,……諸生詢女,幼讀書時,父以“自古以來天氣好”詩句命對,即應聲日:“放懷之處世情疏”,父奇之;方份,……性好書史,幼從祖姑讀,及笄,學益進,……弟自塾中歸,必與討論詩文,一日,弟持師出聯“桐子迎秋老”五字至,未及對,份輒舉唐人詩“桃花帶雨濃”句應之,父大喜,謂工致蘊。公務員之家

二是尊師重教風。明清兩代,桐城縣內私塾遍布,教師頗受尊重,文人從教者多。“與文人賢儒重教重讀相呼應,地方官宦士紳亦積極捐資辦學興教,數百年間,學風熏染,書香四溢”。桐城甚重女教,《桐城續修縣志》指出:“邑重女訓,七八歲時以女四書、毛詩授之讀,稍長,教以針黹尤必習于井臼,雖巨室不嬌慣。”%如姚鼐《鄭太孺人六十壽序》云:“儒者或言文章吟詠非女子所宜,余以為不然。使其言不當于義,不明于理,茍為炫耀廷欺,雖男子為之,可乎?不可也。明于理,當于義矣,不能以辭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辭為之,天下之善也。言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

三是講學結社之風。“桐城地處畿內,易得風氣之先,……明代中葉,朝廷腐敗,部分名宦、碩儒隱居桑梓,傾心辦學。正德十六年,兵部郎中何唐棄官歸里,首倡講學,繼有統自澄設輔仁館,趙鴻賜組織“陋巷會”,方學漸筑“桐川會館”,授徒講學。明末,縣內聚友結賢,講學論政之風更盛,錢澄之、方以智、方文、孫臨結有“澤園社”,胡如理、方咸亨、潘江組織有多種文會,清代桐城派崛起,其代表作家往往躬行力薦,極力倡導教育。”桐城文人足跡遍及全國。一時聽者如云,極大地提高了桐城的文化品位和學術影響。這一學術風尚或形式,影響了家族女眷。據縣志記載: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女詩人方唯儀、方維則、吳令儀等相聚唱和于縣城清芬閣,此為縣內最早的名嬡詩社。在這幾位名媛的帶動和教導下,先后有多位女性從事過文學創作,直至清代,并有集行于世。如方御(方以智之女)、潘翟(方以智之妻)、陳舜英(方以智之子中通之妻)、方如環(中通長女)、方如璧(如環之妹)、張瑩(方以智之子方中履之妻)、張姒誼(張瑩之姊妹)等。

四是撰述風。桐城文人從著名學者到一般文士,皆重著述,差不多人有其書,有的則多至數十種甚至上百種,其內容所及,大到史、哲學、政治、軍事、人才、科學、藝術、文學、小到一邑的道里、風俗、名宦、鄉賢、孝子、節婦、乃至里諺名謠,無所不包,桐城文人還注重文史資料的保存與整理,他們大量整理與刻印邑中前輩的重要著作,形成各種總集。這一傳統使清代桐城女性的文學成果雖經年代久遠,又屢遭兵燹,多數散毀,但我們仍可從《桐舊集》、《桐山名嬡詩鈔》、《桐城方氏詩集》、《桐城姚氏詩集》、《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明史?藝文志》《桐城縣志》《桐城耆舊傳》《歷代婦女著作考》《江南通志》等所錄各家女詩人詩集書目。窺見當日女性創作之盛況。

這些良好的風氣在桐城境內形成了濃厚的文化氣息,積聚了肥沃的文化土壤,桐城女性文化這顆奇葩正是在這種文化環境的滋潤與哺育下成長起來的。